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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读后感的写作，我们还可以展示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写读后感时，可以适当引用书中的语句或段落，用以支撑自己的观点和论述。以下是一些值得阅读的读后感样本，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启发。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一
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后，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是因为书的内容过于激情澎湃，而是又一次回顾了中国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从此刻开始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然而，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在高中的学习时段，我认为原因有一下几点：
第一，清朝封建制度及思想的腐朽。清王朝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政治昏暗，各种矛盾加剧，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禁锢，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财政拮据，军备废弛，武器低劣，封建统治自身已陷入严重危机，连其本阶级的有识士都感到面临“末世”，在这种情况下，御外必然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君权专制形成的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这种万人之上的思想往往引发分裂混乱,造成宦官和外戚专权。当时中国封闭落后，思想保守，无法接受新生事物。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当时掌握战争领导权的人，即以道光帝为首的一伙腐朽封建统治者，他们完全浸沉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对世界大势毫无了解，就连在战争中，道光皇帝既无应战决心，又无明确的计划，战略被动多变，心态极不稳定。士兵们往往不知所措。如此多的弊端终究造成了中国在晚清时期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英军的胜利可谓易如反掌。
第二，清朝政府贪污无能。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清帝国自诩为“天朝大国”，有着传统的虚骄心理，不屑了解外国情况，对于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耻于学习。随自己的国家过于满足。虚骄与欺蒙，造成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不了解，特别是对英国及英军情况的无知、误解，使清廷对于战争进程很难有所预见，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们多是贪生怕死之辈，战斗的主动性积极性极差，与英军打起仗来，成了畏葸卑鄙的懦夫。
第三，中英武器力量悬殊巨大。清军纪律败坏，平时驻守，游手充伍，聚赌贸易，其中有的还吸食鸦片，甚至抢劫百姓。加上清军将帅统率无方，不通兵法，不懂战术，毫无全局观念，难以发挥本来就已很低的战斗力。因此，在战场上往往指挥谬误，措置失当。英军却与此相反。他们文化水平较高，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战略目标明确。作战时，配合密切，能很好地运用战术。从双方的装备看，清军远逊于英军。以兵丁所用枪支为例进行比较，英军主要使用伯克式前装滑膛燧发枪和布伦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射程分别为200和300米，射速为2/3发/分钟和3/4发/分种，清军所使用为兵丁鸟枪，射程100米，射速为1/2发/分钟。在清军看来，英军之师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这是一场两个时代的战争，当时英国在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上明显比中国先进，英国的军事力量明显比中国强，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
从天时、地利、人和角度分析，虽然清朝在国力对比上和进行了工业革命的应该过有一点的差距，但是清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是占有优势的。首先，英国仅仅派出了万余侵略军，并且发动的是以迫使清王朝屈服为目的的局部战争其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被侵略者，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清王朝抵抗外国侵略，能够激发起官兵的敌心，并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最后，清军在本土作战，可以依托预先设置的国防工事，地形熟悉，补给方便;而英军远离本土，交通阻隔，指挥不便，补给困难，人地生疏，水土不服。而清王朝只要能正确地认识和估量敌情，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战胜的。
然而战争确实无情和残酷的，失败是历史，是铁铮铮的，不可改变。我们不妨去想一下其它的因素，比如人心，比如自信，比如团结等，但有了这些就一定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这值得我们深思!毛海建先生在书中为琦善叛国平反，又评判林则徐并不是神人，他不过是清政府中受毒害较轻的一员，以他一人之力并不能力挽狂澜。我以为，在动乱的时代，谁叛国，谁忠贞，又怎能说的清楚。民族之强大并非一人或几人的因素，它是一个综合因素，很复杂。鸦片战争暴露出封建制度治理体系的落后，国家一盘散沙，国家没有一个有力的领导层。皇帝闭目塞听能力不足致使决策昏庸，官僚阶层腐朽昏庸丧失担当能力，像林则徐、关天培这样的但当危亡局面的军政官员凤毛麟角。各级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没有有效地组织动员民众，作战的军队各自为战，各地驻军没有充分的动员起来。
而动员民众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应该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关于民众力量问题，有人认为，只要民众起来了，几千名英军根本不是对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只可惜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甚至认为民众是“乌合之众”。所以在战争中清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分离的，政府没有动员民众，利用民众，民众也没有支持清政府影响。从而致使鸦片战争失败，英、美、法三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屈辱，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这些明显表明清王朝已经丧失了民心!
