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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一
《中国住房消费发展报告(—)》、《中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调查报告(2015)》24日在南开大学发布。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有超过80%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报告基于对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全面系统的入户调查数据研究而成，样本覆盖全国32个城市，共收集2056个家庭户样本、5201个家庭成员样本，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库。
对于取消限购，“55.08%的城市居民认为其购房行为不会受到影响”“54.14%的城市居民认为限贷政策不会影响其购房行为”。报告认为，“在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取消住房限购、限贷政策对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弹性影响有限，但会对居民住房行为结构产生影响。”报告显示，在城镇居民最希望房贷松绑类型分析中，“降低贷款利率是城镇居民最希望松绑的类型，有39.17%的城镇居民认为利率偏高，希望能够降低贷款率;22.32%的城镇居民希望能够下调二套首付比例。”报告反馈也与今年我国出台相应房地产政策及央行屡次降息相呼应。
报告同时发布的“住房价格风险指数”对全国70个城市近五年的`住房价格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指数显示：2015年，住房价格风险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京、上海、牡丹江、广州、南宁、昆明、襄阳、锦州、合肥。
在未来家庭住房消费选择中，报告指出，“一线城市的城镇居民中有超过80%还是认为所在城市房价非常高或者较高”，在对于当前住房市场的评价中，“几乎4/5的城市家庭认为当前购房时机并不合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京奎教授为该项研究主要牵头人，其博士生、硕士生为核心成员;同时，项目邀请包括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天津工业大学、山东大学、湘潭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教师加入。
周京奎表示，希望该项研究在政府制定住房发展政策，企业制定发展规划，解决住房民生问题方面提供数据支持和政策咨询。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建设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中国住房问题研究由市场层面转向消费层面的条件下，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填补我国城市家庭住房消费领域的空白。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二
过去，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城市贫困并不是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的低收入群体不断增加，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市与农村反贫困并重的新阶段。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在国家层面还难以准确评估全国的城市贫困状况，也难以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为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统一当前使用的各种不同标准，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制定适合的城市贫困标准，以精准识别、治理城市贫困，真正确保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关于城市贫困标准的研究进展。
城市贫困指发生在城镇地区的覆盖城镇常住人口而非仅仅城镇户籍居民的贫困。具体来说，城市贫困是指城镇地区的常住居民个人或家庭受自身及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生活水准无法达到当地普遍认可的、有尊严的最低水平，综合表现为消费水平及收入水平低，享受到的教育、医疗卫生、营养以及用于个体发展的各类资源少于当地正常水平，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自身发展的能力。对城市贫困问题的把握，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进行量化，以便于制定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措施。目前有关城市贫困的标准主要有绝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标准和组合式贫困标准三类(见表1)。
一是绝对贫困标准，主要采用实际收入或消费水平进行度量。这种标准无论如何构造，立足点在于识别满足个体生存的状态。如世界银行的1.25美元的日均消费标准(从1美元调整为1.25美元，再次调整为1.92美元，并会根据购买力平价ppp不断调整)，它实质上衡量的是低收入国家的极端贫困状况。(1)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基于每日满足一定热量需求的消费标准，或在食品消费的基础上加入非食品消费指标(如缅甸)。中国的农村贫困线在20提高前一直按满足人均每天摄入2100大卡路里热量需求进行计算。年中国官方对外公布的农村贫困线(2300元/人?年)则是一种收入线。综合来看，这类标准简单直观，在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极端或赤贫问题以及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较为方便。但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极端贫困线将越来越不适用。另外，osbergandxu也指出，国际贫困线会因所使用的ppp计算方法不同而有差异，从而导致在国际比较时，各国的贫困水平变动较大。
二是相对贫困标准，常常采用一个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如50%，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76年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用于成员国的贫困状况对比。目前发达国家出现绝对贫困的情况极少，主要使用相对贫困线，如英国、日本、美国等。相对贫困标准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一些区别，如美国的贫困线时为中等收入水平的27%，使用家庭总收入，并随着消费价格指数调整;欧盟提出的莱肯指标中的金融贫困线设定为国家中等可支配收入水平的60%。[3]相对贫困线会随着各国消费水平不同而有差异。按相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会比按绝对贫困线测算的贫困人口多，因为相对贫困线与该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相对灵活。
