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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动力我的原动力篇一
;摘要：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只有紧紧围绕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实际，对员工培训的内容、形式、深度、广度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摸索出一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能使员工培训有生机和活力，员工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企业才能够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安全培训 目标 效果 质量
1 制定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标
年度员工培训计划，是企业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对员工一年来所从事教育培训活动的一个缩影。借助年度培训计划这个目标平台，能较好地落实单位培训进度、优化培训管理、检验培训效果。近年来，结合市供电公司、思凯电力建设中心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们自身的教育培训制度，规范了安全教育培训管理，每年召开一次员工教育培训工作会议，及时解决培训中出现的问题。在每年的十二月份开始着手制定下年度《员工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次年初按规定时间上报主管部门。从而明确了单位本年度教育培训的内容、重点、目标、步骤、措施、要求。具体操作时易实施、能考核，增强了单位安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还能较好地检查、督导单位所属班组培训的进展以及按计划规定时间组织实施情况，使年度培训计划在保证单位培训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得以按进度逐月完成。确保了年度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2 丰富培训内容注重培训效果
为适应企业改革和安全生产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坚持这样一条主线，那就是：注重实际面向生产现场，在培训内容上突出实用性。
一是抓安全法规培训。每年春检前的《安规》、“一卡”、“两票”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单位领导都要亲自授课，其意义就是要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学习，强化安全意识，从而使每位员工正真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实际工作中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员工安全思想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在本企业范围内营造出人人遵章守纪、爱岗敬业、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舆论氛围，彻底从源头堵住了事故隐患和漏洞，为企业的安全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抓工前阶段培训。在每年的季节性施工接点和较大的施工项目开工前，如城市配网工程、政府里程碑工程等，我们都要事先对其施工管理人员、班组一线员工进行一次标准化作业流程、现场作业注意事项、工程事故预防等相关知识的应急培训。较好的把住了各个工程关键时期和关键环节施工的质量关和安全关。
三是抓转岗员工培训。对新转岗的员工，我们首先对其进行岗前封闭式培训和岗位基础知识培训，提升了他们基本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每年做到有计划地对转岗员工进行基础理论知识，安全教育知识、专业技术和技能等集中培训授课，并对其要掌握的最基本的安全生产常识、本岗位最基本的安全操作技能，现场危险点和常用的安全工器具使用方法等，定期进行理论考试。经考试合格成绩优秀者，公司将优先聘用到重要生产岗位上工作。近两年来，先后有16名转岗员工通过专业理论考试和综合能力测评，走上了工作负责人的岗位，另有15名助手工，经考评后也跨进了专业工的行列，转岗培训取得了预期的培训效果。
四是抓常规专题培训。将系统内的基本安全规章、施工作业流程、作业标准、事故处理、实操技能、事故案例、以及非正常气候情况下的作业流程等本岗位应知应会，作为日常培训学习内容，在班组开展“周五一题、一案例”、班前班后会等各种安全教育培训活动，提高了员工个人技能和标准化作业水平。我们的常规专题培训活动富有成效，实现了预期的培训目的。
3 创新培训方式保证培训质量
生产经营施工单位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只有把握好从业人员的特点，找准培训工作中的“要点、难点和盲点”，安全教育培训才能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实质效果。
把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与安全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就要做到安全生产现场需要什么人就着力培训什么人，哪些方面薄弱就在哪个方面下功夫，紧紧抓住安全生产实际中的关键点，对症下药，不断创新培训形式和培训方法。并以岗位为平台，以实践为课堂，做到了“五个结合”。一是把培训计划和施工一线生产实际相结合；二是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三是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四是把事故案例剖析与法律法规、操作规程学习相结合；五是以公司集中组织培训与个人自主学习相结合。
