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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的历史发展中秋节的历史沿革篇一
街舞(street dance或streetdancing)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是美国黑人城市贫民的舞蹈，到了七十年代它被归纳为嘻哈文化(hip-hop culture)的一部分，与涂鸦(graffiti或writing)、打碟(djing)、说唱(mcing)这些同时代产生的黑人地下文化并称为嘻哈四大元素。
街舞在两个地方同时诞生、独立发展，最后相互影响合而为一，一个地点是美国东海岸城市纽约;另一个地点是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 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贫穷的黑人青少年在黑人歌手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影响下，以一种模拟帮派打斗的舞蹈--战斗步(up-rock)为基础，发展出一种以摇摆步(top-rock)、地板步(footwork)、冻姿(freeze)三种形式组成的舞蹈--b-boying。
八十年代初一系列高难度、技巧性的力量动作(power move)被不断创新出来，在媒体的炒作下，这种舞蹈以霹雳舞(breaking)的名称被广泛接受。霹雳舞有一种特殊的舞蹈形式--斗舞(battle)，它源自以前的帮派斗殴，只不过斗舞是以霹雳舞者(b-boy或b-girl)的创造力而不是暴力来赢得比赛。参加斗舞的两个霹雳舞团队(crew，也是由帮派背景而来的一种组织形式)分站一方，每队队员逐个轮流跳入圈中舞蹈，技艺最高超、动作最新颖的一方获胜。
加州的街舞起源于黑人民权运动中心--奥克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奥克兰的许多黑人团体根据早期街头艺人、喜剧或哑剧演员的杂耍和新奇动作，在灵歌音乐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舞蹈来，他们称之为布加洛舞(boogaloo)。这种舞可以多人编排一起舞蹈，也可以单独舞蹈，但是它没有一定的舞蹈形式，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动作，创造自己的风格。
到了七十年代，疯克音乐(funk)在加州出现，为西岸的舞蹈注入新的活力，催生出两种新的舞蹈。一个是锁舞(locking)，七十年代初由洛杉矶黑人青年唐.康佩尔(don compell)发明。这种舞蹈以手腕和手臂的快速翻转移动并在突然间停顿为特色，停顿的一刹那身体就像被锁住一样，舞蹈因之得名;另一个是加州小镇弗雷斯诺的天才少年萨姆.所罗门(sam solomon)创造的，他在以前布加洛舞的基础上结合疯克音乐创造了一系列舞蹈动作，形成新的舞蹈风格，并借用了布加洛舞的名字，后来他改称布加洛.萨姆。
萨姆同期还借鉴早期奥克兰的机器人舞(robot)创造了另一种舞蹈--爆舞(popping)。这种舞蹈以身体各部位肌肉持续的收缩与放松(pop)为特色，视觉上产生震动的效果。由于共同的音乐基础，锁舞、爆舞、萨姆的布加洛舞以及早期的机器人舞等奥克兰舞蹈现在统称为疯克舞(funk style dance)。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黑人舞蹈因嘻哈音乐的兴起而改变。在一批天才舞者，如亨利.林克(henry link)、布达.斯特雷齐(buddha stretch)的改编和创造下，一种可以用嘻哈、节奏布鲁斯(r&b)、爵士等各种音乐跳舞的，混合了各种风格舞蹈动作的新的舞蹈风格诞生了，为了区分七十年代的黑人舞蹈，人们为它取名为新派嘻哈舞蹈(new school hip-hop dance)或者干脆简称为嘻哈舞(hip-hop)。
嘻哈舞继承了纽约黑人舞蹈一贯的摇摆(rock)传统，以身体上下左右起伏摆动为特色(up &down)，但律动更为舒缓、轻盈。它没有标准化的舞蹈动作，舞者可以加入任何成分，只要切合音乐就好。由于它建立于以前所有黑人舞蹈的基础之上，所以跳嘻哈舞需要有各门舞蹈的功底才行。后来纽约又出现了豪斯舞(结合了踢踏舞(swing)、沙司舞(salsa)和坎波舞(capoeira)，使用house音乐的舞蹈)、新潮爵士(new jazz，芭蕾和嘻哈舞相结合的舞蹈)、比波普(be-bop，豪斯舞和新潮爵士相结合的舞蹈)……它们都成为新派嘻哈的一部分。
街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入中国，这要归功于1984年美国的一部街舞电影《霹雳舞》(breakin')。1984年正值美国街舞的第一次热潮，街舞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地下一下子冒出地面，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出现在《国家地理》的封面和各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连里根总统都现场观看霹雳舞表演。街舞电影、电视片纷纷出笼，仅1984年一年里就有7部街舞电影问世。而整个街舞狂热的最高峰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当莱昂纳尔.里奇演唱歌曲《一整夜》时，在焰火的映照下，来自10多个团体的200名舞者面对10万观众跳起街舞，多名舞者同时打起头转(霹雳舞中一个高难度的力量动作)，数百万的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在中国，那个时候录像机刚开始进入家庭，《霹雳舞》的录像带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中国青少年的手中，那些最早拥有电视机录像机的青少年家庭成为霹雳舞的传播中心。满大街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头扎花布、脚蹬回力球鞋的"马达"(《霹雳舞》中的主角之一，名叫布加洛.施林普(boogaloo shrimp)，街舞历史上著名的舞者)们，他们就像大脑出了毛病一样一会儿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传电"，一会儿前后左右地走起"太空步"，一会儿又对着空气"擦玻璃"。其实，连当时美国的媒体在第一次街舞狂热中也搞晕了头，他们把霹雳舞这个纽约的舞蹈名称安在西岸舞蹈身上。
