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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的好处形容应对挑战篇一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全球化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口膨胀问题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资源短缺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环境恶化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还有腐败、国际协调不通畅等因素都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如何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呢?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节约型、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向消费为主转变，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首先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体系，保持适当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必备的人力资源;其次要建立战略资源储备机制，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最后要加强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国际，首先，要认清形势，不能屈从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同时，要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第一要努力推进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构建有利于世界各国平等对话、磋商与政策协调的平台机制，主动争取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第二要提高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质量与水平，打击腐败等犯罪活动，减少非法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其次，要加强国际协作，第一是建立全球层面的监管机制，以应对将来的危机;第二是主动适应国际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扩大和深化同各利益方的汇合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是主动创新理念，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内要深化改革，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外要加强国际协作，从监管、国际经济秩序等多方面开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中政申论在线批改中心 老师简评：文章结合社会发展背景，对当前全球性问题进行总结，阐述了要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论点，并提出具体的措施对论点进行论述，行文结构较完整，基本符合申论总结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层次要求。标题阐述客观准确，做到了标题即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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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的好处形容应对挑战篇二
回顾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时屡屡失败。相比之下，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面向未来，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面对美国的种种不实指责，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总结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却遭致失败的教训，提炼中国和其他少数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一个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它主张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就要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民富就是收入水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国强就要有先进产业和先进军事装备。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作为目标。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通过市场发展起那些现代化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来推进。
虽然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甚至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绩，但实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国家，经济发展成绩并不好，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比如，受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一些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虽然其工业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停滞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问题。东亚少数经济体却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以出口导向的方式发展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战略从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1978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相继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于是，“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事实证明，转型的指导思想不同、方式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怎样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是摆在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在结构主义失败后，同样源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流思潮。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转型的。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就必须一次性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包括价格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三化”必须以休克疗法同时推进，如果只推进其一或其二，结果可能会更糟。根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形成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众所周知，这种休克疗法给诸多国家甚至苏联那样的大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原来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培育和开辟了市场。我们还设立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在破解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瓶颈”的同时，有效降低新生的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其蓬勃发展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像中国这种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因为计划和市场并存，政府干预的计划价格比较低，市场价格比较高，就会产生套利空间，衍生出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坚决不认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崩溃论”不时甚嚣尘上。但是，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随着资本不断积累，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具有比较优势，取消补贴水到渠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终并轨。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发展，而且成为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其他少数几个在转型中维持稳定并取得发展的国家，同样是推行这种渐进的转型。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发达国家的产业则主要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高。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的，是二者比较优势不同造成的——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国若着力发展本身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离不开政府保护和补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认知，导致结构主义理论给出的发展重工业的建议如同拔苗助长。新自由主义则忽视了原来所存在的扭曲是内生于维护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所主张的全面消除政府干预，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改革的休克疗法也必然惨遭失败。因为一旦“三化”同步实行，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国有企业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大量企业会因此破产，大量工人会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经济崩溃也就难以避免。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就曾和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有过争论。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国家会给补贴，是因为企业是国有的，因此，国有企业要进行私有化改革，取消补贴，提高效率。其实不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保障国计民生等重大责任，私有化只会带来更高的补贴。因为私有化以后，企业会以同样的理由向国家要保护、要补贴。当时这种看法只是理论推论，如今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大量事实证明。
