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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遇为题目篇一
文化产业与虚拟技术给游戏产业带来更广阔发展空间，近几年游戏动漫产业迅速崛起，各种网络游戏、动漫作品涌出。下面是小编搜索整理的一篇关于中国游戏动漫产业或迎来投资机遇的文章，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毕业生培训网!
据国际授权业协会估计，2015年中国游戏动漫产业高达五千亿，发展势头逼近日美。调研机构预测2016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游戏市场，中国游戏市场总值将达到222亿美元。
十年前，宽带互联网给数字游戏带来机遇，如今手机与终端游戏发展很快，统一新的开发应用，十年后今天我们在各个层面看到游戏产业发展，虚拟现实技术与智能技术给游戏带来了更大机遇，模拟立体图像游戏人物，连接智能设备，让游戏更加有趣。
亚洲市场对大屏幕智能手机需求更加旺盛，手机游戏市场也随之发展加快。今天在英国卫报看到文章，30年前游戏企业租用办公室，成立工作室、雇佣员工 开发游戏，获得资助后由出版商发行新游戏项目，安装程序，还是一个独立开发，编程、设计游戏。但是近五年，人们看到游戏设计开发基于互联网平台，游戏组件 可轻松升级，向着消费电子类产品融合。
共享的工作空间，共享的开发设计，一个游戏可由不同地点三个团队联合协作制作，游戏公司可以是50左右团队，制作一个拥有各种项目的游戏项目，各种 景点设计，虚拟技术，智能技术，游戏应用程序，综合融合在一起，构建一个社区合作，分层、分级模型，数字技术，工作室、项目开发人员、小团队、远程互联网 协作。
游戏产业不再是独立小的`工作室，而是大产业链，上游孵化层、中游运营电影、电视剧、音乐，下游的演出、娱乐舞台等。手机游戏让游戏随时随地，即时更新，虚拟技术让玩游戏时可参与角色，虚拟现实技术的体验。
第一，手机终端让游戏可随时随地，不局限于固定游戏机玩游戏，而是随时随地，闲暇之余，几分钟玩一个小游戏，益智类、动作类、棋类牌类类。终端设备让游戏随时随地。
第二，虚拟技术让游戏更加逼真。虚拟技术让游戏人物设计、场景设计，立体动态设计更加逼真，虚拟现实技术让游戏更有趣。仿佛身临其境，玩游戏也大不一样，虚拟技术让动漫人物卡通犹如真实场景。
第三，语音声控技术让游戏与电子消费家电产品进一步融合，家电消费产品也变得更智能，对语音声控说开灯或打开电磁炉、热水器，智能家居与游戏结合有更大创新空间。
第四，游戏公司设计游戏不再是独立，而是基于互联网协作开发，不同地点游戏公司通过互联网共享工作空间，共享制作，共同完成大型游戏设计与制作。
第五，游戏产业带来不仅是资金还有品牌效应，优秀游戏会带来资金，从产业链角度，推动上游孵化层、推动中游运营与经营模式创新，促进下游演出与舞台表演形式多样化，优秀游戏企业带来还有品牌效应。
中国机遇为题目篇二
;还记得1979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和现在完全不同。我去了上海，那时你可以走在上海的马路中间，很少有车辆经过。人们大多步行，还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那是一个比现在简单得多的国家，人们没有电话，在任何市场你都看不到西方的产品。那是一个和现在迥然不同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这40年里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中国人民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如果有经济激励，如果能让人们自己承担责任，让他们所劳即所得，多劳即多得，如果人的能量可以得到释放，那么任何伟大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在中国，过去对人的能量有着很多压迫和抑制，后来当人们有了动力可以在农场里种植更多作物，开更好的商店，创新新技术，和外国企业合作时，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不断地进步。因为当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就有更多的人能够出国留学。当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时，中国也就能够了解得更多以及更加富有。因为有了更多的财富，也就有了更多的投资。而投资越多，财富也就越多。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些良性循环使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美好。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贫穷，而是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中国要想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新问题产生，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
我这63年研究或多或少有些收获，所以我可能要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而且我可能会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美国人，了解到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而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现在并不是我们向他们讲授经济政策的时候。所以，我的态度与其说是尝试去说教，不如说是在努力学习。我想我会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双方，但更多的是给美国，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美国想要压制中国是不太可能的，更可能的是美国应振作起来。
我认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中，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互相尊重集中在双方的共同利益上，而不仅仅是观点的差异上。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979年的中国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合作来定义它的伟大，那么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它将对人类产生卓越的积极影响。
接下来的10年，我们将面临一个剧变的世界。中美两国应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大国关系的伟大在于，我们在尊重对方尊严、传统体制的同时，必须就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合作，通过建立一种法治程序来管理商业纠纷。如此，中美两国就能够为全世界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坚信这完全可以做到。但如果打贸易战，以牙还牙，则不可能实现共赢。
我曾经听到一个中国朋友对我说，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减少钢铁出口、增加汽车进口、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那么中美两国可以坐下来谈判，寻求解决方案;但如果美国想要制定规则、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让中国融入或适应美国主导的体系，这是无法谈判的。但中国越来越担心美国的诉求是后者，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非机会。
