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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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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4篇
    小编:CZJ2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无论处于什么时代,生产力发展都是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推动的自然的、历史的产物。下面小编在这里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几篇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仅供参考。

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4篇

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1

同志们: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要义,这要求我们探索并应用新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指导。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所在。”他还强调,“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显现出其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撑力,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一、全面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进步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科技创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变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资料的创新以及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具备强大的发展潜力,能够引领社会生产进入新的时代。

劳动者的素质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活力、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为了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培养一支具备高度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引领科技前沿,创造新型生产工具,还需要在科学认知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我们还需要培养一支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队伍,他们应具备丰富的知识结构和新型生产工具的操作能力,包括优秀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在于拥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是否具备科技属性,是区分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关键标志。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融合应用,我们见证了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这些工具不仅解放了劳动者,削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还极大地拓展了生产空间,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它们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式,推动了制造流程的智能化转型,以及从规模生产向规模定制的范式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跃升。

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来自于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使得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一方面,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手段更加先进,范围也扩展至深空、深海、深地等领域;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人类不断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对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例如,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它不仅直接创造社会价值,还能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进一步放大价值创造效应。

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有当这些要素实现高效协同,才能激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在新技术的驱动下,新质生产力正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调整。它推动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对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进行深刻理解

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显著的特点在于其以创新为主导,摒弃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路径,展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性。这一生产力形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提升。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基础要素进行了重塑,催生出新的产业和业态,推动了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形态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引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在载人航天、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式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质生产力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展现出高效能的特点。产业作为生产力变革的直观表现,其主导和支柱产业的持续升级是生产力提升的关键。这些新兴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2022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领域形成了明显的领先优势。我国正积极规划未来产业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研发模式、生产方式、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等全面革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新质生产力追求新供给与新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供需的有效匹配是社会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新质生产力通过高水平的供给满足和创造新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平衡。一方面,新需求推动供给升级,激发新的供给能力,推动生产力提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提供的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有效需求。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增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三、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积蓄势能和赋能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系统性的观念,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科技创新为核心,产业升级为导向,致力于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进步和质变。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至关重要。首先,要协调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其次,要优化新质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多管齐下培养新型劳动者、创造新型生产工具、拓展新的劳动对象,实现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高效协同和匹配。再次,要平衡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之间的关系,坚持两者协同共进,在开放的环境中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最后,要协调好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两者的发展,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一手抓新兴产业的培育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构建完整、先进、安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加强新型劳动者队伍的建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和发展,打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推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探索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工科人才的有效机制,持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鼓励在华外资企业、外籍科学技术人员等参与科技计划项目,为全球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

要创造和应用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为核心,推动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充分发挥国家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各方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造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发挥企业在研发应用新型生产工具中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创新要素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要拓展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重点,拓展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领域和赛道。深入实施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新增长引擎,强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对未来产业的统筹谋划,在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探索多路径交叉融合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做好生产力储备。

要推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要素协同匹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推动产业组织和产业形态的变革和调整,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生态主导型企业,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发挥产业链融通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依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的跨界融合,衍生出新的环节、链条和活动形态,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促进精准供给和优质供给,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新需求。

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给予全社会一个全新的标识性概念。2023年9月7日,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9月8日,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从理论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立足东北地区转型发展的紧迫性,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实践逻辑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这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现阶段,我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于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3]基于构成要素的发展,生产力总是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能级演化当中。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实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范畴。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解蔽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本质要义,剖析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互动逻辑,进而寻找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必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何以可为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支撑。

生产力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石。从本质上看,生产力概念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工资”部分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4]123在“私有财产的关系”部分指出,“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4]175,176这两处所讲的“生产力”仅是泛指社会财富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可以分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和“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5]两个方面。这是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对如何界定生产力内涵作出的初步探讨。在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532在此双重关系中,“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53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指出“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6]37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5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立足劳动二重性的视阈,将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来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会形成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指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在生产方式的统摄下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生产力是由多要素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系统,可以称为生产力系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53可见,生产力系统是由劳动者、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四大要素共同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又相互区别。这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实践的主体,是生产力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一切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对象和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工具。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要素,是其他要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物质承担者。科学技术知识是劳动者对生产实践运行规律的认识结果,其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实践的进行方式。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实践中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方法。如《资本论》中提到的分工、简单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等作业方式。科学技术知识和组织管理方式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因素,通过改善实体性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状态而发挥作用。总的来说,劳动者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能够发明和改进生产资料,发现和创造科学技术,创新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并由他们使用来完成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增长及其功能发挥内含并体现着特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知识的飞速发展及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能够提高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生产资料和联系方式与组织管理方式的实际水平。组织管理方式的专业化和有效性,通过规范并调整生产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发展,能够提高和改进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程度。

