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本质主义的缺点(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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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篇一

摘要:当前中国法学界关于法本质的各种理论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就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论;另一类是科学主义法本质论。这两类法本质论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必然会有害于我国的法治建设。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法的本质是历史主义的,即法是由专门机构保证实施的人类共识性的正当社会秩序,它由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这种新的法本质论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历史;马克思;法本质

法的本质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很多法学者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即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批判和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观点,这些观点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是近年来有关法本质的讨论热度锐减。探究其中原因,真的像西方后现代法学者所说的法没有本质,故而在中国产生了学术疲惫吗?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能否有一个共识?如果有,这个共识是什么?它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何积极意义?解决这些问题是本文之中心及目的所在。

一、当前中国各种法本质理论的方法论检讨

一类就是众所周知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论即统治阶级意志论。其基本内容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一本质主要体现一下要点: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法的根本属性;法与国家密不可分,法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法律。从思想基础和方法论上看,统治阶级意志论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法学界教条地照搬前苏联的法律理论的结果。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他们没有系统地写过法学著作,自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法的本质,对法的论述也散见在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并且是服务于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如果以这些只言片语作为立论的依据,便极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前苏联学者即是如此。他们也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法本质和法的发展规律,但与马克思主义貌合神离。他们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本质的论述误解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法本质;误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法的批评当做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误把马克思恩格斯宣扬的革命时代所坚持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方法解释法律的方法生硬地套用在解释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包括和平发展时期的法律。这种法本质论在我国可谓影响深远,虽在法学的舞台上屡屡被喝倒彩,但仍自娱自乐,感觉甚好。至今我国权威的法理学教科书仍然坚持这样解释法的本质。由于当代中国无法划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多数教科书在论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时不再使用统治阶级意志的论断了,而认定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这样的论述既把法说成是人民共同意志,又强调其阶级本质,这本身就是矛盾。更甚者,本质是贯穿事物统一体的,如把法的本质分成两段(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于说法没有本质。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论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极易造成践踏人权而不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且,这种法本质不利于人们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和认同的态度;也不利于国家机关和公务员形成自觉的守法意识。

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为思想方法研究法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思想基石是实事求是,核心观点是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哲学的分水岭。马克思反对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它认为哲学不再是本体论,而只是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体现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体现为社会历史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意识的人、孤立的人、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人、历史中的人出发考量事物(法律);不是以主客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而是以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思维方式考量事物(法律)。马克思主义既承认法有本质属性,同时又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它,重视法本质展现的历史过程。

人为了生存就要和自然、他人打交道。“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 现实的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实践中感性地对象化自己,实现自己的本质,促进了人性的发展;人性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需要,从而推进实践的发展,如此反复不已。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可见,人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呈现历史形式。人性发展的历史形式决定了社会的道德评价和法律规范必然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法律的本质也具有历史形式。列宁说道“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界限所做的划分,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6] 法律不单是一种社会事实,需要我们仅仅用科技理性的眼光去探究有关它的真理。它还是人文现象,它要表达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等这样的人文关怀。人的开放性存在即人性的不断发展赋予法有不同的的人文关怀,因此法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同样的法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或意义。在不同的情景下,同样的法对同样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应当是:法是由专门机构保证实施的人类共识性的正当社会秩序,它由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它包括以下要点:阶级性不是法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即正当社会秩序的共识是法的本质。法与国家无必然联系,国家法只是法的很小一部分,在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法律。法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而发展。这一本质在阶级社会里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共识,成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

三、历史主义法本质论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主义法本质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意义

1.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法本质两段论的内在矛盾。历史主义的法本质以一贯之地、恰当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的一切法律现象,特别是法人类学研究的丰富成果、现代国际法、超国家法、世界性立法的法律地位以及一国两制的法律实践。

2.有利于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形成。历史主义的法本质深刻揭示了法律源于社会而不是国家,一改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宣扬的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律的片面结论。这种法本质观能够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在法治国家应当是人民主权而不是君主主权或总统主权。证明为什么法律至上而不是国家权力至上;说清为什么个人保留着某些他人甚至国家也不能侵犯的权利;明白为什么国家机关本身守法;懂得为什么要约束国家权力并实行权力的相互制约;解释为什么当代法治国家实行代议制而不实行君主立法或总统立法;阐明为什么社会成员应当普遍地遵守法律;让人信服为什么任何人在违反了法律之后都应当承担责任,从而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信心。

