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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演讲家篇一
;摘 要：作为身份与边缘写作批评的先声——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发人深省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美国文学和文化领域最新思潮和理论前沿。从长远意义来说，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人们深层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加深了人们对边缘文学和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的理解、认识与探究。
关键词：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
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是最切近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发展轨迹的新兴批评流派。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标识，是黑人女性作家、黑人女性意识、黑人女性主题和黑人女性语体的确立和发展，建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不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种族、性别等问题，同时也研究作品中的阶级、历史和文化。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反种族运动开始兴起，邓巴、杜波伊斯、哈里斯、华盛顿、凯布尔等具有民族责任感的黑人作家和理论家的作品，加深了人们对有色人种以及妇女和少数族裔的种族意识。到20世纪70年代，黑人文学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黑人女性作家群体出现。1970年，民权运动的活跃分子、诗人、表演艺术家玛雅·安吉洛出版系列自传的第一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立刻畅销；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处女作出版，开始了她们辉煌的文学事业。她们均摆脱了那种表层的社会抗议方式，有机地结合两种传统和语言特征，从不同角度将种族道义责任提升到弘扬生命意义的层面上，最终达到在融合中确立自身地位的目的，激励黑人女性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流派。
在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以其独特的面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界，成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被认为是美国黑人文学、黑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崭新的能量中心”。一批黑人女性批评家出于建构黑人女性积极主题精神之目的，走向学术研究等公共领域，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她们积极发掘、总结淹没多年的黑人女性先辈的创作成就，捍卫黑人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在美国文学批评界、黑人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形成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派别。1970年，托尼·凯德编辑了作品选集《黑人妇女》(the black woman)，汇编了当时黑人女性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称之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表现出对黑人女性形象再现中涉及到种族、性别问题关注的鲜明特征。批评家们寻找、阐释黑人女性积极形象，视之为建构黑人女性行动主题的精神资源，表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认识上的自觉性和行动上的迫切性。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在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zora neale hurst-on：the black woman’s search for identity)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black women image makers)，以及她选编的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black-eyes susans)的序言中都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她确信：对于黑人女性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她对黑人女性独特而与众不同的看法。
早期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以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为基础，具有强烈的阶级、民族和派别色彩。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悄然地、不事张扬地向“性别”这个概念转移。在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出现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性别”以及“性别意识”、“性别立场”、“性别视角”等词语，与此前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并用，似有代替以“女性”为词首的一些概念之势。这种悄然的变化，又一次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变化不谋而合。1977年，芭芭拉。史密斯发表的一篇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突出强调黑人女性的经验，甚至提出其语言经验的独特性。同时，“种族”这个概念被引入到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她认识到：“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种族、阶级政治和性别政治是重要的连锁因素。”在这一认识下，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了真正的自我发展阶段。
80年代初期，艾丽斯，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论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提出了“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概念，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可以说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区别于传统黑人文学和白人女权主义的分水岭”。它把黑人女性话语从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彰显出来，清晰地划分了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界限。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forblack feminist criticism)，提出白人主流文学与黑人女性文学之间的差异，不仅审视围绕黑白明晰界限存在的种种问题，还把辨析的眼光延伸到自己种族内部，以及自己认同的群体——黑人女性内部。这一研究采用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分析角度，剖析了黑人女性创作的复杂内涵，显示出耳目一新的特征，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使之逐渐走向成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成为整个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它更加深远、全面的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文学理论界独树一帜。
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后殖民主义批评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中最新而且发展最迅速的模式，是与第三世界批评家关注“种族”相呼应的。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主要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它所关注的问题是移民、奴隶制、种族、性别、地区、压迫、抵制、表现和差异等。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黑人文学的重要部分的黑人女性文学，是在反对其所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的产物，它的形式与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范围和内容不谋而合。贝尔·胡克斯指出，黑人妇女“忍受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三重压迫。
得者、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中，女主角黑人妇女赛丝的一段话，显示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共同控诉：“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就可以将你整个的自我拿去，换取他脑子发胀时随时想到的任何事物；不仅是对你进行奴役、宰杀、蹂躏，而且还要玷污，把你玷污得从此失去自爱，玷污得使你想不起自己是何物。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最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即“身份”批评带来较好的切入点，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者看来，作者也好，读者也好，还是评论者也好，似乎都带着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站在一个由特定的文化、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政治、经济和个人因素形成的立场来从事写作、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角度、观点和文艺的再现无不深深地打着“身份”的烙印。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把黑人妇女的地位比喻为处在主流文艺批评和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双重边缘上，在她们看来，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别和社会区别一样，是后天强加的，而不是生理的，实质上是文化和社会的营造。芭芭拉·史密斯在《论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艺批评和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艺批评均忽视了黑人女性作家，所以应该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探索性别和种族在黑人妇女文艺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艺传统。这一理论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对于种族和性别的研究相辅相成，整合为一体，丰富并发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正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和性别双重探索的批评得以继续。
三、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现状
性别与阶级、种族等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女性身份的全面认识，也关系到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认识。作为对女性身份的一种认定，性别身份或社会性别身份只是其一而不是全部，这是因为女性不仅是有性别的人，同时也是具有阶级(阶层)身份与种族身份等其他多种身份的人。女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而性别问题又往往与阶级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既相互联系而又不能相互代替。
