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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社会现象篇一
;摘 要：作为现象学与电影联姻的产物，“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不仅表征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也是解开安德烈·巴赞电影现实观之内核的密匙。在“何为电影的现实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巴赞始终抱有一种比较开放和辩证的立场，只要能遵从“现象学现实主义”的两重内涵，即面向事物本身以及本质真实，都是巴赞心目中理想的现实主义。而在达到现实主义所使用的手段及方式，再现与表现的配比关系，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的配比关系等问题上，巴赞则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性的要求。这种在巴赞著作中处处可见的开放性虽然有时给人一种随意甚至自相矛盾之感，但实际上恰恰反映出巴赞理论的悖反性张力。
关键词：现象学现实主义;安德烈·巴赞;电影现实观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对20世纪人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两大事物现象学与电影在19、20世纪之交几乎同时诞生[1]，但它们的相遇要迟至近半个世纪之后。在世界电影史上，现象学与电影的联姻，是以“现象学现实主义”（phenomenological realism）这一概念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的。20世纪50年代，在现象学成为主导性哲学思潮的法国，安德烈·巴赞、阿梅代·艾佛尔等电影理论家兼影评家在对具有全新美学特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作品的内涵分析与风格描述中，明确提出了“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从而使之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知。之后，随着巴赞理论的广泛传播，作为其内核的“现象学现实主义”也成为一种稳定的电影风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世电影创作的面貌。
2018年是安德烈·巴赞（1918-1958）诞辰100周年及逝世60周年。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在巴赞电影理论研究方面已有颇多成果，但是对于其理论的核心概念——现象学现实主义——的集中探讨却并不多见。巴赞仅在著作《电影是什么？》中以肯定性的口吻使用“现象学”一词就多达五次，足见现象学对其电影理论的影响程度。本文将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全面考察巴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观的形成过程，包括二战后法国的现象学氛围、现象学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相遇、后期新现实主义的转向以及巴赞理论的现象学现实主义内涵等四个方面，以期对巴赞电影理论的思想内核进行再阐释。
一、缘起：二战后法国的现象学氛围
现象学与电影的联姻为何迟至二战后才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新的电影流派、电影现象的出现对理论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亟需以巴赞为首的批评家们用一套新的美学范式对之进行有效的价值评判;另一方面，巴赞等人的相关理论准备工作在二战后法国现象学的浓厚氛围中方才得以完成。本部分主要论述此种氛围对巴赞等人的影响。
现象学哲学在20世纪初由胡塞尔创立于德国，随即被引进法国，但当时法国的主导哲学仍然是布伦茨威格的新观念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20世纪30年代，在萨特、梅洛-庞蒂等著名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下，现象学迅速发展，到了40年代中期，二人影响深远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和《知觉现象学》的出版共同将法国现象学推向高潮并最终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没有一门哲学能像现象学那样强烈地作用于四五十年代的法国思维”[2]。此后，一大批重要的现象学哲学著作的出版使得德国现象学的火炬在欧洲大陆得到了接续，使得“法国——尤其是巴黎——成了新兴的现象学运动的中心”[3]。此外，与德国现象学的学究气不同，和存在主义密不可分的法国现象学，从一开始就与文学、艺术保持着紧密联系，秉承着更多的存在论立场，法国现象学也因此常被称为“现象学存在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例如，萨特、马塞尔等人既是哲学家又是小说家、剧作家，梅洛-庞蒂也曾说过，“文学的任务与哲学的任务再也不能分开了”[4]612，美国现象学家施皮格伯格甚至认为，“为了理解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充分意义，人们必须既注意它的哲学作品，也注意它的文学作品”[4]614。因此，法国现象学比德国现象学更强有力地介入到文学、艺术领域中，它的巨大影响也广泛渗透到法国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各个角落，这就构成了巴赞等电影研究者们的现象学语境[5]。
