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法律调研报告(精选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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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调研报告篇一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返乡农民工越来越多，切实开展“应对金融风险，推进科学跨越”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暖民心工程”尤为重要。切实抓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对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平安株洲”、“和谐株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援助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法律援助，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满足农村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的需求，推动了农村维权工作的深入开展。

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基本情况

为切实加强我市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享受法律援助，市、县（市、区）两级法援中心在、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市司法局的领导下，采取了切实措施，全面加强农村的法律援助工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服务保障。近年来，我市经济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困难户增多，法律援助事项较多，需法律援助的对象增加，每年筹措的经费不足需求总额的四分之一。法律援助经费短缺是开展援助工作的瓶颈，制约着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劳务输出工作力度的加大，全市在外务工农民总量逐年加大，劳务输出的主要在江、浙、京、津、粤地区，大多数为青壮年，文化程度偏低，主要从事建筑、服装加工等工作。劳务输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外出人员多，从事职业杂，分布地域广。二是以年轻人为主，男性多于女性。近年来，妇女劳动力在劳务输出中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三是有文化、懂技术的年轻劳动力越来越成为劳务输出中的骨干力量。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力不从心，还不能做到应援尽援。从近几年办理农民工维权案件情况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劳动报酬得不到保障，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劳动休息权得不到保障；三是劳动安全防护措施差、缺乏安全教育，导致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且得不到应有的救治；四是劳动保险不到位，非法剥夺农民工依法享有的各项劳动保险权益；五是缺乏合法、完备的用工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的权益无法保障。

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1、农民自身因素

由于农村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低下，一旦人身、财产等权益受到侵害时，习惯于传统的行政协调，而不愿意诉诸于法律解决问题，他们往往怕“官官相卫”，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怕“打赢了官司输掉了钱”，得不偿失；怕复杂而漫长的诉讼程序，耗时费力。也有些农民则根本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途径维权自己的合法权益，使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２农民工依法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一是仲裁、诉讼环节多，农民工维权成本高。二是劳动法规定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及一裁二审的法律程序，大量简单的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强制执行才能完成，导致农民工维权之路过于漫长。工伤维权则程序更为复杂。三是农民工维权案件调查取证难。多数农民工不知道签定劳动合同、不懂得如何签定劳动合同，或在用人单位拒不签定合同的情况下接受用工条件，使各方面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农民工案件普遍存在着无劳动合同、无养老保险和无福利待遇的“三无”现象。四是农民工维权案件执行难。

３、法律援助经费不足，将制约着农村援助工作的开展。

证和其他诉讼活动中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不仅严重挫伤了援助工作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将造成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

４、法律援助工作者人员少，难以使符合受援条件的困难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三、对策及建议

做好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等环节多管齐下。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对下一步加强农民工维权工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完善体制、加强沟通协调，质量监控、确保实效。

农民工维权涉及到部门很多，应当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建立相关部门的协作机制。有关机构和人员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过程中，需要调取相关证据，劳动、建设、公安、安全生产管理等部门要给予支持和配合，更好地解决农民工维权中取证难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为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过程中，要主动与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卫生、工商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和行政执法的衔接。

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方案》。同时，法律援助中心还要严格实施质量监控，建立《援助案件质量监控制度》和《三回访制度》，将为民办实事的对象拓展到了所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使法律援助真正惠及广大农民工。

（二）援助及时，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降低标准。

对情况特殊、无法提供身份证明或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有事实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或者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严重事件的，或者遇到即将超过仲裁时效或者诉讼时效的，先予受理。积极探索以非诉讼方式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模式，为农民工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要借鉴人民调解的工作流程，逐步形成一套处理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的调解机制，对婚姻家庭、劳动报酬、工伤赔偿、交通事故赔偿等援助案件首先以非诉调解的方式加以解决，解决不成的再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既减轻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促进矛盾的化解。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规定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审批时间限制在3个工作日内。规定农民工申请的一般案件当天审批、当天指派。对涉及人数众多的群体性农民工维权案件，先行指派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事后补办有关审批手续。对因公致残的农民工案件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办理。

难条件。在考察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仅略高于本地每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后，对农民工的各类法律援助申请一律免于审查经济困难条件。

（三）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力度，破解难题，依法维权。

一是统一部署法律援助宣传活动，加大-法律援助宣传的广度。根据省厅关于扩大-法律援助宣传的要求，结合“3·15”、“12·4”等维权日、法律宣传日等活动开展大型法律援助宣传，在主要街道、社区悬挂过街横幅，村镇粉刷标语；制作法律援助公示栏。二是传统手段与立体宣传相结合，加大-法律援助宣传的深度。加强农村法律援助站点建设，健全法援网络。通过在农村发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传统的宣传形式和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宣传，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深度，努力破解困难群体“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切实利用好与市电视台联合开办的《法律援助在行动》栏目，现场解答法律咨询，以案说法。

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区农村和农民工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成为法律援助面临的新课题。

一、当前我区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我区农村和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情况

我区系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省区，农村人口比例较大，约340万，占人口总数的55.02%，农村贫困人数近26万人。目前，全区区内农民工近50万人，其中来自我区农村的有35.4万人，来自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周边地区及河南、四川、湖南、江苏等的有14.6万人。主要分布在建筑、餐饮服务、采矿等行业。每年向区外输出的农民工在40-65人万左右，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新疆以及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外出农民工返乡率在10%-15%之间。以固原市为例，今年初全市外出务工人员返乡34354人，占全市输出总人数的12.67%。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6767人，占返乡总人数的19.7%，主要分布在电子、制鞋、纺织、食品加工、玩具加工等行业；受季节性用工返乡27587人，占返乡总人数80.70%。从受援人的情况来看，我区农村受援人主要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受援农民工大多数为青壮年，文化程度偏低，主要从事建筑、加工、餐饮服务等工作。从事职业杂，分布地域广，男性多于女性。

（二）涉及农村及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类型

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取消农业税、耕地补偿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更注重自己的土地。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区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因企业倒闭大量返乡，纷纷要求租种土地，由此引发的纠纷成为农村新型案件，并呈快速上升趋势。以青铜峡市为例，2015年前该市每乡镇年受理此类案件在10件左右，2015年迅速上升到20件左右，增幅达到1倍，且这类土地纠纷争议较大，难以协调解决。

2、劳动争议纠纷。2015年，我区办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967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20%。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纠纷多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权利义务不明确；二是用人单位长时间无故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三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缺乏安全教育，安全防护措施差，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四是用人单位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致使农民工在养老、失业、生育、工伤、医疗等方面待遇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雇佣人身损害赔偿两种，其中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较多，占此类纠纷的70%左右。

4、家庭婚姻纠纷。2015年，全区办理赡养、抚养案件434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8%，其中90%集中在农村。另外，农村中仍有一部分青年尤其是回族青年只是按民间习俗或宗教礼仪举行婚礼，不办理婚姻登记，发生矛盾后，彩礼返还、婚姻关系、分家析产等纠纷时常发生，妇女儿童往往成为弱势群体。

5、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近年来，农村家庭中父母外出打工增多，许多农村未成年人缺乏父母管教，无心学习，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甚至盗窃、抢劫。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有所增加，不容忽视。

二、我区开展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作法

（一）建立了纵横交错，遍布区内外的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在全区所有乡镇及村委会全部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点）。依托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区、市两级农民工法律援助网络体系，在所有劳务市场设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窗口，在各县、市（区）相继成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与上海、北京、山东、陕西等12个省区（市）建立了省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联系，为外出打工的我区农民工就近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触角实现了全面覆盖。

（二）创新了法律援助服务方式。组建了全国首家“宁夏法律援助志愿律师服务团”，组织全区630余名志愿律师深入乡村、工地等，无偿为农村困难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对农民工实施“一送四抓”工程，即：外出前抓法律培训、外出时送法律“指南”、进城时抓服务保障、务工中抓法律服务、回乡后抓法律咨询，把法律武器交给农民工。同时，与劳动、工会、信访、法院等部门联手开展农民工维权工作，建立了“农民工讨薪快车道”，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扩大了法律援助覆盖范围。严格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对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及工伤保险待遇的，不再审查经济条件，实行“零门槛”服务。今年，根据宁夏实际，制定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办案程序规则》，将农民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地、拆迁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因企业改制、重组或兼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因劳务关系、雇佣关系请求劳动报酬和损害赔偿的等事项纳入到援助范围内，做到了应援尽援。

（四）畅通了法律援助服务通道。在全区推行“农民工绿卡”制度，对持卡人简化案件审批程序快速办理，实行“三优一上”服务，即：对因公致残的农民工优先接待、优先审查、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农民工提供上门服务。针对涉及农民及农民工的案件普遍缺少证据，不愿诉讼的心理，推行法律援助案件调解程序前置的做法，依托街(镇)司法所和社区人民调解组织以调解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2015年至2015年，全区各级法律援助机构通过非诉讼方式成功办理了2000余起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帮助农民工索回工资及赔偿款额达650余万元，为3000余名农民工维护了合法权益。2015年第一季度，全区涉农已结案件中有52件通过法律援助人员参与人民调解方式解决，占已结非诉案件的75.39%，这种成本低、效率高、效果好的援助形式得到农村困难群众的欢迎，受援人满意率达到100%。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农民和农民工怕“打官司”。由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又低，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极端方式或依赖于行政协调，而不愿意诉诸于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他们一怕“官官相护”，二怕“打赢了官司输掉了钱”，得不偿失，三怕时间耗不起。也有些农民则根本不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援助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石嘴山市的调查数据来看，有70%农民及农民工都不愿意诉讼解决，其中怕伤和气的占25%，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15%，而有60%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

