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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调查总结篇一
一是以种养业为主的现代集约型农业呈现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潜力巨大。以露地瓜菜、反季节精细瓜菜、苗木花卉、特色种植和规模养殖为代表的现代农业，把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精耕细作、精养细管相结合，呈现出对农村劳动力较强的吸纳潜力。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促进畜禽、林果、瓜菜和优质专用粮棉油等主导产业规模的迅速膨胀，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吸纳到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上来。金乡50万亩大蒜，仅收获季节就吸收15万外来打工劳动力。
二是农业产业经营已成为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经营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市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2200余家，其中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810家，年销售收入280亿元，吸收本地和外地15万劳动力就业。像兖州绿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鸭饲养、苗鸭孵化、饲料供应、肉鸭宰杀、出口创汇为一体的大型肉鸭综合加工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现拥有固定资产1.4亿元，年销售收入4亿多，该企业从基地养殖、生产经营管理到肉鸭加工、市场开拓、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吸收当地和外地不同层次技术、管理和普通工人共1900余人就业。菱花集团是一家拥有固定资产8.2亿元、年销售收入12亿元、以玉米为主要加工原料的味精企业，仅在济宁本地就吸收3200名劳动力就业。
三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已成为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主体。近年来，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吸收和消化农村富裕劳动力重要载体。到底，仅全市24.3万户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就吸收120多万劳动力就业。
四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已成为农村富裕劳动力就地消化的新途径。近年来，农村道路、交通、农业设施建设以及以荒山、荒滩、荒水、陷地治理、中低产田改造等各类农业综合性开发，也吸纳了一批富裕农村劳动力，并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消化吸收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新途径。
一是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观念落后。受传统陈旧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在农业内部从事种养业生产经营，是没有出息和没有本事的表现，主观上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二是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低。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82%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8%。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学习、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特长的仅50%左右，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没有一定的技术特长。由于文化素质低下、专业技术水平差，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三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目前就全市来讲，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农业结构调整的数量规模小，农业结构调整的质量档次低，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些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
四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小、规模小、带动能力弱，农产品生产基地规模小、档次不高，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发育缓慢，造成农业产业化工水平提升不快，影响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消化吸收。五是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快。受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条件制约，我市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与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要求，不相适应。
一是以农业适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素质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适应能力。以新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培训和农村劳动力创业培训等一系列提高农民素质培训为重点，切实搞好对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的科技、实用技术和就业技能培训，特别是针对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的需要，搞好订单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特别是从业适应能力，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二是以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为主线，深度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发展规模经济和现代集约型农业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农村五大主导产业，适应市场需求，借助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加快膨胀产业规模，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大力发展高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通过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市场为导向，依据资源特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又为深化农业内部就业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一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求农业生产应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调整过程中必然要求更多的劳力、资金、技术等资生产源要素的投入，因而会产生更多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加入wto后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据我市人多地少、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特点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包括棉花、粮食、油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加快农业生产从耕地密集型产品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变，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产生更大的劳动力需求。