电影《霹雳舞》应该叫做《疯克舞》或者《锁舞和爆舞》，因为它在加州拍摄，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海岸的舞蹈。但是不论如何，《霹雳舞》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中国内地因之几乎与美国同步地出现了一大批街舞者，而且水平也相当高。已故青年舞蹈家陶金是当时知名的学习、实践街舞的专业舞者。1988年他拍摄了电影《摇滚青年》，其中运用了许多街舞动作，在当时的青少年中获得极大反响。他还曾赴美国向著名的疯克舞前辈pop n taco学习街舞，是包括台湾舞者在内最早得到街舞高手面传的中国人。
可惜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末霹雳舞在中国迅速地消失了。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的影响。自1986年开始，街舞热在美国逐渐降温，过度的商业炒作使街舞很快成为大众口中嚼剩的口香糖，流行艺人迅速窃取街舞成果将之重新包装成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流行产品，真正的街舞却遭到抛弃。霹雳舞在纽约成为过时的东西，全世界的b-boy仿佛在一夜间被扫荡一空;二是"霹雳舞"没有为社会所正确认识。
跳"霹雳舞"的年轻人，除了艺术专业的以外，大都是不爱学习、贪玩好动的学生或社会闲散青年，其中许多人是当时被称为"痞子"的不良少年。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远没有现在开放(即使在今天，街舞仍没有完全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对街舞青少年的反感令街舞蒙上不健康的社会形象，从而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遑论引导与扶植了;三是"霹雳舞"在当时没有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市场环境。
美国的第一波街舞热潮建立于大规模的商业宣传和商业开发之上，八十年代中的中国连广告都很少，根本谈不上对街舞的商业包装和开发。街舞者跳街舞除了满足一下个人兴趣之外别无所得，没有懒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门非传统的文艺形式，街舞在中国最终只能失去生命力。
街舞在中国的另外一个早期重要影响是迈克尔.杰克逊，今天仍然有许多年轻人模仿他的舞步，可见这位"流行之王"的影响力。实际上，迈克尔.杰克逊是典型的"窃取街舞成果将之重新包装成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流行产品"的艺人，他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的舞步都是学自美国地下街舞艺人。
早在1974年，16岁的迈克尔.杰克逊作为"杰克逊五兄弟"演唱组成员在电视台上演唱歌曲《舞蹈机器》(dancing machine)，并跳起机器人舞，使这种舞蹈热遍全美。1983年，杰克逊在摩城(motown)唱片公司25周年电视特别节目中表演了太空步(moonwalk)，轰动一时。自《墙外》开始，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拍摄许多精良的音乐录像，其中包括大量的舞蹈表演，舞蹈成为他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颤栗者》(thriller)、《坏》(bad)和《时光记忆》(remember the time)是舞蹈表演最精彩的三部音乐录像，其中的舞蹈是疯克舞、嘻哈舞、爵士舞相结合的新派街舞的经典之作，编舞者是纽约著名的街舞高手，其中有亨利.林克等人。而杰克逊在演唱会上的舞蹈表演更是风靡中国，持久不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街舞在美国得到复兴，这主要归功于街舞以及整个嘻哈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八十年代纽约嘻哈艺人曾努力地向全世界推广这种文化，他们的嘻哈巡回演出走遍美国，走到法国和英国，并且在1984年来到日本。到了九十年代，作为一种新兴的、时尚的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嘻哈在全世界迅速发展起来。1990年德国举办了第一届"battle of the year"街舞比赛，现在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年度街舞赛事。
日本青少年凭着努力、聪慧和创造力，很快便掌握了并发展了街舞。日本街舞者的成就得到美国人的认可，他们把这种文化传向韩国、台湾等周边地区。自九十年代中开始，街舞在中国大陆以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为中心，逐步传播开来。受香港、台湾的影响，广州的街舞及其嘻哈文化出现较早，并且迅速在全省普及。街舞一词就是最早在广东地区传播开的。其实在美国并没有一个词语来统称嘻哈文化中的舞蹈，街舞(street dance)只是美国西海岸的叫法，在纽约人们只称呼具体舞种的`名字：hip-hop、breaking、popping等。
是中国人统一了嘻哈舞蹈的名称。而倾向于东岸的嘻哈人士，比如b-boy们就不太喜欢用街舞这个称谓了。广东的街舞深受纽约风格的影响，以霹雳舞为主，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爆舞者。由于出现得早，经济基础又好，所以广东的街舞水平一直领先全国，直到后来上海和北京的崛起。由于多年来街舞团体之间的恶性竞争，近几年来广东的街舞市场一直在衰退。舞者们普遍存在严重的地域思想，不愿跨足南岭以北与其他地区的团队比赛交流，孤芳自赏甚至夜郎自大，但广东仍是全国街舞甚至嘻哈文化基础最好的地区之一。
上海的街舞受日本影响较大，新派街舞的水平领先全国，锁舞、爆舞有个把高手，霹雳舞以风格动作为主。也许和风情性格有关，上海以及江南一带较少有出色的霹雳舞团体。上海很早就开办了系统、正规的街舞培训，7年来培养了几代街舞学员，为上海甚至全国的街舞文化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矗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群众基础又非常好，所以上海的街舞市场很有发展前景。
北京街舞文化的崛起虽然较晚，但最具有代表性。1996年至1998年全国大刮"韩流"风，北京是"重灾区"。北京，甚至全国的街舞概念就是随这股"韩流"而来的。韩流过后，北京涌现了大批街舞少年。他们各自组队模仿学习韩国组合的舞蹈，在青少年聚集的场所表演。但当时街舞少年的结合颇为松散，也没有正规的市场操作，在全国几乎没有影响。2002年初北京出现了第一家商业运作的街舞团体北舞堂，在规范的管理体制和市场开发下，北舞堂迅速发展，在"以舞艺论英雄"的中国街舞圈中成为最知名的团队。北舞堂是北京街舞的代表，它的街舞风格全面，霹雳舞、疯克舞、新派街舞的水平都是全国一流的。另外，随着几项全国大赛在北京的举办，凭借首屈一指的文化影响力，北京成为全国街舞爱好者向往的地方。