针对在职员工的特点，“投其所好”，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实行“动态”安全教育培训形式，即：培训地点不仅仅只放在室内进行，同时也把专业实操培训搬到了敷设电缆工地、线路迁改、箱变安装、高压试验、土建施工等一线场所。增加了员工的感性认识，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让富有生产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安全专责、班组长在生产现场直接讲授，采取现场提问和互动的培训方式，激励了员工动眼、动脑、动口、动手的积极性，使之寓教于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增强了员工的学习趣味性。这种现场启发式培训方式，得到了各班组的一致认同，提高了员工基本技能和现场识别隐患、排除隐患、自救、互救的保安能力。从而为安全教育培训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支撑，保证了培训质量。
4 今后的改进方向
4.1 加强制度化建设，逐步实现培训工作的标准化，使安全培训工作走上正规化道路。
4.2 坚持围绕本企业生产经营任务，开展好特色化专题培训。
4.3 针对在职员工的特点，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强化培训效果，切实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实现企业健康、稳定和长远发展。
5 结语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正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因此，要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关系到企业稳定健康的发展，任重道远，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并以此为新的起点，使单位安全培训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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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徽商”，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600余年，称雄300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商界中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长江南北、黄河两岸，足迹不仅遍及神州各地，更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是其他商帮所不及的。
这个以“徽骆驼”自嘲的大商帮，曾创造了“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的商业神话。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更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研究徽商，自然要探究徽商崛起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徽商崛起的？徽商崛起的背后又有哪些鲜有人知的辛酸故事？徽商崛起的精神动力来自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去掀开那段尘封的历史篇章。
徽州人为何“好离别”？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徽州人为何好“离别”。
“这其实和地理位置有极大的关系。”面对《中外管理》的询问，原黄山市地方志主任翟屯建一针见血地说道。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虽山川秀丽、风景优美，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当地人可以说是在石头缝里种庄稼。同样，耕种要比他处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劳力，但粮食产量并没有成正比。
据翟屯建对《中外管理》介绍，当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通常也就够本地一家人吃二三个月，其他九个月的口粮必须想办法从外面获得。
耕地如此之少，人口却在大量增加。从东汉末年到唐宋时期，中原士民或避战乱，或躲祸患，纷纷南下徽州。大量移民的到来，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为了生计，徽州人不得不向外寻求出路。
徽州虽“粮食不足”，可物产丰富，如茶叶、杉木等。但这些当地土特产不能直接当饭吃。为了生存，徽州人不得不拿茶叶和木材去换取粮食，等于被迫从事务农之外的商业和手工业。
就这样，徽商在向外谋出路的同时，将自己的资源带出了徽州，如把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等，同时也带回了生活必需品。这对古代徽州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
“实际上是从唐代以后，徽州人就开始有了这种经商技能。”翟屯建对《中外管理》介绍道。商业的发展，逐渐诞生了徽州商人和商帮。
由此可见，从地域上看，徽州境内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农业不足以为生，为求生存，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经商，以谋求生计。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这也正是后来“徽商遍天下”的重要原因。
跟徽州地理環境相似的地方有很多，为什么徽商能够崛起？这也与徽州人的观念、素养有很大的关系。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理学起于北宋，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此后盛行于世，元明清统治者独尊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
翟屯建解释道，其实从南宋开始，朱熹的理学还没有被朝廷推广的时候，徽州人就已经非常尊重朱熹思想了。又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派。新安理学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读书、尊重知识。“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财睢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
