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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陕西历史博物馆篇一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古琴共计19张,分别来自于1949年至1962年,均为传世实用琴。其来源大致有三种,即单位移交、私人捐赠、收集或收购等。造型基本囊括了古琴的主要样式,涉及仲尼式、神农式、中和琴式、落霞式、连珠式等,以仲尼式居多。漆面有栗色、黑色、黑间红色、朱色、红色等,以黑色为主。其呈色有原色,也有后髹及局部髹漆等。漆灰呈现各异,有八宝灰、珍珠母鹿角灰、瓦灰加鹿角灰等。断纹多为蛇腹断、牛毛断,也有少许的龟背断、流水断等。木胎为桐、衫、梓等。岳、尾采用红木、紫檀等,不上漆,有的雁足、弦轸也为红木。品质较高的古琴雁足、弦轸为玉、象牙、角质、料器等。星徽材质也很丰富,金、银、玉、蚌、蚌鎏金等。其中,玉徽少见,有资料称“上品用玉徽”。多数馆藏古琴残缺,不完整,其弦轸、雁足、凫掌、星徽,龈托等有不同程度的残缺或缺失,部分配件脱落,另存。有的古琴曾被修复,修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髹漆、多次髹漆、剖腹、剖腹换地等。现拣选数张较有特色的馆藏古琴,以飨同好,并对其时代与修复进行探究。
仲尼式古琴
1955年,陕西省文管会移交,来源账册记录为明琴,无琴名,仲尼式,原带有布囊。此琴通长122.5厘米,隐间113厘米,额款17.3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3.5厘米,厚4厘米。
此仲尼式古琴(图一),额窄肩宽,面、底黑漆,鹿角灰胎,陈年老木,木色发黑。蚌徽,冠角、龙龈、雁足为红木,岳山选用紫檀。七枚角质弦轸(一枚脱落,另存),锥形,侧开孔,面有竖向刻纹。其质地特殊,应为原配。面隐见大蛇腹断,因弹奏、摩擦,琴面有少许栗色漆痕。底黑漆,漆而光亮,断纹不明显。面、底黑色漆面为后髹,非原色。查看古琴的头部及两侧,其漆色与面、底呈现的黑色漆面不同,为栗色。琴体侧面无裂痕,其断纹连续。栗色漆面光润,后髹的黑色漆面粗糙,满布杂质。由面、底、侧等不同部位的漆面与断纹可知,此琴面、底虽被重修,但不曾剖腹,即:胎体和内腔未被扰动,原是一张栗色的明琴。
细查琴体背面,也不同寻常。长方形龙池、凤沼,其纳音均为凸起之柱状,木色黑灰,古旧。凤沼内刻四字篆书“天启年制”,字体正对琴尾,呈竖向排列,下“杨文俊”红色三字印章。龙池内原有刻文被刮,仅留痕迹。凤沼与龙池之间刻两枚篆书印章,上圆形篆书印“天地之官和”,阴文,刻纹细浅,下方形篆书印“声延金石”,阳文。两枚印章均填金。印章字体与“天启年制”四字篆书方向相同,正对琴尾。背面颈部金书题跋:“先伯廉访公官京师时,于琉璃厂中购此琴。弹之,音节铿熊,古调独赏,询为稀世珍宝而藏之,当与绿绮、焦桐,为不朽云而。”落款:“特在同治丁卯年清河月,子彰氏谨跋于青门客合。”由题跋可知,此琴为“廉访公”官“京师”时,购于“琉璃厂”,认为此琴“音节铿熊,古调独赏”,并与传说中的“绿绮、焦桐”琴媲美。琴背题跋和线条细浅的刻章,应为廉访公之后人“子彰”于清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四月追记。题跋与落款的书写方式,与“天启年制”的朱书“天地之宫和”及“声延金石”印字体排列方向相同,均正对琴尾,与多数古琴铭文、题跋、题诗、落款等书写方式不同,呈反方向布局。同时,在长方形龙池两侧之古琴腹部,隐见被覆盖的字迹,其书写方向与上述印章、题跋、落款等一致,字形清秀,近似瘦金体。对光可见部分字迹“……同金石,……是琴藏口云台…”等字样。后书题跋选择在颈部,并有补救原提之意。此琴在重新髹漆前是有落款的,大致是原拥有者对此琴相关内容的记述,包括音声与收藏等,其意与印章、后题金书等大体相同。
落霞式古琴
1955年西安市吕崇德先生捐赠。帐册记录为清琴,无琴名,落霞式(图二)。长122厘米,隐间114厘米,额宽17.8厘米,最宽处21厘米,尾宽13厘米,厚5.5厘米。