三是组合式标准。由于使用绝对贫困或相对贫困单一标准过于简单，并不能反映贫困中的不平等问题，因而出现了一些组合式的衡量贫困的指标，以更全面地反映贫困状况。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开始使用hdi来辅助单一的消费贫困标准，它以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来衡量一国取得的平均成就，这三个维度分别为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1990)。hdi的出发点在于，通过促进人类发展的途径，实现反贫困目的。《人类发展报告》采用了alkire-foster方法，发布了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另外，fgt指数和森的家庭贫困指标能够同时反映贫困发生率(incidence)、贫困的深度(intensity)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inequality)三个方面，并可分解。[1][2]因此，这种多维贫困指数比单一的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能更好地兼顾贫困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但这两种指数在实际中应用较少。这种组合式的指标，将一系列能够量化及反映不平等状况的因素纳入测算，从而实现对不同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总体来看，不论多么复杂的多维标准，仍以一定的收入或消费贫困线为基础，但存在主观性较强的问题。[2]另外，在估算贫困人口规模时，使用多维贫困指标还存在着如何加总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对城市贫困标准的研究，与国际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城市贫困线，因此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城市贫困标准统一，且多数遵从的是一种绝对贫困标准。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确定城镇居民的贫困标准线时，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维持生活基本需求费用两种方法。[9]唐钧()曾提出一种综合法：首先用生活形态法来确定贫困群体，其次用市场菜篮法来确定生活必需品的清单和贫困线，最后求出收入比例和恩格尔系数作为将来调整的依据。这种方法从识别贫困群体、根据社会进步调整来说，是可取的。因为它相比热量需求法，更能接近于贫困群体的生活状态;但由于作者提出时间较早，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下其计算显得相对复杂，在调查生活状态时也容易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操作起来比较困难。[10]安晓宁()[11]和边恕()[12]利用eles模型(扩展性线性支出模型)方法对中国城镇贫困进行度量，并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调整。但这种方法基于对居民个体及消费需求的假设，与现实存在一定差异。童星和刘松涛()利用多元回归模型来测定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杨立雄(2010)[13]则认为马丁法最适合作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方法，因为它与最低生活保障目标一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低保标准太低，应该按照国际贫困线2美元来测算中国的城市贫困规模。[14][15]一些学者还专门针对单个城市或地区进行了分析[16][17]，这种分析通常是对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进行抽样调查，通过特定分析，能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它无法反映全国的总体情况。国内有一些学者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状况，试图发现使用单一标准无法反映的问题。[18][19]但这种方法需要调查的数据较多，况且中国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仍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目前还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条件。
二、中国现行城市贫困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的国家贫困线是针对农村贫困提出的，这是一种绝对贫困标准。至今为止，中国仍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质上承担了城市贫困线的角色;但这种低保标准因存在标准不统一、标准水平低、覆盖面小等方面的局限，已经不能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1.目前中国还缺乏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城市反贫困的职能分散在诸多部门，各部门对城市贫困人口的范围界定差异较大，标准不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把失业下岗人员和离退休职工看成贫困人口，工会系统把“基层单位特困职工”视为贫困人口，民政部门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视为贫困人口，而统计部门一般把收入分组中的最低收入组的5%确定为贫困人口。[20]这些贫困标准有的只针对特定类型人群，而且既有绝对贫困标准，也有相对贫困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受众面最广、数据较完整，实质上承担了城市贫困标准的作用。这也反映出，与农村贫困相比，目前中国对城市贫困问题重视不足、缺乏统筹，贫困标准和反贫困措施呈现出部门化、碎片化的特征。
正是这种缺乏统一城市贫困标准问题的存在，才出现了国内学者用多种方法试图将标准统一的努力。不同学者从多视角出发，采用基本生活法、恩格尔系数法、比例法、综合法、多元回归法等不同方法，试图得到一条统一的城市贫困线，或者对现有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改进，或者直接采用国际上流行的2美元贫困线。而贫困标准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对现阶段城市贫困状况和程度的判断，进而影响城市反贫困措施的制定。
2.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存在诸多局限。
9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要求各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低保标准，从而确保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实施。目前，全国各地基本上是把城市低保标准等同于城市贫困线。用低保标准来衡量城市贫困的好处是，可以把贫困度量与社会救助政策结合起来，并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21]但是，这种简单的类推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它具有诸多方面的局限。
(1)各地城市低保标准差异较大。按照现行的制度，城市低保标准往往由各地自行制定，各地方法不统一，标准相差悬殊。特别是，各地的城市低保标准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和努力程度的影响较大，地区间可比性较差。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力充裕，城市低保标准通常较高;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受制于地方自身的财力，城市低保标准通常较低。我们利用各省的'城市低保标准和各省当年人均一般预算公共财政收入做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46。利用两组数据的对数值作图(见图1)，这种相关关系表现更加明显：人均财政收入较高的省份，其城市低保标准相应也高。根据民政部第四季度数据，最高的上海城市平均低保标准达790元/月，而最低的新疆只有349.23元/月，上海是新疆的2.26倍。从地市和区县水平看，这种差距将更大，二者表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20第四季度，在全部地市中，最高的广东深圳城市平均低保标准为800元/月，而最低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只有264.68元/月，前者是后者的3.02倍;在全部区县(含开发区等)中，最高与最低城市低保标准的差距则达到4.34倍。