除了上述三地，全国几乎每个地方--大到省会城市，小到富裕的乡镇，都可以看到街舞少年的身影，其中以郑州、武汉、沈阳、重庆、昆明等地最为活跃，街舞已经成为十几岁青少年最喜爱的时尚文化。现在街舞在京沪穗这样的城市已经开始逐步树立自己的风格，创新自己的街舞文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大赛上崭露头角已不是梦想。
1.美国街舞的历史发展
2.中国街舞发展
3.街舞的起源与发展简介
4.浅议街舞的发展
5.街舞的起源与发展
6.化妆发展历史
7.中国戏曲发展历史
8.项目管理历史发展
中秋节的历史发展中秋节的历史沿革篇二
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形成于北京，时间是在1840年前后，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有“国剧”之称。现在它仍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剧种。它的行当全面、表演成熟、气势宏美，是近代中国戏曲的代表。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已有200年历史。
1860年到1949年，京剧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860年到1917年左右，是京剧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在剧目方面，从徽、汉、梆、昆等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经过演出实践不断加工、锤炼，更见精练。不少本头戏逐渐删除繁冗，精简为自成起讫的折子戏，如全本《宇宙锋》通常只演"修本"、"金殿"二折。辛亥革命前后，在社会、政治变革中还出现了一批密切结合现实的新剧目，如汪笑侬的《哭祖庙》、《瓜种兰因》等。音乐方面，板式、曲调有所增益，字音、声韵更加定型，使京剧唱腔委婉、动听，更具特色。舞台表演艺术方面，也更为细腻、精致，色彩浓郁。京剧史上老生前三杰(程长庚1811-1880，徽派;余三胜1802-1866，汉派;张二奎1813-1860，京派)还带有京剧前身徽、汉的地方色彩，传到老生后三杰(谭鑫培1847-1917，孙菊仙1841-1931，汪桂芬1860-1906)时，原来那种地方色彩已逐渐融会升华，成为京剧自身的艺术特色。
光绪九年(1883)起，大批京剧著名演员陆续被征为"内廷供奉"，领取一定银米，平时在戏园演出，不定期地应召进宫当差，从而打破了乾隆以来宫廷蓄养戏班的旧制。由于皇室贵族的喜爱，既为演出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又在艺术上有严格的要求，因此留下了一批比较完整的剧目，并为京剧艺术的严格规范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同时，宫廷演出也在剧目内容的倾向上给京剧带来一些消极作用。
这一时期，有些京剧艺人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如戊戌政变中，名旦余玉琴、田际云等倾向维新变法，为光绪帝传递消息。在上海，辛亥革命攻打制造局之役，潘月樵、夏月润等直接参战，曾得到孙中山的嘉奖。
光绪二十四年(1908)，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近代化的剧场新舞台。夏月润弟兄出于爱国热忱，在当时"租界"以外的地面，兴建了备有灯光布景设施的剧场，变革了传统的方形舞台，从而推动了京剧舞台艺术的革新，并影响到其他各地。
从1917年到1937年，是京剧艺术出现高峰的时期。剧目方面，传统戏不断加工、翻新，同时大量涌现新创剧目。题材范围扩大了，表现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剧目增多了。剧目与演员的表演特色结合更紧，出现了为某些艺术流派所特有的剧目。舞台艺术方面，流派艺术大大发展。早先，京剧舞台上以老生为主，老生流派比较明显。到这一时期，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锐意革新，积极排演新戏。梅兰芳在新编演的《嫦蛾奔月》、《霸王别姬》、《西施》等"古装戏"中，把我国传统的古典舞蹈艺术吸收到京剧中来，唱腔曲调、伴奏乐器丰富了，服装、化装也有很多革新。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也都发挥各自的创造力，编演了能够体现自己艺术特色的新戏，如程砚秋的《春闰梦》，荀慧生的《钗头凤》、尚小云的《汉明妃》等，舞台上出现了"四大名旦"争衡的局面。这不仅使旦角艺术焕发出空前的光彩，而且带动其他行当，争奇斗绝，流派纷呈。如老生行，余叔岩、马连良、高庆奎、言菊朋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流派。在上海，周信芳(麒麟童)以《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新剧目，独树一帜，影响广及江南各地，世称"麒派"。武生行，杨小楼、尚和玉等与南方的李春来、盖叫天等，也都形成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流派。此外，花脸、小生、老旦、丑等，也都人才辈出，京剧舞台达到了艺术高峰。
20年代以来，上海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大量连台本戏。这种戏剧结构形式，原具有情节生动、有头有尾、通俗易懂的特点，深受一般观众欢迎，逐渐流行于江南各大城市，以后也传到了北京。其中某些片断还独立成为单折演出。但后来有些连台本戏走上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歧路。有时第一本戏主题还明确，但连演下去，本数越多，离题越远。
同一时期，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大量女艺人，有的艺术成就颇高。自从道、咸年间京剧形成以来，京剧演员，无论生、旦、净、丑，一律皆由男演员饰演。大约在同治年间(1862-1874)，上海开始有了幼女组成的戏班，习称"髦儿戏";辛亥革命后，北京、天津也出现了女班，有的女演员，颇著名声，但由于社会条件限制，大都昙花一现。20年代以后，许多优秀女演员先后脱颖而出，艺术上相当成熟，且能独立挑班。1930年在北京广德楼实行了男女合演(上海略早)。这些优秀女演员，除较早的老生恩晓峰、筱兰英，旦角王克琴、刘喜奎等外，20年代以后有老生李桂芬、孟小冬，旦角雪艳琴、新艳秋等。
