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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那首歌生命中的那首歌篇一
;作为满足人类生活、生产与发展需要的集聚空间，城市是代表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其治理能力的高低则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中国的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政策在近五年内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变迁与升级。从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提出“尊重城市规律、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再到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可以看出这三个阶段是不断升级迭代的过程，第一阶段是突出“城市治理”，强调从传统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升级，重点解决城市病问题;第二阶段是通过提升城市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实现城市的扩容;第三阶段是在遭遇外部冲击下，对城市生命体健康生长规律进一步思考与总结，以维护城市生命体的健康与生长。
一是城市病顽疾。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急剧提升，市场驱动下的人口流动与城市公共服务及生存空间供给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于是带来公共服务、设施等的供求出现总量、结构以及周期性不均衡的状态。城市病的产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一过程符合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规律，只是由于中国城市化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速度更快、人口规模更大，因此问题暴露也更明显。从生命体的角度来看，这属于成长中的生理性疾病现象。
二是碎片化困境。虽然城市工作已经强调从管理到治理，但是治理结构依然与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高度重合。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强调职能清晰分工与边界划分，以提升部门运作效率，进而形成了每个部门管理每个领域的“一亩三分地”现象 ，由此产生城市治理的行政碎片化困境。虽然在碎片化困境中城市依然可以运转，但是需付出高昂的协调成本，也会面临不协调的风险。这种行政碎片化现象，是在工业社会行政系统运转下形成的长期路径依赖，从生命体的角度来看是运转习惯造成的亚健康。
三是外部冲击。这里的外部并非单指空间上的外部性，而是指城市正常运转体系以外的非预测性，且对城市生命体产生有害困扰的突发因素。由于人类对自然系统本身的认识处于不断推进过程，对许多突发因素还无法完全精确预料，如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由气流、水流等带动的生态性环境污染，以及未知的病毒或其他生物、卫生环境等引发的疫情等。这些外部冲击的产生具有非完全预测性，而其对城市系统的破坏是广泛、深入且严重的。对生命体而言，属于外部不可抗力的突发性侵入。
結合上述现实挑战，对城市生命体不能仅从一般性城市生态角度来理解，需要对城市生命体的特征进行更为全面的剖析，围绕生命体结构机理，提出城市生命体的四种特征。
生态性。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生态观的体现，生命是一切的前提，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就是在强调城市生命的客观存在。各项城市建设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均需要以此为前提，如同人的智慧要建立在健全的躯体上一样，城市的智慧也要建立在健全的生命体之上。城市同大自然一样，其生命本身需要得到尊重与善待，肯定城市生态性的基础上，就必须承认城市具有产生非均衡“病态”的概率。
整体性。城市是具有生命特征的有机体，需要从完整的角度看待，而不应孤立且分割城市要素及其问题。对于有机体而言，其生命的维持要通过其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传输与循环，以及内部要素与外界环境的联系实现。如同生物体一样，机体各部分各司其职，不可分割。因此，组成城市的所有要素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任何试图分割城市要素，都可能造成局部生命力的减弱或消亡，进而造成全局层面的非均衡或消亡。城市生命体不仅是城市行政边界或地理边界范围内的孤立生命体，还要将其放置在一个区域生命体中。
连接性。生命体作为一个整体，维持其健康运转需要各要素之间有效连接，以实现要素间的传输。这种连接包括物理连接和社会连接两类，物理连接指城市内部及外部的基础设施层面，包括人口流动的交通线路、物质流动的城市管网、信息传递的通讯网络，以及以5g、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等。而社会连接主要是社会各组织及个人之间结成的关系，比如社会组织、协作小组、联席会等，最典型的是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即城市生命体的连接载体。从连接范围来看，又分为内部连接和外部连接，除了城市要素范围内的连接，还包括都市圈、城市群、合作区等连接构成了城市的区域命运共同体。这些连接主要体现为对象、强弱、性质、方向、方式和结构，连接的特征存在最优值，连接是否处于最优则决定了生命体运转的健康程度。
有限性。作为生命体，城市综合承载力本质上是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和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用、消耗、再生和抗压能力的集合，每个系统均存在极限，导致对城市病、碎片化以及外部冲击带来的侵入或影响的免疫与抵抗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是自然系统的抗压有限性。构成城市的物理要素本身存在极限抗压能力，由于物质系统具有专用性，其载荷、用途和功能并不能随着问题灵活调整，使得缓解风险的能力有限。二是行政系统的理性有限性。决策科学一再强调，作为行政系统的政府主体，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不能完全预测并作出最优决策，往往寻求满意解，也难以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三是社会系统的生理有限性。个体生命受到各种生理性制约，早在凯恩斯主义兴起时，其政策主张就认为失业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劳动者有限的生命维持周期不能等待“长期”的市场出清结果。
结合城市面临的挑战和生命体特征，可以对长期困扰城市治理的难题给出新的破解视角，同时也对城市治理体系提出新的定位指向。生命体在自然系统、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中存在着广泛的约束，城市治理的创新需要承认有限性、克服有限性，在考虑生命体有限性特征的约束下进行创新，而创新的途径体现在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实现有效运转以及整个体系的升级与变迁。
城市治理体系创新：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行政系统融为一体。治理體系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和行政系统三个方面，而体系的变迁则体现为三者的结构关系。自然系统是由一切给定的自然资源、环境的原生性物质构成;社会系统是由以人的生存、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习俗、规范及其互动的关系构成;行政系统则是以政府为核心，作为公共代理人身份出现的一系列公共组织，及其政策、制度与行动。城市治理的前提与基础性问题是如何将行政系统纳入自然和社会系统，形成适应城市生命体的生存与成长的生态环境。这样一来，就比较好理解发展方式转型对城市的意义，增长方式来自行政体系的决策与激励，而如果以增长为唯一目标，则必然带来对资源掠夺和环境破坏，则是将行政体系至于自然体系之上的控制，而由马太效应产生的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了阶层分割，则是对社会体系稳定的一种破坏，难以形成共生。
城市治理目标创新：探索功能组合效应，降低功能分割趋势。对于城市生命体而言，整体性体现为城市构成各要素之间的不可分性和作用传导性，决定了城市治理的目标是要缓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碎片化治理主要发生在行政体系之中，“碎片化”强调在行政系统中部门、区域与层级之间的权力、偏好与能力的差异化难以形成共同的目标与行动。对于城市生命体而言，当遇到内部机能或外部冲击时，会在问题定义上将责任归属碎片化，也就是本属于综合性功能问题，却被定义为某个单一部门问题，比如大气污染或者突发疫情等，往往直接界定为环境保护或者卫生防疫部门的责任，但是单个部门无法应对，致使治理失效。又或者问题被定义为一个跨层级、跨地区或跨功能性问题，但是在处理过程中，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普遍存在，应对问题中所需要的信息、技术、资源、权力等要素无法合理地分享、共享或分配，依然会导致治理的低效甚至失败。
这种碎片化的制度性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行政系统中会发生，社会系统内部以及在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依然普遍存在。只要存在外部性、公共性和复杂性，单个组织没有意愿或者即使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有效应对的情况下，碎片化都会存在。这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专业化分工有着密切关系，细化分工使得每一个单元有动力对自身分工进行专用性投资，形成了专用性资产，使得专业内和专业外协作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加剧。不仅如此，在科层治理和竞争性治理模式下，政府部门、行政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各种竞赛，也强化了功能分割，从而导致碎片化困境进一步恶化。在工业化初期形成的官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格局下，城市公共事务逐渐按照“功能”划分组织，而这种组织划分又为了政府职能划分逐渐融合，于是政府职能的行政管理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逐渐重合，并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对于适用于供给生命体运转的各项功能而言，不再是单功能运转，任何一个单功能的停滞或者减缓，都可能带来其他功能的损伤或坏死，进而导致整体功能瘫痪。城市治理的目标是要探索功能组合效应，即在保证完整性的目标下，如何进行功能组合，逐渐降低功能的组织单一化和专用性投资带来的功能分割趋势。
城市治理途径创新：形成超网络结构以应对多场景风险。现有的城市治理理论强调从竞争到合作，从合作到协同，从协同到网络的推进链条。但是在城市生命体的视角下，连接性已作为维持城市生存与健康成长的必要因素，也成为解决治理碎片化的必要方式，而连接网络也不仅仅是单功能的连接，需要加以创新。城市生命体的特征中，我们提出了连接的六个维度——对象、强弱、性质、方向、方式和结构，只有实现有效连接，才可能保证生命体的整体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连接性特征是治理目标的途径。目前部门间协同、区域间合作、公私伙伴间也进行了推进，但是适应城市生命体的网络需要新的特征。无论是对于大气污染还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外生冲击，我们不难发现以合作为中心的连接关系和以网络为形态的连接结构要实现有效连接都需要网络治理的创新。
与现有城市治理网络理论仅强调社会性形成的“单功能”与“单场景”网络不同，生命体下的网络对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连接所组成的结构，其性质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组成的神经网络，节点就是网络中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之间交互连接组成复杂的网络体系，这种连接的牢固性因反复使用而增强，因失用而减弱，这种网络具有自学功能、鲁棒性、容错性以及并行分布式处理等特点。于是，作为神经网络的城市生命体治理网络呈现出全新的任务、属性与结构，网络连接的对象需要从局部到全局。在对象上要实现全向连接，也就是要实现所有要素之间的互联互通，包括形成体内网络和体间网络。全向连接需要对现有行政体系“上下同构、左右对等”的连接方式加以创新，实现“非对等、非隶属”主体间的有效连接。网络连接的强弱决定于各治理主体之间信息、资源等交换与共享的需要。网络连接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主体之间的冲突、竞争、合作、协同、协调等，在城市生命体连接的性质上则更加强调协调的作用，就是在主体间无论是竞争和合作，都减少无谓的福利损失，也就是在承认人与社会组织的有限理性追求个体最大化的动机下，通过协调的引入，实现个体间连接行为对公共目标与价值的促进作用，从而降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连接风险。
