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水利发展史(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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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一

3、罍(lei)：同“罍”盛酒的器皿，形状像壶。《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维以不永怙。”《礼记"礼器》：“庙堂之上，～尊在阼。”(阼：古代东面的台阶，迎客宾处)

7、钟：酒器。班固《东都赋》：“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

8、盅：饮酒、喝茶用的没有把的杯子。

10、酌(zhuo)：酒杯，酒。《楚辞"招魂》：“华～既陈，有琼浆些。”《始得西山宴游记》：引觞满酌，颓然就醉。

12、白：古时罚酒用的酒杯。刘向《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者，浮以为大白。”(：jiao把杯中酒喝干。浮：罚)

17、觚(gu)：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长身细腰，口部呈大喇叭形，底部呈小喇叭形。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论语"雍也》：“～不～，～哉!～哉!”《论衡"语增》：“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又如“一觚浊酒喜相逢”。

酒杯的发展历史：

最原始的酒杯是自然界中的自然物，像贝壳、葫芦、动物的犄角等，在石器时代已有之。典籍上曾记载，形容古代盛宴“觥筹交错”的觥，最先即是用兽角制的原始盛酒器。尔后利用坚硬的瓜果外壳制饮具，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用葫芦的外壳制成的酒瓢，这是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原始饮具。从文字学角度切入，觚、觥、觯、觞等酒杯均有个“角”字，瓠、瓢、觚等酒杯均有个“瓜”字。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正式的酒杯。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酒杯是陶制酒杯。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考古发掘了众多的形制不同的陶土烧制的酒杯。山东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陶质酒器有268件之多，占出土器物的26。4%。由此可见，酒在当时已占有重要的位置。

至商代时，由于酿酒技术的逐渐发展成熟，已能用各种粮食制出不同品种的酒来，加之青铜文化相对发达，祭祀盛行，青铜酒杯应运而生。而且生产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纹饰之美，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成为奴隶主阶级举行祭祀宴饮的“礼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一种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长勺氏”、“尾勺氏”等专门以制作酒杯为业的氏族。

酒杯的种类也发展到盛酒、温酒、饮酒、贮酒等各种类别。这些酒杯形制端庄厚重，式样沉雄敦实，古朴美观。器身多以“饕餮纹”、“夔龙纹”、“鸟兽纹”、“蝉纹”装饰，造型神秘狞厉，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不可侵犯。其中模拟自然界动物的立体形状造成的酒杯，又表现出奴隶主阶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吉祥的渴盼，以及祈求神灵凶物保护的心情，如虎形酒杯、羊形酒杯、牛形酒杯、象形酒杯等。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青铜酒杯逐步向古朴、鲜明的漆器酒杯发展过渡，形制有樽、杯、壶、缶、舟等各式酒杯。至汉代时，漆制的酒杯已十分精致。漆制酒杯，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

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放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杯变得较为瘦长。

隋唐时代，随着瓷器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瓷制酒杯逐步取代了其他质地的酒杯，成为最普及、日常应用最为广泛的饮酒器具。

【结束语】每天喝一点点的红酒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喝多伤身。懂得自我控制才是对自己负责。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二

摘 要 礼治是一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也是一种治国方略，其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礼治最初是为了维护周朝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周朝的统治逐渐失去经济基础，摇摇欲坠，最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封建帝国成立初期，尽管秦王朝崇尚“法治”，但依然免不了受到礼制的深远影响。汉王朝承袭秦制的基础上吸收儒家改良后的礼制，最终形成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几千年的制度模型。秦汉以降尽管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些修改，仍未逃出秦汉礼制的框架。千年不变的制度，最终反噬千年的文明帝国。