在这种强烈的时代氛围之中，巴赞等人逐渐接受并掌握了现象学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巴赞并未直接学习现象学的宗师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本人的著作。巴赞对现象学的接受主要是通过法国现象学来完成的，具体而言其来源思想家主要有三位：萨特、梅洛-庞蒂与柏格森。
萨特是巴赞现象学思想的重要来源。1933至1934年，青年萨特专程留学德国柏林，师从仰慕已久的胡塞尔，进行了现象学的系统学习，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现象学论著，从1936年的《影像论》到1939年的《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再到1940年的《想象心理学》，萨特均严格运用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对“想象”“情感”这些意识行为进行了现象学的研究。而1943年的巨著《存在与虚无——关于一门现象学的本体论的论述》，更是直接以“现象学的本体论”为副标题，显示出萨特公开擎起了现象学的旗帜。这些论著尤其是《想象心理学》对巴赞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德利·安德鲁就曾指出，“对巴赞的艺术观点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是萨特完成于1940年的《想象心理学》，巴赞非常强调此书的重要性，刚刚出版就买了一本潜心研读。可以说，本书为巴赞营造的电影理论大厦投放了最后一块基石”[6]50。不难发现，巴赞的很多观点直接受到萨特著作的启发，例如“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自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电影的存在先于本质”源于萨特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而“摄影影像本體论”与萨特的“现象学的本体论”也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关联。总体而言，萨特的相关著作影响了巴赞电影理论在认识论上的现象学立场及其影像本体论的建构方式。
柏格森作为法国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哲学家，但柏格森哲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与法国现象学的理论共振。在基本哲学观念上，柏格森哲学与现象学都共同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及科学主义机械论，认为理性中心主义只会将世界切成碎片，主张回到原初的、不可分割的完整世界，坚持将现实本身而非概念当作生命的出发点。在方法论上，柏格森用来打破二元对立、融通精神与物质之鸿沟的概念叫作“直觉”，而胡塞尔的相应概念叫作“直观”，二者具有显而易见的相似性。因此，“从柏格森到现象学仅一步之遥：柏格森的公式‘表达无须表达，对应于梅洛-庞蒂的哲学定义‘思考无须思考”[6]14。总体而言，巴赞正是通过柏格森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接受了现象学精神的洗礼——尤其是一种坚持从“总体现实”而非理念出发来看待世界的现象学立场，“法国的现象学，在巴赞用来摆脱圣克鲁课堂腐朽空气的非常氛围中发展着。实际上，巴赞接过了柏格森的现象学火炬。因此，他的整个生命都被这束火炬的光芒照耀”[6]14。
二、诞生：现象学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相遇
在巴赞等人的現象学理论准备工作完成后，其相应电影理论的诞生便只欠东风了。随着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横空出世，现象学实现了与这一电影运动的“历史性相遇”，“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最终应运而生。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二战后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电影运动，通过运用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完全新闻报道化、纪录片化、实景化、非职业演员化的拍摄方式对战后底层社会生活进行写实表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诞生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擦鞋童》《大地在波动》《德意志零年》《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等一大批电影精品。但是当时，在面对这一全新电影流派时，人们尚未找到合适的评价标准，因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甚至有人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场运动亟需新的电影美学观念的出现。