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正是在这种寻求与区别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它从不依附于任何文学与批评的派别，所建立的无不是对以往黑人文学或是白人女权主义文学的充实与完善，最大限度地追求着自己身份所涉及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平等。所以我们今天所接触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对西方文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文学形式与批评理论。用贝尔·胡克斯的理论总结其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仅仅对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建构一种激进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要忽视了身份政治，必须在尊重差异而不是与之对抗的基础上建构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辟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新领域、新境地，引领了当代西方文学与批评领域的新思潮，为美国黑人文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所研究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跨越国界，被各国学者用于本土研究，对任何存在着男性知识霸权和种族优越感的地方都具有实际意义，它所体现的理念是反霸权、争取公正和正义，对世界各地有着同样追求的人们有所启发，对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韩云波
作者简介：王军(1959—)，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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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了20世纪著名的三位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妮·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的作品，分析、研究姐妹情谊在黑人女性文学发展中的历程，证明其在黑人女性寻求自我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姐妹情谊;黑人女性文学;寻求自我
作者简介：张宇辉（1984.4-），女，汉族，吉林敦化人，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是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其中为黑人女性寻求自我、争取解放、独立的声音在文学作品中一呼百应。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妮·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是20世纪黑人女性文学中的三位杰出女作家。她们的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天堂》和《紫颜色》也为大众所熟知。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女性人物之间的“姐妹情谊”，试证明这一主题在黑人女性寻求自我的过程中贯穿始终，为黑人女性在实现自我救赎、体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上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一、“姐妹情谊”（sisterhood）
“姐妹情谊”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威明斯确切指出：“这种情谊是这样一种关系，黑人女性之间相互信赖，并自愿分享她们各自的种种情感、焦虑、希望和梦想。她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撑。”[1]一直以来，黑人女性都被认为是世界的骡子。她们是黑人、穷人、女人。这些身份使黑人妇女承受着三重重压：种族、阶级和性别。因此，黑人女性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安慰进一步帮助她们实现了自我解放与独立。
二、文学作品中“姐妹情谊”的发展
2.1 《他们眼望上苍》中朋友间的“姐妹情谊”
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是黑人女性作为小说主角的先驱。女主人公珍妮在一路成长、几次婚姻和短暂的爱情中证明了自己，展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费比作为珍妮的挚友，在她受人鄙夷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她辩解;在她孤独无助的时候为她送饭，真诚地做她的听众。而珍妮在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好友费比听的同时，也使费比受到了启发和影响，为她带来了信心和鼓励。最后，费比感慨到：“上帝啊……我光听你讲故事就使我长了足足有十英寸，我再也不会满足我自己的境况了，以后我也要萨姆带我去钓鱼。”[2]这就是“姐妹情谊”在黑人女性寻找自我中的价值体现。她们之间相互安慰、相互鼓励，相互影响，通过唤醒自己与其他人的自我意识，来实现自我解放。
2.2 《天堂》中陌生女性间的“姐妹情谊”
在托妮·莫里森的诸多作品中，“姐妹情谊”这一主题随处可见。不同于珍妮与费比的朋友间的姐妹情谊，《天堂》讲述的是陌生女性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照顾，最终获得精神独立的故事。在男权主义氛围浓厚的黑人小镇旁，修道院修女康妮收留了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遭遇的四位女性。修道院成了她们的“天堂”。她们在这里靠自己的努力生存，彼此照顾，相互倾诉，成为了亲密的姐妹。同时，她们还帮助其他受男性压迫的无助妇女。在这个“天堂”里，陌生的黑人妇女通过相互扶持、彼此抚慰，实现了自我的救赎和人格的独立。足见，“姐妹情谊”无处不在。
2.3 《紫颜色》中亲缘间的“姐妹情谊”
艾丽斯·沃克的书信体小说《紫颜色》中，女性角色间都有着亲缘或身份上的关联。这种关联恰巧是“姐妹情谊”逐步扩大的表现。它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友间的影响和陌生人间的帮助，而是整个女性群体的联通。小说的主人公西丽经历坎坷，思想守旧，她自叹命苦，从不反抗，只在给上帝写的信里倾诉内心的苦楚。通过妹妹耐蒂、儿媳索菲亚、情敌莎格三位“姐妹”的帮助，西丽在痛苦中觉醒，重新认识自我，走向了新生活。
2.3.1 姐妹间的“姐妹情谊”
西丽和妹妹耐蒂的童年经历十分痛苦。而在西丽的保护下，耐蒂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思想也要进步很多。她一直在非洲写信鼓励西丽反抗命运。而西丽也是靠着与妹妹彼此间的牵挂和支持，熬过了多年的痛苦生活。可以说耐蒂是西丽的启蒙老师。看到妹妹的信件，西丽仿佛看到了希望，这也让她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2.3.2 婆媳间的“姐妹情誼”
与西里不同，她的儿媳索菲亚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她敢于和男权做斗争，要求受到平等对待。她深爱丈夫，但却不允许丈夫欺负她。在丈夫出轨后，她没有挽回，选择了离开。这让逆来顺受的西丽大为惊讶。嫉妒的同时，在她内心深处更多的是触动。索菲亚就如同西丽心目中的榜样。在索菲亚的感染下，西丽开始向往这种自主的生活。最终，她鼓起勇气，寻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2.3.3 情敌间的“姐妹情谊”
莎格是西丽的情敌。善良的西丽悉心照顾病重的莎格，两人之间建立了友谊。莎格经常鼓励西丽认识自我、欣赏自我，还帮助西丽一起反抗她的丈夫。最终和西丽一起离开了家，创立公司，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莎格是西丽寻求自我，获得独立、解放的引导者。
三、结论
在黑人女性寻求自我的道路上，“姐妹情谊”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它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为更多黑人女性实现自我意识觉醒，走向解放独立之路，提供了力量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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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黑人社会地位的变化离不开黑人母亲的付出和影响。与传统文学中黑人女性的悲剧形象不同，《堪城遗孤》塑造了全新的黑人女性形象，其闪耀的母性光辉点亮了黑人儿童内心的火焰。
关键词：黑人女性 新形象 《堪城遗孤》 母性光辉
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悲剧性的神经错乱和疯狂的社会，但是它用以凌辱和压迫人的办法却无比巧妙，而受凌辱和压迫的人的唯一罪过就在于他们的肤色是黑的。”[1]p420而“黑人女性承受的痛苦是双倍的，因为除了皮肤黑，她们还是女性。在男权、白人当道的社会，黑人女性身体受创的同时，心灵也被扭曲着。”[2]因此，“在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黑人女性通常被塑造为妓女、保姆或女家长等形象。”[3]也有被塑造成“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牺牲者、探索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者、寻找途径自我救赎的探索者以及充满智慧的成功者等。”[4]但是，这些女性角色主要体现在女性为寻求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而付出的代价和努力，并未揭示女性作为母亲对后代的影响。
事实上，母亲常常被称为民族的灵魂，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控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作家梁晓声也说：“民族和民族的较量，也往往是母亲和母亲们的较量。”有学者郑重指出“在一个民族或种族的历史语境中，如果母性文化身份缺失，民族灾难将会加重，后果不堪设想。”[5]而《堪城遗孤》则用笔墨刻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4位女性，她们的身上散发着神圣的母性光辉。
二.《堪城遗孤》中的黑人女性
《堪城遗孤》是美国黑人作家欧内斯特·布莱索（ernest·bledsoe，1932-2010）的遗世之作。故事讲述了二十世纪初叶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真实故事：人们在一间破烂窝棚的后街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穿着脏兮兮的尿布，无名无姓，无亲无故。于是被送往孤儿院，取名为雷蒙德。这家孤儿院是玛吉·琼·弗洛拉开办的，享有“堪城第一黑人儿童之家”的美誉。雷蒙德在孤儿院生活了将近八年，后来遇到了来自美国大平原的黑人妇女露妈妈。露妈妈从孤儿院收养了雷蒙德，并把他带到了伍德兰德山，雷蒙德受到了伍德兰德山民的热烈欢迎，并成了伍德兰德山的名人。在那里，雷蒙德有了自己的家，结识了新的朋友，还收养了一条流浪狗，并与流浪狗相依为命。雷蒙德十二岁的时候，小学毕业了，但他没有选择继续上学，而是决定回到把他养大的孤儿院，去帮助那里无亲无戚的孤儿。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为一部儿童文学读物，带给人一种宁静淡泊之感。通过黑人孤儿童雷蒙德的健康成长，《堪城遗孤》想要告诉我们的，不仅是黑人族群的团结友爱，还有母性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堪城遗孤》从主人公雷蒙德的视角展开自述，书中主要出现了3明1暗共4位女性，其中以雷蒙德的养母露易丝·沙里奥（即露妈妈）为主，“玛吉之家”的继承者杰拉尔丁和露丝姐妹次之，而身处暗处的则是“玛吉之家”的创始人玛吉·琼·弗洛拉。这4位女性以其母性光辉，照亮了雷蒙德和其他黑人孤儿的内心世界和人生道路。
1.露妈妈（露易丝·沙里奥）
其次是教育。教育之于儿童的重要意义尽人皆知。露妈妈“叮嘱我，不要忘了我的童年是在玛吉之家度过的;还说要记住餐桌上学到的训诫。”[7]p36这是行为教育;“珍惜你们得到的一切，如上学，把它当作人生的起点。”[7]p36这是感恩教育;“她甚至把我也给雇用了。在职业生涯中，她给了我第一次工作机会。我必须学会怎样制作猪油牛油糕饼酥皮，否则我就得不到零用钱。”[7]p60这是自我价值教育;“我学得很快，露妈妈笑着赞扬了我。”[7]p61这是赏识教育。而露妈妈对于学校教育更是独有见地，在讨论学校布置的4个问题的作业的时候，她不仅配合着他完成了家长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还引导着雷蒙德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雷蒙德的作业中出现“你觉得上学乏味吗？”这个问题的时候，露妈妈的回答是：“是啊，上学是令人乏味。就好比在人生的路途中，你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明白一般。但是，当你通过了考试，取得了成绩，老师们会对你刮目相看的，过去的经历也就不觉得那么令人乏味了。”[7]p53这段话足以看出露妈妈对学校教育的见解，以及她所希望的雷蒙德的思想走向。