相比之下，在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中，由于对原来缺乏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经济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政府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还积极因势利导，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随着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具备了比较优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逐渐减少，为进一步消除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创造了必要条件。
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但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却屡屡失败，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只对发达国家适用，比如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大量资金、资本投入风险较大的情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生产活动集中在中小微企业和农户，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也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上。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主张去做，引进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就会造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不匹配，导致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
回溯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应用，不难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外生给定的最优结构，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结构差异的内生性。若将其主张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实践，就会遭遇“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实行的结果事与愿违。
经济学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推进理论创新，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新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新的实践，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实践就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异，但在40多年改革开放中，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
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些内生差异性对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是什么?这种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等研究范式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上的运用。作为经济学家，应当知道，理论创新只有把握住一种现象的内生性，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
今后，中国的发展还会遇到像中美经贸摩擦、技术革命、金融风险、国际格局不确定性等新的挑战。但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理论，而是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应对挑战的好处形容应对挑战篇三
企业各级主管都要多和员工沟通，而在沟通时什么话题最具挑战性或曰让领导者感到很棘手？一般而言，当话题涉及到传达一则坏消息，或者对员工的差劲表现进行反馈，或者面对一些迟钝的行为，当管理者面对这些与员工进行的具有挑战性的对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很棘手。
虽说这种棘手的感觉很正常，但是管理者必须提高警惕，不要导致发 生行为“避开综合症”。也就是说，当发生必须与员工进行挑战性对话的时候，管理者不能躲开或退缩，而应该直接面对问题所在。虽然躲开或退缩的策略能在短期 内安全度过，但是所造成的长期损害却是相当巨大的，相应产生的持续冲突和争执将引起生产力和员工士气的不断下滑。
可以这样说，当管理者避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会升 级，从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困难、难以处理。同时，情绪问题也接踵而来。双方都会感到心虚、胁迫和痛苦。这样的结果就造成管理者与员工双方的关系破裂，项目 任务失败。使问题变成一场危机，所做出的决策也是建立在不完全的信息基础上。于是，员工会变得异常敏感，管理者处理问题时会发现所有人情绪异常激动或异常 沮丧。在这种极端生死线上所做出的决策也不会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今工作环境所带来的迅猛需求，使管理者能否有效处理工作中敏感问题的能力越发重要。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间持续越久，双方则越会使劲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持，从而证明自己是对的。于是冲突就变得越发棘手。
那么，管理者应该怎样面对挑战性对话呢？考虑到成功解决工作中敏 感问题的重要性，一些管理者面对此类挑战性的对话总会选择避开的处理方式，虽然避而不谈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合适的处理方法，但是更多的情况下这属于管理 者疏于职守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缺少应对此类挑战性对话的技能或意愿。人们担心假如把问题公开，也许就会对彼此的关系或相关的项目造成损害。因为管理者觉 得自己缺少足够的技能来正确处理整个过程，所以他们通常选择采用避开的态度，且心存冀望这个问题会自己迎刃而解。
也有许多人在学习怎样处理工作环境里的冲突中成长起来，从而提升 了处理挑战性对话的能力。要帮助管理者提高处理挑战性对话的能力，则要让管理者了解到怎样表达且不疏远别的人，怎样倾听，即使对听到的内容很愤恨。因多理 念虽然是很简单的，但是涉及到情感上的挑战，要多多练习，并且能够突破既定的思维。
管理者提高处理挑战性对话的能力有以下一些方法，可以帮助管理者 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从别人那里获取更多的信息，鼓励人们仔细认真地倾听所说的内容，加入肢体语言，观察寻找线索，达到一种精妙的水平，并且能够把恰当的 方法继续推进。其中管理者能获得的最重要的技能是学会怎样倾听-听自己对困难问题的心声，听别人所说的话，从而真正了解他人的`观点。
管理者提高应对挑战性对话的意愿，结果将是深远的，包括迅速对绩 效问题做出处理，使工作关系更融洽，减少不平，减少紧张情绪，并减少公司内的危机。人们觉得自己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更加激动。生存的环境充满各式各样的挑 战，在工作中处理挑战性对话的能力越高，工作、家庭和社会就将会好，更和-谐。
虽然一开始会显得有些令人退缩，但是如果不学习则会使结果更糟糕，因此怎样有效处理挑战性对话是绝对值得学习的。比起退缩、放弃、担忧给出负面反馈，当管理者了解到自己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处理挑战性的对话时，问题就不会那么棘手了。
根据拉姆·查兰在《领导梯队》一书中的描述，扎克伯格已经位于领导力管道的第六阶段：从集团高管到首席执行官。作为互联网新生代最成功的代表，扎克伯格数年间跨越了集团高管，事业部总经理，事业部副总经理，部门总监等诸多层级，直接从一线经理成为了ceo。
可是，商业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力的成功，相反可能是灾难。从不长的风险投资历史上，我们已经不断地看到重复上演的一幕——创始人在上市之后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表面上的原因都是因为未能达到市场的期望，其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人没有驾驭大型公司的管理经验和领导力。
但是，领导力无法速成，如扎克伯格这样越级担任ceo，还是会为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付出代价。他们可能从未学会重视他人的成功，或者驾轻就熟地管理多个业务单元。他们如同乘坐直升飞机光临制高点的特种兵，从内心中很难理解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在丛林中打拼的普通军官和士兵。这种差异使得他们难以激励一线员工，团结各个部门，教练辅导下属，提出正确问题，以及从支持部门中得到有益的建议。