生产力总体上是不断进步的,处在“旧质”瓦解和“新质”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8]这说明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包括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生产力系统原有的生产要素会不断优化。具体来说,劳动者质量的增强、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有效提高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改进和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自然力向生产力的转化,会形成低成本的生产力;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也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是指新的生产要素会不断加入生产力系统。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管理、技术和知识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通过资本组合在一起,即“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9],从而创造出远超此前一切世代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就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同时,数据和数字技术会赋予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新的内涵,而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就会进一步构成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0]43,“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533从根本上看,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涉及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环节,还包括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即财产关系、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等。更进一步地,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政治、法律、文化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通过对生产关系发挥决定性作用,进而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观念形态以及整个社会形态具有何种性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一旦发生变化,就“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4]613,从而引起经济基础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597,最终推动人类社会从一个形态迈进另一个形态。总的来说,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迭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从长时期来看,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可能会导致社会革命,从而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经历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在一定时间段内,生产力发展未必会引起生产关系立即变革。也就是说,当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它就会继续存在;在生产力的量变累积到产生质变之前,生产关系也不会产生质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592在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规定的限度内,如果人能够正确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就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局部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便更好地适应、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691的历史规律的否定,而是说明,不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变革生产关系,都要兼顾主体向度的考察。从中国实践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生产关系和与之相联系的上层建筑,是我国实现经济赶超和保持经济健康的一大法宝。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1]370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2]当前,我国生产关系虽然在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我国需要提高战略思维、坚持长远眼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命题,又是基于经济和社会系统工程的改革命题。

二、新质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质的跃迁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演化过程中的一种能级跃升。新质生产力的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看,新质生产力中的“新”,指的是新性质、新特征、新功能、新领域和新规律;新质生产力中的“质”,指的是现代化人才、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和海量的数据及信息;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力”,指的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概而言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的生产力,并由此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的关键“经络”。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的质的跃迁,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依靠创新驱动是关键。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渐进性与继承性,后一个阶段生产力脱胎于前一个阶段生产力,是对前一个阶段生产力的“否定之否定”。“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截然不同。传统生产力是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为技术基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主要要素,以机械化、电气化、化石能源为主要动力,以产值是否增加为衡量标准,具有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和不可持续等明显弊端。新质生产力是以在信息革命基础上孕育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为基础,以先进技术和数据为主要要素,以数字化、绿色化、共享化、协同化和国际化为发展趋势,以能否推动产业创新,以及能否构筑新的竞争优势为价值尺度,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代际和谐等鲜明优势。近几十年以来,信息通讯技术、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系统、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等新技术相继涌现,它们不仅各自发展、各自积累,而且日益融合、相互支持,共同建构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能机器体系。正是这一机器体系推动我国传统生产力向着新质生产力不断升级、持续进阶,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变化上:一方面是劳动者的数字化。高新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快速增长,促进了人的数字化思维和素养的加快形成,以及人的数字化的全面发展,从而带动了包括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等在内的数字劳动者的大量涌现,同时促进了如阿尔法折叠、聊天机器人和ChatGPT等新的人工智能体的相继问世;另一方面是劳动对象的智能化、劳动资料的虚拟化。高新科技的里程碑式进步,引发了包括智能传感设备、工业机器人、光刻机、云服务和工业互联网等在内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爆发式成长。与此同时,促进了以高链接性、强渗透性和泛时空性为主要特征的数据、信息等数字化劳动对象的海量式聚集。从新质生产力的结构逻辑看,“高素质”劳动者和“新介质”劳动资料采取采集、编码、存储和赋值等方式直接作用于“新料质”劳动对象,不仅能够打破传统劳动的发生场域和时空场所,从而提高劳动效率,而且能够推动资源要素实现快捷流动和高效匹配,促进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开启全方位重构,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总书记两次谈及新质生产力,提到的关键词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13]30等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和综合效益好等鲜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产业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14]等产业,具有创新程度大、技术密度高和发展前景广等重要优势,是实现创新引领发展中最活跃的力量。当前,我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和生态化发展,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旨在促进二者高速增长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支柱性产业和先导性产业,从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可见,促进产业系统化重建,能够释放更多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方向。相较前三次产业革命仅具“点突破”发展的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更具“面突破”融合性发展的相对优势,它带来的融合交叉效应更加广泛,有利于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经济效益的新型驱动。这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15],党的二十大报告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13]30,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16],旨在全面提升三次产业,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从而确保我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快地推进产业体系升级。需要强调的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所谓的“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并非将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而是要立足传统产业的现有基础,优化传统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着力补强传统产业链的薄弱环节,锻造传统产业的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18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由此迈向了资本主宰、贫富悬殊、生态破坏和侵略扩张的现代化之旅。清王朝自持“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实施闭关锁国政策,造成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开启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和民不聊生的屈辱近代史。以史为鉴,是否具备掌握新兴技术的能力与速度,是一国生产力能否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世界进入创新密集时代,这是各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佳时期。中国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虽然已经大幅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特别地,在政情、疫情和舆情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美科技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和关键电子元器件等敏感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日趋明显,美国甚至采取“小院高墙”“可控依赖”“低端锁定”等手段对我国进行销售渠道控制和核心技术封锁,严重阻碍全球技术合作与进步。观瞻现实,针对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问题,中国也同样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条件及后发优势。具体来说,我国拥有推动科技创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超大规模的人口、超大规模的市场体量和完备的制造业集群等;我国政府加大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财政支持力度,缓解了这些机构进行持续科技创新的融资难题;我国以全球性视野与前瞻性战略思维加强同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科技创新互动,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只有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跨越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梦,才能取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赢得更大的空间和动力,从而完成现代化的追赶乃至超越。