3.能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效的方法论。这种法本质告诉我们,法治必须是一种全民参与的法治,它必须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不仅仅是法学家或法学职业工作者的自问自答式的理论建构和单方参与。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它所要回应和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因而它从来都是事实上的事业而非逻辑的事业。法治具有现实的世俗性意义,从来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法治标本和范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想出发,从普遍原则出发,正如马克思说:“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解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9]。

(二)历史主义法本质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意义

1.社会学解释:重要的法律解释方法。从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论看,当成文法远离社会时,法官要想有效解决纠纷,必须对法律进行社会学解释。社会学解释就是把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律解释上来,用社会研究的方法解释法律。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是不断生成的,法律扎根在社会现实中。恩格斯说:“如果现行法律和社会发展刚刚达到的阶段发生显著的矛盾,那么,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的职责恰恰就是要在过时的法令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的斗争中讲出自己有分量的话。那时你们的任务就是要超过法律,直到它认识到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为止。这是陪审法庭最高尚的特权。诸位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文字本身就便于你们执行这个任务。你们只是应当根据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权利、我们的社会要求来解释它。”[10]国家法只是法很小的一部分。在特定社会实践活动中,人类组织的的内在秩序支配着实际的社会生活,它才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决定因素,是活的法律。正如埃里希所说:“无论现在和过去,法发展的中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11]这样说并非要求法官完全置成文法于不顾,而是说法官不仅应了解成文法,而且应了解“活的法”。法官可以而且应当在制定法没有覆盖的领域运用社会学解释法律。

2.程序法治:中国法治建设之重心。历史主义法本质要求我国法治建设应以程序法治为重心。既然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共识,如何保证现代社会法律真正能够体现人的共识?也就是说如何保证“活的法”产生的合法性?答案是:必须通过正义的法律程序才能得到保证。“依据商谈伦理学,一个规范,只有当所有实践商谈参与者认同时,它才能有效。”[12]如果我们把法律程序简单分解为程序主体和程序过程(包括主体行为、行为时序、程序法律关系内容、程序后果)两种要素[13],那么交往伦理对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程序主持主体的独立和中立;程序结果接受主体的平等参与、合意;程序过程的人道、公开、和平、合理、及时终结。如果一个法律程序缺乏这些要素,不论通过该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该程序多么具有效率,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会感觉到它的不公正。当前,中国程序法治建设的重点是弥补程序法漏洞,如抓紧制定颁布行政程序法等;对已有程序法如立法法、诉讼法等进行改良,使其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参考文献:

[2]周永坤.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30.

[6]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8.

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篇二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发展的根本目的。

关于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说“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体现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可见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所以选项d为正确答案。

2.【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及其意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理论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只有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所以，正确答案为a选项。

3.【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会见第三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可见，这种不清醒的突出表现是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因此，本题正确答案是a选项。

4.【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目标。

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共同富裕，是走向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所必经的阶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使社会主义具有了崭新的形象，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本题正确答案是d选项。

5.【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并在1992南方谈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所以，正确答案为b选项。

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作出了科学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选项d正确，属基础知识。其他选项都是干扰项，排除。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bc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篇三

要想写好理论文章，首先要了解理论文章的性质特点。理论文章是为了研究某个理论问题、论述某个道理、发表个人见解而写的文章。下面是达达文档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从反本质主义到本质主义

“大约三十年前，在《文学理论:导论》当中我曾提出一种坚决的、关于文学本质的反本质主义 观点。彼时我坚称文学是没有本质的。那些被命名为‘文学’的写作并没有一个或者一组共同的属 性。尽管我还会捍卫这一说法，但如今我比过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唯名论并不是实在论的唯一替代物。但这并非导致下列说法:文学没有本质，故而这个范畴根本没有合法性。

三十年前说文学没有本质，三十年后改口说文学并非没有本质。文学到底有没有“本质”呢?或者，三十年前的“本质”和三十年的“本质”含义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其实，三十年前的“本质”是一种“共同特征”或者“共同性”，当时的伊格尔顿说: “在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称为‘文学’的一切中，想分离出一些永恒的内在特征也许不太容易。