此次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后，我最深的感悟就是，我们不能片面的去看问题，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因素有限。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历史的真相是否已经完全大白于天下我们尚且不能万分确定，更何况导致历史发展的原因呢?故，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得出合适的理解并加之他人有力的观点即可。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二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在遭到欧洲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并从史学家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介绍了清政府体系化的缺陷。
天朝的崩溃，以历史事实再次揭开失败的伤疤，引人深思。天朝之所以溃败，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的责任，也不是领导者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器不如人、民心不齐、朝政腐败，也都不过是表象。真正溃败的原因，是一个代表着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对抗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的清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个从文化、军事、制度、思想都停留在数百年延续的农耕文化模式里。面对外敌铁甲战舰，清军战略战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列强入侵，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意识保留在皇帝家天下的时代；面对工业文明，从皇帝到百官，思想里仍自高自大，重文理而轻科技，鄙视蛮夷之奇技淫巧。
科技与意识形态共同进步，才能造就新时代文明。思想上的落后，不接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文明，排斥新兴科技，导致了清朝军事、文化、制度脱离了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即使清军抛弃冷兵器，使用了火炮；即使清军将士奋勇抵抗，以身殉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意识武装的外敌，清军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惨败，经历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怆。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无论上一种文明多么庞大(据英国学者研究发现，18世纪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是英国的8倍、日本的9倍)，也会瞬间土崩瓦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个知识文明的脚步声也已时隐时现。只有思想上积极准备，充分重视，及早跟上知识文明的脚步，才是中国复兴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给我的最深切体会。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三
阅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心中激荡起的无数反思的涟漪，难以平复。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四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今天我看了《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气愤，因为颠地把英国，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1835年，中国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害得无数无家可归，妻离子散，沿街乞讨。
林则徐奉道光皇上指令：如果不赶快禁烟，几十年后，中国恐怕没有能够作战的士兵，也没有充作军饷的白银了，所以林则徐把收缴到的230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上统统销毁，引起万众欢腾，山呼海啸。
我看了《鸦片战争》这部电影使我对这位一百多年前的这位禁毒英雄――林则徐，产生了无比的敬佩之情。他不为个人利益，不畏强权，不顾个人生死，坚决的打击毒品，这部电影使我了解了毒品对我们的危害，它会吞噬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因此我们要从小立志，努力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人。
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有喜有忧、有悲有痛。而最让我难过、让我触动最深的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是中国人的一场恶梦。那时，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清王朝停滞不前、国势日下、萎靡不振，变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远隔重洋的西方列强看上了嘴边这块肥肉，通过各种手段向中国人倾销害人的鸦片，蚕食国人的身体和斗志，为武力征服做好准备。后来，果不其然的发动了鸦片战争，和无能的清zf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既赔钱又割地，我心情非常沉痛！
国土面积还不到我国十分之一的小日本，在1937年侵略我国，想把太阳旗插在我国的领土上。经过先辈英烈的英勇顽强抗战，小日本投降了。现在小日本又想侵略我国，痴心妄想地想把我国的钓鱼岛纳入他们的版图。我想：连我都不答应，全国人民能答应吗？现在的中国在gcd的领导下，无论是经济、军事，都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已经由羔羊变成了一头威武的雄狮。我不由开心地笑了！
