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制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一
李静文
摘要：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了重要布署。小康社会的标准包括法治标准，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过程。“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必然是包括“法治小康”在内的“全面小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逻辑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法治军”共同推进，实现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人治；法制；人民当家作主
一、“依法治国”的提出
2012年12月4日，首都各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会，隆重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习近平强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2014年10月召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聚焦“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全会中，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在党史上第一次。wen.白话文cn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最近一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依宪治国是根本 1. “宪法高于一切”
2013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时信访制度也实行改革，涉诉涉法信访全面纳入法制轨道。这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心进一步开启法治国家进程，更加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总书记，出席纪念宪法30周年大会时，重申宪法高于一切。在这次大会上，习近平说，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深刻吸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他重申了十八大报告的提法：“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2、司法公正--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全面改革，正在改变“套路”。今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上说，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习近平多次强调制度对反腐的重要性。在年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
三、“依法治国”的实现
1、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这个总目标作出了阐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实施宪法要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这次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4、完善立法体制。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民主立法的核心在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
5、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政府是执法主体，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6、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保障和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提出了重要改革措施。
7、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这样做，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释、审理对统一法律适用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案件。
8、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有利于排除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干扰、保障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有利于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
9、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作出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使检察机关对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及时提出建议并督促其纠正。这项改革可以从建立督促起诉制度、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等入手。
10、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二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括公民民-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主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人们向往的社会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xx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
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权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崇高的权威性。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三
曾在不同场合引用过培根的一段名言，即：“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他借此想说明，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基于此，xx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公正司法的前提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当前影响公正司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司法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比较普遍。因此，要保证公正司法，就必须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在去司法的行政化方面，《决定》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为了贯彻此要求，《决定》特别规定了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在现实中，有些法官和检察官不敢抵制来自各方特别是某些领导的干预，乃是因为其有后顾之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决定》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在去司法的地方化方面，《决定》也作出了多项改革。如，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等等。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司法公开。司法公开体现在多个方面，此次《决定》明确要求，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并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树公信。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保持司法中立。当前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关系案、人情案。《决定》明确规定，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严禁司法人员私下接触当事人及律师、泄露或者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请或者收受其财物、为律师介绍代理和辩护业务等违法违纪行为。
要保证公正司法必须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作为法治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必须思想政治素质好、业务工作能力强、职业道德水准高，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四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十分崇高的价值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推进公正司法。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人民群众每一次经历求告无门、每一次经历冤假错案，损害的都不仅仅是他们的合法权益，更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是他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推进公正司法，要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我国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很多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发挥公正司法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推进公正司法，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要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司法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难以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推进公正司法，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机制、创新方式、畅通渠道，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对公众关注的案件，要提高透明度，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推进公正司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司法人员要刚正不阿、勇于担当，敢于依法排除来自司法机关内部和外部的干扰，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五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着力从以下六个方面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第一，确立法治政府理念，推进政府治理理念根本转变。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推动政府治理理念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依法保障公民权利。
第二，坚持职权法定，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完善决策和执法程序制度，明确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方式、程序、责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第三，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着力推进重大决策法治化。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依法追究重大违法决策、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
第四，深化重点领域执法体制改革，健全行政执法体制机制。要进一步深化“大部制”改革，大力推进重点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深化“省管县”体制改革，完善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管理;进一步深化经济发达镇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明确界定区县(园区)部门与镇街执法职能;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完善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第五，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宪法法律尊严，着力提高法律权威;加大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公民合法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质量、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的执法力度;严格依法监督和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行政执法人员严格依法行政的责任，健全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机制。