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地不可能。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所有被称为游戏的活动并没有什么共同特征，所有被称为文学的作品也无法归纳出共同特征，因此文学是没有本质的—这种说法显然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说，因为所有被称为游戏的活动也没有什么共同特征。类似地，斯坦利.费什认为:‘所有虚构作品并没有某个或者某组共同特点，后者是虚构作品成立的必要与充分条件”..赫希认为:“文学并没有展现出共同特征，它们并未能被定义成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种’(在反本质主义者们看来，被称为文学的文字作品并没有什么共同拥有的本质属性，而没有本质属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若按上述诸人的逻辑，本质的存在优先于事物的存在本究竟是实体还是概念?

二、伊格尔顿眼中的本质主义

在西方哲学史中，‘本质主义”一词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与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大体七‘本质主义”是去寻找事物的“本质”来把握外部世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定并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深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视为哲学认识的目的，把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称作真知识，而视其他知识为意见或谬误。照此看来，认识的任务就是去发现本质，比如柏拉图发现了“理念”、黑格尔发现了“精神”、弗洛伊德发现了“欲望”，这些都可以在认识论上归入本质主义，因为这些人都把引号当中的范畴视为反映了事物之“本质”的真知识。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个实在 本质。柏拉图尤其相信，可感知事物的本质可以在较真实的其他事物中找到，即在它们的始祖或 形式中找到。其后有许多方法论本质主义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虽然和他并非完全相 同，但是他们都和他一样都认定纯粹知识的任务是要发现事物的隐藏本性、形式或本质。

所有这些方法论本质主义者都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本质是可以借助智性直觉来发现并识别出来的;认为每一本质都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而可感知事物则按该名称来称谓;认为它是可以用语词来描 的。对事物本质的描述被称为“定义”。在波普尔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认识论，把握事物便是去把握事物背后的“本质”，本质隐藏在事物/现象的背后。每个本质都有一个名称，可以用语词来描述，它是命名可感事物的根源，事物的定义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描述，掌握了事物本质，进而就能够掌握可感事物，因此，在这一重意义上，本质表现得更像某种“实在之物”:理解事物，必先理解其本质，这是认识上的简化，可这种简化让人们误以为本质存在于事物之前。如果不理解本质，人们就会被具体性、个别性所迷惑，抓不住事物的特征，从而无法掌控之。由是可知，事物的本质本来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语词，为事物下定义的`时候要用到它，但如此人们就会在逻辑上假定本质优先于事物而存在，进而错把这个所谓的“本质”误认作某种实存的“实在”，这才是本质主义带给我们的真正迷思。 不同的哲学家假设了不同的“本质”，我们重点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观①。显然，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现实世界而非理念世界，后者是柏拉图自己头脑中的设想，是一种思维逻辑的产物，只是柏拉图自认为这个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就此而言，柏拉图的本质主义倒很类似于前文所述的斯坦利·费什和e. d.赫希等人的观点，这一批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只有理念世界存在，现实世界才是存在的;同样，只有本质存在，事物才是存在的。本质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着，头脑中的事物仿佛是实存事物的前提，用定义表述出来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存在。

然而，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依据是“现实世界”，这一点与柏拉图不同，后者认为本质不在现实中，而存在于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与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本质主义也有所区别，现代的本质主义在逻辑上设定了各种各样的“可能世界”，把本质问题视为语言逻辑问题来讨论，但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关注的是认识论问题，并非语义逻辑问题，前者研究“本质”是为了得到一种关于现实世界的真知识，并不是要讨论语义逻辑问题。可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本质主义”恰恰不是基于语义逻辑分析的现代本质主义，而是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笛卡儿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这也正是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表示不满的根源所在。

三、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给伊格尔顿的启发

按照所谓的“本质主义”思路，认识到本质，就可以将这类事物和那类事物区别开来。在文学研究当中，理论家们试图去完成的，便是找到某个或者某组把文学和其他写作区别开来的“本质”属性，故而，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本质便是不同个体，或者某类个体之间的共同之处”[9]，本质在这里被称为共同之处或者公约数，如果说此时的“本质”属于个体之特征，只不过为不同个体所共有，那么，这种本质就属于“共同性”或者“普遍性”。这种等同于共同性的“本质”难道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篇四

