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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常识语录篇一
美国立国的文武星宿,武将是华盛顿,他领导大陆军取得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文臣叫托马斯.潘恩,他是美国独立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常识》提出了建立新世界的理想,这个新世界脱胎于英国光荣革命后当时已算先进的君主立一体,成长为一个全新的共和理念,它为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并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正如他所说:“北美的目标就是全人类的目标。”
十七世纪初,三艘装载了一百二十名英国人的小船来到了北美新大陆,适宜的气候、丰富的物产催熟了这片热土,殖民浪潮一浪接一浪,仅过了一百多年,就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十三个殖民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性质各异,有皇家、业主、自治等不同管理方式。英国很快就把北美殖民地当作资源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地,限制了当地自由发展的空间。十八世纪中叶英法为争夺新殖民地大打出手,英国虽然取得胜利,但内债高筑,不得不加紧对老殖民地的盘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拉开了北美人民反抗的序幕,摆脱英国控制成为大多数定居点的呼声。第二年,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为在统一的旗帜下反抗母国作了准备。其实,殖民地人民对是否一定要脱离母国是意见不一的,独立和分裂毕竟只是角度的不同,大陆军司令、弗吉尼亚农场主华盛顿本身也是英军上校。这时,潘恩的《常识》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潘恩从君主世袭制展开论述,他说:“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生来就可以将他的家庭凌驾于其他家庭之上,即使他个人理应得到一些比同时代人更多的尊重,但是他的子孙或许绝对不配继承这份荣誉。”针对一些人所顾虑的北美已有的繁荣离不开母国的支持与保护,他说道:“因为一个孩子是喝奶长大的,那么他以后的人生中就永远不吃肉了?”英国保护过北美,但出于利益它也会保护土耳其。如果没有干预,“北美大陆照样可以繁荣,甚至可能更加繁荣。”潘恩发出震耳的呼吁:“是脱离英国的时候了!”
列克星敦的枪声响了。1776年7月4日,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宣言发表,为使命而战激励着“天赋人权”的先驱者。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也借助了法军的支援,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潘恩为这个新国家量身定制了新体制:“我们将为一加冕,让全世界知道即使我们承认君主制的存在,但是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国王就是法律,然而在自由国家中法律才应该是国王。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将权力分散给有权拥有它的人民。”他为新国家起了新名字:美利坚合众国。
在美国独立的过程中,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北美发行了五十万本《常识》,每五个北美人的口袋里就装着一本《常识》。当常识还不是常识的时候,是潘恩的《常识》使它变成常识。变成了常识的常识很普通,因为它确实是常识。
1797年,华盛顿两任总统届满,忽然收到了属下的劝进信,希望他能进位美帝国的皇帝。华盛顿闷闷不乐好几天,他告诉那些劝进的人们,如果独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个人的皇帝,那就违反了常识。他希望能在退休后回到弗吉尼故乡,伴着大豆和棉花,钓鱼养花,但如果国家有难,请不要忘记召唤一声老兵,也许他还能为国家出力。华盛顿实践了常识。
七年后,大西洋彼岸同样高举自由民主大旗、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并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法兰西,有个人从共和国执政进位为帝国皇帝,他叫拿破仑。一百一十九年后,太平洋彼岸刚刚推翻无比漫长的封建帝制走向共和的中华古国,有个人从民国总统进位为帝国皇帝,他叫袁世凯。但是因为反常,所以都不能久长。
梁文道常识语录篇二
这几天看梁文道的《常识》,觉得写得挺好。
首先说书名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常识,顾名思义一般人应该知道,而作者在书中讲的一些道理恰恰是当下很多人“不知道”的,原因或者是麻木,或者是装不知道。正如鲁迅笔下曾经描述的,我们这个社会有太多麻木的“看客”。起名“常识”,我理解是想唤醒民众的意识。
其次,我觉得作者的语言挺讲究技巧,可能是资深媒体评论员的缘故,说话比较有分寸,既点到了问题的实质,又不过头,也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所以,他才可以继续评论,这大概也是今天许多媒体评论员应该学习的地方。
再有,从作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当下尤为珍贵。
关于“知识分子”,前一段时间,看到黄万盛的一篇《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文章,其中介绍到,“康德曾经认为,所谓知识分子,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而在我们国家,一段时间知识分子被误解为是“有一些知识的人”,“毛泽东在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认为,凡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把知识分子和文化程度的高低联系在一起。”这两种解释的本质显然不同。这就难怪从当下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很少看到社会责任感了,一些“知识分子”不是自觉地将人类的进步和道义扛在肩上,因此,一些有点知识的专家、学者成为某个政党、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怪了。反思我们的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曾经走过的曲折道路,不能不让我们对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提出批判。
而所有这些,都源于当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太过于功利化了,太过于缺乏社会责任感了!
言为心声,文以载道。读梁文道的文字,不觉让我为之一震,大呼过瘾。然而,感觉当下这样的文字太少了,读这样文字的人也太少了!