证困难;三是案件执行难。农村土地、婚姻家庭纠纷，由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使受援人往往赢了官司却没办法执行。农民工劳动纠纷案件因程序多、时间长，一些案件到终结时，有的用人单位已不存在或老板已逃之夭夭，导致案件执行困难或无法执行。

（三）法律援助人员不足，供需矛盾突出。近年来，我区农村和农民工请求法律援助的越来越多，每年增长近20%。2015年，我区将土地纠纷等涉农案件扩大到法律援助事项后，涉农法律援助案件呈大幅增长趋势。据测算，一个县（市、区）法律援助机构要完成日常咨询接待及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业务指导、经费使用与管理、统计及档案管理等各项工作，至少需要5名工作人员，但全区26家法律援助机构只核定编制62个，有专职律师35名，其中9家机构没有律师，难以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各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基本无专职工作人员，由司法所长兼任，一些社团援助工作站也因无专门人员导致有名无实，作用得不到发挥。

（四）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影响服务质量。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相对于其他案件来说，所需费用更多。据测算，我区法律援助平均办案成本为：刑事案件800元、民事案件1000元、行政案件800元。随着社会发展和物价的上涨，办案成本还将不断提高。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我区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法律援助经费投入不足。全区26家法律援助机构，现列入财政预算的机构仅有15家，且预算资金保障较低，多为20000至30000元，多数地方办案补贴只能依赖中央和自治区财政拨付的经费，很难满足工作需要。2015年以前，我区办案补贴标准执行的还是2003年提出的每件200至400元标准，实际发放水平仅是应发额的三分之一左右。2015年，我区全面提高了补贴标准，但与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办案成本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无法有效调动社会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造成法律援助专门人才的流失。同时，各地基本没有宣传和培训经费，无法开展长期的培训和宣传工作，群众对法律援助的知晓率不高。另外，《司-法-部财政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要求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专项资金，但我区目前还没有农民工工作的专项资金，经费不足造成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

（五）机构规范化建设水平较低，服务功能落后。我区各法律援助机构90%与司法局合署办公，办公设施普遍陈旧，办公用房拥挤，没有必备的接待咨询工作场所。有些法援机构没有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基本的办公设施，更没有办案交通工具，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资料；有些法律援助中心所处的楼层较高，无法建设无障碍设施，不利于残疾人、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群众前来咨询或申请法律援助，影响了法律援助业务的开展。

（六）法律援助工作程序较为繁琐，服务效率不高。我区各法律援助机构在办理审查、指派时，使用的是司-法-部及自治区统一的文书表格，有申请表、审批表、援助决定书、告知书、指派通知书、援助协议、委托书、征询意见书、结案报告等10多种，内容多，要求细。而农民及农民工案件往往是群体性案件，动辄几十人前来申请，仅办理相关手续就要耗费大量时间，有时会造成群众的不理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

四、对策及建议

每季度为农民工至少解决一件维权方面的实事。通过宣传，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在农村的知晓率，增强农民和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引导他们通过正常渠道维护合法权益。

（二）建立广泛实用的协调协作机制，形成维权合力。一是建立法律援助与劳动监察、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等部门的衔接协调机制，实现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劳动纠纷协调配合机制；二是与审判机关在案件承办中的对接协调机制，对农村赡养、抚养纠纷，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等案件落实诉讼费用的减免，实现快立、快结；三是在农民工集中的企业聘请法律援助联络员，协调处理矛盾纠纷；四是进一步完善省际间法律援助协作，建立法律援助案件异地协作通报联席会制度，完善日常的信息沟通机制，共同做好异地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和案件办理。

（三）延伸服务到执行，突出法律援助实际作用。对农村赡养、抚养，交通事故、工伤事故赔偿、农民工因长期拖欠工资或因突发事故身体造成严重残疾致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的法律援助案件，要推行案件协助执行制度。在案件办结后，承办人员协助受援人申请执行，通过积极协调执行机构，帮助查找被执行人及财产，保证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执行。

（四）加大调解办案力度，提高农民和农民工案件办理成效。通过加强对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业务指导，发挥基层调解组织职能，将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对接，并做好与审判机关在案件调解工作上的衔接。鼓励运用非诉讼途径处理矛盾纠纷，以缩短办案周期，降低办案成本，解决农民和农民工诉讼难和胜诉难问题。

（五）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保证农村和农民工援助需求及时得到满足。简化审批手续，精简文书表格，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承办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事后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针对农民工追讨拖欠工资时间集中、民工集中、工地分散等问题，在每年清欠工作集中的时间段，组织强有力的援助力量，保证求援农民工随时给予援助。在一些重点地区，设立周六接待制度，方便民工咨询和投诉。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和群体性事件，还应设有应急机制，必要时组织农民工维权律师团，及时调处和解决重大事项和群体性事件。

（六）争取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为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把法律援助经费全部列入财政预算。积极落实国务院5号文件，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推动基层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进程，保证办公用房和基本设施，有条件的地方达到无障碍标准。争取为偏远地区配备交通工具，使其更好的服务农村弱势群体及农民工。同时，广泛开辟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探索建立资金筹措的社会化、经常化机制，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法律援助事业中来。

（七）进一步加强基层援助工作人员的配备和培训力度，使农村和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有人抓有人管。一是通过改善和提高专职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资、福利待遇，将其编制纳入公务员系列，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专职法律援助队伍。在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使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真正发挥其作用;二是切实监督社会律师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保证每名律师都能完成规定的年度法律援助任务;三是加强志愿者管理工作，引导他们深入农村和农民工中，运用各自优势提供援助服务，补充法律援助队伍的不足;四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培训，提高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建立健全和完善办案监督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八）加强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农民和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结合“五五”普法，指导有关涉农单位在为新农村和农民工服务中增加法律援助内容。加强对用工单位的法制宣传教育，明确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规范企业管理行为，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与政策，预防和减少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的发生。协调各级新闻媒体，把在农村和农民工维权工作中有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作为典型广泛地予以宣传、表彰，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农民和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法律调研报告篇二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大体包括以下几种法律法规：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和规章等。

1、法律：

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通过后，由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因而，法律的级别是最高的。

法律一般都称为法，如宪法、刑法、劳动合同法等。

是对法律中某些条文或文字的解释或限定。这些解释将涉及到法律的适用问题。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做出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还有一种司法解释，即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解释，用于指导各基层法院的司法工作。

3、行政法规：

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通过后由国务院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这些法规也具有全国通用性，是对法律的补充，在成熟的情况下会被补充进法律，其地位仅次于法律。

法规多称为条例，也可以是全国性法律的实施细则，如治安处罚条例、专利代理条例等。

4、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其制定者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相当于是各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

地方性法规大部分称作条例，有的为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细则，部分为具有法规属性的文件，如决议、决定等。地方法规的开头多贯有地方名字，如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

5、规章：

其制定者是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这些规章仅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有效。如国家专利局制定的《专利审查指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

还有一些规章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仅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的决定》、《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等。

一、法律法规具有明示作用。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法律所具有的明示作用是实现知法和守法的基本前提。

二、法律法规具有预防作用。对于法律法规的预防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明示作用和执法的效力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治力度的大小来实现的。法律的明示作用可以使人们知晓法律而明辨是非，即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绝对禁止的，触犯了法律应受到的法律制裁是什么，违法后能不能变通，变通的可能性有多少等等。这样人们在日常的具体活动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来自觉地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来达到有效避免违法和犯罪现象发生的目的。严格及时有效的执法也可以警示人们，未违法，违法必受罚，受罚不可变通也。这样可以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上建立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思想行为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收到欲方则方，欲圆则圆的良好的规范效果。

三、法律法规的校正作用。也称之为法律法规的规范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校正。

四、法律法规具有扭转社会风气、净化人们的心灵、净化社会环境的社会性效益。理顺、改善和稳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提高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和文明程度。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则是一个高度秩序、高度稳定、高度效率、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也是法制的最终目的和最根本性的作用。

法律调研报告篇三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自然的关注着法制的发展和建设，“农民工”是当今比较热门的话题，同时是值得关注和关心的群体。10月24日温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大潮。

诚然，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全部的生活寄托，一旦没有保障，发生拖欠，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被寄回家乡的工资，具有外溢效应，是农村最重要的资本积累，一旦被割断，将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着眼于此，本文将调研目标定为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样一个群体在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是如何面对的？他们采取了什么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上是否有这种机构援助他们？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基础上，并采取随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案件介绍。

4月22日至9月末，肖某承揽了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四处工地的网架工程。随后，肖某雇用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并约定了劳务报酬标准。这些农民工在工地如约付出劳动后，却分文未得。农民工们多次找到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和肖某索要应得的工钱，但对方却拒绝支付，致使23名农民工生活无着，甚至露宿街头。

10月25日，沈阳市总工会的农民工维权车在街上宣传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康文泉等人。总工会经协调未果，就将23人介绍到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3名律师及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孙辉、刘越岭、李静、张连华四名专职法律援助律师，共同代理此案。