三、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得以形成的。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从理论逻辑看,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是基于我国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从历史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从实践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及传统的社会主义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旨向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人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开拓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力要素创新理论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关于生产力新质理论深刻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质量理论,关于生产力水平跃升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进步理论。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从对生产力的一般规定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社会,科学都是“一般的”生产力,而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直接”生产力。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27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7],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8],“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19],“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3]33,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更进一步地,随着科技创新的广度拓展、深度强化和融合度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先进程度也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7]698。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0]改革开放后,国际间以科学技术为支柱和主要动力的经济、军事、国家实力的竞争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如何运用科技创新赋能生产力这一问题。江泽民提出,“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21]。胡锦涛提出,“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大作用,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2]。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党中央将推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并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这为我国生产力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历史逻辑看,在对待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上,我国始终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自觉地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某些方面和环节,通过改革政治体制,自觉地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并在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期的国情,制定和完善正确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总的来说,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在所有制结构上,我国从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发展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使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行政手段的作用提供了关键支撑;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保障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创业创新和创造财富,有助于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要素在各产业中迸发生机活力、实现有效组合,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系统发展。在分配方式上,我国首先改正否定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贯彻价格体制、工资体制改革,推进税收调节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后明确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承认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特别是建立要素市场化基础上按要素的市场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能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使生产力系统中人的因素高度活跃起来;健全和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推进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报酬合理化,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在经济发展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体制上,我国首先逐步推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的全覆盖;而后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因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我国才能加快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和高端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促进其向国民经济各行业渗透。正是因为发挥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才能够加快发展生物制造、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从而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允许社会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更快、更好地得到满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点的最好印证。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52从目标导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得益于我国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和战略需求,探索科学技术发展及与革命斗争、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相继实施“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动力。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了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间去追赶,推动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和格局性重大变化。目前,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实力大幅增强。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信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北斗导航、移动通信和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数字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等等。从结果导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得更好、更快,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较之其他国家能够更稳、更快。据统计,1820~1870年,在科技进步及工业化的赋能下,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4.2%。到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27%。而在1979~2019年间,随着科技创新的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我国GDP年均增速为9.4%,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提高到17%。这期间,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202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下降为1.78%,而中国则保持7.28%的年均增速。彼时,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美国经济发展增速的4.1倍。[23]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下,我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将会持续缩小直至赶超。

