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汇报发言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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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汇报发言篇一

县级政权是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关键层级，以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2010年11月，中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在各省（区、市）深化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以下简称“县权公开”）试点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从试点的总体看，各地的“县权公开”试点工作坚持以发展民主为基础，以加强公开和监督为重点，围绕厘清县委职权、规范操作程序、公开权力运行、加强权力监督等四个环节，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

从实践效果看，试点单位围绕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这个重点环节，在明确县委权力职责、深化党务政务公开、发展党内外民主、加强县委权力的监督制约等难点问题上实现了重点突破。通过制度创新和再造流程，把县委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放在了阳光下，把党员和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有效减少了暗箱操作和滋生腐败，这对于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人民群众对县委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明显的推动意义。

但从深层次看，许多地方只是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县委权力“公开”和“透明”上，而在如何科学化解县委权力高度集中，如何有效监督制约县委书记的权力方面则明显力度不够。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县委权力职责不确定、存在运行阻力，县委权力运行封闭、难以形成外部制约，以及缺乏民主制度保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等深层问题。为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从破解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弊端入手，站在整个县域政治的宏观视角下思考，在科学配置县级权力架构、发展党内外民主、理顺县级权力制约关系、监督制约县委核心权力等难点问题上实现有效突破，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厘清权力边界，明晰县委权力内涵。权力本身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变异性和腐蚀性。如果不能对权力运行边际清晰界定，必然会导致权力越界运行，从而诱发集权揽权、滥用权力现象。从深层次看，也正是因为权力失控和失范等权力配置机制的不合理才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此，在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破解县委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要以“放权”和“限权”为重点，科学厘清县委权力边界，变高度集中的权力为相对分散的权力。要在总结“县权公开”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权力配置科学、界限清晰明确、行使依法规范、运行公开透明”的原则要求，遵循党章和党内相关制度的规定，研究制定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县（区）委员会工作规则》，细化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健全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机制，科学配置和严格界定县委书记、县委常委、县委委员的权力，特别要科学分解一把手权限，明确界定一把手职责，有效监督一把手权力。通过明晰县委权力内涵，界定权力疆界，确定权力行使方式，完善权力运行效果评估体系，真正把县委权力纳入到科学、民主、依法和公开透明的轨道，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从而保证县委权力正确行使，公开透明运行，有效防止集权揽权现象和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

科学配置权力，构建党内监督机制。监督与被监督是一种权力博弈关系，监督的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各种权力之间的力量均衡。按照党内法规要求，在党内领导体制中，党代会是党内决策机构，常委会是决策执行机构，纪检委是党内监督机构，各自承担相应职责。要根据建立健全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在深化改革实践中，健全县级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对于确立党员主体地位，实现党内权力科学分解和相互制约具有重要意义。突破对“党代会常任制”形式意义上的理解，真正落实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在发挥党员权利主体的监督作用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落实党代表质询、弹劾制，建立党代表提案、评议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代理、表达作用，加强党代表队伍建设；完善县委会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制度，完善县委书记和常委的定期述职、述廉制度，有效发挥党代会的决策监督作用，实现县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县党代会负责，党代会向全体党员负责的转变

加强整体设计，理顺县级权力制约关系。深化改革必须从县级权力运行体制的构成和特点出发，在整个县域政治的制度框架下思考，从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上推进。应当看到，越是在地方基层，具体政务性工作越繁杂，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职能交叉重叠度就越高，县委权力也越加集中。针对这个问题，要将规范县委权力与强化人大功能、明确政府职能、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等方面的改革有机衔接、整体设计、配套建设。应高度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优势，有效发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民主监督、干部任免、重大决策和财政预算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理顺县委与政府的关系，使县委权力公开运行能够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确保政府机构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县权公开”改革只有与人大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有机结合，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才会产生最优化的整合效果。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建立民主监督机制。民主政治是对公共权力的根本性制约，也是遏制权力腐败的最本质要素。人民群众的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也是党和国家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的基础。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限制和制约县委权力是核心，但并不是改革的全部，人民群众民主监督权利的实质性回归才是关键。要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高度，明确民主监督的内容，完善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健全民主监督制度，使县级权力运行过程始终体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理念，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中实现对县级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践中，要通过县级权力运行机制创新，把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融入到体制框架之内，通过探索在县级人大中建立人民监督委员会和群众监督员制度，并把它作为县级权力运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民群众能够通过权威性机构、通过合法程序、以有组织的形式参与到县级权力运行的监督中，真正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实现“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的设想。