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美学立场”

一

围绕“反本质主义”，学界近几年展开过激烈争辩。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因承袭苏式教材较多，被当成了本质主义的代表。但在回应中，他断然否定自己是一个本质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经由尼采、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所谓本质与反本质之战早已偃旗息鼓，毫无悬念了。在此意义上，他认为自己恰恰是一个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者。

反本质并不意味着事物没有本质，“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呈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性的特征，它是被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建构起来的。”这一表述与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竟然有着惊人的近似。两者的趋同通过福柯“事件化”这一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强化。陶东风的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知识的“地方性”与“历史性”。这一理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福柯的“事件化”观念。在福柯那里，“事件化”这个概念首先是指对于“自明性”的决裂，它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学的“非事件化”，“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把分析对象归于最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正是从“事件化”的观念出发，陶东风对已有文艺学学科体系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并力图将其还原为事件性的知识论。童庆炳明显不全然排斥这一建构主义思想，甚至认为《文学理论教程》的产生过程就是“事件化”的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特定的事件：这本教材不仅是邓小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能脱离政治”的一种学术表达，也是一代学人在“文革”结束后提出的新理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兼顾到文学审美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基本上符合那个时代语境的历史要求，也可以为当时多数人所接受。这里暂且不究童庆炳相关言论是否有牵强之处，但它起码暗示我们：在当下，即便是苏联文论模式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对本质主义避之唯恐不及。至少在经验层面，本质主义似乎是盲目守旧、思维僵化、信守教条的同义词。有谁愿意与这样一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形态结为学术上的盟友呢?

有意思的是，被视为反本质主义代表的陶东风也作出了相应的辩解。他认为：“‘本质主义’的对应词是‘建构主义’，而不是‘反本质主义’。因为反本质主义给人感觉是完全否认本质的存在，而建构主义则承认存在本质，只是不承认存在无条件的、绝对的普遍本质，反对对本质进行僵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在论战中，南帆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反本质主义者。但他明显谦逊地表示过：“在相当范围内，表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对于认识世界的功绩无可否认”，因此，关系主义不过是“在本质主义收割过的田地里再次耕耘”。他更认可的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多元化，而不是彻底的去本质化。文学本质的这种多元取决于关系的网络：“关系主义倾向于认为，围绕文学的诸多共存的关系组成了一个网络，它们既互相作用又各司其职。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些交织缠绕的关系化约为一种关系，提炼为一种本质。文学的特征取决于多种关系的共同作用，而不是由一种关系决定。”显而易见，南帆否弃的是固守某一种关系，或者认领有关事物的某一种永叵本质。而且，这种否弃并不意味着取消对事物“特征”与“本质”的认知。

从双方的理论抗辩不难看出，在知识论层面两者并没有水火不容的观念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许多热衷“站队”、“戴帽子”的论文有虚张声势之嫌。不过，这并不表明论争毫无意义。换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场理论论争的烽火主要不是燃烧在知识论层面，而是燃烧在学科理论体系层面。不难看出，在处理一些知识、概念问题时，学界都能较为有效地规避本质主义的禁锢，并防范反本质主义以免陷入虚无主义的陷阱，但在处理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理论教材)时，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就分外鲜明了。

二

理论体系上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元区分的盲目固守上。童庆炳主编的理论教材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对其教材，他作过如是评价：“我们没有吸收当时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纯语言的文学观，也拒绝回到单一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僵硬的文学观，我们的时代意识也是很清楚的。从教材体系的构架上，我们用文学活动论加以展开，这里我们不但吸收了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论，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马克思的人的活动论，运用了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该教材体系包罗甚广，主要有“五大板块”，在结构上显然承袭自苏联模式。有论者指出，这一典型的辐辏式结构有明显的弊端：“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结构封闭性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对外部研究的拒斥。尽管在后来的论文中，童庆炳流露出对多元的宽容情绪，但在总体上依旧坚守内部与外部研究的分隔。他认为学界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应当兵分两路：一部分人致力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另一部分人则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两路人马可以交锋，但不要相互指摘。经此区分，文化研究的一些主题如阶级、性别、民族等，自然难以进入他所主编的理论教材了。陶东风则特别强调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尽管这一诉求尚未完全成熟。有论者如是批评这一诉求：“强调好政治带给文艺学的自主性，不能推导出好政治也能给文艺学的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从而丰富对于文学性质的认识。从好政治之‘好’中，推导不出文艺学所需要的研究创新，除非硬性地将好政治的‘好’等同于文艺学的创新，可二者根本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处理的也不是同样的问题。”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陶东风理论资源(如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存在的弊病。以伊格尔顿为例，他确实曾关注过修辞学与话语分析，但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政治性时，却又无意中遗忘了形式的理论价值。他认为，形式主义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的共谋犯，已经伴随传统文学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令人困惑的是，陶东风同时还对文化研究颇有微辞，认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它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自身’的危险”。