(2)城市低保覆盖范围较小。现实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市贫困人口类型变得日益多样化，城市低保因功能和性质不同，目前还难以全部覆盖城市贫困人口。城市低保最初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和“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人员。以为例，下岗和失业人员就占到当年享受城市低保人群的44.2%。再对比和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在城市低保对象中，残疾人、老年人这样的特殊人群，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女性群体所占比重也有所上升。到2015年第1季度，灵活就业人员接受低保的比例已经超过登记失业人群，达到22.66%，占到第一位(见表2)。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年来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束缚，城镇常住的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至今仍没有完全纳入城市低保范围。这一部分群体往往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一旦面临风险或遇到不稳定因素，将表现更为脆弱。目前，已经有不少地区在探索按居住地来推行城市低保措施，如天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人户分离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工作的通知》中规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坚持居住地与户籍地一致的原则，人户分离的家庭具备户籍登记条件的，应当先在居住地登记常住户口，然后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青岛市也在试行“户居分离”，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均可在居住地申请低保。
(3)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虽然城市低保标准定位于保基本，但我们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中低收入户(20%)的可支配收入与低保标准进行对比发现，20以来，低保标准(按年计)连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的40%都不到(见图2)。我们进一步利用城镇住房调查数据中5%困难户的现金消费支出构成进行比对：20的数据表明，这一组别居民的最大消费支出，依次是食品(46.8%)、居住(11.9%)和文教娱乐(9.6%);在居住与医疗保健两项支出中，这一组别人口的消费比例是最高的，但其文教娱乐开支项却又是各组别中比例最低的。这表明，最困难户家庭只能满足最基本的消费支出，对于提升自身及子女人力资本水平的支出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一旦面对生病等重大意外事故，其生活将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从消费支出水平看，5%最困难户可支配收入还是要高于当年的城市低保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明显偏低。
3.现有城市低保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中国在2010年时人均gdp已达到4434美元，越过世界银行划分中等偏下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的分界线，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经济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等偏下收入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的分界线，2010年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3975美元，2012年为4086美元。[23][24]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60美元，2012年为5740美元，已经稳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行列。同时，从城镇化水平看，中国自2012年以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20则达到54.77%。可以说，中国正逐步从农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并向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在这样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国各地广泛使用的城市低保标准应从保基本生存向更高的层次提升。
四、结语。
中国近年来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保持稳定，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业转移人口推动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人，本地农民工为1.06亿人。农业转移人口不仅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城市贫困的重要来源。[25]当然，从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出发，城镇化、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流动是正确方向。但随着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类型或者说来源的多样化，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城市中存在着大量迁移人口，由于各城市、城乡间的贫困标准不统一、不对接，使得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处于未被覆盖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仍没有制定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也未开展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状况调查，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偏低且不统一的情况下，对城市贫困的真实情况反映不准确。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城市贫困的界定必须以常住人口为对象。目前中国以城市低保为基础的城市贫困标准偏低、覆盖不足，已不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适当调高标准，从“温饱”逐渐向“防范”方向调整。家庭住户调查数据首次以常住人口为基础公布数据，这为未来构建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可在20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设定全国的城市贫困标准，并积极推进与农村贫困线在方法上的统一，从而逐步将城市贫困纳入国家扶贫困政策中，统筹解决城乡贫困问题。
注释：