1946年，在巴黎观看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游击队》等最初的新现实主义影片后，被深深打动的巴赞、艾佛尔等人随后展开了一系列深入的理论思考，包括：（1）新现实主义是否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流派——“‘新写实主义是否重划了已既定、完整的世界？或者，已开启了自己的新天地？换言之，在我们讨论‘新写实主义之际，究竟该将重点摆在‘写实主义（realism）抑或是‘新（neo-）的意义上”“我们必须阐明的是这场美学冲突当今具有的独特形式，以及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1947年赢得胜利的新原则”[10]264;（2）新现实主义这一称呼是否准确——“‘写实主义（realism）这个字，是属于必须附加决定关联词的字汇之一。‘新（neo-）这个关联词，被用来描述战后意大利写实电影，是否恰当”;（3）如何寻找新的名称来代替新现实主义——“然而，这个替换新写实主义的新字，到底该从美学史的单一运动之中回溯搜寻，或是挖空心思另创新词？”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间翻译术语的区别，此处的“写实主义”（realism）即本文所说的“现实主义”。同理，下文的“现象学写实主义”（phenomenological realism）即“现象学现实主义”。
在对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等人影片的持续性深入思考中，巴赞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新电影的独特性：放弃戏剧性、因果逻辑性的剧情结构与对人物的心理式表现，转而关注对完整现实本身的再现，减少先入为主的理念的干预，尽可能保持现实本身的模糊性、偶然性与多义性。巴赞进而认为，“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首先就在于不仅与传统的戏剧性体系相对立，而且借助对一定的现实整体性的肯定而既与文学中的又与电影中的现实主义的习见特点相对立”，“新现实主义是彻底的反戏剧化的”[10]357-358。在谈到罗西里尼时他说道：“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文学的或诗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他只是把事实安排为场景。”[10]363罗西里尼本人也认为：“我试图尽可能少地干涉影像，我的干涉只是发现观点并说出本质的东西……我的目的绝对不是传导信息或者劝说什么，而是给所有人提供一种观察。”[6]86可见，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这些特征，都恰好与巴赞等人已接受的现象学精神高度契合，按照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的说法，“新现实主义完美地适合于巴赞的理论”[6]80。
三、转向：现象学与后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在巴赞等人的大力宣扬下迅速蜚声国际，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持续时间并不长，进入50年代中期后不久，被称为“现象学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逐步发生了由“物质真实”向更加注重“精神真实”的创作方向的转变，并最终在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综合影响下趋于结束。而造成这种转向的关键人物就是两位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与安东尼奥尼。
在巴赞等理论家们的努力下，《大路》成为了后期新现实主义与前期新现实主义分道扬镳的一个有力预示。“从《大路》看，艾夫理对费里尼的‘现象学现实主义概括，的确是准确的，但是，这种现象学现实主义，在费里尼以后的电影中‘现象学会得到强化，现实主义会弱化，蛛丝马迹在《大路》的‘两条道路之间就呈现了。”[12]事实正是如此，费里尼随后的《卡比莉亚之夜》更是走上了彻底的现象学道路，宣告了对精神现实的全面追求。
与费里尼一样，安东尼奥尼也是前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参与者，他曾与罗西里尼合写剧本《飞行员的归来》，并在1940年代拍摄过一个短片《波河的人们》，讲述波河一个贫穷渔夫的故事，对当地的居民生活进行了纪录片式的拍摄，属于典型的新现实主义风格。但在1960年代之后，安东尼奥尼彻底转向精神现实主义，从“情感三部曲”（《奇遇》《夜》《蚀》）到《红色沙漠》，他自始至终将关注目光深入到主体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对现代人的个体孤独及精神异化进行了冷静的现象学描述，与费里尼一道完成了电影表现对象的转换。
与费里尼相比，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现象学色彩更加明显：他曾与现象学宗师胡塞尔有过会面和对谈，并深受梅洛-庞蒂哲学理论的影响，“……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并不受意大利人欢迎，他自己也更倾向与法国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等人交往，而不是和电影界的人来往。他后来很多电影的摄影都很像现象学式的社会观察，对人物的刻画更受到‘身体现象学思想的影响”[14]，“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环境中的法国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上述结论对处于在同样思想环境中成长的安东尼奥尼的电影空间哲学有着适切的解释价值”[15]。