2.杰拉尔丁和露丝
3.玛吉·琼·弗洛拉
虽然这位孤儿院的创始人只是在众人的言谈中得以出现，但其伟大的品格却犹如黑暗中的星辰，照亮了黑人孤儿的整个世界。首先，“杰拉尔丁和露丝并不是真正的两姊妹。两人幼时被人遗弃在玛吉·琼·弗洛拉门前的走廊上，是玛吉收养了她俩。她俩长大后就成了玛吉的女儿。”[7]p64其次，她把杰拉尔丁和露丝二人培养成了出色的接班人，给黑人孤儿以成长之所，足见其功德与成就。
露妈妈把雷蒙德从“人们不是叫我孤儿，就是叫我混蛋。”[7]p28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他健全的人格，尊重他重回孤儿院工作的意愿;杰拉尔丁和露丝赋予了雷蒙德感恩之心和责任感，才有了雷蒙德立志重返孤儿院，帮助更多黑人孤儿的决定;玛吉·琼·弗洛拉创办“玛吉之家”，把爱传递下去，惠及更多孤儿。上述种种无不体现了黑人女性的母性光辉。
结束语：无论是女主角露妈妈、配角杰拉尔丁和露丝姐妹，还是幕后英雄玛吉·琼·弗洛拉，这些黑人女性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黑人女性形象，她们不仅自立自强，而且承担起了抚育后代成长的重任，散发着神圣的母性光辉。我们必须承认，目前黑人种群日趋改善的社会地位和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黑人女性的努力与付出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项目基金：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科研处青年科研项目“《堪城遗孤》黑人女性的母性光辉探析”，项目编号：q2013112。
（作者介绍：白秀敏，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學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航英语教学和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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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采用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伊娃的男人》和《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两部黑人女作家小说中黑人女性原型的塑造，主要运用认知原型的理论方法分析比较两部作品中的黑人女性的人物特点，提出心理原型、爱·性原型、家庭原型以及社会原型四大新黑人女性原型，进一步揭示了两位作者所表达的深层次族裔、性别、政治等思想主题。
关键词：黑人女性 原型 笼中鸟 伊娃的男人
在华夏文明的彼岸，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有一群黑色皮肤的人类，他们是大地母亲的弃婴。过去，被白人主导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黑人有自己固定的传统原型，他们往往不被当作“完整的人”，只充当绚烂图画里的背景，英雄人物旁的陪衬。他们或者是讷口少言的壮大汉，或者是老实忠厚的胖女佣，无论男女，都只扮演长篇巨著中不起眼的配角。只不过，其中的黑人女性，承受着更多的苦难。她们面对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双重压迫，从身体到心灵被牢牢束缚在不平等的锁链之上。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黑人作家力图打破传统原型，刻画摆脱束缚的黑人女性[1]。该文主要探讨了美国文学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的两部作品《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和《伊娃的男人》，分析其中觉醒的新的黑人女性原型。
1 理论框架
该研究使用认知原型理论分析两部黑人女作家小说中主要黑人女性形象。认知原型理论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体现在全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一方面，原型可以通过人类遗传而世代相传，人类会无意识地遵循潜在的原型；另一方面，原型也具有对立性、转变性和结构性的特征。原型批评是将原型引入文学研究中，旨在探求文学作品中的人类共同经验。文学作品中的认知原型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面，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塑造来赋予笔下人物新的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的内涵。
2 多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呐喊
20世纪50年代以来，黑人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日益鲜活、多样、独特。分别创作于1976年盖尔·琼斯（1949—）的《伊娃的男人》和1968年玛雅·安吉洛（1928—2014）的《我所知道的笼中鸟为何歌唱》正是其中的代表。两本小说出版时间接近，都以一个黑人女性人物为中心记叙她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前者通过女犯人伊娃在牢狱中讲述其一连串性虐待经历来再现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又通过伊娃暴力的抵制和还击来表现黑人女性的觉醒。后者是自传体小说，主要讲述安吉洛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有欺骗、掠夺、强奸的阴暗；也有帮助、爱护、关怀的温暖。
《伊娃的男人》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伊娃一生的经历和遭遇。小说采用倒序的叙述方法，由蹲在监狱里的“疯女人”伊娃向读者慢慢讲述她的一生[2]。伊娃生活在一个女性面临男性各种不同形式性骚扰的社区。在这些黑人男性的眼中，女性是他们发泄的对象和玩具，性骚扰和性虐待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丝毫不会去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妻女家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虽然这些侵害给黑人女性带来了伤害，而她们却只能用沉默来遗忘，逆来顺受却不会反抗，没有任何心理或思想上的改变，反而认为世界生来就是这样。但是，黑屋子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沉睡着，一些黑人女性陷入沉思：“世界待黑人不公，待我们更不公，一方面我们要把男人们当作我们的革命伙伴一起向种族主义作战，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他们施加给我们的性别歧视。”[3]伊娃生于斯长于斯，自然也难逃类似的厄运。她小时候在公车车站等车时会遭到男人调戏，有黑人男孩用小棍拨弄她的下体，连自己的表哥也别有用心，想带她到酒吧，引诱她做出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她居住的楼道里有一个黑人男性罗根，常常向楼道的女性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性猥亵，掏出自己的阴茎同她们打招呼。此外，伊娃母亲离婚后的新男友也对伊娃心怀不轨。在这样的处境中，伊娃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自我保护的对抗情绪，后来，当黑人摩斯骚扰她时，她立即掏出小刀，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划伤了摩斯，被判入狱。在监狱里，伊娃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寄托——詹姆斯。他不同于伊娃之前见过的男人，他是一个倾听者和交流者。面对这个男人，伊娃第一次学会了倾诉。二人很快坠入爱河，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是好景不长，一次詹姆斯回家，恰巧碰到伊娃以前的同学到家里拜访，詹姆斯生性多疑，咬定伊娃和那个男人有染，于是大发雷霆，从此疑人偷斧，对她严加看管，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事实上，伊娃什么也没有做。后来，伊娃步入中年，一次到餐厅就餐时被一个叫戴维斯的男人引诱至自己的住处实施强奸，伊娃不肯，那一刻所有过去的痛苦一起涌上伊娃的心头。激动中，伊娃情感爆发，咬断了戴维斯的阴茎。伊娃再一次被判入狱，监狱里她的心灵反倒得到了释放和解脱，她在那里认识了狱友埃尔韦拉，二人彼此倾诉，整个小说的故事由此开始。
《笼中鸟》这部自传体小说主要是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对自己青少年成长经历的回忆[4]。虽然人物和内容都基于作者的真实经历，但是其丰富的程度却丝毫不逊色于纯文学小说。故事从安吉洛3岁那年开始，因为父母离异，哥哥比利和她一起被送往奶奶家居住。奶奶生活在一个南方小镇，那里种族问题严重，在那里安吉洛体会到黑人不堪的生活状况和低下的社会地位。8岁那年，她才被妈妈接回一同生活，可是由于妈妈经常在外，对安吉洛疏于照顾，安吉洛被当时妈妈的男友强奸，一度长期沉默不语。强奸给她带来了阴影，是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同性恋，不具备两性生活的能力。16岁那年，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她主动引诱一个男生并与其发生性关系，但不慎怀孕。在社会的指指点点之下，她坚持把孩子生了下来，一个人顶住了所有的压力，成为一个单身母亲。在社会上，她为了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主动申请成为旧金山市的第一个公车女售票员，后来先后当过厨师、服务员、舞蹈演员和作家[5]。
3 时代呼唤下的黑人女性原型重建
3.1 心理原型
塑造一个独立健全的新女性心理原型是塑造全新女性形象的基础，所以，两部小说都浓墨重彩的对黑人女性心理面貌和心理变化进行了描写。《伊娃的男人》中的伊娃就是一个心理情感丰富多变，思想认识逐渐成熟丰满的典型。《笼中鸟》中有两个新黑人女性心理原型的代表人物，一位是被安吉洛叫做阿妈的奶奶——安妮·亨德逊，另一位是安吉洛的精神偶像黑人女性波莎·弗莱沃丝。
《伊娃的男人》中主人公的名字eva和夏娃eve的名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她们的经历却是天壤之别。eva这个名字最后的字母a让人联想到africa，而夏娃eve最后的字母e则让人联想到europe。黑人的血统，黑人的皮肤，注定了伊娃一生的悲剧色彩。《伊娃的男人》当中伊娃的内心是复杂敏感多变的，她既不像是书中大多数女性那样甘愿被拴在社会规约下不平等两性关系的耻辱柱上，也不同于书中那个被叫做“蜂王”的特殊女性对自己的爱情有着清晰明确的目标和追求，相反，她的心理是一直变化的，情感需求和自我认识也是逐渐走向清晰的，到全书最后当她向狱友和盘托出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也是她真正得到解脱彻底认清自己的时候。这是一个丰满的心理原型构建，更加真实可感[6]。全书首尾呼应，环环相扣，伊娃心理原型构建的过程也是她这个黑人女性觉醒和成长的过程。
3.2 爱·性原型
两性不同的生理差异影响两性不同的性爱观，男权社会长久以来建立的女性对性和爱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男性的影响，并非女性内心深处真实情感需求的体现。而这两部小说则打破了固有的女性爱·性原型，建立了新的爱·性觉醒的女性形象，在这里，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不再是社会的点缀，她们自信、自重、自强、自尊、自立，勇敢选择人生，追求爱情，冲破社会世俗的束缚和年龄的羁绊。
《伊娃的男人》通过伊娃对爱和性的认识变化，从被动接受客体到主动选择主体的转换，塑造了更为明确的女性爱·性原型。伊娃小时候，在爱与性的面前是被动的，她面临身边两位男人的不怀好意，一个是经常到伊娃家做客的泰隆，对伊娃居心叵测地身体接触；另一个是黑人男孩弗雷迪，他总是拿着小棍挑逗伊娃的下体。伊娃为了保护自己，便随身携带一把小刀保护自己。后来当黑人男性摩斯猥亵她的时候， 她果断拔出刀子，但因为用力过猛砍伤了摩斯的手，并且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入狱。出狱后，一次吃饭时遇到戴维斯，他不怀好意的诱骗伊娃到自己的家里，当他想侵犯伊娃的时候，伊娃彻底爆发了。她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骗戴维斯喝下毒药，看着他慢慢死亡。等他死了以后，用力蹂躏践踏戴维斯的阴茎，并最终一刀割断。伊娃认为这是万恶之源，摧毁了它也就彻底摧毁了施加给女性不公正的工具。这种报复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母亲和所有黑人女性，象征了女性的自我解放，她们有权利选择如何爱、如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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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的黑人女性文学主要兴起于17世纪初期，在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后逐渐转变，形成当前的文学形式。作为西方文学发展领域的重要组成，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其诞生初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其他主流文学的排斥。本文主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女性批判主义和批判主义特点、界定、核心等进行全面分析，现研究结果如下。