徽州人外出谋生的同时，徽州学者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改变。如：明朝著名文学家、抗倭名将汪道昆就明确提出“贾何负于儒”、“商何负于农”的主张，意思就是说，只要能养家糊口，经商不比读书做官差、经商不比做农差。从他的主张来看，经商也是为了谋生，而不是把经商的当成一种低贱的职业，这就是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在当时“农业为本，商业为末;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中国，这样的观念对微商崛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可以看到，徽商崛起虽然与地理环境有关，但同样地理环境的人，如果思想观念不开放，没有精神动力作支撑，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纵横华夏几百年的徽商。因此，可以说，徽商的崛起，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觉醒。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最大特色。对于徽商来说，从商可以有钱，但用钱买的官并没有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而入仕，才有社会地位。而且，只有靠文化才能维系家族传统的传承，因此徽商极为重视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正是教育的普及为徽州商人崛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因为通过读书—方面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让徽商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格局胸怀，有利于和官僚士大夫交往;另—方面读书学到了知识和智慧，可以更好地指导商业行为。正是这种厚实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得徽商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区域人群历数百年而不衰。
徽商在经营中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同时利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来指导经商，这二者的互动，有利地推动徽商的发展。这也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突出特点。
当然，如果追源溯本，又跟中原人士南迁有关。
人文地理环境上，三次大的移民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人口、姓氏或域内家庭结构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而移民潮带来了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
特别是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就这样儒家正统观念开始逐渐替代并消磨了原古山越文明，而原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刚柔并济。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也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点的徽州文化。
可以说，徽州人对“士农工商”中“商”的社会地位的重新认识，是徽商走出去创业的重要精神动力，而徽州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反过来又把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渗入到经商理念中去，才是徽商崛起的关键因素。徽商的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崛起、壮大，和全民都有经商意识有很大关系。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做生意，显然成不了气候，但是如果徽州全民都有经商意识，那就大不一样。如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只有几个人在外面做生意，肯定取得不了现在的奇迹。只有全民思想的转变，整体都有了经商的观念，才可以创造出规模性的奇迹。”翟屯建如是说。
徽商的进击之路
徽州人外出经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外，还直接兴办产业。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这为徽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读书人甚多，所以对于笔墨纸砚、茶叶的需求非常之大，而这些恰恰是徽人所擅长或拥有的东西。因此，徽商在这里的市场迅速做大。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茶叶等。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允许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 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而在这些产盐地徽商占天时地利，一向以经营盐业著名的晋商集团此时受到巨大冲击，于是徽商开始以经营盐业为中心称雄于于中国商界。
值得关注的是，在实行纲盐制时，要想进入盐业靠与官方的关系，因为给谁从事盐业贸易的特许，权在政府。而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因此受益良多。
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徽商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流传着“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红顶商人”胡雪岩、剪刀大王张小泉等辈都曾名噪一时。
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使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明清时期乃至于近现代，江南市鎮经济都极为发达，这同徽商不无关系。