在城市治理的网络结构方面，治理实践中的功能协同，并非由行动者独立个体组成的单个网络，由于每个行动者都来自既有功能网络，功能协同是由一个个既有的功能网络重新连接而成的，于是生命体治理网络结构本质上是通过多网络交互实现功能融合，属于超网络（network of network）。超网络直观来说，就是网络的网络，包含了不同性质的节点和不同性质的关系，具有多层性、多重性和嵌套性，能够描述和揭示各种网络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揭示同构网络多重关系和异构网络交互关系。不同功能网络之间通过关联机制，将不同网络的信息、资源、社会资本与联合行动进行网间传递、嵌入直至耦合状态。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关联的超网络根据应激性，产生面向应急问题的强网络连接调动可能动用的功能，而在常态下则保持全功能网络的畅通，保持信息和资源在最大范围的正常流动维持生命體的健康运转，从而实现多场景下“平战结合”的网络动态演变。
城市生命体的提出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治理本身发展回应现实中城市病顽疾、碎片化障碍以及外部冲击的顶层设计方案，从根本上回答了自然、行政、社会在城市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中的定位与作用。城市生命体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其中有限性是作为能力和周期约束条件，而生态性决定了城市治理体系的范围要包括自然、行政与社会在内的三者高度融合。整体性和连接性则决定了治理创新的目标和途径。治理目标的创新需要克服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中碎片化状态从而实现有效的集体行动;治理途径的创新是形成具有自我感知与演化的神经网络，通过多功能有效传递、嵌入直至耦合，形成超网络结构以应对多场景风险。
要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需要逐渐调整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职能专业化分工下，行政系统对城市治理系统的主导与替代。以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的思维认识对待城市治理，体系上形成功能分层、多元共生与组织演化。对于功能分层而言，核心是将城市公共事务去行政化，将原有按照职能划分的城市治理体系改造为按照系统划分成政治主体、行政主体与专业主体之间的功能分工，政治主体的功能分工是“决策、动员”;行政主体的功能分工是“执行、控制”;专业主体的功能分工是“处置、应对”，从而将城市事务与城市政治、行政分开，实现专业化事务管理。在此基础上，将更多“非传统”“平等”的主体纳入城市治理体系之中，比如企业、高校、技术社群等原本未纳入城市治理的主体，以降低“行政层级”“行政碎片化”“专用性投资”对主体间连接和网络形成的影响。并以生命体的态度孵化更多连接型组织，以起到对多功能关联网络的连接价值。
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构建面向生命的城市治理模型、城市治理有效边界、城市锦标赛体制改革，尤其是加强将超网模型应用到城市治理中，以补充和完善多功能关联问题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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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山水诗诗境明秀，兴象玲珑，营造出一种融空明之境与宁静之美为一体的空灵境界，对压抑而又无奈的生命作了美学与哲学的阐释，较为成功地彰显了个体生命的价值诉求。
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中，王维作品入选不算太多，但其诗文尤其是山水田园诗以其精致的描绘笔法，丰富的文化内涵，高雅的审美情趣，对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不容小觑。王维钟爱文学，精通音乐，擅长绘画，精研佛理。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学陶之自然浑成，取谢之细丽精工，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歌里，以旷逸恬淡、清新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空灵明秀的独特诗境。
王维仕途沉浮坎坷，饱经磨难，他能从世俗生活中体会宗教情感，在“空”与“静”的审美境界中获得启悟，从而使个体生命能摆脱世俗的羁绊与困厄，完成了超越现实的大建构，走向了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山居秋暝》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鹿柴》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过香积寺》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出塞作》
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 ――《积雨辋川庄作》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 ――《秋夜独坐》
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孟城坳》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中》
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 ――《酬张少府》
实象非象，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探索到事物空幻的本质，并从中形成生命之流，是王维诗歌的一种基调。
以《终南山》为例：“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这是一首出色的山水诗，诗人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朝晕夕阴、气象万千的终南诸峰。首联先从地理形势说起，夸张地写出了钟南山的形长势壮。“近天都”“到海隅”极言终南山的磅礴气势，勾勒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在这寥廓的空间里山势跌宕拓展，从象内延伸到象外，犹如一股无形的生命之流，绵延千里。紧接着，作者描绘如此广廓的空间里那似是而非、瞬间幻变的风云。回首是云，前瞻是雾;乍看似有，驻足却无。通过白云、青霭的飘渺轻盈表现出生命气韵的生动，并以云雾之高远洁净来寄托诗人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即使日出之后云雾消散，终南山恢复其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依然是变换万端，捉摸不定。这就使得这山多了一份空灵，添了一份含蓄。由此推之，在这广袤的时空里，来去匆匆的过程永远没有终极的意义。如此来看，生命就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尾联以问宿作结，仍与山的高大关联。既写出了山的雄浑，亦写出了山的变化，更有人物的活动。在这里，诗人完成了无形的生命气韵向有形的生命实体的回归。诗歌就此戛然而止，生命重又遁入无形之中。至此，诗人有限的生命向无限的生命延伸，达到了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并使得诗人的主体性在追求永恒的本体价值存在的同时，在空明、飘动、清静、恬淡的境界中，获得了充分的阐释与萌发。
王维早年究心佛理，受到北禅宗影响，晚年又接近南禅宗，这使他个人内心进入一种自我冥合的无我之境。他喜欢独坐时感悟，将禅的静空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的描写中反映出一种清幽的禅趣。他更善于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于物外，达到心境的静谧。“静”构成了王维诗歌意境的另一个重要意念，它也是佛家的一个特定范畴。佛教以“寂”作为真理的本体，在瞬间领悟永恒的虚空，用静寂之心去观照万物静寂的本质。由是观之，王维最后的精神归宿是透过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万象常新，领悟到其本质的最终的静寂。
王维《鸟鸣涧》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本诗描述了月夜鸟鸣春涧的幽美境界，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能体验到桂花的飘落，这是怎样的一种静!无言的月出惊醒沉睡的山鸟，一个“惊”字，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喧!然而，禅的本质终究是指向静谧的.，诗人无论怎样渲染动态声响，却始终追寻空寂的境界。正如释慧皎在《高僧传》中所说：“禅世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这一思维方式，以“妙万物”为内核，以“寂”为基本途径。其基本特征在于缘法察境，唯寂乃明，犹如渊池鱼石，心澄而悟，则可凝照一切，妙观万物。
无论是桂花飘落，鸟鸣声声，都只在瞬间。瞬间过后，便归于永恒的静灭。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静谧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
王维的作品常常选择大自然中最能表现宁静清旷的景物作为素材，诸如明月、白云、幽谷、苍松、大漠孤烟、远山野水、荒村古寺等等。看起来一切都是动的，但他所传达出来的意味，却是永恒的静，本体的静。在动中体验极静，在实景中获得虚境，在纷繁的表象中获得本体，在本体中合而为一，从而在瞬间的直感领域中获得生命的永恒。自然界之花开花落，鸟鸣深涧，雨绿月明，然而就是在这对自然的片刻顿悟中，让人感受到的却是那不朽的生命存在，从人事转向自然，再从自然转向空寂，从而获得一种彻底的精神解脱。
禅悟是非理智的直觉体验，没有情绪的冲动，追求的是一种绝不激动、平静淡泊的心境。在这种非理智的直觉体验中，将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化为心灵深处的对物欲情感的淡泊。因此，“空”和“静”的静默观照，必然带来真正的审美趣味的平淡，从而形成特别冲淡的韵味，并在这种冲淡的纯审美的情趣中凸显人的主体性。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在某种高峰体验中，人与世界相同一而无特定的情感。”王维诗歌所追求的正是这种无特定情感的最高体验，在这体验中却又暗含了诗人积极的主体价值诉求。
以《终南别业》为例：“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返期。”这是一首描绘诗境的诗，也是描绘人生的诗，更是充满禅机妙悟的诗。写景，叙情，皆似信手拈来，好不著力，可谓平淡自然之至。它所展现的正是冲和淡雅，清新自然的诗风。在无心无念之中，似乎接近了佛性的神秘本质，若要真正去把握领会它时，却反面不见其踪迹。这就是王维诗歌的冲淡美：极淡雅的情感，极平和的心静，极自然的思虑。
然而这种“淡”，并非淡而无味，而是淡而浓，淡而远。既是艺术纯熟的表现，又是千锤百炼的结果。诗的形象近在眼前，真实可感，而诗境全在言外，余味无穷，不至于意尽句中。
王维不仅是公认的“诗佛”，也是文人画的南山之宗。世有“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之说。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前者正是将有形生命幻化为无形生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心入于境，心灵与自然合为一体，个体生命于自然之中得以停歇，心似乎消失，只有大自然的美丽绚烂，如诗如画。后者则是生命之流的延宕超越，也就是“超然心悟”“象外之象”，纷繁流逝的自然风景，展示的却是永恒不朽的生命存在。诗人就是在这充满着丰富情感而又没有任何情感的本体诗歌中，完成了主体价值诉求和个体生命的勃发。
生命中的那首歌生命中的那首歌篇三
;【摘要】病毒作为生命存在及进化固有的他（它）者，具有无法被科学理性工具以及安全规范消解的生命异质性。西方针对新冠肺炎传播采取的群体免疫侧重与此例外威胁的异质共生。非（弱）干预下的免疫策略在近现代西方防疫体系的谱系演化中，呈现出非强制且反同质化的自我治理趋势。对常规安全规范的过度弱化，使群体免疫在自由主义的博弈逻辑下对流动性的放任以及传染风险的预估，扭曲为对自由多元的人权话语的意识形态渲染，并使放纵传染以换取免疫的“合理性”沦为消耗无辜生命的“人体实验”。这一与西方制度文明共生的生命安全悖论也是在（新）自由主义公共治理逻辑中，和过度的私有化及流动性高度契合的制度产物。
【doi】10.16619/qy.2020.20.010