我要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先烈的英勇斗志，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纵观鸦片战争，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大清帝国，为何如此惨败？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在遭到欧洲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并从史学家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介绍了清政府体系化的缺陷。
天朝的崩溃，以历史事实再次揭开失败的伤疤，引人深思。天朝之所以溃败，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的责任，也不是领导者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器不如人、民心不齐、朝政腐败，也都不过是表象。真正溃败的原因，是一个代表着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对抗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的清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个从文化、军事、制度、思想都停留在数百年延续的农耕文化模式里。面对外敌铁甲战舰，清军战略战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列强入侵，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意识保留在皇帝家天下的时代；面对工业文明，从皇帝到百官，思想里仍自高自大，重文理而轻科技，鄙视蛮夷之奇技淫巧。
科技与意识形态共同进步，才能造就新时代文明。思想上的落后，不接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文明，排斥新兴科技，导致了清朝军事、文化、制度脱离了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即使清军抛弃冷兵器，使用了火炮；即使清军将士奋勇抵抗，以身殉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意识武装的外敌，清军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惨败，经历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怆。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无论上一种文明多么庞大(据英国学者研究发现，18世纪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是英国的8倍、日本的9倍)，也会瞬间土崩瓦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个知识文明的脚步声也已时隐时现。只有思想上积极准备，充分重视，及早跟上知识文明的脚步，才是中国复兴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给我的最深切体会。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中国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在亡国灭种的边缘上，才忽然从梦中惊醒，惊醒之后却还想要睡个回笼觉。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五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六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七
前两天读完了茅海建老师的这本著作，他在书的开始写下这样一行字“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不禁让我深受感动，也充分认识到这样一本书一定是严谨地、深刻地去重新分析那场发生在一百八十多年前的中英鸦片战争。因此，我也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茅老师写的这本书，茅老师很好地分析了琦善、林则徐、伊里布、道光皇帝这些历史人物在鸦片战争中的影响，也从战争的过程、武器、后勤等方面分析了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原因。整本书读下来会感觉到一种压抑之情，确实鸦片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都始终有一种鸦片战争之殇……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历史带来的影响。
茅海建老师是一位潜心做考据的历史学家，平时几乎不太抛头露面，在网上也很难看到他讲课的音频，但他写的书还是非常值得阅读的。过去我读过两遍陈旭麓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先生的语言十分生动，他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的讲述使我受益匪浅。如今，读先生的学生茅海建老师的书，我也仍然是深有感触，不仅是钦佩茅老师那种沉浸于图书馆专心做考据的治史态度，也十分赞同他对于鸦片战争再研究后的一些新颖的观点。尤其是先生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以及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分析方法，我非常赞许。琦善真的有那么坏吗？林则徐真的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吗？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就拿林则徐举例，他一直被历史书形容成一位伟大的、不折不扣的爱国民族英雄，但他在平定叛乱途中去世，临终前仍然牵挂的是道光皇帝，爱国是为了忠君，作为清朝臣子，林则徐对于道光皇帝的忠诚是无可厚非的，他顶住了各方压力，毅然决然地在虎门销烟，不也是秉承道光皇帝的旨意吗？只不过是在后来的舆论宣传下成为了一位英雄，林则徐虽然也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就像陈旭麓先生所述的那样“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改革有逸出旧轨的倾向，但其根本目的乃是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历史往往使得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正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军成为了后来推翻他们统治的主力军。”