苏联哲学家叶·魏茨曼在其著作《电影哲学概说》中也认为，“也许，恰恰可以用人们对现象学和‘生活世界问题的热衷来解释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巴黎首映影片《夜》之后大受青睐的原因”，“至于安东尼奥尼本人，他当时确实以相当明确的方式从现象学视角抒发己见。他刻意使自己的电影与‘说故事的电影分庭抗礼。他说过，他力求深入‘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个人的情感。他希望看透究竟何种情感、何种思想促使人们在通向幸福或死亡的路上采取行动。在自己的影片中，他刻意描绘了无力克服孤独感而造成的痛苦”[16]77-78。此外，安东尼奥尼的影片还引发过现象学哲学家们的关注，在1962年4月，也就是举行过影片《蚀》的首映式的次日，意大利著名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研究专家、米兰学派创始人之一的e·巴奇（enzo paci）教授组织米兰大学的大学生们对影片展开讨论，安东尼奥尼和女主角莫妮卡·维蒂亲临研讨现场[17]。巴奇说，对胡塞尔的研究和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的研究使他注意到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有论者就此评论道：“巴奇组织讨论影片这件事本身就可以作为胡塞尔学说影响艺术的范例，尤其是影响电影艺术的范例。”[16]78-79总体而言，安东尼奥尼承接费里尼的脚步，在《红色沙漠》等作品中透过主人公的意识视角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人性压抑和精神异化，在对物质世界加以呈现之外更加重视对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安东尼奥尼是以客观纪录社会真实生活和显现内心现实主义形成了独特的电影现象学美学风格”[18]。
四、从现象学现实主义再论巴赞的电影现实观
综上，被巴赞奉为美学典范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现象学现实主义，也就是说，巴赞心目中理想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现象学现实主义。但是在此需要解答一个疑问，前期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等人所开创的“物质现实主义”风格，与后期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人所引领的“精神现实主义”风格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而巴赞、艾佛尔等人似乎完全不加区别地对此二者均以“现象学现实主义”来称呼。这是一种理论的疏忽，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笔者认为是后者。也就是说，在巴赞看来，二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为什么没有区别，巴赞并没有明确解释的这一点恰恰是揭示其理论内涵的关键。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基于现象学哲学的基本原则来剖析巴赞的现实观——现象学现实主义——的内核。笔者认为，“现象学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有两重。（1）面向事物本身。胡塞尔所倡导的“面向事物本身”被称为“一切原则中的原则”，是20世纪最具感召力的现象学口号。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条原理;这条原理可以表述为：‘面向事物本身！——这句座右铭反对一切漂浮无据的虚构与偶发之见，反对采纳不过貌似经过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19]也就是说，“面向事物本身”要求我们将一切无法验证的逻辑理念、人为先见等统统加以“悬置”，从而使得事物显现自身，也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对于电影领域而言，“面向事物本身”意味着必须尊重“前逻辑”的生活世界，并将它作为电影的唯一出发点，努力让“总体现实”的丰富奥秘通过摄影机镜头自行显现。正如巴赞在评价影片《罗马十一时》时所说：“故事自行展现而不遵循悬念规则，仅仅关注按照生活中的原貌表现事情本身。”“事物本身”的绝对原初性使巴赞相信，对“现实”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和破坏都是错误的，“重要的不是证明，而是表现”[20]。正因如此，巴赞强烈反对蒙太奇，因为爱森斯坦式蒙太奇电影的出发点不是现实事物本身而是逻辑理念。（2）本质真实。现象学是一门本质科学，胡塞尔说，“纯粹的或先验的现象学将不是作为事实的科学，而是作为本质的科学（作为‘艾多斯科学）被确立”，“现象学在此应被确立为一门本质科学——一门‘先天的或也可以说是艾多斯的科学”[21]。梅洛-庞蒂也说：“现象学是关于本质的研究，在现象学看来，一切问题都在于确定本质：比如，知觉的本质，意识的本质。”[22]对于电影领域而言，这就意味着电影不光可以表现纪实性的物质现实，也可以表现形而上的（即胡塞尔所说的“呈现于意识之中的”）精神现实，但不管表现何种现实，都必须抓住对象的本质。达到了本质层面的物质真实和精神真实都属于本质真实，都属于现象学现实主义。
