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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寻找失落的民族篇一
;汉服之美谓之华
前段时间，位于汉文化重要发源地徐州市境内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国内首次举办了“汉服硕士毕业典礼”。在编钟、笛子、威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10多种乐器的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学位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
“国内现行的学位服是西方引进的，无法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与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尝试民族特色的学位服，这是一种文化的复兴，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希望外界予以理解，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提及汉服毕业典礼，江苏师大校长任平和盘托出校方的初衷。
事实上，早在2006年，汉服运动先驱“溪山琴况”就曾向教育部等教育界人士发出倡议，公布中国式学位服服饰倡议、设计和学位授予礼仪方案。2007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在两会上建议中国应重视汉服复兴，应在中国三大学位授予时穿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象征着汉服运动进入了政府高层。同年7月，“中国式学位服”已现身北大。
汉服运动简介
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梅颐《伪孔传》中有：“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从这些注解可知，古人以服饰华彩之美为华；以广阔的疆界与优雅的礼仪为夏。这也说明从古时候起，中国人就十分重视服饰礼仪。
然而，放眼现在，当今的汉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传统服饰的民族，这对于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中国的主体民族来说，是十分遗憾的。且当前的中国也出现了盲目洋化，过分追求西方时尚的趋势。西式思想观念、审美理念和器物文明不断冲击着广大民众。相反，中国传统的文化却日渐式微，传统的价值体系或遭到破坏或渐被冷落。于是一部分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希望能重建中华礼仪与道德体系。他们身体力行，自发宣传，掀起了一场以“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始于衣冠，达于博远”为口号，旨在恢复汉民族传统的运动，即汉服运动。其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及其他华人地区等，以年轻人、知识分子为主。
汉服运动的主要活动形式有：于公众场所穿着汉服祭拜先烈、举办传统成人礼（笄礼、冠礼）、参加武术比赛、庆祝传统节日、婚礼、举办知识竞赛，进行汉服宣传活动等。如2006年3月复旦大学庆祝传统农历三月三上巳节，2006年4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上演古代传统的射礼仪式等。近年来，汉服推广者也以艺术表演的形式将汉服和其他传统文化结合向大众推广，比如2011年汉服春晚和一些反映汉服复兴理念的电视剧等。
而对于目前出现的汉服热潮，中国媒体与舆论对其的评判也褒贬不一。质疑者认为这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古装作秀；支持者则表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且反映中国民间对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
哗众取宠的古装作秀
一些评论界人士认为，现在的汉服运动无非就是组织几个人身着汉服跑去公园游园、照相或者着汉服祭祀祖先、庆祝传统节日，吸引一下媒体和群众的关注，让人感觉有作秀的嫌疑。
他们认为现在很多形式的汉服运动并没有真正的文化根基在其中，和“古装作秀”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很多“汉友”刚才还穿着汉服像模像样地举行一个仪式，回到现实生活一看到《论语》《诗经》就又开始头疼。这种只注重形式而脱离文化传承的“汉服运动”永远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闹剧，这就好像你从来不过万圣节也不了解万圣节的含义，却非要摆一个大南瓜放在家里一样，拿无知当个性。
汉服圈子的人普遍认为，汉服是我们的民族服装，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汉服穿出去，无需考虑很多。但实际上，“民族服装”已越来越成为一个口号，在如今这个裸奔也能成为行为艺术代名词的时代，“民族服装”四个字还无法让人们真正全面地去接受汉服，不给它赋予真正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汉服运动永远只是一场cosplay而已，只不过人家是模仿动漫人物，“汉友”们是在模仿古人而已。而汉服所代表的文化和心态，今天大部分汉服运动者都是没有的，因为今天汉服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冲着汉服去的，并没有深刻理解其文化内涵。
还有一部分“汉友”过分强调汉族特色，对把唐装（马褂）旗袍视为中国象征的现象感到不满，也有部分“愤青”表现出强烈的对立情绪。加之清初“剃发易服”暴行的历史，有意无意间让汉服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排满”与民族复仇的言语在网上时常可见。这也加大了反对者对汉服运动的不满。
连接断裂的历史记忆
对汉服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人们则认为：汉服的意义绝不只是一件美丽的衣服那样简单，它历经了几千年，已经融入了汉民族的血脉，成为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承载物，是我们民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的外在表现，它体现着血脉里传承的文化内涵，代表着我们民族厚重的文化根基，包含着我们对天地自然的尊重，对人格理想的追求。
