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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一
文山会海少了，但形式主义出现新动向、新表现
“文件、会议数量都明显减少了，质量也有所提高。”谈及减负成效，南方某省港航部门一名处长细数工作变化。“督查考核上，以前部门要花两三周时间撰写简报、汇总台账等材料，现在，一份书面材料就够了。”
而在重庆开州团区委书记冉奇看来，减负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抓落实了。上级单位利用大数据共享信息、下基层调研不提前“踩点”，省下来的时间都用在了解决实际问题上，单位的实干氛围越来越浓了。
过去一年间，类似的变化还有不少。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基层干部直言，一些长期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依旧存在，有的还出现了新动向、新表现。
“线下会议确实少了，但视频会议却增多了。开展‘脱贫普查’时，市里每天都要进行视频培训、部署，乡镇有些无关部门，也常被拉进来。”山西晋中市某县驻村第一书记李某说，视频会议本是为了方便，但若被滥用，也会成为新的负担。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在基层工作中应用越来越多，诸如一些理论学习“云平台”等工具极大提升了干部的理论素养，但有些省市各级各部门纷纷开发自己系统内的app，内容雷同，却都要打卡留痕，智慧办公无形中增加了“云压力”。
更有甚者，一些原有的形式主义难题“改头换面”又重新出现。山西运城市某县组织部工作人员张某说，“红头文件减少了，但‘白头’的增多了。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不能超过100个，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文件又会以‘便签’形式下发”。
此外，久为基层干部诟病的“以会议贯彻会议”现象仍时有发生。东北某省会城市某区委办公室科员张建川称，“上级要求我们加强环保工作，其中一条是‘每个月必须开一次以环保为主题的会议’，年底还要检查会议记录”。
减负为何这么难?
基层人手不足，少数干部政绩观错位
形式主义难题易反弹，减负效果不明显，在东北某县扶贫办科员刘明善看来，这与基层人手不足息息相关。“和我直接对接的省直部门有8个处室，市直部门有4个科室，相当于我一个人要落实12个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少事多、有责无权，成为不少基层干部的痛点。
而针对“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减负怪圈，山西太原某区区委办工作人员梁某认为，“还是惯性思维作祟，怕担责、轻落实，担心上级精神传达不到位就被认为是失职，有些地方有时宁愿变着法把文件发下去、把会议开下去，也不想被扣上‘不落实’的帽子”。
对于这些问题，中办此前印发的《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正确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真正把政治上过得硬、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强、“愿作为、能作为、善作为”的干部选拔出来。西部某乡党委书记坦言，“用人导向就是指挥棒，一旦政绩观错位，没能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就容易造成形式主义”。
一些干部反映， 对上级部门的一些考核检查，有时会担心因材料不齐全而受到批评，这在客观上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对此，《通知》对症下药，提出精准审慎实施谈话函询和问责，规范实施问责的工作程序，及时纠正滥用问责、不当问责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这一举措有助于将干部从繁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有些基层干部建议，这些举措要落地，还需出台具体细则加以规范、明确。
干部期待怎么改?
