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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沿革文化墙企业沿革信息查篇一
;摘要：本论文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楚文化与楚人文风俗之间的关系。在探究的层面上举出实例，作旁证，援引相关史论介绍荆楚凤凰文化与精神坐标古今之沿革，表里为一。在评述过程中约略勾勒一个框架，以凸显楚国文化的精旨。
关键词：荆楚文化;凤文化;历史沿革
“楚地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苏轼此词印证了古楚国的人杰地灵。此地为人所熟知的是历史文化名人屈原，他具有无可争议的世界级影响。如今有人错把他的祖籍定为荆州，而实际上他真正的故乡在秭归。他在荆州当时的都城郢地，做过三间大夫（相当于民政部的部长）这个职务。又于此写下了著名的《哀郢》，因而有此误传。
另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颠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之孙，历经沿袭迁徙，遂往中原地区跟进牧次。中原者，古之素掌重器也。诸候并争历来在此邦逐鹿。经累世漫长的融合与更替，在长江中下游（今湖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辐射带。重黎和其弟吴回先后各有职司，不仅如此，根据地理方位，照映天象四时，楚族祖先由是掌握了天文历法，随着先进生产力的不断渗入，民族亦产生了不同区域的分化。分化之际，又向更南端的蛮丢人族群拓展。直至到楚山地区。
郦道元《水经注》载：“荆山括其外疆，延至江陵，荆门，岳阳一带，每至稔年，拜族居江上焉，且尤喜植稻米。”汉水流域各族落亦纷纷并合，其间又历累岁争斗，便形成了一个地理意义及历史意义并重的楚族。
殷纣末期，楚人率先与各部联合，当然是在共同推举首领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类似于战国中后期方术推行合纵连横之策。由商王授意，进行正式册封。西周分封制影响之巨，在此均有彰显，普天滨土，切分以飨功候，而归效周室，以利大统。遂勋之以楚子。但这个过程还是过于繁琐，因为尚不具备笱化的条件。据范文澜先生的考证。楚族蒙授之初，尚非属巨族，仍有其他各族力量协同牵制。只是楚人建国以后，遂不满周天子在皇权之下的长期辖制，形成一套独立的治国纲领与理政思想，丹阳首发，逐扩湘沅，先民披荆斩棘，亦浸透了他们的血和泪，不过，拟建政府机构实在是困难重重，有些邦族恐惧周天子之余威，投诚效忠周室，另有一些楚室核心贵族则笃思自冶。因此建国之初挥舞峻法严刑之大棒，用以摄服人心，这大概是战国中后期韩非倡议法家路径之滥殇。此后便逐步扩张，势力日益强大。
春秋中叶，其领土又有新的动向。周遭各部族亦勇毅加并其中，至楚王熊渠十一传熊通自立，进取之心仍火只，占据了今川鄂交界的广大地区，又开拓“汉江之南”，汉东诸强闻之而丧胆。随后楚王室政权频繁更迭。但仍没停止东讨西伐的步履，楚文王于公元前700年建都于郢，郢地沃野千坐，水源充足，河网密布，植被阜盛，便于先民入山斫材，郑地以北流经洛水，楚人持戈兴建渠沟，打通洛水与湘水的隔阂，灌溉农田无算，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当此时，楚人趋机囊括郑地南北，将水利工程贯流斯地。诸国实际上成为楚国的藩属。进而毗邻魏梁之郡，饮马汴，洛。屯军淮，济。风头一时无两。泱泱赤县，楚郡据南邦而霸，虎视北域强弩，根基因此逐渐稳固下来。
战国前期，楚仍乘扩势之余脉，既于南方大力垦植，威王之世尤盛。《水经注》解读地理方志，总是擅长纵向比较各地域之优劣，楚人择地如相马，非择膏腴之野不居。生产亦须建立在强大组筑的尺度之内。尤是信心倍增。一度冲指滇地。并在此建造了多所城关。滇人至今的城关遗址上俱刻有楚字样，即为明证。楚人善跃耐疾行。适应野外能力又极强，因之后学冠以荆蛮子名号而称之。西汉司马子长撰史，称其扩地千里，定分吴越，远涉重林，跨怒江，上嘉陵，遂分三楚之地，三楚暂未合一，只是分布占据，待时机造势而合。顺天意而为，到班固《汉书》节录的地理志，竟南达于海，五岭之外尽皆归属焉。随着民族大融合的阔步演进，衍生了楚地的高度繁荣，所在表现是人口激增，闲田为官家所划，战车数量多至五千乘，业已不输于任何一个邦国，换言之，属境之内，诸强亦无法遏制一个瑰伟楚国之崛起。
楚地挟洞庭，鄱阳两湖，横亘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北面的黄河以南地区遥相对峙，实华夏文明的滥觞。自古便蕴蓄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古中国博大悠远文化基因重要的一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又承传了几多仁人志士的苍凉胸腑！亦沾染了浓重的悲剧性。楚地自立国始，其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各事业齐头并进，它从纷杂的大国家天下的历史体制中剥离便独立出来。由此铸就了一种坚硬而持久的文学质地，宋玉《高唐赋》以此为契，描绘楚地风俗，使其自觉地接受历史给予的观照，后世文人竞相趋附。湖南岳麓书院的门额镌有一幅对联日“唯楚有材，于斯为盛”。便是明证。“楚客”一词即是其中的缩影。文化精英们千里来楚，品味着远古与当下的激越的文化碰撞。即使是身陷囹圄，时乖命促，亦能血书，不愧“楚囚”。“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唐·赵嘏（长安秋夕）》，也抒发了某种对生命源质的眷顾。楚地自古万象齐备，人杰地雄，勃发卓群，因此引一时之风尚，执一方之牛耳。“翘楚”一词因而得名。