关键词 秩序 礼制 礼治 法治 制度变革

一、礼的起源与本质

针对“礼”作何解释的探讨，各种学说纷繁复杂，不尽一致。礼，源于祭祀活动。汉字是象形文字，在古代“礼”写作“禮”。《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由此而知，礼的起源与古代的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中国人自古奉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甚至是封建社会中，受科技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他们相信冥冥中“天神”的力量，祈求神的庇佑，同时感激祖先给予自己生命和生存技能，所以祭祀对于那个时期的人类群体来讲是很郑重的。对于上古时期的人们来讲，举行对天神和先祖祭拜析祷的仪式几乎是最大规模也是最为庄重的群体性社会活动。为保障这种仪式按照程序的顺利进行，对于程序和范式有着至高要求的礼顺势而生。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行为规范系统，礼有着其内在核心精神。根据其产生的源渊，礼最大的目标是使得行为、事务秩序化。所以，笔者认为礼最初的本质是使得秩序化的规范。尽管随着国家的出现，礼不再单单是对祭祀活动的规范，在统治者的有意为之下，它成为礼成为了社会政治以及伦理道德领域的最高准则，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立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据。正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礼最终变成了具有预先设立性质的调整社会不同阶层、同一阶层不同名位的具有复杂性的统一行为规范。它认为礼就是来用来给奴隶主贵族分封国或家的准则，是使得平民得以按照等级生产生活的依据，是有利于统治阶级贵族后代的一种制度。所以礼的本质就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既得利益也可以说是特定社会统治秩序的制度。

二、礼治的含义与发展

（一）礼治的含义

当祭祀礼仪被引申到调节人类社会普遍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时，古代先哲们就期望能够通过礼仪的规制作用建立一种稳定祥和向上的社会政治与人文秩序。作为维持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礼仪与生俱来第带有阶级化的固有属性。它既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又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增长，折射出人类有组织、有目的地管理社会及其自身的共同美好意愿。以等级化分为基础的制度化是其巩固人类奴隶社会新秩序的手段。礼之所以被制定出来并通过教化作用大道行之就是为了将社会中所有人和他们的行为归入到一个规范系统之内，而且无论是通过舆论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抑或是国家机器的力量，使得这一规范系统具备绝对的权威。这一目的实现的标志，就是“礼治”。

（二）礼治的产生与发展

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方法与理念，必然要求其自身的成熟与稳定性。在西周之前的礼仪制度在祭祀方面的规范已然趋近完善，但其主要是重鬼神而轻人事的，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规范是少之又少的。纵使《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而，人类的生活领域是包罗万象的，祭祀也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上述是从礼的调整对象讲。从礼的适用上来讲，由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类似城邦的方国，不同区域文化有其封闭性，礼的内容也是存在着差异性。固然周礼之前谈不上是礼治的社会。直至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为国以礼”的礼治国家才出现。

周礼的制作背景是西周初期叛乱后，周公意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无法维持国家政权的长久稳定，从而制定了涉及面广泛且结构完善的典章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因此，周礼是具备强大的政治功能的，这区别于以往以祭祀为主的礼仪制度。西周是以分封制为主，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持其政权的稳定性，将其近亲贵族分封到地方，代替周天子对地方进行治理和监督。宗法思想制度的系统化和完善化是其形成的基础。该制度调整的是以血缘关系为桥梁的特定家族内部之间的关系。统治集团的家长或者族长在掌控国家政权后，将与自己在血缘上更为亲近的家族内部成员任命为具有世袭权的各级官员，将国家行政组织与家族内部组织相互衔接，利用族权来维持巩固自己千秋万代的政权，从而形成了“小宗”服从“大宗”的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

1.春秋时期的礼治：

春秋战国时期废井田，开阡陌，礼治的核心宗法制遭到严重冲击。成文法律制度的出现，使得“周礼”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同时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受到挑衅。礼制遭到破坏，新的秩序悄然萌芽发展。尽管西周范式的“礼治”受到了极大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礼治”的消亡。在春秋动荡的年代，各种思想智慧的交流，犹如涓涓细流给礼治不断的注入新的血液，新的活力。“移孝作忠”、“仁”、“德教优于刑罚”的观点，孟子将死水般的礼制在“权变”的魔法下更加贴近世俗，顺应人性。荀子认为“隆礼重法”适合作为统治的指导性理念。故而“亲亲，尊尊”的宗法制思想在整个社会领域仍是占据主正统地位的。