关键词：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
前言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生成，这种文学主义打破了美国黑人女性无法参与文学及文学创作的传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性意识为文学的根本，将黑人女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对黑人女性的发展进行展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发展观念及文学发展视角，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文化中的瑰宝。
1.1文学诞生之自我画像
17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将非洲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当前的女性状况为蓝本，对非洲女性被贩卖、被奴役的状况进行“复述”。这种“复述”只具有初步的文学主义灵魂，但整体上较为空洞，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该时期的初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通过歌谣、圣歌等对黑人群体的内心状况进行剖析，达到对黑人群体的鼓舞和安抚。
18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口头文学逐渐向书面文学转变，逐渐形成基本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体系。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以诗歌和女奴的自述体小说为基础，对女奴的形象和地位进行纠正。该时期的代表作为露西·特力的《监狱斗争》。《监狱斗争》主要描述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住地袭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成为最早收录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诗歌作品。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斯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对奴隶母亲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对黑人女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进行歌颂，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2文艺复兴之不断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1865年的内战中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美国内战爆发前，法律虽然对奴隶制进行了废除，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美国黑人还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挣扎，还是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打压。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日益艰难。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大批黑人开始逐渐追求新的“自由”，开始追求真的“自我”，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也开始逐渐由对黑人境况的感慨开始逐渐转变为对黑人精神和黑人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妇女作家开始从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对黑人方言进行运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新黑人”形象，将黑人的内心世界和黑人的感受真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该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对美国妇女追求自我的心理路程进行描写和称颂。该时期卓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对注重种族平等和对社会间黑人种族歧视的抗议，开创了该时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风向，成为了该时期文学的“第一人”。
1.3黄金时期之完善定义400
随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逐渐发展和丰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意识也逐渐出现转变。美国黑人妇女在该时期已经逐渐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明白妇女并不弱小，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时期，赖特、鲍德温等他们对黑人男性主义文学进行研究，以出色的社会洞察力及艺术描写手法，将男性主义复兴发展到了新的高潮。而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家则对黑人女性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妇女的感情和感受进行全面诠释。她们通过对黑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分析，对黑人社会进行研究，将黑人妇女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充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她们倡议为广大黑人妇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空间，实现黑人妇女的自我，争取自我独立和自由。黄金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由进行了充分完善，指出黑人女性要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实现黑人女性的真正自由，摆脱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枷锁。
2.1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界定及评论特点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包含较多的矛盾释义，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其进行完善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严格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人员一般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当前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观点为：“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指女性主义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指黑人女性批判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在进行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文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主要指在进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批判人员开始对认识进行深化，对黑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分析，保证了黑人文学的精神领域的平衡和持久发展。方法论基础通过对黑人妇女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对文化成分、方法进行分析。在该种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范式，实现了对对立思想和对立主体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立双方”明确指出：对立双方要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保证形成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条件。这种对立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了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视野的开拓，有效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进展效果。
2.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及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主要为对构件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研究。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发展初期的责任理论进行拓展，在中后期对黑人女性文化特色进行美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效果。美国批判学家戴博娜·麦克道威尔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中明确指出，黑人女性主义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女性的政治主义思维和政治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和批判。在对这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称在评论的过程中，评论人员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环境和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以不同的视角批判主体和批判结果进行诠释。
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重新出版和评价，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质量。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发展的第二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品文本进行分析，对主流文学话语进行研究，通过对文学主体、意向、文化隐患、语言表达等进行全面研究。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文学遗产和文本阐述进行充分挖掘，对批判主义理论进行创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借助了大量的元素和文化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丰富的多远文化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
3.总结