第六，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着力建设阳光政府。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制定政务公开清单;推进从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等各个环节信息尽量公开;健全政务公开责任制度。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六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公平正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贯主张，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法者，天下之公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法治的有力保障。
依法治国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对以法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全方位部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法治守护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科学立法是引领。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筑牢人们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坚实平台。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严格执法是关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解决好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等问题，惩治执法腐败现象，才能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牢牢树立起法治权威。
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公正司法是保障。“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无论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还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更好服务于民，或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都是为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以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全民守法是基础。“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而应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担当起法治建设的责任。同时，也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全民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七
党的xx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心得体会的范文，欢迎阅读。
同志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告诉我们，当前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就是有效地实施法律。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的主体，能否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无疑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
从重立法转向重执法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心从“有法可依”逐步转向“有法必依”，特别是突出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既是法治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法治发展历史阶段的要求，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世界范围法治国家建设的经验看，有效地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必须制定法律，然后才能严格实施法律。特别是在完成大规模立法活动之后，必然面临如何实施法律问题，即如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有法可依”。直到20xx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
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执法和司法在以前不重要，而是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始终是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如今，这个战略目标已经实现，虽然这个体系还要不断完善，但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法可依转向有法必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法和司法工作有了巨大发展，不仅建立起完善的执法和司法体制，而且建立起一支具有专业素质的执法和司法队伍。但是，与人民群众对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渴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还很突出。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就必须将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转向有法必依，转向执法和司法。
严格依法办事不仅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如果说有法可依属于治理体系的范畴，那么，有法必依则属于治理能力的范畴。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体现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它不仅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强化国家制度的执行能力，才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从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布局看，着眼于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做到他律与自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相统一。
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明确指出，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还要靠制度来保障，让执法司法权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对执法司法权的制约除了依赖制度约束，还要依赖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互联网时代，政法机关要变被动为主动，尽最大可能做到执法公开、司法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最终目的是为了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不能忽略整个社会特别是政法人员的道德建设。同志特别强调，要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法律强制与道德约束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都有助于制度的落实。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在加强外部制度约束和监督的同时，必须不断强化整个社会自觉守法、自觉依法办事的道德习惯，尤其要加强政法队伍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职业伦理建设。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着眼于政法队伍职业伦理建设，坚持大局意识与依法办事相结合，做到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与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相统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面对社会功能的分化，要克服总体化治理存在的弊端，而采取功能分化的治理模式。就法律治理而言，要特别注意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不能把政法工作与行政工作、政法人员和其他普通公务人员混同起来。因此，对于政法人员不仅要讲政治信念，而且要讲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甚至要把政治信念转化为职业伦理，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来贯彻落实政治信念。正是基于政法机关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同志指出：“政法机关的职业良知，最重要的就是执法为民。”政法队伍只有将执法为民的职业良知贯彻在每个具体执法司法活动中，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不同于政策，不仅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而且具有制度刚性。执法司法权不同于行政权，自由裁量的弹性比较小，有时甚至没有自由裁量余地。执法司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政法队伍必须秉持和坚守法治的职业伦理，只服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秉公执法，不枉不纵。正是针对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同志强调政法队伍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要把法治精神当作主心骨，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一是一，二是二，不偏不倚，不枉不纵，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执法为民是秉公执法的前提，秉公执法是执法为民的保证。一旦离开了法律，脱离开秉公执法，执法必然受到权力、金钱和私情等因素的腐蚀和影响，执法为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甚至蜕变为执法为权、执法为钱、执法为情。因此，面对权力干预、金钱诱惑、私情影响，政法队伍要敢于担当。政法队伍只有树立起捍卫法治、坚守法治的职业信念，才能“不信邪”，做到刚正不阿、勇于担当。同样，政法队伍只有秉公执法、勇于担当，才能逐步提升执法公信力，使得老百姓逐步信仰法律，在整个社会培育出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远目标看，着眼于全社会依法办事，实现依法治国，要坚持法律制度与社会风尚相结合，实现实施法律与信仰法律相统一。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法治建设承担着克服传统人情社会弊端、构建新生活形态和新社会风尚的重要使命。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法机关就必须与传统人情社会陋习进行坚决斗争。同志指出，要从政法机关做起，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杜绝法外开恩，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关键是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相信法不容情、法不阿贵。这就意味着政法机关要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事业中成为开路先锋，起到率先垂范的模范作用。
只有将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才能通过执法司法让人民群众理解现代法治的精神，改变传统思维习惯，养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就不再停留在法律书本上，而是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领导是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确保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使党的领导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根本保障。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为此，同志指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事务，不要越俎代庖，领导干部更不能借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之名对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不当干预。
一旦明确了这个原则，那么，党的领导不但不会干预执法司法，反而为执法司法提供强有力保障。党的领导可以为执法司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协调各方职能、统筹各方资源、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办事、创造执法环境，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保障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必须正确处理党规党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使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成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模范。