我也听到另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朋友问，美国为什么不继续做好自己，而只是想要遏制中国？他认为美国不具备这样的力量来遏制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值得美国人深思。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想竞争是永远存在的，美中两国应该寻求共同发展的可能。在当今的世界舞台，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日本、印度、德国等很多国家的影响，美国应该更多地思考如何继续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战之后那样“一枝独秀”的角色。
同时，我也告诉我的中国朋友，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担心。
在我看来，新时代中国愿意本着长期战略性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而美国更多以交易性的短期视角来看待世界。里根曾说过：“核战没有赢家，因此不能打核战”，同樣的话对贸易战也适用。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上的威慑，对供求关系及gdp的实际影响很小。
如果构想未来30年美中关系的情景，我想两国都取得成功或者两国都无法取得成功都是有可能的。但美国成功、中国失败，或者中国成功、美国失败的情景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双方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今后，美中不能完全从商业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关系。与其只让贸易领域的官员来谈，不如让拥有更加丰富背景的官员以更加宽泛的框架来处理贸易问题;与其仅局限于贸易问题，不如更多地去探讨长期的两国关系。未来10年，在潜在的核扩散、恐怖主义、可能的大规模疾病、彻底摆脱贫困等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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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生则幸福，活则机遇，以前，我对这句话还不太理解，而如今，我才对这句话有了真正的理解，因为我有了亲身经历。
2月10日，大年初三，我想，这天可能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那天，我准备去看望远在千岛湖山上的奶奶。
开始，车子在路上平稳地行驶，一直没事。但是到了盘山公路时，由于道路比较窄，坡度大，弯的角度也大，都快接近180度了，最可怕的是，在转弯处，还停了一辆车子。爸爸怕擦到别人的车子，准备再倒一把，爸爸拉到退档，退了一点，想一脚油门冲上去。可是鬼使神差的，爸爸竟然忘了换挡！（可是事后爸爸和我说他当时还在想档位的事情，不过，此乃后话，不说。）突然，我的心中有种不安的感觉，回头一看。啊！突然，爸爸突然一脚油门，“轰”的一声朝后面撞去（档位没换）。太惊险了，只听哗啦啦的声音，车子不断的倒退，撞倒了许许多多的柴堆和砖块，最终，撞上了房子。万幸的是，刚刚的柴堆和砖堆帮我们缓冲了一下，而最后的那个房子更是帮我们捡回了一条命，我真要感谢那幢房子。
车子已经直插在房子的斜梁上，这旁边还有一条小路，很深，这个姿势很微妙，不动还好，一动就可能继续滑下去。车门已经打不开了，窗户还可以开，爸爸小心翼翼地爬出了车，一脚踩在了泥土上。本来哪里的土就有点松，而且爸爸急于出去，用力过猛，把它踩得更加松了，我无法出去了，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面，心里想：啊！怎么会这样啊，好紧张，到底要怎么才能逃出去呢，我可不想来个什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我还没活够啊！一阵负面情绪后，我冷静了下来，瞎着急是没有用的，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逃出生天，决不能坐以待毙。我的生命，只掌握在我的手中！
爸爸先去报了警，打了保险公司的电话，又叫了吊车。毕竟，这可是在10多米的落差的山上啊！可是我却出不来了，动又不敢动，心里紧张的要命，爸爸来救我，他的的手又够不到，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出去。
我先步履艰难地爬到了驾驶座，努力把车天窗打开。我脚踩在椅子上，双手一撑，想由此出去，可却卡在了天窗口，想出又出不去，又回不下来，我晕，怎么办，为了尽快脱离险境，我双手一伸，一蹬，再一撑，终于整个身子腾到了车窗上面，可是，这沟也太窄、太深了吧！下不了地，犹豫片刻，我一咬牙一脚蹬在车外的挡风玻璃上，一个飞跃，我竟然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跳了出来。可在悬崖边，我还是没有脱险，我只能双手紧紧地扣住泥土，是哪个人说这么抓着是不会滑下来的！此时此刻，我才不要当什么英雄呢，我死死地扣住泥土，一点点地往上爬，眼看就要爬上地面了，突然，一块小山石滚了下来吓得我手一滑，差点掉下去。“爸爸，快来救我！”我召唤了老爸，爸爸急忙拉住我的手，最后所幸是有惊无险，平安地上来了。
最后，吊车来了，把车子吊了上去，人也无大碍，但我们到家也是22时多了。
经历了这件事，我就想呐喊一声：生则幸福，活则机遇。不要抱怨自己的生活，日子过得不舒坦，你要知道，你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中国机遇为题目篇四
;中国崛起是全世界机遇
采访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大使是十分愉快和轻松的。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记者甚至忘记了面前这位谈笑风生、风度翩翩的长者是一国的大使，而是感觉在和一位老朋友促膝谈心。谈起对中国的感情，大使阁下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也是“老朋友”。
维奥雷尔大使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以及中罗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今年是他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的第六年，同往年一样，他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并旁听了重要报告。在采访中，记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强调说：“对于全世界而言，中国的崛起不是挑战而是机遇。”
关注两会的外交官
《亚洲财富论坛》：大使阁下，据说您非常关注中国每年的两会?能否谈谈对两会的感受?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是的。我发现今年来参加两会的外交官人数大大超过往年，留给外交官的席位也比往年多出一倍，而且都坐满了。我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罗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贸易等方面的问题。这几年中国的发展的确为促进我们两国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我注意到，中国人不仅在努力扩大贸易和出口，同时还在积极扩大进口。当前，双边贸易处于不平衡状态，罗马尼亚面临较大的赤字。而今年两会上提到的扩大进口减少顺差的观点，都是我非常喜欢听的。
作为外交使节，我觉得目前在中国的工作赶上了最好的时期，因为我们得到了许多更具有实质性的机会。从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七大前后到今年两会前后这段时间，我和所有欧盟国家驻华使节一样，都忙于对所有中国的重要会议进行详细的研讨和分析，相互交换意见，而且找中国朋友们了解更为详细的情况。