首先，汉服是汉民族的文化体现。汉服是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是汉民族文明的象征。汉服不仅是中国服饰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和传承，它渗透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机体，贯串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其次，汉服是汉民族审美倾向的体现。汉服宽大飘逸、流畅脱俗、超形质而重精神、离尘世而取内心的基本样式正体现出中国人追求含蓄自然、崇尚“天人合一”、倡导逍遥、追求玄远的传统审美取向。例如，深衣上衣下裳相连，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衣缘，使身体藏而不露，雍容典雅。深衣象征着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中国传统美德。深衣的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交领的左襟覆于右襟之上，也体现了左为阳在外、右为阴在内的阴阳观念；深衣背后有一条直线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不偏不倚；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
最后，汉服是汉民族人文风俗的体现。 服色彩观念的表达，吉祥纹饰的运用、材质工艺的更新，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人文和风俗、明心而见性，它是人们内心价值的守望与表达，是华夏民族意识的张扬与更新。
结语
汉服运动把汉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用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豪感，其初衷是好的。但汉服文化已经中断了360多年，国民已经习惯了没有汉服的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倡汉服，需要征得国民对汉服文化的再认同。文化的再认同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汉服运动能愈走愈远，发挥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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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小球，它叫圆满。圆满本来快乐地生活着，可有一天，它在和小伙伴玩的时候，不知怎么被石头磕了一下，身上的一个小角在不知不觉中滚走了。当圆满发现这件事后非常着急，它觉得自己少了这一部分就不完整了，它决定一定要找到那失落的一角，于是寻找的旅途就开始了。
圆满在寻找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有时它被火辣辣的太阳晒着，一滴一滴如同黄豆一样大的汗珠滴进了泥土里；有时它被倾盆大雨遮得睁不开眼；有时它又被鹅毛般的大雪覆盖，使圆满无法动弹，过了很长时间天晴太阳出来了，圆满才能够正常行动。
当然，一路上开心的事情也不少，圆满在路上看到了很多不知名的美丽花朵，闻着各种芬芳的花香，真是幸福；圆满还和花丛中的蝴蝶们嬉戏、和草丛中甲虫赛跑，快乐中它忘记了那些痛苦的事。
圆满一路唱着歌，一路不断打听角的消息，它遇到小虫就问：“你知道我的一角在哪里吗？”小虫摇摇头；它遇到小白兔就问：“你知道我的一角在哪里？”小白兔也摇摇头。为了找到那失落的一角，圆满翻过了很多座山头，游过了大海，穿过了沼泽和丛林。
终于有一天它看见了一个角，可是那个角不愿意做圆满的一部分，圆满很失落继续寻找，后来它又看到很多小角，只是有的角太孝有的角太大、有的又太锋利、有的'又太方正。最后圆满终于找到了一个角，正好合适，于是圆满又开始滚动了，它越滚越快，从来就没有这样快过，可圆满发现自己并不快乐了，因为它不能和小虫说话了，不能闻花香了，不能和甲虫赛跑了，不能和蝴蝶嬉戏了，更不能唱歌了。
圆满决定还是和那个角分离了，它想保持旅途中自己原来的那个样子，因为它已经习惯没有一角的生活，从此它再也不需要那一角了，它还是快乐的“圆满”。
寻找失落的民族篇三
怎样才是完美的人生?不断的在过程中探索，不断的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自己树立新的目标而去创造更大的人生价值!
最后他终于想通了，把自己找到的那一角放下…他可以继续去寻找新的目标，哪怕自己不是完美的，但却因为心中的梦想而变的伟大!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小时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步履蹒跚，一次又一次的在跌倒中爬起来，慢慢的我们学会了跑，学会了跳……我们懂得了历练的价值!一个成功的销售人员要有足够的抗压性去接受炮弹的洗礼，要有着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挑战，要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而使自己的羽毛更漂亮，最终达到心里所树立的那个目标，完成自己的梦想!
每个人都谈过恋爱，可在前期成功的又能有几对呢?也许双方都是特别优秀的人，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没有完美的结局，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未必就是优秀的组合，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半，故事中小主人公是优秀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一角经历了太多太多，故事中被寻找的那一角也是优秀的，小小的身体可以承担一切，于是他们结合了…..可是他们并不快乐!
我们本身是优秀的，我们的公司是优秀的，可想过自己是否适合呢?工作态度决定一切，要看自己的思维方式是否适合公司经营理念，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职位，素质比知识重要，思想比经验更重要，技术可以培养，态度却很难改变，当我们面临着高难度的挑战时，必须要坚信自己有信心去承担与解决，做为达观一个合格的销售人员而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要求我们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全面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与技能，只有持续的学习并在努力中不断的自我完善，不断增强自身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才不会被竞争愈来愈激烈的市场淘汰，才可以找到自己真正可以创造价值的舞台。
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自己所热爱的团队，那是因为我们心中又有了新的梦想，我们永远在为下一个目标努力前进着，坚信自己是最棒的!
