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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十大经济效应大经济学效应篇一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基因库，其蕴涵的思想基因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底色，自被发现以来，就成了马克思学研究的焦点。国内逐渐在研究范式、历史地位、文本结构、异化理论、共产主义学说、人学思想、逻辑主线、哲学底色、生态思想、社会思想等十个方面形成了焦点问题域，对这些焦点问题及其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总结，具有积累思想、积累资料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焦点问题；研究述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自1932年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全文公开发表以来，引发了持久的“《手稿》热”，成为20世纪马克思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国有关《手稿》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最先起步于《手稿》的中文翻译工作。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我国对《手稿》思想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先驱，推动了我国学者对《手稿》的深入探索与研究，《手稿》研究视域也越来越广泛。具体来说，我国对《手稿》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十大焦点问题。
一、研究范式
其一，“以西解马”范式，这种范式将《手稿》完全置于西方哲学思维向度，力图运用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解释或重构马克思哲学。
其二，“以苏解马”范式，主要从苏联教科书体系维度解读《手稿》，认为《手稿》还存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痕迹，与马克思后期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还有差距。
其三，“以马解马”范式，主张“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真实文本，回到马克思具体写作语境，从马克思哲学思维向度来还原、解读马克思本真精神。
其四，“发展马克思”范式，坚持马克思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品格，坚持哲学是时代精神之精华、时代问题之解答的认知向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国家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手稿》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多差异性，甚至对立性，这与研究视域、解读范式不同有很大关联。甚至某种程度上，研究范式的不同直接决定理论立场的差异。我们主张，对马克思哲学以及《手稿》的研究应坚持“以马解马”和“发展马克思”范式的有机统一，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又要时代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历史定位
关于《手稿》的历史定位一直是学界的争议问题，极力抬高的有之，极力贬低的有之，力图客观评述的有之。王东归指出学界关于《手稿》历史地位的评价有“顶点论”“不成熟论”“起点论”三种基本观点，并认为解读模式的不同是导致评价基本观点不同的原因。马晓星归纳出“不成熟论”“起点论”“转变论”“融合论”四种观点[1]。
所谓“顶点论”或“成熟论”。大多数西方马克思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手稿》是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最集中最成熟表述，而后来的唯物史观思想是倒退或衰退。此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g.朗兹胡特和j.p.迈耶尔为代表，他们大肆宣称《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概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的唯一文献”，是“把人及其生活意义即哲学的社会学的人本学提到中心的位置”的文献。他们极力抬高鼓吹《手稿》，贬低马克思后来的作品，人为制造了所谓“两个马克思”。张奎良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祥地，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与意义，不应排除在“成熟”范畴之外，这本著作使马克思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和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大转向，基本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后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等著作思想不过是对《手稿》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展开与升华[2]9-11。
所谓“不成熟论”。主要为前苏联、东欧和国内部分学者所主张。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手稿》还蕴涵较多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旧哲学痕迹，因而是部“不成熟”的著作，也引发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何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旷日持久之争论。如阿尔都塞主张《手稿》处于青年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理论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理论“认识断裂”的前夜[3]。奥伊则尔曼指明，马克思自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异化概念就不再起原来的效用了[4]。巴日特诺夫认为，对《手稿》内容分析表明其不是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5]。
所谓“起点论”。韩庆祥认为，“成熟论”与“不成熟论”两种评价《手稿》的倾向性都有其片面性，应运用发展的“整体性”评价方法。他认为，《手稿》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胚胎和萌芽，又带有费尔巴哈等旧哲学痕迹，是融合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学说等马克思主义基因要素于一体的带有整体性特征的第一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完整体系创立的一个开端，是马克思转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形成的真正起点[6]21。王东指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和实践观思想的发源地，蕴藏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元素的原生态基因，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源头活水和思想基因，但不是思想高峰[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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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资产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财富效应问题，对我国刚刚起步的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认为该效应是证券化的核心效应，是证券化其他效应得以产生的基础，并从成本节约与收益创造角度深入分析了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财富效应得以实现的微观机制；同时，较系统地分析了影响这些微观机制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及其对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影响。