这一时期，在人才培养方面，受到较多重视，并采取了新的措施。从光绪六年(1880创办小荣椿科班，到光绪三十年创办的富连成科班，都实行苦练幼功、技术第一的教学方法。1919年南方建立的南通伶工学社(欧阳予倩任主任)，1930年在北京建立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焦菊隐等任校长)，1934年创办的山东省立剧院，1938年成立的上海戏剧学校，以及同年成立于西安，1945年后迁上海的夏声戏剧学校等，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革，除基本功外，兼重文化课程，并授以音乐及其他艺术知识。这种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虽然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对提高新一代演员的艺术修养却收到了一定效果。
中秋节的历史发展中秋节的历史沿革篇三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经济林产业发展概况
一、基本情况
山亭区位于山东省枣庄市东北部、沂蒙山区西南部，总面积1018平方公里，辖8镇1乡1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268个行政村（居），全区总人口50.9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8.75万人。2011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96.2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09元。经济林产值8.3亿元，农民人均经济林收入2142元，占农业总收入的30%。经济林产业已经成为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小康”目标的支柱产业。
二、主要特点
（一）经济林产业大
山亭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类型，全区有林地面积76万亩，其中经济林42.6万亩，占有林地面积的56%。全区农业人口人均经济林1.12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1.6%，其中经济林贡献28%。年产干鲜果品13万吨，居枣庄市首位。年加工果品4.8万吨，年储运量5万吨。目前形成6万亩长红枣、9万亩火樱桃、7万亩板栗、5万亩优质桃、8万亩花椒、4万亩核桃、1万亩苹果、1万亩葡萄、1万亩柿子等十大经济林生产基地。2009年被评为全省经济林产业示范县，2010年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
山亭区是中国樱桃的原产地之一，1993年在水泉镇实施樱桃保护地栽培，现已发展5000亩的保护地种植基地，以后引进若干优良品种。2007年区政府制定并实施《山亭区火樱桃产业发展规划》（2007—2011年），2010年建成国家级火樱桃标准化示范区。由于该区处于南北气候的交汇处，樱桃在本区成熟较早，具有发展樱桃的天然优势。目前，樱桃是本区最具有发展前途的果树资源，经济效益最高，全区樱桃种植面积已发展9万亩。
桃是本区重要鲜果栽培树种，主要种类有甜油桃，春雪桃、冬桃以及黄桃等。全区优质桃种植面积5万亩，目前已建成1万亩冯卯镇欧峪春雪桃生产基地、1万亩水泉镇长城村黄桃生产基地、0.6万亩村水泉镇田坑村冬桃生产基地、1万亩山城街道岩底甜油桃生产基地。
枣是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干果树种之一，品种以长红枣为主，种植面积6万亩。2008年，依托枣庄市长红枣果品开发有限公司，在店子镇建立起国家级长红枣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店子长红枣”被认定为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板栗是该区传统的干果栽培品种，在徐庄镇苇湖村有800年树龄的板栗树。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面积引进推广郯城207、石丰、海丰、处暑红等品种；九十年代引进日本板栗筑波、大河、国见等品种试栽。目前已发展种植面积7万亩。
“徐庄板栗”被认定为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葡萄种植面积1万亩。品种有两类：一类是鲜食葡萄，一类是酿酒葡萄。2006年，在德国农业专家的支持下，山东富安集团公司投资创建了山东汉诺庄园酿酒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集葡萄种植、酿酒、休闲旅游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龙头企业。
核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引进试种，近年引进香铃、丰辉等早实薄壳核桃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发展到4万亩。
花椒在本区都有分布，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面积发展，品种有大红袍、大青叶，种植面积8万亩。
全区现有果树育苗面积340亩，年产各类经济林苗木280万株，能够满足经济林生产基地建设的需要。同时依托水利、扶贫开发项目加强火樱桃产区农田基础建设，建设高调节水工程8个，水渠、管道21000米，配套水池24个、风力提水8套，提高了经济林产区的抗灾能力，为经济林生产增产稳产提供了保障。
（二）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经济林产业发展
成立了以分管农业的副区长为组长的林业产业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山亭区樱桃产业发展办公室，加强了经济林产业工作领导。围绕林业产业化的发展 ，区政府每年召开专题会议十多次，研究樱桃基地建设、果品加工企业等问题。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列支专项资金扶持果品生产基地、示范棚建设，鼓励支持企业、个人新上果品加工项目，承包山林建立果品生产基地，政府各相关部门跟踪服务，并实行各项优惠政策。每年由区政府联合国家、省食品行业协会在北京、济南举办两次果品推介会，每年举办一次水泉镇火樱桃采摘节，店子镇长红枣采摘节，北庄镇洪门葡萄采摘节，城头镇梨花节。组织编制《山亭区果业振兴发展规划（2011—2015年）》，并认真组织实施。
（三）注重依靠科技支撑