从陶东风重建文学理论政治维度的诉求中可以看出，理论体系归根结底涉及“美学立场”与功能问题。或者说，内部、外部之区分，并不纯粹是形式、结构问题，而是关系到文学理论的价值立场。不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价值诉求将沦为空头口号。关系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显示出了理论活力，它首先要破除的就是这种僵化的内部、外部二分法。早在《文学的维度》一书中，南帆就提出了“话语光谱”这一理论范畴，其意图正在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现实之中。这一做法是对形式主义的一个反动，因为侧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诸学派的弊病在于其“理论锋刀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要舍弃形式主义(内部研

究)的理论成果。南帆重新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一在左翼思想界很具实践效能的传统概念。他认为，“如果将美学视为一个实践性问题，同时将美学的洞察方式同文学话语的性质联系起来，那么，美学仍然是文学的前提。”

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依凭美学立场产生实践性效能的呢?这需要考察文学话语的社会位置。在索绪尔那里，语言“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南帆受此启发，认为“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社会话语的光谱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社会场合、主题与事件，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商业话语、礼仪话语，等等。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则可以说主体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在众多话语维度中，文学话语是不同寻常的，它作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常常可以最敏锐地察觉到日常语言蕴涵的深刻危机。文学的美学立场正产生于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的对撞与冲突之中。南帆的理论受到马尔库塞巨大的启发，甚至“美学立场”一词也来自马氏。马尔库塞敏锐地意识到，发达工业社会凭借资本与技术的力量，已经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系统。意识形态循规蹈矩地遵循着固有模式运行，单向度的语言阉割了人们所有的否定意向与逃逸冲动。这时，美学，包括作为感性形态的文学，恰恰大有作为，其感性学的特征与僵化的现实构成了尖锐对立——“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马氏甚至认为：“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旧的意识形态凭借僵化的形式禁锢人，而张扬感性的美学正可以无情地打破这种习以为常性——“这种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它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艺术感受，正是要打碎这种直接性。”在南帆看来，这种习以为常性显然已经被铭刻在了日常话语之中，只有借助文学话语才能有效打破实践领域的统制与操控。在特定的时代，文学话语的革新确实可以改写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比如在五四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话语的能量就曾声势浩荡地席卷过人文场域，向社会展示出不同寻常的美学效能。

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的错误篇五

摘   要：野兽主义与立体主义是现代绘画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艺术流派，对世界现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影响深远，对这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的深层次本质的发掘，将会对我们从事现代绘画艺术的探索实践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在本文里，我们将对野兽派与立体派的深层次本质做深入发掘并加以探讨。

关键词：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本质;油画

一、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后印象主义

在探讨野兽主义与立体主义艺术之前，我们有必要来谈及一下18、19世纪西方美术的整体发展概况。

18世纪，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著作拉开了西方启蒙时代的序幕，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中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阵营。

新古典主义绘画带有希腊文化的特质，它仍然保留有古典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是古典主义的飞跃。它以古代的理想美为典范，同时又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它强调理性原则，可以上溯到17世纪的普桑和夏尔·勒布兰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其宗旨是基于理性的优美。

二、野兽主义

野兽派诞生于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展。野兽派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艺术的看法开始明显地具有了一种现代意识，野兽派这一术语，本身就是变革的体现。