从价值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促进物质财富的丰盈,而且有利于推动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活形态阶段的提升,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纵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373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是包括物质和文化生产在内的生产力,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生态生产”的概念,进一步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党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需要,促进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层面研判,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科技创新已在生产力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科技创新的赋能下,生产力会向更深层次拓展,并会推动社会生产指数式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实践领域来看,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向激励机制,将以经济层面为中心轴线,广泛辐射到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数字经济可以推动产业升级、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促进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循环、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加充分,前三者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强化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变革

一是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教育、科技和人才共同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要整体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原则,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奠定基础。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突出高精尖导向,培养造就适应国家战略需要、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拔尖人才和紧缺人才。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并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动力。要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地把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以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目的,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并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供支撑。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打好“引才、育才、用才”组合拳,深层助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挑大梁”“当主角”,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活力。

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尊重产业发展规律,优化产业布局,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多地释放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日臻成熟、已经兴起,正处于扩张期。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需求、资源条件、关键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和产业生态等。因此,必须聚焦上述因素,系统性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具体来说,要制定并完善有助于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则制度,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计划,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创新构建科技支持政策体系,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秩序、预防其无序竞争,从而延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条,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附加值。未来产业尚处于萌芽或孕育阶段,产业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因此,必须前瞻部署未来产业发展规划。要重点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和未来空间等领域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未来产业的关键技术清单、重点服务领域,打造未来产业的策源高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制定发展未来产业的行动方案,国家要前瞻性设计发展未来产业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各地区要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从优势产业特别是龙头企业中筛选、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未来产业,并因地制宜为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规划。要重点围绕原创成果突破、产业梯度共进、创新伙伴协同、应用场景建设、科技金融赋能和创新人才聚集等方面,出台发展未来产业的配套措施,构建发展未来产业的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要创新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生产力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所谓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遵循单一的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或社会逻辑,而是坚持三者的有机整合。新型举国体制能否高效运行,关键在于要围绕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建立国家科技宏观决策与咨询机制;围绕何以实现科技创新,建立跨领域、跨部门和跨区域“资源—统筹”机制,特别是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和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围绕何“人”实现科技创新,建设高质量创新联合体,并为之探索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基于这个行动逻辑,我国已通过设立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方式,有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从历史经验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展“曼哈顿工程”“雷达工程”等大型科研项目,形成高效的现代科研组织体系,研制出大批战略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组织实施大规模协同攻关,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新时代以来,由国防科工局牵头组织实施探月工程重大专项等,发挥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的制度优势,一定时限内在贡献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此,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与之适应的组织结构、沟通方式、竞争机制和激励方式等长效机制,从而一体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开放创新。与此同时,我国已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之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承接作用。针对量子信息、星际探测以及涉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在内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发挥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和效率更高的制度优势,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具备攻关能力的创新人才和领军团队积极参与,初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对此,要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支持、要素投入、激励保障和服务监管等长效机制,加快构建起、维护好支撑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

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要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等四个方面切入,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并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建立新型监管机制,以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适宜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法治环境保障。这其中,国有企业不仅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还要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从而主动探索创新化发展路径,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力,加快落实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深化功能性改革。国有企业要推进颠覆式创新,布局探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围绕价值创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国有企业要完善创新机制,优化创新模式,强化创新激励与容错机制,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和决策链条短等优势,不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集成创新,快速释放新质生产力,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跟随创新,迅速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商品化。但民营企业通常以获得利润为根本经营目标,因而难以承受原始创新过程中“试错”带来的高风险。对此,要强化对民营企业创新的风险投资等金融支持,推动科技人才向民营企业流动,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技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科技资源和应用场景向民营企业开放,推动民营经济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特惠性向普惠性转变,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各类制度型障碍。

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推进,必然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变革、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正如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齐波拉(CarloM.Cipolla)指出的,“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24]与之相适应,也必然会造成社会成员私有财产的剧烈膨胀、政治地位的急剧攀升和社会身份的深刻变革。从衍生弊端的一侧发展链看,会导致权力寻租、贪污腐败和政商勾结等现象纷沓而至;反过来,又会造成改革停顿、市场失灵和经济停滞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可见,形成新质生产力,必须为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看,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发展方式,改善经济结构和完善市场体制,进一步排除、克服和革掉发展生产力的阻力、束缚和桎梏。最核心地,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进一步引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腐败行为对公共财产的掠夺,会造成对人民权力和利益的严重侵害,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和环境,可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一般意义上,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利于国有企业推动公司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发挥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利于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创新的内生动力,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3