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财富效应；微观机制；约束条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12—04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尔后在各国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已被“神化”为一种具有“点石成金”魔力的炼金术(schwarcz,1994)，它不仅对微观实体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宏观金融制度的布局带来了较大冲击，将成为不同于传统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第三种信用制度(李传全，2003)。资产证券化的影响可分为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宏观效应是指证券化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相关实体产业的影响；微观效应则是指证券化对各微观参与主体(如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机构、投资者以及中介机构等)的影响。
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看，原始权益人(originator)是证券化的发起人，它实施证券化的动力是整个证券化交易与市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资产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是证券化的核心效应，是其他效应得以产生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关心的问题就可以演变为：资产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是什么?该效应得以发挥和实现的微观机制是什么?影响该机制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资产证券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清楚地认识并合理运用这种金融创新，尤其对我国业已展开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与机制
(一)证券化的财富效应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的微观效应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比如：schwarcz(1990，2003)采用分析性方法指出证券化使不同类型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利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低成本融资，实现“净成本节约”，创造净收益，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价值，因此证券化并不是“零和”游戏。james a．rosenthal和juan m．ocampo(199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通用汽车承兑公司(gmac)的汽车贷款证券化与同类的传统债务融资工具的融资成本进行了比较，发现证券化能为gmac每年节省1．3％的融资成本。hugh thoman则将实证分析的样本扩展到1991-1996年期间美国236起非政府担保的资产证券化交易，而且不仅定量分析了证券化交易对原始权益人的股东的财富效应，还定量分析了对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的财富效应，指出一笔证券化交易能为原始权益人的股东带来平均大约5％的超额回报，样本中的137起证券化交易为原始权益人的债权人带来了不显著的0．21％的财富增加。
(二)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
至于为什么证券化能使原始权益人获得财富效应，即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问题，多数研究文献认为，证券化的财富效应是通过成本节约和收益创造这两大渠道实现的。比如，greenbaum和thakor(1987)、pavel和philli、hess和smith(1988)、zweig(1988)和schwarcz(1990,2003)等认为证券化为原始权益人提供了一种可以降低风险、多样化资产组合以及为业务拓展提供融资支持的新手段，从而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财富；donahoo和shaffer(1991)认为证券化使银行等储蓄贷款机构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缓解了监管机构对准备金和资本要求的压力；rosenthal和ocampo(1988)认为资产证券化将被证券化的资产的信用风险与原始权益人相隔离，从而直接降低了融资成本；finnerty(1988)、bartlett(1989)和bernstein(1993)认为资产证券化能将资产迅速转变为现金，提高了原始权益人的筹资能力，可以去拓展更多的能产生正净现值收益的项目和业务，从而增加公司未来的收益；lockwood,rutherford和herrera(1994)认为从证券化融资所获得的现金可以用于偿还现有债务，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当期收益，从而使原始权益人的股东财富得以增长；bryan(1988a,b)认为证券化促进了应收款发放、服务以及融资的分工，使原始权益人能更专注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应收款的发放和服务业务，而将应收款的其他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分工的深入创造了财富。国内研究证券化理论的著名学者张超英(2003)虽然并未直接分析证券化的财富效应，但用7种假说分析了证券化产生的动因，包括监督技术假说、管制税假说、担保假说、道德风险假说、市场原理假说、流动性假说和比较优势假说，并对银行参与证券化的动因给出了相关的数学模型，对资产证券化财富效应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视角。
总结起来，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微观机制包括以下方面：
1．成本节约机制
(1)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机制。从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来看，真实出售实现了证券化资产与原始权益人之间的破产隔离，降低了证券化产品投资者面临的原始权益人破产的风险；同时，从证券化的财务处理看，真实出售提供了一种新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处理工具，提高了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比率和产权比率，也降低了原始权益人本身的破产风险。这些机制的共同作用降低了向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支付的破产风险溢价水平，进而降低整体融资成本，实现了融资成本节约，增加了原始权益人的股东财富。
的、更强的信息，以降低投资者对证券化资产的信息不对称的关注和担心程度；三是“信息替代机制”，即聘请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资产、交易和产品进行信用评级，这相当于用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声誉机制这种“更值得信赖”的、透明度更高的信息替代了证券化资产的不对称信息，使投资者甚至于在可以不关心任何具体细节信息而只要知道评级结果的信息获取情况下就可以做出投资决策。因此，在“信息剥离机制”、“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这三种微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从而降低了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融资成本的增加。