三是以农业龙头企业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产业链条的延伸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实行农产品产、供、销对接，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从而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仅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多部门就业的新局面。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农业发展的需要，采取力度更大、更直接的措施，特别是对市场前景好、规模大、带动辐射能力强的市级以上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在用地、用电、用水、税收、贷款、出口退税等方面，进行多方面扶持。通过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快速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四是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民营经济，通过产业化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借鉴学习经济发展地方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鼓励和支持农村二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农村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优化调整，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消化吸纳更多的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五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通过培植农村经济新增长点吸纳更多农村富裕劳动力。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继续加大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良好机遇，通过争取上级政策支持、自身立项和制定更宽松的政策调动基层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力度，吸纳更多的临时性、季节性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
劳动力调查总结篇二
（一）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较大、素质较低、年龄较轻、男性较多、分布较广、技能较差”。
1、从数量上看，根据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到20xx年底全市共有农业人口588462人，其中农村劳动力326178人，16-45周岁的农村劳动力220171人，已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2万人，还有富余农村劳动力45665人。
2、从性别构成上看，全市有效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0.6%；有效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9.4%。
3、从年龄结构上看，进城务工18岁以下的约占12%，18－30岁之间约占44%，而30－40岁约占35%，40岁以上的仅占9%。进城务工人员中青年占绝大多数。
4、从文化程度上看，近90％的农村劳动力只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不足10％；农村劳动力中掌握一门以上非农技能的人数不到10％。调查结果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1.2%；初中文化程度者占49.2%；高中文化程度者占8.6%，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0.08%。
5、从增收渠道上看，主要以种养和劳务收入为主，部分兼营一些副业。
6、从就业的情况看，目前我市转移出去的12万多农村劳动力中，有一定技能水平的不足10%，有近87%的人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其中近75%的人在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苦、时间长、报酬低。
7、从行业分布上看，全市326178个农村劳动力中，有约22万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69.9%，较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有4万余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3.2%，较上年上升1.9个百分点，有近6万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占全部劳动力的16.9%，较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
（二）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的基本特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据调查统计，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数占56.7%，30―50岁的占37.1%，50岁以上的占6.2%。
2、劳动力转移有序性逐渐增强。农民过去外出务工，主要靠血缘、人缘、地缘“三缘”关系向外转移。据调查，20xx年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通过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转移的人数大幅度增长，增幅在5%以上，而通过中介组织介绍、亲帮亲、邻带邻或其他方式外出的人数下降2.5%。
3、转移劳动力仍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为主。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西部大开发的大力推进，西部地区劳动力需求迅速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为主，但比重有所下降，转移到东部和中部的比重有所上升。据调查，20xx年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35.5%，西部地区务工的人员占46.8％，东部地区占3.6％，中部地区占4.2％，其它地区10.1％。
4、二、三产业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20xx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仍然从事农业的比重为5.1%，比上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56.6%，比上年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其中：采矿业占6.7%，制造业占5.6%，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占1.7%，建筑业占37.6%。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占38.3%，比上年下降8.2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占6.2%，批发零售贸易业占2.7%，住宿和餐饮业占15.9%，其他服务业占5.6%，其他占8.1%。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
