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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律观念的日渐普及，我们用到合同的地方越来越多，正常情况下，签订合同必须经过规定的方式。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委托合同纠纷篇一
委托关系是代理关系的基础。委托关系解决的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内部关系;代理关系解决的是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对外关系，是代理权的行使。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处理，欢迎大家参考。
(1)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2)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3)委托人可以委托一人或者数人处理委托事务。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1)标的是劳务，属于服务性。
(2)诺成性合同。
(3)有偿和无偿合同均有。
(4)非要式合同。
(5)是以处理委托人事务为目的的合同。所谓委托人的事务，是指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委托人若不委托处理就不得亲自为之的事务。委托事务可以是与经济利益相关联的事务，也可以是与非经济利益相关联的事务。可以是法律事务，也可以是非法律事务。必须由委托人亲自处理的事务不能委托。不能委托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务。
(1)委托关系是代理关系的基础。委托关系解决的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内部关系;代理关系解决的是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对外关系，是代理权的行使。
(2)代理必须是法律行为，委托不一定都是法律行为。
(3)代理权的形成属于单方授权，委托合同属于双方合议。
(一)要搞清属于何种代理
合同法除继续保留了民法通则关于显名代理的规定外，借鉴英美法系，首次承认了隐名代理的合法性。从而使代理有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的区别。今后遇到有关委托合同纠纷时，就要首先搞清属于何种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的概念
(1)显名代理：指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的代理。即：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直接承担的代理形式。显名代理的突出特点是代理人必须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活动。
(2)隐名代理：是指合同法第402、第403条所称的代理。核心是代理人(合同法中使用的是受托人的概念)以自己的名义，在被代理人(合同法中使用的是委托人的概念)的授权范围内进行代理活动。隐名代理的突出特点是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直接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民事活动。隐名代理的法律后果承担与显名代理的法律后果承担有不同的规定。
(三)划分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的意义
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的制度在英美法系早就有规定。我们国家的民法制度原来规定的代理种类有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集中体现在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二节，但从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形看委托代理居于核心地位。当时从立法的角度没有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的划分，司法实践只承认显名代理的存在，不承认隐名代理的存在。这种规定无法妥善解决在国内经济领域里经常出现的外贸代理纠纷问题。由于外贸代理中的代理人即外贸企业对内属于委托合同，收取的代理费非常低，对外是以外贸企业自己的名义与外方签订合同，根据原有的民事法律，由于没有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代理活动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规定，而一旦在代理过程中出现外方或者委托方未能正常履约的情况，外贸代理企业则往往要独立承担全部责任。收取的代理费过低与其要承担的责任过大，明显违背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这次合同法的立法思想提出要体现统一性，突出实用性，强调与国际接轨，符合国情。鉴于此种情况，在这次制定的统一合同法典中，吸收了英美法系关于代理制度中划分显名代理和隐名代理的优点，在合同法第402条、403条中增加了隐名代理的内容，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外贸代理纠纷责任不公平的问题，使我国的代理制度更加趋于完善。当然，我国的隐名代理虽然是从外贸代理中出现的问题引发的，但合同法所适用的范围却并仅不限于外贸代理，而是适用所有这类代理纠纷。另外，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的提法，也不是立法的规定，而是学理解释。
(四)隐名代理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承担