2.秦汉礼治的重塑：

公元前 221 年，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秦王朝的胜利呐喊声中降临。封建官僚制取代了世卿世禄制；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皇权至上的时代，一切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免，统治秩序不再靠血亲家族关系维持，更多的是官僚对于皇帝一人的绝对忠诚。从现存秦代史料及后世出土的史料中都诉说着法律在秦朝统治者眼中无可出其右的地位。即便“法治”在秦朝时盛极一时，我们也处处可见“礼治”的踪影，这是法家诸子们的“引礼入法”的必然结果，所以秦代的“法治”和“礼治”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如秦朝的政治体制仍然是等级划分，而等级秩序是礼的本质属性，不同的是不再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封建等级秩序取代了贵族等级特权制度。在秦朝律法中等级特权仍然存在，例如可以以官爵抵免亲属的罪行。显然这是官僚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在秦朝的律法条文中多出可见对“孝”的重视，这里的孝不同于一般意识形态的孝，其更为注重的是对“父权”的维护。同时，秦律严格的按照血缘关系的切实存在与否，来维护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领养过继等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规定则完全按照一般人与人之间个规制来处理。由上述陈述分析不难看出，以维护宗法“父权”为目的的“孝”这一礼治核心思想在秦律中也是颇受重视的。

3.两汉礼治的恢复与演进：

汉朝作为封建帝国的第二个皇朝，汉承秦制是必然选择。但汲取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汉朝意识到秦朝的“法治”存在着弊端，故而在承袭秦制的基础上，采纳儒家的治国思想，二者杂糅，实现治国理政的张弛相宜，收放自如。

汉初，叔孙通制礼，是儒家开始介入政治实践领域的开端，此后先秦的仪礼制度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重视。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通过著名的“天人三策”，其学识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后来其在《春秋繁露·基义》中系统阐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东汉时期发展为“三纲五常”，一直为整个封建时代后世所严格遵从，影响源远流长。汉朝，对先秦礼治及其尊崇的儒家之所以能够让汉武帝做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壮举，绝不是偶然，而是儒家变革思想，适应时势的应然结果。儒家在秦朝被严重摧残，为了恢复其地位势力，获得统治者的认同，儒家诸子对先秦时期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进，其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华，与之融合，借鉴秦朝的礼制，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合乎统治者心意且符合历史潮流。如“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几乎同于韩非子所提出的“三流”思想，同时，与法家思想如出一辙的具备权利义务的单一性、强制性，满足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特别是“君权神授”思想的提出更是赋予了专制皇权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秦汉以后，儒法两大学派思想合流，同时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稳居统治地位。周礼中的“尊尊、亲亲、男女有别”等原则逐渐演化为“三纲”。“三纲五常”在后世生活中取代“亲亲，尊尊”的地位，渗透到封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具备普遍意义性的礼教。

三、中国古代礼治的发展对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本文所探讨的礼治主要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治国理念，它不同于今天我们的政治理念。如今我们的治国理念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可以说是结合本土进行改造后的舶来品，与启蒙思想有着历史渊源。礼治尽管与我们有着穿越时空和跨越文化的距离，我们也不能否认融入我们中国人血液的观念和习惯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牵连。礼治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应有的启示依旧值得我们的关注。

礼治总体体现了一种系统治国的思维，特别在封建中后期，它以“法”与“德”为两翼，调整着纷繁复杂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维持着整个社会运行系统的秩序。历史告诉我们，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一切单一的治国方式都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 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我们来讲，也无法单单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治理目标。千年智慧的积累，中国的风土人情，无不在告诉我们情理与法理，道德与法是相互依靠，不可分离的。是以在建设法治文明的同时，我们绝对不能忽视道德的建设。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中并不尽然都是糟粕，比如说仁、义、信，这些具备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念都应当成为我们所信仰的道德基准。

