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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失序的表现,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处置(下篇一
ok3w_ads("s005");[关键词]网络舆论;价值信仰;利益诉求;理性对话
[作者简介]刘开源（1976—），男，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塞缪尔·亨廷顿曾做过一个重要论断，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正是由于新媒介使用的日益普及，凭依网络技术构建出的网络社会，舆论表达的场域也由日常现实延伸到网络社会，使得互联网成为公众舆论表达的重要场域。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和信息传播生态的变迁。
互联网与移动传播网路构成中国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建设基础[2]。显然，由于网络上各个群体的个人背景不同，同時并存着阶层、利益、诉求、教育等各个不同区别因素，所以网络空间是一个多种声音多种意见汇集的舆论系统，多种观点在这个场域中激荡、交锋。这种情况又与互联网的虚拟性、互动性、匿名性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埋藏了网络空间的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了现实社会存在潜在风险。
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舆论的定义多达数百种。本文所谓的“网络舆论”是指在新媒体平台上，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间在各自的观点和诉求的动态呈现和交流，反映了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一个或多个社会议题的情感、态度与立场等方面的一系列特质。网络舆论关联社会心态，是社会运行状况的表征及晴雨表。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成为各个利益群体的话语表达的重要载体。然而，在当今的网络社会中，各个群体的舆论对撞与激烈交锋、误读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各个群体自说自话，成为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和各个群体彼此共通理解的重要障碍。本文从当下网络舆论的主体特性、利益诉求、新媒体时代等多维审视等角度，探析网络舆论中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多元主体等因素的影响。
一、网络舆论失序的现实表现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强调，社会共识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他提出“集体意识”的概念，认为这种“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利益诉求，必然引起国民统一的价值观的缺失，无法形成统一的集体意识。这其中尤以价值信仰、利益诉求、多元主体的角力，成为网络舆论失序的社会风险肇源”。
（一）冲突：价值信仰下的观点对立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不同的价值取向或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有可能导致跨文化冲突[4]。媒介技术给予普罗大众无限的价值信仰的呈现空间，不同的群体由于其民族、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的不同可能形成具有差异的价值信仰。这些价值信仰的差异往往会演化为网络观点的差异、对立，甚至有可能发展为网络暴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的对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但从公民个体的立场来看，它往往是自我观点、态度的鲜明表达与呈现，有利于保持多种观点的沟通与交流。
价值信仰差异不同而引发观点对立的社会议题和网络事件时有发生。以曾经在网络空间引起观点对立的“玉林狗肉节”为例，爱狗人士普遍具有强烈的爱狗情节，他们在新媒体平台、论坛等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拉横幅、贴广告等手段反对广西“玉林狗肉节”的举办。对立的另一方面则认为，吃狗肉是自己的合法权利，爱狗人士无权利进行无端的指责。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网络舆论中呈现为互不相让的一场对立的骂战。类似于这种冲突背后的本质是价值信仰差异的两个群体的沟通与对话区隔，各自囿于自己的固有的价值信仰自说自话，无法真正在网络空间实现理性对话。
（二）情绪：利益诉求下的情绪汇聚
新媒体传播生态下，使得个体得到赋权。在网络空间的交流中，互不相识的网民因为阶层、习俗、话语等问题共同参与到一起。其社会身份更加多元与独立，不同的网民群体在网络空间的话语表达必然会存在冲撞与对立。另一方面，媒介的信息化发展加剧社会层级不平等，使得网络空间的情绪迅即形成了庞大多样的以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为主要取向的“情绪共同体”。媒介手段的丰富性，释放了群体的传播需求，不仅扩大了个人情绪的传播路径，也加快了其传播速度，扩大了影响范围。互联网技术与移动多媒体技术的拓展和融合，使得传统的通讯工具手机成了最重要的自媒体终端。微博、社交网站等各类互联网应用方式日趋便捷化，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也更加活跃。个人情绪只要迎合了某个群体的心态，经由新媒体进入传播渠道后，在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的交织作用下就会如同病毒般地大规模快速复制和感染，瞬间传遍网络空间在群体中引起共鸣与讨论。当出现重大的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网络事件时，会迅速引起网络围观，短时间内形成压迫性的倾向情绪。正常的或者公信力较强的信息源无法或者不愿意提供及时、可靠的新闻，因而网民则容易受到各种庞杂的无法核实的信息的干扰，引发网络情绪的汇聚。
个人情绪以自媒介为中心借助多种媒介的社会化扩散过程，也是建构意见环境、影响社会舆论生成的过程。于是，网络成为了各种负面情绪滋生和蔓延的温床，每一起个人恩怨情仇扩大为社会热点事件后，情绪被调动起来的社会大众便会积极参与讨论、表达、传播。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人作为群居动物，在聚居中能满足人对于安全感的需求。生理上的群居表现为人群的高度集中，在构建情绪共同体的层面上，媒介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通过媒介关注此事件的人结成了情绪共同体。例如，对环保问题、腐败问题、房地产调控的集中报道，会在短时间内集中起一批人，他们彼此不认识，但在情绪上保有同样好恶，甚至会形成舆论主体，推动该事件的发展。所以，网络情绪共同的形成是个体作为社会主体对于当前社会矛盾影响下社会冲突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情绪交互和共享的结果。