寻找失落的民族篇四
星光摇曳，不能再幻化出你期望的身影，一切已归隐于灯火阑珊处！
你的叹息，悄无声息地飘散于醇酒香氲的光圈，只能在轻酌慢饮中慢慢回味。
过去的时日，当我举杯品尝人生的时候，你总是静静凝视着我刺穿现实的醉眼朦胧的眼，揣测着人在酒中的意境，尤其是在那月白风清，我文思泉涌的时光。
的确，青春中充满的苦涩是对岁月的一种熬煮，是对心智的一种历练，是漫长人生岁月中的永恒记载。
甜蜜，相对于苦涩总是显得如此短暂，是一种爆发于间或的感受，而难以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记住吧，青春的苦涩是人生中难以聚敛的财富，它会忠实地陪伴你走完人生的道路！
寻找失落的民族篇五
;城河，湖北沙洋县西部的一条小河，发端于北部山地，蜿蜒曲折，犹如长龙，向南流入后港镇边上的长湖。河流中段有一个小村庄，叫城河村，而村子所在地就是城河遗址。现在我们知道，遗址本身是5000年前的一座古城。因為年代久远，我们已无法考证这些名称的使用先后，但是，一河、一村、一遗址，都与“城”字有关，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佳提示。
在中国古代可以稽考的先秦文献中，长江中游一直是一个荒蛮的地区，以至于被《史记·货殖列传》形容为“无积聚而多贫穷”，直到西周后期楚国崛起才有了“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气势。但新中国近70年的考古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还有一段时期足以和当时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媲美，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
距今5000年前后，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之源满天星斗。屈家岭文化占据江汉丘陵地带，自身社会发展独具特色，是史前中国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显示，随着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史前文明出现大范围的动荡整合。此时，屈家岭文化开始北进河洛、西入关中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强势扩张的背后，是屈家岭文化对长江中游的长期经营和不断整合。他们不仅主导完成长江中游文明共同体的构建，将长江中游的大多数区域纳入他们的文化版图，而且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岸修筑了十余座古城。这些古城的面积大小不等，从洋洋百万平方米到区区数万平方米都有。屈家岭文化正是借助不同层级的古城及其周边的附属聚落，共同维系着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共同体的完整。故此，对相关古城开展考古研究，是探索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的关键钥匙。
由于之前的条件所限，学术界仅仅对最大规模和最小规模的城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大量中等规模的城址一直没有开展过持续的聚落考古工作，从而影响了屈家岭古城网络体系的整体研究。为弥补这一缺憾，2012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开展了系统发掘和持续研究，希望以此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和社会结构。
长达7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河遗址的保存面积约70万平方米。作为屈家岭文化在汉水西部的一个区域性权力与信仰中心，它以体量宏大的城垣、规则有序的水系、引人关注的大型院落建筑、葬俗独特的墓地等一系列相关遗存，再次实证了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成就，为我们了解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的功能布局打开了一扇窗户。
种种考古迹象为我们描摹出这样一幅画面：5000年前的一个冬天，城河的先民们开始修筑这座古城。地点早已选定，但那里被各种杂草灌木之类的枯枝败叶覆盖着，砍伐清理太费事。于是用火，一烧了之。城墙用料显然是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结果。先民们把附近挖来的土进行混合加工，再一层层堆砌、夯实，城墙就一点点“长高”了。
水是生命之源，不可或缺；而南方又是多雨的，易成水患。如何处理水，体现着先民的智慧。遗址上处处可见先民对水的利用和改造。在城墙内坡的地面，有规整的排水沟渠，雨水顺着城墙流到沟渠中，再汇聚到固定区域，有效防止了水流对城墙根基的冲刷破坏。城墙的外侧，有完备的“护城河”环绕，最宽处达61米，最深处有6米以上。与“护城河”呼应，城墙东南、西北及北部中段均设立有水门，城外的河水从西北、北部两处水门进入城内，又分别从西、东两处水道汇集于东南水门，进而借助人工沟渠排至城外的自然河流。如此，既保证了城内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又避免了旱涝之灾，体现了娴熟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在城内的最中心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800平方米的大型院落建筑。这座建筑规模宏大、位置特殊、形制独特，或是城河城的“中枢”。院落东侧是一片广场，地面是用加工过的红烧土颗粒搅拌泥土铺垫而成。院落南侧有陶窑生产区和祭祀活动区。当年的王者，住在城内最中心的位置，通过信仰垄断，在广场上向万千族人宣示自己的权力。或许，也是在这个广场和祭祀台上，城河的英雄们，带领着他们的族人护城挖沟，改造大地，开启了各自的不凡人生。