此琴体面板厚实,底板相对较薄。侧沿起12个对称的波浪式相连的圆弧面,从琴头向下,第四对圆弧面之间的距离最宽,按照古琴的结构规律,应该为此琴的肩部。鹿角灰胎,面黑色漆面,似乌木,无光泽。因磨损,黑色漆面多处缺痕,有少许栗色透出。磨损较深处,露出木胎。可见两层髹漆,即有两层漆灰与两层漆面,并以次叠压。由琴面少许的栗色可知,此琴的面漆不只是用黑漆,每层漆面也有多次髹漆,且漆色不同,先髹栗色,后髹黑色。底黑漆,色匀,有光泽,为后髹,原漆面被覆盖。面、底局部可见蛇腹断。背龙池、凤沼为长圆形。岳尾、雁足红木,不上漆。一凫掌残缺,一凫掌缺失,缺失处可见方形凹痕,边沿整齐。此琴凫掌为另行安装,不固易失。琴额一角残,象牙弦轸不全,另存。琴面额头处有椭圆形无漆凹痕,内有两个对称的圆形孔洞,此琴额曾镶嵌有装饰物,疑为牙质或玉质雕件。参考象牙弦轸,其牙质的饰件可能性大。馆藏落霞式古琴仅此一张,配件用材讲究,如装饰与弦轸等。相较《故宫古琴图典》《中国古琴珍萃》等资料收集之明落霞式古琴,馆藏落霞式古琴的器型、装饰等符合明落霞式古琴的特征,其髹漆工艺复杂,木质朽旧。就具体特征而言,馆藏落霞式古琴应为明代中晚期之作品,非账册所言之“清琴”。落霞式古琴是明代新兴的古琴样式,备受文人的喜爱,管平湖先生弹奏的一张古琴(林晨编著《古琴》第139页)就是落霞式,从图片看,其额部镶嵌有玉雕饰件。
“甲戌岁”潞王琴
1958年,原陕西省博物馆于兰州朱姓人家收购。帐记为明琴,背颈部刻“中和”二字隶书琴名,中和琴式(图三)。长120厘米,隐间112厘米,额边宽11.5厘米,头部最宽处17.5厘米,肩宽20厘米,腰宽14厘米,尾宽14厘米,厚5.5厘米。
琴头“官帽”形,体各处直线折楞。冠角饰卷云,尾托“双星”,圆形龙池,方形凤沼。体重,面杉底梓,木色褐黄。琴面大蛇腹断,琴底小蛇腹断。八宝灰胎,漆面黝黑并透出片片红色。琴面保留有粗细渐变的七根丝质琴弦,蚌徽。侧、底各有一处金纸条粘贴。岳尾、雁足、弦轸等配件为红木,不上漆。红木弦轸为下开孔,应为后配。
龙池内圆形纳音稍有凸起,纳音四周刻十四字小楷:“大明崇祯甲戌岁潞国制第叁抬号”。底面圆形龙池下方刻四句五言小楷:“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后题:“敬一主人”。题诗下刻篆书“潞国世传”四字方印。此印章被劣质黑漆覆盖三层,涂层无光泽,每层面积大小不一,覆盖层无断纹。覆盖层可见边框和四字印痕。印章的笔画与边框凸起,用手指触摸凸棱感觉明显,原印章字体笔画与边框下凹,为阴刻,与同类古琴相较,刻法相同。由来源可知,原拥有者与“朱常涝”同姓,有可能是本家。涂漆层可能是为掩盖古琴的真实身份有所做。琴背铭文、诗句、落款等处可见金粉痕迹。此琴排序第三十号,为崇祯甲戌岁,即公元1634年由潞王府斫制。是年,潞王朱常涝刊印《古音正宗》。
朱常涝为明第一代潞王朱翊缪三子,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袭封藩王,居卫辉府,世称“小潞王”。潞王琴由潞王设计,潞王府斫制,为明代末期标准的“官琴”。潞王琴倍受时人的推祟,曾为明王的“御赐”,清中期,潞王琴已被鉴赏家们视为珍宝。因追捧,也有不少仿制品流传于世。《中国古琴珍萃》称:“潞王琴是在考查前人诸多琴式的基础上改良设计而成。”从形制到用材,构思到斫制,堪称“接天灵之气、集人间之华宝。”《古音正宗》云:“是制也,额起八棱,以按八节;腰起四棱,以按四时;龙池上圆,凤沼下方,以按天圆地方;琴尾作环云,托尾作双星,以按景星庆云,乃成天象,名日中和。”馆藏“甲戌岁”潞王琴之造型、铭文、诗句、落款、刻书等规地,应是潞王琴中的定型器。
“玉溪仙友”琴
1952年,原陕西省博物馆收购。帐记为清琴,仲尼式。背刻“玉溪仙友”四字隶书琴名(图四)。长118厘米,隐间109厘米,额宽18厘米,肩宽20厘米,尾宽13厘米,厚3厘米。
琴体扁平,蚌徽,红木岳山,紫檀冠角,不上漆,木弦轸不全。凫掌、雁足缺失,从龈托缺失处可见半圆形缺痕,其半圆形龈托脱落,另存,与多数古琴相较,此龈托造型较为特殊,为后配琴板之创新。面黑漆,鹿角灰胎,较薄,与木胎结合紧密,无光泽,可见细微的小蛇腹断,因长期弹奏震荡等,琴面多处磨痕,磨痕处显露灰色漆胎。长方形龙池、凤沼。琴面木质色褐黄。龙池、凤沼内黏贴音柱,音柱稍凸起,其木色与琴面木色相同,应为原帖。
