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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一
何为爱国?爱国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赤胆忠心;爱国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爱国是xxx“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无数仁人志士，用自己的言行甚至生命对爱国进行了诠释。
但是，掀起那泛黄的历史，我们有会看到些什么呢?指针飞快地旋转，时间指向了1840年，“闭关锁国”的世界清政府逐渐落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加入了瓜分中国的大军中。xxx战争，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贪婪暴虐的侵略者让我们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一代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为中国寻找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xxx、xxx等知识分子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更有xxx、xxx、xxx……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无数革命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扭转时局，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让所有国人为之亢奋的日子!我们伟大的领袖主席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响起：xxx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坚强不屈的中华儿女骄傲的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意味着以前那个被人称作“xxx”的中国已不复存在，接替他的是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中国人，从此能够扬眉吐气了!我们亲爱的祖国，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它苏醒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我骄傲我是龙的传人，我自豪我是炎黄的子孙，是团结友爱的中国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国歌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空中迎风飘扬时，我内心的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
回顾过去，我们雄心激扬;盛世年华，我们信心百倍;展望未来，我们豪情满怀。沧桑的岁月已留痕，繁荣的祖国正兴盛。当于根伟一脚怒射，把中国队第一次踢进世界杯时，我们怎能不狂欢?当我们听到xxx老人轻轻说出“北京”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欢呼?当神舟十三号顺利升空，进入预定轨道，中国再次成为世人所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怎能不自豪?悠悠五千年，泱泱大中华。伟大的中华民族这一东方巨龙，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载着中华民族的憧憬，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奔。
祖国，是无数英雄铸就了你，是五颗闪亮的星星照耀了你。我爱你，亲爱的祖国!此生不悔如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二
今夜，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梦。
梦里，我变成了一只小白鸽，我煽动着还稚嫩的翅膀，飞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的心里害怕极了，直到我看到了一面鲜艳的党旗。那党旗是用一块红色的粗布缝制的，老师说过，党旗的红色象征着革命，黄色象征着光明。这面党旗是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是全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看见党旗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满了力量。我轻轻地飞到了一个小战士的身旁，他好像比我年长不了几岁，皮肤黝黑黝黑的，身体非常的瘦小，隐隐约约还可以看见额头上已经结痂的伤口，可是他的眼睛却异常的明亮，宛如夜空里的星星。
“——集合，准备战斗!”冲锋号再次响起，小战士和老班长也消失在黑夜中，黑夜里月光下的党旗却格外明亮。
我煽动着翅膀向有光的方向继续飞翔，这一路，我看到了很多风景，那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的宣布：xxx成立了!那是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升空后激动的呐喊，那是赛场上令人振奋的女排精神，我看见一座座高架桥宛如一条条巨龙，一栋栋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我更看见人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的微笑，眼睛里闪烁希望的光芒……。
我飞到了一间教室的窗台上，朗朗的读书声真好听，孩子们格格穿戴整齐，胸前飘荡着鲜艳的红领巾。我忍不住向教师深处张望，一个小男孩正端坐在教室里，他的眼睛和那天我碰见的小战士一样清澈明亮……。
梦醒了，我系上我的红领巾，我知道小战士交给我一个重要使命：请党放心，未来有我们!