显名代理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承担大家比较熟悉，在此不作分析。隐名代理当事人的民事责任承担是一个新问题，在合同法第402条、第403条作了规定，这两个条款也是整个合同法第430个条款中最难理解的条款，对此作一下重点分析。
根据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事先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可以把隐名代理划分为两种，即：事先知道的隐名代理和事先不知道的隐名代理。
1、事先知道的隐名代理的责任承担
事先知道的隐名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情形。这时如果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时，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也就是说受托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委托人和第三人享有和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生纠纷，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便由责任人承担，受托人一般不承担合同违约的民事责任。合同法第402条的除外条款中所称的确切证据我的理解是指受托人和第三人订立合同时，在该合同中直接明确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由受托人和第三人享有和履行，与委托人不发生法律关系的情形;或者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或者纠纷发生后，受托人和第三人之间达成了由受托人代替委托人履行义务的协议的情形。
2、事先不知道的隐名代理的责任承担
(1)第三人违约，委托人直接介入权的行使。在第三人违约的情况下，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这就称作委托人直接介入权的行使。但这种权利的行使有一个例外限制条款，就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怎样证明知道或者不知道，这里存在一个由谁负举证责任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承担原则，应当由第三人负举证责任。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时，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当然，第三人也具有对委托人的直接抗辩权。
(2)委托人违约，第三人选择权的行使。在委托人违约的情况下，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这种选择就是第三人选择权的行使。合同法同时规定，一旦第三人选择了受托人或者委托人其中之一作为权利行使的对象后，第三人不得再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一)受托人的义务与责任
(1)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按要求完成，忠实职责)。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2)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亲自办理)。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分经委托人同意和不经同意两种情形)。转委托经同意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的除外。
(3)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报告义务)。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结果。
(4)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交付义务)。
(5)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过错承担责任原则)。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二)委托人的义务与责任
(1)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管理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2)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3)赔偿损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另委托)。因此给受托人造成损失的，受托人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
(1)一般情况下，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因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采取的是过错责任。
(2)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因委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事务。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主要有：雇工合同、承揽合同、保管合同、运输合同、行纪、居间等以劳务为内容的合同。
(一)与行纪合同的区别
(1)名义不同。行纪只能以行纪人自己的名义，委托合同可以以委托人自己名义，也可以以受托人名义。
(2)行纪人必须是经注册的法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
(3)行纪合同有偿，且收费有标准，委托合同分为有偿和无偿。