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不仅有效抑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更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良性互动，及时透明地向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然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不仅坐失中国之治为延缓疫情全球暴发所争取的宝贵时间，更在疫情恶化的情况下，采取非（弱）干预的防疫策略，未有效限制流动性及隔离和治愈病患，放任病毒在人群中的蔓延，从事实层面形成了所谓“群体免疫”（herd/group immunity）趋势。如将群体免疫视为与治安思维下隔离和监控措施相区别的公共安全策略，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大面积感染下优胜劣汰的反人权和反人道主义的现实危机。换言之，倘若群体免疫具备科学理性维度的合理性，那么此基于现代防疫知识体系的理性演绎在实际治理中与生命安全之间的悖论又源于何处。对于此问题的探析，不能仅停留于意识形态批判层面，还需剖析群体免疫的内在生成逻辑，揭示此逻辑演进中的悖论之处何在，并辨析产生此悖论及其难以自我调节的动因。从此角度看，对群体免疫的探析更应将其视为在临床医学、病理学、传染病学以及免疫学等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交织下的生命安全技术，并聚焦在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交融中，以剖析其在与国家安全和对社会流动进行监控、过滤、规训和治愈的权力机制部署之间，所刻意保持的差异性，从而在生命安全与自由流动的矛盾中，考证其与隔离等规训策略非同源且异质化的布控逻辑。基于与强制且同质化防疫规范的对立，对群体免疫内在逻辑的探析在生命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不仅呈现为重塑社会安全的必要规范与西方意识形态营造的人权理念之间的矛盾，更将分析路径融入西方生命政治层面的谱系考证，并从“防疫”到“免疫”的历史演变脉络，揭示出自由主义逻辑体系在异质共生环境下其无法豁免的内在悖论。
群体免疫中的“异质共生”
细菌或病毒及其引发的传染疾病可视为生命存在及运动中所固有的，且无法避免的异质性要素。换言之，细菌或病毒的微生物形态在引发疾病并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同时，也体现了生命多样性，并成为生命进化的内在动因之一。生命漫长的进化史离不开细菌或病毒的推动。作为生命存在固有的他（它）异性，细菌或病毒在繁衍和流动中难免对人类及其活动产生“副作用”。细菌或病毒的隐匿性和寄生性也使传染疾病的流行难以预知。此外，病毒传播过程中的随机和无差别性，意味着传染风险源自人口流动中个体行为的随意和无序化，及与他人行为交织所产生的因果联系，也就是离散个体的相交汇的概率。如果传染是一个概率问题，那么此概率可以通过理性方式来降低乃至消除，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抑制乃至禁止人口流动，减少个体接触。换言之，传染病可以通过医疗装置的科学布控来预防和压制。但防疫不等同于作为病源的细菌或病毒会被根除，相反其作为生命进化的一部分，具备强大的变异性，会根据人为技术策略和人体变化发生突变。
对传染病的防控基本分为三路。一是溯源，比如：探析原始宿主和“零号病人”，梳理传播路径，计算ro基本传染指数，评估危害程度及传染潜力，参照应急响应预案的等级标准制定防控策略;二是防治，在难以消灭病原体的前提下，将寄居载体作为科学规范和防控机制的作用对象，控制传播途径;三是疫苗接种，在强制性防控机制外，于人体内部产生自身免疫系统可识别的抗体。西方群体免疫立足于第二和第三条路径之间，在疫苗发明之前，于安全规范与个人自由权利之间，期望通过人口族类差异及遗传的天然抵抗力，在与新冠病毒的共生状态中，而非强制干预下，来提高群体免疫性，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医疗规范体系对身体的观测、行为的规置以及信息的收集，并削弱公共防控机制对个人自由的同质化监控。
如果群体免疫对社会流动的非（弱）干预化与生命安全规范之间，存在权力机制于公共治理逻辑上的差异乃至对立，那么此差异性揭示了生命安全规范建构的合理性及其防控机制布置和运作的效能。现代医疗知识体系和防疫机制对病毒机理及其传播方式和路径的科学分析，不仅形成了约束主体行为的规范，更将此规范的技术策略和机制作用于病毒传播的载体之上，尤其对人（体）的控制。只要存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联性，就无法摆脱内在的权力关系。此权力关系从来不是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而是在西方医学知识体系的编撰下，将机制布控的逻辑起点视为近代人本主义复苏下对身体的理性诠释。在理性“凝视”下，身体的异常状况被置于临床醫学的观测中，并在病理和解剖学的交织下，将疾病的临床状态呈现为对身体内部的剖析和机理、脉络乃至器官病变的考察和推理。[1]近代临床医学的诞生使疾病的确诊和治愈，乃至病源的排查，从未如此“直白和密切”地与理性工具对人体及其内在机理的把握（控）相关联。此（医疗）机器对人体的嵌入不仅发生在近代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通过对人体进行剖析、限制、分类、诊断、规训和治疗等，将病毒、细菌和疾病此类异质体进行重新定义，从而不断生产出“病人”这一异于常态的社会“异己”主体。而且，异己主体化的建构也发生在人道主义的伦理延续中。人道主义的关怀会在“治愈”的价值取向和“保卫生命安全”的道义下，赋予“异己化”的主体技术一种正当性，在生命的存在和延续中形成安全与危险之间且基于医学知识体系的权力层。
这意味着保卫生命安全、祛除疾病和治愈主体等一系列医疗机制无法摆脱对（易）感染个体以及群体的隔离、分割、限制和监控。其逻辑出发点则是以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为取向的（反）寄生观念，在人类以自身发展为目的并通过资本化寄生于自然的同时，排除生命存在中难以消灭的异质性寄生关系对人体的威胁。如果群体免疫与常规的生命安全规范发生分歧甚至对立，也就与反寄生的逻辑关系相左。换言之，群体免疫旨在人体与传染病毒的日常接触中，形成不同的权力关系，使生命存在的多样性在运动和安全限制的博弈中，及生命安全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内，尽可能实现人类与固有的异质性威胁之间的“共生”状态。而此“异质共生”的社会形态在非（弱）干预条件下的达成则可视为群体免疫的根本取向。由此来看，群体免疫与反寄生逻辑下的强制规范不同，其所谓的异质共生在消解传统安全机制的同时，企图在生命遭受传染乃至死亡威胁的情况下，“自由放任”式地将社会流动暴露于病毒传播中，以可“容忍”的群体感染为代价，最大可能地避免医疗规训和一体化监控机制为整体安全“不得而为之”的“个体侵犯”。由此来看，当下西方主体（化）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层面，而试图从对立统一的自我身份建构中逃逸而出，于异质共生境况下嵌入新的身体技术，形成非压抑却易诱导的流变主体形态。
但问题在于，传染风险中产生了个人自由与群体生命安全之间的悖论，在常规安全机制被弱化的同時，无法在疫苗发明前构建另一种能有效解决此悖论的治理体系，导致群体免疫下的异质共生无异于“与虎谋皮”，引发新的安全危机。此危机不单来自传染威胁，而是在缺失常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医疗知识体系和国家机器放任群体感染以换取免疫的所谓合理性，有意假病毒之手来“进（净）化”人口，以塑造自以为是的“与病毒共生的（新）人种”。这种“理性的漠视”和“肆意地放任”却在去安全规范的过程中，将暴露在异质性威胁下的“无辜群体”沦为与死亡同舞的“生命消耗”。毕竟，失去安全底线的自由与消耗生命的死亡政治无异。一旦“生而自由”的权利被扭转为抵制必要安全规范所需的反压抑的合法性依据，并同时被免疫机制利用为放纵传染风险而不得不威胁生命权益的正当性借口（通过消耗无辜生命换取免疫的道义起点正是以非强制性方式来保障自由生命），那么堂而皇之地以免疫之名杀死谁既非谋杀，也非迫害，更非国家感召或神圣意义上的牺牲，只是免疫学知识体系的规范需要而已。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谓的“赤裸生命”再次在西方群体免疫中以自由人权之名被剥离和消耗。讽刺的是，其理由听上去竟如此合理，因为每个被感染乃至死亡的无辜生命都是以“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的。此异质共生的现实悖论看似保卫自由平等的所谓人权，反倒陷入自由主义话语渲染下的意识形态陷阱中。要进而探析群体免疫从合理到悖论的内在逻辑演绎，仍需从其藏匿于西方现代文明体系及理性工具下的谱系脉络着手，考证其在演变中如何与常规安全机制发生交错和分裂，从而产生异质共生的悖论形态。
从“防疫”到“免疫”的谱系学简析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将免疫与常规安全机制的区分视为“免疫（体）的获得方式”。[2]如果安全规范保障的是主权之下政治共同体内“生的权利”，那么免疫体的获取（除疫苗外）无非两种途径。一是法规之内特殊个（群）体的天然免疫力，其依赖于生命进化中生物体的基因遗传，这种先天优越性意味着此类人在危险来临时对受侵害的“豁免权”;二是逾越法规和安全机制，将无豁免优势的生命暴露于危险之中，承受感染风险来获取免疫。对于二者而言，获取免疫实为在生命存在的例外威胁下对生存的“礼物”赠予，只不过前者为先天特权，后者则消耗生命来换取。换言之，通过免疫来保障的共同体安全源自共同体外的“例外给予”，此礼物则来源于先天遗传和病毒传染。而且，礼物是象征性的交换过程，既不像权利契约关系那样通过出让和承担来换取权益，也非功利意义的商品通过交换以占有、积累资源进行再生产。基于礼物交换，埃斯波西托（esposito）认为免疫体的获得形式并不一定指共同体在面临外部威胁及保障生命安全的情况下通过逾越其自身法规产生的悖论形态。[3]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对“礼物经济”的重申则形成另一种诠释。如果免疫体的获取无法避免外部异质威胁的侵入，并使生命的感染和消耗成为必要的话，也就意味着病毒在与免疫体的双生关系中是可能致命的礼物。作为交换，现代政治共同体不得不将潜藏于安全机制和人权话语之下，非生产性的生命消耗原则暴露出来，进而逾越且沉浸于损耗、毁灭、浪费和死亡等被安全功利法则排斥的危险禁忌中。[4]如果免疫伴随着消耗，而消耗意味着损耗和浪费对生产功利原则的消解，那么西方现代制度文明不仅从未摆脱，甚至刻意保留和隐藏其与诸如病毒和死亡此类被现代生产理性和功利原则禁忌的异质性威胁的“亲密关系”。由此来看，群体免疫下的异质共生难免逾越功利和安全规范，其为了获得免疫的赠予，以放任病毒在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为交换，并伴随必要的群体感染和对生命损耗的放纵，将个人及社会安全置于非干预环境下与病毒共生的对赌中。
免疫的共生形态要接触安全法则外不愿触碰的生命原始性乃至其暴虐一面。此亲密接触在西方近现代防疫史中却被不断分离。首先是关于有机体的知识和话语建构发生了分裂，进而揭示内在权力关系及其主体和社会塑造机制在布置逻辑和方式上的差异。此裂变可从基督教神学语境下对异质威胁和生命安全的诠释着手。作为自然产物的病毒寄居于生物体上，并随运动而扩散，而对其引发的传染病的解释与恶魔附身和诅咒之类的神学知识体系发生了分歧。当时威胁生命安全且看不见的神秘疾病被呈现在两套话语中。一是科学逻辑下生物载体接触行为所潜藏的危险，以某种在当时条件下还无法观测的物质性力量传播和复制;二是此威胁生命的神秘力量是基督教“罪与罚”的原罪原则在反世俗化语境建构中的邪恶现象，并依据“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将传染视为邪恶力量对无辜生命的引诱、蛊惑和附着，解救生命的路径则是赎罪和神权体系下的净化机制。前者意味着科学思维下的分析逻辑，后者是神学体系中的救赎话语。二者对传染病的呈现逻辑不同，却交汇突显了寄生（居）概念，其虽无免疫共生之意，但包涵了传染病的“隐匿性”和“神秘性”。
“神秘（myster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中的“μυστ?ριον/mystērion”，意为“处于隐匿中的，终将被揭露”。在欧洲17至18世纪，当理性启蒙与神学话语仍处于交错中时，科学视野下看不见的传染病源为神秘学（mysticism）乃至魔鬼学（demonology）的知识汇入提供了诠释空间。传染源自教会统摄和科学知识以外的神秘存在：“恶魔”，是寄居于群体中、附身于个体上、诱发混乱且隐匿其中的一种古老并不断反叛和逾越的异质性力量。其传播不仅通过人体的运动，更可附着于动物、空气、水流等多媒介。要将此神秘的病源从隐匿中揭露出来，意味着近代西方在防疫史上出现了科学与神学话语交错中权力布置逻辑的交汇，即防疫机制布控中驱除技术的形成。其在难以溯源的情况下，通过分割、隔绝、流放乃至消灭的方式，将已感染的生命载体从健康群体中剥离出去，并切断所有与其流通的媒介，形成正邪对立的安全界限。
驱除方式的产生意味着西方防疫逻辑从寄生到共生演变历程中脉络节点的凸显。首先，欧洲近代与科学交织的神学话语体系并不仅仅将生命的诠释置于“灵魂、精神或上帝”等超自然或先验性的本体概念建构下，而是基于“管理和治理生命”的必要性，从“身体可渗透且可感染的物质性（porous materiality of bodies）”出发，将生命存在的形式视为“循环流动的形态（circulation， flux or flow）”。[5]对于病毒而言，此以身体为媒介的流动性则可称为“传染（contagion）”。再者，从生命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待传染进而意味着对传染进行病理分析的临床医学以及对其进行祛除的医疗机制，在神學与科学的交织中难以摆脱驱除机制的衍生体，即“驱魔（exorcism）”。
此处对防疫谱系的剖析之所以涉及驱魔，并不是对神秘主义的偏好，而是因为驱魔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其防疫机制在权力布控逻辑上发生了神权（教会）与王权（国家）之间的交缠，从而在临床医学和病理学的知识体系生成中，将“传染的恶（魔）”嵌入到王（族）对地域、人口及其财富的经济统治中，以形成驱魔在王权机制下的变体：“驱敌”。何为“敌”？此处将关于“敌”的谜语回归1651年霍布斯出版的《利维坦》的封面图像解读。在巨大的利维坦（绝对王权）身躯下，空荡的城池除了士兵还有头戴“鸟喙面具”医生的守护。军队对外御敌，医生对外也对内祛除疾病，以保障生命安全。[6]如果医生在对外阻隔病源的同时也要对内鉴别、排查、分割和治愈的话，也就意味着医生与军队在对外驱敌中具备同样的安全逻辑，以凸显“敌”与“传染病”的双生关系。还值得注意的是，医生在《利维坦》封面中聚集于“大教堂”下。教堂作为教会的象征在与医生和军人的符号关系中，暗含了多一层解读，即神权与王权的交织将军队驱敌和医生祛病的安全体系与教会的驱魔机制相关联，比如：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净化以及神父的训诫和感化。由此看出，在免疫共生机制之前，神权向王权乃至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中，基本形成了军队、医生和教会三位一体的西方近代防疫安全体系。而一体三面的关系则将“敌”、“（传染）病”和“恶（魔）”相互交缠。学界大多从传染病的古希腊词源（epidemos）来佐证“敌”与“病”的关系，意为在内部分裂人民，并诱发其相互对抗，从而在混乱中摧毁共同体。[7]然而以霍布斯为例，在欧洲近代由神学向科学、神权向王权及国家主权的转化中，传染病作为敌对威胁的话语构建并不基于古希腊的词源诠释，而是在基督教神学语境下，将“恶”的维度嵌入到“敌”与“病”的双生关系中。如《新约路加书》第8章（luke 8：