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的管理者也在速成，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二十七八岁的总监，他们管理200～300人。他们大多数“火线入党”，可能是编程高手，可能是销售冠军，因业绩突出而迅速升迁。在互联网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公司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这种跃迁式发展带来的领导力挑战却很少被人提及与关注。
25岁的扎克伯格似乎想让百亿美元推迟到帐。他一直在和英特尔首席执行长保罗·奥特里尼、甲骨文公司总裁查尔斯·菲利浦斯碰面，讨教如何更好地管理他这家独立的公司。扎克伯格建立了双重投票机制，使得自己日后不会太多受到其他普通股东的影响。去年，当员工开始要求更多的回报时，他设法兑现了他们手中部分facebook股票，而没有走ipo这条路。
人称扎克的扎克伯格住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一栋不张扬的房子里，常常步行上班。员工说他是个要求多多的老板，他喜欢参与讨论，但对于员工个人吝于赞美。据一位撰写了题为《与扎克共事》内部备忘录的工程师说，期待扎克承认你在推动讨论方面发挥了作用是不明智的，把产品做好就算是回报了。
对于这位年轻的首席执行长来说，拥有4亿用户的facebook并非又一个在文化层面发挥作用的科技齿轮。他相信公司承诺提供的服务将使人们有更大的能力在任何时间和任何人就任何事情展开交流，无论是通过网站、手机还是网游。
他说，在这个强制交流的年代，使事情变得更加开放的力量或许是最强大、最能带来变革的社会改变，能够避免战争等事件的发生。扎克伯格说，facebook或许是真正引领这一趋势的公司，现在还不清楚其他人是否能正确处理这一问题。
但一些facebook员工认为，沉浸在“天才创业者”的美誉中不能自拔，扎克伯格自比为苹果的ceo乔布斯。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扎克伯格在创业时期利用技术优势迅速推动了facebook的普及，但是当公司成长到拥有近1000名员工的规模时，扎克伯格在性格和管理上的短板显露出来，不允许其他不同意见的存在并独断专行。这明显体现了他专制型领导风格的弊端，并容易滋生内部官僚主义，甚至抑制公司的创造力。
在吉迪恩之前，facebook前首席运营官欧文·范纳塔、产品经理马特·科勒尔都因为无法同扎克伯格正常相处而离职。facebook创建之初，共有5名联合创始人，现在也仅剩下了扎克伯格一人。如何前行，扎克伯格和facebook似乎又到了一个必须潜心思考的时候了。
应对挑战的好处形容应对挑战篇四
;7月17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举行第130期“经济每月谈”，国经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副总经济师张永军、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等人认为，我国经济上半年实现由负转正，恢复势头较快。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供给侧恢复情况快于需求侧，专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世界经济大衰退呈现5大特点
陈文玲对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用“五个失”做了概括：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真、治理失序。这位经济学家强调，这样概括和分析世界经济是想表明，世界经济现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做出的努力，尊重中国做出的贡献，与中国加强合作，挽救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和全球疫情防控能够转危为安。
谈到疫情失控，陈文玲说，截至7月17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接近1400万，死亡59万。首先是美国疫情失控，美国确诊人数世界第一，从出现第一例疫情到总统戴上口罩，一共经历了101天。从一些政客到一些民众，认为戴口罩侵犯了人权，暴露出一些西方国家的偏见。现在美国确诊人数370万、死亡14万。“14万个生命都不能换取一个常识，反智主义竟然这么严重。”疫情失控还表现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原来远离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墨西哥、沙特等，新冠病例已经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现在，中国疫情防控常态化，是可防可控、可追踪、可治疗，而大多数国家面临着疫情的严峻挑战。疫情的失控肯定会带来经济的停顿。
陈文玲表示，imf、世界银行、oecd、美联储、欧盟以及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都做出判断，称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二战以来甚至是1929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衰退，可以简单称之为经济失速。
陈文玲进一步提出，这次经济大衰退表现出5个特点：一是同步性衰退，就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同步进入衰退，世界银行统计占93%的经济体陷入经济大衰退。二是衰退程度极深。oecd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下滑6%，世界银行预测将下滑5.2%。imf6月份的预测是-6%以上，严重情况下-10%以上，而它4月份的预测是-3%。imf还估算这次疫情将给全球带来12万亿美元的损失，这个巨量损失会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损失要严重得多。三是持续时间长。一般来说，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应该视为经济衰退，现在全球一、二季度已经负增长，美国、巴西、印度等重要经济体的疫情到年底能不能控制得住存在疑问。如果控制不住，经济衰退的时间会更长，甚至影响到明年的全球经济。四是经济衰退波及面宽。190个国家和地区的老百姓收入趋于下降，数百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幅度比2008年还有1929年都深。五是经济恢复和增长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变量就是疫情，还有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美国大选，还有大国的竞争博弈、一些地方的局部战争，再有一些天灾人祸，包括蝗灾、水灾、旱灾。这样看起来，经济失速不是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就能解决的问题。
上半年出口超预期，但不宜过分乐观
海关总署7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价，中国6月出口同比增长4.3%，较5月份提升2.9个百分点，实现三连涨。进口方面则重回正增长，6月份同比增长6.2%，较前值大幅拉升18.9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5.1%，为今年以来首个进出口实现正增长的月份。
针对上半年出口形势，张永军表示，今年年初出口明显下降，但上半年出口整体表现好于预期，尤其是第二季度，部分月度实现小幅度增长。这一方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呼吸机、医疗器械等医用耗材出口增长非常快。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此前表示，伴随全球贸易活动触底回升以及海外复工复产的推进，外需短期有望继续从拖累项转向为拉动项，成为近期的一个超预期因素，也会为后续工业增加值的进一步回升提供一定支持。然而张永军指出，下半年抗疫物资需求带来的出口拉动可能减弱，受经济下行影响，其余领域仍然呈现下降态势，对待第三季度的出口形势应当持谨慎态度，不宜过分乐观，甚至要做好出口形势反复的准备。
张永军表示，目前我国只有42%左右的出口订单恢复正常，此外从以往进出口形势分析来看，现在的出口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去年下半年人民币贬值的滞后影响。花长春也认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主要由防疫物资、居家办公以及居家消费等产业拉动，由企业主导的物资出口则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分领域看，电脑、高科技、信息与通信技术等表现良好，但纺织等非必需品的出口则受到较大影响。
花长春认为，下半年出口预计会有一定抬升，但相对来说，随着国外疫情的控制与重启经济，防疫物资、居家办公用品等出口将会出现回落。张永军表示，在当今的进出口形势下，要积极倡导国际合作，通过全球经贸合作尽可能减轻疫情影响。专家普遍认为，尤其要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通过合作避免下半年出口形势可能会受到的反复影响。
货币政策还没到收紧的时候
对此，张永军解读称，在疫情冲击下目前宏观经济需求不旺，因此交易頻率、完成速度下降了，进而货币流通速度有所下降，因此货币供应量有必要保持相对宽松的态势。此外，从货币供应量分项数据来看，当前的货币政策是从存款角度来做统计，虽然目前经济好转，但居民消费还没上来，部分居民收入转化为存款；
企业复工复产程度也还不够，企业存款也有所增加；
再加上近期股市表现较好，一部分资金投入了资本市场。上述几个原因导致货币政策“虽然看上去很宽松，但是很大一部分还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因此张永军认为，今年下半年还要保持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这样居民和企业才有信心更多消费、增加生产。“货币政策还没到收紧的时候，现在的力度要再保持一段时间才能从大企业传导到小企业，从金融领域传导到非金融领域，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更好恢复。”张永军表示。
在今年下半年的财政、货币政策上，花长春同样表示，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如果货币收紧，会导致挤出效应。他认为，目前来看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还不是很好，所以数字上看虽然刺激力度已经较大，但如果立刻转向的话会明显挤出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对出口等都会有不利影响。花长春称，流动性较强使得目前全球金融比经济恢复得快，在这方面要加强监管，保持流动性的紧平衡。此前，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表示，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提振总需求，改善企业盈利状况。目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企业的负担和压力很大，当前重要的是要给企业降低成本，低利率是很重要的保障。因此多位专家认为，下半年不应着急收紧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偏宽松的货币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下半年总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都应该继续保持相对宽松。