(4)行纪人自己支付费用，委托合同由委托人付费。
(5)行纪人可以自己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
(6)行纪人享有留置权，委托合同不享有留置权。
(7)行纪人有提存权。
(8)行纪人有变卖拍卖权。
(9)行纪合同里，委托人和第三人没有法律关系。
(二)与居间合同的区别
(1)居间是提供信息。
(2)居间人是以自己的名义。
(3)居间有偿，办成了要报酬，不成要费用。
(4)居间责任比较宽松。
委托合同纠纷篇二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光油籽(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光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粮食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中粮公司)
2001年3月23日，中粮公司与金光公司签订一份《进口代理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为:(一)中粮公司代理金光公司进口南美大豆55000吨，允许10%溢短装，品质规格按中粮公司对外成交合同执行;价格为成本加运费到宁波北仑港，每吨单价196.04美元，允许10%增减，总价款为10782200美元，不含远期信用证利息;信用证共开4张，远期信用证利息由金光公司负担;装运期为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1年4月30日止。(二)责任划分条款约定:中粮公司在收到金光公司的保证金后，根据金光公司的委托书，对外签约并开出信用证;中粮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中的每一个条款均征得金光公司的认可，如因对外合同条款发生争议，中粮公司不承担责任;中粮公司负责向农业部动植检部门办理有关申报手续，同时根据装船数量每吨按人民币12元向金光公司收取代理手续费;由金光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向中粮公司交付总货款10%的保证金，如保证金不能及时到位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金光公司承担;金光公司负责货到港后的报关、报验等手续，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及港口费用，并按中粮公司对外签订的卸船条款执行卸船。(三)付款条款约定:中粮公司对外承兑赎单后将保留信用证项下的货物所有权，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须在信用证到期五天之前足额付至中粮公司指定帐户，如逾期中粮公司将没收保证金并有权自行处理货物。(四)索赔条款约定:货物抵达目的港经国家检验机构检验后，如发现货物与中粮公司外签合同所规定的品质、数量有重大差异时，金光公司如要求对外索赔应及时通知中粮公司，以便中粮公司及时对外索赔;目的港国家检验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应尽快寄给中粮公司，如果因金光公司通知不及时或证书不全使中粮公司丧失对外索赔权，责任由金光公司承担，金光公司不得以此拒付货款和中粮公司垫付的其他费用;中粮公司将凭目的港国家检验部门出具的检验证书对外提出索赔，理赔金额将全部偿还给金光公司，由索赔产生的一切费用由金光公司支付。对付款提货的计划，双方又于同年5月24日以《补充协议》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金光公司同意增加26万元人民币代理费给中粮公司;金光公司分8次付款提货，最后一批货物的付款提货时间为2001年7月19日前;双方确认协议所示货款按美元兑换人民币1：8.3计算。2001年3月23日，中粮公司依照代理协议的约定与嘉吉公司签订了四份以中粮公司为买方、嘉吉公司为卖方的总数量为55000吨的南美大豆买卖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四份合同进口货物数量均为13750吨，总量共计55000吨，10%溢短装限度;四份合同价格分别为每吨198.74美元、每吨198.92美元、每吨199.10美元、每吨199.28美元，成本加运费到中国宁波;装运期为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1年4月30日止;卸货条款为“买方保证在每个晴天营业日连续24小时平均卸货5000公吨，但即使工作，星期六、星期天和假日也除外。”“滞期费/速遣费按有约束力的租船契约的规定，但滞期费率最高为12000美元，最低为6000美元。速遣费每天为滞期费的一半或不足一天时按比例计算。卖方应在提名船舶时报出滞期费/速遣费费率。滞期费/速遣费须在完成卸货后30天内结算。”《进口代理协议》签订后，金光公司于2001年4月10日将保证金人民币9084806.5元交付中粮公司。2001年4月12日中粮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开立了四份以嘉吉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金额分别为2740100美元、2737625美元、2735150美元、2732675美元，总额共计10945550美元，允许加减百分率为10/10;最迟装船日期为2001年4月30日。中粮公司在开证后分别于2001年6月14日、6月19日、6月25日、6月29日对外付款共计11335032.86美元，折合人民币为93960053.35元。2001年5月25日、5月29日中粮公司将进口合同项下全套单据交给金光公司，并由金光公司开具了收据。2001年5月29日，装载进口合同项下货物的“中国精神”轮抵达宁波北仑港，并开始计算卸货时间;依据中粮公司与嘉吉公司的买卖合同中规定的卸货条款，允许卸货时间为11天9小时24分，而金光公司卸货实际用时为58天12小时，即至7月31日全部货物卸毕，该轮每天的滞期费为9000美元，滞期费总额为423975.01美元;为此，嘉吉公司分别于2001年8月9日、8月15日、10月9日向中粮公司发出传真，要求中粮公司按双方签订的货物买卖合同的相应条款向其支付因延误卸货时间而产生的滞期费，并将金额为423975.01美元的滞期费发票和“中国精神”轮的卸货滞期时间表交付中粮公司。另查，装载本案所涉标的物的“中国精神”轮于2001年6月9日开仓卸货时发现货舱表层大豆货损，为此，中粮公司于2001年8月14日以公证的方式就是否向嘉吉公司提出索赔及是否对嘉吉公司提起仲裁等事宜向金光公司发出催告函。2001年8月27日，中粮公司将其向嘉吉公司转达金光公司关于保留索赔权和不承担滞期费的意见的传真回复给金光公司。金光公司于收到货物后至2001年7月25日共计向中粮公司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50040386.4元;诉讼期间，金光公司又分别于2001年9月15日、9月24日、11月29日向中粮公司偿付货款共计人民币1110万元。