因此，在巴赞看来，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等人强调“物质现实”的前期新现实主义电影和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人强调“精神现实”的后期新现实主义电影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属于现象学现实主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既具体又本质地表现客观世界的真正现实主义”[10]4。“面向事物本身”与“本质真实”这两重内涵的辩证关系表现在：“面向事物本身”是一个前提，一个方向，是基本的态度和立场;“本质真实”则是一种内涵程度方面的美学规范。前者规定了这一概念的物质性层面——再现性，后者规定了精神性层面——表现性，两者有机融合，从而使得“现象学现实主义”具有了比较宽泛的外延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哲学家叶·魏茨曼于《电影哲学概说》一书中对现象学哲学在20世纪西方电影理论领域造成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精彩论述，但是受当时苏联狭隘的左倾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也犯了一个错误。在谈到巴赞的现实观时，叶·魏茨曼认为其“现象学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带有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色彩的“内心现实主义”或“精神现实主义”[16]132，典型代表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全面的，它只看到了后期新现实主义电影所代表的“精神现实主义”方向，却遗漏了前期新现实主义电影所代表的“物质现实主义”方向，因而把“现象学现实主义”狭隘化了，也把巴赞理论狭隘化了。
五、结 语
“现象学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作为现象学与电影联姻的产物，既具有丰富的电影文化史蕴涵，也是解开安德烈·巴赞电影现实观之内核的密匙。通过对巴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观形成过程的历史发生学考察，以及对其理论内核及哲学基础的深入解剖，可以发现，在“何为电影的现实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巴赞始终试图维持一种在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外在与内在之间的悖反性理论张力，而这种“主客统一”思维也正是现象学的根本精神。总体而言，代表巴赞电影理论精髓的“现象学现实主义”内蕴着物质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这一概念至今仍具有较大的理论包容力与实践生命力，它不仅能够拓宽学术界巴赞研究的思想边界，也有助于深化创作者对于电影现实主义的理解。
参考文献：
（编辑：李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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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南开区为天津中学的国赫孚校长举办了办学思想研讨会。会上没有专著的“首发”，没有媒体的“推介”，只是教师讲“故事”,只是校长谈“想法”。他们以平实的语言和淡定的态度，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怎么样”等角度，诉说着在“普通中学”、“高考压力”、“素质教育”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矛盾中，这里发生的变化。这是一种让你不能不感到震撼的变化。因为，他们确实闯出了一条新路，一条教师“认”、家长“认”、社会“认”、专家“认”的新路。更加令人震撼的是，我们从这条谁都能学、谁都能做的新路中，看到了很多教育规划纲要的“影子”。如此的思路预见性和行动超前性，绝不因为他们先知先觉，关键在于他们遵循规律。
这几年，就有人曾经议论过“天津中学现象”。如果那时还算一个改革现象的话，那么今天他们的改革已经走出了“现象”，正在“成长”为现实。因为，现象属于感性的、表性的实践探索阶段，主要是在思考和尝试；
现实则属于理性的、质性的经验形成阶段，更多的是整合和升华。但是，“现象”并非都能转化为“现实”，它起码还需要责任、见识、胆略和智慧的催化和助推。国校长和他的团队正是在这几个方面，不断催化着改革的“现象”，终于助推成改革的“现实”。
说起“责任”，他们的校训“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做了最好的注脚。
当年，学校取名“天津中学”，外人乍一听准以为是所“名校”。其实，它只是一个“校名”。因为，它就是一片新建住宅的配套学校。无论你开始怎样“设计”它的定位，仗着“直属校”愣说是“市重点”， 可根本比不上“县一中”，更别说“市五所”了。尽管学生、家长不买你的账，到时候你也得“开门儿”。面对这样的情况，国校长从接手的那一天起，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责任”。谁都知道生源好了，一好百好。但是，什么样的生源都是资源。让“困难”生源变成人力资源，这就是学校的责任。正是为了这个责任，他和他的团队提出了“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
“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这个命题非常深刻，又十分具体。他们深知，“成功”是每个孩子的企盼。因为走进这里无不背负着“失败”的包袱，就是家长不责怪，社会不“白眼儿”，心里也发“虚”。他们深知，“美好人生”是每个孩子的愿景。因为走进这里刚刚“品味”过人生的坎坷，可仍然相信人生的美好。他们深知，“准备”是每个孩子的需求。因为走进这里就期待着能够找到方向，获得信心，积蓄“能量”。可以说，他们对“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的思考，不仅闪耀着这个团队的职业理想，而且浸透着这个团队的个人良知。