(3)资本市场融资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机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制是将证券化资产标准化为各种有价证券并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般认为，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普遍低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证券化丰富了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渠道。因此，仅从市场这个层面而言，与其他融资渠道相比，证券化的融资成本就比其他融资渠道的要低。
(4)监管成本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省的机制。对于某些受到特别管制的原始权益人(如商业银行)来说，证券化财富效应的实现还来源于监管成本降低导致的融资成本节省。对资本充足率等偿付能力指标的监管要求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成本面临增加的压力。在资本充足率水平低于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类的原始权益人在传统上要么增加资本，要么压缩现有业务量，降低风险资产规模。前者将导致原始权益人新增融资成本，后者将直接导致业务收益下降(即资本的机会成本)，还将造成既有客户资源和市场的流失。证券化却为商业银行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将风险资产的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优化了资产的风险结构，从而可以在不新增资本的情况下，将原来被风险资产“占用”的资本“释放”出来，使其成为“自由资本”。因此，证券化的采用不仅节省了新增资本融资的成本，而且不需要压缩现有业务量，也节省了资本的机会成本。
2．收益创造机制
(1)流动性改善导致收益创造的机制。与融资功能相比，证券化的另一主要功能是改善原始权益人资产的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流动性改善甚至是证券化最主要的功能。张超英(2002)认为“流动化是一个包含证券化的概念，证券化的重要目的是实现流动化，证券化是实现流动化的一种技术法则。”原始权益人通过真实出售并证券化的方式，将回收周期较长、流动性不高的资产在短时间内转换成了流动性较高的货币或证券类资产，从而可以利用收回的货币资金开展新的业务。从财务指标上看，实际上提高了应收款的周转率。如果原始权益人连续不断地进行证券化(如循环型证券化交易结构)，其流动性的改善效应会被不断放大，会出现类似于货币乘数效应的“流动性乘数”效应。流动性改善的直接效果是提高了单位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业务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致的规模经济和市场占用率的提高，或者投资于收益率更高的新业务，可以创造更多收益。此外，流动性改善还可以降低利率敏感型资产敞口的风险，这对于银行类金融机构是非常重要的。
(2)专业化分工提升效率导致收益创造的机制。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国民财富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工使每个人可以专注于特定的工作，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财富。科斯(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认为，企业和市场都能具有分工和资源配置的功能，当企业的交易成本高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时，企业内部的分工和资源配置功能就会被市场替代。从分工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首先，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使应收款的发放、持有、管理和回收工作分由原始权益人和资本市场投资者来承担，改变了原来由原始权益人一个主体来承担应收款的发放、持有、管理和回收的全部工作的局面，原始权益人可以更专注于应收款的发放、管理和回收。其次，虽然应收款的管理和回收工作在证券化后大都依然是由原始权益人承担，这一点似乎与证券化之前一样，但实际上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证券化之前原始权益人对应收款的管理和回收是其完整业务链条上的内部环节，市场无法对其进行单独定价并进行监督，其效率的高低基本取决于原始权益人的内部经营管理，难以观察和评估，容易导致效率低下；证券化之后，原始权益人对应收款进行管理和回收的职责是资本市场投资者赋予的，投资者对原始权益人的这一职责按市场原则进行单独定价并实施监督，原始权益人的内部职责被外部化和独立化了。市场定价和外部监督促进了应收款业务分工的深化，市场和企业(而不仅仅是企业)共同参与了与应收款业务开展相关的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因此，证券化实际上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而提升了效率，创造了新的财富。
三、证券化对原始权益人微观效应的约束条件
(一)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在原始权益人一方面通过证券化降低证券化产品投资者面临的破产风险而实现融资成本节约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却可能会增加原始权益人的无担保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chasew．ashley(1993)和paul m．shupack(1994)表述了类似的观点。但schwarcz(1990，2003)却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在不考虑证券化所获资金再运用的情况下，证券化只是改变了原始权益人资产的类别构成，并没有减少资产总量，因此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并没有增加；即使证券化后原始权益人将所获资金进行再运用而使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增加，这是其他任何一种融资方式都可能造成的后果，本身与证券化无关。schwarcz的这种观点将证券化效应静态化了，只是在证券化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去进行分析，而未考虑到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并未由于真实出售而被完全转移的事实，因此难免有失偏颇。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角度对这种机制的实际效果进行重新审视。
1．证券化交易结构与风险转移
始权益人面临的经济风险发生太大变化。如同前面提到的“流动性乘数”效应一样，如果原始权益人连续不断地以这种方式进行证券化，则由此累积的风险也会产生乘数效应而不断放大。
2．动态视野下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
从静态角度看，schwarcz的观点是成立的。但原始权益人实施证券化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实现资产类别的转换，而是融资后运用资金获得新的收益。因此，对证券化效应的评估和考查就不能割裂证券化融资所获资金的使用而单独进行。而且，实际证券化交易的统计资料显示，同一原始权益人往往多次或连续不断地实施证券化。所以，必须从动态视野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考虑以下四种证券化所获资金的使用情形。
如前所述，证券化交易并未使原始权益人的经济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因此，情形1－4中原始权益人的经济风险并没有降低，而是基本不变或增加；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规模在除了情形3中由于偿还债务而减少以外，其他三种情形并没有改变资产规模，但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除情形1外，却都是增加的。这是因为：情形2中由于投资于比证券化资产风险更高的其他资产，虽然资产规模没有变化，但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也增加了；情形3中由于偿还债务导致资产规模减少，从而使那些未被偿还的无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偿还保证减少，增加了其面临的风险；情形4中虽然资产规模不变，但由于不断进行证券化而导致原始权益人保留的经济风险被不断累积，进而增加了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对于一个正常经营的原始权益人来说，情形1一般不会发生或者不会持续存在。因此，证券化交易的确使无担保债权人的风险增加。