委托合同纠纷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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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69号a座五楼××号。
法定代表人：马某，系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男，x年11月11日生，汉族，云南省玉溪市人，住玉溪市玉川县大街镇下营社区××巷××号。公民身份证号码：5324××。
二、请求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三、请求判决由被上诉人李××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本案二审诉讼标的：60570元)
事实与理由
一、关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和质证便作为定案依据，属于程序违法
本案中，被上诉人作为原审原告，并未就其关于被告(上诉人)违约的主张进行举证，在判决书中称“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先后前往玉溪市移动公司和云南省公司调取上述资料，但玉溪分公司的回复意见为……云南公司的回复意见为……”(见原审判决第七页)。这些都成了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举证责任和案件事实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证据必须当庭出示，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而一审法院所“调取”的上述证据并未经庭审出示，也未以任何形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也是在收到原审判决后才得知此“法院调取”的证据一说。一审法院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审判程序和法律的规定，属于典型的程序违法。
首先，关于《一级代理协议》的由来，被上诉人李××已当庭承认双方是在一份先打印并盖好上诉人公司印章的合同上签字而订立的合同，至于格式合同后面手写的“补充协议”部分是当天添加上去的。这就说明，手写的“补充条款”内容和形成过程都存在严重瑕疵，其效力待定。
其次，虽然李某平系上诉人的员工，但其同公司只建立了短期的劳动用工关系(从20xx年3月至11月)，同公司存在劳动争议，并且争议的主要内容是提成奖金(双方均举证的昆明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书已证实)，这就说明其为了自己的一已私利，采用故意修改原已固定的格式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加重公司负担(额外支付网点开发费、每个县十万元的违约金)的方式，实现同被上诉人签约的目的，这已严重损害了公司利益。
再次，关于被上诉人声称李某平的行为是上诉人公司的内部管理行为，对此只能由公司承担的辩解。上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具体得结合案件的实际，作具体分析。如果被上诉人有充足的理由并且出于善意而认为李某平可以在格式合同外做出大幅度让步(额外支付网点开发费、每个县十万元的违约金)的话，则可以认定上述所说的大幅度让步而签订的“补充条款”有效。但是，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对此进行举证，与此相反，其所举证据却是：上诉人同云南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云南移动空中充值业务代理合同》(其声称是上诉人复印给他的)，该合同从全部条款看，双方的“代理业务”的合作是有比较严格和严谨的规定，并无上诉人承担网点开发费和每个县十万元违约金的约定，双方约定支付网点开办费和每个县十万元违约金的约定不合情理。毕竟这是委托代理手机充值这一移动通信公司业务的基础，被上诉人所签订的一级、二级或其他代理及加盟协议，都是在此范围内(而不是超出此范围)进行，这是合同的大前提，也是本案案件事实中的常识。这就说明，不仅仅只是李某平，还有被上诉人本人也是出于恶意，两人共同签订所谓的补充协议来擅自变更公司认可(遵守)的格式合同条款，从而加重公司负担，达到牟取私利目的(李某平获取的是其仲裁和诉讼主张的提成款，被上诉人则是本案的诉讼)。
此外，从“补充条款”的内容看，除了网点开发费的补助外，就是所谓“每个县十万元的违约金”，而这“违约金”并不是约束双方的，竟然只是约束上诉人(甲方)一方的，内容上也无具体明确的内容，而是“甲方违反本协议任一条款，则甲方支付给乙方违约金每个县拾万元。”说明约定显失公平，约定金额过高，不应得到支持。毕竟10元的补助费与10万元违约金相比差距过大，二者相差一万倍。
这就说明，一审法院回避了《补充协议》签订的上述情形和所存在的诸多严重瑕疵，对上诉人的合事辩解武断地不作任何评判或答复，从而认定条款有效，这是错误的，直接导致了案件的错判。
首先，对关键事实的认定和对证据的评判混为一体，属于事实不清和错误。本案中，有关租金的金额和支付、结算是一个核心事实，即上诉人是否欠对方佣金，如果尚欠，那么总金额是多少，已支付了多少，还欠多少应当清楚明确。但在被上诉人未进行举证及举证不能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在认定的事实部分中表述和认定为“根据原告尚存的记录的手机短信显示……”(见原判决第7页第9行)。此为将对证据的评判代替事实的认定，如果认定了证据可以直截了当地采纳，如果是认定了该事实，则应直接表述为佣金是多少，支付了多少，尚欠多少，而不应作此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地认定，这导致了事实不清。