至于琦善呢，就更谈不上卖国求荣了，再与英人的谈判中妥协退让，甚至蒙骗道光皇帝，但是琦善这样做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至于英人用财贿赂琦善，这更是有违常理，琦善家境非常优越，绝非小利小惠可以打动，英人也不会在外交过程中采取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在茅老师的书中分析都能一一看出。因此，后人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容易强化历史人物的性格和作用，这往往背离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真相。我又想起了王国维先生那句话，“所谓哲学，不是可爱的就是可信的，可爱的不可信，而可信的不可爱。”对于历史来说也是如此，三国演义的情节谁不喜欢？但他有虚构成分，而司马迁写的《史记》也有夸大其词和虚构捏合的成分。历史人物也是人，人就离不开七情六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道理。西方一直以来妖魔化了希特勒，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都在希特勒身上，这也是对于希特勒的一种妖魔化。英国修正学派历史学家a.j.p泰勒就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既没有英雄，也没有恶棍的故事，而是西方各国政治家忙中出错的结果。汉娜阿伦特在听完艾希曼的呈堂证供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术语叫做“平庸之恶”，即意识形态下无责任、无意识的犯罪。其实有很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事件时都会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我们也不应该仅仅把历史发生的原因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记住是时势造英雄，而非是英雄造时势。可我们人类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往往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国民党猛将胡琏往年潜心研究南宋历史，特别喜欢岳飞这个人，他认为当时国民党败走台湾和大陆共产党对峙的局面有点像南宋岳飞抗金的时候，而台湾的教科书上给诺曼底登陆这个历史事件的标题是“反攻大陆”。正所谓历史无情人有情，真实的历史其实就是像茅海建老师一样潜心做考据，是为治史之态度，所以才难能可贵！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八
阅读后的感觉是指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和一首音乐，然后将这种感觉和启示写进一篇文章，称为阅读后的感觉。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我早已久仰大名，但直到前一段时间才把它看完，因为一边要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这本书毕竟不是教材，所以我是抽空余时间来看，前前后后看了有一个多月，才把这本五百多页的著作读完。当时只觉的自己对鸦片战争曾经的固定记忆完全被打破，我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完全相同，但过程却是如此令人疑惑、不甘甚至愤恨的鸦片战争。但是我读罢此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今日再想写写感受，却已经记忆模糊，只能回忆起些许片段，还要再翻开书本才能唤起记忆。
虽说是名为读书感，其实我读的时候根本就没做笔记，只是在书上做些些不疼不痒的记号，把自己觉得有意义或者有疑问的地方标识出来，日后若是再翻到，说不定就茅塞顿开了。
书的一开始，是从琦善卖国论说起的。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一目了然。
在坏人的队伍中，琦善大约可属"最坏"的一类，因为他犯有无论古今中外都视为不赦的罪行——卖国。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会饶恕自己历史上的卖国贼。
关于琦善卖国论，由来已久，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有大臣弹劾琦善收受英国人贿赂，私自签订穿鼻草约。琦善卖国论在近代百年几乎被做成了铁案，李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里，也是将琦善称之为主和派，虽未直接言明其为卖国贼，但暗指之意确有之。但茅海建老师在绪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后面的正文中给予了详细的论证，虽然茅海建老师自己说，这不是为琦善"翻案",但从直接结果来说，说这是翻案也没什么不妥。
自古皇帝犯错，大臣担责，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皇帝乃九五之尊，天命所归，是国家的象征，百姓心中的完人，他又怎么能犯错误呢？所以这个责任，只能有臣下来承担，林则徐很不幸成为了第一个，而琦善很快就成了第二个。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蒋廷黻先生就为琦善翻过案了（详见《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并将其称之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家，评价之高似乎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本书中茅海建老师利用中英双方的许多文档资料，证实了琦善不过是个能力平平的人，并非卖国贼，也并非所谓出色的外交家。琦善最先察觉中英军事实力差距，因此他主张"抚夷",但是当时在朝中剿夷派正盛，而道光皇帝也雄心勃勃要向英夷展示天朝国威，现在上奏"抚夷"等于自寻死路。琦善纵横官场多年，科场文字（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一段关于所谓科场文字的论述，即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朝中官员的奏本开始趋于圆滑，常常避重就轻以迎合上意）、官场规矩自然谙熟于心，自然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而他又不敢直言英国人船坚炮利，怕触怒了皇帝天威，于是便开始扯谎奉承。当然了，此优良传统也被琦善的后继者们继承了下来。