一般地，既然无担保债权人面临的风险增加了，他们就会在后续债权契约签署的时候索要更高的风险溢价，使原始权益人的财务成本增加，从而“冲抵”掉了证券化通过降低破产风险而实现的融资成本节约的好处。对此可以构建一个跨期动态博弈模型进行更完美的解释。但事实上，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约束条件才能正确评估无担保债权人上述行为的实际影响：(1)处于稳定业务等因素的考虑，无担保债权人是否真的愿意与原始权益人进行动态博弈；(2)无担保债权契约的期限结构，过短的期限结构将使无担保债权人无法实施第二次博弈；(3)无担保债权人在博弈中改变风险溢价水平的能力；(4)无担保债权在原始权益人债务总额中的比重，如果该比重较小，即使风险溢价水平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财务成本也不会因此增加太大，“冲抵”效应也不会明显。以上条件构成了破产风险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因此，证券化交易中破产风险的降低是否会导致融资总成本的节约就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
(二)信息不对称降低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前文曾指出，通过“信息剥离机制”、“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这三种微观机制的共同作用，资本市场上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降低了对信息不对称引致的融资成本的增加。毋庸多言，证券化交易的独特结构和机制的确降低了融资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但其对融资成本节约的效果还是要受到以下约束条件的影响：(1)“信息增强机制”的成本。固然原始权益人采取信用证担保、超额抵押、持有次级档债券等方式可以对证券化资产进行信用增级，但这些方式要么增加了机会成本，要么使证券化资产的经济风险无法被全部转移给投资者而是成本增加；(2)“信息替代机制”的成本。当信用评级机构用本身的声誉机制这种“更值得信赖”的、透明度更高的信息替代了证券化资产的不对称信息的时候，原始权益人也必须为此向信用评级机构支付相应的成本。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信用评级机构本身的声誉机制是否足以起到这种信息替代效应；(3)原始权益人证券化之前的整体信用水平。如果原始权益人证券化之前的整体信用水平越低，则采用“信息增强机制”和“信息替代机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将越高，这必然会“冲抵”由此带来的融资成本的节约。如果没有这种“冲抵”效应的约束，则从理论上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命题：整体信用水平最低(如濒临破产)的原始权益人(a1)具有最强烈的证券化动力，整体信用水平最高的原始权益人(a3)由于证券化不能带来融资成本的节省而最没有动力进行证券化，整体信用处于中等水平的原始权益人(a2)的证券化动力则介乎其中，因此，实施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在证券化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如下：al最多，a2居中，a3最少。这显然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根据统计，a2和a3都比较多，a1最少。对此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但已超过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证券化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融资成本的变化并不是确定的，需要考虑到原始权益人整体信用水平的影响。
(三)资本市场融资导致融资成本节约的约束条件
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低于间接融资市场的融资成本是资产证券化融资成本得以节约的关键因素。证券化市场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国家，其直接融资市场表现出较高的融资效率特征。而且，由于绝大部分的证券化产品都是债券，债券市场的成熟和高效率对证券化的融资成本节约来说就尤为重要。因此，资本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发达程度是直接影响证券化能否实现融资成本节约的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和制度基础问题。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框架和制度基础建设来说是值得深思的。
(四)其他约束条件
当然，对证券化融资成本节约和收益创造有所影响的其他约束条件还有很多，比如：(1)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水平等的监管压力的大小，以及实施动态监管的能力等会影响到这些金融机构面临的监管成本的大小，从而影响到它们实施证券化(不管是将证券化作为一种融资工具还是资产负债管理工具)的成本节省；(2)原始权益人(尤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降低该风险的意愿的强烈程度。原始权益人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越大，则通过证券化改善流动性而创造的收益就越大；(3)专业化分工导致效率提升是原始权益人收益创造的重要机制，但该机制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专业化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实现并按照市场原则实施，其中的关键是投资者以及证券化的其他中介机构能按照市场原则对原始权益人在证券化资产的发起、出售、未来现金流的管理与回收等专业化职能进行单独定价和有效监督，而不是屈从于原始权益人上述职能的“垄断性”压力，从而促使原始权益人真正能够从专业化分工中提高效率。这一点对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权益人的“垄断性”问题来说是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
因此，尽管证券化复杂精妙的微观机制为原始权益人财富效应的实现提供了机制上的可能，但本文中提及的约束条件却可能会制约这些机制发挥作用。从综合的角度看，由于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证券化是否一定会给原始权益人带来正的财富效应是不确定的。法律制度框架、金融体系结构、市场演进程度等宏观因素，以及特定的证券化交易结构、原始权益人的行业特征、证券化资产的特征、信息技术水平等微观因素，都会成为影响原始权益人财富效应实现的约束条件。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我国证券化市场来说，尤为重要。
(责任编辑：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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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经正式提出便引发热议。截止目前，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理论特质、理论贡献、理论方法、实践逻辑、建构原则、建构路径、话语体系、学科发展和历史使命等问题展开了详实的论说。在对这一学术问题探索的过程中，学界要把握好研究成果的得与失、正与误，继而在今后的研究和学习中增强辨识力，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而不断努力。