党规与国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党的组织、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不严格遵守党规党法，那就很难保障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方略中，党的领导必然包含党领导人民带头执法、守法。同志指出，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认真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比普通群众更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素质。如果说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守住的底线，那么，对于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来讲，无疑要成为严格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模范。在这个意义上，党的领导成为推动实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最大力量，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风尚、形成法治信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包括公民民-主权利在内的各种权利都由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另一方面，公民民-主权利也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规范而有序地行使，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一种人们向往的社会里，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稳定和秩序，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共处。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其中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解决。在众多的社会调整措施中，法律调整最为重要。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硬性”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要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依靠法治作保障。
依法治国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党的xx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做了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个人的旨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具权威的标准，树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观念。
法律权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严、力量和威信。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任何社会都必须树立有效的权威，没有权威就没有秩序。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态，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不同的权威。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是由法律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法律具有规范相和确定性，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或者废止。这种法律所独有的确定性，使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清楚地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具有普遍性。它在其有效时间内，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法律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任何个人或者组织违反法律，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崇高的权威性。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八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有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
1、切实推进人权和普法宣传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特权。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的法律知识教育，让公民汲取法的养分，提高法律意识，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漠视法律的民众。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尊重个性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执法情况看，可以说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非常普遍。当事人通过各方面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应当努力提高法官素质，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篇九
党的以来，法治中国作为一组信仰和价值的集合，其观念、价值、论说正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落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转型时期诸多社会难题终将克服。在此过程中，司法作为法律适用的中心场所，传播法治文化、凝聚法治共识的核心场域，其实效的发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中国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被称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十六字方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是新时期全面实施法治建设的系统规划。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的法治文明，在借鉴西方国家法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的政治理念、文化传统、社会诉求和具体国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不是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谋求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法治是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实现法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改造旧的法律观念，塑造新的行为和认知方式，在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研究法治中国的正当性，不是要否定其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检视，使其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得以彻底实施。
法治应以维护合法权益为核心
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既加剧了社会竞争，也使得社会内部越来越动荡和不安定。这种情况表现在法律上，便是诉讼案件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供给不足所造成。与此同时，改革引起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社会必须同时面对和解决其他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和处理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与合法行使。
同时，法治在文化层面上也遭遇一定程度的挑战。它涉及人们观念中司法(法律)的性质与功用，涉及人们对规则的看法，也涉及人们对司法(法律)与正义关系的认识。在一般意义上，传统中国人并不否认法律、规则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相反，他们常常诉诸法律和运用规则，肯定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司法(法律)在人们心目中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则如果妨碍结果的公正，就可能被违反甚至抛弃。同样，为了实现实质正义，人们经常漠视和牺牲必要的程序。在这样一种传统中，司法(法律)当然被视为手段，并且仅仅被视为手段。与现代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主义传统。
司法公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
把公正司法置于法治中国建设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是准确认识其历史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力量和限度的重要视角。公正本身就是对司法裁判的要求，司法与公正在字源上的联系实际是通过“司法”的概念实现的。由公正方面去讨论司法，后者的重要性尤为彰显。实际上，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司法(法律)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既是我们理解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人民司法发挥实际功效的关键所在。
公正司法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途径。司法是社会中的司法，司法是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法治。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通过司法机构予以系统地适用。人们很容易了解到立法的重要性，然而就生活经验而言，我们在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规章制度构成的现实生活秩序之中，而非宪法、民法通则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下。从实效方面看，对我们发生实际作用和令我们感受到的规则总是经过执行机构解释和适用的那些。与此同时，对法治的信任乃至信仰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达到，而要靠对具体的法尤其是法的适用的经验。归根到底，法治是一种生活经验，它像任何其他生活经验一样可以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积累和改变。而历史和经验都已经表明，中国的普通民众从来都不缺乏对自己利益作出判断和根据环境变化调整其行为模式的实用理性。而公正司法，正是社会公众累积法治信仰的重要途径。如果法治不能被认真对待和实施，人们将对司法改革乃至法治本身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则法治中国建设的正当性也就将荡然无存。
公正司法是平衡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冲突的最佳选择。法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反映了社会的现实需求。全面建设法治中国，国家(包括政府及其机构)和社会结构甚至个人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造的对象。当国家本身成为改革的对象，而社会力量和法治水平尚不足以实现这一任务时，只能寄希望于公正司法。它本身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不仅涉及原则和制度，而且涉及认知方式和生活经验。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至激化，要把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减至最低限度，只能依靠法律机制，依靠司法这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适度平衡，即在国家和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权责利明确界分的有机结合。在此情形下，如何通过司法保障个人权利、如何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比对政府提出积极有为的要求更来得急迫和重要。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人们对通过运用规则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要求，对法律本身的正义和通过司法实现正义的期待，不但是司法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的基础，也是今天推行和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资源。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强调当代法治所欲保护和促进的诸多基本价值，对于一个正致力于建立法治的社会来说，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紧迫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与其说是重修宪法和法律，写进去更多更好的条款，不如说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创造一种可能的社会环境，使业已载入宪法和法律的那些基本价值、原则逐步得到实现。后一种任务，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公正司法的核心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