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时代哲学的主要问题(优秀8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一

新时代“四个自信”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主题，深刻总结过去、准确立足现在、科学擘画未来，是一篇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最后一段强调：“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三个无比”，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改革开放 40 年逐渐积淀起来的“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这个“道路自信”在新时代的全部意蕴，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前进的方向，也更是行稳致远的动力。

一、新时代“四个自信”的丰富内涵

人无自信则不立，党无自信则不兴，国无自信则不强。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将“文化自信”与前三者并列提出，形成“四个自信”完整体系。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将“四个自信”写入党章。至此，“四个自信”全景式立体化呈现出新时代政治自信的丰富内涵。

这是一条历史选择、人民选择、通往胜利的正确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道路自信是新时代政治自信的首要自信。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稳定中国、强大中国，这是一条通往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胜利之道。这样一条正确道路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逐步摸索出来的，需要倍加珍惜、长期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道路自信，就是要从内心深处认定这条“必由之路”，在前进道路上始终保持敢于趟过一切急流险滩、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战斗豪情，既不走回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向改旗易臶的邪路，确保始终走在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这是一个源于实践、指引实践、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建党之基、强党之源，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先进指导思想、科学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建党 97 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理论。新时代的理论自信，就是要坚信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始终保持思想坚定、理论清醒、行动自觉。

这是一套属于自己、务实管用、不断成熟的可靠制度。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建设现代化强国，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已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事实上，只有扎根本国土壤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只有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来的成功实践就是最充分、最有力的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新时代的制度自信，就是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治国理政根本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科学规范、更加成熟完备、更加持久有效。

这是一种连古通今、植根实践、服务人民的先进文化。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与传统的不可分割，使其拥有发展的源头活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先进性与大众性的融合相通，使其拥有发展的人民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使其拥有发展的良田沃壤。以上三点，共同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始终坚守、热爱、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新时代“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

?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深刻理解、真正领会这个“最有理由”，关键是要全面认识新时代“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

“新时代”标定继往开来历史方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已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三个意味着”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以“五个时代”充分阐释了“新时代” 所彰显的执政党价值、国家价值、人民价值、民族价值、世界价值，以“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准确把握了“新时代” 的突出特点、关键特征。

“新时代”，不仅仅是时间上的“新”，更根本的在于，它是在 40 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努力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全方位开创性成就而开启的一个伟大时代。这表明，新时代的“四个自信”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广阔的时代舞台。

“新使命”激励全体党员一往无前。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激发新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虽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全党必须时刻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意在告诫全党绝不能有贪图享受、消极懈怠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持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意在告诫全党打铁必须自身始终过硬，必须自觉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意在告诫全党发展仍是硬道理、事业绝不能停顿，必须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更新阶段。正在推进的“四个伟大”实践表明，新时代的“四个自信”绝不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它有着丰沛的现实源泉、生动的实践映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航船破浪前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而确立的科学理论思想，是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出的系统回答，必将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八个明确”的基本内涵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布局和方向、方式、动力、步骤、保障等基本问题。“十四条坚持”的基本方略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作出了科学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体系严密、视野宽广前瞻，可谓博大精深、深刻大义，为新时代的“四个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实践基础和伟大的旗臶引领。

“新征程”展现伟大复兴光明前景。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迎来的，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明确为“一个决胜期”和“两个十五年”。“一个决胜期”，即从现在到 2020 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奋斗目标是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两个十五年”，即：从 2020 年到 2035 年，这十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这十五年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战略格局宏阔、奋斗目标清晰，起到了拨云见日、照亮前路的作用，为新时代的“四个自信”厚植了稳定的未来基础、强大的前进定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四个自信”的实践要求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四十载弹指一挥间，新征程奋斗正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在新时代，做一个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首先要做一个自信者，做一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认同、坚决拥护、深度信服的“四个自信”者。

立不忘初心之根，铸牢记使命之魂。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牢记使命，矢志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和 “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倒，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坚定新时代的“四个自信”，最基本的是要时刻以“初心”审视自我、反省自我，不断以“使命”激励自我、促进自我，做到初心不改、虽远不怠，使命永记、历久弥新;最根本的是要坚定 “四个自信”，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保持必胜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持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投身党和人民事业的不竭动力;最重要的是要树牢“四个意识”，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臵，自觉将忠诚的政治品格转化为“为党分忧、为民奉献”的担当精神;最首要的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习、掌握和运用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书写和奏响党员干部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彩“答卷”、奋进乐章。