她说，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本应承担起应该有的大国责任。但是，现在美国已经退出了12个国际组织，不久前又提出要退出wto。实际上，wto三大机制之一的仲裁机制，已经在美国的作用下基本停摆了。美国退出了中导条约、伊核条约等，又给全球安全局势带来挑战。
“美国的疫情还很严重，更需要和中国合作。”陈文玲表示，中国是一个有胸怀的国家，只要美国面向未来寻求合作，中国就会敞开大门真诚合作。帮助美国从疫情中走出来，就是使世界经济增加复苏的动力。如果两个经济大国都能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增长，那么整个世界经济就会好很多。
“从中国的情况看，保持外贸的良好态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认真有效地应对。”陈文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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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兴大国间的合作模式，坚持主权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指导原则，以共同发展为基本立足点，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人类福祉。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叠加冲击，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战略互信赤字、利益纽带松动、集体行动力下降等挑战。在此形势下，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应着力做好强化政治引领、创新伙伴关系、增强集体行动力等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新冠肺炎疫情
【doi】10.19422/.2020.12.009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深化伙伴关系是金砖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2020年11月17日，以“有利于全球稳定、共同安全和创新增长的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此次会晤不但为新形势下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指明了方向，而且向世界表明了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意义和使命担当。
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及其特点
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随着金砖国家合作进程的不断推进得以充实和深化。2011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明确指出，要继续加强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本着开放、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的方式推进金砖国家合作。这种合作是包容的、非对抗性的。宣言还指出，金砖国家愿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着眼于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这清楚表明，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是开放包容的，它立足于成员的共同发展，同时也着眼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事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将主题定为“金砖国家致力于全球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进一步阐明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世界意义。随后，在金砖国家第一轮领导人会晤收官的第五次会晤上，围绕“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的主题，金砖国家着力加强与非洲国家间的合作，为促进共同发展打造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2014年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将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中的经济合作提升至一个新水平，提出了制定“金砖国家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及“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战略”的建议，以建设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一体化大市场、金融大流通、互联互通以及人文大交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以“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为主题，提出增强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主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再次强调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以“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为主题，通过着力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以开启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决定启动“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2019年，金砖国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
由此可见，金砖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伙伴关系的发展，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同时，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指导原则、基本立足点和目标追求等均具有稳定性。
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指导原则。坚持主权平等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根本原则。金砖五国均为地区大国，也是拥有全球抱负的新兴大国，加上内部异质性突出，五国只有坚定奉行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原则，才有助于合作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为此，金砖国家不断重申主权原则的重要性，并努力通过平等协商进行集体决策。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生命力所在。金砖国家不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集团，而是强调对外开放。金砖国家不仅同其他新興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通过“金砖+”合作模式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而且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对话与合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坚持开放，就是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培育全球大市场，完善全球价值链，做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坚持包容，是要“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互容、不同文化文明互鉴、不同发展模式互惠，做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者”;坚持合作，是要“加强团结，照顾彼此关切，深化务实合作，携手为各国经济谋求增长，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动力”;坚持共赢，是要“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做到惠本国、利天下，推动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路子”。
坚持共同发展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基本立足点。金砖五国分处四大洲，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一、历史传统有别、发展道路差异等异质性因素固然对金砖国家合作构成一定阻碍，但是相似的发展阶段也使金砖五国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和一致的目标诉求，其中发展就是首要的和根本性的。所以，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坚持立足于共同发展，在实现金砖国家共同发展的前提下推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进而为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全人类福祉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目标愿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日益加深了全球性相互依存，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福祉都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进步。金砖国家作为开放型新兴经济体，其发展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中实现，因而更加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大国集合体，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去推动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目标愿景必须要超越金砖国家自身，着眼于整个世界和全人类。