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 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度迎来“暖春”，这在“情理之中”。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遭受冲击。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科研院所，“强化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教育局面已经持续多年”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通过数学形式主义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变成精神鸦片”的状况已经屡见不鲜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度遇到“寒冬”，这又在“意料之外”。自2014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并告诫大家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无疑将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和思想理念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学科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巨大创新，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④。
在此背景下，对学者们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活动进行一个有效梳理，既是深入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的需要，又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新成果。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出之后，学界对它的理论渊源问题和历史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不容置疑的。梅荣政教授和唐昆雄教授通过对《资本论》的系统把握，指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武器”⑤。可见，《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过时”，将这一逻辑置于当下，亦可说《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张宇教授在回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之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它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⑥。顾海良教授在《论十大关系》发表60周年之际，撰文指出了该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关系的初步研究”，又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作了多方面的开拓性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展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些基础性命题”⑦。王立胜和郭冠清研究员通过研究不仅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还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也视为其理论来源，这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源问题的一大突破⑧。可以说，学者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的具体探讨虽有差异，但都始终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王立胜研究员“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高度”，回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言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蕴含着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线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了奠基作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拓展；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⑨。杨承训教授和杨继研究员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70多年里的“四次飞跃”：“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科学政治经济学飞跃”（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使得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认识经济规律的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破’为主到‘立’为主飞跃”（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东方大国经济变革和建设中实现飞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填补了在贫穷落后地区进行经济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的飞跃”（在回答什么是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怎样发展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等等重大问题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所未有的新飞跃）⑩。张占斌教授系统地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讲话，回答了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11}。可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演变问题的探索，基本上是沿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逻辑轴线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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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太效应：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教育、金融以及科学领域。马太效应，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术语，反映的社会现象是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2.搭便车效应：是指个人支付本钱取得的收益被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免费分享的现象。由于个人支付全部本钱而只享受较少的收益份额,因此集体中的理性个人没有动力去提供公共物品。并且组织规模越大，公共物品越是供货给缺乏。
3.二八定律：又称为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定律、最省力法则或不平衡原则。80%的收获来自20%的努力;其他80%的力气只带来20%的结果。
4.长尾理论：是指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长尾理论”被认为是对“二八定律”的彻底叛逆。
5.“羊群效应”：也称“从众心理”，指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6.棘轮效应：也叫制轮作用，其指人一旦形成某种消费习惯就具有不可逆性，而且很容易向上调整。司马光《训俭示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7.挤出效应：是指一个市场里，由于供应、需求有新的变化，导致部分资金从原来的预支中基础，而流入到新的商品中。挤出效应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它突出表现在政府支出对减少私人支出，尤其是减少私人投资支出的影响。
8.隧道效应：是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会快速拉大，但整个社会可能对此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大部分人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自身也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