1、主要成效。我市从20xx年起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经过各成员单位和定点培训学校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预期成效。1）超额完成了重庆市下达的“培训4000人、转移80％”的工作目标。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7348人(含非定点培训学校所培训的人数)，转移6543人，其中阳光工程培训5916人，转移5252人，转移率为88.8％，获得上级财政补贴资金135万元。今年前上半年的情况是：到5月底，全市培训结业3027人，指导就业2447人，分别完成全年计划的50.45％、50.9％。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5015人，完成了全年计划的50％。2）培训学校转变了的办学理念。以前是重培训、轻转移，重数量、轻质量，如今正朝着学员学得好、输得出、稳得住、收入高方向发展。3）拓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由于缺乏技术，多以苦力和汗水挣钱，而今通过阳光工程的培训，他们均掌握一技之长，能凭脑力和技能创收，就业面逐步拓宽。4）提高了转移农民工的劳务收入。通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农民工大多成为相关行业的技工乃至高工，劳务收入大幅度提高。据不完全调查统计，参加阳光工程培训输出的农村劳动力，其务工收入较不培训者高40-100%以上。
2、主要作法。20xx年，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进展迅速，并超额完成任务，得益于以下举措。
二是各方统筹协调，完善资源系统。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础，是上级制定政策，指导落实的依据。为了抓好我市资源系统的建设，市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及时组织召开了我市的农村劳动力资源系统建设工作会议，劳务办随即对全市60余名资源系统管理人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各乡镇、有关部门克服了人员不够、设备不足、经费紧张等方面的困难，统筹兼顾，积极协调，用近半年的时间彻底地对年龄在16－45周岁的农村劳动力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于12月份全面完成了基本数据的微机录入，摸清了我市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的“家底”，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培训和转移提供了基本数据，也为全重庆市掌握情况，指导输出提供了最为翔实可靠的数据。
三是强化过程监督，精心组织培训。在培训过程中，要求培训学校结合自身实际，开设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专业，以适应市场用工的需求；采用独立培训、校校联合、校企联合等方式，以技能培训为主，引导性培训为辅，配备高素质的教师，精心开展培训。培训结束后安排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对合格人员颁发由劳务办统一印制的《结业证书》，并在学员自愿的前提下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对合格人员发放鉴定证书。
四是广集用工信息，最大限度输出。各定点培训机构还安排专人负责输出工作，充分利用长期以来建立起的输出网络，广泛收集用工信息，以订单为主，多形式多渠道实行批量输出，培训一批就输出一批，由专人将受训学员送往输出地，联系、办理相关的务工手续，签订用工合同，较好地保障了外出务工农民的权益。输出地点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成都、重庆等省市。培训人员80%以上实现了就地或异地转移就业。
一是学员素质普遍偏低。学员素质参差不齐且总体较低，培训中普遍反映学习吃力，造成培训质量不高，转移率还相对较低。
二是宣传不够深入。很多农民对相关政策了解不够，对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一些优惠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培训操作办法知之甚少。虽然通过广播电视、科技赶场、宣传资料、标语等形式取得了一些宣传效果，但宣传面、力度还显得不够。
三是财政资金补助额度较低。农民的收入本身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没有足够的钱用于培训或学技术，特别是对培训周期长，费用花费大的工种，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因此低额补助标准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重庆市20xx年的标准略有提高，但我市难于兑现新的标准，因为重庆下达计划为4300人，而南川的“民心”工程目标是6000人，要用4300人的补助金额完成6000人的培训，因此补助标准只能维持到20xx年的水平。
四是职业技能鉴定工作难于开展。一方面农民缺钱不愿参加鉴定，另一方面参加鉴定对农民日后就业作用不大。
五是培训工作发展不平衡。平坝或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参训意识较强，培训工作的力度较大，相反，山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参训意识较弱，且自我封闭、保守，培训工作也相对滞后，不培训就转移的现象突出。
培训学校之间培训质量差异大。在检查中发现，部分培训学校培训制度不健全，培训程序、方式不规范，培训工作随意性大，有走过场的现象发生，不注重培训质量，有不按教学计划压缩时间的、有不完成“规定动作”的、有档案不完善的，训前训后没差别，农民收效甚微。
六是档案管理不完善。有的培训学校在档案管理上，事前不立档，事后补档；各种基础数字、资料不齐备；有的甚至没有落实专人管理档案。
七是缺少工作经费。按照国家实施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同级财政要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其它区县都配备了三、五万不等的工作经费，到目前为止，我市阳光办还没有相应的工作经费，这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我市阳光工程项目的正常开展和实施。
八是培训与就业矛盾突出。首先表现在“培非能就”。参加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往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有为数不多的下岗失业人员、被征占的地农民等，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文盲也不少；“结构性失业”下岗失业人员和被征地农民中的留守人员往往年龄比较大、观念比较陈旧、文化层次低下。这些人员参加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就业难度比较大，即使就了业，被“退单”的也不少。其次是“培非所用”。因为就业岗位数量少和就业条件的限制、用人单位的挑剔或待遇不公等问题，导致培训的知识、受训的对象被“弃荒”的现象很普遍。第三是“用非所培”。部分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的人员，经过培训获取合格证书或等级证书后，没有被企业安排到相应的岗位上，而是被安排在劳力型的岗位上，而原来达成意向的岗位往往被后来的大中专高校生所占据。
（一）领导重视、部门联动是保证。据调查，凡是农民培训转移工作抓得好的地方，都体现了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宣传舆论部门、农业、财政、劳动、教育、工会、司法、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有的地方党委、政府第一把手亲自关注，为农民培训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和社会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切实做到“三个到位”，即思想认识要到位；政策扶持要到位；工作措施要到位。要把农民受益作为实施阳光工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特别强调要把责任落实作为实施好阳光工程的重要保证。
（二）大力宣传、营造氛围是先导。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造舆论，及时挖掘、宣传劳力转移的新情况、新特点，推广各地加快劳动力转移的新经验，树立新典型，为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在社会上，逐步树立了“劳务能致富”、“劳务光荣”等观念，农民自愿走出家门，参与培训转移。