国际变局下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涌动，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困境。同时，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来孤立和遏制中国，鼓吹与中国“脱钩”，不但在经济上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而且在安全上推行“印太战略”，企图构建所谓印太版“北约”，单方面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严重恶化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战略环境。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衰退，金砖各国均面临应对疫情和经济困难的双重挑战。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战略互信赤字、利益纽带松弛、集体行动力下降等挑战。
第一，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战略互信赤字风险。战略互信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根基。金砖五国虽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和政策主张也不一致，但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方面达成的明确共识与为此而做出的努力成为彼此间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基础。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中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特朗普政府从权力政治思维出发，加剧对华战略竞争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加大了对金砖国家的分化瓦解。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日趋拉大，个别国家的对华战略疑惧也随之增加。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2020年10月发布的2020年“亚洲实力指数”报告，美国虽位居第一，但与位居第二的中国差距迅速缩小。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权力的转移，这场疫情使美国两年前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减半。报告还显示印度的实力指数在下降，认为印度虽然是唯一在人口规模上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但其在未来几年与中国平起平坐的预期是“不切实际的”。
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内部信任赤字风险上升，个别国家出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迹象，使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印度不断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开始加入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印度一方面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成“印太”四国合作机制（quad），定期举行外长会议，另一方面还与美国定期举行外长与防长的“2+2”对话会。2019年11月，印美两国首度举行了为期9天的三军联合军演，将两国军事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自2016年以来，印度与美国相继签署了《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lemoa）、《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和《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beca）三份基础性军事合作协议。印美之间的军事互动和防务合作使一向坚持“不结盟”外交原则的印度实质上成为美国的“防务合作伙伴”。此外，2017年的洞朗对峙和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使中印双边关系经历严峻考验，这也凸显出金砖国家内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战略互信赤字。
第二，金砖国家间的利益纽带松动。打造利益共同体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助推器。金砖国家以共同发展为基本立足点，通过发挥优势互补，拉紧利益纽带，建立经贸财经、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框架，积极打造利益共同体，助力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发展。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全球大流行，对金砖国家合作形成考验，金砖国家利益纽带出现松动。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金砖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随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一些西方政客将新冠病毒政治化和污名化，有些西方国家极力挑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关系，使个别国家不与中国进行疫苗联合研发或终止购买中国疫苗。同时，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持续影响世界经济走向，而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无疑会深刻影响金砖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金砖国家中，虽然中国因有效控制疫情而率先复工复产，但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疫情仍然严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其中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分别为：印度-10.3%，俄罗斯-4.1%，巴西-5.8%，南非-8.0%，中国或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预期为1.9%。报告还预计2021年全球gdp水平将比2019年略高出0.6%。这意味着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今明两年将出现巨大的负产出缺口和高失业率。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金砖国家必须拉紧利益纽带，携手合作。
第三，金砖国家间集体行动力下降。集体行动力是金砖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不能只停留在交流、协商和达成共识上，而是要靠实际行动，要产生实际成效。习近平主席对此强调指出，金砖国家不是碌碌无为的清谈馆，而是知行合一的行动队。事实上，金砖国家自启动合作伊始就十分重视集体行动的作用，在积极凝聚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建设和完善合作制度，进而转化为集体行动，通过持续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合作，系统性地强化伙伴关系建设。尤其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作为金砖国家集体行动的重要体现，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近年来受“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不利外部环境影响，金砖国家的集体行动力明显减弱。例如，在世贸组织改革这一紧迫的问题上，金砖国家领导人虽然多次公开阐述金砖国家的共同立场，表示要全力支持以世贸组织为代表、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敦促立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的稳定和有效运行，但在实际行动中，个别国家却更多考虑自身需要，使金砖国家的集体行动陷入一定困境。2019年2月，巴西拒绝联署由中国和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针对美国改革提案的分析文件。同年3月，巴西公开表示放弃其在世贸组织中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換取美国对巴西加入经合组织的支持。巴西在世贸组织改革问题上的行为无疑大大削弱了金砖国家集体行动力。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金砖国家在抗疫合作中也未能体现出明显的集体行动力。
集体行动力下降不仅削弱了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对金砖国家的国际关注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找准合作的发力点、强化集体行动力是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一项重要任务。
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着力点
金砖国家是当今世界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新兴大国代表。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无论是对金砖国家还是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均有重要意义。为此，金砖国家应着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强化政治引领。发挥高层交往的政治引领作用一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突出特点和重要保障。应对当前金砖国家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更加需要金砖五国政府积极发挥政治引领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发展把方向、定大局，向世界传递“金砖信心”。