（二）案件结果。

苦干了5个多月，23名农民工的工钱却迟迟得不到兑现。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下，这些农民兄弟终于讨回了自己应有的权益。12月12日下午，皇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肖某给付康文泉等23名农民工工资计4万余元，被告沈阳太美幕墙网架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至此，拖欠半年的工程款终于有了着落，23名农民工可以回家安安稳稳地过新年了。

农民工是一个知识含量较低的群体，他们了解社会动向的方式很单一，他们没有机会看电视。看报刊杂志，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在闲暇时间，互联网就更不用提了，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根据调查显示，他们了解法律援助的方式最多的是报刊杂志，最少的是互联网，其余三项所占比重适中，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沉思，运用什么手段才能让这个弱势群体了解到这种捍卫自己权利的方法，据调查可见应该在报刊杂志上大肆宣传，同时增加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活动，真正做到“服务于群众”。

在调查的人中我们统计到有69.4%的人听说过法律援助，但是在农民工群体中对法律援助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在100位调查对象中，仅有6位（5.4%）正确回答了法律援助所包含的内容。

通过对沈阳市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农民工欠薪个案的分析，结合社会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好“农民工欠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为此，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大普法教育宣传，突出强调重点。

由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今在维护农民工权益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并非是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而是维权能力相对较低。因此相关部门有重点地加大关于维权能力的教育，如保存能够证明与雇主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欠条、结算单等有效证据，同时要求在书面证据上记载“劳动量”、“应付工资”等必要内容。其次，要向农民工宣传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向农民工解释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程序和诉讼风险。使得农民工既能打得起官司，又能打得赢官司。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灵活处理农民工突出的困难。

对于因长期工资被拖欠或突发事故使生活陷入困境的外地民工，采取先行办理制度，打破地域和管辖限制，以首问负责形式让援助工作人员直接介入实施法律援助，帮扶和解救民工出危难后，再补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手续。降低法律援助的门槛。

（三）修改并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制定专门的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法规，解决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障碍。

法律调研报告篇四

调查时间：20__年6月。

调查地点：农村、乡镇、就业办事处等地方。

调查方式：采用收集材料、电话、网聊、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目的：了解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深入剖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前言：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法律素质普遍较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问题，我在20__年春节期间，对大通县的农民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通过调查大通县外出的农民工在外主要涉及建筑业、餐饮服务、批发零售、车辆修理、轻工业等行业。

一、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及法律援助的途径。

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54.64%;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25.24%;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6%。

在农民工认为在哪里咨询法律问题比较可靠这一问题上，有48%的人选择了政府相关部门，44%的人选择了法律服务所，33%的人选择了律师事务所，还有13.5%的人选择了熟人介绍。

在有效解决法律问题途径这一项目上，有66.51%的人选择了依法解决，另外还有9.57%的人选择了上访，这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已有了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而少部分把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

在农民工是否了解法律援助具体条件的问题上，有84.07%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有85.6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他们需要法律帮助时很方便或比较方便。此外还有89.84%的农民工认为他们能够或有时能在社区获得法律帮助。

二、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分布较广、流动性大、居住分散、难以集中，这些特性给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特别是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比较薄弱，存在不少盲点。

2、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还处在初始和尝试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

3、由于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受到限制，加之其他主客观因素，造成宣传形式单一，特别是对外出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没有更好的办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重点。

4、个别单位和部门领导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没有将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也没有将其列入年度普法计划，致使此项工作开展的力度不大。

5、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教育对象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宣传效果。

6、虽然建立了目标责任，但各部门的工作力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加强领导、健全机制，加强各部门密切配合、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工作发展不平衡，部分用工单位对在农民工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识不足，热情不高，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规模较大的工厂等农民工较集中的企业，分散在个体商业、服务业、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比较薄弱。

三、当前亟需法律帮助的农民工群体及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

调查中，62.44%的被调查者认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最需要接受法律帮助，在外经商人员占23.08%，这说明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较集中，有些共性问题，最需要得到法律帮助。

在农民工最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上，有43.72%的人认为是拖欠工资问题，另有24.02%及21.26%的人认为是劳动时间过长和用工单位待遇过低。

四、相应的解决措施。

1、建立健全领导机制，推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机制,实现对辖区内农民工的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形成政府指导、法制宣传教育部门协调、各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各企业保证落实的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格局。建议建立各职能部门组成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例会制度，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定期交流研讨，把握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探求开展工作的新机制、新途径。协调解决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出现的问题，注重开展对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以引导农民工的法制教育工作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普法主管部门负责领导机构的日常工作，对每一时期的具体工作制定方案，协调、督促和检查。要加强对本辖内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协调、督促和检查，共同推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逐步形成和完善层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网络。

2、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活动相结合，积极营造氛围，发挥媒体作用。一是普法部门要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开展“送法进企业”、“送法进乡村”等活动，适时组织普法讲师团巡回进行法制演讲;二是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充分发挥法律专业人士、法律志愿者的作用，鼓励法律职业工作者在承接农民工法律服务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倡导律师事务所自主为农民工举办各种类型的法制讲座;三是充分发挥各级调解组织及法律援助机构的作用，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法律服务相结合，及时调处农民工因工伤、劳资、人身伤害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组织农民工，积极参与法律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法制文艺汇演、学法考试等活动;五是及时总结推广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表彰先进，带动后进，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农民工之中扎实、有成效地开展。

3、充分发挥企业的自身资源优势，营造学法用法氛围。企业自身要发挥内部党、团、工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普法的组织领导，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教育培训制度，制定企业普法五定、一考制度，即定目标、定人员、定形式、定内容、定时间，统一培训后进一步进行考试的制度。同时制定培训细则、学法制度、签到制度、作息制度等，保证企业法制教育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依靠和发挥企业自身的宣传资源，利用已有的墙报、专栏、展板、内部刊物、内部网络开展法制教育，形成人人学法、讲法的氛围。努力探索依托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室、调解组织促进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法制部门，以及受聘担任法律顾问的律师在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建立企业工会维权制度，通过职代会，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把评选“学法先进”同评选“名牌员工”、“守法员工”“优秀农民工”、“杰出青年”等活动结合起来，激励广大农民工自觉学法用法，不断奋发向上。

一些实用并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流通、金融、税收、劳动社保，以及与市场经济规则有关的法律法规;在法制教育形式上，要组织一些质量较高，有一定层次的集中培训或专业法讲座，同时，鼓励自学和积极参加政府部门、行业管理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在组织方法上，由普法主管部门具体协调，行业协会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主的法制宣传工作，积极引导企业主遵纪守法、依法决策、依法经营。

5、进一步抓好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聘用谁负责”的原则，将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卫生管理于一体的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相应的用工单位中。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与其工作生活相关，以及维护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诉讼法基本知识;在教育形式和组织方法上，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多样。要抓好农民工的法律培训工作，劳动部门在用工单位招聘人员时要把好就业前的培训关，在岗前培训时组织学习《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用工单位也要将法律学习融入各项业务培训活动中，如经营培训、管理培训、市场培训、策划培训，使农民工在接受业务培训过程中逐步接受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掌握与自身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知晓解决法律问题、寻求法律帮助的渠道和方法。满足农民工的学法需求。同时，做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经过本次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素质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还比较大。在今后的“六五”普法工作中，应定期举办“法律进工地”活动，宣传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使普法教育经常化、多样化。整合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职能，简化程序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建立工地民调组织，法律宣传与法律服务相结合，积极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针对农民工法律知识需求量大的特点，在对农民工普法的工作中，要加大法律知识覆盖面，在过去的劳动法、民事法律法规等传统普法内容上加大与农民工工作、生活更加贴近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由于用工单位劳动时间过长及待遇过低等问题已开始凸现，今后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农民工合理合法讨要拖欠工资的宣传教育之外，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用工单位的宣传教育，提高用工单位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

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宣传工作的调查，综合大通县的情况，参看调查数据，我认为整个情况暂不严重，但可能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化而趋向严重，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积极应对。我们要看到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情况，要努力变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转机，确保农民工就业与增收不受影响，并借此促进现代农业和打工经济的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同时这是我们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新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稳妥解决，促进我县的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法律调研报告篇五

美国卡特勒(kotlor)教授认为：产品是指市场上提供的、满足人们各种消费欲望的所有实物、服务、人、场所、组织以及意见。继而提出产品的三层次理论：产品核心层、产品有形层、产品延伸层。从产品消费角度看，产品核心层是指消费者在购买某种产品时在使用该产品过程中所追求和获得的基本消费利益，即产品的功能和效用，它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本质之所在。产品的有形层是指产品组成中消费者或用户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的那一部分，它包括产品的外部(信息集)和内在质量及其促销成分，即包装、质量、价格、商标、品名、色调以及消费品的设计风格和工业品的布局特色等等，该层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构成了产品的核心的基础。产品的延伸层，包括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所获得的附加利益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如送货上门、维修护理、质量保证、安装调试、信息指导及资金融通，还包括制造商和经销商的商誉「8」。由此可见，在卡氏关于产品的定义中，涵盖了有物(包装了动产与不动产)和无形物(智力产品、劳动力资源、服务)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只归属应然层面，是理想类型，实然法基于各种考量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回应。

而对于商品，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它包括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的物品;二是它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物品;三是它还是满足他人或社会需要的物品;四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方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9」。