"体制问题"恐怕是最让人关注的点，从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茅海建老师对于清朝体制的疑惑甚至可以说的愤慨，从军队编制，到战术战略，再到中央决策，皆是自说自话，判断不经实际调查，自恃"天朝国威",认为英夷不值一提，却又在失败之后不肯承认英国人更胜一筹。当时的国家领袖道光帝资质平庸，茅评价其为：才华不如其祖父乾隆，精明不如其曾祖雍正，胆略不及其高祖康熙。从书中所描述来看，道光帝还是个善于推卸责任且摇摆不定，决策能力及其有限的皇帝。
而当时的清朝主力部队是八旗绿营，对抗英国的主力是绿营。而作为主力的绿营，军备废弛，军纪崩坏，平时不训练，一到训练师便雇人过去充数。而且很多部队还存在大量挂名的现象，即吃空饷。且绿营所配备的装备也是最差的，而且鸦片战争期间从各地调兵至沿海，短需一月，长月三月或百日，兵还未到，战争就已经结束；且这些部队还在途中骚扰百姓，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莫说顽强抵抗击退敌人，只要不阵前溃逃就是军纪严整了。
再说战术战略，林则徐号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却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一口咬定，只要切断供应英国人的茶叶与大黄，英国人就会因为不消化而死；还说英国人绑腿太紧，因此难以弯曲，故不善陆战。（此想法可能来源于康熙时期马嘎尔尼来华以及嘉庆时期阿美士德来华不愿跪拜的事件，这完全是个人臆测，但奇怪的是当时无人质疑）且林则徐在虎门的布防，茅称之为"书生思维",在用中国传统的防守思维对抗近代化的英国海军。而且林则徐去广州后首先查封了商馆，此做法很可能是借鉴之前的两广总督卢坤。律劳卑事件所造成的两个后果：一是是英国人明白了没有充分的准备不能擅自对这个古老的帝国开战；二是是天朝大吏产生了错觉，认为只要控制商馆即可扼助英夷的咽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这也间接使得英国人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次英国人在广州得胜之后，便溯江而上想去京城面见皇帝，为琦善拦在天津，英国人递去"禀帖"要求惩办林则徐，开通商口岸，赔偿烟价等等要求。而翻译！！！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英国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附属，他们要求与清朝大员平等交往，但大清官员不这么想，毕竟是天朝上国，怎么能跟别人平等交往，于是翻译便成了一副下人向皇帝乞求的姿态，这也使得道光帝开始由剿转为抚，琦善自然理所应当的上位。
之前说了，琦善因为"穿鼻草约"被弹劾而被列为"斩监侯",其实他确实是在努力减伤清朝的损失并结束战争，而穿鼻草约中所谓的割让香港，在琦善的意识中应当属于让英国人暂住之意，而这也曾上奏过光绪帝并得到批准。所以，琦善被革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道光帝政策转变的牺牲品，在这之后，朝中主剿夷的声音又占据了上风。而之后的继任者杨芳、奕山、颜伯焘、裕谦、奕经等人，完美展示了一个天朝大员炉火纯青的科场文字功力，他们可以将大溃败说成小胜仗，将不痛不痒的微小胜利描绘成惊天动地的大胜，道光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根本不了解战场之上的真实情况，也当然不可能做出准确而正确的决策。
读完全书，还会觉得"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天朝大吏的心中，所有官员都认为清朝是天朝，而英国不过是夷狄，即使战争输了，天朝的文化也是远远优于夷狄的。这就使得国内几乎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中英之间的现实差距，而且有些官员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敢说，一旦有这种声音出现，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斥为卖国贼还好，弄不好触犯了圣上，乌纱帽都保不住。
当然在整个战争中，也有誓死力争并献出生命的烈士。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自不必说，主战派颜伯焘、裕谦，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保卫战中的守城将士与三总兵葛云飞、王锡鹏、郑国鸿壮烈殉国、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等。即便不论黑白忠奸，这些人保家卫国的气概也值得钦佩。
最后便是历史的反思。茅在最后一章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研究鸦片战争史时，很快就得出结论：清朝迎战必败，应尽早与英国缔结一项对自己有利的和约。这当然是一种假设。可是，这么一来，我就遇到了来自内心的两项驳难：
一、按照这一判断，清朝就不应抵抗，英国军舰一开到中国海域就立刻投降？
二、按照这一判断，在战场上英勇抵抗的清军将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鸦片战争后，朝中一片欢腾，似乎像打了胜仗一般弹冠相庆，没有人为这次战争做系统的总结。道光帝年事已高，只想得过且过，而参与在战争中的那些人：林则徐、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颜伯焘、耆英，没有人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看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并想要为其变革出一份力，相比于邻居日本，在被黑船叩开国门后，他们的反应又如何？仅仅四十年后，蕞尔小国日本将曾经的老师按在地上摩擦。《南京条约》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标签，而《安政五国条约》成了日本近代成功之母。
纵观鸦片战争，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大清帝国，为何如此惨败？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全面分析了鸦片战争时期在遭到欧洲经济、军事和外交冲击时，中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并从史学家角度，以冷眼旁观的心态，介绍了清政府体系化的缺陷。
天朝的崩溃，以历史事实再次揭开失败的伤疤，引人深思。天朝之所以溃败，并不是某几个历史人物的责任，也不是领导者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器不如人、民心不齐、朝政腐败，也都不过是表象。真正溃败的原因，是一个代表着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对抗一个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时的清朝，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是一个从文化、军事、制度、思想都停留在数百年延续的农耕文化模式里。面对外敌铁甲战舰，清军战略战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面对列强入侵，百姓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意识保留在皇帝家天下的时代；面对工业文明，从皇帝到百官，思想里仍自高自大，重文理而轻科技，鄙视蛮夷之奇技淫巧。