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黑人女作家对黑人妇女渴望自由、平等、幸福等的愿望进行描写，对黑人妇女的时代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对美国黑人女性追求自我、自由进行呼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黑人妇女的精神状况和社会状况，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研究西方文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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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慈悲》是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在2008年发表的小说，其背景设置在17世纪晚期的北美殖民地，主要讲述黑人女性在面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时所产生的不可磨灭的创伤以及经过一系列的斗争逐步走向独立、觉醒，创伤得以复原，身份得以重构的故事。本文旨在用创伤理论探析小说中黑人女性个体创伤的成因、复原和身份的重构，揭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集体创伤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形成、代际传递和缓慢愈合之旅。
关键词：《慈悲》 黑人女性 创伤 身份重构
《慈悲》是托妮·莫里森发表于2008年的长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反响。通过呈现黑人女性在美国历史长河中的创伤经历，《慈悲》折射出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男权主义以及生活困境等多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以往对该小说的研究多从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角度展开，探究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小说的主题。也有少数研究从小说文本的叙事角度分析《慈悲》中的多重叙事声音及其意识流表达。本文运用创伤理论分析《慈悲》中黑人女性所遭受的创伤经历及其成因，从个体的创伤记忆看集体的创伤记忆，探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蓄奴制给整个非裔美国族群带来的创伤，揭示个体和集体实现创伤复原的过程，为受创群体走出阴霾提供借鉴。
一.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的成因和联系
1.种族主义压迫下的黑人女性与社会的关系
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之下，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女性，因其肤色和性别遭受着深重的压迫和歧视，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些创伤“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1]。”《慈悲》中的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幼年被抛弃，种族主义梦魇般地笼罩着她，也让她以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是被禁锢、被剥削、被掠夺的。这一灾难性事件在她之后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种族主义和这一创伤记忆剥夺了她作为人的支配自身命运的权利和敢于同悲惨命运作斗争的勇气。在去找铁匠来给太太治病的途中，她投宿在寡妇伊玲家里，被人叫进房间脱光衣服任人检查，这一“任人宰割”的经历使弗罗伦斯再一次陷入更深的自我怀疑。“给她们看我的牙齿，我的舌头……她們看我胳膊底下，看我两腿之间。她们围起我，弯下腰去检查我的脚[2]112。”“她们隔着远远的距离看着我，看着我的身体，没有一丝一毫的认可。猪崽从食槽中抬起头看我时，都带着更多的认同[2]113。” 她赤身裸体地接受一群陌生人对她的身体的审视，毫无尊严可言，也就是这次的经历让她感觉到“自己已经不一样了，某种宝贵的东西正在离我而去[2]115”，此时的弗罗伦斯已经被物化，再也没有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种不被认可、不被接受的感觉给她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作为一个黑人，她无法在深受种族主义毒害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性别歧视下的黑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
黑人女性深受种族主义的压迫，于夹缝中求生存，处境艰难，性别歧视更是加重了她们的苦难。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八岁的时候被母亲抛弃，抵债给后来的主人雅各布，沦为奴隶。她在夜里常常梦见母亲牵着弟弟的手站在她的面前，过去的被抛弃的记忆时刻折磨着她。“哺育着贪婪婴儿的母亲让我害怕。我知道当她们做出选择时眼神是什么样的[2]8。”这里她把弟弟说成是“贪婪的婴儿”，认为是弟弟抢走了母亲，是弟弟让她被母亲抛弃，“她的小男孩”以性别为优势剥夺了她本应享有的母爱的温暖。“‘带走女孩吧，她说，‘我女儿，她说[2]7。”而促使母亲做出选择的也就是她的性别，她是个女孩。弗洛伊德曾指出创伤是一种经验，使心灵遭受高强度刺激，以致个人不能正常适应生活，心灵受到永久的扰乱[3]。母亲的抛弃使她产生了一种随时会被人抛弃的危机感，这一危机感使她不能正常地适应、面对生活，也导致她对别人无论多么轻微的善意和认可都回报以极大的感激，处处谨小慎微。后来她对铁匠的迷恋也正是因为她童年时期缺乏关注、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当她急需得到认可的时候，铁匠成为点亮她黑暗生活的一束光，使她感觉到自己被认可、被接受和被爱。然而，幼年被母亲抛弃的创伤还未愈合，弗罗伦斯就再一次被铁匠抛弃。“拥有你自己吧，女人，离开我们。除了举止粗野，你一无所有[2]141。”在经历了一场付出身心而一无所获的爱情之后，她追寻认同感、归属感的旅程也彻底宣告失败。她以铁匠为救赎，把他当作她远离伤害的保护，可是对铁匠而言，她是一个女人，永远只是男人的附庸，属于男人并为男人而存在，没有自我。铁匠抛弃她，转而选择那个叫“马莱克”的小男孩。被母亲和铁匠抛弃的经历都揭示了性别歧视对女性的伤害和摧残。性别歧视下男性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被动的、无意识的，例如悯哈妹的“小男孩”和铁匠的“马莱克”，他们是被选择的那一方，但是他们的被选择直接造成弗罗伦斯被抛弃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如铁匠说弗罗伦斯举止粗野、脑瓜空空、是爱情的奴隶，他认为女人生来就是为了男人而存在，没有自身的价值，更不会创造价值。这种对女性价值的漠视和贬低使得女性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难以恢复。
3.黑人女儿与母亲之间爱的缺失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艰难的生活处境使得黑人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有限而含蓄，有时甚至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呈现出来。年幼的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又无法理解母亲特殊的爱的表达，使母亲与女儿之间产生了误解和隔阂，这些误解和隔阂时刻侵蚀着她们的生活。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变得自卑而缺乏安全感，她迫切地想讨好每一个人，以避免再次被人抛弃。“这种事以前发生过两次。头一回是我盯着我妈妈的裙子周围看，希望她伸出一只手，而她从来都只把手伸给她的小男孩……两次都充满危险，而我两次都被赶走了[2]135。”在弗罗伦斯的记忆里，母亲对“她的小男孩”的偏爱使得她没有得到一点母爱的温暖，她甚至觉得和母亲、弟弟一起睡在厨房的地板上还不如跟莉娜一起破雪橇里好。长期缺乏安全感刺激着弗罗伦斯的心灵。造成个体创伤的事件常通过如梦魇、闪回等形式反复出现，使创伤主体产生一种“压倒性的经验”，主体因为无法认知这种经验而无法面对创伤本身[4]。童年的创伤使弗罗伦斯在面对同为弃儿的马莱克时不自觉地把他当成要抢走铁匠的假想敌，被母亲抛弃的创伤记忆也梦魇般地侵扰着她，她害怕铁匠做出和母亲一样的选择。这种恐惧导致她对马莱克充满嫉恨和恶意。铁匠走的时候对弗罗伦斯很冷漠，她预感到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产生一种不安全感。每当这种不安全感涌现，童年时期被抛弃的创伤记忆就通过幻觉闯入反复出现，由此产生的“压倒性经验”使弗罗伦斯始终无法释怀被抛弃的创伤，甚至采取极端手段以防止再次被抛弃。在被幻觉控制、情绪失控之后，她无意中弄伤了马莱克，铁匠和她的彻底决裂。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给弗罗伦斯带来的阴霾使她在成长的路上战战兢兢地寻求别人的认可，患得患失，害怕失去。
二.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的复原
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黑人女性寻找自我、重构身份的道路布满荆棘。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在被母亲抛弃之后，使用疏远化的称呼来指代给她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的两个人，她试图用这种方式将被抛弃的创伤记忆尘封在心底。来到雅各布的农场以后，她努力讨好身边的人，谨小慎微。此时，她不再是被悯哈妹抛弃的无助的小女孩，她属于这个农场，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个身份，与人为善，心怀感激，这是她对自己身份的第一次重构。弗罗伦斯的第二次身份重构起始于与铁匠的决裂。她对铁匠的爱使她失去自我。铁匠对她的抛弃使她认识到她对铁匠而言只是随时可以舍弃的身外之物。从铁匠家回到农场，她变了，变得无所畏惧，走在路上，眼中有种不曾有过的坚毅和傲然。她的路也变得清晰，她知道比起依从于别人，自己才更可靠。她通过在墙上刻字的方式来诉说自己爱恨、被抛弃、成长的故事。最終，她理解了母亲，她告诉母亲：她的脚底板已经如母亲所愿，像柏树一样坚硬，她不再需要别人的保护了。从此，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农场里小心翼翼以求生存的小女孩，也不是依附于莉娜或铁匠、靠着索取他们的爱而存活的爱的奴隶，她完完全全地属于她自己了。
结语：本文运用创伤理论探究了黑人女孩弗罗伦斯和黑人母亲悯哈妹心理创伤的成因，由她们的个体创伤推及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集体创伤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形成、代际传递和缓慢愈合之旅。弗罗伦斯和母亲悯哈妹因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爱的缺失而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无法直面创伤本身使她们逃避、寻找依附、迷失自我。在经历了更多苦难之后，她们觉醒过来，开始寻找自我，并完成身份的重构。本论文以黑人女性的创伤记忆为切入口，打破了以往仅从种族主义角度解读非裔美国小说中黑人群体创伤的局限，为创伤记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受创群体走出阴霾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注：本论文是云南大学第十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非裔美国小说中的女性创伤记忆与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06。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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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海军官方公布，一位名叫玛德琳·斯维格（madeline swegle）的军人，成功完成了所有的训练科目，将成为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首位女性非洲裔战斗机飞行员。斯维格将会在7月底的海军飞行学校毕业仪式上，获得象征美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的金翼奖。她本人非常开心地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身着飞行服、站在战机旁的帅照，瞬间圈粉无数。
由于舰载战斗机的操作难度远比一般陆地起降战机复杂，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一直被视为精英中的精英，美国海军战机飞行员更是自视比空军同行厉害得多。如果从飞行员的培训难度来看，海军战机飞行员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全球现存的舰载战机飞行员（包括现役和退役人员）不会超过5位数，甚至比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数量还少得多，由此可见斯维格中尉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美国海军航空培训（cnatra）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在社交媒体上，对马德琳·斯维格在tacair培训中的表现，给出了bz的评价。bz是军事术语bravo zulu的缩写，代表非常棒的意思，是最高的评价。