看来，依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定义，还不能实现商品与产品在价值内涵到形式外延的顺利对接。不可否认的是法起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物我们称之为商品，但法并不认可其是产品，如下文将提到的原农产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明星肖像的使用权等等。产品是与生产者密切相关的，而商品是与经营者密切相关的。所以，产品包涵于商品之中，它们是种和属的关系。

2.实然法意义上的产品。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这一概念，既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更不同于哲学意义上的物。它本身具有特定内涵与外延。生产者、产品作为构成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础，有理由得到国家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社会、企业、消费者及学界的关注。确定产品责任(甚或是产品质量责任、产品法律责任)，是以抓住产品这一“纲”或“领”为已足的。

(1)国外之立法例。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modeluniformproductliabilityact)第102条规定：产品是“真正有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售交付的物品，而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可见，美国产品安全法律中的产品不仅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包括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无论是否进行过加工)。对于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法将其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可消费的能源产品”;对于书籍，美国法院规定：对于因提供不精确的书面材料导致的损害适用严格责任;对于软件，普通软件用于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视之为产品，专业软件以提供服务为目的，被排斥在产品范围之外。对于血液，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个个案裁定中将其视为产品;对于天然气等，1978年法院在哈雷斯诉讼西北天然气公司的案件审理中将其视为产品。

欧共体于1985年通过的《关于对缺陷产品的责任指令》中，将产品定义为“所有的动产，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者不动产之一部分的物以及电，但是不包括原始农产品和猎物”;但是欧共体允许成员国背离关于原始农业产品和猎物不属于产品的规定。1987年英国将该指令纳入国内法，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其中将产品定义为“任何产品或者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的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是未加工的捕获物或者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德国于1989年制定了《产品责任法》，将产品界定为：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者不动产的一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产品(天然农产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由上可见，欧盟国家在立法中的共同特征是以农产品易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潜在的缺陷及难以确定缺陷的来源为由，将其排除在产品范畴之外。

(2)中国之立法例。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

(3)专家关于应然法之建议。

梁建议稿第一千六百一十六条对产品作了如下定义：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导线传输中的电，视为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节规定;但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节规定。

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下称王建议稿)第九十一条对产品作了如下界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下列用于销售的物，视为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二)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三)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一)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二)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

(4)评说。

就我国法律关于产品的定义与外国立法例相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美国、欧盟有关法律(前者并没有成为各州都采用的法律，笔者注)关于产品的定义相对较为科学，实然性法律充分考量现实中对应然性之要求，产品所及范围较为广泛，特别是美国商务部出台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的范围由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扩大到了服务(如电能)及智力(如专利)等无形物。反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关于产品的定义，充分暴露了其滞后性，并且在定义上出现了概念到概念之语义重复错误，即用“产品”之语词来解释产品。二是大都将原农产品(种植业、渔业、畜牧业)、狩猎物等排除产品范围之外。三是关于产品之所以称之为“产品”的条件，中外立法例均未给予明确的厘定。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给出涵义上的限缩。那么，农产品经过种植、施肥、收割、晾晒、保存等过程算不算加工、制作?物(包括有形物及无形物)经过经加工、制作后只有用于销售才算产品?生产者将生产出来的物用于公益捐助，此时之物算不算产品?四是梁建议稿和王建议稿在对产品概念进行界定时采取了概括式和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为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建议稿比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前进了一步，用动产替换了产品，且范围上增加了电能。由于过于强调概括陈述方式，所以在用列举方式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外延时，在内容上就显得不够充分，没有体现“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共政策。”之立法精神。王建议稿在此基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但其在对特殊性产品加以列举时却将商品房排除在产品之外，这在实践中将会极大影响到消费者(购房者)的权益。另外，使用“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等话语不够严谨，容易使人产生质疑。即用“初加工”之语词修饰农产品极为不妥。根据我国目前有些农产品存在药物残留超标等实际情况，应将经过初加工的原农业产出品列入产品范围，使消费者通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传达的信息进行责任溯源。因此，将其改为“未经加工的原农(林、水)产品，且采、摘等不视为加工”似乎更周延此。另外，他们也没有很好的解决产品的目的性问题。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加工、制作的物不是仅用于销售才成为产品，物成为产品后还用于其他目的。1979年的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条规定物品只有用于转让、贸易、商业销售才可能成为产品。该立法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成为产品的条件不限于销售，因为它可能还有更广泛的途径为人们所使用，如果将其限定于销售，就会出现不能很好解决赠予、出租等使用方式下的产品责任问题。因为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特殊性，法律保障制度较为完善，所以，有必要将赠予、出租等方式下的产品流通形式，囊括于产品成为产品的条件中去。

所以，笔者以为产品的概念应定限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使用的有体物和无体物。销售、租赁、赠予、展示、广告等均视为使用。特殊情况下，自用也视为本法意义上的使用。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有体物和无体物：(一)供人居住的建筑物及其他不动产;(二)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三)电能;(四)书籍，如果作者、出版商以该书籍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法为主要出版目的的，如地图、菜式指导等;(五)著作权及工业知识产权;(六)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七)供别人食用或作为工业品原料的原农(林、水)产品。

(三)关于产品标识。

所谓产品标识，是指生产者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通过一系列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色彩或它们的组合等形式向消费者、监管者等相对方传达的以便使其识别生产者、产品及产品质量、数量、特征、特性和使用方法等构成的信息集或者搭建的信息平台。对消费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区别，使消费者购买定向而不是转向。对于监管者来说，产品标识的功能在于为监管指示方向。因此，规范产品标识意义重大，生产者必须依法披露产品信息。

在现实中，在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监管者三个阵营间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横向层面的不对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消费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信息与生产者进行对抗，而监管者由于体制的约束也很难跟上生产者对市场、科技的敏感度和推崇，往往在利用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基因于产品的质量、性能、成份、技术状况等因素具有的内在性、隐蔽性等特点，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监管者，实际上根本不清楚生产者的产品底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到底如何在信息占有上也具有不彻底性。

(二)纵向层面的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对生产者未来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些可怜透顶的知识和信息，他们根本不清楚与其将来的交易是怎样的，以及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监管者由于所占用的信息较少，从而影响到其做出决策的正确性，前瞻性收窄，并最终导致监管力度和广度出现折扣。在中国语境下，交易中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得到的信息补偿较少。不同于消费者，监管者因为国家公权力执行者的身份，它可以通过执法从生产者那里获得信息补偿。

(三)三维场景的不对称性及扰动性。基于以上两个层面的产品信息上的不对称性，在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元互动的资源配置架构中，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前者的故意，信息的流量及管道都受到了人为的控制。在这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中，最占优势的一方自然是生产者，最弱一方显然是消费者，监管者由于其公权性质，其一直在二者之间徘徊，成为三者架构中的扰动因素。它通过法律手段加强了监管的力度和广度，扰动性就会变小，架构就会更稳定，交易就会趋向于公正，反之亦然。在消费者与监管者之间，由于信任度有限，加之沟通管道较少，成效不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影响到了消费者获得必要的信息，从而强化了扰动的相差。产品信息不对称的产生的最有可能的后果是生产者会利用其占有信息优势，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利从而置消费者、社会及国家利益于不顾。它们会通过隐蔽性方式(全面控制产品信息)，进行道德冒险，实施败德行为，以逃避监管，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不法或不当利益。如不法商人通过对产品信息的干扰，去影响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隐匿(不依法在产品上进行标注)起来，并对自己的产品制造假象，以表彰自己产品的正面因素来释放信号，博取消费者对自己的注意和信任，以改变消费者的态度，产生购买转向。将本来或潜在属于他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分散或转向「18」。对于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者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就有机会在生产源头通过对产品的标识、标注、标签等进行规范而达致扼制目的。而监管者(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如果能够积极采取“监管关口前移”的方式，其产生的外部性通常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监管成本。

(一)披露产品信息的真实性标准。该标准意味着生产者所披露的信息必须是真实、准确的，不得存有虚假、遗漏、诈欺或误导的内容。真实是基因于诚实信用的主客观的一致性。真实的概念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以致于它只能被表述，而不能被定义。所以，它只能在个案中去找寻。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为68(忽略允差)。对此，可以判定该生产者标注不真实(本文不论及生产者的产品瑕疵担保责任)。这对于那些喜欢纯棉产品的消费者的欲望的满足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害，从而构成对消费者的侵权。从中可以看到，如果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披露的信息不真实，则其披露的不真实的信息越多，对广大消费者的危害愈深，监管者的监管成本也就越高。为了确保生产者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标准得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章等对此都作了硬性规定，明确规定生产者的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的标识必须是真实的，并进一步规定了生产者披露不真实信息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二)披露产品信息的接近全面性标准。那种希望生产者全面披露产品信息的诉求超越了生产者的成本承受能力范围，所以理性的判定标准是还有哪些消费者需要的信息生产者没有披露出来。监管者的监管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被生产者占有的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在尊重和依法保护生产者的商业秘密与规管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产品信息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在商业秘密的界限以外，应尽量挤压生产者信息容量空间。那种认为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的观点「19」过于偏激和狭隘。因为产品标识上的信息点大部分是独立的，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尽管从整体上看，它们会影响到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作出评估、鉴别、决定的过程)、公平交易权及监管者的监管有效性。但是，有些情况下，生产者的“真实的谎言”并不会对上述权益造成侵犯。如在oem条件下，有些委托方(生产者)为了保护其商业秘密，就会要求产品实际生产厂，在产品标识上的“生产厂”栏中只能标注委托方(生产者)的名称，在此种情况下，委托方(生产者)从形式上是在“撒谎”(即不符合真实性标准)，因为它没有全面披露产品的实际生产厂。但是，它却并没有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的相关规制。