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三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孟晚舟
在暑假期间我看了一部剧叫《觉醒年代》，这部剧很值得去看，记得我看了这部剧三四遍，每一遍都会收获到不一样感受。无论是情节、台词、道具、布景乃至一些重要人物的登场无不指向这部剧的核心立意——“觉醒”。觉醒年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更重要的是在于工农群众的觉醒。
百年前，一群仁人志士在为探索新路进行不懈努力，经历了弥足珍贵的觉醒，在茫茫黑夜中用笔墨和思想引领没落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百年后，我们学习并发扬着他们的思想，要造就更加腾飞的中国。他们的思想浸润了多少青年，给予了他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在那个黑暗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封建社会，中国正面对着屈辱，面对着山河动摇，无数爱国人士站了出来。他们觉醒了，即使在压抑的黑暗中也睁着明亮透彻的眼睛，他们大声呐喊，想要叫醒其他沉睡的人，想要撕破这“吃人”的黑暗。
最让我泪目的场景一个是在xxx先生出狱后，蔡元培先生神色紧张地，脚上像装了风火轮似的赶来，似乎晚到一点就见不着了似的，他一把紧紧抱住xxx先生，似乎一不抱紧先生就会飞了似的，然后久久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是在三十九集，xxx送他的两个孩子出国，上一秒延年乔年面朝阳光，大步流星踏上赴法的游轮。下一秒他们便身陷囹圄，满身伤疤，脚带铁镣，英勇赴死。在阴森的刑场上，他们的眼神依旧从容坚定。
“他们一步步走向光明，共赴理想的同时，也走向了死亡”这部剧后半部分那些人陆陆续续的离开。看着每一位人物退场时浮现字幕，寥寥数句概括了他们这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看过觉醒时代，才真正去了解近代史，才真正地明白今日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沐浴着雨露春风，享受着和平安宁，依靠着祖国的庇护。但是我还记着那一些追求信仰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没有炬火的黑暗里，燃烧自己，铸化光明。我庆幸生活在这样的年代——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红旗皆为信仰。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她谁爱她?只有民众觉醒了，中国才有希望!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愿祖国繁荣昌盛。
我愿追随这五星的星光，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之中华。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四
;谈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少人把传统与现代性完全对立起来，视传统为一无是处。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国的现代化》，却给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情景：在古老的中国，在丰富的历史传统中，本来就存在许多有利于现代转变的因素。从国际环境来看，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华文明一直居于东亚文明的核心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21页)虽然如此，中国人并不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曾经先后吸收了来自南亚的佛教文化和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还从美洲引入了重要的粮食作物甘薯和玉米。十七世纪中叶，随着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欧洲自然科学亦传入中国。军事上，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后，中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超过任何潜在敌国的力量。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很早就具备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因素：两千多年间一直是一个赓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国家统一的观念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以集权制官僚机构为特征，它在许多方面具备了现代官僚制度运作的雏形，有效的文官制度较之贵族寡头政治在向以事功取人的现代官僚政治的转变中似应更为简单易行。(59页)从经济结构来看，前现代中国在土地和劳力市场上存在着的私人契约行为及官营经济的有限作用，使她与其他世界帝国区别开来，而与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情况看，中国的起点也是很高的。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阶级相对开放，科举制为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敞开了大门。农村小块土地占有方式盛行，小地主所有制连同租佃制形成一种没有鲜明等级差别的乡村环境，与欧洲过渡性的小农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贵族或农奴主的大庄园制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地方社会还存在其他许多明显的现代特征。
最后，前现代中国的突出发展在教育上表现得也很明显。“除日本之外，就技术和社会价值对民众的渗透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社会可与之相比拟。官档和私录的记载以及通讯联系皆依赖书面文字。教育在组织和内容两方面对成就、普及和理性的取向，受到普遍的重视。世俗化的学校教育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规范化的。”(242页)
然而，有着上述诸多现代化因素的中国，却迟迟未能踏上现代发展之路。答案究竟何在？这本书指出五个方面。
先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数千年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由此而滋生了一种中国文化优越感和自视为万邦来朝的中央之国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人长期以“无邻邦帝国”自居，对外关系不是多边的而是双边的，即册封与被册封、朝贡与受朝贡、天朝与蛮夷之间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世界观使中国人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挑战之际缺乏应变的灵活性，加之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终于在一个世界历史巨变的关头，在短短时间内从文明强盛的巅峰一下子跌入落后挨打的深渊。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点，这就是：西方殖民者用强力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其放弃以老大帝国自居的世界秩序以后所建立的无非是一种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秩序，而不是所谓传播国际平等观念。
“从一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可能正是中国政治理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构成了它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像扩大政府责任范围，或者为民众积极参与政治建立正规机制这样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在娘胎里就被旧政治秩序那种窒息一切的稳定性和伦理上的正当性给扼杀了。……谁能想象出并证明一定要进行改革呢？这个社会能产生哪些会呼吁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的社会势力呢？在中国领导人不准备对中国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而仅仅小修小补之前，要设想历史自己能够走上缔造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康庄大道，而又不吸取西方演进的政治体系和观念所扩散出的特定因素和业已显示出来的优越之处，实在是匪夷所思。”(62页)
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观念方面的障碍可以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治行为来分析，本书第三、九两章正是做了这样的分析。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十八至十九世纪中国武装力量变化的描述。
从平定三藩之乱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其间将近两百年里清朝政府没有遇到严重的挑战。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另一面是军队的惊人腐败和变得毫无作用。十九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少数民族反抗和农民起义导致地方采取防卫措施，凭借地方士绅威望及资财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取代了无能的正规军和过去乡丁的作用，此即所谓“团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组建了他的湘军，各省则纷纷效法。这些地方军队采用西式组织和技术，并以其所控制的口岸和商业为自己筹饷，形成一种新型的军事政治机器，从此开创了中国近百年地方主义、军阀主义横行的历史，本书作者称之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演变”，它影响到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人。(91页)军阀统治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学习西方现代知识与技术的运动最终都成了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作为后起现代化载体的国家及其统一的、长期的目标被远远置于一边了。国家分裂，军阀混战，国民日穷，国力日弱，帝国主义乘隙长驱直入。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化的课题似乎只剩一个，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中央权威，其它任务几乎全部搁置，一九四九年以后还要围绕这一课题付出高昂的代价。上述这种以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实在是迟滞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方面，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结构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土地，中国前现代经济主要依靠广泛可用的劳力而缓慢地增长，经济生活中专注于劳动力的密集使用而不是创新技术、发明机器。在经济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中国社会缺少一种类似西方新教伦理的文化精神，官僚士大夫皓首穷经、因循守旧，普遍卑视工商业活动，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打上门来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仍然一味反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害怕采用现代技术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失序。帝国主义打破了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旧经济格局，取而代之的是外受列强掠夺、内部四分五裂、沿海与内陆严重脱节的另一种破败格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除去短时期曾经在夹缝中有所增长以外，长时期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社会来看，前现代中国人口增长居高不下，不多的一点剩余被急剧增加的人口消耗殆尽。中国社会分层的总体模式是包括官僚士大夫和商人在内的各阶层纷纷向地主靠拢，范围狭小的地方市场所造成的分工完全服从于农业的需要，中国社会的这种“农村导向”与一些成功的后来者如日本和俄国的日益加强的城市导向明显区别。从社会组织状况看，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在国家和家庭、宗族之间的公开组织极少。社会只看重家庭和宗教的联系，偌大一个中国看上去更像一个千千万万独立王国式的家族的堆积，缺少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的因素。前现代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至今在许多农村地区留有清楚的痕迹。