所谓 tacair培训计划，是美国海军飞行员中最艰难的培训项目，社会青年通过了体检和背景调查被美国海军录取准备成为飞行员时，他们首先会参加通用基础的航空培训科目，完成初级航空训练后再确定发展方向。成绩普通的学员只能参加运输机或预警机一类支援性机种的培训，最优秀的学员才有机会参加tacair培训计划，开始学习驾驶战斗机、攻击机或电子战战机参加直接的战斗任务。
由于美国海军通过装备多用途战机来加强部署能力，因此现在飞行员已经不分战斗机和攻击机科目，tacair培训要求掌握全部对空对地和电子战战术能力，毕业生会成为f / a-18e / f超级大黄蜂或f-35c隐形战斗机的飞行员。
作为美国海军首位女性飞行员，马琳娜完美地证明了女性足以胜任这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斯维格中尉是美国海军首位非洲裔舰载战斗机女飞行员，但并非第一个舰载机飞行员。
1980年，布伦达·e·罗滨逊（brenda e robinson）获得了象征舰载机飞行员资历的金翼奖，成为首位非洲裔舰载机女飞行员，同时也是美国海军第42位舰载机女飞行员。尽管罗滨逊不是战机飞行员，但她的人生同样传奇，且体现了女性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早在孩提时代，罗滨逊就表现出对飞行的极大兴趣，大学毕业前，在家人的鼓励下，考取了私人飞机驾驶员执照。加入美国海军后，她曾经完成115次航母起落任务，并且，因为驾驶技术过硬，成为华盛顿专机飞行员。她的乘客包括海军部长和当时几乎所有的海军高级将领。尽管不是最精锐的战斗机飞行员，罗滨逊在运输机队同样做到了行内顶尖。
美国社会由于种族歧视的问题，出现过严重的族群撕裂和动荡，美国海军也曾表示，绝对不允许种族主义者的存在和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出现。然而，由于舰载机飞行员工作的高度危险性，美国海军不能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加少数族裔的通过率，更無法实施所谓的种族人口比例配额制度。
事实上，美国军方对男女官兵的考核标准一直都是统一的，尽管对于女兵而言，完成与男性体能相当的科目，要克服的困难更大。因此，少数族裔要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少数族裔女性更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正因为如此，玛德琳·斯维格中尉才显得如此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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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美国的黑人女性戏剧作为美国的一种文化是其在黑人女性小说之后的一种融合了西方批判思想的文学表现形式，是对经典进行批判式的再次翻译。在美国黑人女性的戏剧表现形式中，创作者释放出自己的性别和种族这两种曾受排斥的情感，不断的进行自我的反思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强调了身份的重要性，因此“身份认同”策略被不断的挖掘出来。在对黑人女性戏剧的创作中，对其身份的解读变成了最主要的主题。因此本文从对黑人女性戏剧出发，通过他们的身份构建和一些典型的案例来对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发展进行解读并且进行批评。
关键词：西方文化批评 黑人女性戏剧 身份
相比较小说而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与批评的趋势不断上升。汉丝贝丽、福勒、威尔逊、赫斯顿安吉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等人在文学戏剧方面与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与范式都展现出极大的不同，甚至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后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这些伟大的女性剧作家基本上都接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培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她们不仅仅是多产剧作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可以在诗歌界和小说界见到她们的作品。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与批评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她们。她们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学术界认可她们的作品，群众们追捧她们的作品，广泛的传阅，众多的人阅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开化，在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和大学的课堂中也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女性的作品。
赫斯顿在《被压制的颜色》中描写了一个黑人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叫艾玛林，拥有黑色的皮肤让她格外敏感，黑色的皮肤让她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了困惑。在书中艾玛林非常憎恨美 国白人对黑人女性的种族上压迫和性别上的歧视。以黑人女性肤色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还有《蓝色的眼睛》，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她讨厌和憎恨自己的皮肤，她一直渴望，能够拥有像白人一样的蓝眼睛和白皮肤。但故事的最终，这个小女孩还是没能逃脱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在这个时期中，黑人女性的身份批评和种族问题是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作家最为关心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少数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虽然面对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她们开始在主流文化中发出了属于黑人的声音，为构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美国黑人女性剧作家也开始积极寻找与探寻黑人女性的文化身份，通过戏剧的形式逐渐瓦解黑人女性被边缘化的境遇以及身份认同等问题并且颠覆性地重新进行阐述。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开始将切入点放在种族，身份上面。一方面可以彰显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让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就现在而言，美国黑人女性研究仅仅涉足身份政治与批评等领域。但是实际上，就单单从阐释模式与叙述方法上来看，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和西方文学批评等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美国黑人女性批评旨在揭露和批判视觉和语言艺术中充满性别政治、阶级压迫、种族歧视的环境，来反映独立的黑人女性形象。
同时，黑人女性剧作家慢慢意识到黑人身份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题材有了重大突破，任何对黑人女权歪曲、诋毁的语言都不可能压制住她们的思想。典型之作当属著名的黑人女性剧作家吉布森的《重聚》，一对上层社会的黑人夫妇经过协议后，他们俩决定分居，一年的时间后，夫妻二人重新回到他们别墅，屋子里的家居摆设仍然和以前一样。丈夫德雷克希望能与妻子安妮在重聚后和好。虽然德雷克努力挽回两人以前的感情，然而妻子发现丈夫思想和行为却没有任何改变。她不能接受德雷克政治权利代言人的傲慢姿态，讨厌德雷克在提起黑人社区时露出的不屑一顾的态度。虽然一年前的分手是德雷克刻意安排并提出来的，但在一年后的重聚中是妻子安妮主动提出了分手，与丈夫幻想的结果大相径庭。安妮用自己的行动向男权传统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反抗呐喊，这篇小说也表明了美国黑人女性的觉醒。在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写作焦点不再单单局限在种族问题的题材上，比如单纯地描写黑奴得到解放和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女性的写作题材变的越来越广泛，种族婚姻，性别等一系列问题整合在一起。小说的内容也逐渐转向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这也反映了黑人女性戏剧创作在题材上的突破。在众多的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争取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形象，她们坚韧不拔，不断在追求黑人身份的认同感和文化身份存在的价值感。戏剧作品《重聚》中，妻子决定分手，去追寻身份的认同感和幸福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黑人家庭的内部出现了这众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与对立也逐渐成为美国黑人女性剧作家的写作切入点。而后事实证明，只有做到尊重黑人，平等独立才能够使黑人们获得黑人身份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女性戏剧家关注的重点又发生了改变。黑人长期处在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边缘社会，得不到白人的认同。这不但反映了黑人与白人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同时也让黑人女性戏剧得到发展，使其更加成熟，也更加具有延展性。与此同时，两性关系又成为了美国女性剧作家的新的写作主题。戏剧《黑人剧院的新剧作》中黑人女性的身份以及她们和男性的关系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使用了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妙趣横生的语言符号，在文学界引发轰动，同时也引起全社会的人对黑人女性身份的反思，这种效果堪称空前绝后。黑人女性不仅仅承受着种族歧视同时也面临性别歧视，更重要的还有黑人男子和白人男子的蔑视，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黑人女性该如何生存引发了极大的思考。在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作品最繁荣的时候，描写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也成为剧作家最为广泛的主题。在一系列的女剧作家的作品中，黑白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在黑人戏剧繁荣时期的作品中涉及最为广泛。很多剧作品都是以种族对抗为主的，黑人种族内部的分化和冲突也在这些剧作中被提到。《黑人剧院的新剧作》由美国著名的黑人戏剧家出版，这本剧作集中一共收录16 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美国黑人戏剧的发展，而她们所获得成绩也更加突出，特别是主题和情节这两个方面最为突出。
二、黑人女性身份的构建与阐释