强化动力机制，确保改革的深入持久。“县权公开”改革试点，被称为是对县委执政态度和决心的考验，是围绕县委核心权力进行的“自我革命”，改革动力基本来自于县委书记的“自我削权、主动放权、自觉限权”。这种“自我革命”的前提是依赖主要领导的政治自信和道德自觉。甚至一些地方的改革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基层党员、群众没动，只是组织、纪检部门在动。这种内在的“自我革命”，其结果或者是昙花一现的短期行为，或者是徒劳一番的无功而返，即便是取得暂时成效，也难免“人走政息”的结局。巩固“县权公开”试点的效果，进一步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必须强化改革的动力机制，把领导者“自我革命”的热情与人民群众的改革期盼有机结合起来。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始终坚持“人民群众主体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加强党内外民主建设为保证，把县委权力公开运行与建立充分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县委权力公开运行与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有机统一起来，注重激活政治改革的动力资源，通过各种载体将潜在的动力转化成为现实的动力，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上层“民主要求”和下层“民主诉求”的双重合力下，激活深化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最现实的动力源泉，保证县级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并取得长期成效。

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工作汇报发言篇二

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提升司法公信力

2013-11-27 14:02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作者： 高憬宏 字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壮丽蓝图。司法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进步的组成部分，在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全会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并在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多个方面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全新部署。这其中既有理顺法院外部关系、排除一切法外因素干扰、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安排，也有理顺法院内部关系、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确保审判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要求。就人民法院而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关键是要积极探索构建以法官为主体、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权力运行新机制，充分发挥独任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审判委员会等审判主体职能，强化上下级法院的监督制约，最大限度解决司法的行政化问题，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一、落实独任法官、合议庭案件审判权

司法的最终裁判性质，要求诉讼中必须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作为庭审的驾驭者和亲历者，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也是基于庭审质证、辩论过程中所有细节的综合观察，才能形成对证据效力、争议事实的自由心证和理性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最有资格作出裁判结论。但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存在着独任法官、合议庭在案件审理后、判决作出前，主审法官必须将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及意见上报相应的主管业务副庭长、庭长、副院长甚至是院长来审批，主管领导对案件审查之后，作出批示或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这种批示和意见最终决定着处理结果。也引发了外界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质疑。客观地讲，法院内部的这种审批制度，在某个特定时期对于确保案件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这种审批制促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不仅要考虑案件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还要考虑行政权力的制约因素。对后者考量权重的增加，实际上稀释了法官对当事人权益本身的关注度。比如，法官在审查再审申请时，不仅要考虑当事人申请的事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还要考虑庭长是否会同意、分管副院长是否会基于近期进入再审比率过高需要把紧关口的考虑而不予审批。实践中，法官们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之为“闯关”。二是有的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会主动利用这种审批制，将一些自己完全有能力或者本应由其化解的矛盾出于推卸责任或者怠于认真负责而直接上交给庭长或分管副院长，这显然又制约了法官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极个别人甚至在汇报案件时避重就轻故意诱导院、庭长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审批意见。三是案件层层把关看似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但也助长了主审法官的依赖心理，放松了对事实证据的审查。而一旦案件质量出了问题，在责任的承担上又难以区分，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办案责任，导致“人人对案件负责、人人都不负责”，最终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四是层层审批造成效率下降，有些案件审限延长，甚至久拖不决。因此，要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就必须改革现有的审批制，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权和监督权，充分尊重独任法官、合议庭的意见，按照司法的亲历性原则，做到还权于法官、还权于合议庭。

二、健全合议庭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制度，有利于增强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准确性、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合议庭成员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能有效地克服法官个人认识能力的缺陷，抑制主观偏见，减少疏漏和错误，防范可能出现的审判权滥用或不当行使。但是一些合议庭“合而不议”、简单附议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固定合议庭由于成员间长期合作也容易形成利益小团体，遵循互不干预、互相附议的潜规则，严重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一旦赋予合议庭真正的审判权，就必须要强化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监督制约和对合议庭的绩效考核。天津一些法院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具体做法是：一是创新合议庭组成模式。针对容易产生“合而不议”，甚至形成利益小团体的问题，建立定期随机组成合议庭工作机制，利用信息化技术，每三个月随机选择合议庭组成人员，将审判长由常任制改为资格制，打破合议庭行政化色彩。二是细化合议庭评议规则。确立“简案简议、繁案精议”的评议原则，根据案件复杂程度提出不同的评议要求。为避免出现“复杂案件简单式合议”、“简单案件附和式合议”，要求合议庭成员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及适用法律等情况充分陈述意见，不得仅作同意与否的简单表态。三是规范合议庭评议笔录。要求书记员或速录员必须当场对合议庭发言进行“原汁原味”的记录；合议庭评议结束后，由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在评议笔录上即时签名；对于补制的评议笔录，合议庭成员和记录人员应当拒绝签名。四是开展合议情况专项检查。建立合议评查及定期通报制度。定期评查每季度一次，确定各业务庭评查最低比例，每名审判人员被评查案件数量最低限制；非定期抽查视情况具体确定，及时通报案件评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要求。五是完善责任共同追究制度。要求合议庭成员在裁判文书原稿上签字，并入卷备查，档案管理部门在接受案卷时对签字情况进行审核，签字不全的，不予归档。凡确定为偏差、差错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责任。