其次，只认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内容而忽视对约定内容的履行也属于事实不清。本案中，原判决只认定了所谓双方做了如何约定(暂不谈认定正确与否)，而回避了是如何履行的及履行了没有，又是如何履行的等内容，特别是有关开发网点、充值站的建立运行情况、所谓佣金的情况、现在网点的运营情况等均未做任何认定，导致仅凭被上诉人这一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约定便认为对方当事人(上诉人)违约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巨额违约金的情形。这显然是荒唐的，也是错误的。
一是效力存疑的“补充条款”约定“不论违反任一条款”，即不论是根本性条款还是一般性条款，一律按“每个县十万元”计算违约金，这种约定属于约定不明。二是条文中涉及到的其他数据只有一个“10元”(所谓的网点开发补助)，10元与10万元，可不是一般的差别，根本无可比性，说明就算约定成立的话，也属显失公平。三是确定违约金得结合“守约方”的经济损失金额，而原告对此方面的金额是多少，其并未举证。故在本案，原告所称的违约金，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应得到支持。
当然，一审法院也认为“10万元/县的违约金确实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而予以调整，此外还正确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这就说明，违约金应以此为标准。所以，就算按一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的损失39710元+860元=40570元,再除以2(两个县)计算的话，那么，损失只是40570/2=20xx5元，该“损失金额”的30%也只是: 20xx5x30%=6085.50元。不知一审法院的10000元是如何计算得来!
五、被上诉人并未就其主张进行充分举证，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1、关于继续履行协议的第一项请求。本案中，就算被上诉人提供的“一级代理商管理实施办法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的话，那么，该“协议”第四条已明确约定了协议期限只有3个月试用期，之后“若甲乙双方均无异议，协议有效期自动延续至一年”(最多只是1年，并不是原告主张的3个月+1年)。这就说明，在被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双方有再次延续合约的情形下，双方的合约早就期满，早就不存在合同关系，现也就没有被上诉人所诉求的“继续履行”合同的说法，况且上诉人同云南移动公司之间的代理合同早就已经届满。再退一步说，在无明确的合同履行有效期的情况下，“继续履行合同”也得双方自愿，只要有一方不愿意(上诉人坚决不同意再延续过去的合同)，何况合同第五条已明确规定“甲方无法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本协议自动终止”。因此，本案中不存在继续履行合同之说，被上诉人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2、关于支付佣金的请求，被上诉人并未就自己的主张向法庭进行举证，支付佣金得有双方合约存续及履行这一前提，并且更主要的是“手机充值站业务系统完成的各项业务的充值金额作为标准向乙方(原告)支付佣金”(合同第三条)，而不是被上诉人主张的不定期十个月所得代理费金额的平均数值计算。在此还要重点补充和强调的一点是，其所称十个月的手机短信。也仅仅只是一个其单方面制作的记录而已，是否就是手机(且系其本人收到)停息内容，又是何人何时所发，目的是什么等从来源性和同本案的关联性方面等都无法证实，更不用说真实性了。故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
3、关于网点开发费的主张也无依据。被上诉人称20xx年前的网点开发名单是从上诉人网站上下载无什么证据证实，只能认为是其单方陈述。一审法院以86份未经证实的合同，连该86份合同履行了没有都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认定其开发了86个网点显然证据不足。
六、本案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的诉讼时效期。
根据“一级代理实施办法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双方履行的协议最长期限只有一年，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实一年的期限届满后又进行了续期或实际延续了合同。实际上，上诉人在20xx年11月李某平离职后便无人管理和负责同被上诉人所签订的该协议，之后便未履行，被上诉讼人也未主张要求延续履行。故在被上诉人未举证的情况下，本案中其以合同的履行而提出的各项请求均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其已丧失了胜诉权。
综上，一审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判决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庭判决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李××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 致
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二oxx年九月二十日
上诉人：xx市亚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波， 该公司董事长
住所地：xx市南城区蛤地大新路129号