形式主义做减法，基层放权赋能做加法
基层减负，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些长久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要想得到长效解决，还需下足精细功夫，做好配套措施落实。
山西某县街道办副主任原某说，以精文简会为例，会议数量要减少，会议的主题设置、通知范围等也要尽量具体、避免“大而全”，以减轻无关参会单位、人员的负担。发文最好也能分清轻重缓急，多替基层做好把关工作，避免简单传达、“一发了事”。
为了给基层干部“松绑”，一些地方已在积极改变督查检查方式。吉林长春南关区规定，区直部门原则上每年搞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考核，对街乡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85%以上。区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朱有良对此深有体会，基层反映强烈的“数据多头上报”“同一情况反复调度”等问题正在有序改变。
“减法”有了，“加法”也不能少。《通知》提出，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这为解决困扰基层的“有责无权”问题提供了方案。
“在以前，办理特困家庭建档可不简单。群众自主申请后，先由街道办审查受理、调查核实，最后还要区民政局审批认定，整个程序走完，一般需要20多个工作日。” 重庆市铜梁区街道民政干部甘世芬介绍，去年以来，铜梁区探索为基层减负赋权，将特困家庭建档审批下放到街道办，“办理时间大大缩短。”甘世芬说，进一步向基层放权赋能，不光方便了群众，基层干部也更有干劲。
而权责明确、管理清晰，也让经常和街道、乡镇等基层单位打交道的朱有良有了更多机会倾听来自群众的声音。“目前街道、乡镇机构改革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希望继续深入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让基层干部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朱有良说。
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二
针对当前“三重一大”制度贯彻落实中存在的问题，逼着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予以破解:
（一）加强宣传教育。一是要加大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教育.通过组织中心组学习、座谈交流等形式，提高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决策意识，对“三重一大”事项必须坚持事先调查论证、会上集体讨论、党政正职末位表态等规定.二是要加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经常性的开展正面示范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及时通报典型案例，增强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三是要加大对“三重一大”制度的学习宣传.通过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专项培训等方式分析和解读“三重一大”制度的相关政策，使领导干部深入领会“三重一大”主要精神，切实提高对“三重一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各单位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完善制度内容。一是要细化具体内容.要求各单位（包括村一级）要结合单位实际和发展要求，补充和完善现行“三重一大”制度上的疏漏和不足，细化“三重一大”制度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流程，既要有实体性问题，也要包括程序性问题，将笼统的制度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对集体讨论的方式、步骤、议程、时限等要细化、量化.既保证决策权力受到制约，又保护和调动决策者的工作积极性，兼顾民主和效率.二是要严格决策程序.要完善集体决策酝酿、决策形成和决策执行程序.在决策酝酿环节，由职能科室或某位领导提出议题，进行可行性研究、评估和考察，提出或制定可行性方案，经决策咨询、领导沟通、会前告知等程序，最后开会集体决策.形成决策时，领导班子成员应对决策事项逐个明确表态及说明理由，并形成会议记录.经集体决策后，由领导班子成员按分工和职责组织实施，不得擅自改变决策，确需变更的，应由领导班子重新作出决策。
（三）健全纠错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纠正决策失误的工作机制.决策实施过程中，如果外部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者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原定决策方案已明显脱离实际，甚至危及决策目标的实现时，就必须对原有方案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方案的执行者要将信息及时进行反馈，决策人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形成再决策、再执行的循环过程，不断纠偏纠错，拾遗补缺，形成完整的程序链，确保决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削减风险，弥补损失.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在决策出现失误时，要能找到责任人员.要明确决策失误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罚措施，通过对主要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及警示教育作用促使决策人员提高思想认识，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方法，在后续的决策中减少失误.对于发现决策失误仍不及时纠正的，要严厉追究当事人责任。
（四）强化监督检查。一是要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监督作用.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作为“三重一大”制度落实的监督主体，要把督促检查“三重一大”制度落实情况作为考核班子、干部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年度考核等途径，不断深化对贯彻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监督检查.审计、财务等部门，也要以“积极参与，源头控制”为工作思路，做好对“三重一大”事项制度落实的全过程监督.二是要加强信息公开，实行“阳光操作”.把公开贯穿于“三重一大”决策全过程，对决策事项、决策依据以及决策结果都要公开，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切实保障群众参与监督的知情权，并将群众满意度作为决策的重要评审依据。