26～39）中记载的，当耶稣在驱魔中问恶魔名字时，众多不同的声音齐声答道，“我是军团（i am legion）”。从此角度看，当恶魔寄居在人或物之上，通过伪装传播疾病，引发混乱时，医生所面对的是另一种军队。在霍布斯构建的神权与王权交织的国家体系中，医生面对的是由传染引发的“内战”，即与病毒和细菌的战争。
对于防疫谱系的演变而言，主（王）权将传染病视为“恶敌”进而产生一个变体：“敌人”。意为被恶敌感染、且被寄生的人。此寄生关系及隐匿性对驱除机制造成了重大挑战，即在“敌”未现身时，如何在对抗邪恶且维系秩序中将“敌”从群体中区分出来，同时搜寻和利用“敌”对“人”的寄生关系，鉴别、限制、监控那些容易被诱导和感染的主体，进而确认“敌人”。一方面，在寄生关系下，“敌”与“人”是一体的，即驱敌必须消灭敌人，作为敌被消灭的（人）并不仅仅被宰杀，也反衬出牺牲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寄生关系也意味着“敌”和“人”的分裂。如果敌的存在犹如光明和黑暗，神圣和污秽，是可被驱除却不可取代的异质性，那么被寄居和感染的“人”是要被拯救和转化的。驱敌（魔）逻辑不得不面临治愈和主体转化机制的介入。防疫目的不是简单消灭和驱逐“敌人”，而应分离和切断“敌”与“人”的寄生关系。被感染的人不应被视为敌人，而是传染病人。如果神权与王权交织将生命安全构建在驱除和消灭机制上，那么在欧洲王权向生产理性主导的现代国家转型中，于传统生命安全机制之外，产生了生命治理及其话语和权力机制的构建。
从敌人到传染病人的防疫逻辑演变使得“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皆在面临异质威胁的情况下，成为被保护且理应获得相应权益的文明生命形态（bios），不再是既可被病毒寄居也可被安全机制肆意驱除和消灭的非人生命形态（zoē）。换言之，生命治理维度下的防疫机制构建了与生命安全相交错的“人类”，意为安全界限内被理性工具赋予人权的“我（们）这一类生命”，而非“那一类”。而这类人的生命建构，在异质威胁始终存在的情况下，使“治理”首次形成了“共生”逻辑，将诸如病毒之类的非人类生命存在嵌入到“安全”以内，通过区分、限制、隔离、规训及转化机制，实现人类生命安全及其流动与非人类异质传播在生物与政治层面的共存。
如果人在生物机体层面的动物性或自然性成为政治理性天然的生命基础，并时刻融入人类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的构建中，也就意味着不断浸入、传染和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异质存在以及对其流动的治理如影随形。既然近现代西方政治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类似病毒的异质性在安全界限之下的渗透，那么随着生产逻辑主导的现代国家形成，对传染病的治理与驱除机制相比，则在话语建构和权力机制布置空间中产生了相应的公共场域及卫生安全。公共安全下的人类生命安全从内涵上也发生变化，不再是霍布斯论述的那样，以君权为中心及在王族血脉传承基础上对疆域内人口及物质财富进行的“家长式统治”的安全，[8]而是通过私有产权、市民社会和市场流通机制的介入，将个体身体健康和群体生命质量从王权的善（智）治以及契约共同体的权利赋予和从属中分离出来，以人口流动及其卫生环境的治理形式，对人类生命安全及质量进行政治经济学维度下的主体建构。这也在王权与近代国家理性（raison d?tat）的交错，且面临资本主导的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两条路径：一是自由放任和重农或重商主义的知识话语交织下，将人口及其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视为国家主权在资源及财富分配过程中对其公正性的验证，并成为国家的重要资产;[9]二是从生产功利层面将公共健康和婴儿出生、青少年教育、老龄化等因素主导的人口结构优化视为资本积累的劳动力基础。
然而，传染病人的防治不同于非传染病患，除了“病/犯”双生机制外，还与惯犯（delinquency）的再社会化相通。[11]这也引发对隔离和规训技术主导的防疫机制泛化的质疑。犯人改造的顽疾是产生惯犯，而传染病防治的挑战是再度感染和病毒变异。如果犯罪和传染是人口流动中个体行为不可避免的风险，也就不难理解屡改屡犯和再感染中病毒变异的重复性。由此看，惯犯突显了规训的局限性及异常化主体于再社会化中遭受的隔阂，成为社会流动中难以消除，且在一定安全范围内不得不默认的异质性。针对其的技术策略不再是封闭空间内的改造，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对其行为、习性、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等综合信息的收集、跟踪和监视，以提前预知潜在的非法行为。这种机制转变采用了新的跟踪、甄别和监视技术，在开放空间的流动状态下，渗透到正常群体中，以控制潜在风险，进而从规训机制转入更隐蔽且更具渗透性的全时全景及全体监控（panopticism）。一旦此监控干预机制嵌入防疫过程中，在病毒、经济和安全之间则形成了复杂的生命治理区域，即如何有效无误地在社会流动和复杂的生命状态中进行鉴别、衡量、区分和筛选，对社会的潜在威胁进行追踪、监视并收集信息和数据。为了保证流动的正常化和安全性，此防疫机制随着人流和物流渗透进交通、卫生、防疫、社区、邮政、运输等诸多系统，从而形成网络化。其不仅基于公共医疗机构的隔离和治愈，更依赖于诸如疾病防控中心（cdc）的机制设置，通过对传染性事件及其大量零散信息的获取和过滤，追溯病源，分析并监视人口流动中传染的路径和媒介，进而与应急响应等级预案对接，以决定相应的防控规范。由此来看，针对社会流动中潜藏的反常行为及传染风险构建的权威规范，其布控逻辑更多地基于治安层面，目的是“预防”。
群体免疫的自由主义逻辑悖论
基于以上剖析，在免疫共生机制生成之前，整个防疫谱系图谱呈现为从驱除到规训（隔离、治愈和转化）再到监控预防的治安逻辑演变，进而在整个防疫谱系演化中，突显出两个问题：一是将传染病视为嵌入安全界限内并时刻相随的异质风险，对其防疫更多基于监控和预防;二是在视传染为风险而非危险的前提下，不得不面临人口流动和传染性分散中的“多样性问题（the problem of multiplicities）”。多样性问题意味着神权和王权的交织向生产功利性主导的国家理性，乃至市场机制驱使的跨域流动的转变，及防疫机制在技术策略上的演化，更突显出对传染的诠释及被感染主体的鉴别，在流动性和分散性中发生了与王权中心和国家权威的差异乃至对立。多样性首先体现为对治安规范的去同质化和弱中心化。
此消解作用基于传染风险的诠释变化。在复杂多变的人口流动、社会环境以及个体生物机能和传播媒介中，将传染视为个体行为的随机性以及群体行为趋势之间的因果联系。由此看，防疫不再着眼于通过外在强制机制对感染主体的转化，而是在社会流动和传染风险的互生关系中，侧重于对个人及群体行为趋势预判的技术理性，并对影响行为的环境，及其与传染媒介和路径交汇的可能性进行调节。由此可见，该防疫逻辑源自在流动性和传染性的共生环境中，当个体面临异质传染威胁的情况，对其行为和后果所具备的一种内在自我治理理性。
至此，传染威胁中的自我治理与自由主义安全观发生了交错。通常，自由主义着眼于社会流动与安全规范之间的悖论，其逻辑起点基于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通过博弈理性下的个体根据他人行为的反馈及环境变化，对趋利行为作出自我预估和平衡，以功利地计算最合适的获利方式，并不一定是利益最优（大）化，而作出次优选择。次优博弈在“无意中”生成的看似妥协却是“为他（她）人考虑”的公共空间，在逻辑上保障社会流动和资源配置自由的同时，则兼顾了公共权益。由此看，博弈理性与契约理性下的自由原则相左，并不将国家视为实现自由的必然形式和“仲裁者”，也就不认为自由只能通过利益出让和权力割让，在功利交换下被呈现为获得（权利）与从属（义务）之间的对立统一。如果公共权益是市场流通下内在博弈的自我平衡结果，个人利益及获利的权利也不一定归因于契约交换下对权威的从属性，那么“安全”这一概念及其实现机制也就在自由主义的话语建构中被消解。或者说，安全正在被自由主义重新诠释，不再是主权和国家安全导向下的权力关系建构，而是在保证社会流动及其多样性的前提下，防止和消解外在强制性机制对“自在流通”的过度干预。对社会的保卫不应过分寄希望于外在力量的给予，反倒要提防后者的“觊觎”。
如与防疫机制相连，会发现“疫苗（vaccine）”作为一种异质共生机制，与最大限度保证社会流动的自由主义安全逻辑相契合。首先，疫苗接种意味着无需过度依赖规训机制，而在生产功利原则上最大限度地恢复人口流动，弱化对群体的监控和干预;其次，规训和监控机制的弱化意味着消解安全规范下传染病人主体的“异常化（abnormalization）”界定。疫苗接种的治理逻辑不是基于对社会异己分子的“异常化”界定、区分、隔离和转化来保护正常群体，而是在消解安全界限的情况下，假定社会流动中的群体正常化（normalization），产生机体的内在抵抗力。[12]从此角度看，疫苗接种在异质共生的取向上，并从内在免疫力的生成中，最大限度地消解外在安全机制的干预，通过免疫技术消解常规防疫机制的治安逻辑。但是，疫苗的开发和试验是无法离开国家机制和资本力量支撑的。即该免疫技术对外在强制性机制的消解有限，因为其研发属于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其接种过程也难免不成为医疗知识体系和理性工具对人体“由外到内”地植入。然而，西方群体免疫则在疫苗技术所包含的自由主义逻辑上，将弱政府和去国家化取向的非干预治理理性发挥到极致。其看似在延续“从防疫到免疫”所体现出的去安全、非强制及反同质化的自我治理趋势，但在异质共生的复杂环境中，实则突显出其内在的逻辑悖论，从而引发生命安全危机。
此悖论首先归因于自由主义治理理性将传染风险始终视为流动性中行为交汇的概率问题。对于群体免疫而言，传染病暴发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生物群体中具备天然抵抗力的个体数量，也与个体间的接触频率相关，所以放任个体接触不仅增加传染风险，也在刻意暴露的同时有望增强（感染）群体的抵抗力，即使这种消极策略不得不面临大约4.4%的感染死亡率（以美国为例）[13]以及医疗系统瘫痪的风险。如果传染概率与个体接触频率相关，也就意味着群体免疫的知识逻辑体系之所以敢放任个体的自由接触，是因为其认为获免疫人数及所占人口比例越高，非免疫群体接触感染人群的概率就越低，同时个体行为在已知病毒流行且要在人口流动中与他（她）人接触的情况下，会预估自己的行为后果及其可能发生的风险，所以行为交汇的大概率下，其传染风险应是可控的，不至于越过“最低的安全界限”。最低安全界限意为在放任个体接触和大面积人口感染的情况下，获得新冠肺炎群体免疫能力的人数应高于死亡人数。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在自夸其所谓的治理成效时，一再强调在大量确诊病例的情况下，实际死亡人数远低于预估人数。这看似荒诞的治理逻辑背后，实际上是支撑自由主义逻辑的行为主义范式。对于此范式而言，群体免疫本质上是流通环境中的理性博弈。如前所述，倘若资本建构下流通环境中的个体是理性的，即在面临被传染风险时，会自我衡量其选择及后果，那么在趋利避祸的人性使然下，个人行为在趋向自我限制乃至居家隔离的同时，承担风险而被感染的人数应是相对“安全”的数量。
由此看来，作为社会流动中行为博弈的结果，群体免疫认为传染风险是可预估的。这意味着在治理技术和策略选择上，与之前防疫谱系剖析中的常规安全逻辑及其机制布控发生了断裂，从而在之前技术维护的生命安全空间以外，与病毒的共生环境中，将传染消解为自由流通中的不定因素和偶然事件，并在放任流动接触中，将安全防疫的强制性和同质化修正为个人行为自主抉择基础上的“自我爱护”。如果说，治安逻辑将对传染病的排除或控制视为生命及生产安全和社会流动的前提，那么对群体免疫而言，传染病（毒）作为生命存在中相生相随的异质性，乃至流动环境中难以避免的风险，并不一定要被根除，而是在默认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下，基于功利原则，通过计算、衡量和利用，将其引导在所能容忍的最低安全限度以内。[14]最低安全保证前提下对传染风险的放纵和对死亡的漠视，则成为群体免疫成功的“消极需求（the negative demand）”。
虽然对传染风险的放任和利用是基于流动环境下博弈平衡的逻辑推演，但实际上，并不能按其预先的建构来引导个体行为在与病毒共生环境中的理性选择。以美国为例的西方防疫现状并不都是个体行为选择在群体免疫的非干预策略下理性地自我爱护，从而自我限制和自我隔离，而是在传染和流动的放任中，以“无知者无畏”的民粹激情与病毒狂欢，和疯狂同舞，或以所谓复工和劳动的权利在街头聚集以示抗争，抑或以“争取被感染的平等权利”为口号，逃离压抑和限制。另一面则是大量底层民众在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无助且卑贱地等待死亡。那么西方制度逻辑为何总在“海啸”迫在眉睫时毋宁死，也不放弃游泳的自由呢？此荒诞一幕除了源自自由主义免疫逻辑体系的悖论，也归因于制度设计和机制布控能力的先天不足。施密特（carl schmitt）一再告诫，自由主义者的天真和浪漫是无可救药的。而对于新冠病毒的泛滥，这种想当然的幼稚主要源自两处。