委托代理人：，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1x8
被上诉人：xx市利贝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该公司总经理
住所地：xx市麻涌镇华阳村西环路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xx市第一人民法院()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06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
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三、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
第一，双方经办人员的qq聊天记录结合庭审过程之中双方提供的其它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在订立合同和履行合同过程之中已经明确向被上诉人说明了代理费用计算方式;而且，这样的计算方式是国际通用标准和惯例，符合国际货运代理规范。更何况，被上诉人本身是一家长期从事对外加工的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企业，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他们不了解相关国际惯例，和与国际货运相关的国际标准与规范。
更何况，任何运输，不管国内、国际，陆运、水运、海运、还是航空运输，一概如此——泡货按体积算，重货按重量算。古今中外，一概如此，乃运输通则之一。被上诉人以不知道要按照体积计算代理费而拒付代理费显属狡辩，耍赖，撒泼，有戏弄与蔑视法庭之嫌疑。
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可能是被上诉人生产方式、或者与英国客户的合作方式的调整，导致他们暂时不急需涉案货物作为制造样品了，因此找借口拒收货品，企图赖账。
被上诉人迄今仍然否认与我们有委托合同关系，谈判过程之中拒收一切文件，自始迄今，被告谎话连篇，极端不诚信，才是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第二，录音音频是事发之后双方处理争议过程之中形成的，不能证明上诉人未明确向被上诉人说明费用计算方式，更加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对报价有重大误解，从被上诉人在整个一审诉讼过程之中那否认一切事实、所有文件一概不收、一概不签的极端不诚实的表现可知，被上诉人方所有诉讼参与人他们所说的一切均不足以采信。
第三，如果被上诉人确实存在重大误解，应该主动提起诉讼，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依法撤销委托合同，通过司法路径依法处理双方争议;在被告没有依法提出重大误解诉讼的情况之下，法院直接启动重大误解诉讼程序，并且据此作出判决，很显然，程序根本违法。
第四，即使被告对运价确有误解，也不能够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等法律规范。因为，双方就合同的订立的协商、协调过程和合同履行过程长达三个月之久，被告有足够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了解、研究;更何况，原告的确在双方的协商、协调过程和合同履行这个长达三个月之久的交易、交往过程之中，多次说明了相关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所谓重大误解。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迄今而未止，被告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有误解，即使被告对相关问题了解得不够清楚，也未必“足以决定双方是否进行交易”。涉案交易是否需要如此进行，主要取决于被上诉人的生产方式——按照样板生产，还是按照客户要求先打样，双方确认样板之后，按照打样生产;更加重要的是，委托人在发出委托指令之前和委托、配合过程之中，自身确有对所需费用进行明确的义务，上诉人作为受委托人确有告知的义务，而上诉人已经完成告知义务。
他们在上诉人向xx市第一人民法院起诉之前，只是有个托词说，他们只有五万元的预算。即使所谓只有五万元的预算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那也不能说明被上诉人就一定存在重大误解，生意人计算的是投入产出比例，为了赶时间不惜加大投入——空运与其它运输方式相比最大优势是时间短很多，明显缺点就是费用高出许多。如前所述，被告作为一个长期专业从事对外加工的与国际贸易有密切关系的的企业，即使不能准确掌握相关信息，也不至于对相关问题一无所知，对航空货运代理相关事务发生重大误解。这，显然过于牵强，显然说不通嘛。
被上诉人在双方谈判期间的确说过，他们不清楚运输费用按照材积计算，可是前面已经分析，再议过程之中的这一说法显然不成立，不足信。更加重要的是，诉讼过程之中，被上诉人自始至终彻底否认双方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在法理上相当于，企图解除双方的委托合同，可是，合同已经履行，不存在解除的可能。
第五，即使存在所谓“重大误解”，该判决仍然明显不妥、不公。首先，被上诉人没有依法提起重大误解之诉，法院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启动“重大误解”诉讼程序，直接按照“重大误解”进行裁判;其次，从实体处理方面来看，更加明显不公，上诉人已经依约完成委托事项，于情于理于法，被上诉人均应该如数支付代理费，绝对不可以“各打五十大板”，将代理费五五对开，判令被上诉人支付50%的代理费。如此判决，显失公平。
综上，原审判决，确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市亚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代书人： 广东国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联络电话：
x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