徽州人视做生意为正途，反倒淡化了传统的农本意识，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成功之后，投入大量财力用于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和公益事业，无论是在徽州本地还是经商的乔寓地，徽商对私塾、义学、官学和书院，都进行过全方位的资助，促使商业贸易和文化风俗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因此有人说，徽州商人走到哪里，哪里的文化就繁荣。
应该说民谚“无徽不成镇”，生动地反映了传统徽商对商贾所在地区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农业为本，商业为末;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古代中国，徽商不但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更在主流社会找到了商贾的一席之地。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正是这种转变才有了徽商的鼎盛。
“徽骆驼精神”今犹在
徽州虽地理环境欠佳，但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反而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独具特色的徽州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正是当时徽商的真实写照。徽州人十三四岁时就要外出当学徒，学生意，踏上经商之途，这首带有哀怨之隋的歌谣，道出了徽州人的风气习俗。徽商的开拓进取和百折不回也为其积累了“徽骆驼”口碑。
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
徽商“好离别”的背后，正是徽州人的创业精神。徽商对商业的执着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三年一归，习以故常。“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徽商的这种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着和追求。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等有关，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讲道义、重诚信才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
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后人又将其总结为“敏锐的创业眼光、进取的人生态度、诚信的处世风格、合作的人际关系、超前的契约意识”这些高贵的从商精神。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格。以骆驼来形容徽商，一方面说明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从徽商的完整发展历史来看，徽商精神实际上渗透在徽商发展的全过程中。比如：创业初期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讲诚信创新的敬业精神，到了发家致富以后，那种回报社会的担当精神。”翟屯建这样对《中外管理》总结道。因此，整体来看，“吃苦耐劳、崇文重教、诚信创业、回报社会”16个字是徽商的核心内涵，是徽商的真正精神所在。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徽商中绩溪商人的美称）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虽然徽商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徽商对我国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教育发达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徽商精神对于今天大众创业的商业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比如：徽商的创新精神。翟屯建举例说：明末徽商进入出版业，在具体出版过程中使用了很多创新性的手段——编丛书，创造了“饾版”（木版水印中的一种）印刷;还使一种新的印刷字体——宋体字最终成形，提高了雕刻的速度;然后是版画的使用，通过图解的方式，使民间可以更好地理解四书五经这类图书。这种创新精神就非常值得现代企业去学习。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回报社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最终应该怎样对待企业积累起来的财富，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最终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体现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体现在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徽商的崇文重教，对于当今企业十分具有借鉴意义，而徽商致富后积极回报社会的行为更是值得所有企业家积极发扬和推广的。
如今，一大批“新徽商”迅速崛起，影响日益扩大。“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现代企业都能够把徽商的四个核心内涵做到，那么这个企业肯定会发展，肯定会成功，肯定会成为社会的一个样板企业。”翟屯建对《中外管理》最后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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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懂得生活艰辛的人，才会不断的奋发向上，因为明白，美好的明天只会出现在你的手中，下面是小编带来的随笔感悟美文欣赏：贫穷是积极生活的原动力，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出生在豫西山区贫困县的我，从小就饱受贫穷困扰，依稀记得小时候的点滴，内心那种走出小山村，过上富裕生活的渴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强烈。