(1)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一条中度贫困线，用于小康社会，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2美元;另一条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二十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标准是每人每日收入1.25美元。
(2)杨立雄(2010)使用2200卡路里作为最低热量需求标准。但我们认为，此标准虽然比农村贫困标准测算中使用的2100卡路里高，但相差不太大。贫困人口从事体力劳动的偏多，使用轻度活动热量需求标准不太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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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三
想要知道一些情况或事件时，我们有必要弄明白问题情况，最后将结果反映在调查报告中。那么调查报告要注意什么内容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源调查报告，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为强化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监管，确保人民群众饮水用水安全，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南水北调等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县近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污染源调查与整治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近年来，县政府把水源地保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得力措施，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抓好水污染治理，较好地保护了水源地及其周边生态环境。
一是各级重视，保障有力。县政府高度重视水源地保护工作，加强水资源保护管理。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积极营造保护好水源地的良好氛围。各职能部门积极履行监管职责，积极配合，认真抓好各自辖区内的污染治理，促进了水源地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是强化措施，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围绕县城饮用水安全这一目标，县政府采取多项措施，切实加强水源地保护工作。坚持日常监察与开展专项行动相结合，不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偷排偷放污水、使用剧毒农药等违法行为，污染隐患得到有效控制；严格新上项目审批，要求符合条件的新上项目必须实行“三同时”制度，有效控制了新污染源的产生；加强水资源管理，严把新增取水许可审批关口，严格禁止在保护区内新设入河排污口，有效保障了水生态安全。对供水系统实行规范化管理，不断提高监测技术和水平，强化对水源水、出厂水的水质监测，促使供水企业规范运营，全力保障水质安全达标。
三是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效果明显。近期县政府组织水务系统对我县饮用水源井周边污染源情况进行了一次认真调查，调查结果为：
1、县城区。共有8眼水源井，井深450—500米，水质优良，在水源地设立了明显的保护区标志，周围100米以内均无污染源。县自来水公司制定了《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主管领导为水务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具体负责人为县自来水公司经理。
2、镇区。共有3眼水源井，井深450—500米，水质优良，周围100米以内均无污染源。自来水公司制定了《供水应急预案》，主管领导为水务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刘凤军，具体负责人为自来水公司经理李宗力。
3、县乡村供水管理站。共有18眼固定水源井，井深410—500米，水质优良，各供水站及水源井周围200米以内均无污染源。县乡村供水管理站制定了《安全生产应急预案》，主管领导为水务局正科级干部，具体负责人为县乡村供水管理站站长。
（一）水源地周边污染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调查发现，在我县水厂周边200米内有一养鸡场，对水源地造成了严重污染，建议县政府能协调解决此问题，尽快将养鸡场搬离，以切实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防范工作，确保我县重点区域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
（二）尚未建立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水源地保护工作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意识，甚至有的'部门（单位）职能交叉，责任不清，水源地保护工作尚未形成合力。
水是生命之源。县城饮用水安全是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大事，也是全县人民高度关注的大事。县政府及各级各部门都应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确保群众安全用水。
（一）进一步抓好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要积极采取多种形式，抓好对《水污染防治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同时按照要求在水源地设立明显的保护区标志和严禁事项告示牌等，进一步明确我县水源地保护的范围、保护措施和禁止事项等，使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认识到破坏水环境的危害及后果和保护好水源地的迫切性。要加强对水源地保护区内企业法人、居民的宣传，增强他们的守法意识和自律意识，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共同参与、积极行动、自觉保护水源地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加大对污染源的治理。一是加大对企业污染源的治理。要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对水源地保护区内的水污染企业进行分类处理，彻底整治。对于还没有建设治污设施的，要立即停产整顿，督促其建设治污设施并经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生产，难以达标的，限期搬迁；对有治污设施的，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保证正常运转，达标排放。对新上项目，要严格坚持环评制度，坚决杜绝在水源地保护区内新上污染项目。二是加大对生活污染源的治理。要增加投入，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积极探索实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体系和运行长效机制，切实抓好沿河村庄和河道内垃圾的清运管理和污水处理工作。三是加大对农业污染源的治理。要加强对水源地周边农村农业发展的统一规划，加强政策扶持和物资支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养殖业，组织和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药和化肥，最大限度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水质监测和预警体系。要加大对供水企业的监管力度，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督促供水企业根据水质变化趋势完善配套设施，改进工艺流程，保证规范化、科学化运营。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对监测资源进行统一规划与协调，尽快形成分工有序、能力互补、分析及时的监测机制，实现信息互动与共享，提高全县饮用水水质检测能力。要加快建立水质监测网络和监测信息发布制度，尽早实现对水源水、出厂水等水质状况的实时在线监测，并将监测结果报送县级领导班子及相关部门，同时逐步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加快完善供水应急预案及水污染处理应急预案，增强应急事故处置保障能力。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农村饮用水与生活用水却赶不上发展的脚步，很多地方至今都无法用上安全洁净的自来水，我决定对我家乡所在农村的饮水安全现状做调查，并探讨如何在政府主管部门引导下进行防护和治理，以确保我们农村引用及生活用水的洁净。此次项目调查，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羊井底村为实践地点，进行了实地走访询问和调察。本次社会实践项目的完成，增加了我的生活阅历，提高了工作沟通的能力，开阔了眼界。