(三)披露产品信息的有用性、必要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信息对消费者、监管者来说是有用的，也是必要的。如生产者在其生产的t恤衫(半袖)上的标识上披露：产品是谁生产的，地址在哪里，含棉有多少，在什么水温条件下洗涤等信息，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监管者来说都是有用的、必要的。但如果它标注了什么人穿着好看，应该夏季穿等信息，对消费者及监管者来说就未必是有用的、必要的信息。

(四)披露产品信息的最新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必须将其掌握或获知的关于产品的最新信息在产品上或通过其他途径(如向监管者报告，通过媒体发布说明性广告)向消费者、监管者披露。如产品存在潜在的缺陷应予召回等情形。如果发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生产者就必须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对该信息予以持续地披露。如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1号的生产者，用上年度馅料生产月饼的生产者等，都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及时将缺陷产品召回。

(五)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获得性标准。该标准又称易查找性、易查询性标准。该标准是指生产者所披露的产品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为一般消费者、监管者获得、查询和查找。生产者披露产品信息的方式如下：一是在产品上通过标识予以披露。实践中，列入最难查找的信息是产品的生产日期，对此下文将会论及;二是由自己在直销时或借助商家直接向消费者交付能够公开的资料，披露信息;三是定期、不定期向监管者报告;四是将有关产品信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予以披露。其中，第一种方式由于信息通过产品标识直接传递到消费者，所以对消费者的来说也最为便捷。但是，有些方式由于产品本身特点所限，信息披露的范围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式虽然扩大了信息的披露范围，但由于局限于一定的处所，但对于居住地比较偏远的消费者意义不大;第三种方式中，监管者的地位决定了它获得有关产品的信息在量上会远远大于消费者及社会，但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之考量，对在生产上有违法行为的生产者进行查处的同时，它会延迟和控制产品信息向外部传递的速度及容量。第四种产品信息披露方式虽然有量大、面广的特点，但是，实际证明此种情形的出现往往是生产者基于消费者、社会及监管者的巨大压力而为之，非出于本意。如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缺陷越野车召回等事件就是明证。

(六)披露产品信息的易解性、可识别性标准。该标准要求，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应当能让一般消费者较为容易地理解和利用，同时能够使消费者、监管者将此产品与彼产品分开，并据此作出合理的鉴别、评价、选择、决定。根据这一标准，除因应行政监管之需要，在产品标识上标注的信息及公开的资料、文件应当内容完整而又明晰，用词尽量通俗、易懂，避免使用过于冗长、专业化的用语。

由于产品安全是诱发产品责任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做上述规制的意义在于：一是标注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生产日期——失效日期这一计算公式，可以方便消费者、监管者等迅速计算出产品的安全使用期的期日或期间，并以此为参照，做出消费定向或监管决定;二是生产者的明示担保表示。这就意味着该种产品只要按照生产者提供的信息正确使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三是对于一些特殊产品，如民用煤气钢瓶等产品，到期后消费者自己无法处置，又不能当作垃圾丢掉。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由生产者负责召回(产品的召回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存在缺陷等情形)。根据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消费者是生产者的代理人，生产者生产出产品，委托消费者来消费。从此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安全因素的制造者是生产者，它有义务保证代理人的安全。就拿煤气瓶来说，生产者无异于把一颗炸弹安放在它的代理人——消费者旁。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让生产者去这样做;四是“安全使用期”作为一种明示的承诺，它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安全使用期内无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会存在的巨大压力。所以，它们必须尽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系数，以保证他们极力“吹嘘”的后续生产的产品在安全使用期内能够更加安全;五是安全使用期还是消费者、监管者监督生产者的一个有力证据。从生产者角度考量，产品使用周期越短越好，因为人们用新产品替换旧产品可能性越高，生产者就越有可能把更多的产品销售出去。所以，生产者就有可能把正常的产品安全使用期缩短。如一种安全使用期为6年的产品，生产者基于以上原因就有可能把它设定为3年。目前，中国还无相关的法律对此进行规管。这也就意味着前面提到的监督仅能维系在道德的层面，这对于社会来说就存在着生产者肆无忌惮地“理性”选择败德行为从而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可能性。而且，这种利益每增大一个幅度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如果消费者、监管者等行动够迅速的话，那么，这种败德因为他们的宣传从而变得社会难以容忍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由道德层面的强制上升到法律强制。所以，道德的监督不能少。

我们还必须充分地注意到，随着竞争的充分性的不断提高，源自产品本身利润的大幅度减少，生产者将产品的概念延伸到服务层面(前已述及)已变成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下游服务利润的丰厚可能诱使生产者故意在产品或包装上披露一些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会导致产品本身的重大损害，但又能使一般消费者无法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只能求助于它所组建的专业应急机构(如维修公司等)。它的后续服务可能是优质的，但是，它的价格也是畸高的。所以，为了尽量不让一件新购的产品用了没有多久就修来修去，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予以规制。

另外，还需将产品的净含量与产品所含主要成份的含量区别开。前者是就整个产品而言，即一定计量单位下产品所具有的量值，后者则是指组成或构成产品某一部分的量值，如一袋大米净含量为50kg，一件t恤棉的含量为68。

生产者在其产品或其包装标注定量，表明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产品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等。它还承诺这一定量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持续地稳定性、精确性，也就是说暗含着生产者已作了如下保证：售予a和售予b的产品在量值上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a和b获得了消费满足感或贸易机会是等同的，不会因为偏见使a和b之间有什么不同。另外，这也是对其商誉的一种检验。产品以定量形式推出市场，就意味着生产者会遭受千千万万挑剔的消费者的不停地诸如短秤缺量等指责。如果生产者不能迅速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要么他停止该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么采取措施保证他所“吹嘘”的量值与实际含量的之间的差值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之外。而在此博弈过程中，生产者的商誉得以建立或进一步增值。

(一)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

揭露瑕疵信息的真实面目首先要从它的概念入手。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乃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24」。究于此，笔者以为，瑕疵信息是指生产者基于某种价值考量，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的不真实的、少披露的信息点从而被其这种行为玷污的整个信息集合。前者如一件t恤衫，生产者在产品标识上标注其含棉88，但实际上含棉仅为68。后者如应用中文标注足球的名称却未标注之情形。由于上述标注不真实或标注纰漏，导致整个信息集即标识存在瑕疵。它的后果是：一是时刻影响着消费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可能性;二是侵犯了消费者对产品寄予的合格、安全等良好期待;三是获得了不该获得正外部性(如商誉的增值、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等)。

(二)瑕疵信息的归属。

依笔者之见，瑕疵信息虽然有属于它自己的概念，但它并不应过于独立而游离于产品缺陷之外，也就是说它应被产品缺陷所整合。关于产品缺陷之定义，有以下几种表述以供理解：一是美国1965年的《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将缺陷定义为：“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其财产有不合危险的缺陷状态”「25」;二是《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将产品的缺陷定义为：(1)考虑到所有下列情况，如果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限待的安全，即属于缺陷产品。如a.产品的说明;b.能够投入合理期待的使用;c.投入流通的时间。(2)不得以后来投入流通的产品更好为由认为以前的产品有缺陷「26」;三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人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结合以上引述，可以将产品缺陷作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设计上的缺陷。如三菱汽车公司对某款越野车采取的全球召回行动就是因为刹车系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所导致的;第二类是制造缺陷。如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配件等所导致的产品缺陷;第三类信息缺陷(瑕疵信息)如，警示不充分、不醒目、不易于人理解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瑕疵信息理应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正如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样，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如果不符合该标准，即为产品有缺陷。事实上，绝大部分关于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产品标识标注(用语有“标志”、“标签”等)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gb7718—20xx《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对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如何进行标注进行了详尽地规制。所以，那种认为瑕疵信息不属于产品缺陷范畴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法律为依凭的。

(三)生产者披露瑕疵信息的责任。

无论生产者基于何种利益考量，如果他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披露瑕疵信息就有可能或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是产品责任(民事责任)。由于瑕疵信息归属于产品缺陷范畴，这就意味着生产者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产品责任。如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等;二是产品行政责任。生产者披露的产品信息有瑕疵肯定会承担一定行政责任。在实际操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警告(责令改正等行政表示，此外，还有罚款、没收、吊销营业执照等，但后者不具有必然性);三是产品刑事责任。生产者因披露瑕疵信息获刑的情况极为少见，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国刑法能够对此予以规制的法条限于第一百四十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中。该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产品，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生产者承担刑事责任所依据的证据的起点就是其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如成份、等级等信息。

实践证明，我国《产品质量法》在规范产品质量监督，促进我国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起了极为积极地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法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产品质量法》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极需对其进行修订。

(一)关于产品质量法的名称。

产品质量法属于经济法，而经济法区别于民商法的一个特征就是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从而更强调责任。所以，作为调整生产者(包括销售者)生产、销售产品行为的法律，主旨应指向生产者责任方面。究于此，有必要将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这一名称修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责任法》，以强化生产者(包括销售者)责任。