《亚洲财富论坛》：在中国两会的报告中，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三农问题是中国当前的头等大事，罗马尼亚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罗马尼亚有三分之一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劳动。我国政府也在考虑采取一些适当的举措进一步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以及更好地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温总理报告中所阐述的许多内容对我们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欧盟内部也在进行广泛的讨论，比如，如何修改“农业共同政策”、如何进一步关心农民的基本利益、如何满足他们各方面的要求等等，因为欧盟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农业生产的管理问题等等，因此，中国政府的许多政策和举措无论对罗马尼亚还是对其他欧盟国家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亚洲财富论坛》：今年的两会在中国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外交官您是怎么看中国两会的?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我在参加两会时十分注意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了哪些新的思路，其中包括温总理和其他领导人提出的关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制定新的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方面新的思路。
我们头一次如此大范围地接触这么多的具体问题，从领导人的作风，到各项决策的性质，到新的发展思路等等，什么都谈，什么都感兴趣，都想进一步了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过讨论我发现，外国朋友基本上持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外国朋友将从更大的程度上理解、肯定和接受中国的一些决策。我相信，以此为起点，我们将走上更好的合作与发展的道路。
自从2002年我担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以来，每年都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席人大和政协会议，并旁听一些重要的报告，每次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今年我第六次受中国政府邀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这里，我想用一个中国人喜欢说的词来表达我对中国的感受： “崛起”。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坦率地承认，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的确存在的现象。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崛起是全世界的机遇。
新形势下的多边合作
《亚洲财富论坛》：中罗两国都是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您怎样评价当前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多次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令外国朋友、经济合作伙伴感到非常乐观，我们希望通过双方的努力进一步增加贸易额。作为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罗马尼亚并不打算限制从中国的进口，我们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价值20亿美元的产品，因为我们喜欢中国的产品，中国生产的工业品和消费品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物美价廉。我唯一抱怨的是，罗马尼亚商人还没有更充分地探索中国的市场需求，不了解中国人需要进口什么样的产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从而使我们两国的贸易达到平衡。
《亚洲财富论坛》：在工业方面，罗马尼亚是个什么情况?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马尼亚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合作伙伴，向中国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工业产品，包括重型机械、石油勘探和开采设备、化工设备等等。罗马尼亚的许多部门在两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那时，许多中国专家在罗马尼亚念过书。上世纪六十年代，江泽民同志曾经率领一个专家组前往罗马尼亚并在那里工作两年，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合作与交流。
目前，我们两国正在探索新的合作道路。最近，一个由19个驻罗马尼亚的中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探讨与罗马尼亚合作的新机遇，其中涉及的领域包括水电、火电、核能等等。罗马尼亚原有的许多电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罗马尼亚专家设计建造的，目前面临改造和完善，从而提高效率、加强环保等问题，就这些方面我们希望与中国专家进行新的更密切的合作。
《亚洲财富论坛》：刚刚谈及工业，据我们所知中罗两国在其他领域方面的合作也非常多。
维奥雷尔?伊斯蒂奇瓦亚：你说得对。在传统的重工业方面，比如钢铁、重型机械等，罗马尼亚和中国一样存在着严重的污染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两国可以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而在一些新的领域，比如信息产业，我们更可以加强合作。近期，罗马尼亚信息产业部部长将访华，并且双方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联合专家小组，专门研究信息产业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不仅能形成有效的双边合作，而且可以扩大到多边合作。有一个背景就是欧盟曾向清华大学提出过一个合作计划，邀请他们在欧盟成员国中选择合作伙伴，来落实这个计划。前不久，罗马尼亚科学院副院长应清华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参加国际性专业研讨会议时，清华大学的专家们考虑到除了同西欧的计算机专家合作外，他们在欧洲还有一些老朋友，比如罗马尼亚，因此，有必要采取多边合作方式。从2007年1月开始，罗马尼亚已经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因此参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这项合作计划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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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各级党委“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这是执政党关于新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最新论述。