首先，对防疫机制的布控以及对公共安全资源进行有效调度和配置的能力在高度私有化中已经离散化。一旦面临公共安全威胁，一度以自由化和流动性自居的公共资源配置便即刻捉襟见肘，使得以自由之名从同质的公共福利和压抑的安全体系中脱离出来的社会，在所谓的自我管理下，迅速“裸露”在险境之中。这是因为西方防疫机制“迟钝”的反应加大了控制病毒的难度，使得溯源难度及变异的风险更甚。一般来说，在市场环境和资本工具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和资源的全球流动加快，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激增，以激发资本增值的动力，同时也使潜伏于人（物）流中的病毒传染性及其变异的概率大幅提升。从时间看，防疫面对的是复杂的流动环境中，传染事件的突发及其处理时机的转瞬即逝。如前所言，倘若传染被视为离散的个体行为在群体流动中的交汇概率，那么对病源和某个随机接触事件或交织点的追溯（tracing）就如同拼凑破碎的记忆。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流动环境中无数离散行为的接触会不断重复，进而在空间里留下无数可能交汇的线索、事件和路径，从这些交汇中溯源需要海量的数据分析和排查。对于任何防疫体系而言，这都极具难度，甚至不可能完成，因为传染病暴发在感染、蔓延、防疫、病毒变异等一系列时间序列中，而且地方或区域内传染（endemic）、跨区域传染（epidemic）和全球传染（pandemic）等不同传染形态更时刻处于相互交纏的转化过程中。如不对此流动性加以严格限制，那么疫情的传播和变异便不会在“当下”停滞或延缓。从此角度看，在西方非（弱）干预的免疫策略下，任何溯源或安全对策乃至治疗方案都难以在人口与病毒共生的流变中“站住脚”，因为自以为可控的当下疫情早已在流变中成为“逝去的”那一刻，而不得不重新面对未来未知的变化。从此流变性看，如果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批判资本主义横亘历史，掩盖并阻碍时间流逝，将世间一切“卡”在当下，停滞不前无未来，回溯不得无记忆，那么当下病毒的传染则正好成为解构资本主义共同体的一记“良（毒）药”。讽刺的是，西方的群体免疫策略正在强化此解构的“药效”。
其次，群体免疫的幼稚实则是意识形态体系和理性工具的“成熟”决定。当人口已处于传染的威胁之下时，这种所谓的成熟一则从功利计算考虑，放任策略在通过消耗无辜生命获得群体免疫力的成本可能比封锁、隔离、筛选、救治且愈后反复的安全机制花费更低，又或者是认为，为保证经济增长而冒险承担的后果比为安全而封锁所遭受的反自由人权的责难要轻。所以，群体免疫与其说是理性的策略选择，不如视为功利算计后的“无奈之举”。而这种自以为是的成熟和算计实质上是自由主义制度逻辑内在悖论的幻象。
先且不论群体免疫在此幻象之下是否真能“不战而屈病毒之兵”，但有一悖论必须正视，即“保卫自由也只能以自由的方式”。如以此逻辑推理，即使西方世界承认新冠病毒的肆虐已是战时状态，却发现当敌对方是隐形的病毒时，这场特殊的战争是没有敌人的。与“9·11”后的反恐战争相比，西方世界与新冠病毒的战争无疑突变为一种没有敌人的新形态。此形态却凸显出西方保卫自由的安全机制不得不面临自由主义对敌逻辑悖论的演变。一般而言，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无法区分敌人，而并非没有敌人。因为，作为国家主权只有在例外决定下才能区分和对抗的他者威胁，敌人必然存在于共同体契约规范以及自由流通原则以外，此例外性在自由原则内，要么被混淆成经济竞争的对手，要么在权利交换下被消解为一种契约妥协。[15]虽然全面政治化下生死相搏的对敌激情和暴力被消解为话语博弈和契约交换下的“人虽生而不同，却享有平等的权利”。可一旦面临类似于战争的紧急状态，国家机器以安全之名不得不从模糊性或妥协性中区分敌人、确定威胁并诉诸于暴力时，也就与自由主义普遍平等的人权话语相悖，意味着将“那一类”被鉴定为敌的生命排斥在人权之外，不再被视为“人类”或“我们这类人”而加以消灭。[16]在施密特的例外论下，自由主义的平权观竟如此虚伪和矛盾，因为实行自由和保护自由从来就不一致，西方所谓的自由更难以掩饰和暴力的双生关系。在后9·11时代的反恐战争中，西方国家机器对敌人的例外区分和对抗从未停止。但在面对新冠病毒的战争中，不是安全机制无法区分敌人，而是没有敌人了，因为传染病人并不是恐怖主义那般的敌人。虽然传染病毒是难以避免的例外威胁，但此例外性不意味着传染病人要被例外处置。在没有敌人的防疫战时状态下，自由主义普遍平等的人权话语再次粉墨登场，以一种平等共存的差异性来取代对敌斗争中不可同化的排他性或异质性，高呼用自由的方式捍卫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锁、限制和压抑。
但不得不反问一个问题，如果传染病人在平等共存的多元差异中也应享有与正常人平等的权利，包括行动的自由，那么人性至善且博爱精神泛滥的自由主义者们可愿意在安全保护以外与传染病人同吃同住同行吗？从当下情况看，西方民众还真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为了保卫传染病人的平等权利而使正常人也被感染，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自由，并誓死捍卫被传染的权利，进而在传染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是否意味着正常人的基本人权，即生命安全，被侵犯了呢？为了反对安全机制下的区别对待或限制性措施，在平等人权的教条下放任传染，使少数病人在非（弱）干预下或以无差别对待，去流动、感染并侵害大多数正常人的权利，难道平等吗？此一系列的悖论验证出一点，自由主义多元差异下的平等共存在生命安全受到例外威胁的境况下，不仅不能保障少数边缘化或因感染已“异常化”的个体权益，更是在传染的放任中，对大多数人的犯罪。
结语
西方群体免疫侧重于异质共生，并非常规防疫机制通过强制干预的反寄生逻辑。而异质共生逻辑的历史起点可追溯至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对西方生命原则下生命存在和流动形态多样化及异质性的定义：psukhē。原意为“漂浮的灵魂”。在生命政治视野下，可被理解为内在活力驱使的生命存在形式及活动状态。从此角度看，人既是生命多样性中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生命进化和流动的载体之一，而细菌、病毒乃至传染病的扩散也同样如此。人口流动、动物迁徙、病毒传播，等等，皆是生命延续和流动的不同形式，所以人与微生物之间是相互交融又不断对抗的共生关系，而非相互否定和取代的对立统一关系。生命进化的多样性和生物遗传的差异性与辩证发展的逻辑体系或所谓优胜劣汰的等级差异并不在同一维度上。由此来看，传染病毒作为生命进化和流动的固有动因，其与现代生产功利原则和国家安全理性保障下的人类生命安全相比，是一种无法消解的例外且异质的存在，或威脅。
西方生命治理基于此两面性，展现出从防疫到免疫的谱系演变。群体免疫处于弱化治安规范和权威干预机制的演变中，并体现出去安全、非强制及反同质化的自我治理趋势，依据自由主义逻辑及其话语建构，把非干预治理理性发挥到极致。但其在实践中，由于治理体系的制度缺陷却将平等共存的差异化等同于生命政治维度下的异质共生，后果只能是对例外他（它）者难以消解的异质对抗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被表象化。其掩盖的不只是自由多元与安全底线之间的悖论，更是非（弱）干预导向下对民众无辜生命的消耗。由此看出，群体免疫内在的自由主义逻辑悖论无法解决安全危机下的异质性问题。其所谓差异化平等共存的后果正如当下的闹剧一般，要么在天真的平等自由宣传下，将民众“孕育”为把危险当朋友的“自由主义巨婴”，要么就是逾越安全规范，将赤裸生命也视为一种自由。没有安全的自由与生命消耗无异，尽管这样的常识并不费解，但在西方民主“溺爱”下成长的“巨婴”们仍在荒谬地捍卫与死亡共舞的自由。
（本文系广州大学人才培育项目“后9·11西方流动性治理中的异质化及困境”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rp2020043）
注释
[2][3]蓝江、董金平：《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
[4][8][9]黄罡：《种族、突变和消耗：西方生命政治中的异质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6]蓝江：《赤裸生命与被生产的肉身：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发凡》，《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14][15][16][17]黃罡：《后9·11时代西方流动性治理的异质化困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2月上。
责 编∕周于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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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即将离别剑桥大学时，向康河作别的一篇优秀的传世之作。通读此诗，诗中流露着诗人对康桥的无限眷恋，但也不乏流露了生命之于宇宙的生息有限及循环无限的思想。
通观此诗，诗人来亦悄悄，去亦悄悄，无声无息，便似宇宙中的尘埃，自由而无闻。在自由、无闻中悄悄地来，轻轻地去。就在来去之间，撑着长槁寻梦，在满载斑斓的星辉的扁舟中放歌。由此，通观宇宙及生存于宇宙中的生命不亦如此吗。
茫茫宇宙，无始无止，无边无际，混混沌沌，正是这茫茫的宇宙，孕育了一切星球及生命。一切生命（包括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及其他星球可能存在的生命）以及在宇宙中的所有星系及所有星系中的所有星球较之宇宙而言，其空间无疑是取滴水以比沧海，其寿命无异是擎昙花而比古松。这些生命及星球在宇宙中，随宇宙的核裂变、聚变，星际轨道而改变着自身的状态，恰似康河的一条水草，随着水流的方向、速度而摇曳着，且来去无声无息，对宇宙而言既无慷慨的誓言，亦无惊心之壮举，悄悄的来，悄悄的去，只是在来去时，内心吹奏着相逢和离别的笙箫。这笙箫的声音是如此的静寂，静寂得只有吹奏者的内心能感受到乐音的流动，这笙箫的'音符是如此凄美，凄美得吹奏者然泪下。这笙箫的旋律是如此悲壮，悲壮得吹奏者甘愿在有生之年，将有限的生命全部融入无限的宇宙，在宇宙间“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去寻找青草更青处独有的魅力。殊不知，在欣赏宇宙间的魅力时，这些星球及生命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魅力，丰富宇宙这个百花园的色彩，以供其他人欣赏，诚如康河中的一条水草。仅看看这地球上的魅力，便可窥知一二：山川、河流、湖泊、沧海、高楼大厦、阡陌村舍，飞禽走兽、草木花卉以至万物之灵长——人，谁不是在欣赏宇宙中的风景，谁又不是在欣赏宇宙中的风景时，又作了其他人的风景，只是有心与无意之别罢了。
宇宙中的风景可谓千姿百态，有博大豪迈，有柔情缠绵，有惊涛骇浪，有流水涓涓，有峰峦叠嶂，也有万里平畴。创造这些风景的生命，对宇宙而言，虽是沧海一粟，朝生夕逝，然而，生命有尽，思想无尽，当这些微不足道生命，将智慧集中于一点时，便可擦燃宇宙间映透乾坤的智慧火光，当这些弹指即逝的生命，将智慧一脉传延时，便可点亮宇宙间永不熄灭的智慧灯光，宇宙中的“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也许就是对这些生命最为贴切的赞誉。
此时，我想到了苏东坡的《前赤壁赋》：“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从个体角度而言，长江之滴水，一经流入沧海不也是销声匿迹了吗？吾生虽有尽，而吾生之思想、业绩不仅无法被时代湮灭，而且会随时代之发展而延续、发展，以达思想人格之永生。
当我们走完一段路程时，回眸看看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看看我们留下的足印，我们会想些什么？是对路途中成绩的盘点?是对路途中功过得失的思考？是对一路上艰难险阻的慨叹？还是对路途中气温奇事的回忆？思考过后我们会如何？欣慰？懊悔？淡淡地一笑？还是长叹一声，发自肺腑而又非肺腑之言地无奈说道：“一言难尽”？最终，在别离的笙箫中悄悄的走了，走了，走了……走得轰轰烈烈，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坦坦荡荡，走得唯唯诺诺…… 待后人再追溯，那段历程时，也许那串足印已被历史的尘埃磨灭，只有那曾经与他话别的西天的云彩，依稀记得昨日故事的碎片。后人将这些碎片加以整理加工，改编成新的故事，一经在宇宙中上演，这段故事又将是宇宙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又是康河边一位富有诗情、理想的青年。
生命中的那首歌生命中的那首歌篇五
;周游120个国家的邓深出生于成都一个普通家庭。1990年，她刚出生不久，母亲就在“下岗”大潮中失业。一家几口人全靠父亲的工资养活，节俭到了“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程度。直到后来邓深爸爸当上了高校辅导员，工资有所提升，家庭生活才渐趋好转。
上初中时，邓深同桌的爸爸在德国外企工作，同桌12岁就去过了欧洲七八个国家。每次旅行回来，同桌就会和邓深分享旅行见闻趣事，邓深对此着迷又羡慕。年少的她，从此在心里埋下了期待环游世界的梦想火种！
邓深考上四川大学建筑系后，父母送给18岁的她人生中第一部数码相机。邓深决定像初中同桌那样展翅高飞——利用高考后的暑假去当背包客，走遍全国！
第一站是云南。她花了大半個月时间独自旅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大学期间，邓深又背着包走遍了祖国各地，饱览大好河山。
20岁时，邓深通过四川大学的“2+2”项目交换到德国留学，双脚开始向世界进发。值得一提的是，“交换生”政策非名校通常没有，若不是她考上川大，并从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很可能就无法实现后来周游世界的梦想。
几年游历下来，邓深对自己的生存能力有了自信。本科毕业后，她搬到南美洲濒临太平洋的利马城，在秘鲁攻读环境科学硕士，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继而环游美洲和加勒比海岛等30多个国家。她走遍了世界七大遗迹。
2015年，邓深通过周末打工积攒了点钱后，又开始在假期“穷游非洲”：她全程搭便车从肯尼亚出发，穿越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最后到达南非。全程8000多公里，搭了62辆车，耗时2个月。期间，她认识了一位来自广西的女孩，两人一路搭着“顺风”小轿车、卡车、中巴车甚至警车，结伴同游，并在旅途中缔结了真挚的友谊。在这个过程中，邓深也看到了真实的非洲——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在大城市，公务员和白领西装革履地开车上班，当地人也比她想象的更加热情单纯。
自从大学毕业后，邓深从未向父母要过一分钱。每次出游之前，她都会集中时间努力打工，积攒几千美金就出发，到一个地方没钱了就再继续打工。邓深做过餐厅服务员、导游、流水线工人、翻译，还为媒体写游记拍照片，其中收入最高的是在秘鲁为中国考察团担任翻译。
“由于从小家境不太好，我比较节约，从来不透支，也从不向家里要钱。我一直有简朴生活的习惯，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邓深说，多年来她的存款从未超过一万美金，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无钱可用。