(二)删除关于认证认可等规定。原因在于，认证认可的商业性质远大于监管性质。况且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行政法规阶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三)科学地对产品进行定义(前已述及，此略)。

(四)增加关于何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批发者等相关主体的阐述。由于生产者是产品责任和产品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量，都应该有规制其本身的条款。

(五)科学界定标识、标注、标签、标志等概念。标识不合格、标签不合格、标志不合格是不是等同的，在实务界争议较大。往往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某品牌t恤衫在标识上标注含棉88，但经过检验实际棉含量只有68。在这种情况下，依产品相关标准判定为不合格品，但是在适用具体法条时却出现了问题：是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处罚还是以第五十四条规定按标志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作责令改正处理呢?鉴于此，笔者以为《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应作如下修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充分、易得等，并标注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1.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2.有中文标明的产品通用名称;3.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如生产者与产品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必须分别予以标注。上述名称和地址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4.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如果产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未添加某种成份或最终产品不含有某种成份，除非法律有特别要求，不得标注“不添加某种成份加工、制作”及“不含有某种成份”等类似信息，也不得标注“秘制”、“特制”、“特香”等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的信息;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5.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最大表面上的显著位置用不小于3毫米的中文或中文及数字的组合清晰标明产品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且该标识必须使用不可刷洗的激光喷码，禁止使用可刷洗的喷墨码。并且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是合理的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6.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但是，该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不是生产者、销售者的免责、减轻责任的理由和证据，除非生产者、销售者能够提供极为充分地证据和事实证明警示标志或中文警标说明已足够引起一般人而不是专业人士的充分注意，并且只要采取了这种注意就不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六)将《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识未用中文标注产品的通用名称、产品的生产者(如生产者与实际生产厂不一致时未分别予以标注)的依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名称和地址的，处于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没有中文表示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xx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处以20xx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以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有上述情形的，同时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

法律调研报告篇六

近几年来我市法律服务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从拓展着眼，从规范入手，我市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法律服务业和法律援助事业蓬勃发展，较好地发挥了其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公民依法维权，在保障司法公证、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市现有律师事务所5家，执业律师38名;公证处1家，执业公证员5名;基层法律服务所26家，法律服务工作者92名;法律援助中心1家，法律援助律师(工作者)和志愿者207名;司法鉴定机构1家，司法鉴定人4名。

1、律师成为法律服务主角。全市律师积极围绕经济工作“中心”，主动介入招商引资、沿江开发、园区建设、拆迁整治、重大工程项目等领域，已成为法律服务业的主体力量。20xx年我市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281家，办理各类诉讼及代理893件，避免经济损失1.6亿元，实现业务创收551万元。律师参政、议政的能力不断提高。目前，全市有1名律师担任扬州市人大代表，2名律师担任**市政协委员，6名律师担任市政府法律顾问。

2、公证法律服务成绩显著。20xx年办证9587件，比20xx年增长14%，其中涉外和涉港、澳、台公证3187件;公证业务收入达350余万元，比20xx年增长18.9%。20xx年获得“江苏省文明公证处”称号，20xx年荣获扬州市公证工作第一名。

3、基层法律服务作用独特。基层法律服务主要业务市场是面向农村。20xx年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共担任法律顾问834家，其中担任镇政府、事业单位、村居委会321家，开展各类业务1804件，避免经济损失4234.2万元，实现业务创收198.4万元。

4、法律援助事业迅猛发展。20xx年我市率先在扬州建立起法律援助市-镇-村三级工作网络，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援助体系。20xx年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326件，比20xx年增长41.7%，340名受援对象满意率100%。20xx年1月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律援助规范与质量检查活动先进机构，今年6月又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

5、司法鉴定逐步走向规范。20xx年元月我市在市人医成立司法鉴定所，进一步规范我市法医临床类司法鉴定服务行为，初步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自成立以来完成法医临床鉴定近300件。

二、我市法律服务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充分肯定我市法律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法律服务业在发展进程中暴露出的以下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法律服务组织机构规模偏小。主要表现为：从人数上看，每家律师事务所平均不到10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人;每家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到4人，都属于小型所。从执业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我市为万分之零点三六，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万分之壹点零八。我市法律服务组织机构规模偏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市的法律服务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与我市经济水平不相适应。

2、法律服务专业化程度较低。以律师为例，我市执业律师文化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下的6人，占律师执业总数的15.38%，其中还有高中学历1人，且非法律专业3人。从律师业务来看，律师们还普遍缺乏专业化发展意识和提高专业化水平的措施。不少律师出于“生存”需要，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或其他类型的案件，几乎是有什么接什么，接什么做什么，把自己塑造成“万金油”律师。从总体上看，我市法律服务队伍素质不够高，不仅表现为学历偏低，而且知识结构单一，专业化程度低，外语能力不强，尤其是涉外涉新人才不足。

3、法律服务服务渠道窄。目前我市法律服务机构有12家集中在城区，占到35%以上，其他22家法律服务机构(全是法律服务所)分布在12个乡镇。法律服务所因改制被推向市场，竞争加剧，不少法律服务人员流失，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比改制前减少35%以上，平均每镇服务人数不到6人。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布局不合理，服务渠道窄，基层法律服务力量薄弱，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法律服务需求。

4、法律服务管理手段。

弱。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我市作为县级市，其法律服务管理权限仅限于对法律服务人员批评教育、调查上报，对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没有行政处罚权，只能管事，难以管人，管理手段软弱。

三、对我市法律服务工作的几点建议。

序规范、管理科学的法律服务体系，适应建设“法治、和谐”的奋斗目标，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和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1、统筹规划，优先发展。一是提高认识。大力发展法律服务业，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法律保障，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及发改委、商贸局等相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法律服务业的重要意义。二是科学规划。发改委、商贸局等相关部门应以前瞻、发展的眼光和科学、务实的态度，将法律服务业纳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司法行政部门应结合法律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高质量、高起点编制好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等专项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三是优先发展。市委、市政府要及时听取有关法律服务工作的汇报，研究解决法律服务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把法律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重点发展的位置上。

2、政策扶持，优化环境。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市政府应树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新理念，加大对法律服务业的财政投入，设立扶持法律服务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建立完善经费保障制度。二是实行税收优惠。我市法律服务业的营业税、综合基金、个人所得税税率在11%左右，税务部门应适当降低税费比例，制定和完善法律服务业税费政策。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市人事部门应积极落实“人才强市”政策，采取灵活措施，加快引进法律服务业高层次人才，加强对中青年法律服务人才的培养，进一步改善法律服务队伍人员结构，提高法律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解决“三难”问题。公、检、法等部门应进一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切实解决律师执业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保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合法权益，确保公民获得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3、拓展市场，优质服务。一是积极推介法律服务。发改委、经发局要积极推介法律服务介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走进我市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创造“法企合作”平台，推动法律服务工作向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拓展。二是着力推进政府顾问工作。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拓展法律顾问的配备，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积极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三是深入推进法律服务人员参与信访接待。司法行政部门应探索组织引导法律服务人员介入信访、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途径，协助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化解信访和涉法涉诉等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四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法律服务机构应努力扩大法律服务的覆盖面，把法律服务延伸到农村，在全市实现“一村一顾问”，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为农村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法律服务，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4、规范管理，优胜劣汰。一是行政管理。司法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法律服务机构的资质管理，严格审批、设立、年检程序，严把法律服务机构进口关;严格法律服务机构合伙人审批制度，规范合伙人的进出行为，发挥好导向、准入、协调和监督作用。二是市场管理。行业协会应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严格执业纪律，推行法律服务执业公示制度，加快建立法律服务信用体系，完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诚信档案，顺应市场规律，淘汰“作坊式”的法律服务机构。三是自律管理。法律服务机构应树立自觉管理、自主管理、规范管理的意识，进一步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质量内控，规范业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逐步规范其自律性管理。

法律调研报告篇七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加强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xxx年9月，***文明办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的通知》，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服务作为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地位。随着社区建设的加快发展，社区法律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社区法律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社区法律服务的形式日益多样。新的形势下，为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就是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发挥职能作用，充分整合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工作者、基层法律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志愿者等法律服务资源，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开展的社区法律服务工作。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可以更好地发挥法律服务、法制宣传、法律保障和法律参谋助手等职能作用，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法律服务进社区”，对于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水平、促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建设离不开法制，法制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法律服务是民主法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法律服务进社区”，为社区居民提供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区居民法制观念，调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通过“法律服务进社区”，还可以为社区管理组织当好法律顾问，为依法管理社区起到参谋和助手作用。另外，还可以对社区干部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社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社区法制化管理水平，促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三)“法律服务进社区”，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区内居民的成份和生活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社区，大量离、退休人员即将归入社区管理，使社区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同时，社区内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纠纷，事关社区稳定的大局。因此，解决好社区内的矛盾纠纷，是社区组织的一项主要职责和重要任务。通过“法律服务进社区”，为广大居民提供及时的法律服务，用法律解决家庭中和邻里间的矛盾，用法律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用法律消除不安定的隐患，切实有效地维护了社区的稳定。