凤文化是荆楚文化的精髓，它产生、发展于文化繁荣的荆楚之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似与早期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所牵系，楚辞章句中即初露骈丽之端，实为后世赋体之滥觞。陈寅恪先生说“论本国文字与异国之异同，未有特殊异者，盖自后世之韵文之配合稍异耳”。其实，龙与凤作为前古先人的图腾，早在举夏新石器时代几乎同时伴生。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凤亦称之为“风鸟”“凤凰”，它缘起于古代先民对鸟的崇拜，反映了人们对于禽鸟“沟通天地”自然功能无比尊崇和慑服的敬畏心理。作为一种被神化，美化和理想化的鸟的形象——凤凰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以较为完善的造型而普遍出现在了中原沃土上，但它却是在我们楚人祖先将它由中原带至荆楚之地后，才真正创造发展成为与龙文化相媲美的凤凰文化。楚人崇风，实源于其特殊的社会心理，它与楚族祖先从中原迁至南方后艰苦创业，建家立国的特殊经历，及其在同中原各国与周室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当时，楚人在夏商之际由中原迁入荆山一带蛮荒之地后，一直被华夏之国视为“荆蛮”、“楚蛮”，楚人不服，反以蛮夷自居以抗“礼”北上。东周时期熊绎五传至熊渠开始大举向东扩展，便与周分庭抗礼，宣布“我蛮夷也，不與中国之号谥”。春秋之时，楚王熊渠十一传至熊通更“欲以观中国之政”，要自立为王并大势进取，“始开濮地而有之”而威震周室。这种传统的对立意识反映到文化领域，便构成“你崇龙我便崇凤，但我仍然敬龙”的文化心理。具体表现在楚人“敬龙而崇凤”上，叶公好龙的典故便反映了这种心态。由于楚人实为黄帝之后，是最早发祥于中原地区，具有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的部落，自然禀承了华夏文明的传统。因此，既然是龙的传人，敬龙即尊祖。然而，楚人所特有的独立意识与创造精神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从龙与凤中选择凤并将它神化、美化，以塑造新的偶像来寄寓自己的理想。
楚人“崇凤”还反映在“凤智胜于龙威”的文化心理上。哲学家冯友兰说人在事物面前竭尽所能，只有当一切气力用尽，才去接受那些外物无法改变的东西。如果说龙是力量的象征，那么在楚族人的心里，风是本民族美的化身。凤凰外形取禽鸟之长，集羽族之美，五彩相和，体态高洁华贵，品质集德、义、礼、仁、信于一身。除了美丽绝伦，风还是智慧的象征。在楚墓出土文物中有许多龙凤共处的图案，其中有一幅“龙凤相蟠纹绣图”以龙凤相斗为主题：一只凤大步向前追逐一条龙，龙反身作躲避状;再有长沙楚墓出土的文物“龙凤人物御舟”帛画中，一男子头戴高冠，手持缰绳，站立在龙身上。男子背后的舟尾上风凰单腿站立昂首视后，一路警戒，保证安全。这些便是“凤智胜于龙威”的心理在艺术上的表现。正因为楚人崇凤，便将凤喻为楚王，就如晋文公自喻为龙一样，楚庄王将自己自喻为凤，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王以己与风作比，加之伟人屈原及之后的文人艺术上渲染，从此，便为凤文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使之成为荆楚文化中最具永恒魅力的绚丽的景像。正是这样，凤凰文化经过数代楚人的浸润和陶冶，不断被人赋予了愈益瑰丽多姿的文化内涵，从而展示出高翔远引，独立独行，展翼雄飞，声震九垓的意象特质和摄人心魂的美感。
荆楚涵盖的地域，包括现今的湖南大部。这方热土滋养了湖南人的性情，坚韧，沉着，不服输。在历史上，湖南自清以来的确是出了不少的杰出人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纵观青史，这话也的确不假，湖南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摇篮，也是盛产土匪、强盗的地方。不去提哲学家王船山，魏源，文学家丁玲、田汉、沈从文、琼瑶。单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湖南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曾国藩及他的湘军，还有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彭德怀、罗荣桓、贺龙、粟裕等名将，就可知一二。
“盖凡政治，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历史，乃吾中华文明之历史，断不可与人相通之理”章太炎先生的这句论断，可谓一语中的。弘扬凤凰文化精神，了解楚族立国与兴盛的历程和荆楚凤凰文化探源，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祖先那种坚韧不拔，志存高远;开拓进取、不畏艰险、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如何深深融入凤凰文化之中的。
随着荆楚凤文化的积淀、扩展与丰富，世代延续，逐渐升华，稳固的凤凰精神成为一种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传给后人。探寻凤凰文化就是要精心摄取其精神风貌，完美心态、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中的优秀特质，以弘扬凤凰精神：对自我，要像凤凰那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不与燕雀为群”而具有超越自我、品洁行芳的心性;对他人，要像凤凰那样“拔毛御风雪，抠眼变神灯，啄岩填湖水，自焚求更生”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对社会，要像凤凰——我们祖先火神祝融，生前能“光融天下”，死后化为火鸟变为火凤凰那样，具有燃烧自己、光耀人间的奉献精神;对事业，要像凤凰那样敢于飞越天池，扶摇直上九万坐，击水拍浪三千里，而具有不断开拓，拼搏进取的精神;对理想，要像凤凰那样，有博大的心胸，無比的包容性，追求龙与凤的融合——“龙凤呈样”的完美理想，而具有关怀民族和睦、人间祥和的博爱精神。
总之，凤凰精神是我们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弘扬凤凰精神将能赋予我们立国、立民、立人之本和开拓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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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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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厂好似常表藤，产品犹如藤上 ; 好才能卖好价，工厂效益全靠 它。