同志们,今天根据计划安排,我围绕“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跟大家一起交流。在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意义?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何现实作用?如何高效形成新质生产力?下面围绕这四个方面,结合个人学习理解和大家一起探讨。

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不但包括人的因素,更包括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今天,新的物质生产力,正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形成。马克思曾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的跃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关键性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必然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从而产生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没有科技发展的关键性突破,就没有新质生产力——先进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内在动力。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新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关键在于创新和产业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包括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构建的平台经济、传统产业的高新科技化改造和生产治理数字化、智能化等。从根本上看,创新推动传统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传统生产力的改变又推动着产业加快形成转型升级,并创造新的业态形式。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鼓励平台经济、引领经济发展新方向的同时,必然要告别传统技术体系、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从而成为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新”与“质”。所谓“新”,是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生产力,以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所谓“质”,是强调把创新驱动作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以实现自立自强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龙头的生产力跃升。因此,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是传统生产力在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因科技持续突破创新与产业不断升级发展所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代表着新时代中国生产力的一种跃迁。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带来的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它的性质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与形成新质生产力相适应,要加快围绕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变革,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来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

二、新质生产力对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是推动旧生产力体系逐步瓦解和新质生产力体系逐步形成的动力。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进入一个创新密集时代。哪个国家率先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哪个国家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历史的教训、现实的趋势都启示我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尽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无论是当前提振信心、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是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关键都在科技创新,重点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可以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体现了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信心和决心。

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助于抢占发展制高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要抢占发展制高点,就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科技创新。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处理好开放式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关系,吸收全球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助于培育竞争新优势。在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上,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包括在人才、技术、资本等方面积累的优势,以及在市场规模、产业体系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要求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体制机制创新,从而提升产业经济的持续整体竞争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助于蓄积发展新动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激活创新主体,更为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使之成为创新要素集成、创新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产业、金融等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支撑。

三、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前沿性、基础性、原创性技术创新及其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技术垄断,不断制造各种冲突和脱钩,企图以不公平的手段拖慢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发展。我们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具体而言,要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技术通过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诸多要素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将促进并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所强调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健全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起来考虑,强调三者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与机制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一招,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当前,要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离开作为载体的产业,创新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发展从来不靠一个产业“打天下”,而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持续迭代优化。光伏、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这些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是从曾经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来。当前,我国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发展未来产业奠定良好基础。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生产力跃升。

当然,形成新质生产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在大部分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的转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困难挑战,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同时也不要一味地追求奇迹,要保持韧性、耐心和定力,尊重规律,才能更好地去创造方法、谋划思路。

四、如何更加高质量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靠一个产业“打天下”,而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持续迭代优化。由此可见,形成新质生产力,核心就在于要坚持需求牵引,在城市发展、金融科技、生物医药、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形成一批示范性强、带动性广的重大应用场景,为社会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若说“经济新常态”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语境,“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塑造中国未来前途的大逻辑,那么“新质生产力”则释放了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历史性战略机遇不容错过,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转化,是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的“先手棋”。

历史经验表明,在新动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有的生产关系会陆续显露出诸多不适应的症状。从微观层面的工厂布局、制造流程、生产组织和管理体系,到中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区域协同和产业生态,再到宏观层面的发展理念、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都需要重新建构。由此,新质生产力的“新”不仅指向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和产业新方向,还关乎发展理念,需破除思想藩篱和制度屏障,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进行再造。一要跟踪基础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动态,捕捉蕴含巨大战略价值、可能引致产业变革的“弱信号”,积极开展前瞻性布局。二要密切关注科学研究范式、科技创新模式的迭代演进,及时调整建源和施策的方向、重点。三要深刻把握科技创新要素的内涵演化以及开发利用方式的新动向,抢占新型要素开发利用制高点。四要把握好知识生产、传播、转化的新规律,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知识供给体系。

与传统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业辐射面广等特点,是各国经济发展竞争的关键点,更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体力量。需要注意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不是绝对隔离绝缘的,传统产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强调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不是简单化地抛弃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传统产业作为基础、提供技术支撑。因此要通过形成新质生产力,运用新成果、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趋势,成长不确定性更大,培育周期也更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就是要先发制人,为新兴产业做好接续储备。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大国博弈的重要阵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不断突破束缚,促进生产力发展。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推进布局前沿技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动作不断加快。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培育一批新产业集群,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谋划。要积极开展前瞻性顶层设计,尊重产业发展规律,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产业生态环境,提高研发投入支持力度,提升成果转化率,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释放更多新质生产力。