最后来看教育。前现代中国教育的目的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民众，价值取向是尊孔读经以求取功名。这种教育禁锢了受教育者的思想，也窒息了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数学、医学、天文、地理诸领域的研究，甚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学科的研究，使之不能成为系统的科学。“结果，留给二十世纪的，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知识和方法论，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个口号是汉学在反对所谓宋儒空洞玄学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科学价值来自人类思想上的冲突，而不是来自自然科学，中国人的学问恰巧就集中在人的思想冲突领域内。”(260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熟的“现代”因素与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之间并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有些因素兼具积极与消极双重作用，有些早熟的现代因素发展到后来反而成为现代化的障碍。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冲击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影响下被动展开的，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些很好的历史传统因素被破坏了。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狂潮席卷了一切，使“中国本来可以怎样怎样”之类的命题成了无稽之谈。为了说明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和特点，除了横向地考察五个方面的因素，还需纵向地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历史进程。在本书的架构中，这两种考察是揉合在一起的。
本书第二部分标题为“二十世纪的转变”，这个转变以一九o五年为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因为一九○五年被废除的科举制度“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335页)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却走了相当长时间的弯路，帝国主义侵略和地方主义、军阀主义的泛滥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转移了对现代化的注意力，反对外来入侵和寻求统一与稳定成为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主题。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不仅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且社会日趋分裂，教育的变革亦支离破碎。正是基于此，作者对一九四九年中国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重新统一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把现代知识的空前增长视为历史的原动力。从这里又引申出两条原则：第一，认为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国内转变；第二，认为一国的发展水平不能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或其他体制上的规范来衡量。作者称这两条原则使现代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见本书17页)但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这两条原则。两原则之一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之二反对单纯以生产关系为标准衡量发展水平，应当说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本书的缺点在于，由于内容太多，要交代的历史事件太多，五个方面齐头并进，线头太多，容易使人摸不着头脑。亨廷顿在其《发展的目标》(载于《理解政治发展》一九八七英文版)中批评了西方现代化研究诸流派中的“相容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把现代化的各个分进程联为一体、“所有好事情会一齐来”，或者视某一特定目标为带动其它目标的“火车头”，而未看到现代化诸目标如经济增长与政治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了解必须在诸目标中做出选择并采取缓和矛盾冲突的政策，因而没有真实描绘出五十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个批评对于本书恐怕也是适用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摆脱现代化的诸目标和分进程之间矛盾冲突的痛苦，如何选择最稳妥、最少弯路的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增长(效益)与公平分配、增长与自由、政治民主与社会稳定等等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亟待研究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燕园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版，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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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已进入21世纪，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精神获得新的生命形式，是中国文化面临的新的历史选择。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即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是无可替代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与现代化的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重性也变得日益重要。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现代化
近年来，世界对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各种观点十分活跃，比如“新儒学”、“新道学”、“文化中国说”等等。有人甚至认为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世纪。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日趋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文化的格局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化和民族性、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首先，认识“传统”的内涵。传统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传统中的“传”是人类历史的延伸、延续、承袭；传统中的“统”是传的精神整体。古人是在前人所创、主导人伦、后人继承的意义上理解所传之统，把“统”作为文明与发展的方向。把“传”与“统”的含义结合起来，传统就是人类生活中前后相继，主导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是在历史进程中延伸着的思想纲领和生活主题。其次，认识“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涵盖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二是制度文化层面；三是观念文化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840年，中国在西方船竖炮利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清朝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了振兴图强，向外国学习，建立枪械厂、购置军舰、建立船坞，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其中李鸿章是代表人物。最后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标志，最终洋务运动失败了，就其失败的原因，落后的封建体制不能容忍现代化因素的产生。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尽管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制下，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毕竟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随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纳入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轨道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它一方面是指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美社会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欧美现代化对于世界进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洋务派”主要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出发去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就是从观念革新的层面上理解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这一过程表明，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向纵深发展。然而，由于外患频仍，国人一直没有时间对现代化的全部文化内涵做出从容的反思和认真的总结。
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重构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模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奋斗的根本目的，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昭示了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新军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泛，响应之热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开辟了道路。1986年产生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7年举行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最终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期间，邓小平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9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些基本要求，指出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文化服务的对象，确定了繁荣文化的方针，指明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科学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创建中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只要我们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去进行文化建设，就把握住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就能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引导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二）关系之一：对传统文化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批判的理由：现代化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即需要在社会结构、制度、思想、观念乃至人的本身诸多方面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而传统文化是与一定历史社会和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文化，必然带有旧制度。旧观念的种种特征，不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对“国粹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的批判问题。继承的必由性与继承的原则：从文化一般性特征来说。文化具有民族性和传递性，因此，对于有独特文化特质的一国文化不是一个能不能够继承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继承的问题。舍此则一国无根，所谓国民性则无从谈起。这就涉及到一个对“全盘西化”的批判问题。但是，继承不能是全盘继承，而只能在批判的继承上继承，这是继承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在批判继承基础上的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体做法是：①接受某些新的文化素质。②拒斥某些新的文化素质。③保留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④扬弃某些传统的文化素质。