办学思想不能是校长自己的思想，应该是全校师生的灵魂。为了让“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成为学校之魂，他们开展了校训“诠释”活动，让每个教师结合工作实际，回到教育“原点”，追问教育本质。一名教师这样写道：教育是什么——“影响”；
教育为什么——“成长”；
教育做什么——“服务”。简洁到了不能再简洁，也深刻到了不能再深刻。后来，学生又加入了“诠释”的行列。一个学生这样写道：为了能把校魂之“根”留住，学校在前厅专门装饰了一面“校训墙”，刊刻了校长、教师、学生对校训的生动解读。国校长说这就是学校文化的基础“符号”，实在精辟之至。这些年，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使“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成为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师的工作目标、学生的发展动力。
说起“见识”， 其实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对开放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看，开放带来的开阔视野和宽广胸怀，就是“见识”。有人说，“见识”是改革的基础、创新的源泉。这话是否有点儿绝对，暂且放在一边。但是，如果没有“见识”，改革很难深化，大概已被事实所证明。
他们坚持坐下来“读”。国校长自己带头读，他读政策，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决定》、课程改革的一系列文件、教育部和市教委的有关规定……他说，政策是管方向的，读就要读透。他读理论，从心理学、教育学到教育哲学，从传统的教学论、课程论到现代的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主体教育、活动教育理论；
从国外的杜威、苏霍姆林斯基、布鲁姆，到国内的陶行知、叶圣陶、顾明远。他说，理论是管策略的，读就要读通。国校长还带着教师读书。学校给教师买新书，向教师推荐书，为教师举办交流和恳谈会，让教师分享体会和收获。他说，不指望立竿见影，但总会厚积薄发。
他们不断走出去“看”。国校长参加过美国的专业培训，考察过欧洲的教育机构；
参加过华东师大的“部级”研修，走访过沿海各省的典型学校。他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所以，他让教师也走出去，到京、沪、鲁、豫等地学习，进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调研。学校规定出去就要有感受，回来还要有汇报。如今“一次性”汇报，已经发展成“持久性”研讨。而且，无论哪一次也是“研”不够、“讨”不完，总要从出发的第一站一直到回校的工作中。
他们诚心请进来“讲”，目的是向专家请教、和大师对话。专家帮他们论改革方案，学者为他们作专题讲座。如今讲座已经由面向班子、面向教师，扩大到面向学生。有人大、南大、天大、师大、市委党校的教授，也有社科院、农科院、环保所、飞机研究所的工程师，数十场讲座就这样一直“排”到今天。
这些年，国校长带领他的团队，就是这样以开放的心态，让海量的信息“涌”进了校园，并在相互融合、渗透乃至交锋中，经过充分地“发酵”，使大家的“见识”在日积月累的学习中增值、在思想碰撞中扩大。
说起“胆略”，应该说它是解放思想的基础，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学校改革的策略——从综合实践活动“突围”，就是有力的说明。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生源，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决心实在难下。按照“常规”那就得拼。“拼”时间，课后加课、休假补课；
“拼”体力，“题海”战术、大“运动量”；
“拼”心理，学校排名、自加压力。这样，就是升学率上不去，也落得“没有功劳有苦劳”。可国校长认为，这不是办学。于是，他的团队摒弃了“常规”，选择了“突围”，即让学生通过生动、活泼的综合实践活动，看到自己的潜能，提振成功的信心。这是一种既接受“常规”挑战，又主动挑战“常规”的选择。可以想见，没有相当的“胆略”，何以敢在如此高利害的面前，作出如此高风险的选择。
这里的综合实践非常“综合”，他们把社会调查、生态考察、社区义工、社团活动、专家讲堂都“综合”进来，纳入其中。而且，任何一项也很“综合”。今年暑期，他们就把社会调查和生态考察合并起来。国校长和教师们带领学生走进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开发区、保税区，科技进步前沿的高新技术园区、农业示范园区，经济发展前沿的集装箱码头、中心商务区，社会建设前沿的快速交通网、农村示范镇，感受飞速发展的天津。
这里的综合实践又非常“实践”。作生态考察，学生要采集样本观察，制作标本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有时一直会“整”到深夜。他们发现“砍瓜”伤口愈合能力很强，就立课题、查资料、学嫁接、做实验，最终提出了“利用提取液提高植物嫁接成活率”的初步设想。不少成果就是在这样设想的基础上，获得了全国和本市的大奖。“家长工作岗位体验”，必须上岗操作，还要写出感受。饭店端菜、医院挂号、工厂上线、商店算账……他们体验了父母的艰辛，更体验了社会责任。一个学生在电镀车间了解到这家工厂是在为美国加工，而且是有毒作业，心中特不是滋味，很有感慨地告诉大家：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不能永远这样，我们有责任让她富强昌盛。就是这样的体验活动，学生三年要“实践”4至5个工作岗位，会受到多少启发、收获多少感悟，已经可以想见。