十六岁那年，在县城上高中一年级的我，打定了去当兵的主意，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客车走到邻乡停下不走了，看着淅淅沥沥的雨丝，无奈何地朝着家的方向一步步走去。初冬的`天黑的早，夜幕降临，却没有华灯初上，有的只是一片漆黑，摸索着在空旷冷寂的田野向家的地方奔走。一两米高的地堰，松软的土地，和着泥水，安静，凄冷，没有世界，只有我，渺小无助的我。绝望、孤独一度袭扰着我幼小的心灵，看到村里稀稀落落的灯光，仿佛看到了一片光明，十几里的路，让我弄的浑身湿透，泥和水包裹着全身，狼狈不堪。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去当兵，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母亲心疼的为我擦身换衣服，父亲坐在那里抽着烟询问我回来的原因，要放弃学业去当兵，父亲有些不太同意，拗不过我，还是点头同意了。从此，我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
如常所愿，xx生涯早早地让我认识了这个世界，博大，美好，却又让人生畏。紧张、艰苦，甚至应该说是有点残酷训练，让小小年纪的我累的上楼梯都是拉着扶手往上爬，五公里越野跑完人都觉得要窒息，就连吃饭、上厕所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那时候也曾偷偷在背后骂班长变态。新兵的连也有同去的老乡觉得受不了，半夜偷偷逃离部队的，后来看到战友的父亲在大会上做检讨，心里五味杂陈，甚至有点瞧不起他的作为，逃跑，当逃兵在我的脑子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觉得那是我的精神财富，最少在这方面我是富有的，而他是极其贫穷的。
十六年的xx生涯没有如愿改变命运，却让我知道了，一个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并且得用自己实际行动去努力实现。其实，在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贫穷是逼着我们前行的原动力，你不去努力就连水都喝不上，更不要说什么富裕的生活了。
记得结婚的时候在县城买房子的几万块钱让我举步维艰，四处抓借，打借条。为了省钱年二十八九还和哥哥一起在收拾房子，哥哥回家过年时，囊中羞涩的我，买不起贵重礼物表示感激，两包十几元的糖果，含泪送走哥哥。而后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三间平方里面，孤独，无助，无以言表的那种心情，几近绝望，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好在岳父家是做家具生意的，全套家具都是老婆陪嫁过来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得感谢岳父岳母，感谢老婆，在我的人生中，遇到他们是幸运的，也是我这辈子必须要珍惜的。
退伍后，靠着岳父家里做生意多年的根基，我走上了艰辛的创业之路。家具行业不容易，从简单的搬搬抬抬，到销售送货安装，再到修修补补，没完没了的售后服务，表面上自己是个老板，用朋友们戏谑的话就是：你活脱脱是一个工人，而且是全能工人！终于在前年大年初五凌晨，我的腰椎间盘率先突出了，躺在床上那段时间想了很多，人，应该拼命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身体是最基本的资本，挣钱要紧，身体更要紧。但是慢慢恢复后，那些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去面对，有时候会想，人来到世界是哭着来的，预示着我们是来受苦来了，终于有一天我们笑着走了的时候，也就预示着苦受完了。
因为贫穷，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活都自己亲自去干；因为贫穷，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主色调；因为贫穷，崇尚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因为贫穷，事无巨细，都会亲力亲为，努力为顾客服务。很喜欢那句话：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如今的生活不好不坏，基本的生活条件是有的，当然不能和人家有钱人相提并论，也没有付出人家所付出的那般艰辛，面对生活，我感激贫穷，是贫穷一直在提醒我，鼓励我向前冲，为了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而努力去拼搏。
原动力我的原动力篇四
;[摘要]民间法生于乡间，出于习惯，不一定见诸文字，却在民间发挥着广泛而有效的规范作用，与国家法律相比，其运行呈现高效、自觉、稳定的特点。民间法的实施主要依赖于以地方文化为基础而产生的内心确信；此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是其获得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不能忽视的还有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民间法；内心确信；经济利益；国家影响
不久前一个朋友(为行文方便以下称其为c)聊天时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这个故事引发了笔者关于民间法运行机制的一点思考，遂成此文。
c听了第一个问题想也没想就断然否定：“那绝对不可以，没人敢那么做。”对后面的问题则十分不屑，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或者是她认为那根本就不能成为问题。
一、民间法的存在及其强大的规范作用
朋友的回答自然没能去除我的迷惑，反而引起我更多的疑问：当老人的儿子和c听说老人病危的时候，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其儿子、侄女都一致同意“立即回家”，不愿治疗，这是为什么呢?答案似乎是现成的，那就是所谓“村里的规矩”在发挥着控制作用，使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
自觉而稳定的运行一直是国家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苦苦追求而难得的理想状态，在“村里规矩”面前，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求隐藏在背后的那只“无形大手”。
二、内心确信是民间法运行的主要动力来源