33.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生命要职工来爱护。
34. 企业要兴旺，质量是保证。
35. 平日精耕细作，来时五谷丰登。
36. 抓好产品质量，必须从我做起。
37. 每项振作求质量，产品质量有保障。
38. 用户是上帝，下道貌岸然工序就是用户。
39. 产品质量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
企业沿革文化墙企业沿革信息查篇三
一般认为，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最早仅仅把茶作为一种治病的药物，他们从野外的茶树上采下嫩枝，先是生嚼，随后是加水煎煮成汤汁饮用。经过历代先人的不断实践，于是开始种茶、制茶、茶文化由此流传开来。
西周：据《华阳国志》载，约公元前1000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已用茶叶作为“纳贡”珍品，是茶作为贡品的最早记录。
东周：春秋时期《晏子春秋》载，茶叶作为菜肴汤料供人食用。
秦统一六国后，四川茶树栽培、制作技术向陕西、河南等地传播，后逐渐沿着长江中、下游推移。
西汉：《僮约》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述，是茶叶进行商业贸易的最早记述。
东汉：华佗的《食论》提出“苦茶久食，益意思”，是茶叶药用效能的首次记述。
《三国志》记载了东吴君主孙皓(孙权后代)“赐茶茗以当酒”的故事，这是“以茶代酒”最早记载。
西晋张载的《登成都楼》诗中有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所作歌中也提到：“茶，巴蜀出”，可知长江流域是中国茶树的发源地。
东晋《晋书》载：谢安、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可知在当时以茶果待客，已是很普遍的事情了。
南朝接近茶叶产地，饮茶极为普遍，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北朝的人日益增多。但在南北朝初期，茶是作为贡品出现的。
南北朝以后，士大夫们为逃避现实，整日作诗品茶。使茶叶消费激增，茶在南方成为普遍饮品。
唐代饮茶已是日常普及之事。因茶性寒回甘，能提神醒脑，所以很受欢迎。陆羽《茶经》的问世使“茶事大兴”，奠定了中国茶文化基础。唐代茶业由此日益兴盛，产茶地遍及大江南北，茶类名品异彩纷呈。茶叶生产、贸易迅速兴旺。与此同时，日本僧人从中国带茶籽回国，将茶叶传播到日本，是后世茶文化遍及世界的发端。唐代茶文化的发展对后世以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饮茶在宋代兴旺至极，大大小小的茶馆比邻皆是。大观元年(1107年)，宋徽守赵佶撰写《大观茶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帝王之名论述茶学、倡导茶文化的皇帝。
宋代茶叶重心开始向南移，建茶崛起。建茶是广义的武夷茶区，即今闽南、岭南一带。此时茶类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由唐以前的紧压饼茶变为末茶、散茶。数量上仍上饼茶、团茶为多。同时出现用香花薰制的调和茶。
企业沿革文化墙企业沿革信息查篇四
;摘要：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强调集权主义，压制个人意志和自由，同时又强调以德治国。自近代以来，受西方侵略的同时又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既出现了反抗压迫的意识，传统政治文化同西方政治文化也出现了强烈的碰撞。如何整合与创新政治文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文化
纵观人类社会，其发展历程表明，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它们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而政治文化会应为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的不同，在政治文化上也会稍有差异。无论哪个民族， 都不能跳出其历史-文化-社会为其造出的政治共同体。
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而“国家”和“宗族”的崇拜观念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此处，传统的“国家”观念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还是有着一定差异的。传统中国人理解的“国家”有两个具体的含义： 一，儒家意义上的“国家”。中国近代以前的“国家”有其特定的含义， “国”同“家”实际上表示了不同的控制和统治范围。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近代，对其国家观念发展有引进作用的要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 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二） 承认列国并存， 彼此交互之关系；（三） 重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四） 扩充人民参政权利[3]。实际上，虽然国家观念已经进一步发展，但是政治文化，仍然受到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首先，集权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力和等级的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甚至是牢不可破的。此种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主义，家庭小农经济是皇权制度的社会基础，而宗法血缘关系是其维护的主要纽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既是笑谈，同时也表明政府官员与民众的距离是难以逾越的。要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首先就必须得理解其以专制皇权为核心，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体系。