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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新时代篇一
;[摘 要] “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辨证地论述了开放与创新、责任、共享之间的关系。它是在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实践的理论成果，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过渡经济学”以及“新供给经济学”重要经济思想，是党的智慧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在“习近平对外经贸政策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得以加强，对外贸易“新业态”增长迅速，对“一路一带”周边国家的进出口销售数额迅速增长。对外经济绩效就是检验“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的标准，对外经贸绩效印证了理论的正确性和特色。持续践行“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将有助于提升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地位及人民的福祉。
[关键词] 新时代;对外贸易;供给侧改革
2017年12月18日至12月20日，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过程中党的智慧结晶，也是我国五年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是依据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党、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党、国家和人民务必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使其丰富得以发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2017年11月8日，“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心”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据外经贸大学书记蒋庆哲介绍，为“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是该中心成立的目的之一。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经济增长模式整体上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包括“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在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理论提炼，但反过来又对实践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外贸工作各条战线上工作者的行动方针与根本指南。
一、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体系
（一）于开放中实现创新，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
缺乏动力是限制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朱乃新，2007），而创新则可成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中国要想打破全球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桎梏，必须要于创新中找寻出路。没有创新、不敢于变革，则无法突破国际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瓶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无不表明，创新是全球经济实现发展的动力。只有于开放中实现创新、于创新中找到动力，全球经济一体化才会注入活力，实现发展。
全球化一体化亟须有新的创新动力出现（石奇，2006）。2008年，次贷风暴引发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深度调整时期，无力实现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负债等。全球市场表现疲软，经济增长无动力（彭江，2002）。因为传统动力的衰退，国际贸易与世界投资更是发展缓慢。曾经的世界经济两大动力“货物贸易需求扩张”与“先进国家制造行业转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逐渐被弱化，国际投资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实现自身利益，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乘机抬头。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必须注入新的动力。
而当前，人工智能、智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通讯、数字科技、智慧科技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的进步融合将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而蓄势迸发（张亚雄等，2015）。所有这些，将为全世界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学习带来颠覆性的变化。面对着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世界各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把握时机于创新中寻找动力，并把各自的创新集聚，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开拓更多空间。同时，世界各国应协同起来，努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结构性变革有机结合，扩大世界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于开放中创新”的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的结晶。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党和国家持续推进实现实践、理论、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坚持走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求真务实、改革开放。从最初的经济特区至开放沿海城市，从开放沿海经济区至全面开放内陆地区，从加入wto至成立自贸区，一系列创新实践40年不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搞活树立了中国榜样。而今天，在“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指导下，中国依然于开放中实现创新，加快新型的贸易经济开放体制的构建，积极创造新的贸易形态，加速传统外贸方式的转变，在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以创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于开放中敢于担当，为国际经济进步平衡化而努力
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上的平等一员，都有平等的参与国际决策权利与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应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表明，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享有发展的权利，但也应有担当而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以及促进全世界共同繁荣的责任和义务。在国际经济体制治理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但各国应履行的义务机制也应形成。只有这样，国际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加平衡化。
为此，必须在国际上推行经济变化与治理。虽然目前的国际经济治理已有了调整与变动，但却以发达国家的主要利益为诉求，并没有改变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實质（沈铭辉，2016）。传统上，鉴于世界两极之间在谈判能力上的不对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限，国际社会在制定全球经济贸易规则时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充分地考虑在内。国际情景下的许多标准远超落后国家的实际发展程度，结果使他们居于不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步发展，以及非发达国家的实力提升，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固有弊端变得更加明显，在有失公平的同时，也不能客观地反映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这有悖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和平时代里发展中国家逐步崛起，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地位提升，国际经济变革势在必行（张志洲，2010）。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比率约为80%。中国目前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改变国际经济南北不平衡，使全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早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国，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排名中，已上升到第三位。在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整个发展中世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被放大。
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国际经济全球化将会趋于更加平衡（袁志刚等，2011）。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中，积极地承担着更多国际义务与责任，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起着良好的帮助示范作用。中国加快建设自贸区的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努力地推动次区域和区域的贸易，使投资与服务更加便利和自由。对于wto在国际自由贸易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言权问题，中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以此推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步平衡。
（三）于开放中实现共享，增强世界经济的联动性
人类的命运是一个交织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乐意、愿意同其他各国人民一同求得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不应独享而应共享。同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应是世界各国在联动中承担的共同责任。中国在开放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世界发展也因此得到了中国的回馈。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为自己建设后花园，而是要建设一个百花园以供世界共享，这同样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论断。改革开放40年来，“made-in-china”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国际产业分工进步细化。中国制造业的产值从20世纪末期占全球总份额的1/40到如今的1/4，中国一直努力地与世界共享自己在开放中取得的成果。中国市场的日益繁荣是世界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世纪之交时，外商在中国工业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仅有210多亿元人民币，而此后每年约以30%的速度激增。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联动因为满足了世界发展的需要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崔焕金等，2012）。世界各国因此构成了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紧密相连，荣辱以共。但某些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了“一己之利”，或出于偏见，实施贸易保护、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在其报告中指出，仅在2008-2016年期间，有的国家针对其他利益国家实施了多达600多项贸易保护策略。但长远看，在贸易上实施保护主义终是害人害己的行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希望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他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中国实行贸易保护，则无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中继续前进。习总书记倡导一种新的联动机制，但并不是为了中国私利而另起炉灶另开张，也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始终坚持协调联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合作、开放、共赢的模式，始终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作为经济开放的基准，并努力推进经济一体化能更好地惠及所有国家与人民。为此，中国一直努力地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并积极推进沿线相关国家、地区在市场、产业以及项目上的有效对接，在增强联动效应的同时，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推动当地基建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技术、信息共享，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谋得发展。