黑人女性身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学家、黑人女性戏剧作家们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女性的写作主题，手法和故事情节都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折，开始着重于黑人女性身份的构建和阐述。剧作家将作品的切入点放在建造结构和解答结构上。他们深入分析了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中所描绘的形象与身份特征，进一步让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融于一体。有一位黑人女性批评家就曾说过，这些作品所制造出来得黑人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黑人女性被边缘化的生活状态。在美国，由于肤色差异和种族歧视，美国黑人女性最早在美国南方地区被完全妖魔化，把美国黑人女性看成丑陋的男性化的工具，不仅如此，在白人作品中，她们的形象也毫无意外的被歪曲。这一点与黑人女性作品中所描述的黑人女性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在众多的小说，戏剧作品中，黑人女性的形象是自由的象征，她们是为了平等而抗争的新时代女性。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位伟大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女作家--哈里雅特·e·威尔逊。一部由黑人作家写成又在美国本土出版的小说《我们的黑鬼——一个自由黑人的生活写照》就是由她完成。首先我们说一说女主人公弗蕾朵，她是典型的混血儿，她的生母是白人，之后又被自己的黑人丈夫所抛弃。在哈里雅特？e？威尔逊的作品中，虽然女主人公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和巨大的背叛，但她却没有低头 ，不去博取同情，小说从头至尾表达的都是独立自主，坚强以及黑人女性对自 我身份的探索。凭借自己一步步的努力，她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裁缝，然而，她却渐渐发现自己丈夫身上的种族主义，她生气的谴责丈夫从来没有见过南方，却一直在那夸夸其谈，而这些无非是为了满足和迎合废奴主义人士。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柔弱的女性步步走向独立自主，过程虽艰难，但她却从没有退缩。威尔逊所描述的女主人公在黑人，女性再到被污辱者这三重身份的阴影下生活，她没有退缩，反而一步步走向独立。小说中弗蕾朵这股自强自立、不放弃的女性精神激励了一代黑人女性，这样的黑人女性形象为重塑黑人女性自我身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威尔逊通过塑造黑人女性的积极形象，丰富了黑人女性身份所代表的精神源泉，并对黑人女性形象进行积极的宣传和深度的挖掘，分析了当时在美国主流话语所建构的种种支配性形象，男性化工具化形象，使其分崩离析，进一步瓦解了男性霸权话语的意识形态，从而慢慢为黑人女性构建起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身份，一步步突破传统主流思想，挣脱所谓的“男性价值”与“白人价值”观念的束缚，颠覆和拆解了主流语言中所描绘的传统黑人女性形象，开始对黑人女性文化身份重建。
三、结 语
美国黑人女性剧作家通过文学戏剧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和自己的情感与梦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从戏剧形式角度来呼吁现代社会重新定位黑人女性的社会身份。以上种种，不仅丰富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更为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与批评的融合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钱亚丰；张旭.当代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中人物的身份认同[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03）
[2]王军；高雪.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研究概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01）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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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是美国黑人女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美国黑人女性书写入手，运用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分析研究莫里森小说的创作主题，发掘其作品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黑人女权主义 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黑人女性
随着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发展，美国少数族裔——非裔美国人在社会舞台上越来越引人注目，非裔美国黑人的书写也日渐成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关于美国黑人女性书写的女权主义思想研究在文学评论方面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课题。本文以黑人女性中的桂冠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为研究对象，运用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分析莫里森书写中的主题，试图发掘其作品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
一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与黑人女性书写
18世纪中后期，美国黑人女佣发表了诗集《宗教和道德诗歌集》（1773），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书写传统。半个世纪之后，1831年，玛丽亚·斯图亚特发表了《宗教与道德的纯粹标准——我们必须构建的基础》。1861年，哈里亚特·雅各布斯发表了《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轶事—— 一个她自己书写的故事》，此文本“引发了当代黑人女性书写”的许多话题。20世纪黑人女性书写的代表有托尼·莫里森、艾丽丝·沃克、格温多林·布鲁克斯、妮基·乔万尼等，她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有：美国黑人妇女的社会地位、自我身份、家庭关系、社区互助、姐妹情谊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玛丽亚·斯图亚特、玛丽·麦克利尔德·白求恩和南妮·海伦·巴拉斯等为代表的黑人知识女性既反对种族主义又反对性别主义，是黑人女性文学的先行者；同时，她们还热心兴办黑人教育、推动了黑人女性的成长，促进了20世纪黑人女权主义的产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数代黑人女性的努力，黑人女权主义和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成熟应运而生。
黑人女权主义是继女权主义和黑人权利运动之后产生，是黑人女性为推翻性别、种族、阶层和文化等多重压迫而兴起的思潮。美国黑人处在社会的最边缘，被女权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双双忽略。女权运动解放了白人妇女，而黑人妇女面对的依然是贫困、不同等的薪酬；黑人权利运动为黑人男性争得了机会，留给黑人妇女的依然是性别压迫。1974年，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组织成立，芭芭拉·史密斯在起草《黑人女权主义宣言》时提出“消除种族、性别、异性恋、阶级等方面的压迫”。著名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认为黑人女权主义是“铲除统治性意识形态下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性别、种族、阶级问题的一种承诺”。曾担任美国全国女性研究会主席一职的贝弗莉·盖·谢夫特沃是当代著名的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她认为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主要包括：黑人女性遭受多重压迫，倍受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迫害；黑人女性的问题和关注点不同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黑人女性同时要为性别平等和黑人解放而斗争；处于社会最边缘的黑人女性在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以文学的形式得以书写。由此可见，当代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既是前辈黑人女性书写、流血斗争得来的成果，是黑人争取生存权和话语权的产物，也是后继黑人女性书写的重要源泉。托尼·莫里森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女性的重要代表之一，在黑人女性书写方面取得了令世人嘱目的文学成就。
二 托尼·莫里森的黑人女性书写与黑人女权主义批评
莫里森虽然没有公开声明自己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作品的主题却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小说里的黑人妇女们刷新了美国黑人女性形象。
三 托尼·莫里森书写的主题研究
在早期美国白人的文学作品中，黑人女性总是以丑陋的形象出现：白人家里顺从、听话的“保姆型”；“力比多”过盛的“荡妇型”；饶舌的“悍妇型”；等等。黑人女权主义者反对把黑人女性妖魔化，认为黑人女性不应该被“矮化”，应以饱满丰富的人物形象来塑造。莫里森的《秀拉》里，秀拉是一个有独立思想、一反传统的判逆者。在短短的生命历程中，秀拉大胆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坚持追求自我和自由；秀拉右眼上的胎记被好朋友看作一朵美丽芬芳的玫瑰花。《秀拉》记录了黑人抗争求生、张扬个性的开始。《宠儿》中的塞丝反对邪恶的奴隶制度。《所罗门之歌》中的派拉特信奉非洲的古老神灵，是非洲传统文化之根的象征；她虽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却能坚持歌唱，坚守黑人文化传统，是家庭的顶梁柱，黑人民族交化的呵护人和继承者。《爱》中的厨娘l（love的首字母）全知全能，既是科西家族食物的供给者，又是整个家族的拯救者。
2 母爱主题
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母亲和母亲价值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和尊重，“母性代表着成熟，代表着女性职能的实施”，是黑人生命延续和黑人文化传承的基础。托尼·莫里森在《宠儿》中描写了黑人奴隶母亲塞丝和女儿宠儿之间深厚却又痛苦的爱，赞扬了母爱的伟大和母性的力量。女奴塞丝在逃亡路上亲手杀死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为的是避免女儿遭受自己经历过的不堪忍受的苦难。这只可能出自于至真至爱的母亲情怀，是爱到极致貌似畸形的绝望之举。18年后，宠儿的灵魂重返阳世寻找母爱，塞丝认为宠儿“鬼魂”的魔力大不过自己的母爱，把她看作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愿意把一切都贡献给她，用生命守护自己的孩子。此外，塞丝还发现她和阿妈身上都有十分相似的文化符码，决心一定要把阿妈的非洲文化继承下来并且传给后代。塞丝和无数个黑人母亲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痛苦和牺牲抚育了下一代，守护和传播黑人民族文化。
3 姐妹情谊
美国著名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认为黑人女性之间的共同经历使她们患难与共，互相扶持。美国黑人女作家们都在作品中不惜笔墨描写和抒发黑人姐妹情谊，把它放置在书写的重要位置。姐妹情谊与美国黑人女性密不可分，不仅不可避免地被烙上种族、阶级的印记，而且毋庸置疑地被植入文化元素。托尼·莫里森在《秀拉》、《天堂》和《爱》等小说中都探讨了黑人女性之间深受种族、性别和阶级影响的姐妹关系，肯定了女性间的友谊和关爱对个体心灵成长的重要帮助作用，以及对群体力量凝聚的重要促进作用。《秀拉》中的秀拉和奈儿既非白人又非男性的身份经历让她们一见如故，两人“合而为一”“互为补充”，共同经历了各种磨难，秀拉为保护奈儿不惜自残，奈儿最终认识到秀拉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4 家庭与社区关系
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者对黑人女性的婚姻、家庭状况及其与社区的关系非常关注，认为黑人家庭和社区的关爱与和谐对黑人女性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作用，由家庭和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环境为黑人女性行使传承黑人文化的使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系统。莫里森在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里就向读者展示了家庭及黑人社区的力量。小女人公佩科拉的父母都存在人格缺陷，无法给女儿营造和谐的家庭环境，不可能给予女儿健康的精神食粮。当家庭遭受意外无处存身时，并不富裕的社区邻居麦克蒂尔一家雪中送炭伸手相援，使佩科拉感受到爱的温暖。《天堂》里西进的黑人两度建立纯黑社区，虽然封闭、孤绝，却使黑人文化得以保留传承；可比拟为小社区的女修道院为黑人妇女提供了栖息之所。《所罗门之歌》中原本背离传统精神堕落的奶娃在南下寻宝时得到社区同胞的指引了解了本民族的文化，在大家庭成员姑姑派拉特的引导下回归传统，成为黑人文化的继承人。
5 黑人文化传统