阳光办和各培训单位要进一步通过各种途径，如广播、报纸、电视、互联网、招生广告等媒体，切实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农业科教工作者和农民及时理解实施阳光工程的精神实质，了解阳光工程实施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及时公布阳光办举报电话、培训基地、培训任务分解情况，增强了培训工作的透明度，使广大农民对阳光工程能够全面透彻地理解，帮助其自主选择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和培训机构。在广大涉农工作者中，要积极灌输“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抓农民增收”的理念，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更多的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从而促进我市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
（三）规范管理、透明运作是关键。管理出效益，透明显公正，从项目申报、基地认定、监督实施、经费补贴、检查验收等方面，要有程序化的流程。我们要像抓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一样严格阳光工程的资金管理，财政安排的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资金都用于农民的培训学费，严格做到了项目经费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为规范阳光工程的实施，增强阳光工程运作的透明度，便于监督检查，提高学员培训质量和转移输出能力。要求参加培训的学员持农村户口本及本人身份证到本阳光办公布的培训单位报名参训，培训单位必须按实际登记造册。各承担项目的培训单位要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台帐和转移就业台帐。
（四）改进培训、提高质量是基础。改过去的结果审批为过程监督，积极地为改善学员的学习条件，解决工学矛盾，努力提高培训质量。阳光办提出了“三个强化”：强化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按市场需求，并与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强化教学内容整合，符合用工要求，增加能提高动手能力的内容；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教学中注重实践环节，增加实习时间安排，促进学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建立定点培训机构的竞争和淘汰机制，每年都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对定点培训学校进行重新认定，将不达标的学校淘汰出局，同时允许有培训能力的学校进入培训环节。
在办学模式上，通常有固定地点办班与流动办班两种方式。但只要方便学员，办班就没有定式，多数时间是将班办到了乡镇，这样，让学员吃住在家，学习在当地，既极大地方便学员，又降低了学员参训的费用。
在教学安排上，认真制定教学计划，因材施教，做到以操作为重点，理论学习与上机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高起点严要求。
在师资方面，要求培训学校精心策划，组织思想品质好、教学经验丰富、实践技能强、善于管理的德能兼备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在考试考核上，不走过场，努力做两不误。既让学员过关，又要让学员学到知识。每期学习结束，都组织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的考试考核，凡考试考核合格的学员，阳光办均颁发了重庆市统一印制的学习结业证书，并推荐到市劳动部门办理岗位合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为广大学员当时或滞后就业提供了方便。
在日常管理上，规范操作,强化过程监管，提高培质量。招标后，阳光办及时地与培训基地签订了责任书，明确了各培训单位的目标、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增强其责任感、使命感； 阳光办负责同志定点联系培训单位，要求联系人每月至少到培训基地两次，督促培训单位按期完成任务，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实行不定期抽查、暗访制度，主要是对学员的免费情况、培训质量及转移输出情况等做明查暗访，规范培训要求；实行月份报告制度，培训单位每月25日左右必须向阳光办上报月份进度表，准确填报当月新增学员数，以及培训结业、培训转移进度，报告工作进展情况，以便于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快速处理。
（五）整合资源，合力攻坚是捷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统筹与协作。如果能够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如部门职能、培训资源、输出网络、资金、项目、供求信息、产业需求、品牌的整合，那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将迎刃而解。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努力地理顺部门职能、共享培训资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营造条件。
1、理顺部门职能。各方密切配合，部门协同作战，是确保“阳光工程”高效运作、顺利推进的联动机制。宣传、舆论部门要强化政策的宣传；农办负责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协调、指导、督查；农业部门精心组织，规范实施，负责项目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的拟定，牵头搞好培训单位的招投标，认定培训单位，监督检查培训单位的培训工作，开展学员就业情况抽查和培训效果的评估验收，建立项目档案等；财政部门负责项目资金的配套、落实，监督检查培训补助资金的使用，参与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参与对培训工作的督促检查，对培训效果的评估验收，对学员就业情况的抽查等；劳动部门积极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搭建平台，提供劳动力的用工信息，规范受训农民职业技能鉴定，降低收费标准，切实让利于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劳动环境的整顿规范；教育部门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困难，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乡镇及街道办事处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广大农村青年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工会、司法部门要积极组织好农民工的维权工作。
2、共享培训资源。这里所指的培训资源，它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凡具有合格的职业培训资质和独立法人资格，有联系安排就业能力的培训机构，包括中等职业培训学校、职中、技校、农广校、乡镇成人学校等均可参与投标。在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评审小组，根据职业培训单位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相应岗位必备的培训场所、教学设施设备、实训基地和师资等基本条件、联系安排就业渠道和能力、单位信誉、收费标准等，优胜劣汰，择优确定。
联合实施项目，打捆使用资金，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对于与农民工培训相近或相关的项目，可以联合实施，如扶贫培训、企业工人岗前培训、成人再就业教育培训、农综开发、产业化开发、小城镇建设、工业化建议、农业产业化打造等项目。一但找准契机或结合点，实现双赢或多赢就是必然。
（六）强化监管、狠抓落实是手段。督查是确保农民受益的关键环节，为确保阳光工程规范操作，顺利实施，要切实加大督查工作力度。重点督查五个方面的内容：即领导重视情况；配套经费和工作经费的到位情况；项目操作的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运作情况；补助资金的发放形式；培训质量与学员的转移就业情况。实行八查八看：一查宣传发动，看宣传是否到位；二查组织措施，看措施是否得力；三查培训台帐，看学员培训情况；四查学员到校上课情况，看学员是否就读；五查教学质量，看培训效果；六查订单签订合同，看劳动力转移就业单位是否落实；七查学员转移就业情况，看培训转移率；八查转移劳动力工资待遇，看受训农民是否增收致富。通过定期督查，促进阳光工程的顺利实施和整体推进。
1、合理地下达工作计划。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计划尽量与重庆市一致。如果“上小下大”，上级政策在我市的执行过程中势必要打折扣。