一是必须维护好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保持领导人之间的定期化和制度化交往。通过领导人对重大国际和热点问题尤其是双边关系进行及时沟通，以增进理解、消弭分歧，积累战略互信。同时，首脑会晤达成的政治共识和作出的承诺也有必要及时对外公布，这一方面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金砖国家的团结和国际担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行为的监督，使其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二是以超越地缘政治的思维来认识和处理相互间关系，为金砖国家合作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对于中印关系来说，地缘政治思维使印方陷入难以跨越的结构性矛盾中，要发展良好的中印关系必须超越地缘政治限制。为此，中印两国应将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作为一种历史责任，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历史大势，从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出发，将和平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将对方的发展壮大视为彼此的重要机遇，积极搭乘对方发展的快车，在合作共赢中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三是引领金砖国家成为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和示范者。多边主义既是一种基于普遍性行为原则调节三个或以上国家间关系的制度形式，也是一种价值理念和政策主张。习近平主席指出，“多边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要按大家同意的规矩办，要兼顾各国利益和关切。”坚持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当前多边主义进程在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严重受阻。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应勇担时代使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多边主义的引领者和践行者。
四是找准经济合作的发力点，使金砖国家继续发挥世界经济稳定器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目前金砖国家的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近三分之一。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均出现严重下滑。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应坚持共同发展的基本立足点，积极推进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努力寻找新的合作着力点和经济增长点，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信心和力量，彰显新兴大国的国际担当。
第二，创新伙伴关系。创新伙伴关系是新形势下金砖国家深化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创新发展是金砖国家伙伴关系的生命力所在。当前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更加需要金砖国家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深化对接合作，扩大合作领域，为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当今世界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推动了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变革。金砖国家应最大程度抓住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机遇，提升创新能力，加快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发挥优势互补潜能，加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协作，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在2018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中，中国携手南非提出了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的倡议，并得到了其他金砖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就是要发挥五国各自的比较优势，深化金砖国家在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包容、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共同发展。
科技协同创新对推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十分重要。2019年第七届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发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工作计划（2019—2022年）》，将大科学项目合作、天文学、自然灾害、地理空间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作为金砖国家今后合作的重点领域。金砖国家还决定要加快推进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创新金砖网络等合作项目，并建立科技园和技术企业孵化器网络，推动金砖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
创新伙伴关系还包括创新合作机制，根据形势需要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2018年金砖五国共同签署《金砖国家区域航空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确立了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建立了合作交流机制。为进一步深入推进金砖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合作，2018年第四届金砖国家通信部长会议正式批准建立“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翌年中国成立了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分院，致力于与金砖伙伴协同推进网络技术创新，共同发展数字经济，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注入实质性内容。
第三，增强金砖国家集体行动力。集体行动力是金砖国家互利务实合作的有力保障，而共识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在大变局和大流疫叠加冲击的当下，金砖国家更要积极寻求共识、发展共识，并将共识转化为行动，增强金砖国家集体行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百年未遇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抗击疫情、稳定经济、保障民生是各国共同面临的艰巨任务，无论是对各国治理能力还是对世界携手应对能力都是重大考验。为此，金砖国家应形成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政治共识，合力构建联防联控的疫情防控体系，加强疫情信息和防控经验分享，推进五国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认等工作，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复杂严峻挑战。
经贸合作始终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压舱石”和“推进器”。深化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需要金砖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在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数字经济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和转型、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支持全球贸易和商业活动的重要工具。为此，金砖国家要加快推进企业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合作，积极建设电子口岸网络，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实施保护电子商务消费者的试点项目。此外，金砖国家也要加强在知识产权、技术法规、标准、计量和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建设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
结语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这既给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带来挑战，也给创新伙伴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尤其是面对疫情，金砖国家应以全人类福祉为根本，以公平正义为原则，采取有力行动。这既是金砖国家应尽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五國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面对危机，金砖国家必须兼顾当务之急和长远目标，统筹本国利益和全球福祉，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辟合作共赢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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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挑战的好处形容应对挑战篇七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银发族”的阵容越来越庞大。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且老龄化问题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因而，我国面临的“银色挑战”更大，应对的任务更重。