长治市平顺县，地处北纬35°50--37°08，东经113°01--113°40，长治地处黄土高原东南部，群山环绕，地形复杂，海拔较高，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其基本特征是：四季分明，冬长夏短，春略长于秋；气候温和始终雨热同季，大陆性季风强盛持久，海洋性季风的作用相对较弱。年平均降雨量为600毫升，且分布不均，旱、涝、雹、霜、冻等灾害频繁。境内各种植被种类较多，森林覆盖率达到22%，玉米、谷子，小麦、薯类等是本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地处平顺县境内的羊井底村并不算偏僻，也是方圆不小内的大村，距长治市也仅有30分钟的车程，交通方便，饮用水及生活用水状况却较为糟糕，因为地处多山地带，地形复杂，饮用水工程建设很是困难。
在走访中我发现，这里的农作物大多是玉米，村民告诉我说，地处山坡多梯田，黄土土质松软，降雨不均且年份影响较大，水利设施短缺，灌溉很困难，只能种植一些抗旱作物。
1．翻山挑水
村里中年人回想起当年的情形，无不感叹，那时吃水困难，村附近无水源，每天早上都有青壮年们挑着扁担翻两座山去几十里外的水源地挑水，村民家中都有作为储水的水缸，挑三四趟能够灌满，然而因为人多，一缸水却不够一家人吃几天的。回忆起当图4院内收集雨水的水缸时，十几岁就得跟着父亲兄长在挑水路上来回。
2.靠天吃水
村里有两个当年公社修建的“大池”，修建年代在七八十年代，说白了就是两个大水坑，作用就是在丰水年与春夏雨水多的时候将雨水收集起来，这时候村中的井还不普遍，几乎所有人都是在“大池”中担水吃，池中水藻、蚊蝇滋生，蛤蟆、鱼类不在少数，担回家中的水呈青绿色，微腥味。这样的水，根本无从谈起水质，每当下雨，路上雨水流成河，冲刷着泥土、粪便以及农田中的农药、化肥等污物一并流入“大池”，污染的同时也造成了富营养化。当问起为何还要吃这种脏水，村民们笑着说，那时也没别的办法，澄一澄就清了，烧开了没差别，可不愿再去几十里外挑水吃。
3.井水普及
慢慢的经济发展，人们都变的没有那么拮据，家中有一口旱井变得不再那么困难，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打了自己的井，从井里“拽水”吃变成了更好地选择，村民家中自建的旱井。
井水真的干净无污染么？在调查中我发现，每家每户都有“高阶”，即厕所，然而这“高阶”其实只是一个大坑，粪便等排入坑中，等到沤肥发酵后作为农家肥淘出来施在农田中，然而情况是，在每户的院中，井与“高阶”的直线距离往往只有十余米，可想井水的卫生程度显然无法合格。
4.自来水的窘境
在06年前，自来水工程曾经几度上马，却每回都被中止，原因是地形复杂，气温变化剧烈，价格过高等等，06年后，长治市普及农村自来水活动中，羊井底村终于通上了自来水，自来水通入家中水，每家一个地窖，窖中有各自的水表，自来水重于通进了每家每户中，但是因为气温太低，自来水冬天会排空水管防止冻裂，无法使用。即使这样，村民们也高高兴兴的吃上了地窖中的水表净的自来水。
然而仅仅半年后的冬天，因为地形复杂及设计布置不合理，水管中的残水未能拍净，主水管被冻裂，自来水工程因此几乎报废，经历好几次大的翻修，时至今日自来水还是时好时坏，再加上相较井水那几乎无成本的价格，真正靠着自来水吃的村民并不多，大多数村民还是混合吃着井水与自来水，而“大池”的水以基本淘汰出了村民的水缸，只有灌溉或建筑等时候才使用。
1、旱井情况
村中农民使用“自建压井”。这种“住户自己选址，自行建造”的压井，直接汲取浅层地下水，也就成了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为在水质监测方面，由于住户过于分散，使用数量巨大尚不能提供水质的实时或者定期监测。这样如果出现了局部小范围的水质污染，也不能及时上报和处理。用户长期饮用这种受低污染的水源，对健康将有一定的损害。而从目前农村的居住条件以及饮水习惯来看，尚未有合理的方案解决。
2、水质变化
对于过去的二三十年，绝大多数居民感到水质有明显变化，主要变化是口感上已经没有咸涩、悬浮物、浑浊等情况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农村的水质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村民们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口感上，对于水中可能残留的农药、重金属、高温无法杀除的细菌几乎没有认识。
3、污染源过近
水源距离最近的垃圾源或者污染源过近。根据地表渗透的特点，在农村地区，水井应与垃圾源或者其他污染源的距离至少应该30米以上，这样水井才不会污染。也就是说，我们农村地区的垃圾坑和厕所，几乎大部分不符合条件。
4.废旧电池危害
用旧的电池等电子产品随着生活垃圾一起丢弃，而这些垃圾，又随着“沤粪”的结束，被撒到地里，造成新一轮的污染。几乎没有居民认识到小小的电池所能造成的巨大危害。电池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如汞、铅、镉等，随意丢弃后，大量重金属将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若果摄入量超过人体的排泄能力，会在体内积累。人体受汞慢性中毒的临床表现，主要是神经性症状，有头痛、头晕、肢体麻木的疼痛、肌肉震颤、运动失调等，严重的可导致死亡。一粒小小的钮扣电池可污染600立方米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并造成永久性公害。
5.农药等其他化学品危害
除草剂与杀虫剂都是了村民非常常用常会接触到的化学品，都会严重的污染生态系统，对人体有害，通过水这一媒介进入食物链，从而影响千家万户百姓的健康。村民们潜意识里通过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来增加产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的变化。过量的使用农药化肥，极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水中藻类等微生物大量生长，覆盖水面，使水中的动植物因为缺氧而死。死亡的动植物在水中进行有氧呼吸而使水质变质变臭。如果这些池塘与居民取水的压井之间的距离不满足30米的安全距离的话，长期饮用受轻微污染的水，一定时间后，会造成机体的损伤。
调查显示，政府在农村饮水安全上直接的投入很少且不够系统科学，自来水工程的窘境就是很好的佐证，并且几乎没有及时有效地水质监测报告，没有关于饮水安全的科技知识下乡普及，旱井不符合饮水安全，过量的使用化肥农药，过量的使用含磷洗衣粉，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等等。几乎所有村民都在直接饮用这种水，甚至没有简单的过滤、沉淀、消毒。这导致我国农村饮水水与生活用水安全情况不容乐观。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应该逐步建设健全科学合理的自来水供应网络，健全完善的生活垃圾回收和无害化处理渠道，建立饮用水安全监督报告机制，改建和扩建饮用水的供应渠道。作为惠民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应该像新农村合作医疗一样，主导政府投入，农民参与，政府管理，农民受益的方针。关于农民关心的的水费问题，要审批水价，微利经营。对已投入正常使用的饮水解困工程，请水利、物价、工商等部门统一协调，专业技术人员，逐工程进行测算，在充分考虑农民承受能力，保证水利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规范用水价格，既维护了群众利益，又让经营者有利可图。提高用水透明度，我们把供水成本、管水办法、售水程序、用水要求等内容，在乡村醒目的地方公布，将整个供水管理置于群众监督下，制止了乡村搭车乱收费、乱摊派、层层加码等问题。