一
所谓善待媒体，就是要充分意识到信息化时代，掌握新闻媒体生态和新闻媒体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过去，一些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新闻媒体采取防范和约束的政策。他们“防火、防盗、防记者”，不敢面对新闻镜头，更不敢对新闻记者敞开心扉。当新闻媒体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公开批评报道时，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真相。在个别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动用国家的公权力，抓捕新闻记者，恨不得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善待新闻记者，首先要为新闻记者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待新闻记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涉嫌犯罪，应当依法公开审判，如果侵犯他人的民事权利，涉嫌诽谤或者侮辱，应当由受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能越俎代庖一如果新闻记者报道严重失实，应当提请新闻媒体刊登更正报道，纠正新闻媒体的错误，尽可能地消除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新闻记者利用新闻报道权以权谋私，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处理。
二
所谓善用媒体，就是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功能，提高执政效率。现在，一些党政机关把新兴媒体仅仅当作一个扩张权力的工具，而没有意识到在现代新闻环境下，执政者应当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思维习惯。部分党政机关在互联网上使用官僚主义的语言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少数党政干部把传统的文牍主义作风直接移植到网络平台，结果导致电子政务非但没有提高机关的办事效率，反而人为地将公众办事的程序复杂化。
利用新闻媒体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已经写进了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在宪法和法律的引导下，打造国家机关信息与新闻媒体信息交流的联结平台，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搜集民意。利用现代互联网络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现在，“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已经开通，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手机信息平台，及时传送党的各项信息。这是充分利用现代新闻媒体开展党建工作的具体事例。今后各级党组织应当充分利用本地的新闻媒体资源，提高办事效率。
三
所谓善管媒体，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牢牢把握方向。早在建国初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就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思想，要求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必须自觉地转变观念，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现在一些新闻媒体主管机关在个别新闻采访报道中对新闻媒体指手画脚，管得过严过细；可是，对于少数新闻媒体出现的严重背离改革方向，打着“报道一切”的旗帜，对‘怀疑一切”的极左思潮缺乏足够的认识。少数新闻媒体借口关注民生，不断地炒作个别案件，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源地。少数新闻媒体高举所谓的自由主义，背地里却实行专制主义，人为地设置议题，在社会上挑起不应有的争论。还有一些新闻媒体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不愿意深入调查采访，而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对待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另一方面也要从意识形态上做文章，培养一大批真正忧国忧民、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善待新闻媒体，就是要求宣传管理部门把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当作知心朋友，通过交心谈心，寻求共识，凝聚共识，善用新闻媒体，就是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为新闻媒体提供足够的信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善管新闻媒体，就是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新闻从业人员，让他们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行动上自觉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心全意地为公众服务。防止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破坏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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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的“货币洪灾”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必须直面的现实,中国这个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和名列前茅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国自不例外。从房价在严厉调控之下仍不给政府面子而坚挺不降,到“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等词汇风靡社会,纺织服装企业备受棉价暴涨冲击,中国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场“货币洪灾”的压力。尽管如此,由于遭受货币洪灾冲击的不是中国一国,而是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整个世界,我们要审视的对象就不能局限于中国一国的汇率单项指标,而需要同时审视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汇率、通货膨胀等多项指标。与别国相比,中国更有能力相对平稳度过这场货币战争冲击。