2、酌情地配套工作经费。尽可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需资金。劳务办作为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监督指导机构，有4名固定的工作人员，在实施监督指导的过程中要发生必须的费用，但是劳务办没有资金来源，同时上级政策也明确规定培训补助资金不能用作劳务办的工作经费，其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市级财政解决。
3、进一步分解落实责任。进一步明确各自工作职责，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4、建立培训输出的激励机制。对培训、输出工作中的先进予以激励，工作落后的予以必要的惩罚。
劳动力调查总结篇三
一、经济景气波动与就业压力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harris-todaro 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 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 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 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劳动力调查总结篇四
xx县地处湘中，是典型农业大县，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辖区面积171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64.4万亩，林地120万亩；人口90万，其中农业人口790，农村劳动力52.2万人，且每年新增1万余名农村劳动力。
xx县农村劳动力为52.2万人。其性别构成为男30.8万人，女21.4万人，分别占劳动力的59%，41%；文化结构为初中以下5.7万人，初中29.8万人，高中以上16.7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11%，57%，32%；年龄结构为18岁—25岁15.7万人，25—35岁13.1万人，35—45岁13.1万人，45—55岁12.5万人，分别占总劳动力数的30%，25%，21%，24%。全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5.1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8.9%，劳均年收入2900多元。
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为27.9万人，其中长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上)为11.3万人，短期外出务工(6个月以内)为3.2万人；在外出人员中，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者13.2万人，占47.2%，人均年收入120xx－40000元。
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地点分布为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中山、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厦门、昆明、西安、拉萨；中越、中缅、中苏边境城市和劳动力资源少或劳动力素质极低沙特阿伯、阿联酉、埃塞俄比亚等国。
根据统计分析，我县外出农民工有以下特点：
（一）外出农民工素质较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出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高中以上的万16.7人，占32%；初中文化的29.8万人，占57%；小学以下的5.7万人，占11%。二是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少，只有2.9万人，仅占外出农民工的10.4%。
（二）从业单一。在建筑业和加工业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8.4%。
（三）外出务工长期的多，短期的少。全县长期外出务工20.5万人，占74.8%；短期外出务工7.4万人，占25.2%。
（四）从业地点相对集中。我县外出农民工相对集中在广东省，共有17.1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61.2%，其余的10.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38.8%，散布在本省、浙江、福建及其他省区。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劳动技能，影响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我县外出务工的27.9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0.4%。
（二）外出农民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在建筑业、加工业等职业中从事体力劳动是我县外出农民工的主要职业，共有19.8万人，占总外出农民工的71.1%，人均月收入900——1000元。
（三）对农民工有序就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一是对农民工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各级财政没有资金投入，造成农民工岗前培训工作难以开展，就业难度大。二是农民工就业盲目无序，缺乏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信息的合理流动、有序就业。三是对外出农民工，特别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承包土地的使用缺乏有效管理，导致土地撂荒和土地纠纷。
阳光工程在我县的开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逐步成为农民转移就业的平台。从近二年的培训转移就业农民学员来看，所开展的专业培训有：汽车驾驶、建筑、电工、焊工、计算机应用、餐饮等。xx是全省的农机大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小农机之乡”，农机生产企业达到三百多家，每年所需的从业人员要三万多名，我们可以全力打造“农机加工”树本地特色品牌，扩大本地就业。家政服务行业社会需求层次很多，我县涉及这方面的人数偏少，还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但在低层次上我县劳动力没有竞争优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在高层次的需求领域同别人开展竞争，打造xx品牌。还可以利用已输送至国外从事建筑业的有利条件，重点培育和打造“建筑湘军”，树境外劳务输出品牌。
整合农民工培训资源，劳动保障、科技、教育、建设、财政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全力配合农业部门，切实做阳光工程各项工作。各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在阳光办的领导下，可以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对农民的培训。初级培训主要面向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新办企业所需增加的劳动力；中级培训可以对熟练工在原有技能上的新突破，以满足企业技改或熟练工自身发展的需要；高级培训则主要面向省内、国内、外劳动力市场，让我县农民走出去后有较强的竞争力。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工作中，坚持“政府推动、部门监管、学校主办、农民受益”的原则，强化市场导向、典型带动，发展劳务品牌。逐渐推动劳务输出向组织化、精品化、规模化发展。积极寻求区域劳务协作，不断形成和壮大泛珠三角、华东、华南三大劳务协作区，在沿海大中型企业广泛建立劳务输送基地，培养劳务开发经济人队伍，努力使之成为劳务输出的信息窗口、服务窗口和维权窗口，强化输出地、输入地的对接。
利用阳光工程项目，以农业部门为主体，政府出资，有关部门大力配合，建立一个面向全县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实行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统一开发建立农村劳力资源数据库，实现互通、资源共享，并将劳动力信息网络延伸到乡镇，形成覆盖城乡的培训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促进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规范、有序、合理、高效配置。
二〇xx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劳动力调查总结篇五