（三）关系之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由文化的民族性和传递性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实际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问题。文化传统可以造就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因此，没有文化认同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实际上就是要克服文化优越感和自我中心的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这对长期以来以文化悠久，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文化尤有必要。当然。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过程。
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调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包含民主、富强和文明三位一体的内容。社会现代化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关系失调、人际关系冷漠、大量家庭崩溃、人们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
传统文化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也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即使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积极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也正在或已经发生变迁，其中必然糅合了现代因素，因而，对传统要有选择地吸收和创造性的综合。
（一）要有选择地继承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积累的成果。因而，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诞生的摇篮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延伸。首先，要坚持历史的方向，即使再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自身历史的限性；其次，要用现代科学观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不是机械的复古，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知识经济的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合理的吸收、改造、创新。
（二）结合实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使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难以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注入近代的科学精神。我们要重视个性发展与社会的整体统一，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公认的唯一长期延续而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历经磨难，历久弥坚，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饱经风霜的中国文化一定能从容应对，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今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再展雄风。当代大学生要有这样的自信。一个真正有自信力的民族，应该以时代的视角思考和对待传统文化，树立一种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础的正确观点。同时，还要树立一种革新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源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民族兴旺发达，为世界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促进作用，同时又有不利因素。因此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使中国传统文化符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六
[摘要]中国改革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作为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和最后取消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发展私有制经济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关键词]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合法私有财产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特征的科学预测中，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或一些理论构想。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研究和批判中发现并科学论证的。由于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自然从总的方面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一，对私有制的批判，构成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在他所作的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著作中，力图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剖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提出要“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显然，马克思是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认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是“社会的财产”，这种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直接否定。
第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里，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概括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第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做了科学探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四，建立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经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幻想”，即试图不通过社会的革命转变，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驳斥杜林把暴力看作绝对的坏事的荒谬观点时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这就深刻地说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经过暴力革命。
第五，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比较中，设想未来社会“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这些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
1、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付诸于俄国的具体实践，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也进行了艰难探索，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上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既有资本主义成分也有社会主义成分，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
第二，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相继采取了对私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和地主庄园分别实行没收、赎买、改组和联合的办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又提出“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可见，过渡时期结束之日，就是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之时，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的。
第三，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列宁指出：“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那么，“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这是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的教训提出来的，实际上已经立足于资本主义关系，允许个体私有制存在。
2、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
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这一观点在斯大林直接领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所有制上采取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这种模式曾一度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效仿或流行的模式。