二、对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学原理溯源
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成功，根本在于依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开放过程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独特历程，学界据此提出了许多经济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过渡经济学”以及“新供给经济学”等。以上所述相关经济理论无不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而提出的新式经济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邓小平理论中“解放发展生产力”原理和我国国情的再认识与结合，也是富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过程，是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现代文明的紧密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验证了包括“习近平外贸政策思想”在内的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具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全球化经济外交”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等同于“制度革命”，通过减少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理论”，结合“诱致性制度”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行，即“制度变迁理论”（袁庆明，2012）。而自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深切把握目前世界格局演变的基础上，实施多种构建，建设新型的大国关系。例如，对非政策的“真、实、亲、诚”，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提出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一系列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吻合的重大对外经贸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外交理论的内涵，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开辟了新的对外经贸境界，更主要的是，为我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外经贸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思路，奠定了新布局。
（二）“发展经济学”与“大国崛起”
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开放”与“吸引外资”的作用如同“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一样，于改革开放的过程同等重要。“发展经济学”因此提出的“两缺口模型”（即中国需要開放和外来投资）、“后发优势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人口优势）与“三阶段论”（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经由“要素驱动”至“投资驱动”而最终实现“创新驱动”的过程）（张培刚，2007）。而在目前世界格局正进行深度变革的时机，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与挑战已超过了以往。而在这种情形下，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他确立的“中国梦”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规划了宏伟蓝图。而这些正是对“发展经济学”相关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与运用。
（三）“转轨、过渡经济学”与正确的“义利观”
“转轨、过渡经济学”提出了“改革成本”的概念，并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樊纲，2014）。因为国情所致，激进式的改革明显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所以，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利益”始终作为主线推动着相关事项的发展。相关体系、机制的改变总是由易到难的过程，其间遇到的阻力则以“利益补偿”进行化解。但这种利益并非个人“蝇头小利”，而是经由改变局部制度带动全局创新的“大利益”。“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我国传统的商业价值观念的代表。对于我国对外经贸活动，习总书记屡次强调，我国要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对外经贸活动要坚持以共赢求得共同发展。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中国不可唯利是图，有义务对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四）“新供给经济学”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党和国家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实践表明“需求侧管理”的改革思维只能于短期内起到“固标”的作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提质增效”的问题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而且，“需求侧管理”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同样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但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新供给可以创造新需求（肖林，20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习近平对外经贸政策思想”从供给侧着手，采取多种策略，在对外经贸活动得以加强的同时，对于改革开放起到了持续推动作用。例如，除了实施“一带一路”、建立“自贸区”等，习总书记同时做出了指示，我国要推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国内企业全球化、国际化”以及提高“我国于世界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等等。
三、对外贸易思想实践绩效
（一）外贸大国的地位得以加强
几年来，我国外贸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孙时联等，2010）。根据表1中的数字，在2012-2016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稳中有升，特别是出口总额。而进口虽然数字略有波动，是因为我国进出口产品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更新所致。中国外贸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因为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整体形势不容乐观（陈龙江等，2011）。根据表1显示，中国在2012年至2016年五年间，对外贸易表现强于其他贸易大国。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1年，中国出口额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0.4%，而2016年则为13.2%。直接从事外贸行业或与其间接相关的就业人数则达到了1.8亿，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
（二）对外贸易“新业态”增长迅速
中国外贸易近年从“供给侧”着手，加快外贸结构的升级更新，并努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企业的品牌创新意识，在提升营销能力的基础之上，努力地提高其创新能力，积极进行研发，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而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型贸易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满足而且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这些新贸易业态也因此成为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如图1中所示，在2011-2016年间，跨境电商发展迅速，虽然从整体来看，在2011-2012年间，其增长速度并不如其他区段那么迅速。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及集聚效应。为了促其发展，保证其交易公平、便利，我国政府已采取系列促进措施。例如，所建立的13个综合跨境电商试验区已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跨境电商的发展，利于我国发挥“制造业大国”的优势，便于利用网络开拓国外销集渠道。同时，因为跨境电商的发展而拉动了相关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如建立海外仓等，这在服务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国外相关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下的沿线各国。
（三）中国外贸“利己惠人”
如前所述，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论述，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倡导一种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利益格局。所以，多年来，中国政府进出口并重，在出口市场得以稳定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其进口份额约为全球的1/10。而且，中国一如既往地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也积极地向走出国门，投资世界。图2中数据表明2012年时，我国的对外投资净额尚低于对外商投资的实际利用额。但自2012年起，對外投资净额则不断地上升，并于2014年超过了我国对外商实际投资的利用额。在2012-2016年间，我国对外商的实际投资利用额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过却也是稳中有升。到了2015年，对外投资净额超过外商实际投资利用额更多。而2016年，对外投资净额几乎超过外商实际投资利用额的1/3。这种事实无疑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在自己受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回报社会。这也印证了习总书记所论述的“筹建世界的百花园”。
（四）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拉动