琴底黑漆光亮,无断纹,与琴面相较,非同时斫制。琴体一侧黑色漆面光亮,一侧黏合处有裂缝,琴体两侧均无断纹。细察琴体面、侧、底等部位,其髹漆与断纹之特征截然不同。此琴曾被剖腹,且后配底板不平整,中心内凹,边沿外翘。龙池上下有两条竖直的裂缝,龙池下刻四字篆书“养性书屋”圆形印章,与“玉溪仙友”四字琴名对应,为同时凿刻。由乌黑的琴面、隐见的小蛇腹断、褐黄的木质等推测,此琴原为明末至清初之作品,后配底板为清末至民国所为。
古琴鉴定的依据
以上详述馆藏古琴信息,意在为古琴的鉴定提供详尽而可靠的依据。参考以上馆藏古琴实例,古琴的构成要素可以归纳为:造型、用材、斫制、髹漆、断纹、配件、铭文、题跋、落款、印章及流传、重修等诸多方面。
造型对古琴的鉴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前述的中和琴式、落霞式古琴等,均为明代新兴和特有的古琴样式,当然也不排除后代仿制,应结合其他要素综合考察。传世十六张唐琴,仅有一张仲尼式古琴,且为晚唐之作。有专家认为,东汉至中唐,仲尼式古琴并不很流行。中晚唐,仲尼式古琴才逐渐时兴起来,至南宋大为流行。尽管如此,仲尼式古琴的时兴,至少从中晚唐至当代,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较上述两种样式的古琴,仲尼式古琴的鉴定难度大,除探讨各构成要素外,还需要做大量的排比工作。
古琴材质的考察也至关重要,木色是否古旧,如黑、灰、褐、褐黄、黄等;质地是否松软通透,如干燥定型、纹理结构等,特别观察龙池、凤沼处木质表面的印迹,如指甲印等。
古琴髹漆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复杂,有原髹、后髹、多次髹漆、局部髹漆’等。分辨每层髹漆的呈色、断纹,明确其叠压关系,有助于判断古琴的斫制时代。同时,琴体各部位髹漆与断纹之间的对比,也是鉴定古琴是否重修、如何重修的主要依据。多样的漆面呈色,见证着古琴的历程,也反映出髹漆及重修的大致规律。细查琴体侧面的漆色与断纹,并与面、底等部位的髹漆对比。如琴侧断纹是否连续,侧与面、底断纹是否相合,可推测古琴是否剖腹及剖腹换底等。由馆藏古琴漆面的特征,我们也可以探究古人的施漆工艺,如馆藏落霞式古琴,多次施灰,多层表漆等。有资料称,未经重漆的唐琴,其表漆有两种施漆工艺,一种为三层,黑色、栗色、黑色,一种两层,酱色、黑色等。馆藏部分明代古琴,也有同样的特征,即黑色漆面磨损处,可见栗色的漆痕。故,上述两种表漆流程不只是唐代古琴表漆工艺之专利。
古琴背面的铭文、题跋、落款、印章及龙池刻文、凤沼墨书等,也是鉴赏古琴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龙池内的刻文,揭示出古琴的身份(不排除后修时所加之刻文),同时,题跋、落款、印章等又是对其身份的进一步佐证,如馆藏“甲戌岁”潞王琴等。有些古琴背部的题跋,是古琴流传及经历的见证,如馆藏仲尼式无名琴等。
另外,古琴配件的质地、样式对古琴的鉴定也有参考意义,如上述的角质弦轸。就弦轸的样式而言,有侧开孔、中空加侧开孔等两种,以纺锤形为主,有的表面刻有纹饰。馆藏古琴弦轸侧开孔者有玉质、角质等。中空加侧开孔者有象牙、木质等。雁足有玉质、象牙、料器、木质等,其中木质的雁足较晚,有的是原配,有的是后加。
馆藏古琴内涵丰富,除构成要素外,更多地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重修或遂意涂刷等。因时间与使用的关系,每一张古琴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缺损乃至磨损。持有人或者后人对古琴进行了一系列的维护、补缺、重修,甚至是篡改与掩盖。多数馆藏古琴曾做过修整或者修复。因工艺与用材的差异,古琴的修复往往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拙劣,不能修旧如旧,而是修旧成新了。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没有找到最佳的修复方式,尽量保护古琴的原有风貌,以避免低劣的修复行为,是现有条件下保护古琴之良策。馆藏“林泉嘉器”古琴曾被改徽、涂改原有铭文、涂刷掩盖原有题跋等。重修后的古琴僵硬,缺乏神韵,星徽粗糙,特别是原有星徽填漆处凹陷,琴面美感尽消。后改的“林泉嘉器”四字铭文笨拙。观察腹部被掩盖的题跋印迹,其字体规整,与现有铭文形成反差,其拙劣的改琴方式令人费解。