山亭区在发展经济林产业过程中，充分发挥科技优势。每年邀请省内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经济林专题技术指导，组织区镇果树技术人员举办不同形式的培训16场次，培训果农1万人次，接待果农技术咨询1000多人次，发放技术资料2万多份。全区现已认证的国家地理保护产品标志3个：“店子长红枣”、“水泉火樱桃”、“徐庄板栗”；果品认证食品13个，其中有机食品2个，绿色食品4个，无公害食品7个。区林业局先后编印了长红枣、火樱桃、桃、苹果、板栗、核桃、花椒等8种果品的无公害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已建成2个国家级果品标准化示范区（店子镇长红枣和水泉镇火樱桃），山东省级经济林标准化示范园（富硒板栗）一个。2011年，山城街道获“山东花椒名镇”称号，6个乡镇分别荣获“枣庄市林业产业第一镇”称号，4个村荣获“枣庄市林业产业第一村”称号。2007-2009年承担山东省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优质长红枣产业化开发基地建设”，并通过省级专家验收。实施国家、省级星火计划4项，实施地市级农业科技项目8项。近几年引进果树优良品种22个，其中樱桃品种岱红、早大果推广种植4万亩，春雪桃1万亩，葡萄0.3万亩，嫁接改造老劣品种果园4万亩。
（四）积极提高产业化发展程度
积极组织和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进果品标准化生产，保障果品生产产业链稳固发展、提升果品档次。全区现有市、区级林业龙头企业15家，其中大中型企业5个，年加工果品4.8万吨，年储运量5万吨， 其中出口创汇额1500万美元。山东好利佳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果品2万吨，生产的黄桃罐头、什锦水果罐头等主导产品85%销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枣庄永兴板栗加工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速冻板栗仁、板栗炒果，其中速冻板栗仁80%出口韩国、日本、台湾、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山东汉诺庄园酿酒有限公司建成了集葡萄生产、加工、休闲、旅游为一体林业生态园区，公司通过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认证。枣庄长红果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精选长红枣、生力枣荣获2008北京奥运推荐果品。山东润品源食品有限公司占地面积120亩，计划总投资2.6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9700万元。年产各类果蔬罐头10万吨，可实现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实现利税1000万美元，安排当地农民1000人就业。
全区现已建成经济林专业合作社52个，农民经济林专业协会8个，发展会员2.2万多人。全区现有果品批发市场 8个，果品收购点28个，年交易果品9万吨。通过政府、市场建立果品信息中心，对外发布果品信息，引来了大批外地客商，有效地促进了果品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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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兴起的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元曲包括杂剧与散曲两部分。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文学；而散曲则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包括小令和套数。因所述是诗歌发展史，故具体来介绍元散曲。
元代的散曲作者根据风格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马致远为代表，他们的散曲风格豪放；另一类以张可久为代表，他们的散曲风格清丽。（这一分法参见陆侃如、冯沅君所著《中国诗史》）。
1.马致远
马致远（约1250年-1321年以后），字千里，号东篱。青年时仕途坎坷，中年进进士，晚年隐居田园。他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汉宫秋》是其代表作。马致远有辑本《东篱乐府》，存小令百余首，套数十七首。其散曲中既有对于现实的愤懑不平，又有陶情山水的放逸潇洒。其散曲于豪放外兼有清逸，是元散曲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天净沙秋思》是其代表作。
2.张养浩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张养浩是元代名臣之一，与清河元明善，汶上曹元用并称为“三俊”。他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约存散曲一百五十多首。张丛林曾说其：“在大部分散曲中表现的`勤政爱民兼善天下的人道精神，全身远害寄傲林泉的避世思想……”代表作《山坡羊潼关怀古》。
3.贯云石
贯云石（1286年-1324年），字浮岑，号酸斋。初因父荫袭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后称疾辞官，隐于杭州一带，改名“易服”，在钱塘卖药为生，自号“芦花道人”。今人任讷将他的散曲与自号“甜斋”的徐再思的散曲合为一编，世称《酸甜乐府》。他的散曲现存小令八十余首，套数九首。代表作《正宫塞鸿秋》、《双调清江引》等。
1.张可久
张可久（1270年？-1350年？），字小山（一说字伯远）。喜游览山水，其散曲中多隐居和游荡江湖的生活。他与乔吉并称“双壁”，与张养浩合为“二张”。其存小令八百余首，套数九首，是元代传世散曲最多的作家。其散曲骚雅蕴藉，是元散曲清丽派的代表。代表作《金字经乐闲》、《梧叶儿湖山夜景》等。更多古诗词学习内容请关注“习古堂国学网”（）
2.白朴
白朴（1226年-1306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幼年曾饱经丧乱，后多次南游，寄情山水间。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梧桐雨》一剧是其代表作。白朴散曲有小令三十余首，套数四首。其散曲俊爽、秀美。主要作品有《弹》、《沉醉东风渔夫》等。
3.乔吉
乔吉（1280年？-1345年？），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说他“美姿容，善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其散曲有近人多辑《梦符散曲》，存小令两百余首，套数十一首。与张可久并称，代表作《朝天子》。
中秋节的历史发展中秋节的历史沿革篇五