我国出口产品长期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近年，在习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在改革中坚持创新的策略下，这种情况如今已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机电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这是因为在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政策思想”体系下，我国一直主动地研发技术，开发自主品牌。单纯地就手机、船舶以及汽车出口来看，仅在2017年前三季度，其出口增长便分别达到了10.8%、12.2%和28.5%，而机电产品同比的增长率为13%，占整个出口产品的57.5%，参见表2。
（五）对“一路一带”周边国家的进出口销售数额迅速增长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指引下，中国与沿线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增强。仅在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向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数额增长了20.1%。其中，向东盟的进出口数额增长了19.2%，而对印度则增长了25.9%，对中亚与俄罗斯则分别增长了23.6%和27.7%。
同时，中国一直在努力地保持着传统进出口市场的稳定。例如，对欧盟、美国、东盟的进出口的比重则分别达到了15.1%、14.2%、12.3%。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对其进出口比重则分别为4.8%和6.7%。而且，在多边经贸外交的战略指引下，中国近年还积极地开拓新兴的进出口市场。例如，對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19.7%和23.4%，对巴西的进出口比重已达到了2.2%。巴西也因此一跃成为我国的第九大经济贸易伙伴。
四、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进行综述，按照其政策内容、理论支持以及所产生的实际绩效予以分类与讨论。但限于笔者知识不足，理论水平有限，所及之处有失全面，而且不够深入。另外，本综述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源于中文优秀期刊数据库，所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尚待于进一步验证。如果参考文献能涉及到国外优秀学术期刊，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客观。例如，“一路一带”周边国家对于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政策思想研究的文献。这是笔者以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希望本研究对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思想”的综述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使“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的共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深远，善于谋断，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实际相融合的智慧结晶，也是对中国在世界上如何获得经济话语权、谋求发展的科学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
[参考文献]
[9]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2]肖林.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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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要自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担负起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神圣职责，思政课教师因其独特的岗位职责、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准，有效保障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顺利推进。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深刻指出“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而且明确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科学研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的基础上，再次提出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些重要论断既为做好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同时也对高校思政课及其教师提出了更高期许。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新征程上，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复杂态势的研判者、政治方向的引领者、网络舆论的把关者，思政课教师要不断筑牢政治意识、强化理论学习、凸显实践品格和提升网络素养，以绵绵用力之耐心、持久发力之恒心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要自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担负起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神圣职责，思政课教师因其独特的岗位职责、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准，有效保障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顺利推进。
1.思政课教师具有夯实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根基的优势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自然也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思政课教师基于其专业化、系统化的理论训练以及长期性、反复性的理论积累，厚实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根基。第一，思政课教师能够科学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精髓。正确领悟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开展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前提。思政课教师在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的基础上，可以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的精髓与要义贯彻落实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二，思政课教师能够充实丰富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容。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既是思政课教师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宁强调："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就此而言，思政课教师在向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在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其三，思政课教师能够培育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思维。思政课教师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可以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指导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而且可以熟练地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等科学思维方式处理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与难点、防范与化解、守正与创新等诸方面关系，进而切实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性和预见性。
2.思政课教师具有捍卫高校意识形态建设课堂阵地的优势
习近平指出：“思政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专业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学术深度广度和学术含金量不亚于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思政课教师掌握着课堂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其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精湛的学术能力和生动的理论讲解捍卫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课堂阵地。其一，思政课教师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引领青年学生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使其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其二，思政课教师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能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向青年学生讲清楚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其三，思政课教师还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党中央重要会议、重大举措的精神实质，并通过课堂教学将之融入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在不断了解国家大势和国际局势中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概括来说，思政课教师能够在把准、吃透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将深奥的道理、抽象的理论进行严谨而又鲜活的“编码转译”，并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赋能思政课堂，使之转化为学生的内心信念与行为准则。
3.思政课教师具有拓宽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战略视野的优势
高校教师要心怀"国之大者"，自觉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到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高度来看待。一是思政课教师要深切认识到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青年学生是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直接影响他们能否主动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对此，思政课教师要引导青年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磨练意志、砥砺品性中自觉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二是思政课教师深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危”与“机”。凭借强烈的政治敏锐性，思政课教师能够洞察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并在"西方之乱"和"中国之治"的对比中，"利用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在比较中回答学生的疑惑，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面对当前国际话语格局“西降东升”的趋势，思政课教师更应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态度不失时机地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两种制度体系较量、两种价值观念冲突的加剧，也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要以更加清醒的认知和务实的举措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
思政课教师是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思政课教师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其态势研判、方向引领、舆论把关等功能作用，从而为高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打造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思政课教师队伍”。