在我国广大地区，特别是乡村，存在诸多涉及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习惯和风俗，它们不一定见诸文字，却在民间发挥着广泛而有效的规范作用，法学界将之称为“民间法”，前文所述的“村里规矩”正是其中的“沧海一粟”。尽管我国学界对民间法作用、地位的评价存在不同观点，但大都承认“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各种非正式法不仅存在，而且数量可观、力量强大。其表现呈现多元化态势，有成文形式的，如目前乡村社会的自治章程，它们在内容上更加明确，其实施一般由特定的人负责，因而更接近国家法；更有那些自然生成，相沿成习的各种习惯、常例，本文探讨的是后一种形式，因为它们往往更能体现“民间”的属性。
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提出，原始社会的氏族习惯主要依靠氏族成员的内心确信、氏族长的威望以及一定的强制力来维系其效力。虽然摩尔根在此提出了习惯的三种动力来源，但所谓“一定的强制力”实发自于内心确信或者借助于个人威望，因此并不能独立成为一种动力源。而关于个人威望的作用，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其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减弱，到当今社会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演变，自然权威存在的基础——“创造对众人的福利”渐渐地被其他形式的力量——如政党、政府、社团组织甚至媒体所取代。民间法坚韧的生命力显示，在民间法背后有一股比自然权威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强大支撑力量在发挥作用，笔者认为这就是人们对民间规范所抱有的“内心确信”。人们对民间法所抱有的“内心确信”外在表现为对规则的无条件接受，对这些规则的前因后果几乎不作思考，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都很少存在。正如上文所显示的，当事人往往只问规则“是什么”而全然不关心“为什么”。这表明了民间法所具有的文化属性。
著名法学家苏力教授认为，习惯是一种内生于社会的制度，凝结了有关特定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信息。人们对本地区某种行为模式所具有的来自于共同环境特征与自然禀赋基础上的“一致感”(王铭铭语)，使民间法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根据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学说，社会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经历了缓慢进化的进程。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由于社区内生存环境的相对封闭，人们分享着大致相同的土壤、气候条件、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共同的物质生活状态最终反映为一种地方文化，包括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知识、信仰、道德等价值理念以及风俗、习惯等行为模式。对生活于某一种地方文化中的人们而言，民间规范已经深入其意识中，成为他们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他们来说，遵守民间风俗习惯就像穿衣吃饭一样天经地义，根本不需要怀疑和思考。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民间法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是民间法获得效力的根本所在。
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
三、经济利益是民间法获得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们将民间法的动力来源划归为文化，属于一种同意的权力，但这同意中或许也带着些无奈，因为“如果不愿意受这种权力的限制，只有回到‘不求人’的境界里去做鲁宾逊”或者“抛弃经济利益，不讲享受，像人猿泰山一般回到原始生活水准上去”。虽然这种观点表述的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但从民间法的内容、形成过程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上看，遵守已经存在的风俗和习惯无疑是最明智、最省心省力的选择。考察我国的民间风俗习惯，我们可以发现其内容异常丰富，涉及到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节庆娱乐、宗教信仰以及劳动生产等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却集中体现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由我国著名学者徐杰舜主编的《汉族民间风俗》一书收录了大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意义的汉族民俗事项，编者自认为该书“集中了东西南北中民间风俗之大成”，是我国民俗学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中，涉及经济活动的部分“百工百业风俗篇”被置于篇首，由徐杰舜先生亲自撰写，其内容又分为“农林渔猎”、“桑蚕畜牧”、“工匠百作”、“商贾交易”四个部分，所占篇幅也最大，是该书的重点内容。编者的此种安排明显体现了他们对经济领域内民间风俗的重视，且这种重视并非学者们的主观臆断，而是对来自于“田野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的真实表达。以实例来说或许更为可信。众所周知，我国浙江湖州自古被称为“丝绸之府”，人们世代以养蚕为业，当地人视蚕业为神圣事业，那里的风俗习惯即大多以养蚕为中心，如每年的三四月间，当地有“关蚕房门”之禁忌，即此时蚕房不允许他人进入；在整个养蚕过程中又有“蚕初生时忌屋内扫尘”、“忌蚕室内哭泣”、“忌酒醋五辛”等等各种规矩禁令；此外还流行着“养蚕无太婆，种田无太公”之说，即在养蚕期间，男女老少都要投入劳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体上，这些林林总总风俗习惯都是围绕一个目的，那就是保证蚕茧获得最大丰收。除纯粹的生产经营以外，与经济利益有关的其他活动，如兴建房屋、分家析产、缔结婚约、承继领养等活动也是民间法规范的重要领域。