古琴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先秦时广为流行，汉魏六朝是古琴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琴的历史发展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古琴是我国古老且富有民族特色的无码弹拨乐器。传说原始时代神农氏曾“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据说有五弦。后文王、武王各增一弦，琴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它经常与瑟或加上鼓等乐器在祭祀时演奏，《诗经》中有“琴瑟友之”、“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就是指此而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琴家，在《吕氏春秋》里，第一次记述了伯牙鼓琴，钟子期解音的故事。春秋时著名的古琴家有师旷、师襄和师文等人。孔子不但会弹古琴，而且技艺娴熟，他教授的“六艺”中的乐，即有弹琴诵诗的内容。
曾候乙墓出土的十弦琴是最早的古琴实物，长67公分(后世琴长120公分左右)，面板呈曲线状，琴头微上昂，腰部下凹，尾部上翘，下仅一足，其形象与传说中的华夏民族的图腾——夔龙相似;继十弦琴之后有马王堆出土的西汉七弦琴，该琴面板较平直，结构简单，音箱较小，面板与底板组成匣式结构，尾部为一实木，音量较小，共鸣效果也不太好，面板上没有音位的标志“徽”，演奏技巧侧重右手，表现性能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西汉中期到三国之际，随着相和歌的兴起及艺术性较高的相和大曲的盛行，琴开始与笛、笙、筝、琵琶等合奏，琴的形制有了重要的改进，此时的琴有七弦，面板完全平直，尾部实木部分已改为与主体相联的共鸣箱，音量扩大，左手可自由移动演奏滑音，面板外侧有十三个标志音位的小圆点“徽”，按纯律构成四个八度大三和弦的泛音列，因此，音域较宽，表现性能高。
汉以前，琴曲的传授全靠口传心授，到汉魏之交，创造了初期的文字谱《碣石调·幽兰》。汉魏六朝是我国琴曲创作的全盛时期，制作亦有相当的经验，此时的琴不仅是一种独奏乐器，而且是相和歌乐队中重要的伴奏乐器，在文人士官中大大流传，把琴作为必学的“六艺”之一，并创作了大量的琴曲。如《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古风操》等。
琴在唐代继续发展，唐初至“安史之乱”，琴家主要是整理旧曲，创作方面以董庭兰的《颐真》为代表;“安史之乱”到晚唐，是琴的重要发展时期，其中以陈康士的《离骚》最为突出。此时琴已传入日本，在日本宫廷中十分盛行，《幽兰》的乐谱——唐卷子本《碣石调·幽兰》谱至今仍在日本保存。唐琴体大、身圆、漆色富贵喜伏羲式，北京故宫珍藏着盛唐开元时期的“九霄环佩”琴。此琴形体饱满，上髹紫漆，间杂朱砂后补之色，声形俱佳，为传世之极品。
宋时琴大大发展，宋太宗本人就爱听古琴演奏，还将古琴的七弦增为九弦，并为之改旧曲，创新调。宋徽宗赵佶曾搜罗天下名琴藏于万琴堂，其中最为出色的莫过于雷威的杰作“春雷”。因此，宋文人大夫偏爱古琴音乐，琴乐在社会昌行一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善琴，琴的演奏技艺大有提高，形成众多流派，如京师琴派、江西琴派、两浙琴派等。宋琴体扁身薄，黑色髹漆，多为连珠、仲尼式。
金章宗时非常珍重“春雷”，临终还用“春雷”殉葬。这张名琴被人掘出，由耶律楚材赠与当时著名琴师万松老人，流传于民间。
元琴外型基本仿照唐宋琴所斫，但出现了方额、深舌罗汉腿(护轸——琴轸右面垂下之物，又称凫掌)，漆色出现了斑剥色(黑黄、黑红等隐杂色)。
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权，对古琴艺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他收录唐宋之前艺术珍品40多首，主持撰辑了《神奇秘谱》，并于1425年刊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谱。明琴，线条流畅造型秀美，并出现了不少前代没有的琴式，其中最负盛名者是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斫琴家祝海鹤(字公望)所创的蕉叶琴，形态旖旎秀逸，蕉叶卷边优雅生动，音色圆润透净，为琴器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清末民初，古琴走向衰落，弹琴人渐少。
古琴有四种传统的演奏形式，即独奏、琴箫合奏、琴歌伴奏和参加“雅乐”合奏。
古琴是优良的独奏乐器，琴声古朴浑厚，数以千计的传统古琴曲，从流传至今的古曲《幽兰》、《高山流水》等曲可以看出，任何喜怒哀乐的感情或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在古琴上都能表达无遗。且历史上的古琴总是和文人骚客联系在一起，表达高风亮节及怀才不遇的情感。
琴箫合奏在2000多年前汉代就已流行，从出土的雕塑和绘画中常见这种演奏形式。
琴歌伴奏是古琴音乐中的重要形式，在现存琴曲中有近一半是专为用琴伴奏而写的声乐曲，如《古怨》、《黄莺吟》、《苏武思君》、《胡笳十八拍》和《关山月》等，都富有深刻的感染力。
中国古代士人在生活中比较注重精神自由和文化品位的追求，但不少士人或因政治上遭排挤，或因对社会现实不满，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既不能实现政治报负又不甘心就此沉沦，自暴自弃，于是只好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琴棋书画是最能代表士人特殊文化素质的生活方式，荀子在《乐论》中指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在士人生活中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也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悠扬的琴声能把人带入神奇美好的意境，使得精神世界得到升华。桓谭在《新论》中说：“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宋代朱长文说，“天地之和，其先于乐。乐之趣，莫过于琴”。（《琴史》）琴成为士人身份的象征。
古琴最早创制于周代，据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其后关于古琴的创制者说法不一，其中有伏羲、神农、舜、炎帝等，虽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史料中的制琴者都是古之圣贤者。“古之圣王是以‘德’作为其人格生命的表征，但这并不意昧着圣王同时也是音乐家，换言之，这里也就显露出一个重要的契机，古琴应该不只是一种乐器，它的价值也不在于演奏，而是在于作为修身养性，进而教化天下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的意义，而这也就是何以远古传说的创制者古代圣王被推为古琴的创制者的缘故”。