读本科时，邓深在培训班学习了日语和德语;在德国的免费培训课程上，她学习了法语和波兰语;在南美，她自学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对于邓深来说，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就开启了通向一个新的文化圈的窗户。每到一个国家，她都争取尽快学会当地语言的基础词汇，尝试着与本地人交流。
邓深说，作为一个穷游旅行者，她这些年行走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包括生活费、旅费全部在内，每年的开销也不过三四万元人民币，并不比普通城市居民的开销高。
她和女伴在哥伦比亚旅行时，还遭遇过“森林农庄惊魂”。原来，沙发主住在森林深处。她和女伴到达时已经天黑了，只能跟着沙发主在没有光的密林里往深处走，背后还有野狗的狂吠声。走了二十多分钟，就见到了一所烂房子，墙角有一个被“分尸”的玩偶，两人以为这就是目的地，吓得失声尖叫。结果目的地并非此地，而是前方一公里处那个简易农庄，虚惊一场！沙发主友好地为她们准备了卧室，自己一家却在外面打吊床。“旅途中，戒备心是需要的。但遇到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邓深说，她90%的旅程都是和其他女孩结伴，毕竟安全第一。
到了2017年，邓深已经依靠自己打工赚到的钱，走遍了六大洲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创作长篇游记。
用航空公司的“环球通票”环游世界，一直是邓深的一个梦想。拿到硕士学位后，她便为自己规划好了“亚非拉30国壮游”计划：从秘鲁出发，沿路经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美国加州、泰国、印度、阿联酋、埃及……最终返回秘鲁。但这趟旅行的费用大致需要2万美金，她当时的存款却比这个数目少了一个零。就在邓深考虑是否打工一年，攒够钱再出发的时候，朋友向她推荐了“众筹”。
于是，邓深撰写了《环游世界注意事项》一文，开启了众筹的序幕。她设置了8元、28元、88元、288元、888元、2888元人民币这6个额度，按照额度进行回报，包括沿路采集的各國的纪念品和小礼物、明信片、自己的摄影作品做成的扑克牌，以及自己将会完成的旅行故事书。2888元人民币的额度，可以为资助者做私人定制旅行攻略和向导，或者在环球旅途中为其满足一个愿望（考察市场、拍各国风景背景照片或影像等）。
文章发出后，邓深很快收到了大大小小100多笔捐款，共计2万多元人民币。一周后，她又意外接收到两笔2万多元的大额资助，分别来自广州的一家典当铺连锁店和浙江的一家家具公司，前者要求她在旅行途中走访当地典当铺，了解行情写成环球见闻;后者要求她考察拉丁美洲的家具市场，做一些数据分析写成文章。最终，众筹金额近9万元，邓深用其中4万元购买了环球通票，还招募到女性同伴和她一起领略世界的精彩。“我特别感谢大家帮助我。如果以后有人需要我，我也会把爱传递下去。”邓深说。
利用“星空联盟环球通票”，邓深从秘鲁启程，历时一整年，一路向西绕地球飞行一圈，途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30余国。一路上，她采访各国的人们，了解不同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拍摄环保教育公益影集，撰写考察报告，还做志愿者和义工，最终实现了环游世界120国的梦想！
2018年，她还在国际背包客组织发起了一场活动：从北极到南极纵贯地球！一群年轻人在乘坐前进号77天、航行13800海里，经过格陵兰、加拿大、圣皮埃尔、中美洲7国、南美洲4国、南极洲，最后于2018年12月7日抵达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口，完成了纵贯地球的史诗级航程！
这些年，她的心路也经历了“热血沸腾、说走就走”“省钱穷游，精打细算”“厌倦奔走，随遇而安”“深入当地，洞察社会”等不同阶段的变迁。在旅程中，邓深不但刷新了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自己的未来。她为人生定了两个目标：主旋律是，为环境保护和文化交流的公益事业而奋斗！伴奏是，作为世界公民去体验大千世界的百态人生。
“旅行的意义，在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看到各种人生的缩影，让我们对和自己不同的人更有包容心，这是一种成长。”邓深说。
辗转取回箱子后，邓深把真正需要的物品清理出来，剩下的物品——以前舍不得扔的，都送给朋友或捐掉了。之后，邓深的全部家当，只剩下一个20多公斤的行李箱，20多分钟就可以整理好，可以很方便地去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城市居住下来。
2019年底，她回到成都与家人团聚。这些年邓深虽然像个满世界疯跑的“野丫头”，却不曾忘掉中国人的传统——每年中秋和春节，她都尽可能回来陪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起度过。
将来，邓深希望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每当有了假期，她依然会周游四方，拍照写作，这已经成为邓深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她看来，自己行走中的生命，已经在不断地如花绽放！
责编/伊和和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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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廷云院士简介
匡廷云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生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宣学术委员会主任。匡延云院士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1987年被选为国际光合作用研究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光合作用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光合膜、叶绿素蛋白复合体的结构与功能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匡廷云院士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0余篇，有些论文被国外有关学者广泛引用；
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及自然科学奖多项及黑龙江省部一等奖及二等奖等。
2007年在沈阳科学学术年会的分会场一沈阳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中国科学院匡廷云院士做了一场“21世纪生命科学发展的趋势”的学术报告。
匡廷云院士认为，学科交叉是“跨学科”研究活动，其结果导致的知识体系构成了交叉科学。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之间本来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所形成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必然就具有整体化的特征。科学史表明，科学经历了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过程。现代科学则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交叉科学又集分化与综合于一体，实现了科学的整体化。
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是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交叉科学是综合性、跨学科的产物，因而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
生命科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生物界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揭示新的原理和探索新的技术，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并广泛应用生命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食物、人口、健康、资源、生态、环境、能源、信息和材料等问题。19世纪以来，物理学、化学、数学、地球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成就，提供了人们认識生命活动规律的许多新技术和新手段，极大地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而生命科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命科学的发展，将导致自然科学进入复杂性研究的新领域，生命科学的进步，也向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技术科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生命科学将是当代科学体系中的“主力军”之一，从一个国家对科研投入的角度来看，科学越发达的国家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投入所占比例越大。
从1995年美国科学技术专刊引文来看，全部科学和技术是47059篇，其中包括物质科学和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和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是35591篇，占全部总数的75.6％。
从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经费来看。1995年全部科学和技术经费是20540百万美元，其中包括物理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生命科学等，生命科学是11276百万美元，占全部总数的55％。
以上数据说明生命科学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它将成为21世纪科学体系中的“主力军”之一，生命科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对dna的激情和狂热追求，使二人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两人年龄相差8岁，inger著《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而立志要探索生命的奥秘。并都为此目标而几经曲折才先后来到卡文迪什实验室(英国的物理实验室)。其中克里克(crick)已过而立之年，不惜两次放弃已经到手的工作良机，指导下研究蛋白质x一射线晶体学，他觉得这比较接近他的目标，就争取到那里作了博士研究生。wauon在大学期间就喜欢上基因课程。1950年22岁时获得博士学位，赴丹麦做博士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意大利开会听了mwilkim关于dna的x一射线晶体学报告而受到吸引，曾千方百计想投奔wilkim均遭冷遇，watson不得已辗转来到卡文迪什做博士后，作蛋白质的x一射线晶体研究。期间，目的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学到x一射线衍射技术去解决自己心仪已久的dna分子结构的问题。
1951年9月，二人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相识，经过交谈，watson对dna的痴迷立刻引起crick的共鸣。彼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化学家l pauling有关蛋白质多肽链a-螺旋结构的报告刚问世不久，他们了解到pauling成功背后曾使用过分子建模的方法，受此启发，二人决心利用他们能从dnax-射线衍射图上计算和推测出的有限数据，立刻着手构建dna的分子模型。他们一共建构过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三链的显然是错误的，第二个模型是双链的，但因碱基配对和比例不对也没有成功。在这期间，他们受到领导的训斥，同事的讥讽，失败的打击，但却没有气馁，而是边干边学，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错了就改，重新再来，如此坚持不懈。
1951年秋，真正有实力问鼎dna分子结构者首推伦敦king"s college的物理学家m wilkim和化学家r franklin。当时最好的dna x一射线衍射照片都出自这里。wilkim和franklin自己为什么未成为此一结构的最先构建呢?据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坚信利用x一射线衍射技术才是解决dna分子结构的正确途径。他们研究的虽然是生物大分子dna的结构，却几乎未联系这一结构的生物学功能来思考问题。
1939年首创化学键理论，成功构建了多肽的“一螺旋的分子结构模型，奠定其获得1954年诺贝尔奖化学奖的基础。而启发了waston和crick，必须建立dna的分子结构模型。pauling自己构建的dna分子模型为何失败了呢?他提出的dna三螺旋分子模型并未经过严格检验，他也没有详尽掌握dna相关的生物学研究的最新信息。