（三）主体：多元主体下的各方角力
人们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中，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深受媒介影响，通过生产大量的可复制的影响与符号，媒介制造了可以代替现实生活的场景，从而建立一种伪现实[5]。埃吕尔把宣传看作和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必然现象。大众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一般人，这些人具有基本的文化但缺乏批判能力，追求标准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主要政策要取决于民意，而市场经济更是把消费者的意向作为最重要的营销目标[6]。作为政治和资本运行的重要环节的媒介，在网络空间中关于网络事件的报道，往往受到政治、经济等不同主体的影响。媒介作为社会的监督力量，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其独立性还有待提高。网络事件一旦牵涉到利益团体的经济利益，利益团体往往通过经济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通过购买“水军”等方式为自己发声，构建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信任结构有待完善、阶层利益固化，引发了公众心理不平衡以及仇富、仇官等社会情感，这也反映在网络舆论的表达。
二、网络舆论失序的成因分析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新媒体迅猛发展，网络舆论呈现和现实社会的呈现是高度关联的。网络舆论折射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媒介化可以把远的、近的、有的、无的，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呈现在社会公众眼前，媒介化了的风险开始间接甚至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7]主导着网络表达的风向。
（一）自我指认下的认同疏离
互联网时代的“部落化”（麦克卢汉）形态在慢慢塑形。在这里，意义能“赋予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8]。在网络事件各个不同群体的自我标签化，使得各个群体自我禁锢。当个体将自我放入某个群体中，这种群体的情感，经新媒体、网站的合力，实现裂变式的传播后，群体具体的“排他性”属性被大大加强。虚拟空间的舆论冲突极易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暴力对抗。所以，这就加剧了不同网络群体的对立性乃至冲突性，从而造成各个群体的隔阂、疏离。立足新媒体的表达方式来看，在网络舆论的建构中，个体通过附和、声援、转发、点赞等方式建构自身的身份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从新媒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在pc互联网时代的论坛、网络社区，就具体事件展开的讨论其意见走向往往是多元的。同一事件，不同的群体反应不同，论战往往都强化我群团体与他群团体的划分，包括对我群团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对他群团体的抵制排斥，形成多元的意见派别。进入社交媒体时代，qq群、微信群等相对封闭的圈子出现了，网民建“群”都选择志同道合的人，“道不同不相与谋”。如果难以交流，对立的双方不能共处一“群”，可选择沉默或选择离开，久而久之造成“我群”的队伍壮大。这就极易造成在这个群体内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反对的声音或者反对声很小，形成不同群体间的认同疏离。
（二）相对剥夺感下的情感宣泄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满意感并非依赖绝对、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以周围的人为参照群体进行评价，比较的结果若是自己处于较低的地位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9]风险要素除了现实性冲突还有一类非现实性冲突，它产生于剥夺与受挫，这种剥夺与受挫则产生于社会主体参与的社会活动以及原先不允许表达的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公众在现实生活中利益诉求和话语表达渠道受阻或失效后，他们往往会诉诸于网络，这种选择有着“体制内抗争”的焦虑与无奈。不满的情绪并由现实生活空间转向网络虚拟空间，社会矛盾开始在网络空间显现，并在新媒体平台上放大、激化。不同利益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公正待遇衍化出的怨恨心理，很容易在新媒体平台遇到相同感受的人，基于这种“共情”迅速集结，在新媒体的散播和渲染下愈发激烈和震荡。因此，处于媒介化社会和风险社会叠加期的中国，社会公共事件频发，网络情绪呈现出较强的负面状态。处于弱势地位的公众，因社会地位差异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其社会欲求无法得到满足，造成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宣泄。
（三）话语失衡下的被动他塑
不同的群体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是不一样的。本文所说的话语失衡是指在网络空间诸多的话语主体中，某些群体的话语权远远小于其他群体，该群体的媒介形象被动地由其他群体来建构。拥有话语权的群体通过其具有的强大媒介权利占据主动地位，推销其价值观念，建构符合其主观的媒介世界，企图把边缘或弱势的群体塑造其价值观念中的形象。新媒体一方面拓宽了公众的表达渠道，但另一方面，又为许多群体形成了表达的技术壁垒，无形中形成了表达的鸿沟。比如，许多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群体，公众见到的大多是其他群体在媒介上对贫困留守儿童的呈现。由于留守儿童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电脑、手机等媒介工具，该群体便不能通过这些新媒体手段，在网络空间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悟，建构属于自己的媒介形象。群体间话语权利的失衡，群体形象的被动他塑，在网络空间会滋生“马太效应”，社会公众会对某个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形成刻板印象。如曾经在网络空间被广泛传播的谣言“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塑造一个落后破旧的江西农村形象。谣言本质上就是因为江西农村地区的公众在话语表达的弱势，当网络谣言建构故事情境符合非江西地区的公众的固有的社会认知和刻板成见，且故事的演绎逻辑符合公众的心理预期，其他地区公众就会对谣言产生初始的信任。