古琴音乐的确能够制造恬和的心境，它的声音“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灌灭而不闻，平和、中正、舒适、悠闲，合于中和之道”，所以“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桓潭《新论·琴道》）早期的古琴并非士的专利品，但春秋战国士阶层崛起后，琴与士的关系使得到确认。魏晋以后，琴逐渐脱离民间，成为主要流行于士及上层社会的乐器。值得注意的是，众多的琴家或是好琴之人都与隐逸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想对现实有作为的庄子，为无数隐士开辟了一条“隐心”的道路，他认为“鼓琴足以自娱”。嵇康、阮籍等竹林隐士，都是善琴之士，田园隐士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渊明传》）。做中隐的白居易酷爱音乐，善弹琴，他在《好听琴》之中写到：“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本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甚消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几度遭贬的王维，过着参禅悟佛，亦官亦隐的生活，与好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不论真隐、假隐、时隐、心隐，隐士们都不忘“手挥五弦”。
的确，中国古代文人集“琴、棋、书、画”于一身，审美理想要求古雅、含蓄与个人内心的自省，要求符合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与中庸，而隐士史文人申的特殊群体，在保持士的总体人格上的自尊的同时，还要具有自傲、自由、自我的独立人格，并通过隐逸将自己与俗辈区别开来。可何者为雅，何者为俗，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不同人物的观念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士人阶层认为，官场为俗而隐逸为雅，正如陶渊明所说:“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古代文人的隐逸情结，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他们或隐中藏仕，仕中恋隐，或仕中恋隐，归依于隐，隐中藏仕，需要在这对矛盾中找到心理上的平衡点，就要借助一定形式来抚籍心灵，抚琴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因为琴“具天地之元气，养申和之德性，道之精微寓焉，故鼓琴者心超物外，则音合自然，而微妙有难言者，此际不别有会心耳”，“琴具十二音律之全，之准备清浊之应，抑扬高下，尤足传其事，物之微妙，故奏其曲，更能感人心而对物情也。”使人可“性然自怡，处穷独而不闷”，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其次，古琴音乐中宣扬儒家的等级尊卑观念，无论是仕中藏隐者还是隐申藏仕者，都是乐于接受的。“大弦者，君也；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工武王加而弦，合君臣思也。宫为君，商为民，徽为事羽为物。”（《琴操·序首》蔡邑）。一弦为君，二弦为臣，三弦为民，四弦为事，其申-弦于琴等于君王于国，君权无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二弦、三弦中己包括了两方面的尊卑观在内，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确定，即“礼”，为天子、诸侯、大夫、士等各级人的登记确定，即官与民，富与穷的地位划分，这符合士人们的观点。
再次，古琴大量琴曲中都表现山水诗意之境，使得有着隐逸情结的士人们，无论处于何处，都能通过弹琴体味山林之乐。如李白的《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绚，西下娥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兀重。”其实山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与中国人有着特别的关系——人以自然依赖远大于对它的征服，对它的顺应也远大于对它的改造，这便成了中国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人以自然为友，努力亲近自然，保持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互相支撑、互相依存，而不是西方那样是对立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等命题即由此而来，在早期的《流水》中通过对流水的形成过程（由涓涓细流到积成深潭到汹涌入江）的描绘，象征一种精神，一种人格或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天真，青年的求学与磨练，中午的成熟），这使抚琴者产生一种万物某合、浑然无间的感受，只要心灵-接触到自然就会发生共鸣，将一片自然风光转化为一片心境，一种感悟这完全是隐者遥远高洁，遗在独立的.心境意蕴的表述。
第四，古琴“平心”。儒家强调以琴养心之正，除去心中浮暴不平之气，使之归于平和，如范仲淹说“清静平和性与琴会”，欧阳修说“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苏轼说“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平心”，在专制的封建君主统治下，士人们所捍卫的“道”是无法实现的，官场上的失意者或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不合作者，心中无比的疾愤，却无处倾诉。“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奇，积百谷，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琴操》），如嵇康、阮籍二人生活不在“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魏晋时期，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论是对集权制度的最大怀疑和否定。他们无法公开表露，寄于诗文，又恐落人口实，只得隐没在琴曲申，他们选择“隐”的方式栖身于丘壑，在园林山水申抚琴自娱，寄托自己的忧愤和情思，来“散不平之气”、“洗不平之心”。