（五）严肃追究问责。一是要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坚决惩处“三重一大”决策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对于领导班子中，个人或少数人决定“三重一大”事项的，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集体决策的，集体决策执行不力或错误执行并造成严重损失的，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二是要坚持“一案双查”.领导班子决策上涉嫌违纪违法的，在查明情况、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还要追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的责任。
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三
当前，在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对制度内涵的理解不深入。有些单位对实行“三重一大”事项议事决策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将“三重一大”制度简单理解为一种单纯的集体决策行为，即将重大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建设和大额资金使用交归集体讨论，而没有认识到“三重一大”制度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公开性、科学性、制度性，在于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是筑牢反腐防线的重要保障。
（二）对具体事项的界定不清晰。有些单位领导班子对于哪些具体事项属于“三重一大”范畴还不能准确区分到位，对需要集体决策的内容、范围、权限、项目安排、资金的性质和数量以及重要岗位的界定等不够明确和清楚.因此，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规定的会议成效也将打“折扣”.一些可以不上会研究由个人决定的事情却上了会，挤占决策层的时间精力，降低了决策效率，也为推卸责任提供了借口。
（三）出台制度内容的操作性不高。一是部分单位对“三重一大”制度内容只做了原则性、概括性、粗线条界定，细化、量化不够，“三重一大”事项范围不明确.二是个别单位对决策形式、程序、规则以及决议的方式执行不严，议事规程的设计缺乏规范性文件作为指导，导致操作过程中随意性、盲目性较大.三是在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的过程中，乡镇站在全镇的角度制定了相应的意见和办法，同时也需要各村级组织结合本村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标准和细则，但实际调查却发现，村级组织制定的“三重一大”相关规章制度基本是照抄、照搬上一级规章制度，缺少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的本级实施规范，使制度成了“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形式化制度。
（四）议题事项的透明度不够。有些上会研究的“三重一大”议题仅局限于决策环节，决策是否执行、如何执行、执行效果等情况，很少在事后对决策执行的情况在会上进行反馈和通报.此外，一些“三重一大”事项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会发生调整变更现象，而调整变更的集体决策过程往往容易被忽视或漠视，从而导致集体决策的要求未能贯穿“三重一大”事项的始终.例如:某村停车场经营权的发包，最初村委会严格能够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实施公开招投标.后因停车场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承包商以要完善相关基础设施为由向村委会提出增加承包年限，村委会干部在未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导致群众反映强烈。
（五）对制度执行的力度待提升。此问题在村一级的体现较为明显.从近年来的信访问题来看，在农村“三资”管理方面，特别是在资产、资源处置方面尤为突出，映射出部分村在执行“三重一大”制度方面不够严谨、不够深入，同时也体现部分村干部存在私心，为了个人利益不按制度办事的行为.例如:某村为解决办公场所隔热问题需在楼顶加盖隔热设施，涉及“大额资金使用”问题，但村委开几个干部会议就决定实施了，没有执行好“三重一大”制度和“四议两公开”要求，导致群众意见大。
（六）对制度落实的监督待加强。一是部分单位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没有委派有关部门进行监督，导致实施过程的监督不到位.二是群众对“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结果的认可程度是决策效果的重要评审依据，群众监督也是“三重一大”制度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多数群众除与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事项外，对参与“三重一大”决策监督的积极性不高，很少参与。
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四
综合分析，以上所出现的问题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策宣传不到位导致对制度理解不透彻。中央、省、市、县均有一系列对于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制度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各单位也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和规章制度，但由于宣传方式、宣传力度、广度及深度等原因，仍有不少群众甚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镇村干部对“三重一大”相关政策是只识其名、不知其意，对政策尚且一知半解，更不用说在参与监督方面可以发挥多大作用。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导致制度执行难。“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既然成为了写在纸上，形成文件的东西，就要自上而下地坚决执行，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但在实践中，由于领导班子及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从而导致决策缺项，缺少环节等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单位的副职认为决策是主要领导的事情，和自己无关，在参与决策时怕发表意见会使主要领导对自己有看法，怕承担责任，于是就可能出现“跟着举手”的情况，使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得不到保证，制度的执行也打了折扣。