三、网络舆论失序的应对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进行相互交流时，最难消除的理解障碍之一，是他们无法共享一种通用的符号系统[10]。不同的群体之间增强相互理解尊重，实现文化符号的最大通约性，克服相互之间的误读，促进相互理解与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共通理解实现意义共享
塞缪尔·亨廷顿曾认为，当今世界动乱不已的原因，既不是经济问题引发的，也不是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而是由文化的差异所形成的[11]。新媒體时代网络空间中的不同话语主体应充分利用互动性强的新媒体对网络事件理性交流，主动的进行议程设置并充分发挥把关人的作用，协调好不同观点和态度立场，最大程度上消解网络群体自带的排他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共同的意义空间”。所谓共通的意义空间，即传受双方对符号意义拥有的共同理解，它是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对话、沟通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越大，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基础、了解的意愿、包容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在涉及相关的敏感的社会公共议题上，政府和传统媒体需要进行话语的创新，有节奏的进行客观公正的平衡报道。在报道中凸显各个群体的态度立场，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建议对策，从而实现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相互理解并建构共通的意义空间和话语体系，消弭不同诉求群体之间的隔膜和对立。
（二）理性对话构建多元共识
媒介技术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上，各种思想观念的融合和對立是相互交织的。在化解观念的对立冲突方面，应充分意识到传播的作用。传播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产生意义的过程，在过程中也会产生共识。应搭建一个理性对话的平台，提供一个不同话语主体的对话空间，尤其是给予话语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更多的话语表达与交流渠道。因为“话语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话语类型往往把特殊事件变成日常事务，并使之自然化”。[12]新媒体在涉及社会公共议题的报道时，还应该转变话语方式，用对话式的新闻话语代替刻板的宣讲式，在报道中理性、中立呈现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立场与话语。
透过传播媒介的对话式报道，形塑网络空间不同群体的社会认知，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不同群体之间，运用文化、音乐、艺术、电影、舞蹈、绘画这些形式策划主题活动。在这些交流活动中，促进不同群体的汇通，培养共同的思想情感，奠定相互理解的基础。这样实现网络空间多元主体对话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在网络空间形成一个多元共识、多元共生的局面。
（三）媒介赋权助力话语突围
赋权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引导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参与决策并通过行动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公正[13]。当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媒体出现时，数字化的早期论述者尼葛洛庞帝就提出“网络赋权”概念。通过媒介赋权，使得话语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能够参与到网络空间的表达和讨论中。媒介赋权应给予话语弱势群体一种社会参与的可能与途径，实现弱势话语群体的媒介形象的自我塑造，使得更多的群体分享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红利。要实现媒介的全面赋权，网络舆论生产的多元、均衡、全面，应当加大媒介素养的教育投入，加大对话语边缘群体的培训与设备的扶持。通过各个群体的自我表达，消除刻板认知和固有的成见。弱势和边缘话语群体的突围，对网络空间舆论的生成和后续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话语主体的均衡、多元，使得网络舆论被利益集团操纵和网络舆论极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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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蔚春.权利控制与大众抵抗———广告的双重意识形态解读[j].当代传播，2016，（1）.
[7]黄煜，曾繁旭.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中国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j].新闻学研究，2011，（109）.
[8]王永贵，岳爱武.着力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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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贾磊磊.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表达——论非文字类文化符号的传播效[j].现代传播，2011，（12）.
[11]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2]（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3]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14，（6）.
[责任编辑：熊文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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