从产生过程看，民间风俗习惯是劳动人民世代以来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的累积，是在人们合作与冲突的反复博弈过程中形成的。每一种民间规则的形成都经历了出现、适用、修正、再适用、再修正这样反反复复的“修炼”过程，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会因为不合时宜而被淘汰，而同时还会不断有新的行为模式出现，成为未来“习惯”的雏形。只要自然和社会的大环境不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就会按照既有规则操作下去。“从每个人来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路上可能要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了。”。因此，在个人不能确认自己已经寻求到更经济的方法以前，“循旧”自然是最可靠的选择。
尽管“因循守旧”是最经济的方法，但也不能排除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下，当事人内心里对某种民间法则可能会心存不满，甚至是强烈反对，但这种“拒绝”常常意味着危险和孤独，因此常常会无果而终，最终又会回到老规矩、老传统上来。
在原始社会，由于个人与自然力量的悬殊，个体必须在部族中才能生存，这样部族就成为个体生存的保障，因此部族对那些违反部族规范的成员最严重的惩罚就是将其赶出部族，这对该成员无异于断绝了生存之路。在现代社会，集体对于个体的重要性逐渐削弱了；从法律上讲，也没有人有权将其他人“赶出”村子，但类似的惩罚仍然存在并且同样具有威慑力，那就是群体对违规者的排斥，将其孤立于群体之外。虽然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假使真的将违规者“赶出村子”或“孤立起来”，自然不至于严重到威胁其生存的地步，但在现代社会的乡间，人们之间的“互助”仍是维持和提高生活、生产水平的必要条件。地方互助通常发生在急救、家事(仪式)、造房和投资诸方面，虽然有政府存在，但在村民需要帮助时，村民们寻求赞助的对象往往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他们自己的亲戚朋友。因此，为了能在必要的时候得到“社会圈子”的帮助，与圈子里的人们在行为上保持大体上的一致无疑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所以很少有人敢冒“众叛亲离”的危险一意孤行。
四、国家对民间法的影响
在民间法运行的源动力中，必须提及的还有来自国家层面的作用。虽然民间法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但它并非与国家无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划分也仅仅表明二者在产生方式、表现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差别，但“由于法律多元是同一时空、甚至是同一问题上的多种法律共存，因此任何两极对立的划分，诸如民间法和国家制定法，在实践上都是一种错误。”。事实上，在民间法“自觉而高效”的作用过程中间，国家于无形之中或者主动扮演了“调控者”的角色，或者被动扮演了“黑脸”的角色，虽然并不一定出现在具体场合，但却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民间法的运行。
当国家以“调控者”的身份出现时，一种方法是将某些民间规则加以技术上的改造和变通后以成文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即脱胎于我国民间广泛采取的纠纷调解习俗。中国人讲究“和为贵”，所以在发生纠葛后常常不愿意对簿公堂而更倾向于自行调解，像江南水乡旧时流行的“吃讲茶”、安徽黄山的“吃茶讲壶”等习俗就是当事人评理、判断、化解矛盾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制定时，立法者充分尊重这种民间习俗，将之作为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必要步骤。另一种方法是在立法中概括地认可习惯的法律地位，如1995年施行的《人民警察法》第20条规定警察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1993年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不过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认可性立法数量并不多，这表明“中国当代的制定法，除了在涉及少数民族和对外关系的问题上，一般是轻视习惯的。”苏力先生将此现象归因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变革所持有的“单线进化论”偏见，在以“实现现代化”、“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以及“改革”为主的语境中，制定法成为主流，习惯受到了冷落。但社会实践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众并不会因为习惯没有得到国家法的明确认可而抛弃他们所熟悉的行为模式，而决策者也开始认识到民间风俗习惯的力量并加以重视，学术界“民间法研究”的兴起正是观念转变的表现。
有时国家则是被当事人“拖进来”的，在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参照”职责。此时国家法不是主角而仅仅是一个配角，其地位比较微妙，更与立法者的意志相左，但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在当事人有意规避国家法律而欲通过民间规则解决纠纷时，国家法实际上被安排扮演了“参照物”的角色。在我国民间，对于当地民众自认为不严重的邻里或家庭纠纷，当事人一方常问“私了”或“公了”的问题。尽管“私了”规避、抵制了国家法的介入，似乎是一种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国家法却始终伴随着“私了”的整个过程。“私了”成功实现的条件是两方面的，一是双方当事人对国家法必须有一定的了解，如果双方对国家立法完全不了解，他们就没有一个进行讨价还价的“基点”；另一方面是当事人对国家法的认知还只能仅仅局限于了解的程度，如果一方当事人完全知晓并接受法律的知识，“私了”则很难成功。因此可以说“正是依赖于国家制定法的隐性存在，那些民间的、习惯的‘法律规则’才变得起作用。”尽管国家是在无意中被“拖进”当事人纠纷之中的，但其对民间法的积极作用仍是不能被忽视的。在人们想办法对法律进行规避的过程中，他们不由自主地学习了法律知识、接受了法律的熏陶，法律从而有可能对他们的未来行为产生影响。虽然是当事人的“无心插柳”，但国家就这么间接地参与了民间法的运行，并且自然而然地对民间法施加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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