但是，限制也是唯一制约农民参与农村饮水安全与环境治理项目积极性的条件却是费用问题。在我国农村，收入基本依靠农田，收入少，花费高，使农民显得并不富裕。建设这些项目的时候，如果还让老百姓掏钱、甚至掏大钱参与环境与饮水安全地保护，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建设惠民项目及工程的时候，一定要切实的减轻农民负担，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建立完善科学的农村饮用水与生活用水系统网络。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五
为全面了解居民饮用水使用情况，促进农村饮用水安全建设，让群众吃上洁净安全的饮用水，加快美好村镇建设，近期，**镇人大组成调研组，对全镇饮用水使用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实地察看了金泰水厂、朱氏水业、汪桥水厂三家供水企业供水情况，并抽样走访居民120户，听取调查居民在日常使用饮用水的相关信息。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镇302个自然村及镇区两个社区共计用水户数23683，日常饮用自来水及井水人员83606人，其中使用自来水15638户56262人，使用井水1827户27059人，使用泉水47户285人。经调查统计，全镇共有饮用井水6435口，供水企业3家。镇区居民主要使用金泰水厂供水，镇区自来水覆盖率达99.1%，16个行政村除三星村外均使用朱氏水业和汪桥水厂自来水，其中五星、板桥、汪桥三行政村使用汪桥水厂自来水，农村自来水覆盖率达91.6%。
虽然全镇居民饮用水覆盖率较高，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具体问题和困难。
(一)运营资金保障难度大。目前全镇自来水供用能力基本上能保障，但为减轻运营成本，三家水企业供水时间不能24小时全天供水，供水时间大致为早晨5时至晚上10时左右。金泰水厂能按月抄表收取水费，朱氏水业与汪桥水厂按每年120元收取基本水费。因为水费收取上基本与电能费用扯平。所以管网维护与设备更新资金负担较重。农村管网在夏季农忙用水高峰时，人为破坏管道偷水灌溉行为时有发生，加重水企业运营资金负担。
(二)旧管网改造迫在眉睫。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旧有管网布局不合理，旧管材质量低劣老化现象严重，特别是新开发小区多层建筑增多，加压供水直接导致旧管材爆裂;同时市政建设施工方与水企业沟通不及时，挖破管网时有发生，部分区域停水现象间断发生。因此，全镇水管网要按发展的需要依据集城发展xx规划重新布置供水管网系统，超前满足城镇膨胀人口集聚的需求。
(三)水源条件较差。三家企业中汪桥水厂直接在小双河口水库取水，水源污染较小;金泰水厂取水口在柘皋河紧临镇区，水源污染严重，抽样化验大肠杆菌超标;朱氏水业取水口在柘皋河唐马渡口附近，水源污染同样严重。三家水企业虽然对蓄水加工生产中进行沉淀、过滤和消毒处理，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净水流程短，供水入户管道二次污染，居民普遍反映饮用水有颗粒物存在、水体颜色轻度浑浊，夏季时、水有异味。
(四)供水量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需求。汪桥水厂建在小双河口水库，该水库容量35万方。有效容量仅20万方左右，该企业因山势而建，保障汪桥及五星、大塘部分村民组居民用水尚可，但遇到干旱年份，周边村民农业生产用水与饮用水用户争水矛盾犹如利剑悬在空中。金泰水厂现有规模只能保障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新开发小区的增多和工业集中区工业用水扩张，城镇居民与工业企业争水矛盾日益突出。朱氏水业虽然新上二期项目，日供水能力达到6000吨，但企业利益趋动，庙岗乡部分村居饮用朱氏水业尾水与本镇居民用水矛盾不可避免。
让全镇居民喝上安全、卫生的水，是摆在地方党委政府面前的任务，也是事关民生的要事，根据全镇居民饮用水使用中面临额困难和问题，调查组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加强领导。镇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居民饮用水使用工作领导，要将城市规划中的水企业建设与水源保护统筹兼管，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与涵养水源地保护双管齐下，不能重建设轻环保。
(二)完善政策、多元投入。一是向上积极争取政策、利用项目资金，对现有水企业进行升级改造。二是整合镇村管网、合并企业、鼓励企业联合办水务，鼓动民间资本入股兴水务。
(三)纳入大合肥水业体系。柘皋镇未来发展是以合肥大规划发展为中心，柘皋水业体系升级达标应以巢湖市乃至合肥市水业行业标准为标尺，但现有的地方财政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建议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将柘皋镇水业与巢湖市水业公司联盟，利用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来发展小城镇水业。
(四)加强保护确保安全。一是要加强饮用水源及水池的保护、管理，进一步提高水源地的生态涵养功能;二是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安全监测体系。要定期对供水点进行水质检测，建立丰水期、枯水期水质变化监测制度，加大饮用水源的检测密度;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村庄整治和环境卫生管理，防止生活污染，确保饮用水安全。
(五)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供水、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宣传，使群众树立自觉保护水源的观念，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宣传农村安全饮水、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唤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饮用水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六
xx镇302个自然村及镇区两个社区共计用水户数23683，日常饮用自来水及井水人员83606人，其中使用自来水15638户56262人，使用井水1827户27059人，使用泉水47户285人。经调查统计，全镇共有饮用井水6435口，供水企业3家。镇区居民主要使用金泰水厂供水，镇区自来水覆盖率达99。1%，16个行政村除三星村外均使用朱氏水业和汪桥水厂自来水，其中五星、板桥、汪桥三行政村使用汪桥水厂自来水，农村自来水覆盖率达91。6%。
虽然全镇居民饮用水覆盖率较高，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具体问题和困难。
（一）运营资金保障难度大。目前全镇自来水供用能力基本上能保障，但为减轻运营成本，三家水企业供水时间不能24小时全天供水，供水时间大致为早晨5时至晚上10时左右。金泰水厂能按月抄表收取水费，朱氏水业与汪桥水厂按每年120元收取基本水费。因为水费收取上基本与电能费用扯平。所以管网维护与设备更新资金负担较重。农村管网在夏季农忙用水高峰时，人为破坏管道偷水灌溉行为时有发生，加重水企业运营资金负担。
（二）旧管网改造迫在眉睫。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旧有管网布局不合理，旧管材质量低劣老化现象严重，特别是新开发小区多层建筑增多，加压供水直接导致旧管材爆裂；同时市政建设施工方与水企业沟通不及时，挖破管网时有发生，部分区域停水现象间断发生。因此，全镇水管网要按发展的需要依据集城发展xx规划重新布置供水管网系统，超前满足城镇膨胀人口集聚的需求。
（三）水源条件较差。三家企业中汪桥水厂直接在小双河口水库取水，水源污染较小；金泰水厂取水口在柘皋河紧临镇区，水源污染严重，抽样化验大肠杆菌超标；朱氏水业取水口在柘皋河唐马渡口附近，水源污染同样严重。三家水企业虽然对蓄水加工生产中进行沉淀、过滤和消毒处理，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净水流程短，供水入户管道二次污染，居民普遍反映饮用水有颗粒物存在、水体颜色轻度浑浊，夏季时、水有异味。