第五，古琴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隐士大都信奉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追求清虚、恬淡的生活，注重修身养性，力图摆脱世俗生活的庸俗和繁琐，这无疑又使古琴与隐逸走到了一起。而且道家认为生、老、病;死虽是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通过自身的修炼，遵循一定的方法，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对修炼者来说，首先要“去物欲，简尘事”。就是除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名利的奢望，道家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物质利益，势必会劳神伤身。古琴申要求敦厚、淡泊，正是符合这种清静无为，淡泊明志的道家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在此之中，也包含了隐者对政治灰心后的无奈，意在使自身不再受名利无所累。在这里又有必要说到古代君王抚琴的情况，来区别与隐士抚琴。君王抚琴不是为隐逸，“古之圣明帝王所以正心修身说国平天下者，咸赖琴之正音是资焉”。（《诚一堂琴谈·集论》），最多不过是在处理繁忙政务之后，娱情养性的一种行为；他们更多看中的可能是道家可以达到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养生功能，用古琴宣扬的君权至上和标榜盛世的功能来炫耀政绩可能是他们的初衷。有称琴长三尺六寸半等于一年365日，琴徽十三个为一年十二个月加一个闰月，琴弦定音宫商角羽等于金木水火土等。可以认为这一象征是包含了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太民安这一“盛世”的意思在内。当然皇帝本身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还是诗人、艺术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文人大致相同，所以君王抚琴也非偶然。
中秋节的历史发展中秋节的历史沿革篇六
中国画历史悠久，远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之前又有原始岩画和彩陶画。春秋战国最为著名的有《御龙图》帛画。它是在丝织品上绘画。这些早期绘画奠定了后世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域外文化的输入与本土文化所产生的撞击及融合，使这时的绘画形成以宗教绘画为主的局面，描绘本土历史人物、取材文学作品亦占一定比例，山水画、花鸟画亦在此时萌芽。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随之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已发展成熟 ，宗教画达到了顶峰，并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并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五代两宋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而文人画的出现及其在后世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方法。
明 张宏《止园》册 局部
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成为中国画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领域空前繁荣，涌现出很多热爱生活、崇尚艺术的伟大画家，历代画家们创作出了名垂千古的传世名画明代绘画流派纷呈，各领风骚。明初君主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力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保证，至明嘉靖、万历年间，经济文化趋于繁荣昌盛，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传统的科学技术成果逐步得以总结，并蕴含着走向近代的因素；思想文化领域灿烂繁盛，并产生新的变化。
明代画坛沿着元代已呈现的变化继续演变发展，文人画和风俗画绘成洪流，并形成诸多流派；山水、花鸟题材流行，人物画衰微；水墨技法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了笔墨表现能力；创作宗旨更强调抒写主观情趣，追求笔情墨韵。明代绘画前期，有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宫廷“院体”绘画；由戴进、吴伟创立的“浙派”绘画。代表画家有：刘俊、倪端、商喜、谢环、李在、边景昭、吕纪、林良、戴进、吴伟、张路。明代绘画中期，苏州崛起“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形成声势煊赫的“吴门画派”，弘扬文人画传统，唐寅、仇英兼取“院体”、文人画之长，形成新的面貌。代表画家有：周臣、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文嘉。明代绘画后期，山水画成为主流，文人写意花鸟画也迅猛发展，画坛尊吴门画派为首。代表画家有：张宏、徐渭、陈淳、篮瑛、项圣谟、吴彬、丁云鹏、陈洪绶、崔子忠、曾鲸。
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
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含天津）、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朱屺瞻、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徐悲鸿、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3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 ，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像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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