可别小看了学生自己组织的社团，由于是“我要做”，而不是“要你做”，所以学生更乐于“综合”，更热衷“实践”。“模拟联合国大会”小组的活动虽说是虚拟的，更像是真实的。世界的热点问题在这里辩论，“代表”的综合能力也在这里展示。天文小组“流星雨”的研究成果，驳倒了外国权威的结论，受到了国际组织的褒扬。学生们“吸吮”着世界的营养，强化着自己的使命。
这里的综合实践又非常严格，全部活动都要作为课程列入课表，定期进行考核、确认学分。无论“导师”来自校内还是来自校外，每个“教学”环节都那么一丝不苟。看什么，听什么，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每个学生都要按照提纲，逐一落实。综合实践从来没有“弹性”，始终不能“变通”。因为，他们下定了改革的决心，认准了“突围”的方向。综合实践转变了学生的心态，他们开始确信自己的能力；
转变了教师的观念，他们更加确信教育的规律。
说起“智慧”，这是一个谁都能理解的概念。但是，让自己的改革过程充满“智慧”，又并非易事。他们深知只有“智慧”才能让改革显现活力和后劲。国校长一直为之开发着、凝聚着整个团队的“智慧”。
他们用“智慧”使改革在深化过程中，构建了操作模式。谁都知道，是否便于操作，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生命力。他们认定必须坚持“自主学习”的基本原则，因为它是教与学的一个本质规律。
他们把从国内外“拿来”的成功经验，做了比对和分析，从众多成果中筛选了最能体现自主学习、最能适应自己学生的“先学后教”和“合作探究”。他们结合教学实际提出初步方案，并经过反复“调试”，确定了“情境引入、自读教材、合作交流、成果展示、反馈练习、归纳总结”六环节教学法，创建了课堂教学的基础模式。六环节教学法在全校得到推广，课堂“活”起来了，学生会读书了、能讨论了、敢讲话了，不再“因学而困、因困而厌”。教师说，由“针对教”转向“针对学”，是方法的革命，更是观念的革命，现在我们感受到课堂是有生命的。
他们引导教师把问题当作课题，让学习“捆绑”研究，创新了校本研修的基础模式。群众性“小课题研究”的全面开展，进一步完善了课堂教学基础模式的操作方法。历史的“圈点批注教学法”、地理的“问题打包教学法”、政治的“生活情境教学法”、生物的“模型引导探究教学法”等学科教学方法的创新，更加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各科学习的效率。
他们为了让“课程”无处不在，让环境也能“教学”，创新了课程文化的基础模式。推出了楼层主题设计：一层主题是“师生与校训”，二层主题是“学生与自我”，三层主题是“学生与社会”，四层主题是“学生与自然”，五层主题是“学习与创造”。学生在自己天天出入的教学楼里，随时可以感受丰富多彩且灵活多样的课程熏陶。
学校的“中心”是教学，它把德智体美的绝大多数任务“包”了；
学校的“重心”在课堂，它把全面发展的绝大多数时间“占”了。只有你的教学高效了、课堂高效了，综合实践才有更多的时空，素质教育才能更实地推进。三个基础模式相辅相成的合力，使一个个难题得到了破解。
他们还用“智慧”使改革在推进过程中，赢得了广泛认同。谁都知道，家长和社会不一定看重你的“亮点”，但他们最担心被你“忽悠”。你要是真把他们的孩子带“疯”了，三年下来啥也不是，他们肯定心里别扭。国校长和他的团队深知这里的高利害关系，所以始终在改革过程中“跟踪”学生的变化。尤其是一直使用教育统计学原理，分析从入学到高考，学生学习成绩的动态走势。检验结果给出了一个科学的结论：坚持参加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生，高考成绩均有明显优势，理科学生更为显著。家长信了，社会信了。其实，你无论怎样说改革重要、改革必要，没有信度就没有效度。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最实际。
无疑，从现象到现实是一个飞跃，一个质的飞跃。因为，这个飞跃揭示了事物的内在联系。国校长和他的团队，就是用“责任”、“见识”、“胆略”、“智慧”，落实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素质教育，使这样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生源，发生了家长满意、社会满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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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它有着五千年的博大文化，流传着许多良好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节约用水，拾金不昧，见义勇为。
说到尊老爱幼，我国的“孔融让梨”想必大家都知道，孔融把最大的梨子给了哥哥和弟弟，最小的给了自己，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哥哥比我大，弟弟比我小，所以我把梨给了他们。四岁的孔融都知道要尊老爱幼，那我们呢？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我们应该孝敬他们，每天看见他们忙碌的身影，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一些事吗？我们可以给父母父母捶捶背、倒杯茶、讲个笑话，帮助他们消除一天的疲劳。
说到见义勇为，我在报纸上看过，一个小男孩为了解救落水的儿童，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有许多见义勇为的例子。英雄们在危险面前，毫不畏惧，置生死于度外，这种精神让人敬佩不已。
我爱我的祖国，更爱祖国的传统美德。我要发扬这些传统美德，让我们的民族之魂永远优秀于世界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