（四）供水量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需求。汪桥水厂建在小双河口水库，该水库容量35万方。有效容量仅20万方左右，该企业因山势而建，保障汪桥及五星、大塘部分村民组居民用水尚可，但遇到干旱年份，周边村民农业生产用水与饮用水用户争水矛盾犹如利剑悬在空中。金泰水厂现有规模只能保障老城区居民用水，随着新开发小区的增多和工业集中区工业用水扩张，城镇居民与工业企业争水矛盾日益突出。朱氏水业虽然新上二期项目，日供水能力达到6000吨，但企业利益趋动，庙岗乡部分村居饮用朱氏水业尾水与本镇居民用水矛盾不可避免。
让全镇居民喝上安全、卫生的水，是摆在地方党委政府面前的任务，也是事关民生的要事，根据全镇居民饮用水使用中面临额困难和问题，调查组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加强领导。镇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居民饮用水使用工作领导，要将城市规划中的.水企业建设与水源保护统筹兼管，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与涵养水源地保护双管齐下，不能重建设轻环保。
（二）完善政策、多元投入。一是向上积极争取政策、利用项目资金，对现有水企业进行升级改造。二是整合镇村管网、合并企业、鼓励企业联合办水务，鼓动民间资本入股兴水务。
（三）纳入大合肥水业体系。柘皋镇未来发展是以合肥大规划发展为中心，柘皋水业体系升级达标应以巢湖市乃至合肥市水业行业标准为标尺，但现有的地方财政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建议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将柘皋镇水业与巢湖市水业公司联盟，利用大型国有企业的优势来发展小城镇水业。
（四）加强保护确保安全。一是要加强饮用水源及水池的保护、管理，进一步提高水源地的生态涵养功能；二是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安全监测体系。要定期对供水点进行水质检测，建立丰水期、枯水期水质变化监测制度，加大饮用水源的检测密度；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村庄整治和环境卫生管理，防止生活污染，确保饮用水安全。
（五）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供水、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三位一体宣传，使群众树立自觉保护水源的观念，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通过多种形式，进一步宣传农村安全饮水、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唤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饮用水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七
反映新生事物的调查报告是针对社会现实中某种新近产生或新近有了长足发展的事物而写的调查报告。在现实社会中，新生事物总是不断涌现的。反映新生事物的调查报告的文体功能，就是全面的报道某一新生事物的背景、情况和特点，分析它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它的发展规律和前景。
一座城市的文化，关系到它的历史传承和未来发展，还彰显了它的时代气息，与城市居民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日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公布了《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对人们关心的城市文化“家底”情况给出了答案。
《报告》共涉及了36个城市，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它们在文化竞争力方面差异显著。从综合排名上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南京、成都、重庆等10个城市的城市文化竞争力综合得分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和上海在经济实力上领先，其文化优势也明显居于前列，远远高于紧随其后的深圳和广州。
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在五大要素评估中均位列前两名。重庆市在文化禀赋要素方面表现突出，位列第三，优于自身在其他要素方面的表现。杭州市则在文化禀赋、文化经济、文化管理、文化交流等四个方面表现突出，处于全国前列水平，整体城市文化发展相对均衡和全面。
报告显示，从地域上看，文化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多处于东部沿海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东部沿海经济带城市的文化竞争力普遍较高，中西部城市文化竞争力相较于东部沿海城市而言较弱。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文化竞争力较强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城市文化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相一致。
除总体排名外，《报告》还从文化禀赋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和文化交流要素等5个方面对城市文化竞争力进行了评估，36座城市在文化竞争力构成的不同指标中各有优势，也各有短板。譬如，在一级指标下，北京在文化竞争力建设方面虽没有明显的短板，但在二级指标下，北京市在文化消费和城市综合这两项的得分相对较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人们总认为北京拥有最好的文化设施，所以文化消费很强。然而，研究发现，北京与上海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北京在文化人才的吸引与稳定方面也需继续努力。”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说，发布“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排名，就是希望通过在整体上把脉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为我国城市文化政策、文化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对策思考，探寻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的潜在空间和可行路径。
“更重要的，希望地方政府能真正重视统计数据，统计工作不规范、不严谨，也会影响到城市文化建设。”范周告诉记者，“因为数据的缺失，有好几个城市虽然城市文化建设做得不错，但无法参与到本次排名中，非常可惜”。
据了解，这次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牵头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报告(2015)》历时2年完成，所有采集的数据是201x年的数据，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样本时间，因为我们国家统计数据的相对滞后。
指数排行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指标的设置，一个是数据的收集。在指标设置上，《研究报告》在借鉴世界中心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文化竞争力评价的“跑道模型“，设计了涵盖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55个三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5个一级指标包括文化禀赋要素、文化经济要素、文化管理要素、文化潜力要素、文化交流要素。在数据收集上，重要来源六大类，分别是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官方统计名录、政府的网站、行业网站和互联网公开资料。对此，范院长表示，“应该相信政府的统计数据，选用这些数据是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存史留鉴的。”