三、规范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责

审判权转到独任法官、合议庭后，院、庭长对案件的审批权减少了，但是并不意味着院、庭长职能的弱化，而是能够保证更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提升审判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促进司法公正。因此，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重点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关系。审判管理权应是法院内负有领导、管理职责的人和部门依法享有的对审判活动监督管理的职权；审判权应是法官个人在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中，依法享有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职权。实践中，院、庭长审判管理权与审判权两者职权出现混同，在何时当行使审判权，何时当行使管理权，何种行为属于审判行为，何种行为属于管理行为有时界定不清，出现了管理权主导审判权、替代审判权等情形，破坏独任庭或合议庭裁判的“独立性”，导致两权对立、冲突。我们认为，院、庭长行使审判权的可以通过作为独任法官或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来实现。除此之外，应当都是审判管理权，这项权力应当予以强化。一是强化审判质量管理。院、庭长要定期研究审判质效数据及其变化，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尤其注重抓住工作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定期旁听庭审，及时准确了解法官的业务素质、职业形象和庭审效果，对存在的不足和瑕疵进行点评。二是强化审判效率管控。强化节点控制，规范对立案、开庭、审限、结案等的监管，实现案件动态跟踪管理，严把各类案件审理期限的延长、中止，推进均衡结案。三是强化对合议庭的监督，通过查看庭审录音录像，抽查合议庭评议笔录，发现和查处合议庭成员怠于履职的行为。如，对不参加庭审、中途退庭或者从事与庭审无关活动的，视为消极履职，按照一定程序，对责任法官予以警示、诫勉，进行整改。

四、改革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特有的司法形式，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强化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以来，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定位也多有争议。在人民法院一五改革纲要中曾经明确地将其定性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将其职能定位为讨论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听取审判业务部门工作汇报，讨论指导性或参考性案例及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因此，从实定法层面看，审判委员会兼具最高审判组织和审判管理机构的双重角色，在法院中处于业务中枢、裁判指挥的地位。但从运行层面看，不仅讨论案件占据审判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造成其审判管理职能发挥不到位，同时审委会所做决定过于随意，回避制度形同虚设、无法实行错案追究责任机制等衍生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应充分利用其权威地位和专业优势，在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认真把关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为法官更为妥当地解决纠纷提供智识层面的支持和制度层面的保障。一是限缩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原则上只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不讨论事实问题，同时加强对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再审、超审限案件、涉诉信访案件等非正常审判行为的监督；二是加强审判委员会对综合性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对审判质效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及时分析审判运行态势，研究制定促进司法规范化的有效措施，排除不良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三是加强审判经验总结，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和审委会讨论典型案件通报制度，让普通法官了解审判委员会对类案的背景分析、价值导向以及关键性技术问题、法律问题和裁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帮助法官不断提高司法能力。

五、规范上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关系

依照法律规定，我国法院设置为四级，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指导的关系。即上级法院应当通过个案的、事后的方式依照法定程序对下级法院做出的裁判进行监督和指导。法律之所以设定不同审级的法院，根本目的在于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纠错的保障机制，以便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及审判权的正确行使。这一目的的实现是要以上下级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彼此独立为前提的。否则，彼此之间就存在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下级法院便不得不在办案意旨与审判行为方面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但实践的运行模式却与法律规定的精神明显相悖。一方面，案件发回改判对法官的晋职晋级会产生重大影响，发回改判率会对一审法院的审判质效排名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有时并不能理解法院层级设置的这种制度价值，简单地认为二审发回改判就是对方找了人或是一审法官判错了案，对基层法院的权威和公信产生质疑。基于上述顾虑，多年来上下级法院之间经常用内部请示在判前进行沟通。带来的问题是，上级法院认为下级法院不仅对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或者新出台法律法规的理解问题进行请示，而且对于一些裁判结果不太有把握的案件也通过请示方式了解上级法院的看法，变相侵犯了当事人的上诉权。从下级法院来看，监督指导的行政化倾向明显，信访督办、对个别案件的“内部指示”、批复、指导意见、案件评查等名目繁多，主体不统

一、操作不规范甚至被滥用。因此，有必要规范上下级法院监督指导机制。一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法院的功能定位。明确各审级的审判侧重点，一审重点要把好事实证据关，二审是重点把好法律适用关；再审是重点对

一、二审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补充救济。二是规范监督指导的方式，加大案例指导、政策指导、宏观指导力度，加强对辖区法院法官的专项业务培训，统一办案思想、标准和程序，真正调动审级负责和上级指导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让上级法院既支持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又要确保审判质量，提升司法权威。三是改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动态考核和过程调控，以平时的考评为基础，对于下级法院的工作进展情况，实行实时的、动态的、全程的控制，通过及时地公开业绩表现和考评结果，便于下级法院及时发现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当然，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要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不仅要理顺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审判委员会、上下级法院等不同审判主体之间的职责分工，而且需要脱离于地方行政制约的人财物管理体制、符合审判规律的法官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符合新媒体时代要求的司法公开运行机制等多个方面的共同推进。唯此，才能最终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