(责任编辑:阮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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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陕西历史博物馆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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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周朝,公元前771年—公元前220xx年,包括从公元前21世纪在陕西形成的周族到周方国、西周王朝3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件是牛的肩胛骨,是用来占卜,事后在卜骨记录下结果。这些占卜记录便是最早形成—甲骨文。西周是我国青铜时代繁荣兴盛的顶峰。青铜器也是是奴婢社会的礼制,即权力与等级的象征。这些是鼎,逝代的一种炊具,用来煮肉类。铜鼎是由原始社会的陶鼎演变而来的。在夏、商、周三代,铜鼎作为礼器,在奴婢主贵族举行祭祀、饮宴等活动时使用。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所以,以后把取得天下叫“定鼎”。青铜器纹饰是研究青铜器艺术的重要内容。青铜器纹饰有两大类:动物纹和几何纹。二者均神秘怪诞,很难看懂。这是因为制作的本意是用这些青铜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构思的巧妙和成功。
大家看这些出土的大量的铁农具,是在秦朝农业为主出土的物品,秦朝以农业为主,这说明铁器当时已经取代了青铜器被广泛使用。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秦始皇继位后,在20xx年先后吞并6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促进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兵器、马俑铜车马,集中展示出秦王朝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在这时正式形成。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它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汉代非常重视农业,发达的农业也是汉代强盛的物质基础。汉代在冶铁、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前代。这是1957年在西安霸桥一座汉墓中出土的西汉纸。霸桥纸的发现将我国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220xx年。汉代丝织品种繁多,这些是从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丝绸残片,而求良马正是汗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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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一小时的活动时间在此参观,一个小时后我会在门口等大家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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