目前，我国各个城市文化发展不均衡，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全面、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大的难度，也需要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不断的完善和创新。这次发布的“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数”排名，意在通过整理上把脉全国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为我国城市文化政策、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提出对策思考，探寻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的潜在空间和可行路径。|“更重要的是，希望地方政府能真正重视统计数据，统计工作不规范、不严谨，也会影响到城市文化建设。”记者获悉，因为数据的缺失，有好几个城市虽然城市文化建设做的不错，但是却无法参与到本次排名中。
刘易斯·芒福德曾经说过，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存储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城市文化，构成了整个城市内在的精神要素，反映着一个城市和地区中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诉求，思维方式和内在认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中华数千年历史传承而来的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赋予了每个城市巨大的个性禀赋差异，他们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不竭源泉，也构成了城市提升自身文化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的城市文化应依托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中，在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道路上不断的求索。
饮用水的调查报告篇八
据统计全县有24万多农村人口的生活饮用水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水量安全卫生标准。全县总人口390231人，其中农业人口325100人，通过逐村逐户调查，按照饮水安全评价指标，xx年底全县仍有240758万农村人饮用水不安全、不卫生。其中，饮水水质不达标共计61184人，占全县农村饮水不安全总人数的25.4%，全县生活用水量不达标人数为51808人，占全县农村饮水不安全总人数的21.5%，农村用水方便程度不达标的人数为66953人，占全县农村饮水不安全总人数的27.8%，水源保证率不达标的农村人口为60813人，占全县农村饮水不安全总人数的25.3%。
了解秭归县城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状况以及
问卷统计：本次发放问卷12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07份。
问卷统计结果分析:
一、城镇居民对自身的饮用水基本满意，对饮用水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不足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秭归县城镇居民的主要的饮用水为自来水，其比率为86.91%；对自来水的供应91.35%的居民是表示基本满意的。但是，我们在入户访谈时，发现居民所表示的基本满意，其判断标准为水在煮沸的情况下，喝了不生病。其实，水管流出来的水通常是沉淀多，漂白粉味浓。而在问卷的第12题关于每年是否有水质的调查的统计结果中，只有18.10%的居民表示有水质的调查，且表示有的居民的文化水平都很高（80%是大学学历）。同时，目前水源的供应越来越不足。
在调查所饮用的水是否安全时，79.06%的人认为是安全的，但问及他们是否能判断饮用水合格时，仅有39.79%的居民表示能。
39.79%
35.71%
34.49%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42.00%
能
不能
有时能
（3）判断水质合格
数据表明，秭归县城镇的居民对饮用水的基本知识了解少。
二、城镇居民对饮用水污染的关注程度
调查统计有，居民对于长江的水质变化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中，认为水质变好和变坏的占有相同的比例----21.78%，另有16.84%的人认为没变化，39.60%的居民表示并没有注意长江的水。居民对长江的水质的判断出现这样的不同差异，说明城镇居民的判断标准不一，同时也发现有39.60%的居民不关注长江的水质（问卷中题11，详细的选项见图2）。在访谈中，我们发现部分居民对其的判断标准为颜色、气味。
问卷(11、您认为本地居民对饮用水的安全在状况关注程度如何)
调查问卷中，我们涉及了排污严重的地点，有74.42%的居民不知道自己家附近的排污点，还有17%的人从未考虑河流污染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19.62%的居民一点也不关注自己的饮用水安全状况，认为这些污染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虽然关心自己的饮用水安全，但是涉及到水源的污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一衣带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的一些盲点和矛盾。
在问卷中，提及是否愿意参加环保志愿工作，78%的人选择“愿意”，只有6%的人选择不愿意。居民们都表达出作为秭归人期望为家乡山美，水美，环境美做一份自己的贡献的心情。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相应的机会参与相关的活动或工作，一方面是能收获不同的感受，一方面是真心地期望秭归更美。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变，强调公民参与，的确需要像这样的有责任感的居民，需要参与意识和行动。
谈及希望政府在水质保护方面有什么措施时，居民们都发表不同见解，分为以下四类：
1.强调相关政府部门职责，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加强水质监管力度。
2.企业主动承担责任，限制污染排放。
3.倡导群众参与管理，形成有效的政府，企业，居民监控网。
4.期望政府，企业发挥更多作用，但是认为居民本身无能为力，主动权不在居民。
本次调查，我们的队伍分成8个小组，分赴县城各个区域进行调查，所涉及的对象，年龄层，知识层都比较广泛，具有可信度和对比度。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思考了一些问题，综合居民和我们的思考，主要是以下几点：
3.针对企业，虽然秭归没有大的企业和工业，但是有轻工业和其他一些小厂和小作坊，污染是必不可免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处理和企业在社会角色中应该承担的企业责任。这不仅需要企业本身的自觉性，也需要政府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更需要公民在其中所起的监督的作用，限制污染物的排放，保障水源地的环境质量，应该是企业首要作到的。
4.如今水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各地都有发生一些饮水危机事件。秭归政府应该迅速建立起有效的饮水安全机制，应对因水污染或其他事件而影响到群众饮水安全的突发事件，不至于滞后于突发事件，并且向全县居民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