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束缚个人意志和自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脉络中，非常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注重道德礼法，注重伦理关系。在家庭关系中主张长幼有序，忠信孝悌。要求每个人应当在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强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并渐渐演化为注重团体意识和团体行为。人不再是单个的人，大写的人，而是一个在社会关系和团体中抽象了的人，由此也可以解释血脉宗法为何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第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德治国，将道德价值观作为治国的基本依据。在儒家思想中，对伦理道德是极其关注的。并且强调对国家和皇权本位的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所以致使人民对国家和君主的绝对服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反躬自省的道德修养成了社会个人的最高价值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和标准。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道德，所以表现出一种比较严重的政教不分的特点。儒家追求人性为基本，追求“广大悉备，圆融和谐”，使政治文化融在整个文化之中。这样，使得政治文化表现得界限不明。由于西方社会重法制、重制约的理念不断传播，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世界各国不断接近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会有强烈的格格不入之感，因而造成民众内心巨大的落差。可以说，中国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而西方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单纯的将西方政治文化作为先进的政治文化，所以产生应当摒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
二、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及结构
近代以来， 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压， 这是一部充满屈辱、不堪回首的历史，而鸦片战争成为了它的开端，五四运动时到达高点。五四运动否定传统，追求西方文化，“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4]可以这样说，同传统的政治文化相比较，近代的政治文化内核是反传统的，甚至到了逢中必反的程度。这也是由于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所导致的。西方政治文化中，以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者，以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等思想作为其武器，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以相悖的姿态所存在的。
三、快速转变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点
总的来说，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是对政治文化造成主要影响的。现今总体的社会变革，必然会影响政治文化的转变。而当今的中国，改革和开放是政治文化变化的主要动因。并且改革开放极大的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变化，而转变后的政治文化同时也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格局，从而促进或者抑制新的局面。
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
1，经济倾向性文化
中国开启政治领域民主化和经济领域市场化的历程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并且基本完善。市场经济以尊重主体自由为前提的，而实现自由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市场交换如果需要进行就必须实现个人和法人财产权的自由。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转变为经济倾向性文化的主要理论来源。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都处在快速的转变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几乎人人都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转而奋力发展经济。
2，个体性文化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人们对于给个性化和自由化的追求几乎是绝对的。市场经济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在我国近代，市场未能充分发育，主要是跟近代资产阶级还没有获得充分的经济自由和缺乏独立性等因素息息相关。而国家尊重个体，和整个民族都获得经济自由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
3，实用主义文化