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康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国的“银发族”有多庞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2.54亿，占总人口的18.4%。据预测，“十四五”期间，中国老龄化人口将突破3亿。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健康是最核心的问题。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据统计，超过1.8亿老年人合并患有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将日益增加，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严峻挑战。
在众多老年常见病中，阿尔茨海默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担尤为沉重。患者逐渐丧失的记忆，日益怪诞的行为，不可理喻的脾气，都在消磨着家人的体力、耐心、金钱甚至亲情。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人形象地将阿尔茨海默症称为“全家人的慢性病”。据了解，我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数量不仅位居世界第一，增速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去年6月，国务院启动实施《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就是其中15个重大专项行动之一。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专项行动不仅对个人和社会提出了具体要求，并且对政府提出了多达12项要求，其中要求到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老年群体的健康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二级巡视员齐新杰也表示，推进健康老龄化是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
在众多疾病中，阿尔茨海默症的危害长期被低估
2017年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据此推算，全国有近千万老年人患老年期痴呆。
“在我国，阿尔茨海默症有三个低，即认知程度低、就诊率低、接受治疗的比例更低，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也常常被社会遗忘、忽视、误解。”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孙永安指出，其实，阿尔茨海默症是可以预防的，但很多人由于不知道、不了解，耽误了早诊早治的时机。同时，阿尔茨海默症常常被叫成“老年痴呆”，名称带来的病耻感，也让不少患者和家属排斥就医、不愿谈起该病。
与此同时，在众多疾病当中，阿尔茨海默症的危害被长期低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楠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症除了会“偷走”人们的记忆，还会使患者出现运动障碍，生活自理能力逐渐下降，严重者还会出现行为异常，需要专人24小時照料。
此外，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和沉重的照护负担，是当下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紧迫问题。我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平均每人每年要花费 13万元，其中超过67%是交通住宿费、家庭日常护理费等非直接医疗费用。
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使照护者承受巨大压力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由于受传统“孝道”等观念影响，目前我国多以家庭式养老为主。然而许多人会发现，他们难以平衡工作和照顾父母的要求，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护理人员。《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报告》中也指出，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阿尔茨海默症的严重性，而家庭照护者疲于24小时不间断看护，身心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社会支持资源短缺，标准化、规范化的临床诊疗和人性化的照护康复需求远远未被满足。
“居家照护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一件苦差事，连续几年做下来，身心疲惫，还不能奢望患者会有些许好转。”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委员蒋建春长期照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对此深有感触。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王小宁也曾谈及，母亲患老年痴呆多年，一直是父亲在照料。父亲无基础病，却走在了母亲的前面。患者活着，照顾患者的家人却离世，这种情况让人遗憾。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始关注患者疾病对亲属照护者的身心都会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比患者更严重的临床状况。由于配偶影响最大，所以被称为“配偶综合征”。
借力互联网工具与信息化思维，赋能老年健康促进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标志着我国首部国家层面的老年痴呆防治计划正式出台，为全面提升痴呆防治水平、统一协调痴呆防治力量、夯实痴呆防治能力、明确现阶段痴呆防治任务的工作目标提供了指导。”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解恒革表示，目前，要解决痴呆老人的医疗保健问题，需要国家、各行各业、社会和家庭举共同之力以克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任医师徐俊日前也表示，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可以实现全流程管理认知疾病患者，用互联网助力老年健康。
此外，目前国家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深度合作，充分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大型队列研究，研究判定与预测老年健康的指标、标准与方法，研发可穿戴老年人健康支持技术和设备。从老年健康促进工作来说，也要充分借力互联网工具与信息化思维，让信息技术强力赋能老年健康促进。比如，从健康科普的角度，可以将各种各类的新媒体平台发展成为老年健康宣传的阵地，通过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渠道，让靠谱的专家和靠谱的知识更可及。再比如，可以通过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健康咨询和健康管理工具，更高效、更科学地实现重点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早期控制。
（摘自《光明日报》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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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22 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将中国援助的抗疫物资运下飞机。这是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捐赠非洲的部分医疗物资，用于支援非洲54 国抗击疫情。
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使经济全球化面臨诸多挑战。截至3月14日，美国历史上股指只熔断三次，但其中两次都发生在今年3月上旬。3月12日的熔断导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市场熔断。与此同时，这次动荡是全局性的，股市、债市、汇市、贵金属以及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都大幅下挫。市场像“过山车”一般，一天一震荡，为历史所罕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很可能将重创全球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全球化走势。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和冲击越大，有可能导致某些产业供应链的中断。一方面，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加快全面复工复产，对全球制造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美欧等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相继停工停产，有可能严重冲击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并由此严重打击全球的生产能力，使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有专家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部分行业。例如，由于人流受到限制，疫情对旅游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冲击相当严重，某些航空公司可能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生产停工，对汽车制造、电气电子、医药等行业的整体需求和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加大汽车等行业的下行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重大国际性项目的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将导致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在合同履约、执行、融资、雇员返岗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项目将拖延甚至停滞和取消。