1.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复杂态势的研判者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高校已成为多样价值观念集散交织之地和多种社会思潮融汇激荡之所。面对此种情形，思政课教师要充分认识到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性、艰巨性。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警惕高校外部意识形态的渗透与错误思潮的围攻。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把意识形态渗透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重要手段，且重点向青年学生灌输资产阶级价值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旗号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借网络之便在高校开疆拓土。思政课教师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中，都应该以敏锐性的政治眼光和前瞻性的政治视野予以审视，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认清其现实危害。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还尤为关注高校内部意识形态淡化以及办学评价标准西化等问题。现实中，高校教师队伍中的确有些人羞于甚至怵于讲马克思主义，结果导致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比如，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一些学科甘愿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对西方理论的术语和方法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新闻学等学科一度沦为西方话语的“跑马场”。对于此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思政课教师可以依据所学专业，并借助学术研究、理论宣讲、专题研讨等方式，向青年学生讲清楚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是马克思主义而非其他什么主义。
2.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政治方向的引领者
列宁曾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在某种意义上，思政课教师决定着高校思政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方向。首先，思政课教师是青年学生站稳政治立场的领路人。他们可以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新中国70 多年发展史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人民性，阐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在创业奋斗中坚定理想信念。其次，思政课教师是青年学生强化政治认同的引路人。对于青年学生而言，空洞的政治说教和乏味的理论宣传并不能催生出政治认同，甚至有时会诱发逆反心理。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既要善于运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来赢得青年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又要善于运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来赢得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感支持。最后，思政课教师是青年学生坚定政治信仰的指引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其目标在于筑牢青年学生的信仰之基。思政课教师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强烈的政治担当，能够引导青年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励他们把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鼓舞他们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日常生活和学习当中，从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3.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网络舆论的把关者
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其中，就网民年龄结构而言，20——29岁的网民占比为17.2%，青年学生网民可谓数量庞大。互联网已深深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及行为方式，同时网络空间也一度成为错误社会思潮衍生、散播的温床。习近平强调：“从意识形态看，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各类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传导趋势明显。"在此境遇下，思政课教师可以主动地把思政课堂拓展至虚拟的网络空间。一方面，对于弘扬向真、向善、向美的网络信息，思政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及时给予肯定性引导，鼓励青年学生向先进典型、英雄模范学习；对于虚假、恶俗、污秽的网络信息，思政课教师应以留言或评论的方式及时辟谣、纠正，帮助青年学生做好信息甄别。另一方面，引导青年学生理性发布网络信息，以促使他们主动履行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责任。通过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思政课教师既鞭策青年学生利用自身所学所知正面发声，以巩固网络空间的"红色地带"，并争取网络空间的“灰色地带”向“红色地带”转变；又勉励青年学生有理有据有节地同危害党和国家的网络舆论展开斗争，以压缩网络空间的"黑色地带”。
为了进一步做好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广大思政课教师要结合专业所长和实际需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断筑牢政治意识、强化理论学习、凸显实践品性、提升网络素养，不断厚植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力量。
1.筑牢政治意识，捍卫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和立场
“政治要强”是思政课教师的首要要求。唯有政治强，思政课教师才能时刻保持政治清醒，增强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思政课教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理直气壮维护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其一，坚定政治信仰。思政课教师坚定政治信仰，就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经"，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武装头脑，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谬误的艰辛探索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仅如此，思政课教师还应将坚定政治信仰落实到实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做到“在马信马”“在马学马”“在马研马”“在马用马""在马护马"，当好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其二，强化政治担当。思政课教师要胸怀"国之大者"，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主动肩负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使命，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凝聚人，引导青年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与此同时，思政课教师还要勇担政治责任，坚决避免"怵于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担心祸从口出，总是绕开问题讲、避开难点讲"的不良倾向，以正确政治方向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其三，遵守政治纪律。思政课教师必须在遵守政治纪律上作表率，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做到无论教学还是科研、线上还是线下、课堂上还是生活中、在学校还是在社会，都能够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向青年学生传递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2.强化理论学习，练就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硬本领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注重理论学习是促进政治成熟、保持政治坚定的重要途径。即便有着专业优势的思政课教师，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地学习理论知识，那么也容易丧失理想、迷失方向，以致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出现本领恐慌。为此，思政课教师要拓展理论学习的广度。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要反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其中蕴涵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要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深刻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要善于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借鉴其有益的学术资源；要努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所在。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乱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要深挖细耕理论内容，既善于在“审问”中深化理论认知，弄懂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又善于在“慎思"中感悟理论魅力，结合社会现实回应青年学生所惑、所思、所想；既要善于在"明辨"中改进理论宣传，通过中西比较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又要善于在"笃行"中推动理论创新，根据时代发展之需、人民需求提出标识性概念、打造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3.凸显实践品格，落实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责任
思政课教师作为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卫士，要以“一篱不缓”的紧迫、“一篙不松”的韧劲担当起推进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责任。一是直面现实问题，在回应青年学生思想关切中增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要让青年学生从内心深处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思政课教师就必须在释疑解惑中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充分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针对青年学生提出的敏感问题，思政课教师要善于利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加以疏导，帮助其运用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群众路线法等抓住问题关键、找准矛盾焦点，以免掉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怪圈。思政课教师既要正视社会问题又要肯定发展成就，既要看到民族复兴过程的挑战性又要坚信民族复兴前景的确定性，最终在不断疏解问题矛盾中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二是直击实质要害，在与错误思潮作斗争中守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高校历来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散布的重要场域。为此，思政课教师既要提升对错误思潮的甄别力，透过纷繁复杂的话语表象透视其背后的真实利益诉求，进而做到精准识别、靶向定位；又要提升对错误思潮的辨析力，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地向青年学生讲清楚错误思潮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危害，进而揭示其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也要时刻保持斗争精神，适时调整斗争策略，同错误思潮“斗”到点子上、“争”在关键处，进而确保思政课教学和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实效性；还要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变被动斗争为主动引领，利用学术讲座、课题申报、成果发表等方式积极为主流意识形态立言发声，进而压缩错误思潮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4.提升网络素养，抢占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舆论阵地