除了借鉴意义，中国传统礼治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不能愚昧的被固定在某一特定制度中。当意识落后于物质的发展时必然会产生阻碍作用，是以上层建筑的制度理念要同社会客观物质的变化而不断的创新改进。中国传统礼制盛行千年，没有跟随时代的进步一直发展创新，中国的百姓一直都生活在这个桎梏中，思想也被束缚其中，最终导致了具有千年文明的东方帝国沦为列强的靶子。

参考文献：

[1]刘广安.中国法律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2]马小红.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 2004.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蒲坚.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郭建、姚荣涛、王志强.中国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邵方.礼的本质及其法律意义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蕴含了大量精妙的美学思想，像“意象”，“意境”这些核心的概念自从汉魏六朝开始便一直居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核心地位，本文就将从意象这一美学范畴的流变开始，对“美在意象”思想的历史渊源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美；
意象；
流变

作为一种成熟的美学思想，“美在意象”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这种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闪耀着极其耀眼的光芒。

一、“意象”的源头始于我国先秦时代

《周易》中即出现了“立象以尽意”的说法，对“意象”的出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同样在先秦时期，老子便提出了“象”、“大象”的概念，，使“象”从一个具体的事物提高到了一个抽象的哲学性的思想概念，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道”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对“意象”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影响。同样的，在意象的形成过程中，庄子也提出了很多关键性的概念，例如“言”，“意”，以及“象罔”等概念，如果说老子是从“象”出发作用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意象”的形成的话，那么庄子则是从“意”出发，促进了“意象”这一概念的产生。因为无论怎么看，道家思想中都蕴含了极其深刻的意象的美学思想。

二、汉代的美学思想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意取名也。

虽然在此处，“意象”一词并没有太大的美学意义，但是值得重视的在《论衡》中“意象”第一次得以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从而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这样一来，后世关于“意象”的学说和讨论，才得以开展起来。而王充虽然未能从理论上对“意象”作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但是“意象”提供了一个正确完整的概念，从而为这一概念从哲学领域进入到文艺领域做好了准备。

三、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
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
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
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
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
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
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
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在“神思”一篇中，刘勰通过文学创作构思过程的描写和阐述，以极为精妙的语言阐述出了美学范畴中意象的一些特性与构成。

首先，刘勰在神思篇中揭露出艺术构思中“心物一体”的重要性，所以他才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思理“妙”在哪里呢？就“妙”在“神与物游”之上，而现在的观点看来，所谓“神与物游”，就是“情景交融”。就是“天人合一”。通过对神思篇的解读，我们其实可以發现，刘勰是通过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来构成艺术创作中的“意象”的。

第一个过程，是将外界的“物”情感化。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这句话中，刘勰将“山”与“情”相互融合；
而“海”则与“意”联系起来。同样是客观的景和物，到了刘勰这里，就能引起不一样的思绪和情感，从而和审美主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成为情感化的景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将内在的“情”对象化，让构思不再是独立的闭门造车，而是将构思与外界的“物”和“象”结合起来，不再是独立的情感的主体，从而形成“心”与“物”的双向交流。

如此一来，作为审美范畴的意象便形成了，而这种主张主观精神与客观景象相互融合的审美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自从“意象”这一审美概念被提出之后，它就一直处在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地位。所以虽然后世“意象”的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情景交融”或者说“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方式，却一直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导。

四、美学范畴日趋成熟

唐宋之后，意象这一美学范畴也更为成熟了。通过分析美在意象在历史上的流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美学和传统美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肯定，叶朗先生提出的“美在意象”这一美学思想是始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而这一方面也体现了叶朗先生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我们所探讨的美在意象这个命题的深刻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叶朗.胸中之竹[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四