黑人文化传统如同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给黑人女性书写提供了用之不尽的源泉和多滋多味的营养。托尼·莫里森的父母都擅长讲黑人民间故事和非洲黑人祖先的神话传说，这个坚守黑人民族传统的家庭给予了她丰厚的民族文化素养，使她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某种契合，使她在书写民族传统文化时能感受到快乐和力量。莫里森把黑人民间故事、神话故事、非洲民俗等要素编织进自己的文学作品，凸显了黑人传统文化之魅力和韵味。《所罗门之歌》中非洲祖先会飞，他们张开双臂驾驭大气，飞回故里。飞翔象征自由，意味着美国黑人在取得身体自由之后又逐步获得精神自由。《宠儿》里融进了大量的非洲黑人文化中的超自然元素。塞丝还阳的女儿宠儿完全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她集鬼魂、魔鬼和魔力于一身，现身于河水，最后又消失在森林里，是美国黑奴史上所有惨死的冤魂的缩影。莫里森的大部分作品，《秀拉》《天堂》《爵士乐》《宠儿》《所罗门之歌》《仁慈》等，都有关于黑人祖先不朽的神灵的描述。非洲黑人的宗教观和家庭价值观对莫里森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非洲文化的黑色之根使莫里森的作品活力四射，而莫里森的作品也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黑人文化斑斓的色彩和嵩高的价值。
1993年获得诺见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森是当今世界文学领域中一颗璀璨的名星，也是非裔美国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黑人女性。莫里森从黑人女性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美国黑人族裔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从属生活状态，饱含民族深情书写了非裔美国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她的著作虽然应归属于美国黑人文学领域，但其作品内涵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界限。莫里森的书写依托非裔黑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将黑人女性的独特的生活经历、黑人文化、黑人音乐和黑人土语融入文学文本，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美学韵味，使美国黑人女性书写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从而推动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与传播。
参考文献：
[1] 贝尔·胡克斯，晓征、平林译：《从边缘到中心：女权主义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嵇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概观》，《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 morrison， york：alfred
[5] morrison， song of york：plume
[6] morrison，：pan books ltd（picador edition）
[7] morrison， bluest york：plume
（陈杏，河南警察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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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刻上了种族、阶级、性别和身份的烙印。同美国黑人女性小说一样，黑人戏剧作品也把身份认同、种族主义、边缘化作为创作主题。本文根据西方后学批评理论对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进行尝试性解读，分析了黑人女性戏剧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黑人女性戏剧；后学批评；边缘写作
黑人戏剧早在美国黑奴交易时期就已存在，他们以黑奴身份来到了这个世界，并保留下了自己的表演传统，例如即兴创作。但是早期的戏剧表演创作主要在种植园进行，而且黑人的角色几乎都是由白人化妆扮演，这些白人所塑造的黑人形象几乎都跟小丑一样，而且都不是主要角色。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内战的洗礼后，黑人才逐渐获得自由与平等，黑人自己的戏剧作品也逐步融入美国社会之中。黑人争夺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运动对文学影响很大，哈莱姆的文艺复兴就最具代表性，它是由美国黑人自发倡导和兴起的一场文学运动，这场运动对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二战期间，黑人戏剧发展迅速，但优秀剧作家数量不多，作品影响不大。到了40年代末期，很多黑人剧作家不再创作“逆来顺受”之作，他们敢于通过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渴望彻底打破传统观念中对黑人的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黑人女性的作品才获得重要戏剧奖，同时也获得了美国戏剧界的多项荣誉，这些难能可贵的成就对黑人戏剧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时至60年代，美国政治动荡，这一时期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加上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柯姆·艾克斯和黑人废奴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使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情绪高涨。黑人剧作家们奋笔疾书，通过一系列作品反映对种族主义的不满，黑人戏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社会与历史等原因，美国黑人女性的境遇十分复杂和艰难。她们既要承受来自白人族群的种族歧视，又要遭受来自族群内部黑人男性的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各种形式的压制都在剥削黑人女性的精神自由，并摧毁她们灵魂的自我完整”[1]。尤其在文学这个领域，长期以来男性（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男权意识膨胀，女性则被压制、控制，地位十分卑微。例如，在福克纳文学作品里，传统黑人女性形象要么就是毫无生趣的仆人或保姆，几乎没有什么性格特征，要么就是没有自我意识、毫无思想的木偶，但是她们都十分淳朴、善良，甘愿为自己的主人奉献一切。为了改变这种歧视性人物模式，黑人女性剧作家纷纷放弃传统的戏剧语言风格，运用更具有黑人特色的风格来展示黑人女性被边缘化的现状。黑人女性作品中频繁出现具有黑人女性特色的形象，她们不再屈从于美国的主流文化，努力改变黑人女性文学的边缘化地位。为了更生动、形象地表达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黑人方言和土语，黑人语言的爽朗活泼、音乐性和民族性，大大地丰富了黑人人物形象。黑人女性为了改变其文学边缘化地位，不断从先进文化中吸收营养，大胆进行艺术创新，终于使黑人女性文学大为改观，成为美国文坛一支重要力量。
与主流文学作家不同，黑人女性作家更关注非主流群体，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黑人女性等。她们的写作不会以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存在为题材，不追求完整的写作目标，也不以反映时代意义作用为目的，她们的写作目的是超越政治的人类关怀和人性探索[2]。
“我究竟是谁，我的归属在哪里”等身份定位问题一直是黑人女性作家表达的一个重点。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美国黑人开始挖掘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寻找民族文化之源，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探寻本民族根源对自身文化身份确认的重要性。荷兰比较文学学者莱恩·t·赛格尔斯指出，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应当从文化身份入手，这对理解该民族的文学意义重大。美国黑人历经文化身份的困惑与重构问题，从“看不见”到“被看见”，这是他们在找寻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意识到的个人、社会、民族等更多本质性的东西。
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戏剧文化思潮愈演愈烈，这一思潮主要针对戏剧形态、戏剧表演而产生，激进主义成为这个时期黑人戏剧的主题。在该思潮的影响下，百老汇新剧在主题模式、创作要领、戏剧类型、叙述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最典型的就是以戏剧元素为基础开始进行大幅度的变形、凸现、延伸与处理，衍变出来的“新剧”通常为多种艺术形式的多重结合体，如“舞蹈戏剧”、“形体戏剧”、“纪实戏剧”、“超现实戏剧”、“模仿戏剧”、“环境戏剧”、“结构主义戏剧”、“后结构主义戏剧”、“解构主义戏剧”、“游击戏剧”以及“新杂耍戏剧”等。受这类“新剧”的冲击，传统的剧院建筑、框式舞台有的被迫废弃，有的进行适应性调整。在此期间，美国剧坛出现了最激进的黑人剧作家罗伊斯·琼斯，被称为“愤怒青年”的黑人作家艾德·布林斯。美国黑人作家试图用戏剧艺术唤起广大黑人群众，他们完全摒弃白人的戏剧模式，创作独立的、有战斗气息的戏剧，由此而产生美国黑人新型戏剧——抗议戏剧。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女权主义理论的作用下，黑人剧作家的创作另辟蹊径，他们在风格上融合了后学式荒诞派戏剧的创作手法，以幽默的语言表现形式展现了美国社会中的黑人女性被边缘问题，使读者在开怀一笑间体会到黑人女性身份不平等这一社会不公问题。不仅如此，黑人戏剧使用了大量的现代舞台音乐作为背景，增强了戏剧中的感染力，也使主题更加鲜明。在创作手法上，通过使用直喻、象征等打造黑人戏剧的独特色彩。同时，作家们以黑人所独有的不完整的舞台布局场景、奇妙的道具、七零八落的对话、无条理的混乱思维展示丑恶的现实社会，通过使用新的手法创造一种抽象的后学荒诞效果。
20世纪50年代，洛兰·汉丝贝丽的《日光下的葡萄干》首次荣膺重要戏剧奖，这在美国黑人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该剧主要描写了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在金钱的诱惑下几名家庭成员的所作所为。但最终他们为了维护个人与民族尊严，摆脱了金钱的诱惑，并不像太阳下葡萄干一样枯萎干瘪，而是信心十足地活下去。该剧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黑人戏剧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是黑人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美国黑人戏剧已经走向成熟。各大剧院开始积极上映黑人戏剧作品，黑人职业剧作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黑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成为这些作品的主题，这为即将爆发的黑人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这一时期威廉·布兰奇的《威利的奖章》、洛夫顿·米切尔的《大河彼岸》、洛兰·汉丝贝丽的《日光下的葡萄干》等都极具代表性。60年代，阿德里安娜·肯尼迪获得奥比戏剧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该奖的黑人女性剧作家。她不像罗伊斯？琼斯那样激进，她对戏剧艺术的大胆创新，使她在黑人戏剧界里独树一帜。黑人剧作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试图用戏剧艺术激发广大黑人群众内心深处潜藏的自我意识，他们宣扬要创作独立的、有战斗气息的戏剧，并拒绝采用白人的戏剧模式，美国新型黑人戏剧——抗议戏剧由此而生。洛兰·汉丝贝丽作为黑人，亲身遭遇了黑人在白人主导的国家生存的艰难，见证了黑人为追求自己的梦想、自由和平等的奋斗过程，她的《日光下的葡萄干》，就多维度地反映黑人权利被剥夺等社会问题，展现了黑人所具有的理性、真诚、善良等优秀品质，成为她创作生涯中最耀眼的一章。
虽然黑人文学一直受到歧视，至今还时常被排挤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但是黑人的诗歌和戏剧今天已经成为最有生命力、最富有朝气的文学类型，这是被全世界公认的。
对美国黑人女性剧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要将性别、民族因素等同后现代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结合起来，从社会、阶级、种族、文化、身份等多维视角，深入挖掘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对西方传统文学的颠覆意义，以及作品中反映的普遍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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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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