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核心载体,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市场在发现和处理信息上比政府要快,在市场的激励下,大量的企业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竞争与合作,进而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支持建设政企联合研究平台载体,鼓励民营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政府在组织协调上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新领域新赛道新产业上重大技术创新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政府要加大力度、集中稳定地投入,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定将更好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同志们,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释放出鲜明的信号,进一步为我们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指明了方向。就是要用新质生产力重点以创新驱动发展,通过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终为经济发展增加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024新质生产力专题党课讲稿4

同志们:

2023年,总书记在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多次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经济学概念的重大术语革命,是彰显新时代我国实现生产力新的质性跃迁、以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话语表达,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究、系统研究。借此机会,我谈几点体会,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从历史唯物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迄今,我国已根本性改变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境况,生产力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持续向好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破百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入1万美元台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史本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史。与此相适应,我们党始终坚持立足不同时期的特定条件、问题、挑战,确立发展战略,并因循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也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当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客观上要求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条件正经历剧烈变动,客观上要求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路径作出回应性变革、实现新的质性飞跃。一方面,传统的要素成本相对优势及要素规模扩张驱动模式已经式微,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我国天然具有资源紧约束特征,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凸显、要素数量投入的边际回报下降等传统相对优势的变化,迫切需要在有形要素投入之外寻找生产力发展新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进行爆发式、集成式创新,并加速与经济社会发展渗透融合。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爆发点的迁移往往伴生着生产力增长极的地理空间变化。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迫切要求我国以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为根本驱动力,催生新业态、新产业,塑造新优势、新动能,加快形成新的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正是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格局深刻变化情态,对生产力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术语革命和理论创新,是在新时代更高层次关键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生产力爆发式质性变迁进而生产关系深刻调整的新趋势下,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实践的科学凝练,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从系统观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回望人类社会的漫长演进史,人作为最能动的主体,是以不断突破自然的束缚并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水平提升中获得自身满足的。生产力及其发展在社会变迁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力量。“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批判性借鉴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生产力是包含科学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科学技术并不构成独立要素,而是须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相结合,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方式、发展形态等诸方面系统性动态演化。与此相对应,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必然内在要求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动态演化。由此,生产力发展具有系统性特征,是科学技术、生产力要素及其催生的产业、产业体系,乃至与之关联的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全面革新。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导源于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生产力系统性质性变迁。对其内涵,总书记深刻地阐释道:“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新”,突出强调以数智化为显著特征的关键性、原创性、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这一核心要素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相结合,催生新的要素质态与功能,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井喷式涌现,新的结构体系方兴未艾。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生产力新的系统性质性飞跃,契合高质量发展主题,将最终推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动能、竞逐赛道、竞争位势的“质”性跃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为基础,我们试图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释科技创新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质性跃迁过程及其质态革新,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的“新质”变革。从微观层面看,数智化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要素的“新质”革命,并加速要素创新性配置。就要素的质态变革而言,劳动者正转向新型劳动者,以知识化、专业化、技能化为标志的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评判劳动者素质水平的依据;劳动资料正转向新型劳动资料,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集成化、去中心化等特征加速嵌入劳动工具与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正转向新型劳动对象,技术裂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拓展要素范畴,新材料、新能源广泛应用,数据自身已成为关键要素。就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而言,导源于数字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渗透,新型质态的要素组合方式正发生革命性变迁,打破机构及空间等边界,要素的交叉融合、协同整合在实践中层出不穷,1+1>2的质效提升效应,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表征之一。从中观层面看,新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质态变革,显性地表现为“业态—产业—产业体系”的系统性“新质”革命。数智化技术创新广泛渗透于产业发展各领域,传统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加速向定制化柔性生产转型,产业组织模式从“竞争—垄断”加速向“竞争—协同共享”转变,产业运营模式从生产型制造加速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在工业互联网和智能云平台等支撑下,技术群体性突破创新、前沿科技跨领域交叉融合日趋明显,产业边界愈益模糊,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被持续催生。新兴战略产业、未来产业无疑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修课”,不能偏废,更不能脱离阶段性条件一哄而上、制造“泡沫”。从中长期看,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崛起、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交替演进、互促共生,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叠加裂变,客观上要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产业经济活动日益强调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全链条系统性整合,产业链式集群、融合集群发展,系统性集成成为价值创造的新模式。从宏观层面看,系统性的生产力“新质”跃迁,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高质量发展主题高度契合。作为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整体迈入现代化必须把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必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破解“卡脖子”问题,并加强全球重要科技领域和前沿交叉领域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力争加快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此基础上,筑牢我国经济发展根基、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安全性、可靠性,形成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新质生产力正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主导,催生“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并依托数智化全面深度融合,渗透传导至整个经济社会,形成复杂的协同裂变生态,从而牵引推进我国整体迈向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阶级性,关键是看由谁主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引致的产出结构优化、产品品类丰富化、消费场景创新化、服务场景便利化、平台资源共享化,能够更好地回应和满足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和高品质生活追求;所引致的物质技术质效提升,不仅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大蛋糕”奠定了基础,也伴生着新的就业创业机会,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大的实现场景。