中国农业发展史课程论文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课程名称中国农业发展史姓名唐军班级中药15-1学院农学院专业中草药栽培与鉴定指导教师武晓玲论文评分2016年11月20日目录摘要………………………………………………………………………………1我国水利的起源和灌溉的开创 ………………………………………………1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 ……………………………………………………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发展 ………………………………………2唐宋时期农田水利的兴盛 ……………………………………………………3五、元明清时期农田水利的建设与发展 …………………………………………3六、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 ……………………………………………………4参考文献 ……………………………………………………………………………4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中国在农田水利方面的历史和发展路径。水利是几千年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水利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不少灾害，中国农田水利的发展进步就是中国农业的发展的标志之一。本文将就中国农田水利的发展历史进行简单的回顾与探讨。[关键词]：中国 农田水利 历史我国水利的起源和灌溉的开创我国最原始的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期，最初的农业收成与否全权决定天气。但在农业出现初期远古人民已经意识到水的重要性，从考古证据来看，最原始的农田多分布于临近水源的地方。但这种选择却不得不面临洪涝灾害的威胁，在长期的农业活动中，人们逐渐积累起了一定的治水方法和经验，最原始的治水活动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史书记载夏禹“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这是最早的农田水利工程记载。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云：“禹疏九河”，可以看出，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法，这在当时应该是特别前卫的方法了。随着大禹治理洪水成功，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催化了奴隶社会的成型。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战局主导地位，因此农田水利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促进农业生产的进步，在华北平原上率先出现了农田沟洫系统，这种集疏导和灌溉于一体的系统很快普及开来，并在商代得到了大力发展，时至周朝，沟洫制度进一步发展，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周礼》记载：“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滁，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这便是由沟洫系统发展而来在西周时灌排兼备的农田系统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引漳十二渠的出现，标志着农田水利工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兴起，同样促进了农田水利的发展。《史记》记载，秦国接受郑国兴修水利工程的建议，“凿径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渠成，溉泽农田万顷，于是关中为沃野。农田水利的发展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相继引几条江河之水用以灌溉田地，修建大量沟渠助力农业发展，如元鼎六年修筑的六辅渠、太始元年修建的白渠等。时有民谣曰：“径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足以说明沟渠修建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汉武帝时期修建的龙首渠创造性的采用井渠施工法更是能够看出当时农田水利技术的水平之高。时河东、河内等地更是曾发起过数万人共同修渠的大规模工程，足见人们对于引水灌溉的认知之高。东汉时期，虽然没有发起什么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但从《后汉书》记载：“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可看出，当时对前代所修建的水利工程有过大幅度的修整和维护，农田水利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的滞后。北方灌溉渠系的发展和南方陂塘水利的兴起把中国农田水利的进程带上了一个高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农田水利发展东汉以后三足鼎立时期，魏蜀吴三国在征伐之际大兴屯田，并且大力修建陂塘等灌溉工程，为发展稻田，还曾开凿广漕渠及淮阳、百尺二渠，引汴水接济颍水,以补本地区水量的不足。时常出现的洪涝灾害也进一步促进的排涝工程的发展，出现了大面积的排水工程。江南地区在这一时期水田得到普遍开发，更有万顷赤山塘的出现。西汉至三国期间出现的水利机械如翻车、渴乌、水排的出现为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新建了一些灌溉工程，甚至出现利用温泉水灌溉使水稻一年三熟的做法。长江上游地区在新莽时期由益州太守文齐主持建造陂池，为云南水利的先驱。在西北和华北一带则修建了引黄渠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在永定河上兴建的戾陵堰灌区，更是号称灌溉面积万余顷。唐宋时期农田水利的兴盛历经战乱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速度受到抑制。