3、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流行的“苏联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们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不主张把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理解为单一的结构，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他们探讨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可不可以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不可以兼容一定形式的非公有制?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例如农民、工匠和小规模企业家的个人所有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肯定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捷克经济学家锡克认为，集体所有制应当和公司合营、私有制形式相并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大部分构成，非国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匈牙利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私有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改革的成功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尤其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是对立的，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直至取消的过程。这在理论上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做科学依据，在实践上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新中国建国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使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1919～1949年)；第二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1956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过程。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对这些私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性质不同，改造的方式也不同。具体途径是：无偿没收大资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平赎买中小资本，壮大全民所有制；改造个体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这样，到1956年底，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过渡时期结束。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私有制，但绝不是放弃公有制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旧观念的束缚。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生产关系某些方面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对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经济来说，它们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要调整和改革，使这部分公有制经济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当公有制经济退出的份额将要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最低界限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争论。其实，发展私有制决不等于放弃公有制。
首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内的统一。改革开放30年中，非公有制经济逐渐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由对立的关系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平等竞争的统一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重大突破起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命题，并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相提并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了宪法。其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有两处重要修改。第一，进一步明确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二，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这些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国家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已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到前沿。2003年，国务院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条例》指出：“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条例”。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2008年，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法》指出：“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些法律都是与《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法律相一致的经济法律。它们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一道，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济的主导作用，更有效地支配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为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对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起到重要保证和领导作用。
四、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60年中，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消灭私有制―允许发展私有制一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但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至于现阶段为什么允许发展私有制，要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上解释，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第一，生产力状况决定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整和变革所有制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能把所有制本身是公是私，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作为目的去追求。到现在为止，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未达到消灭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程度。相反，我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具有多层次性，非公有制经济更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对立关系。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是私有制。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认为是对立的同时，他们也认为，私有制与其他所有制一样都是历史的，最终会灭亡，但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只是性质上的对立，他们并未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并存进行预测。而在他们去世以后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使私有制形式不断变化；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个体、私营等具有私有制性质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现阶段暂时消灭不了，它既在世界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弱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历史较短，其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较低。从生产力方面看，我国非公经济的产业分布较广，其中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商业、运输等服务业，以及进入障碍比较低的制造业。从管理水平上看，有的非公企业低水平重复投资，追求短期化目标、违法经营、家族治理等。所有这些亟待国家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将其引导到现代企业制度上来，从而得到健康发展。
第四，法律形态的所有制要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研究所有制，首先要研究现实形态上的所有制，这是第一性的。而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则是第二性的，它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即财产所有权或“产权”。马克思认为，产权是财产所有关系的法律表现，或“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我国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么，在法律形态上就既有公有产权又有私有产权。国家法律在保护公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恰恰是由现实形态的所有制决定的，或者说反映了现实形态的所有制。
第五，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和公民私有财产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大多落到其从业者，即个体、私营业主身上，他们的合法权益很大程度上由其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合法私人财产体现。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除合法劳动收入构成的生活资料外，还包括由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各种物业资产租赁的收益，以及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收益。这些都属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就是说，私有财产的内涵不仅包含属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形式的所有制，还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比私有制具体形式宽广得多。我国未来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即将步入小康社会的公民的最大的保护，就是保护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让他们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更快地奔向小康。宪法如果不在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明确“保护私有财产”，那就不仅意味着宪法没有反映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而且意味着人们努力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行为失去激励和保护。因此，为了实现小康，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财产。
五、结语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不能排斥非公有制经济，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不能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便不断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关键是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关系时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不能搞私有化和单?公有制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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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
中国现代化强国之路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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