第二， 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今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国际贸易。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20年2月，全球进出口跨境贸易同比负增长约10% 。另一方面，贸易下降将直接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2020年3月2日，oecd发布经济预测报告，把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2%降至1.9%，日本由0.6%降至0.2%，欧元区从1.1%降至0.9%，中国由5.7%降至4.9% 。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趋势看，以上预测相对乐观，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速可能比这个预测还要低。
第三，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增大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延，导致全球经贸活动大受影响，经济活力会严重下降，全球经济将遭受重创。从近期的情况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全球资本市场信心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国际油价暴跌重挫全球股市，短期内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开始成为现实。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继续一段时间，如果世界主要大国应对措施不力，全球性的协调行动迟缓，短期内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就有可能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应当说，这个危险性正在加大。对此，需要客观判断并保持高度警惕。
疫情正在显著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生产方式
其实，从以往经济全球化的历程来看，世界经济的范式一直在变迁中。2008年金融危机前，人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全球扩张上，呈现为gdp的增长与波动。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防止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经济衰退上，更注重熨平经济周期及促进增长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与协调。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一惯性思维。区别于实体经济中周期产生的生产过剩的传统危机，金融危机是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它是长期以来刺激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宏观杠杆率过高的后果。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化了对经济全球化形成新的认识：金融活动不能一味地顺周期，一味地加长杠杆，而应逆周期地适当节制。由此形成了以控制杠杆率为主要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的金融监管要求，并加强国际协调。顺便指出，正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范式这一变化，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由单一的货币政策改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并重的双重职能，初步形成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从而在这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明认为，未来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点值得关注，疫情后的各国经济宏观政策挑战将十分巨大。
张明指出，金融市场上有两个潜在的风险点可能在未来爆发。第一个潜在风险是南欧国家的国债。现在投资者风声鹤唳，等到他们醒悟过来之后，会开始在全球筛查风险脆弱点。意大利去年下半年经济已经接近零增长了，最近疫情又这么严重，但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还是个位数。希腊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也很低。这无疑是巨大的潜在风险，市场很快就可能重新大规模做空南欧国家国债。第二个潜在风险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总体上会面临新一波资本流出。几个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借了很多外债，经常账户余额持续为负，这样的国家未来可能遭受较大冲击，例如阿根廷、巴西、南非等。
曹远征提出，各国应根据疫情的全球发展变化做出针对性应对。
疫情的发展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具有边际引领作用。就现有的疫情形势看，有两个特点：第一，疫情流行时间长，即便按照中国完全隔离的方法，也得需要两个月时间;第二，现在是疫情已在世界多点爆发。如果把这两点合并起来，疫情在世界的流行会呈现为各国的轮流继发型式。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不是一次性的，是一波又一波的，从而对全球化产业格局冲击的领域和时点是不一样的。
疫情首先爆发在东北亚地区，第一个冲击波是对高技术产业。日韩主要是芯片制造国家，目前疫情已对高技术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冲击波可能是对能源。中东地区是石油的主要生产地，如果伊朗的疫情蔓延到中东，将对能源的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三个冲击波是对服务业。目前，欧美的疫情预计很快会连成一片，会对整个服务业，特别是对英美的金融服务业产生重大影响，并波及全球的金融服务业。
从目前看，疫情持续的时间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长，新冠病毒并有可能变异，进而形成与人类长期共处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侥幸心理，而应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针对疫情在各国间继发的特点，有针对性对不同经济领域做出预案，要精准施策而不是泛泛而论。
迟福林对此提出四方面建议：首先，以积极主动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快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不分国界和种族，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治理面临着的重大挑战。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抵抗威胁人类的天敌中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成为直接的、紧迫的现实需求。建议积极主动推动建立更高层次的公共卫生全球行动协调机制，例如建立由g20首脑或卫生部长组成的协调与合作机制，使各国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共同采取更为及时、有效的措施和行动。建议将公共卫生安全纳入世界安全战略，以各国联合行动减少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对全球经济社会的严重冲击。当务之急是，呼吁美国和欧盟与我国共同推动g20以视频会议方式尽快举行临时紧急首脑峰会，凝聚共识，摒弃冲突，共同协调采取各种举措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其次，主动开展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基本控制，并积累了可供国际社会借鉴的某些实践经验。当前，中国已派出多支医疗队。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国家加快蔓延的背景下，我国应加快组建多支疫情应急救治国际医疗队或专家组，支援相关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
第三，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力度。推动大国共同加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力度，在新冠肺炎疫情走势和判断等方面协调全球合作，共享疫情数据和技术进展，合作开展病毒探源、疫苗研究、药物开发等;推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发起成立一个或多个全球抗疫基金等。
第四，以稳住自己作为承担大国责任的首要前提。中国稳住了，全面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秩序，就有条件、有能力支持其他国家和地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对稳定全球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在不断巩固和继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果的同时，严防输入型病例，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二是进一步加快全面复工复产，稳定和扩大就业，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三是根据全球和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需求，加快医疗物资的生产和出口，支持全球应急医疗物资供给。四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做好在最坏情况下保证民生需求的充足生活物质准备。五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内需。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要加快市场开放进程，重点是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海南等地全面实行医疗健康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力争在扩大开放方面有新的突破。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对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加深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多元化合作。第二，加快推动中欧bit、fta、“一带一路”与欧亚互通战略对接。第三，加强和美国的合作。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贸易战，要挂钩不要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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