唐朝一统后，终于恢复到昔日的发展速度，农田水利事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唐代将水利工程重点放在都城周围，黄河及其较大支流径河、渭河、北洛河，长安附近的沫、镐、涝诸水，都进行了水利开发，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灌溉工程。例如引泾河水的郑白渠和引渭河水的六门堰便是横贯京兆府的两大水利工程。这一时期，江浙等地的塘堰发展尤为迅速，如唐代浙江的广德湖，小江湖等动辄灌溉田地万顷以上，兴建的陂塘更是多不胜数。而沿海地区则出现了一种抵御海潮入侵，蓄引内河淡水灌溉的一种特殊工程型式。这种工程形式抬高上游水位和隔断下游咸潮，上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实在是奇思妙想。这一时期灌溉机械的使用和普及也有较大的成效，各类水利器械流行起来。唐朝后期由于战乱不断，水利工程新修不多，旧工程又逐渐减少，整体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衰退的迹象。到了宋朝，这种现象终于得到缓解。宋朝时期黄河流域兴起了一股引黄放淤、改碱治田的风潮。宋代在今山西中部和南部引山洪淤灌,淤出良田1.8万多顷。诸多瘠土因此化为良田。淤田的兴起甚至催生出“都大提举淤田司”这样的官职。《梦澳笔谈》中曾指出:“深、冀、沧、壕间，惟在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肯定了淤田带来的效益不可估量。元明清时期农田水利的建设与发展北宋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农田水利发展缓慢，金时期关于农田水利的记载更是少得可怜。元代多是修缮旧的水利工程，极少兴修新的工程。明清时期，始于南宋和元代的垸田制得到大力发展，其中以湖北荆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最为集中，大垸纵横十多里地，小垸也能达到百余亩上下。圩垸制度的盛行打造出了不少良田，这一时期的农田水利因此得到发展，相传建于北宋末年的桑园围，就是面积达15万亩的大围。清乾隆时期，为加强边疆防务，在新疆大兴屯田，后伊犁河北岸开渠引水灌田数万亩，再之后新疆地区的农田水利又得到不少历代皇帝的重视因此得以大力发展，可谓边疆农田水利发展的高峰期。清初由于对于农业的重视，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都得到大力发展。据《西宁府新志》记载，乾隆年间西宁县湟水两岸就有引水渠道一百三十六条，其中短者数里，长者达三、四十里，纵横交错，可灌田二十八万余亩。在劳苦人民的努力之下，不少不毛之地变为良田，有些甚至成为富饶的粮食产区。清代虽为修筑太多大型水利工程，却修筑了诸多的小型水利工程，福泽一方。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发展民国时期统一了水利，提高了水利机构地位。并对农田水利的发展予以了应有的重视。因地制宜，开辟多渠道筹款，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调配，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工程。修筑沟渠、涵洞、渡槽等水利工程数不胜数。山东还修建了王家梨行、齐河红庙、青城齐东马闸、蒲台王旺庄等四个虹吸淤田工程，使用抽水机从黄河中抽水进行灌溉，灌溉面积达8万亩。全国各地将钻井也列为农田水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全国委员会的动员下，各省开始修筑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成为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的又一个重要节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科技进步如飞，农田水利的飞速发展不容置疑。三峡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的竣工不仅福泽良田无数，更为我国能源和洪涝灾害带来了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国农田水利的发展曲折不断，但终归跟上时代的步伐，一步步走到今天。农田水利的发展几乎代表了整个农业史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无疑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研究农田水利的发展是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法。参考文献王质彬.《农业考古》，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样室，1985年02期.汪家伦.《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月1日，1～50.《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北京，1979.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五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诗歌吧，诗歌饱含丰富的感情和想象。那些被广泛运用的诗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诗歌发展脉络上溯到先秦，以《诗经》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源头和《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源头，发展到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乐府和建安文学，发展到唐代的诗歌鼎盛，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宋元明清继承了诗歌发展成就，也出现了一大批诗人：苏轼、辛弃疾、龚自珍等；到宋代，词成为诗歌的主流，出现了有相当影响的豪放、婉约两大流派；元代出现了散曲。诗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流派，流派中的诗人的艺术风格比较接近，代表的流派有：建安七子、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豪放派、婉约派、江西诗派、四灵派等。