相比之下，waston和crick无论在晶体学或结构化学方面都是新手，研究dna分子结构并非他们的任务，因而一无经费，二无设备材料，也没有做过任何实验来直接获取有关数据，甚至还未全面掌握探讨此问题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可以说他们和前面两组人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二人自1951年11月初次建模失败，到1953年4月联名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一文，不过短短的16个月，竟然后来居上，“主要地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和结构化学原理”建成dna双螺旋分子模型，这不能不令世人惊讶，他们成功的奥秘何在呢?第一是二人对dna的共同兴趣，执着的追求、信念和激情；
第二是深层次学科交叉，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匡廷云院士在学术报告中列举了下列几组数据可以验证上述观点。
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来看，20世纪前50年总共获得41次，其中两个人以上共同获得的是14(10+4)次，占总数的34％；
20世纪后50年总共获得50次，其中两个人以上共同获得的是40(17+23)次，占总数的80％。这反映当今重大科学发现愈来愈多地依靠多学科互相渗透和协同攻关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生命中的那首歌生命中的那首歌篇七
;摘 要：以“情感活动体验”为突破口，通过课堂实录案例，走近思想政治课堂，从教材内容出发，深刻挖掘生命教育资源，感受生命价值。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堂；生命价值；情境创设
通过深入课堂我听到了语文组“花开的声音”，闻到了化学组浓郁的“花香”，看见了数学组“花的怒放”，物理组“行走在路上”……在这里我想请你们停下脚步，看一看，政治组“这边的风景也很好”。新课标提倡“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那么，如何将新课标落实在思想政治的课堂，打通政治教学与生命教育的融合，真切感受到思想政治课堂中生命价值的体现？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深刻挖掘教学内容中的生命教育资源，使教学“融于”生命、“成全”生命、“体现”生命。下面以思想政治课《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教学设计为例，走进课堂，感受生命。
一、教学案例
1.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播放歌曲《真心英雄》）师：这首《真心英雄》激励着我们都想成为英雄，但有的人却说我想成为路边鼓掌的人。这个话题不仅在网上引起热议，也成为2012年的语文高考试题。（播放视频2012年《浙江高考作文》，“当英雄，还是路边鼓掌的人？”引出课题。）
2.自主探究，合作学习
体验活动一：“当英雄，还是路边鼓掌的人？”面对这样的作文题目，你会怎么写？为什么？（要求：分组讨论，代表发言，3分钟）生1：如果我是考生，我选择当英雄。因为英雄要求的目标高、定位高，人一生的价值应该展现给大家，让大家记住。生2：我选择在路边鼓掌。因为我想过平淡的生活。生3：我选择当边奔跑边鼓掌的人。首先，这个角度最好写；其次，一直奔跑不利于自己成长。成为英雄的同时也可以为别人鼓掌。（掌声响起来）师：无论是选择当英雄还是路边鼓掌的人，这是给予一种结果，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所思所想，从哲学上讲这些依据，所思所想就是价值判断。
（学生齐读，师板书）
（要求：自主学习，归纳概括，3分钟）生4：因为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立场不同，因人而异，小时候我想成为奥特曼，现在想成为路边鼓掌的人。生5：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现在我想做医生，去医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和我所处的环境及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密不可分。（各抒己见，场面热烈，教师归纳归纳总结，过渡引出下面两个视频。）
（播放视频：刘洋的飞天梦）
师：是谁点燃了刘洋的飞天梦？一个人要想成就梦想应该怎么做？生6：热爱祖国；要有坚定的理想，有才华。生7：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
（播放视频：最美乡村教师邓丽）师：邓丽为什么去山村任教？她的行为是如何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标准的？生8：去山村任教有助于帮助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生命的价值得以体现。生9：她觉得能帮助山村孩子就是快乐的，她在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3.拓展延伸，感情升华
师：作为年轻的教师，我被邓丽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无数的“草根”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背景图片：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音乐《爱的奉献》）
师：最美妈妈吴菊萍，当危险呼啸而来的时候她没有犹豫，她用力一接，不仅接住了妞妞的生命，也接住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她的身材虽然是那么的矮小，却让我们不得不去仰视她。
最美教师张丽莉，在车祸生死攸关的时刻，她以勇敢来面对，她以牺牲来应对，柔弱的身躯用力一推，推出了师爱如山，推出了舍生取义，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英雄。
最美司机吴斌，正是因为对生命有着真挚的爱，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才能从容不迫，也正是因为对生命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在面对危险时，他才能奋不顾身，平凡的汗水用他自己的牺牲抒写了对职业的忠诚。
（学生静静地听，观赏背景图片，眼里含着泪花）师：这些都是我们身边的平民英雄，真英雄。亲爱的同学们，拼搏吧！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做自己的英雄。奋斗吧！让我们活出无悔的人生！（课堂教学在一阵热烈地掌声中结束）
二、课后反思
教师在执教这一课时，第一个环节创设情境，导入新课。通过播放歌曲、观看视频这一教学活动形式，用发生在身边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激起学生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为教学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做好了铺垫。第二个环节紧扣所讲内容，进行自主学习，讨论、辩论，达到了教师预期的教学效果。第三个环节拓展延伸，感情升华，教师借助深情的演唱及多媒体的特殊效果，深情地讲述那些最美事迹去震撼学生的心灵。学生通过感人事迹的分享，用生命叙事的活动形式感受生命的价值和崇高，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起到积极的熏陶、感染作用。整节课围绕着生命的价值来安排教学环节，通过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活动，让学生经历了丰富的情感体验，激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整节课都散发着生命的气息，体现了生命的价值。
在本节课的教学情境设计过程中，首先，体现了真实性、生活性。如，“高考话题作文”以真实事件为依托，使教学真正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其次，体现了时代性、时效性。如，“刘洋的飞天梦”等有极强的时效性，课堂教学设计的情境切合时代的主题。再次，体现了思想性、教育性。如，“最美乡村女教师邓丽”“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司机吴斌”等先进事迹具有极强的教育性。如果说生命教育是在“认识生命、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感悟生命、体验生命、升华生命”，那么“生活是生命的亲历性和实践性，是生命的一种自主、自由的伸展，它张扬着生命的个性，体现着生命的灵性和律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从深层挖掘教学内容，将情景设置在“教”与“育”的交汇点上，实现课堂教学的价值导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积极的生命态度，健康的生命情感，引导学生感受生命的价值。
参考文献：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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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河是新移民小说家中颇具创作特色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不仅关注人物的生命游历状态，更注重其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和人性的剖析。尤其是他的漫游小说更是汲取了漫游叙事的精髓，在人物的自由行走中传达出深刻的哲学思索。
关键词：陈河 漫游 生命追寻 精神坚守
加拿大华裔作家陈河近几年的创作颇具影响力，他在阿尔巴尼亚经商、遭遇绑架，后移民加拿大，这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也为他的作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延续了新移民作家笔下对异域生活的描摹和对原乡生活的追忆，但将这种关注进一步拓展，以独特的视野对新移民生活中的生命追寻与精神坚守进行了重新解读。《去斯可比之路》《西雁河》《爷爷有条魔幻船》《信用河》等数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涉及主人公的漫游之旅，陈河在前行之路、流淌之河、泅渡之船的漫游写作中，塑造了一个个苦痛灵魂的人生挣扎与灵魂救赎，并在人生之旅中关注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自由。“漫游叙事的传统由来已久，其叙事魅力在于：人物的丰富经历弥补了平淡现实生活中拘于时地的有限性空间经验，脱离了社会性羁绊的传奇与历险展示了人生丰富的可能性和人类向往自由的天性，漫游叙事往往能较好地表达人类寻求精神超越的欲望。”a陈河的漫游小说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概念，他的创作充满了主人公的游走经历，极大地拓展了现实生活空间的范畴。
一、生命追寻：原乡与异乡的漫游出走
生命的流动体现在时间的绵延流逝中，同时流动的丰富性也在不同空间中大放异彩。陈河的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大多以永不停歇的漫游方式宣告他们独特的存在，并在这种空间的转换中凸显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去斯可比之路》《西雁河》都着力描摹了主人公的迁徙流浪生涯，并在这种迁徙过程中通过生与死的交替直指生命的终极思考。
《去斯可比之路》中的段小海曾是某省的数学高考状元，在名校毕业后，在银行谋得了高职高薪，俨然是20世纪90年代不多见的成功人士，出国公干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他却鬼使神差地放下国内的工作、放弃家庭，出走科威特，后来因为战乱躲到利比亚、马来西亚，最终又来到阿尔巴尼亚。段小海选择出国的决定看似是一个仓促决定的冲动之举，实际上是他对多年来安稳优越生活的蓄谋已久的放弃与背离，他放下拥有的一切，选择了自由的流浪生活。虽然在国外屡次涉险，但都没有打消他放弃这种冒险生活的想法。他在所工作的建筑公司只是挂着材料供应员的职务，实际上无所事事，每天就是游手好闲地打发时间，这種懒散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很快公司被当地的暴徒拿着冲锋枪四处扫射，洗劫一空，阿尔巴尼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大量的民工和侨民在大使馆的帮助下选择撤离。在混乱的局势与国内妻子的最后通牒中，段小海还是放弃了最后回头的机会。在去往马里斯首都斯可比避难的途中，他和当地的一位姑娘陷入疯狂的爱情中，遭遇暴乱、逃离避难、异国恋情这种种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无疑为他以往平淡的人生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他没有在内心深处的愿望的召唤下，踏出国门寻求刺激的生活，他这一生也许会在安安稳稳、波澜不惊中度过。正是由于灵魂深处不安分的召唤，他才会抛弃妻子、远渡重洋，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真相。段小海的选择从道德角度上讲，无疑是自私的，弃家庭责任于不顾。可本文作者并不是要从这个角度去质询段小海的人生选择，他只是从人性的最深处入笔，向我们打开了人生的多种维度和人性的隐忧之处。段小海自出国之后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于混乱的战火中讨生活，他的这段生活经历无疑为他最后的恋爱埋下了众多伏笔，仿佛他的种种生活遭际都成为他寻觅人生真爱的铺垫，即使这场恋爱只有短暂的几天时间，却足以为他几十年的平淡人生打上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浪漫印记。