（三）出台制度未结合实际导致操作性降低。一是个别机关单位未吃透“三重一大”制度精神，未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制度，只是简单的将上级制度“生搬硬套”，导致操作性不强.二是村级组织多数工作是在镇级指导下完成，导致一些村在执行本级“三重一大”制度时也按照固化的镇级指挥、村级办事思维开展，没有充分发挥本地村干部更熟悉本村实际的主观能动性，未能将差异化融入到本村“三重一大”体系，细化成符合本村实际的运行机制，导致“三重一大”制度到了村级操作性有所降低。
（四）决策运行透明度不高导致监督难。一是对“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执行情况，哪些必须公开，在什么范围公开，以何种形式公开，决策实施如何公开等没有很具体、详细的制度规定，导致群众难以监督.二是乡镇纪委由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受同级党委、政府的制约，在对本地本部门落实“三重一大”制度方面的监督作用也大打折扣。
（五）群众文化素质不高导致参与度不高。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政策理解的深浅，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以文化素质相对不高的老人、儿童为主，留守人员文化层次低也是导致群众参与监督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五
近日，湖南省民政厅联合相关部门下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减负工作事项清单》，列出“八个不得”的减负清单，并就加强村(社区)信息化建设、方便群众办事等事项提出要求。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一提到基层，最爱说的就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基层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主阵地，更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干部往往是一人多岗、一岗多责、身兼数职。这些年来，压在基层干部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尤其是2020年的这场新冠疫情，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都在街道、社区、乡村，各种无谓的会议、文件、考核、巡查、检查过多，在完成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疫情防控事务性工作，导致干部谋事时间被挤占、干事精力被抽干。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当前，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在基层单位，各种各样的文山会海、过度留痕、多头考核、重复督查……看似是层层压实责任、鞭打快牛，其实是层层虚化空转、疲于应付，让基层干部身不由己、苦不堪言，最终是东一榔头西一锤，静不下心、俯不下身，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重受挫，表面上看是完成了各项工作指标，实质上工作的成色和质量并不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明确提出了给基层减负，减轻基层干部的负担，确保基层治理科学高效，有章可循。可实际上，上级下发的文件中确实是列出了为基层减负的各类清单，而细细分析，是对基层工作要求越来越细，标准越来越高，基层的工作不仅减不下来，反而是越来越难对付上级的各种考核与检查、督查。因而，上级要为基层减负、为干部松绑，必须抓住重点事项，围绕基层工作的实际困难，真正把减负减到关键点上。
减负减到关键点上，首先要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抬头，只会给基层增加工作的负担，没有任何益处。中央提出为基层减负，就是为基层干部松绑，让基层干部腾出手脚、集中精力，心无旁骛、真抓实干，而不是为了应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责任松手、让阵地失守。我们经常发现，个别地方往往是“上午通知中午要”，头天晚上通知部署工作第二天早上就要总结汇报材料，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很多数据、报告只能是在“办公室里坐着造”，或是从网上问“度娘”。只有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做减法，让基层干部彻底从文山会海、填表报数中走出来，从“表哥、表妹”身份中解脱出来，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才能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
减负减到关键点上，更多要关注的是决不能减掉领导“一岗双责”。中央大力倡导的减负，减的是负担不是责任，减的是形式主义的层层留痕，强调的是基层干部实干担当的工作作风和责任担当。落实各级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就要扎紧制度的笼子，确保干部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就要求，要真正给基层减负，并不是放任不管基层之事，而是要认真梳理完善基层现有的制度机制，通过完善规章制度，给基层治理构建起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良好局面。同时，还应注重在基层大力倡导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创新中的失误，解决问责过多过宽过范的问题，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干事更加专心、尽心。