诗有古近体之分，古体诗一般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较自由，其形式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近体诗，在字数、声韵、对仗等方面有严格限制，其形式为五言、七言，根据行数，八句的为律诗、四句的为绝句。律诗由首联、颔联、颈联、尾联组成；近体诗对押韵也有严格的要求。词有词牌 ，根据字数的多少，可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散曲包括小令、套数，每个曲子都有宫调、曲牌，不同的曲牌在字数、平仄押韵上也不同等。

古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技巧，教师要引导考生对它们的储存。如，抒情的手法有借景抒情、触景生情、咏物抒情、直抒胸臆；以及托物言志 、虚实相生、渲染、衬托、时空转换、联想想象、用典、修辞等。古诗在结构上有起承转合的特点，绝句的第三句往往有转折的作用等等。古代诗歌卷帙浩繁，内容博大精深，要准确快速的进行鉴赏的确难度大，但我们还是可以了解、掌握一些古诗人常写的内容。如，乡情、伤离、怀古、吟边、忧思、登高等。涉及语言风格的，不能只会形象、生动、清新、自然，还要了解隽永、雄浑、典雅、含蓄、绮丽等。还可以记诵一些常用的词语，如离愁别绪、羁旅、思归、寄情山水、隐逸、闲适、高洁情怀、壮志难酬、报国无门、沉郁悲凉、为国立功、明朗广阔、自然疏放、豪放婉约、新奇、萧瑟、意境幽深等等。这些常用来鉴赏古诗词的词语要能在鉴赏文中恰倒好处地运用。

同时，也应巩固阅读文言文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文言文的基本功，也无法进行阅读鉴赏。如，李商隐的《贾生》中“可怜夜半虚前席”的“可怜（可惜）”与白居易的《暮江吟》中“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可怜（可爱）”意义是有区别的。如果文言文的基础差，是读不懂这两句诗的。因此必须进一步掌握文言文词语的多义、活用、古今异义，句子的省略、倒装等。

汉诗，字面上的意思是汉语的诗歌。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自然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日本

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的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五、七、五或五、七、五、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

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之后在平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其后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明治维新时期的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会作或好或坏的汉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诗的影响开始衰落，迅速衰落则为昭和时期。不过今日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汉诗、汉文的背诵、解释、以及创作等。为中国之外汉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朝鲜

高丽朝时期，汉诗在高丽逐渐普及。高丽诗人如崔冲（985年－1068年）、李奎报（1169年－1241年，号白云居士）、郑道传（？－1398年）等都有大量汉诗流传下来。除此之外，高丽文人还把古老的朝鲜语民歌用汉字纪录下来，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后人称之为“别曲体”，又称为“景几体歌”，大体上采用了334的格式。譬如著名的朝鲜民谣《阿里郎》，或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古风片头曲《呼唤》。

高丽朝中期开始，具有朝鲜语特点的时调得以发展，并在李氏朝鲜时期达到顶峰。时调是朝鲜的俚语民歌，但由于是汉诗诗人整理记录，而且汉诗诗人创作了很多时调，时调在发展中自然地融入了汉诗的因素。诗人申钦（1566年－1628年）在《放翁诗馀序》中说：中国的歌极具风雅，可载籍流传，而我国所谓的歌却只能用于宾筵娱乐，不能丰我载籍。

越南

越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郡县（交趾）时汉字即作为官方文字。中国五代十国时越南从南汉的治下独立，但官方文告和科举考试仍通用汉文，一般著作也以汉文撰写。是以作为汉文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诗在越南也得到发展。陈朝末年，著名的汉诗作家有陈艺宗、胡季牦等人。后黎朝时，尤其是黎圣宗（名灏、思诚）时，汉诗达巅峰状态。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六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也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

对于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可概括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

楚辞：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楚辞发展了诗词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汉赋：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词形式。

唐诗：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宋词：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曲：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们通常所说的 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 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现代诗：“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中国词起源于隋唐，流行于宋代。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诗词仍然深受普通大众青睐。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体诗词，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指旧体格律诗、词。

属于诗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是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句子长短不一。注：“词”与“辞”在“言词”这个上是同代，一般只说“辞”，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词”后来又逐渐按一定的曲调来填写，即词牌;如“满江红”“蝶恋花”“江城子”“西江月”“浪淘沙”等，它由曲名发展而成，例如“西江月”原本是唐朝教坊展柜唱的曲名，后来以这种形式填词，便逐渐成为一种词牌。

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大调亦称长调(91字以上)。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也称之为“片”。