《西雁河》中则以另一种人生游历方式传达了作者的漫游式写作。小说中叶文桂与吴印国是部队中的战友，二人在复员后，一个回到了城市，一个则回到浙南山区西雁河边的小村庄。曾经当过兵的经历使得二人不甘心目前的生存状态，叶文桂做起了牛皮生意，吴印国则为了发家致富将具有污染的牛皮制业引到了山清水秀的西雁河。原本遵循古朴方式生活的小山村因此掀起了一场大的波澜，先是吴印国父亲吴双叔对这种行为强烈反对，但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牛皮制造业在全村蔓延开来。吴印国不顾父亲的反对，依然一意孤行，他希望自己可以改变西雁，成为新的领头人，“自己要干一番与父亲不同的事业，要改变西雁山落后贫穷的面貌。而眼下，他得先挣到钱，这样才有能力改变西雁。在这一点上，他与父亲正好相反”b。他执意坚持自己的生财之路，但殊不知自己的这一固执的选择，将他与父亲引入了一条不归路。在西雁村，他也成为不祥之人，大家都排斥、孤立他，认为他给西雁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村里的人拒绝他参加七月十六的渡河，以此逼迫他放弃牛皮生意，可他一意孤行，不仅没有缩小生意，反而添置了一大批机器设备，建立了西雁河上第一家皮革工场。于是，吴印国和村民们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了。村民们的草纸纸蓬产业属于村民共有，而牛皮产业仅仅属于吴印国一人，现在他的个人产业的急速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污染，环境的污染给西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村民们做的草纸散发着臭味，吴印国工场的生意越来越好，可是村民们的草纸无人问津了。最终，村民们的报复接踵而至，吴印国最终死于父亲吴双叔的枪口下，而白雨萍在吴印国死去后也流产了，并被村民们囚禁，而吴双叔也在杀死儿子后因衰老加风湿病并发症死于监狱，吴家三代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都丧命了。若干年后，西雁成为一个著名的亚热带山区别墅营地，传统的古老草纸作坊的水车成为西雁河的名片，一切都恢复了古朴的田园气息。吴印国的生命漫游之路中充满了种种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改变的渴望，但是他的这种追寻违背了周围众人包括他父亲的意愿，最终他的生命也在这场精神的漫游历程中陨落。
《去斯科比之路》与《西雁河》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生命都处于一种不停歇的流动状态中，段小海是在无穷无尽的漫游状态中探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而吴印国则一直试图突破父辈原有的生存模式，但最终死于这种突破中。段小海在无停歇的生命流浪中追寻精神的彻底自由，并为此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家庭、事业，在一种叛逆的精神流浪中完成对生命的诠释。某个角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没有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所有常人看来幸福稳定的生活却成为他内心最大的羁绊。他犹如一个冒险家一样，渴望逃出生活的重重围城，跌入追寻自由的浩瀚海洋中，他的出走如此决绝，这和他内心那颗不安分的心有极大的关系。段小海的挣扎是出于对精神自由的渴望，而吴印国的反叛则是出于对父权的反抗，他一直想努力突破祖祖辈辈不变的生活状态，于是将新的产业引入西雁村，打破了村民宁静、与世无争的生活，并给西雁河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而他却浑然不知，只沉浸在自己的反抗的兴奋中，最终他殒命于此，他的死亡还给了西雁河原有的平静与安宁。
陈河的作品是通过对人物生命历程的漫游式书写，传达出他对原乡与异乡关系的思考，原乡作为精神源头，成为主人公的精神依托，但他们在遇到异乡的文化碰撞后，力图挣脱原乡的束缚，段小海的出走、吴印国的反抗皆是如此。但小说的结尾分别以段小海遭遇绑架、生死未卜以及吴印国死于父亲的枪口下来暗示原乡精神的坚韧，而新的异乡文化在与原乡文化产生冲突后，以主人公的反抗、挣扎、殒命或生死未卜产生强烈的连接，这也显示了生命的复杂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生命是永不停息的流动，而原乡与异乡成为生命空间和心理空间转换的不同维度的空间，无论在哪种文化情境中，都包含着主人公对生命固有模式的反叛和探索，生命浸润于文化之中，在文化、时空的转换中作者发出了对生命的思索与追寻。
二、精神坚守：异域与原乡间的漫游回归
在陈河的诸多作品中，大多通过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来体现人物在异域与原乡间的漫游式的回归。中国传统文学中亦有大量的漫游叙事，从先秦的求仙问道、唐宋的郊游踏青到明清的游历漫记，都可以看作是漫游叙事。《爷爷有条魔幻船》中的父亲、《信用河》中的文森特莫不是如此，他们以独特的精神漫游方式宣告了他们的精神追求，并从中折射出陈河对生命的思考和人性的探析。
《爷爷有条魔幻船》这部小说以“我”回国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书为缘由，开启了“我”的回国之旅。在“我”与父亲的相处中，引出了爷爷的故事。“我”作为爷爷的孙子，远离中国、在国外生活多年，温州作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着童年和父亲、母亲诸多的回忆，从而成为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这部小说围绕着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主题展开，“我”回国，恰巧遇到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家的女儿来温州寻亲，于是“我”记忆中穷困渺小的爷爷与表姐童年记忆中阔绰伟岸的外公形象交叠在一起，同一个人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地点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身份与地位的角色，爷爷将自己做茶房的船变幻成上海女儿眼中的大船，将自己做工的花边厂变成挑花局，将自己住的小破屋描绘成一幢大而豪华的洋房。可以说，祖父的真实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也许只有在父亲的记忆里会有些许真实的存在。
阿冰的回国、表姐的寻亲、父亲的衰老、爷爷的两重身份这么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共同凸显了陈河小说中的漫游书写。母亲、祖母、外婆均是以已逝者的面目出现在小说中，但她们是贯穿小说始终的灵魂人物。母亲去世后，父亲在晚年孤寂的生活中找了一位与母亲截然不同的恶俗的女朋友周女士，并引发了阿冰与妹妹对父亲的担忧和对母亲的思念，阿冰的祖母与表姐的外婆作为嫁给同一个男人的两位女性，在各自的家庭分支中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回归、寻亲等各种事件在一起演绎出这部小说的漫游主题。阿冰的远离祖国、漂泊离散会让他时时产生对母亲、家和故乡的思念之情，但同时表姐的寻亲事件又为他的这种思乡之情打上了另类的疑惑与不解。
亲人成为阿冰与故乡的唯一联结，古往今来的漫游叙事中，亲情的联系成为在外游历的游子们最无法割舍下的元素。“爷爷已经消失了，爷爷在上海的家室和洋房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两个对故乡充满一点好奇心的外孙女，赶在她们的舅舅消失之前来看望了一下他。阿冰现在能感觉到父亲作为一种存在已经处于消失的边缘。他非常害怕，母亲早已消失，如果父亲也消失了，他对家乡的概念就会有一个深刻的改变。到了那个时候，他应该还会来温州，但不会有回家的感觉了。”c这部小说以阿冰为叙述视角，表现了他的自我追寻以及他对人伦、社会、道德的感受。家的渴望使他回到国内，他因与父亲女友以及房产证问题产生嫌隙，成为父子之间无法避免的一场冲突，这既是情感上的冲突也是代际间的冲突。而此后由父亲引出的爷爷的故事、表姐寻亲的故事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冲突的外延与继续。对孤独的排斥和超越是陈河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尤其当代社会中人们孤独的精神状态成为陈河创作的源泉，所以精神的追寻成为其诸多漫游叙事中不断重复和强调的对象，而异域与原乡间的游走则成为他打破这种状态的有效手段，人在这种漫游历程中追寻、失落、继续追寻的状态，使得陈河的小说具有典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意味。
《爷爷有条魔幻船》是在强调主人公的精神追寻过程，《信用河》则将追寻的结果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两部作品都在讲述主人公精神的漫游，但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信用河》中的文森特，移民的原因好似很随意，“深究他的内心，他其实有着一种隐藏于大城市下水道的狮面人的梦想。这种梦想一直潜伏在他内心的深处，让他难以安宁，以致会远离家乡移民到了北美”d。其實，异国他乡隐身的身份生活成为文森特心底的秘密，正是这份秘密支撑他走出国门，来到异域以实现内心的梦想。离开、行走、追寻成为他的生命形式，亦成为其精神世界的外在展示轨迹。而新疆女子阿依古丽闯入他的枯燥无趣的生活时，无疑成为重新点燃他内心梦想的一颗烟花。两人的热恋为文森特无趣、麻木、枯萎的生活带来了炫魅的色彩，黯淡的生活重新变得趣味盎然起来。阿依古丽美丽、热情、充满生命力，她成为文森特在异国看到的一束希望之光，点亮了他的漂泊生命之旅。可是，阿依古丽最终因为要解决移民身份的问题，嫁给了年老的患有癌症的金先生，并且怀上了金先生的孩子。阿依古丽为了一个合法的身份葬送了自己的一生，文森特也失去了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在这部小说中，文森特、阿依古丽、金先生的游历，对身份的渴望、对幸福的追寻都传达出移民者们在原乡与异乡间的游走、挣扎与拼搏。这篇小说的讲述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小说中为我们讲述了三个人物的三种人生。文森特漫无目的地漫游他国体验人生，阿依古丽的逃离穷乡僻壤、挣扎于异域追求全新的生活，金先生以无耻的态度嬉戏人生，这三个人的人生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陈河的思索与沉思。阅读这篇小说无异于与陈河进行了一场交流与沟通，随着叙述者将事件层层讲出，小说一点点地呈现出复杂的人生旅途中变幻莫测、复杂深邃的复杂心灵。小说的结尾写到阿依古丽向窗外望去，在一大片葱葱郁郁的树林的尽头，看到credit river（信用河）闪着刺眼的亮光。这“亮光”是刺眼的，意味着人生的处处意外，可以说这是一部意蕴丰富复杂的作品，它不仅展现了移民生活的种种生活体验，而且更加关注他们的精神追寻与漫游。
可以看出，《爷爷有条魔幻船》和《信用河》这两部作品虽然选材、立意迥异，但都折射出了同一个问题——异域与原乡间的漫游历程中的精神堅守。阿冰与文森特对亲情与爱情的追求，也是在寻找失落的自我。阿冰在对母亲的思念中，又回到了国内暂住，与父亲、爷爷重新交汇在一起，文森特无法忍受平庸压抑的生活，在刺激的爱情中放飞自我。这些人物的自我迷失更多地反映了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精神顽疾——情感的无依和心灵的空虚，流露出超越地域、国籍、种族、肤色的世界公民的眼光。“将身份看作是一个变化、发展、构建的过程，其意义在于肯定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文学层面上看，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就具有了示范效应和社会意义，读者可以以小说人物为借鉴或榜样，建构理想的自我；
从社会层面看，这种身份观也有助于克服将个人与族群等同看待的简单化倾向，有助于消解族群之间相互形成的刻板印象。用历史的、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一个族群及个人。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无疑更符合客观现实，更具有社会建构性。”e陈河在创作中非常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孤独感的外化表现，《爷爷有条魔幻船》中父亲晚年的精神空虚、《信用河》中阿依古丽的婚姻买卖都表现了人物对孤独的恐慌与放手一搏，在他们人生的漫游历程中，都竭尽全力地与孤独抗争，不惜以物质、身体、自由作为交换条件，可见，精神的坚守成为陈河笔下的人物无法绕开的一个沉重命题。
综上所述，陈河的这几部小说均指向漫游主题，在对主人公生命追寻和精神坚守的过程中，陈河不遗余力地描摹了他们人生历程中出走、游历、追寻、探索、怀疑的过程，虽然中西文学都具有漫游叙事的传统，但陈河在他的小说中更加凸显这种人生的丰富性和对自由的渴求。当然，作为新移民文学中的中坚作家，陈河笔下的主人公更多是跨越了国别、种族的局限，同时他也极力以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审视所熟悉的故国人生和异域移民，试图在他们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
a 朱立立：《阅读华文离散叙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
bcd 陈河：《去斯可比之路》，作家出版社2016版，第91页，第160页，第191页。
e 芮渝萍、应雁：《蒲公英的种子——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作 者：
张栋辉，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海外华人文学。
编 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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