高更的色彩理念产生现代派野兽色彩艺术的萌芽。当然，野兽派艺术同时也受到凡·高、塞尚等人或多或少的影响。代表画家马蒂斯沿袭高更的色彩理念，并且加以革新，色彩在作品中的职责是：表达主体的感受，弱化明暗效果;简化描绘的景物，为画面附着一层装饰色，使用强烈的纯色，从而架构空间感觉。马蒂斯继续凡·高、高更、塞尚等人的探索，追求更为主观、强烈的色彩表达。这种用纯色经营空间，表达抒情主体的方式，对现代西方油画的色彩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野兽派代表人物马蒂斯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形式与色彩表现性的学术研究上，强调形式与色彩的和谐，注重画面的抒情性。他的早期绘画受塞尚的影响较深，但不像塞尚那样，画面中充满理性，而是很自然地使色彩为画面的内在结构来服务，因为色彩一直是他最感兴趣的要素，他用色彩来表现生活与情感的内涵。其代表作品有《红色餐桌》，《舞蹈》，《画家一家》，《钢琴》，画面都运用黄、蓝、红、橙等色彩的纯度变化形成的等级差别，创造出画面中独特的环境风格。

野兽派艺术家认为，绘画中的色彩不应该被任何客观物象所束缚，画面上的一切形式和语言都是为主观意愿而服务的。⑦其意义在于，色彩应拥有属于自己的品格特征。马蒂斯接受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的理论，认为绘画只是为了“表现绘画本身”，是纯“自我精神的表现”。他们在绘画色彩中强调个人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印象，用大色块和粗犷奔放的线条和笔触来表现形象，追求画面的稚拙感和原始感;强调对比，注重画面的统一和浓厚的装饰趣味。⑧自由地运用颜色，把色彩从客观现实中解放出来，让色彩成为画家抒发感情的艺术手段。

野兽派延续了西方艺术中浪漫的脉络，并将其发展为“表现”。

三、立体主义

立体主义是一个富有理念的现代艺术流派：追求一种几何形体的美以及形式的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他否定了从一个视点观察事物和表现事物的传统方法，把三度空间的画面归结成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⑨明暗、光线、空气、氛围表现的趣味让位于直线、曲线所构成的轮廓、块面堆积与交错的趣味和情调。主张以平面的、两度空间的画面代替传统绘画的三维立体空间。

与野兽主义一样，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同样影响了立体主义艺术。

毕加索与后印象主义塞尚一样，注意力的重心放在对物的形态与结构上，认为形比色彩重要。造型是他最为关心的。在他看来，画家所画的对象是有其本身固有的形与色的，而且还必须表现作者本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形与色的主观感受与思想。

毕加索在艺术探索过程中对这两大因素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究。

我们可以看到，在1906年至1907年这段时间，毕加索所画的人物，在画中都逐渐变粗大、笨重，很沉重地压在画面上，并且他们的形体接近于几何图形。在画面色彩方面，红色与粉色占主要成分。但此时其画面中颜色已不再是重点的追求。棱纹装饰也开始取代了平面，不但有弯曲的线条，还加上了角形的装饰，画面中构成感非常强。毕加索在《亚威农少女》这幅画中所表现的立体主义，表现出观察的多面性，综合性，表现出作者的情感，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这幅画还体现了古典绘画中的雕塑感，宁静典雅又具有律动感，同时又极具装饰化、寓言化，这幅画拉开了立体主义的序幕。

在实际创作中，即使是在确立了立体主义之后，毕加索也没有放弃从包括传统画法中汲取营养。

从1918年到1920年，这是毕加索创作中新古典主义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立体主义的绘画风格是在古典主义的艺术流派中深化和发展的。他从古典艺术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从此开拓了他的艺术的新面貌。

毕加索不仅进行舞台设计，同时也创作了大量人物画像和罗马的风景画，在他的这些画作中，可以看出立体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的深入结合，《巴克斯德像》，《马辛纳像》以及《斯德拉文斯基像》等作品，反映了其内在的古典主义优雅、细腻的风格。

评论家们说，毕加索对待古典名画的态度就像音乐家们回味着古典名曲的态度一样———从那里发现主题，并得到崭新的启发，创作出变奏曲来，毕加索善于吸收古典名画的珍贵成果，再结合新时代的精神，创作出新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古典艺术的风貌，又有时代特征。

立体主义延续了西方艺术中古典的脉络，并将其发展为“抽象”。

注释：

⑤李章惠.论色彩的解放[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04）.

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