互联网时代，思政课教师要主动适应信息化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真正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最大增量"。首先，熟练掌握应用网络设备的技能。高校应针对思政课教师开展网络技术培训，定期邀请计算机专家讲授实用且易于掌握的互联网知识。思政课教师应重视网络技术的学习与积累，充分利用好现有网络管理、教学、社交、通讯等软件。借助这些网络软件，思政课教师可以深度融入青年学生的网络生活，以聚焦关键词的形式高效研判舆情发展态势，以绘制统计图表的方法生动直观地输出舆情信息分析结果，进而不断增强对青年学生思想动态和高校舆论的引领能力。其次，熟练掌握整合网络信息的技能。青年学生思想活跃，他们虽然较为关注舆论热点，但由于缺乏对党和国家相关方针政策的深入了解，面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往往难识真假、难辨善恶。针对青年学生的疑虑困惑，思政课教师要广泛搜集、严格筛选网络信息，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与传播规律，切实将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同网络引领结合起来，在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中设置网络议题、批驳错误言论，争做青年学生网络空间的“贴心人”“知心人”。再次，熟练掌握运用网络话语的技能。当前，青年学生网上阅览搜集信息的习惯呈现个性化、差异化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思政课教师要做好网上正面宣传，既"不要板起脸来说教"，也"不能搞广谱适用、大水漫灌那一套"，而应在小而美、多而精以及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上做文章。鉴于此，思政课教师要善用“网言网语”，推进教材教学话语的创新，以动漫手游、国风音乐等艺术形式探索网络话语的新表达，真正寓主流价值观教育于网络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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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新时代篇三
;摘 要：林海音是台湾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被称为台湾文学“祖母级的人物”。本文以林海音的散文集《爱情的散步》为例，研究林海音文学作品中的新时代女性追求自我解放与幸福、宽厚仁爱、坚定刚强的精神。
关键词：自我解放; 追求幸福; 新时代女性
林海音的散文集《爱情的散步》以细腻敏感的笔触描写了各种各样女性的精神与心灵世界，展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轨迹和命运结局，集中表达了女性追求自我解放与希冀幸福的心声，从而为新时代的女性们开辟了幸福生活的全新道路。
一、不爭不抢，心怀美好
林海音《爱情的散步》开篇讲述了一个还是老处女的校长的初恋故事。老校长年轻的时候爱上了父亲的学生云生，她原本以为云生也早已把她当作心上人，但是事实却如晴天霹雳一样残酷。云生与老校长的妹妹情投意合，并乞求老校长为他们向父亲开口。老校长倍受打击却又万般无奈，只好忍痛割爱成全他们。这该是多么痛苦和揪心的经历啊！就像书中所说，老校长的初恋像一个肥皂泡，吹开，涨大，飞去，终于破碎了。
试想，自己的妹妹拥有了自己的初恋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心碎、怨恨还是忍耐、释然？然而老校长选择了后者。她是一个纯洁善良的女人，她的初恋已够她咀嚼一生，它虽未成功，但确使他沉溺在幸福过。她觉得这就足够了。老校长高尚的不争不抢，默默忍受这种伤害，只愿所爱之人永远幸福快乐。
这些善意的、无私的爱都体现了作者林海音作为一个女性高尚、善良、仁慈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女性作家，如同我们身边无数的普通女性，不怨天尤人，不满身娇气，有的只是满心美好。
二、对人宽容，对己也宽容
如果有人破坏并抢走了你原本美满幸福的婚姻，你能忍受吗？答案应该是不能。但《爱情像把扇子》中的女主人公却平和地让出了自己的婚姻。她的医生丈夫爱上了自己的护士同事小赵且让小赵怀孕了。也许大多数人的反应跟我一样，大不了鱼死网破。作品中的“我”镇定从容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她觉得爱情就像扇子，一旦撕破了，就算再补好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所以，她不刻意修补，也不纠缠不休，更不怀恨在心，而是果断放手。她的胆识和宽容着实让人敬佩。
这个故事体现了林海音作为一个女性宽容、博大的胸怀以及无人能及的智慧。像她对待黄春明《城仔落车》中“落”字一样，即使黄春明的信中要求不能改这个字的态度不太礼貌，她还是态度温和。像她对待林怀民14岁那年的短篇小说《儿歌》的鼓励一样，宽厚仁爱。
三、任它艰难困苦，唯我灵魂不灭
短篇小说《玫瑰》中描写了一位花季少女曾秀惠被她的养母送去当陪酒女的故事。秀惠的养母从她小的时候就开始好好培养她，让她学唱歌和声乐，却为的是有朝一日她能用那优美的歌喉去陪酒，去赚钱。这是多么可怕啊！
一个还是孩童年纪的少女本该享受父母的宠爱的时刻却承受着残酷而沉重的负担，她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下一秒会不会被养母送去陪酒。她渴望读书，渴望自由，可是这社会、这可恶的养女制度却不给她机会！她只有认命，最终还是去陪酒了。但是，她并没有输掉她的人生。因为她始终记着林老师告诉她的话：无论你陪客人喝多少酒，你的灵魂是纯洁的！秀惠就像一朵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林海音写这个故事，应该是为了满足秀惠的心愿吧。文中充分表达了她对秀惠的怜惜与叹惋之情。她对秀惠的鼓励也许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她支持她，包容她，宽慰她，对她一视同仁，这让我大受感动。林海音的为人真是可贵又可敬！
四、努力超越，勇于追求
《琼君》中的主人公琼君为了感恩嫁给了大她三十岁的韩四叔（四先生）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满生。好景不长，四先生去世了。后来琼君遇上了嘉彬。嘉彬家与韩家是世交，嘉彬也叫四先生四叔。嘉彬和琼君在相处过程中暗生情愫。可是，“身份”的观念牢牢阻碍着琼君。她的儿子与她闹别扭，不肯与她亲近。即使这样，琼君还是勇敢地和嘉彬喜结良缘。她做了万千女性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啊！她无疑是坚定的，刚强的，勇敢的。
与琼君同样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还有金鲤鱼。金鲤鱼从六岁来到许家，因许大太太生不出儿子而在十六岁被收房做了老爷的姨太太，还真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她的儿子刚生下来就被许大太太抱走了。大家都觉得金鲤鱼遇到许大太太是她的福气，可是金鲤鱼不觉得。对啊，儿子是她生的，跟许大太太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她为许家延续了子孙却得不到任何尊重呢？金鲤鱼不甘心。她做了一条百裥裙，想要在儿子的婚礼上穿。她要他们所有人都看看她的身份和地位，她要他们认可她。可是大太太却宣布已经民国了，大家都要穿旗袍。金鲤鱼彻底绝望了。金鲤鱼没有如愿以偿穿上她的百裥裙，但她敢于争取尊严的精神是令人折服的。
这些文字表现出林海音温柔仁慈的外表下的一颗勇敢、独立的心。
五、吵闹虽有时，依然很温馨
此文集以《爱情的散步》命名，可谓是林海音女士的生活实录式描写，温馨得让人艳羡。虽不富裕，但夫妻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小日子却十分舒适。几年来，丈夫以每天归家表示他的恋情，妻子以日渐粗糙的手去回应他。当丈夫的同学以高额利益诱惑他做职务之便的事时，丈夫非常为难。妻子却先替丈夫回绝了。这是多么深的默契与爱啊！后来，丈夫的同学果然锒铛入狱，妻子挽救了丈夫的名誉和性命。他们互相体恤对方，尊重理解对方，真是完美的婚姻生活。
林海音的文集《爱情的散步》，风格柔美典雅，文字一如她的笑声和为人，爽朗明快，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她柔情似水的性格中又带着女中丈夫的豪气，她的胸襟与胆识在当时与人能及。她生而为女人，是女人的骄傲！
参考文献：
[1]古继堂.简明台湾文学史[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2]林海音.爱情的散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3]林海音.林海音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相关热词搜索：;我眼中的新时代篇四
;摘 要 主题教育要求我们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要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做表率。落实到工会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落实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工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 主题教育 工会 职工
一、结合工会工作特点，开展好主体教育活动
通过主题教育活动，推动全党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各项工作推向深入。结合主题教育内容，要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搞好工会工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开展主题教育，就是要我们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结合工会职责，进一步突出和强调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
服务职工群众，要避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更深入了解职工内心诉求、更具体了解职工实际困难。在此基础上，要结合主题教育，重点做好“三让三不让”工作。“三让”是为职工服务的最高标准和美好追求，“三不让”是為职工服务的最低标准和最低保障。这是一项极具时代意义的工作，要做好其中每一项内容都具有挑战性。只要我们把这项工作进一步做好了、做实了，我们的工作就有实实在在的成绩和时代意义，就体现了主题教育在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二、根据主题教育要求，深化"三让三不让"的深刻内涵
在落实“三让三不让”工作时，需要我认真学习和领会其深刻含义，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工会工作的初心和使命，工会所有工作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树立发展为了职工，发展依靠职工，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的理念。只有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从根本上正确理解和认识“三让三不让”工作的含义，才能精准地、充满激情地做好具体工作。
（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习总书记指出：“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国际地位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从新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坐标来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我们的各项工作。充分认识“三让三不让”工作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时代大要求是我们深刻理解这项工作内涵和做好工作的大前提。
（三）紧紧抓住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坚持走群众路线，善于倾听员工心声，关心职工疾苦，了解职工诉求；
善于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并从员工中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
善于从工作实践中创新和完善工作方案和思路。职工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会工作要植根于员工之中，密切与员工关系，必须要抓住员工最关心的、最直接的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群体，让大家感受到更多更好的被理解、被尊重、被关怀。只有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才是推进“三让三不让”工作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