二、目前，我区“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区“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现状。一是领导重视。我区领导高度重视“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切实把它纳入区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充分体现在我区的工作之中。今年，我区把法律援助工作列入区政府为人民群众办十件实事之中，社区中许多弱势居民得到了优质、便利的法律援助，充分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今后，要进一步把法律援助工作向社区延伸，更好的为社区群众服务。区司法局作为“法律服务进社区”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始终把它当作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联系群众的亮点工作来抓，在工作中，统一部署，狠抓落实，务求实效。二是组织健全。我区把社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好。通过一系列摸索，初步形成了“以社区为主体，社区法律服务站为阵地，社会法律服务机构支持，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法律服务进社区运行机制，建立了区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援助中心、街道法律服务所、社区法律服务站及法律援助工作站的三级服务网络。三是措施有力。区司法局切实加强对“法律服务进社区”的管理，强化指导和协调作用，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制度和纪律，加强监督和规范，促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健康发展。四是效果显著。通过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建设的快速发展，极大的满足了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普遍提高了广大居民的法律意识。在社区中，家庭矛盾少了，和睦恩爱多了;邻里纠纷少了，团结互助多了;丑恶陋习少了，文明行为多了。

尽管目前社区法律服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总的看来，社区法律服务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工作思路不够开阔，开拓创新的意识不够强;二是法律服进社区工作平台建设还不完善;三是社区法律服务的管理和规范还不太到位;四是社区法律服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新形势下，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搞好“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

“法律服务进社区”，是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xxx年，司法部《关于加强大中城市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法律服务要面向基层、面向社区、面向群众、坚持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面对新形势，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紧紧围绕“立足社区、服务社区、有为于社区”的思路，加强对“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领导，强化管理监督，保证各项措施的落实，切实把“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抓出实效。我们要努力做好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四个结合”。

(一)“法律服务进社区”与培育社区自身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服务进社区”组织载体的培育和建设。社区设立“三个站”。1、社区法律顾问站。指派街道法律服务所和律师进入社区提供法律服务。全区每名律师都要和一个社区结成服务对子，签订服务协议，每个月进驻一次社区法律服务站，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2、社区公证咨询站。公证处进入社区提供公证服务，在每个社区设立公证咨询点，定期派公证员面向居民提供公证咨询服务，受理公证申请，指导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公证宣传和日常解答工作。3、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站里，设立法律援助申请受理的条件以及相关的法规政策的公示牌，设立咨询电话，发放便民卡，定期接待居民的咨询。另一方面，在组织律师、公证和法律援助工作者等专业法律人士做好“法律服务进社区”的同时，还要大力组织和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要努力号召和动员社区内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热爱公益事业的在职和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公证员和大中专院校的法律专业教授、学生积极参与法律服务活动，建立一支法律服务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以社区为依托，为居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

(二)“法律服务进社区”与社区建设结合起来。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发展，法律服务不仅可以满足社区居民对法律服务的需求，而且对促进、保障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服务要和社区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要积极为社区建设服务。社区法律工作者要切实当好社区居委会的法律顾问，协助街道、社区制定普法依法治理规划，完善管理制度，实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社区事务，并组织居民制定《社区自治章程》、《社区居民公约》，把社区建设和管理引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三)法律服务进社区与普法依法治理结合起来。为深入落实“四五”普法目标，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我们要以普法依法治理作为社区法律服务工作的切入点。1、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社区开展法制讲座、法律咨询，组织社区举办法制文艺演出，制作法制宣传园地，营造社区法治氛围。2、在街道、社区举办法律培训班，对街道干部和居委会干部进行法律培训。3、组织法律工作者、普法骨干深入到居民楼栋、工地和辖区单位宣讲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掀起群众学法用法的新高潮。4、加强对社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采取法制演讲、法律知识竞赛、开办法制板报，举办模拟法庭活动，以案讲法等形式，提高青少年的法治观念，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

(四)“法律服务进社区”与人民调解工作结合起来。人民调解工作是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能工作，是关系到每个社区、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因此，社区法律服务要把这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者要在加强社区调解委员会建设、开展对调解人员的法律和业务知识的培训、以及协助调解社区内的疑难重大矛盾纠纷等方面当好顾问和助手。此外，法律服务还要积极参与对刑释解教人员、违法青少年、“邪教”顽固人员的帮教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法律服务进社区”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心工程，它在服务人民群众、普法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同时也是我们司法行政机关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履行职责的具体体现。我们坚信，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广大法律工作者、法律服务志愿者的努力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下，“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一定大有作为，前景会更加广阔。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落到实处的着力点，社区稳定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社区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区发展作为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社区民主法制建设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区法律服务工作积极响应省厅、市局关于法律服务“四万”工程和“双进双联”活动的一系列要求和指示精神，在加强社区民主法制建设、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中，大胆实践、努力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法律服务工作涉及业务科室多，职能分散，人民调解、如律师、公证、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和基层法律服务等，我局注重把各业务处室及司法所职责落实到位，相互间协调一致、团结协作，将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带入新的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工作实效。

(一)加强人民调解，为社区营造和谐氛围。人民调解工作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行政职能作用，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预防和减少了一系列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扩大人民调解工作覆盖面。深入组织开展“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推进矛盾纠纷“网格化”管理和信息预警工作，人民调解组织覆盖所有社区、村居。二是加强舆论宣传，营造人民调解浓厚氛围。xxx年，《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后，我们以学习、宣传和贯彻《人民调解法》为契机，着力提高广大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认识和了解。举办了《人民调解法》宣传月、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年暨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启动仪式;表彰了全区“十佳人民调解委员会”、“十佳人民调解能手”和xxx年度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利用每月一次的“18”法律广场、“民调月”等活动，深入社区(村)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支持人民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三是坚持“三个第一”，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细划矛盾纠纷责任单元，在村民小组、社区楼幢、企业车间等领域建立纠纷责任区和信息员队伍。建立社区、村(居)每周排查、街镇每半月排查、区每月排查工作机制，使纠纷在源头上“第一时间被发现、第一时间报告信息、第一时间介入调处”。

xxx年，xxx区司法局被授予“全国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区调处中心获全省首批“规范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在全市综合考核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可喜成绩，其中，纠纷调解工作和基层司法所建设工作均获单项第一名，并且代表全市接受了省调处成功率考评;罗加林等3名同志分别被司法部和省、市授予“调解能手”荣誉称号。11月份，“全市司法行政基层建设暨区县大调解中心实体化建设现场会”在我区召开，副市长等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我区在人民调解工作和推进大调解中心实体化运作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省司法厅厅长缪蒂生等领导同志相继来视察调研;市司法局先后在我区召开“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会议”、“全市创建省优秀司法所工作现场推进会”。

(二)扩大普法覆盖面，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六五”普法规划，以提升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效为落脚点，以法治文化建设为主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形式，大力实施普法品牌建设工程，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一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保障力度。建立了13支共171人的普法讲师团和普法联络员队伍，各街镇成立了普法小分队、法制文艺宣讲队和法制宣传志愿者队伍，依托区文化馆、街镇文化站，全区组建了业余演出队伍、小分队20余支200多人。利用各种时机，深入社区、村(居)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法治文艺演出，宣传和倡导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二是精心打造法治文化建设品牌。xxx年，创办了《法治农民画画刊》，并向全区所有街镇社区(村)发送，5月份，全市法治文化建设推进会在我区召开，并成立了“法治农民画画刊编辑部”。在市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和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以“法治农民画”为载体先后共创作、编印xxx市法制宣传挂图27000余份，并发放到全市所有社区、村居。区法宣办和区综治办还创办了以“防盗、防抢、防骗、防火”等治安防范法律常识为主要内容的xxx年“法治农民画年历”30万份，分发给全区每家每户，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并以法治农民画为主要载体，加强以法治农民画灯箱大道、法治农民画广场、法治文化小区、法治文化社区、娃娃农民画院为内容的冶山法治文化镇建设。三是大力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引领作用，将传播法治精神与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紧密融合，结合开展“法律六进”、“法律人在行动”、“18”法律广场、“12.4”法制宣传月等主题活动，深入开展法治文化广场活动。并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宣传志愿者、普法宣传员走进社区、村居，深入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2019年以来，我区“18”法律广场活动共接受群众咨询12019余人次，免费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5万余份，受教育人数达20190人以上，在全区公民中不断掀起学法用法的热潮。四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在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创建过程中，不断加大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力度。强化社区、村(居)法治文化平台建设，以社区、村(居)委会办公楼为中心，建立村(居)民法制学校、法制宣传栏、法律图书角、法律咨询室、法制文艺活动室、调解室等。各街(镇)、村(居)以交通主干道为轴心，设立了法制广告灯箱或法制宣传标语，既美化了农村道路环境，又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

(三)加强工作站建设，扩大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工作围绕“法律援助为民服务创优年”主题，加强窗口规范化建设，努力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的工作目标，使贫困弱势群体享受到法律的公正。xxx年，区法援中心获全省“十佳法律援助先进集体”称号，被市妇联授予“维护妇女权益示范岗”称号、中心承办的“周某工伤赔偿案”入选“江苏省法律援助十大优秀案例”、“许某等187人劳动报酬案”等9件案件被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列为资助案件。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深入推进“法律援助村村通”工程，加强对基层法律援助站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从维护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出发，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在《xxx省法律援助条例》的基础上，将六类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对免于经济审查的十二种情形，做到对社会和受援人公开透明。二是切实提升“窗口”形象。加强对区法援中心和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培训，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硬件建设，营造优质的接待环境。三是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利用街(镇)、村(居)平台，加强对法律援助范围、条件和程序等内容的宣传。结合特定的时期，组织咨询活动，向群众发放法律援助宣传材料，为群众解答疑难法律问题。