第二轮定量宽松的最大冲击之一,是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但这种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与贸易收支调整挂钩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源于琼·罗宾逊提出的弹性分析法,根据这项理论,货币贬值(或升值)可以改变国内外商品的相对价格,引起进出口商品需求的相对变化,在失业的条件下,这种需求变化可以为产出和就业的变化所满足,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在1930年代各国广泛实施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弹性分析法一经提出便风靡一时。在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动荡中,在1980年代以来美国相继强迫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实践中,弹性分析法的基本思路一以贯之。然而,实践结果并不能验证上述思路。1970～1994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幅度高达250%,为美国贸易伙伴国货币升值幅度之最;瑞士法郎升值幅度虽然与日元相仿,但其贸易规模远不可与日本相提并论,其升值主要原因又是大量外逃资本流入而非贸易。在当前的货币战争中,尽管在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造成的全球性“货币洪灾”中人民币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兑美元汇率近来已经升值2%左右,但压人民币升值以消除中国贸易顺差的思路也同样未必能够奏效。
为何如此?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头号贸易顺差大国货币升值幅度即使纵向比较堪称显著,但横向比较未必能够与自己的贸易竞争对手相比,因此,与其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相比,汇率升值不足以消除其成本优势。在当前这场货币战争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固然已经升值2%左右,但中国出口产业的不少海外竞争对手货币汇率升值幅度更大,致使其成本受影响更大,相应也就无从从中国手里攫取多少市场份额了。
其次,假如贸易顺差国国内通货膨胀相对较低,将至少抵销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成本的影响。1970年代以来,日元对美元连续升值,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地位从未动摇,顺差额反而持续扩大,就是源于日元名义汇率的大幅度升值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销。
鉴于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众多商品市场规模已经高居世界第一,金融市场规模在全世界的排名也在迅速跃升,其他条件相同,仅仅规模本身便为中国利用上述两项机制化解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冲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有望更平稳地度过这场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冲击。
小国在国际市场上通常是价格、交易条件和市场容量等的被动接受者,国内金融市场缺乏深度和广度,中央银行难以持续开展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等外部经济冲击,因此抵抗外部经济周期波动和危机传染的能力较弱;大国则拥有较强能力通过大规模冲销干预、启动国内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经济冲击,消除外部危机传染的影响,从而使本国经济周期运行与外部经济环境不同步。在危机没有爆发的平时,通货膨胀堪称对经济稳定性的最大挑战,外部通货膨胀通过需求溢出、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包括贸易型式和资本型式)输入一国国内,而无论是应对哪一种通胀输入机制,其他条件相同,大国都比小国处于优越地位:面对同样大的外部需求溢出,国内市场较为广大的大国总需求和价格变动幅度较小;面对通过价格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小国通常只能是被动的接受者(1960～197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价格—工资效应就极为显著);面对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国内市场较为广大的大国相应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也较大,有更强的能力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冲销资本流入对基础货币供给、进而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样是为了冲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期间的资本流入冲击,1972年,荷兰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时曾耗尽其所有国库券和政府证券,仍然无济于事;联邦德国和日本虽然倍感压力,却不曾陷入耗尽公开市场操作资源的窘境。在危机爆发时,大国的稳定性优势更为突出。1980—19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一度经济增长迅猛,以至于1992年小平南巡时说出了这样的话:“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当时下发全国各单位的小平南巡政治学习材料,中也不乏将这几个东盟国家列为追赶榜样的,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的优势便展现无遗,在东亚区域内一举脱颖而出。
在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资本流动大幅度逆转为标志的货币战争第二阶段,能够相对平稳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的国家将处于有利得多的地位。1980年代席卷世界的债务危机给美国等西方大国固然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更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正是在债务危机压力下,众多国家不得不接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贸规则,美国等西方资本在危机国攻城掠地,威风不可一世。当目前西方的宽松货币政策一旦终结,同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演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这对于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假如中国能够相对平稳地度过货币战争第一阶段,当进入第二阶段之后,中国就站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由于资金相对充裕,不担心一时的债款回流不畅而危及本国经济全局,因此,可借危机之机向债务国要求商品贸易、投资等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甚至通过“债转股”取得债务国在危机没有爆发的平时不愿意开放资本的企业。从这个视角出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近两年大规模对外放贷的认识。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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