（四）细化“三让三不让”的具体要求
让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安全卫生的好环境、一个工作生活的好心情、一个身心健康的好体魄；
不让一名职工家庭生活在保障线以下，不让一名职工子女上不起学，不让一名职工看不起病。短短六句话，含义非常丰富，对工作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需要具体细化。为履行不让一名职工子女上不起学的承诺，切实做好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工作，需要出台困难助学实施细则；
为做好职工困难救助工作，加大对生活困难职工的救助力度，需要制定职工困难救助实施细则；
结合职工大病补助的实际运行情况，要出台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完善“三不让”具体内容。在做好“三让”工作方面，作为设计院，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标准要更好。要统筹规划办公生活环境建设、文体活动阵地建设，做好员工福利和慰问工作，推动员工休息休假制度落实，加强员工人文关怀，加强员工健康体检，丰富文体娱乐活动，开展健康疗休养活动和特殊关爱，全面推行“三让三不让”关爱员工工程的实施。
三、认真落实好“三让三不让”具体工作
在“三让三不让”具体工作中，需要重点抓好六个落实。
（一）结合重难点工程落实
重点工程项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特殊的创新意义，结合重难点工程落实“三让三不让”工作，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就体现了工作的与时俱进，特别有意义。如：我公司正在进行承担川藏铁路项目，特别需要做好高原职工的健康保障，有效规避高原疾病风险，使职工更好地适应高原环境。为此，公司专门打造了低氧习服训练中心。通过训练，首先是通过初筛与排查，筛选出不适合上川藏高原工作的职工，避免高反带来的健康风险；
第二，让职工切身的感受高原低氧环境，可以克服对高海拔环境的心理和身体障碍，更好的适应高原环境。第三，通过医学评估报告，可以对自身身体状况在高原环境下有深入的了解。
（二）结合硬件设施配套落实
要做好“三让三不让”具体工作，除了社会化服务以外，还需要将有关的配套资金体现到具体的硬件设施上。只有硬件设施配置到位，工作才能落到实处，也更能让职工切身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关爱。例如：我们建立的职工之家，在其内设了职工书屋、银杏课堂、心灵驿站、妈咪宝贝屋。读书书屋发挥了积极作用，职工读书热情越来越高涨，职工读书成果水平越来越高。开办了银杏课堂，每周组织各部门负责人轮流进行授课，深受大家的喜爱。心灵驿站有四个功能分区：阅读视听区配有心理健康读物、播放器等。放松训练室，可以欣赏音乐和进行工作减压、运动恢复等按摩放松训练。拳击沙袋可以使体验者在运动的同时宣泄不良情绪。妈咪宝贝屋为孕期和哺乳期女职工营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私密、干净的休息场所和操作空间。又可以放松心情，调节情绪，交流经验。这就使得关爱职工，让大家看到、体会到、享受到。让“职工之家”真正服务于广大职工、造福于广大职工。同时，各级工会组织要继续大力开展好员工关爱活动，把企业的关爱和温暖带给每一位职工。
相关热词搜索：;我眼中的新时代篇五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站在这里，望着滔滔的海水我不由得想起我们的英雄人物——林则徐。
虎门，是个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的地方；虎门，是个凝聚了崇高爱国主义的地方；虎门，是个显示了中国人坚强不屈的地方。
公元1839年6月3日下午两点，林则徐，邓延桢等大员登在虎门这里看硝烟壮举，礼炮声中，一群群工人站在木板上，向池内撒下盐，又把切成小块的扔进池里，在倒入石灰，顷刻间，虎门海滩升起了茫茫的烟雾，围观的人群沸腾起来！人们正是在欢呼中国人的胜利。
虎门硝烟，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写下了悲壮的中国近代史第一页，谱写出一曲曲爱国主义壮歌；虎门硝烟壮举，像海水冲刷烟膏那样，洗去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强加给中国民族的耻辱，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民族决不屈于侵略，坚决抵制的决心，谱写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一百年来，中国民族所承受的种种屈辱，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特别是在林则徐陈列室，看到那些吸毒的照片，我的内心回响着这么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要亡国”，这句话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真理。而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让我们心血澎湃，于新久久不能忘怀，我们青年一代又该如何做呢?我们应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更应该有为了民族复兴，为了祖国强大而作出卓越努力的行动。
而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几张现代人吸毒的照片，其中就有一个聪慧，美丽的女孩为了吸毒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这样的悲剧不得不让我们去深思。不仅危害自己，危害社会，更严重的是在危害我们的祖国。
今天，我们重温虎门硝烟这段历史，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把过去作为镜子，更好地走向未来。通过这次的参观活动，我们认识到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还有，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的危害，因此要坚决抵制。
我们要学会自觉地把爱国热情化作刻苦学习的动力，把个人成长进步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要适应时代的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要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要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要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跟着党走；要学会把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结合起来；要关注生命，远离。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铭记历史，展望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让我们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讲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而奋斗吧！
我眼中的新时代篇六
;摘 要：亲子关系作为影响个体适应和发展的最重要家庭变量，对新时代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人格特征、情绪自控能力和人际交往等心理健康指标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通过强调新时代亲子关系的重要意义及突出影响，提出解决不良亲子关系造成的心理问题对策，包括父母注意沟通方法的有效合理化、高校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学生充当家庭温情的黏合剂，借此更全面彰显出亲子关系在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突显效能。
关键词：亲子关系;大学生;心理健康
一、引言
新时代的祖国繁荣昌盛、日新月异，社会关注点也逐渐由生理上的吃饱穿暖转变为心理上的健康舒适。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论述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心理健康已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重视。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者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尤其值得被重点关注。而亲子关系又是影响个体适应和发展的最重要家庭变量，已有证据表明，亲子关系不良程度越深，青少年违法乱纪等问题行为和异常心理状况越突出[1]。因此，本文立足于亲子关系这一视角，从意义、影响和相关政策的角度，有指向性地凸显亲子关系在大学生心理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大力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展翅高飞，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对个体尤其是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新时代大学生的心智更加早熟，心理年龄往往大于生理年龄，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和创造性也更强。然而，也恰巧是由于信息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知识经济时代的高速发展，与“80后”和“90后”相比，大多数“00后”大学生心理素质偏弱，抗压能力明显不足。并且，现在不断上升的高离婚率，也出现更多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成长于“破碎”的家庭，这类个体人群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亲子关系紧张，无法看到和学会正确的爱的方式，在离开“父母掌控”的成年初期引发更为恶性的循环。这一年龄阶段的青春大学生很容易陷入两种境地：要么更能体会父母的良苦用心，意识到个人职责所在，发奋图强;要么更加跋扈乖戾，随心所欲，不认可父母的养育方式，过分强调个人主权和自由。通过高校辅导员相关工作实践发现，如今的高校大学生心理问题频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原生家庭中父爱、母爱的缺失，这使其感受到不被在乎，缺乏安全感。激烈的競争压力使得父母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子女物质的满足，无暇顾及子女的心理成长。更有甚者，当孩子想与父母敞开心扉地交流时，父母冷漠抑或不以为然的态度深深地伤害了孩子脆弱的心灵，造成个体开启自我防御机制，封闭自我，错误地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免受伤害。于是，大学生自卑、抑郁、焦虑、厌学乃至自杀自残现象屡见报端。高校心理调查研究显示，超过30%的大学生总体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严重的高达10%左右[2]。这也更加强调了和谐的亲子关系在大学生心理成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个体内心所驱动的需要层次会影响其本身的行为，只有先满足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才能基本上感到舒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成长性突破。
心理问题严重的大部分学生普遍反映父母不关心自己，无论做了什么，好似都激不起父母心中的波澜。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类学生内心深处对父母关注的渴求。另外，亲子关系贯穿儿童早期、少年期和青年初期，其也会随着子女年岁增长而发展变化。相较于一贯采用冷漠或纵容态度对待子女的亲子关系，前后反差较大的亲子关系往往会对个体造成更大的创伤，这会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使其产生错误的认知，甚至以仇视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出现打架斗殴、校园欺凌、自虐自残等暴力行为。
三、亲子关系对新时代大学生的重要影响
亲子关系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多通过亲子依恋和父母教养方式这两大指标来衡量[3]。其中，依恋是子女与最稳定的抚养人（一般指父母）之间形成的正性情绪联结;父母教养方式则主要形容相对稳定的父母教养观念及行为，大多不随情境变化而轻易改变。
（一）自我认知
从生理机制角度来说，如今的高校大学生普遍处于个体身心快速发展的第二高峰期，认知心理的加速强化使得其思维独立性和情绪情感更为丰富。个体通过对自身生理、心理、所处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认识，也会在大学这一社会生活领域迅速扩展的阶段，逐渐形成关乎“我是谁”“我想成为谁”等更为完备的自我认知概念。而且，随着被称作“千禧宝宝”的“00后”群体正式进入大学校园，受多种认知平台影响，“00后”学生虽通过网络中接触到的多元化信息形成了对事物的独特看法，但对网络的过度依赖也导致其容易被误导、信心与意志力相对匮乏。此时，就亟需良好亲子关系的正确引导。依恋内部工作模型表明，自我价值个体化突破的基础就在于亲子双方在行为交互作用中所发展出的针对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3]。也就是说，当大学生与父母之间形成高质量的安全型依恋关系时，他会始终把父母作为“安全基地”，乐意接受来自父母的谆谆教导，并在心理产生安全感的同时，逐渐加深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信任感。有效树立自我信念，完善提升思维能力和逻辑水平，从而促进自我个性和社会性的健康发展。