(四)发挥法律服务职能，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贯彻落实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关于法律服务“四万”工程和“双进双联”活动的一系列要求和指示精神，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幸福为主题，以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目标，深入推进各项活动的开展。一是服务民生、服务企业。开展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幸福为主题的“双进双联活动”，深化“法律服务进园区联千企、进社区联千村”工程。整合法律援助、公证、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职能，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进一步规范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民事、刑事、劳动争议等案件工作，严格依法办理各类法律服务投诉案件，不断完善行业监管机制。二是服务政府依法行政。落实政府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团建设，并积极向街(镇)发展。围绕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公共事务管理、处置突发事件等，强化法律服务行业保障科学发展的职能，从源头防范和化解行政争议。三是不断强化公证职能。公证工作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窗口形象显著提高。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取得了良好业绩。xxx年，办理农村土地复垦招标7宗，安置房建筑招标4宗;参与街镇万顷良田改造安置房、工业园区建设拆迁安置房、公租房分配2676套。公证员时常放弃节假日，深入社区、居民家中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通过公证，有效预防和钝化了大量社会矛盾，公证维稳职能得到显现。此外，公证处服务社会弱势群体，为困难群众减免费用。xxx年，全市公证工作规范化建设成果现场会在我区召开，与会代表现场观摩了我区公证处规范化建设现场，提高了我区公证工作的知名度。

(五)夯实基础，规范基层司法所建设。加强以硬件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保障、队伍建设为根本、业务建设为目标的司法所建设工作。为司法所配备了电脑、摄像机、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xxx年，为全系统所有人员配发了服装。大力开展省优秀司法所和“五好司法所”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司法所履职能力和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水平。xxx年，在市司法局评定的全市5家“五星级司法所”中，金牛湖、冶山司法所名列其中，雄州等6家司法所被评定为“四星级司法所”。冶山司法所被评为区十佳政法单位。

xxx年，是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区实施规划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之年，也是青奥赛事筹办的决战之年。从当前形势看，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但是司法行政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区和谐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因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社区、村(居)的民主法治化进程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律服务工作与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盼还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司法所工作任务相对繁重。近年来，司法所在维护基层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基层政法体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人员少，工作负担过重是司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他们既要履行司法所的9项工作职能，又要服务地方政府，参与各项政府行为，工作任务非常重，司法助理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影响了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是基层法律服务所的定性不够明确。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基层法律服务制度同律师制度一样，一方面成为面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独立的按照事业法人体制运行，另一方面，基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所特有的任务、体制和发展水平，它与实行市场机制的各类中介组织乃至同律师机构都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定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基层法律服务在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是社区工作者工作头绪多、任务繁重。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社区管理体制的弊病与矛盾日益显露,又加以各个部门均打着“某某进社区”的旗帜，将所有冠之“社区”二字的工作推向基层，推向社区，更使社区基层组织的工作量过多，负担过重，从很大程度上讲，社区居委会还充当着“政府的触角”的作用，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社区工作者要完成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工作，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上级布置的行政任务，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投入自身的自治及社区的法律服务工作。

四是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专业人才不足。加强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是保证社会稳定、依法治区的基础，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改革与建设的先决条件。但目前，专业人才缺乏，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少部分地区的进社区工作难以深入推进;目前，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基层基本上是由司法所承担，由于司法所人员编制的局限，这在根本上造成了供需双方比例的严重失调，而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业务发展，也不可能把工作重心长期放在社区。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而且对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和管理体制也造成一定冲击和负面影响。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在公益性社区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辅助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其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规范运作体制、加强制度建设。而且根据这项活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发展的要求，笔者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坚持基层法律服务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的特点，根据城乡不同特点对郊区和城区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加以分类指导，调整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科学界定基层法律服务服务在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法治工作中的地位。从大局出发，整合法律服务资源，构建一个更加科学、完整、规范、有序的法律服务体系。

(一)要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的效能。持续推进“双进双联”深入开展，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不断创新机制载体，更好更快地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效能不断完善社区法律服务的对接机制，在一站式服务的基础上，推行网络在线服务和延伸服务，拓展法律服务内涵。加强资源整合，打破地域界限，开放式吸纳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机构进驻，进一步提升社区法律服务品质。

(二)按照司法所发展规划，夯实工作基础。把司法所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业务建设、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要全面理顺管理体制，把双管制全面引向垂直管理，使其与现行的法治建设相适应，与现有的工作职能相配套。通过司法所自身的规范化建设夯实工作基础，增强自身的业务承载能力，尽可能地消化社区涉法问题。

(三)提高社区成员的法律素质。进一步推进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就要充分利用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在各社区的组织网络、资源网络、信息网络，采取方便快捷、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现代网络传播手段在社区进行宣传教育，通过普及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形成法治理念和意识。

(四)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一是加强业务培训。法律专业知识是一种动态性的知识，需要经常补充和更新。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相关人员应及时学习和掌握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专业技能和服务质量。结合工作实际，坚持自学为主，培训为辅，边学边练，边练边干。不断提高现法律水平。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规格的业务培训，实行年度限期培训制度。采取短期培训、以会代训、以案说法、专项研讨等多种形式。有力地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培养一批业务骨干，以推动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的开展。二是加强理论研究。通过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各单位和部门都摸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但是有针对性、有重点的研讨和交流还比较少。因此，要加强单位和部门间联系，就如何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协同作战、如何用制度保证进社区活动的工作质量等一系列问题，加快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

法律调研报告篇八

党的十八大全面勾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蓝图，随着依法治国的步法不但加快，和谐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国家对农村基础建设不断加大，惠民政策也落实到千家万户，农村各种类型的矛盾纠纷大量涌现。使法律援助工作更加坚巨，责任更加重大。笔者通过对竹溪县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就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提高整体效能，推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调研。

一、xxxx县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现状。

在竹溪县15个乡镇，各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与司法行政机关基层司法所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司法助理员兼职法律援助工作，做好法律援助案件的辅助性工作。自xx年起，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开展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截至目前，已建成规范化法律援助工作站12个。

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面临的问题。

1、援助工作人员不足，经费短缺严重制约了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竹溪县辖15个乡镇，总人口37万，一个法律援助中心，12个法律援助工作站，而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仅有3人，各乡镇开展法律援助辅助性工作的司法所长及司法助理员不足20人。

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社会捐款及行业奉献(主要指律师义务办案)，而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没有具体的经费，且在具体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因受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会产生一定的服务成本，给具体承办的工作人员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

2、援助对象的法律意识有待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须进一步加强。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在我县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是农村，工作的难点是怎样开展好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部分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认识不够。比如，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对法律援助的要求标准过高，一些人“打官司”就满腹牢骚，一些人认为一经法律援助程序就必须给受援人带来直接利益，还有一些案件当事人由于不懂得法律，或受利益的驱动，想打赢官司又不想花钱，每遇案件动辄就到法律援助中心，不理会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要求法律援助中心给他们提供无偿服务……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难度和强度。

三、如何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作用的建议。

1、整合所有力量，发挥资源优势。

配备专业力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鉴于目前的司法体制，律师业务已经进入了市场化运作。律师的工资不再由政府拨款，只能靠代理案件收取案件代理费用。由于律师业务由当地司法局管理，司法局靠行政命令，长期安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恐怕难以长久。要使律师代理法律援助工作长期开展下去，建议在县一级法律援助中心配备几名专职律师，由财政发工资，纳入公务员编制，使法律援助工作由专职律师专门代理，以保证法律援助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利用乡镇司法助理员开展好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乡镇司法助理员是基层司法行政队伍中的主要力量，在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是农村基层政权的中坚，有着“熟悉民情，懂得法律，身处基层”的特有优势，可以通过日常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常态化的普法宣传教育，让大家明白什么是法律援助，以及法律援助的作用和意义。

结合地区实际，着力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当前，我县正处在“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全域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阶段，各乡镇根据自身实际对辖区实行网格化信息管理，全面掌握每个网格所有服务对象的家庭情况及服务需求，以提高服务水平和为民办事效率。积极发挥各网格点、网格员的作用，打造好“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让有需要的群众在半小时内得到法律援助服务。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自身能力。

目前，多数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由兼职人员构成，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工作技能，导致了在面对服务对象时不敢对咨询做出解答，面对矛盾纠纷时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处理。因此，应制订系统的学习培训计划，积极采取如组织讲座、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现场等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对法律援助站工作人员的培训，教会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和工作技能，使他们有能力积极参与法律援助各项业务工作，着力提升法律援助服务能力。

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局限于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和其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宣传形式比较单一，很多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没有得到有效应用，虽然各职能单位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但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面仍窄小，仍有许多贫困人群因不知法律援助制度而错过援助机会，在遇到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时，因无法获得帮助从而失去了维权机会。除了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法律七进”工作的普法宣传外，法律援助工作还应引起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组织力量，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各项内容的宣传，充分发挥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积极作用。

结合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的实践和特点，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各项制度，明确工作职责，运用典型来指导和推动规范化建设，以点带面，逐步推开。通过全面实施规范化管理，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站全面实现工作效能，为群众提供更方便、更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