科技与意识形态共同进步，才能造就新时代文明。思想上的落后，不接受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时代文明，排斥新兴科技，导致了清朝军事、文化、制度脱离了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即使清军抛弃冷兵器，使用了火炮；即使清军将士奋勇抵抗，以身殉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现代意识武装的外敌，清军面对的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惨败，经历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悲怆。
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无论上一种文明多么庞大(据英国学者研究发现，18世纪的大清帝国的gdp占世界三分之一，是英国的8倍、日本的9倍)，也会瞬间土崩瓦解。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下一个知识文明的脚步声也已时隐时现。只有思想上积极准备，充分重视，及早跟上知识文明的脚步，才是中国复兴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给我的最深切体会。
阅读完《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心中激荡起的无数反思的涟漪，难以平复。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鸦片战争再研究读后感篇九
1842年的中国，仍处于落后的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中，面对已经步入君主立宪制的近代化英国，清朝统治者竟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及外交策略与当时已纵横四海的英国进行对抗，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斗争。这场战争，清朝不仅输在了科技与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落后的封建制度。清朝统治者傲视“四夷”的“天下”观，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和外传的历史传统，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并不低于西方水平的自信。
茅海建先生在书中，从为琦善卖国贼的平反到打破林则徐神话，从介绍清朝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到介绍英国的当时的船坚炮利，从战争的起始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看到的是腐朽制度的沦陷过程，是天朝崩溃的根本所在。但当时的统治阶级却完全没有觉醒，依旧沉沦于“天朝”的美梦，朝臣们关注自身利益，本来该为中国朝阳的年轻一代，也在延续着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昏暗时代，即便现在看来，我也止不住的颤栗。
仅仅到此，我已感慨万千。首先我羞于自己对历史的了解，犹记得高中时候历史课本中介绍的中国近现代史，我曾片面的认为林则徐是十足的名族英雄，琦善是恶劣的卖国败类，我曾“认真”的思考，如果当时的中国多出几个林则徐，关天培，斩尽所有的琦善跟耆英，林则除等人若不受到排挤，一心一意抗击英军，那么中国在鸦片战争之中的胜算有多大??当时的我在接受名族英雄们的熏陶之中，将战争之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制度，抛诸脑后。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多出几个林则徐，少几个琦善，耆英就能避免中国被瓜分的厄运。天朝的崩溃，实质上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在面对先进的君主立宪制时的整体的崩盘。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朝的统治者在国家被瓜分之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
进科技改造自己，使得日本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时代，最后到达了可以参与直至主导侵华战争的列强水平。其中原委，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或许我可以尝试说服自己，是因为日本没有悠久的历史文明，缺少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没有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系，使得日本更好的率先的做出亚洲国家由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达到了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转变。或许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段历史，用辩证的眼光去接受历史，以史为鉴，做出我国当代社会应有的改变，才能更好更快的实现美丽的中国梦。
阅读完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之后，我明白了历史永远没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将历史的优秀描述成神话，把错误粉饰得壮烈，那么这样，将会使历史成为一个民族前进的绊脚石，一个民族想要获得不断前行进步的力量与动力，必须正视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可能无比的沉重。而我在书中的收获除了更全面更辩证的了解的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始末，认清历史之中“爱国”与“卖国”的道德评判标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真正的做到以史为鉴，知行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