减负减到关键点上，还要注重减负与提质的有机融合。为基层减负不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关键还是在抓落实落地，才能真正使基层干部感受到减负的政策红利，激发担当前行的内生动力。上级在推动基层减负中，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像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样抓实抓牢基层减负，固化深化细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好做法，一方面是让基层干部真正解放“双手”、“双脚”，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围着群众转、带着群众干，真正成为群众身边的“排头兵”“主心骨”“领头羊”“顶梁柱”。另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应健全基层评价机制，多听听基层干部的反映，多看看基层工作的成效，以此作为减负的“试金石”和“检票站”，切实防止基层减负中“雷声大雨点小” ，避免出现“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确保减负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其实，广大基层干部不怕忙不怕苦不怕累，就怕瞎忙活不出成效。因此，为基层减负，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需要从全局化去破题，对一个地方、一个系统、一个行业的负担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分析，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找到关键点的“病根”下“猛药”，绝不能“病急乱投医”、各自为战，才能做到药到病除。
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篇六
基层减负一直是广大基层干部重点关心的问题，各级工作人员心里都清楚，基层减负关键就在一个“实”字，切忌“雷声大、雨点小”。2019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并提出，“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不得以微信工作群、政务app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录制视频来代替对实际工作评价”等减负“礼包”，获得基层的广泛点赞。可这一年多来，各地是不是真正落实基层减负举措，只有在基层亲身经历过，才最有说服力。
我们都清楚，基层减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不是基层部门单位和基层干部说了算。现实情况是，不少地方工作中始终盯着上级要求，不管基层是不是能承受得了，或是不是在弄虚作假，时常“自以为是”过度解读上级部署，大搞“政绩工程”，只图让上级满意，不求群众认可，让不少基层干部苦不堪言。诸如，今年这场新冠疫情，基层工作人员最辛苦，全员都赴在抗疫一线，正常的春节假期取消、年假探亲假均停休、周末休息日就更别想了。同时，在一线抗疫的人员还要接受上级机关各种检查、抽查，确实是“忙”得不亦乐乎。参加抗疫的基层干部天天处于超负荷状态，“基层减负”还从何谈起?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党的根基在基层，基层各项工作不仅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党的形象和执政基础的巩固。给基层减负，必须坚决剥离一些与实际工作脱离和无关紧要的事务，让基层工作人员全身心投入为民服务当中，而不是整天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抽查，参加各种可开可不开的部署会、小结会，上报各种千篇一律的“假、大、空”材料和本表薄册，评价各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项目。因此，要做到真正给基层减负，上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从改作风、树新风抓起，基层工作才会有奔头。比如，在关键环节，必须强化主体责任，把量化的减负要求转化为实际行动，形成一级看一级的示范效应。通过实实在在的减负，让“跑会”变少、表格“精简”、考核“合并”、工作群“瘦身”，基层干部工作才有干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减轻基层负担，必须鲜明地树立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向。当前正处于打好三大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还有很多难关要攻克、不少“硬骨头”要啃，必须切实提升基层政府行政效能，完善督查检查考核机制，激励基层党员干部主动担当，确保各级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因此，各地要坚持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鼓劲，重拳整治文山会海、督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事过留痕等突出问题，有效遏制“一票否决”“责任状”满天飞，让基层干部能够沉下心来促发展、心无旁骛抓落实，让办实事、求实效、重实绩的实干作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如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或者“会工作不如会汇报”“干得好不会汇报得好”，势必会让基层党员干部失望寒心。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一直以来，压力大、任务重、问责多是不少基层干部的真实工作状态，加之近年来基层形式主义的不断滋生，愈发让基层干部被束缚在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脱不开身。为基层减负，要敢于直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场“持久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比如，对基层负担的表现和原因进行全面摸底，结合各部门实际，厘清责任边界，规范责任事项，制定责任清单，以问题为导向，出台系统减负措施和办法，抓深入抓具体，切实让基层干部多些务实、少些事务，防止“一人干活、九人督查”“材料政绩”“数字政绩”等问题，切实做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不搞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能够把心思集中到抓落实上，把精力聚焦到干事业、促发展上。
另外，想要给基层减负，就要彻底破除“无痕迹则无政绩”的考核评价“硬杠杠”，从源头改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调查研究，科学部署安排，以实际成效为导向，重在看实际落实效果、看百姓评价口碑。只有做到真减负、少折腾，让基层干部体验到实实在在减负的获得感，更多想干事、能成事、群众中有口碑的干部有奔头、能脱颖而出，群众也才会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