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并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人走访了两个村，并选择了100户有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且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是从转移人数看，总数较为稳定。20xx年至20xx年，某某镇分别转移农村劳动力1.7万人、1.81万人、1.80万人、1.73万人和1.75万人，分别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3%、48.1%、48%、47.5%和47.8%，从总量和占比来看，变化都不大。临时性外出务工人员减少，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劳动力转移队伍相对较为稳定。从100户的调查结果看，20xx年转移的203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务工（一年以上）的占99%，临时性在外务工的仅5人。
二是从转移渠道看，无序外出偏多。近几年来，政府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工程”，旨在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能充分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输出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亲友帮带和自闯为主，有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不高。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劳务机构介绍的仅占11.6%，亲友帮带的占42.2%，自闯的占41.8%，其他形式的占4.4%。
三是从产业分布看，以二、三产业为主。经统计，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进入一、二、三产业的分别占0.9%、56.1%和43.0%。
四是从转移流向看，以东部沿海为主。20xx年，某某镇转移的1.75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省外和境外的比例分别为21.3%、78.6和0.1%，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占76.9%，到西部和其他地区仅占1.7%。东部沿海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西部开发大战略的实施也对内陆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从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仍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中地。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劳动力居多。
六是从文化程度看，以初高中为主。20xx年，某某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分别占13.1%、70.5%、15.6%和0.8%。入户调查的203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48.7%、38.8%。
（一）正面影响：
1、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近5年来，某某镇每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劳务收入总额均在2.5亿元以上。据对100户样本家庭的调查，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14127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另一方面，增加了留守农民的生产收入。由于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出台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人员闲臵的土地一般都会被留守农民耕种。调查的100户样本家庭中有36户对耕地采取“转包给他人”的方式进行耕种。
2、返乡创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个财富积累和技术学习的过程，部分外出务工者在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拥有一定管理或技术水平后，尝试回乡自主创业。据镇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20xx年末，全镇返乡创业成功的有86人，兴办企业37家，解决了1900人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某某镇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某，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打工，20xx年返乡创业，利用自己在打工期间学习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投资300万元成立化工有限公司，20xx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00万元，上缴税金42万元。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污染少、效益好，得到镇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xx年公司再投资200万元建设二期生产线，计划在5年内实现产值过5千万，上缴税金上150万元的目标。
3、开阔视野，促进了农民观念转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都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民工在打工创业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观念也得到一定的转变。据调查中一位村支书反映，以前基层选举很多村民都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也是随便投票，现在换届选举时有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都特意赶回来参与投票，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此外，在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现在的农民相比过去都明显增强。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负面影响：
1、造成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耕地面积并未明显减少，但农村土地的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部分面积小、位臵偏、灌溉不便的劣质田被荒芜，荒芜比例低的村有1%，高的达4%，被抛荒的主要是不便耕种的劣质田。另一方面，粗放式经营使部分耕地实际上处于半荒芜状态。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部分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粮食单产水平得不到提高，并且多为单季播种，耕地处于一种实际上的半荒芜状态。据对100户样本家庭调查显示，61%的耕地由家中留守人员耕种，双季稻的播种比例在75%左右。
2、延缓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水平稍高者大部分外出务工，懂经营会生产的农业高素质人才相对缺乏，大部分留守农民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不快。据统计，近两年来某某镇农民粮食收入占农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在65%左右，与该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无关系。
3、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老化是一个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水库、塘坝和灌溉沟渠损毁严重，灌溉功能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来国家加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