（二）人格特征
当代大学生敢想、敢问、敢说，具有强烈的主体和独立、自由意识。他们渴望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在热切关注社会热点和直接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慢慢形成自尊、平等、开放、竞争等人格特质。然而，由于现如今，“95后”特别是“00后”学生大多数为独生子女，没有吃过父辈的苦，甚至不了解生存的艰难，依赖性强，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遭遇学业及生活的挫折后易出现抑郁、焦虑等各种心理问题。而亲子关系作为“人格的培育箱”，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往往塑造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对子女高度接受的宽容型父母几乎有求必应，极端放任，容易造成个体任性自私，较少为他人考虑，似乎父母的一切行径都是理所应当，反社会倾向也更为突出。对子女过多干涉和严厉惩罚的父母，会经常否认其能力或挑剔其错误，总是将不良情绪发泄在子女身上，以此表达对子女的失望，进而使得子女产生严重的自我否定，孤独感和压抑感始终无法得到排解。相较而言，积极民主的权威型父母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子女的行为，其也往往更热衷于抽出时间去多角度参与子女的生活，注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这种父母教养方式培育的当代大学生，成年后通常也会更加自信乐观、思想活跃、富有人格魅力。
（三）情绪自控能力
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00后”高校大学生热情有朝气，但对网络的长期依赖使得其往往忽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甚至有些大学生沉溺于暴力性的网络游戏中，缺失谦让、礼貌等概念，冲动易怒，做事情欠考虑。面对考试失利、恋爱失败、就业不理想等问题时，易产生悲观失望的不良情绪。在这个时候，相较于朋友之间的劝慰，高校大学生内心深处更期待的还是来自与之有血缘关系父母的真心理解和爱抚。研究表明，亲子关系可以正向有效地预测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4]。父母双方同采取温暖理解的积极教养方式时，个体在情绪体验上更为乐观阳光。即便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坎坷，能够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正确管理和调适负面情绪，转移注意力并释放压力。反之，当父母双方同样采取错误消极的养育方式，个体情绪自我把控能力也越差，导致出现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多种过激行为反应。
（四）人际交往方式
个体对未来关系的期望和反映会受到亲子关系相互作用的直接影响[5]。萨提亚心理学提出，个体童年时代与父母的相处模式必将会重现于成年生活。众所周知，正值青春年华的高校大学生内心较为敏感，愈发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广义上来讲，人际交往不仅指同学间的正常往来，还包括与异性朋友恋爱关系的建立。不良亲子关系下成长的大学生，极容易发生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自我接纳程度低。强烈的人际交往挫折感使其易产生习得性无助，社交焦慮问题也愈发严重。甚至于亲子关系越恶劣，个体的安全感愈为缺失，担心被抛弃或遗忘的错误认知思维，使其在异性朋友间的恋爱关系建立上出现一味迎合对方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化倾向，以强调确保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反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培养大学生与人交流和沟通的社会技能，增强人际信任度，使其在和别人交往时秉持简单纯真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四、解决不良亲子关系造成的心理问题的对策
（一）父母应注意沟通方法的有效合理化
青春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表现出较强的逆反心理和行为特征，因此，父母应充分正视这一心理现象，注重沟通方法的有效合理化。要善于倾听和理解子女的感受，设身处地为子女考虑，不要总是采取居高临下和强烈指责性的沟通态度对待大学生。同时，要给予个体一定的自主权，对症下药，让个体多经历生活中的磨难与挫折。运用多样化的亲子活动来培养个体的同理心和责任感，以助力大学生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尤其针对亲子关系不和谐的家庭，父母更应自小就注重春风化雨似地言传身教，给予个体足够的爱与支持，以免造成情感隔阂难以挽回。另外，父母之间的日常相处模式会极大程度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紧张淡漠的夫妻关系，易造成孩子内向不合群，胆小懦弱，缺爱又没有安全感。因此，父母双方都应更好地严于律己，提升彼此间沟通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多一份包容和忍耐，从而营造更为温馨融洽的家庭氛围。
（二）高校应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灵魂和使命。作为教书育人的主要阵地，高校不仅要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更应密切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更好地发挥高校在大学生心理状态修整重塑中的关键作用。统筹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搭配兼设各院系二级心理辅导站，实时监测追踪学生的心理动态，力争将学生的心理危机降到最低;开设心理咨询相关知识培训的讲座或课程，全方位提升高校辅导员的心理知识素养，有针对地进行谈心谈话活动，更好地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人格问卷等组织全校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重点关怀心理预警库学生，加强精神层面和心理补助教育，满足大学生安全感;开展系列性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如10.25，5.25心理健康周等），创建微信公众号、微博工作平台，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教育新阵地，引起学生思想和心灵上的双重共鸣;精细化家校联动构筑育人共同体，建立辅导员班主任qq群、短信、电话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鼓励亲子双方开展“一封家书”“视频传思”等系列活动，加强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发挥整体教育效应。
（三）学生应努力充当家庭温情的黏合剂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爱是相互的，需要父母和子女的双重付出与呵护。无论成长于何种家庭环境，已具备基本思辨能力的大学生都不能一味地自怨自艾或指责父母，有时的无意之言恰恰会造成致命的伤痕。新时代大学生享受了良好的教育幸福，应更好地充当家庭温情的黏合剂，学会换位思考，感恩理解体谅父母，给予父母多一些耐心和关爱;同时，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要逃避或者隐藏真实的自我，以免造成更深的伤害。子女一句温情的话语，一个暖心的举动都会很好地舒缓亲子间的陌生疏离感，这种良好的反馈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父母的自我反思与成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尽力修复亲子关系的同时，肯定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此时，大学生可以通过阅读亲子关系相关书籍，观看类似视频，聆听学者的专业化见解，理清当前亲子关系不和谐的事件缘由与解决方案，运用心理学中的合理情绪及认知行为相关疗法，修正自身不合理信念，调整认知方式，以更好地增进亲子关系。
五、结语
亲子关系现状是原生家庭的真实写照。作为复杂交互系统下衍生的家庭变量重要指标，自个体出生那刻起，亲子关系就在个体的身心健康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论过往还是如今的“90后”“00后”，重塑亲子关系，还家庭一份和谐宁静犹为关键。因此，关注亲子关系在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中的突显效能，认识到亲子关系在大学生心理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相应的对策，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心理适应水平，使其永怀一颗感恩知心，更好地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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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宣告了中国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存在启动、中期转型和后期整合的三大阶段，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要素占据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矛盾正是这些社会要素在社会中不同次序的体现。就此纵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要有三次表述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所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关联在于主动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其差异体现为源于世界历史中“人类社会”因素的递增现象。在此情况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应该整合各种关系，尤其是树立社会发展的渐进意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健康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意识。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意味着对前一发展阶段的跨越，但在理论上该如何合理地把握新时代与前一阶段的一致性逻辑？学界对此进行了积极阐释，尤其是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论证。但相对而言，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逻辑的分析仍然显得不足。人们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转变把握新时代，主要从物质资料得到极大发展的角度判断“新时代”的本质，认为是当前社会生产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高度，社会发展已经从人的生存需求转向发展和享受的需求，因而这是与以往一切时代都不同的“新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虽然合理地回答了“新时代”的根本依据，但是毕竟经济层面的大发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叙事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姑且不论这种需求转向的判断是否科学，但这种解读方式无法揭示社会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历史根源和时代精神。实际上，“新时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战略性布局的历史事件，是否充分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规律关系到能否充分解放这一历史事件。在此，以问题介入矛盾演变的历史逻辑，把新时代放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进行考察，正是使新时代的现实不断趋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重要路径。
党的十九大把社会主要矛盾聚焦在社会发展质量的问题上，宣告了中国现代化①的历史进步性。然而，人们往往对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判断产生疑惑：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新时代应该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但为何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并没有改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呢？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来看，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是：该如何合理地把握新时代与前一历史阶段的一致性逻辑。于是，一个关于“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由此产生。从学界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的分析可以分成两大层面的分论：新时代的根本所在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根据。