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须从“解放”和“发展”两个方面系统谋划。“解放”意味着坚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环节,目的在于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意味着坚持体制机制完善、创新,目的在于突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难点、创造良好的发展生态。改革必然指向“全面深化”,既须激发经济创新活力,又须维系社会公平有序,涉及关联制度及其组合关系的解构与重塑,是“破”与“立”的系统化进程。如何把新质生产力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真正自觉地运用于造福人民,是改革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三、从辩证唯物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抓住新质生产力这个“牛鼻子”,才能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加速基础科研布局。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原创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加速涌现。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社会创新资源,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着力搭建跨学科协同创新基础平台、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与重大产业布局,谋划部署重大科技项目,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二是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转化是实现基础研究从“精神生产力”到“物质生产力”的“惊险一跳”,风险巨大、资本密集。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让企业在创新中挑大梁,深化科技产权、评价、奖励等制度改革,营建激励创新、包容试错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的多元创新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三是重视数据要素的关键性作用。“人工智能+”是创新赋能、产业赋能的未来方向,须强化数据产权、交易、通用标准、安全治理等领域基础制度完善和前瞻研究,将数据要素蕴含的强大创新裂变力量导向服务高质量发展。四是筑强人才基础支撑。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尤其是科技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应一体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深化“三位一体”综合改革,围绕创新链、产业链部署人才培育、招引、使用计划,形成强大的人才生态系统支撑。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实际承载。应体系化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实现整体质性飞跃。一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研判、慎重抉择,大力发展适应国情、区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速出台规划方案或行动方案,加大孵化投入、创新激励和容错机制,前瞻性谋划未来产业,抢占“新赛道”、蕴育发展潜力和颠覆性力量。三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补齐重大基础装备、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共性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工业软件等短板,打破“低端锁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四是强化配套功能、构筑产业生态。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配套集群,基础设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服务、政策制度、营商环境多维支撑,要素高效配置、企业自我更新、产业迭代演进的“产业生态圈”,构建产业布局新模式。

优化要素创新性配置体制机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要素范畴极度拓展、类型多元,数据、知识产权、技术劳动等创新性要素爆发式增长,亟须在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规则、公平竞争机制、贡献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作出适应性回应、推动改革深化。同时,要素的创新驱动属性,迫切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资本市场并强化其枢纽功能。二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企业是创新活动、生产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推动者。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企尤其是央企战略转型,充分发挥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排头兵”作用;着力保护民营企业的权益、优化发展环境、鼓励发展信心,促进创新型企业、绿色低碳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壮大发展。三是加快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全国市场规则制度高标准统一与市场规模容量扩大两方面同时着力。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高水平营商环境,破除要素流动壁垒、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同时,建立起收入分配、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提供韧性发展支撑。

构建高水平开放创新体系和产业生态。一是加强创新开放合作。创新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应持续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推动人才、技术要素交流互惠,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基础。二是加强产业开放合作。积极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加强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合作,鼓励“走出去”、支持“引进来”,推动基础设施互联、共性技术攻关、数据跨境流动、扩大进出口贸易,形成各国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与产业链协同体系。三是加强制度开放合作。以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为牵引,推动与更多经济体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开展自由化、便利化合作,积极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标准、商品市场法律体系,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多元、开放的平台与环境。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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