开拓进取，注重实效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对人类提供的一种宝贵的品格，也是现代人们的基本态度，塑造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和精神风貌。处于奋发时期的中国，其实也鼓励人们正视现实，追求实效，甚至秉持功利主义的原则，以激发竞争和创新，从而解决一切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如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 公平竞争的逐渐丧失， 道德领域的江河日下， 政治腐败的广泛流行， 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社会问题。现今的中国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和人生信条无一不带有实用主义的烙印。一方面，实用主义文化刺激人们不断进取和创新，另一方面也带有不计后果，唯利是图的不良后果。
4.多维度文化
近代至今，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遇到几番彻底转向。近代的政治文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否定，首先使得价值体系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否定。西方的政治文化逐步入侵中国政治文化，形成二者并立的双重价值系统。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转变就更大了。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化实际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别的，与中国传统的人伦和道德以及社会秩序有着很大的距离，所以根基不牢。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对前二者也是有着相当距离的，所以，中国政治文化实际上具备了三重的价值系统。
近些年，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反思，同时加上西方大众文化的入侵，中国的三重价值系统的政治文化实际是处在加强的地位，三者之中，没有一方的实力受到了削弱和减少，相反，三者越来越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
对于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来说，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政治文化都没有在现代的中国取得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对于前者而言，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等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途径，并且在客观物质条件上也相对缺失。至于后者，原因恐怕在于没有找到合适其生根发芽的土壤。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作为新中国以及新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主轴，如果稍有变动，那政治文化的变动就势在必行。
首先，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本来存在的政治文化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都同时存在着精华，也同时存在着糟粕。如何有效的利用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又避免受其危害，既保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又能同追求个体和自由的现代精神，既保留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又能具有现代的人文主义和制度色彩，并且大力弘扬对共产主义文化的追求，使三者有机结合，成为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政治文化。
其次，铸造坚实的价值核心体系。长时期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价值核心不稳定有着密切关系，这同注重批判其他两种政治文化，同时又忽视了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宣传和价值观念构建有着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中，有着对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等观念的推崇，恰恰可以促使目前中国弥漫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倾向性文化的转变。
最后，加强法制建设，运用法制调节功能。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对于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是具有迫切性的。现今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问题，其内核都深深的烙上了传统文化糟粕的阴影。“刑不上大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还是带着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仍旧在流传。强调法制化，规范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原则上达到统一。（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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