对于第一个分问题，现有研究②主要集中在“生存型与发展型（享受型）”“物质性与精神性”“生产型与分配型（消费型）”的区分上，以两种类型的差异说明新时代与前一阶段的区别。对于第二个分问题，现有的研究③以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我国的世界地位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历史现实、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分析，注重以历史长时段分析新时代下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不变性。
可以说，学界站在政治事件的解读视角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的“变”与“不变”这一问题形成了有力的分析，从而使十九大精神能够在特定的时空下被人们及时领会。因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宣言动员中，学界对新时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是一个复杂性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1 ]。学界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大多侧重于政治事件层面的解读，注重从社会问题的横截面去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机理，对于进一步解决这一复杂性问题的探索还需进一步深入。“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所提出的“新要求”，是历史长期发展的逻辑必然，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所以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还必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尺度与社会尺度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说了一段有趣的话：“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 [2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所积累的实践总体，尤其是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其作为一种“有用物”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应当如何体现，如何从历史的空间转化为社会的空间？这就是关于新时代中历史尺度与社会尺度如何统一的问题。二是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时代，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何种媒介能够整合社会各种关系，是物质性因素还是精神性因素？显然，仅仅局限于对矛盾原理的辩证性理解，难以从整体性意义上穷尽对“历史性变化”与“新要求”的认识。如此可见，仅仅把十九大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远远还不能充分地把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出来。笔者认为，党的十九大不仅是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只有深入中国现代化历史，才能准确认识党的十九大所表述的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历史本质。
因此，学界还必须超越政治事件的一维解读，既把党的十九大看成一个政治事件，又把它看成一个历史事件，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规律中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逻辑，从而进一步实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历史叙事与时代叙事之间的结合，这应当是当前的一项理论任务。
历史事件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表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不同历史事件所表述的正是不同社会要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由于现代化是一个长时段的实践过程，何种社会要素在哪个阶段的主要作用，往往是现代化不同阶段的判断依据，历史事件所表述的也正是由于现代化不同阶段所具有的社会要素的不同。
中国现代化质的飞跃，可以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确认和宣告。历史事件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的立体构成，透过不同历史事件中的不同要素，可以明确现代化不同阶段中的社会问题，进而分析其主要矛盾与确立国家中心任务。反之，通过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可以透视不同历史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以确认现时代的坐标。而这一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关键，在于分析社会要素在现代化不同阶段中的次序。对此问题，罗荣渠先生在深入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基础上，认为政治因素在现代化的启动时期具有优先性，经济因素在转型时期具有优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则是文化因素占据重要地位 [3 ]。这明确指出不同因素在现代化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地位。
倘若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拉长，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现代国家的资本扩张、殖民统治和军事战争等外在力量影响，“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 [4 ]404，逐渐取而代之的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外力对中国现代化的沉重打击使民族国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导致汲取前一阶段实践总体能力的缺失以及难以掌握社会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汲取前一阶段实践总体能力的主体性与完整性，必须要以获得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为前提，因而政治因素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因素，即以政治动员作为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发力点。也就是说，中国要真正启动现代化，则必须在政治上解决不完整性的问题，以此获得汲取历史遗产以及支配社会发展的资格与能力。
在此之后，经济因素（最直接地体现为自然资源以及现实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属性）则直接构成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中期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其所根本维系的物质生产进而成为一种社会主要问题。由于一个在政治上实现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够自主使用这些最直接的经济因素，以快速地获得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转型阶段。
在现代化后期，或者在社会转型的后期，整个社会进入整合阶段，精神性因素逐渐成为社会秩序的主要导向。社会整合“不仅表现为社会认知系统对专门科技知识的超越和整合，而且还表现为社会生产系统对不同科技实践领域的整合” [5 ]。在现代化后期，具有抽象意义的文化因素能否在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更深层次上融通不同价值支配体系的差异性，超越物的逻辑，仍然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能否获得解决的关键。因此，现代化后期的整合阶段，实质上是对不同意识和价值观的整合，以这一价值旨趣作为整合的根本原则，以经济因素为主要构成的社会要素（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等）在现代化后期逐步调整为以文化因素的主要构成的社会秩序。比如，对自然资源的考察，更多是以生态价值为主。总体而言，现代化后期阶段对人需要的满足更加全面，前一阶段所积累的物质条件确实地把社会推进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概观现代化的三个不同阶段，它们之间具有递进的次序。在不同阶段之间的链接上，取决于历史实际与人民的需要。“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一切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因为无论与实践需要有关的那些事实如何年深日久，历史实际上总面向着当时代的需要和实际。” [6 ]在现代化后期，“社会整合的研究就是为了因应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断裂’问题” [7 ]。马克思也曾把阶级斗争、分工等看作导致社会“断裂”的原因，包括城市和乡村、先进和落后、富裕和贫穷等分化，都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客观事实。因而，经济与文化因素的矛盾关系、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冲突在现代化后期会呈现迸发的状态。从马克思历史形态的理论来看，所谓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实质上是人与人关系、人与物关系、人与自身全面发展关系的表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在于政治性上所奠定的组织制度和经济性上所积累的物质条件，正是人与人之間关系的所有制性质和丰富的物质资料，使得中国现代化有了明确的方向性和可能性。
社会问题集聚成社会主要矛盾，就为表述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事件提供了现实依据，也只有成为历史事件时，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才具备共同体动员的仪式感和合法性。反过来，不同的历史事件标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从历史事件本身来看，它的产生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呈现，也是主体选择的行为表征。透过不同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可以发现不同矛盾之间的一致性与时代差异。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论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上，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8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9 ]时隔36年①，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历史事件都以主要矛盾的方式表明了不同的社会问题。
如果把1949年以来的三次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分别标注为历史事件a、历史事件b、历史事件c，那么它们分别体现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生产”“现代化发展”三个不同的主题。当然这些矛盾在每一个时期都存在，如“发展不平衡”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毛泽东指出来，“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10 ]，只是对于现时代而言，何种矛盾演变成主要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致性又应如何把握的层面上，这其中既有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力问题，也有历史时期与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矛盾是蕴藏在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中，当以一种主体行为把这些矛盾揭示出来的时候，便是一种选择性，不仅包括社会问题的定质判断，而且还包括表述这一社会问题的话语选择，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关系这就构成了一种主体选择的历史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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