在事死如事生的史前社会，先民们对于墓葬的营建极为重视，常常投入很大的成本和精力。墓地的发现和揭露，能够帮助我们真切了解古人的社会结构，为探讨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提供最为直接的材料。因此，城河墓葬区的寻找一直是考古队割舍不下的学术任务。
在城河首次发掘之时，就有老乡向考古队提供线索，在北壕沟的外侧曾捡到带孔的石斧。考古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老乡所说的“带孔的石斧”很可能是“钺”。钺是身份等级的象征，是权力的标志，一般出现在重要的墓葬里。几乎可以断定，城河遗址的墓葬区应该在城址的北部。
2017年底，由于一次偶然的、巧合的，却极为关键的勘探，考古队在北城垣外侧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墓葬。随后，确定了整个墓地的墓葬数量不少于235座。尽管这些墓葬的主人只是城河先民的部分群体，但墓地中展示的葬仪足以体现当时的社会观念。
与新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墓葬一样，墓地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另有少量墓一侧略带“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在偏洞中。超过70%的墓葬可见葬具，而且保存状况相当不错，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见。葬具痕迹包括结构复杂的独木棺和板棺。有的独木棺直径达1.5米，有的在棺内还设有隔板，隔板下面放置随葬器物，板上放置墓主。这是在长江中游首次大规模发现史前独木棺，为了解当时葬具结构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物质支撑。
我们还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合葬习俗。位于墓地最中心的第112号墓，面积达22平方米，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史前墓葬。这座大墓是“同穴三室墓”，即同一个墓坑，墓底部用土梁隔成3个墓室，每个墓室内各埋葬一座独木棺。中间墓室的主人是一名成年男性，他的随葬品包括体量巨大的棺木、暗红色漆盘、大量的磨光黑陶，以及玉钺、象牙器等，这些都足以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尽管两侧墓室人骨无存，但无论从棺木体量和随葬品数量来看，都无法与中间墓室等同。葬礼的过程也极为隆重，不仅随葬了上述大量器物，还在棺外放置了猪下颌骨，并且在填埋过程中，在中间墓室上方摆放了大量的带盖容器，以视对死者的尊重。3座棺木内都发现了象征军权或王权的玉钺，而且刃口全部指向西方。
在这座大墓的西侧，有一座同穴双室的合葬墓，编号第233号，“打破”了112号。打破，是考古學的科学表述，其实考古人员更倾向于这是一种“对接”现象。233号的墓主在下葬的时候，葬礼的操办者应该知道112号的存在，而且有意识地在112号的西端开挖了同穴双室的墓坑，从而形成了一个“五连间墓室”的特殊形制。有意思的是，233号的两个墓主都是女性，并且都随葬了纺轮，似乎暗示城河先民有着“男持钺、女纺线”的性别分工。
类似于这样的大型墓葬还有5座，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上，分布于墓地的不同位置，并且都是同穴双室合葬墓，墓室内常见体量巨大的棺木和丰厚的随葬品。通过对保存下来的人骨鉴定可知，这些大型墓葬的主人都是头朝城内，表现出了对生活场所的眷顾。在它们的周边，则分布有数量不等的中小型墓葬，头向不尽相同。不过，也似乎存在部分墓葬围绕大型墓葬分布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准确关系有待于古dna信息的最终解读。
墓地所在的王家塝是一处自然岗地，是遗址所在范围的海拔最高点。活着的人们选择这处岗地埋葬他们的祖先，既不占用城内宝贵的土地资源、影响生者的日常生活，又能够让先祖们矗立在制高位置，“俯瞰”全城，佑护子孙，体现了“生死有别”的理念。更为难得的是，这个地点恰恰是城外河水进入城内的必经区域，或多或少体现了水在人们心中的特殊地位。
城河城址的数次发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内部聚落形态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岭社会的发展。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全面发掘，弥补了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系统研究的缺环，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发现的空白。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其社会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达到了同样水平。
对屈家岭社会发展程度的新认识，也为我们理解和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扩张提供了新的基点。城河遗址发现的黄土台、筒形器、四耳器等祭祀遗存，表明屈家岭文化古城有着共同的祭祀、信仰体系。规划有序的大型城垣和人工水系，显示了屈家岭先民在对抗自然、改造大地过程中的决心和能力。墓地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大口缸在大中型墓的出现，独木棺在大墓中的流行，以及钺在大墓中的显著地位，则表明屈家岭文化社会上层广泛参与了周边地区的深入交流。这些现象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间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参与了史前中国的形成过程。
（摘自6月2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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