诗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风波62字 洞仙歌83字

更漏子46字甘草子4河传61字何满子74字

黄河清慢98字贺新郎116字

减字木兰花44字锦缠道66字 江城子70字

浪淘沙54字临江字满庭芳95字 摸鱼儿116字 迈陂塘116字

南歌子52字 南乡子56字念奴娇100字

卜算子44字 菩萨蛮44字 普天乐46字

清平乐46字 鹊桥仙56字青玉案67字沁园春114字青门引42字

如梦45字苏幕遮62字水调歌头95字

双双浣溪沙48字 太常引49字踏莎行58字

唐多令60字天仙子68字

乌夜啼36字望海潮107字 武陵春49字

相见欢36字西江月50字 小重山58字谢池春66字

忆江南27字 忆王孙31字谒金门45字忆秦娥46字虞美人56字

一落索46字 阮郎归47字一斛珠57字玉楼春56字一剪梅60字

诉衷情33字定西番35字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七

中国古代服装( ancient chinese articles of clothing)是指中国古代的各种衣裳、冠帽、鞋袜等服装，在世界上自成一系，其结构与款式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发展而逐渐变化。下面，小编为大家讲讲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原始服饰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

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商代的冠饰戴卷筒式冠巾、穿华丽服装的贵族男子(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身穿交领窄袖衣，衣着华丽，衣上布满云形花纹。腰束宽带，腰带压着衣领下部，衣长过膝。

腹部悬有一块长方形“蔽膝”。下穿鞋。左腰插有一卷云形饰物，似乎是佩带着一种刀剑之类的武器。

这个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

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

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根据出土玉人服饰复原绘制)

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

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或叫“绅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战国胡服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比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

首先采用这种服装的赵武灵王，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齐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征，这种服装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

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

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战国带钩带钩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时期，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出土的春秋墓葬中屡有实物发现，史料也有记载。由于带钩结扎起来比绅带更便利，逐渐被普遍使用，取代了丝绦的地位。

至战国以后，王公贵族、社会名流都以带钩为装饰，形成一种风气。带钩的制作也日趋精巧。它的作用，除装在革带的顶端用以束腰外，还可以装在腰侧用以佩刀、佩剑、佩削、佩镜、佩印或佩其它装饰物品。

南北朝以后，一种新型的腰带“蹀躞带”代替了钩络带，“蹀躞”不用带钩，而用带扣，带钩的作用便随之消失。

战国武士服饰春秋时期的青铜盔帽(辽宁出土实物)。这个时期的盔帽，称兜鍪，又称胄、首铠、头鍪或盔，其形制各不相同，有用小小块甲片编缀成一顶圆帽的，有用青铜浇铸成各种形状的。

在一些铜盔的顶端，还往往竖有一根铜管，以便在使用时插上鸟羚及缨饰等饰物。这种铜盔的表面，大多打磨得比较光滑，而里面却粗糙高低不平，由此推断，当时戴这种盔帽的武士，头都要裹头巾。

汉代长冠戴长冠、穿袍服的官员(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着衣木俑)。长冠，汉高祖刘邦先前戴之，用竹皮编制，故称刘氏冠，后定为公乘以上官员的祭服，又称斋冠，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衣木俑所戴即为此冠。

秦汉时期的男子服装，以袍为贵。袍服一直被当作礼服。它们基本样式，以大袖为多，袖口有明显的收敛，领、袖都饰有花边。袍服的领子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这种袍服是汉代官吏的普通装束，不论文武职别都可穿着。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八

商朝时期：“商人”出现，货币为贝壳;特点：商业由官府控制;

隋唐时期：城市繁荣，城市中“市”“坊”分开，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

2.商业的繁荣

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①结束分裂走向统一，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②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为商业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⑤纸币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①商业产生后不断发展，到宋元时期空前繁荣

②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全面繁荣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篇九

摘 要：中国古代司法文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萌发于奴隶社会的上古三代，经过春秋战国的演化，初步形成于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整理、总结，至唐、宋时期出现了“名家辈出、名，篇如云”的繁荣局面；之后，曾衰败于元代，最后发展成熟于明清两代。

关键词：中国古代司法文书；决事比；笔录；判词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5—02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