梁文道常识语录篇三
《常识》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时事评论集,但它却更像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提醒世人一些什么的书。名为“常识”,但看了之后,发现用“常识”命名真是匹配,虽说是常识,但却是隐藏在事实真相背后不为大众所关心所反省到的层次,也就可以直接说是真相,是令人深思的真相,本来普通的知识、常理。在此,我对敢于说出背后真相的梁文道先生表示敬意,同时也对我自己被某些世事迷惑而感到羞愧。
梁文道先生谈了许多现在看来是颇为敏感的话题,就例如“日本问题”和“网络信息问题”。“日本”问题可以说是非常让当今中国人异常敏感的话题:当今时代,反日本的激进分子的数目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在他们看来,日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不把日本置于死地就不罢休。就像当时无聊人士疯传于qq群的反日宣传的邮件一样,把日本人民说得个个都充满了邪恶。他们没有弄明白历史是什么和自己所要反对的对象是什么,所以他们就盲目激进,盲目地反对日本。其实,历史是可以记得但不能记恨的东西。我认为历史上种种人类无知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记住,可以了解背景了解精神层次的东西,但我们不可以把历史上别人犯下的罪行发展成为对他们国家一切的仇恨。
我曾听说过一个极其反对日本的人,他生活中凡是一切有出于日本的东西他都不碰,他说他活得极快乐,因为周身处处都可见到中国制造。而我觉得他其实活得很痛苦,历史的日本是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现在的日本也不消停,我们依然会记得,看清楚。但是日本国家的科学技术却是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称赞的,就像日本的电视机,日本的小汽车,日本的动漫等等。这些东西还是要批判的吸收好。
说到底是他们没有弄清楚反对的对象,我们要反对的是罪恶而不是日本,就是梁文道先生讲的“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一样,罪恶才是人类犯下罪行的根源,根源不除,世界永远不清净。所以说这不是“中日问题”,而是“反罪恶”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搞清楚的,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看问题才不会肤浅,才会越接近事物的本质。
现在有不少人在反对韩国,原因在于韩国“意淫”了中国的文化,把孔子呀之类的历史名人经过一系列看似仔细实质荒唐的调查后纳入自己门下,令有些人深恶痛绝,因而仇视韩国的人之类的。其实韩国政府和媒体就算再搞多一些这样的荒唐事出来,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修养,也许有一天会变成那样。但是总会有人去揭穿骗局的,表明真相的,会有像梁文道先生一样的人,毕竟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家。在这,我们也并不是要反对韩国,而是反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犯下的文化罪恶。
梁文道先生的《常识》真的令我感悟很多,鉴于我的文笔拙劣,在这里就不一一写出,同时也希望大家都去看看这本书,了解了解世上事实的种种真相,因为这也是常识!
梁文道常识语录篇四
近来才读梁文道先生的作品,从《常识》到《我读》,再到《味道》,深深为他的文笔、逻辑所折服。
梁先生肚子里定是储藏了无穷尽的知识,要不怎么会在写文章时信手拈来,通古博今、学贯中西,记得读《味道》第一篇的时候,看文章思路由简单的吃跳跃到希腊民主政治传统,跳入动物界就餐顺序,笔峰一转,又马上跳回当下,这种转换一点儿违和感都没有。倘若换做自己来写,估计又要变成干巴巴的讨论,拿不出例子来支撑论点,大概读者读起来兴趣全无。但愿以后阅读过程中,能够多留意留意这种例证方法,好歹也显得文采斐然点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梁先生表达论点时不偏不倚,站在中立的立场去表达观点,这和读马家辉的作品时体会完全不同。读马家辉作品时,总觉得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香港人的傲慢和对内地人的嘲讽,虽说同胞优缺点,可是站在那个角度点评,谁读起来都会觉得不舒服吧。可是,梁先生的作品没有这种港式精英傲慢感,大概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我记得中间有一篇说,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久,居然没有学会英国人的低调绅士,结合前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这种评论放在当下仍不为过。这也是需要学的一个技巧,切不可摆出高高在上的姿势,修养应该是让别人觉得舒服自在。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犯了老毛病,读得太快,没有记完整的摘抄。以后再如此读法,定要打爪子。
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
我还要读梁先生的作品,大爱他的风范。
梁文道常识语录篇五
中国有一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而,当这个世界被连成一体,当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局中时,是不是就意味着再没有人能有一双清明的眼睛?
很庆幸,当我读完《常识》一书时,我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至少,还有这样一个人,即便身处世界大局中,依然可以犀利地看到一切的本质,他就是梁文道。
时评,顾名思义,是对于时代现象的评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生命短暂的报刊,好像过了这段时期,时评就显得落后而毫无价值了。
真的是这样么?就拿《常识》中的一篇《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一文做例,在我们都对于全国各地城管的野蛮执法口诛笔伐时,梁文道却用短短几百字犀利地点中了这一现象的根源—抽象的市容概念。说白了,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擦,当我们一心一意打造现代化大都市,当我们的政府下大力整治那些所谓的“非法小贩”时,理想主义蒙蔽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不管不顾现实中市民的心态: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商品能更便宜,我为什么不去买呢?事实上,我们的领导将人看成了那些城市规划图上冷冰冰的模型,他们遗忘了人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
让我们再想一想,这种理想主义真的只体现在这一个方面吗?其实不然,小到那些随口一说的承诺,大到某个领导的信誓旦旦的发展计划,哪一个不是可笑的理想主义的产物?为什么中国每年的gdp增速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却至今无法摘去发展中国家的帽子?我们在高速的发展中越来越忽视现实的重要性,我们躺在理想主义的摇篮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现在,你还认为时评没有长久的意义吗?时评和那些文学名著一样,都充满了对于时代的反思。所不同的是,时评以更现实的角度,更贴近生活的现象,更凝练的文字来揭示和批驳当世的种种问题,也许时评中的事件是时效性的,但其中蕴涵的思想决不会过时。
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你需要一本《常识》这样的书来擦亮你浑浊的眼睛,没埋没的思想,让你能身在局中却仍旧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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