砥坚忍不拔之志，蓄锲而不舍之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对未来充满信心，砥砺坚忍不拔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要对途中可能遇到的挑战、风险、阻力、矛盾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蓄足锲而不舍的劲头。坚定新时代的“四个自信”，需要我们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锻造坚不可摧的政治定力，提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和“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定力，牢牢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需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和责任担当肩负起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赋予的历史使命，汇聚起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磅礴力量，始终不渝沿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奋力谱写属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 持锐意进取之心，促埋头苦干之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的前进道路，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举措。当前，我们已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圆满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愈发复杂，任务更显艰巨，责任更加重大。坚定新时代的“四个自信”，需要我们拿出更彻底、更科学的改革开放举措，以“敢闯敢试、攻坚克难” 的锐意进取精神把握世界潮流、抓住时代机遇，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勇气和魄力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新突破，推动新发展理念落地生根、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需要我们“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以“努力耕耘、不务虚名”的埋头苦干作风真正干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处，干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实效，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顺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应有贡献。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二

如何科学把握新时代的准确内涵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可以说，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我们要站在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的角度理解新时代，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解新时代，既不要误读，也不要泛读，滥用新时代这个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大时代中的伟大时代。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大过渡的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这个大过渡时代中的伟大时代，这也是我们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根本依据。作为这个大过渡时代的重要部分，我们始终坚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有辉煌的未来，这个历史时代注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有作为、大有可为、大有能为。我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也是奋斗者和创造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时代中的伟大时代。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十八届中央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壮丽诗篇，书写着马克思主义的宏伟史诗，书写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动人乐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终结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现代化与独立性不能兼容的困境，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开始赢得一定优势，使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正在终结资本主义从苏东剧变以来在“全球性的胜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终结“历史终结论”的论断，宣告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时代。2018年4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在武

汉与习近平总书记非正式会晤时说，我高度关注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回应了莫迪对“新时代”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说到：“进入一个全面的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大判断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首先，人民群众需要的内涵和领域不断扩大，从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多样化需要扩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个新的增长领域就是养老服务。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对养老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但老年服务产业发展还比较滞后。我们就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是需要内容的扩展，而且是需要质量的提升。例如，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创造者、见证者，我们要不断进取，为新时代增添动力，共

同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三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文明构架，文化已经成为主导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力量，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政治、经济以及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也越来越成为构建社会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因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实现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深层载体，人是彰显文化生产力、创新精神劳动成果的核心支撑。这种文化人类学理论不仅为当前学界对于人本内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同时为当代人生存方式与文化结构的异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对于实现人与文化、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卡西尔文化哲学体系的表述多集中于他晚年创作的文化哲学著作《人论》中，因此，对于卡西尔文本著作的研究是理解其哲学理论思想以及揭示其文化哲学人本内涵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卡西尔；符号；人的本质；文化

逻辑理性向生活世界的自觉性回归成为文化独立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指向，它把研究的目光从理性本身的逻辑起点转向人的生存本质、意义价值，文化逐渐成为人价值规范体系和社会运行机理的关键内容。哲学从本质上就是文化精神的重要显现，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复归，文化哲学即是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交汇处出发，研究人的本质内涵及存在方式，充分实现人的个人意志，弥补自我概念的缺失，实现人与文化、社会的和谐共处。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可称为文化哲学的创始人，他对于文化哲学和人本问题的理解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他在借鉴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将人与文化纳入符号的哲学体系中，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符号哲学”理论。卡西尔的符号化人学理论对于当前学界研究人的本质与生存方式、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当下缓解现代性冲击带来的人与文化的异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促进社会大环境下人与文化、社会和谐共处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卡西尔符号哲学的理论渊源

在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中，关于人及其本质内涵的认识成为他哲学研究的主题，人、符号、文化成为其符号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符号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符号论人学，因此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符号”这一关键词汇的由来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把探索世界永恒不变的本质作为一切思维活动的出发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感觉和经验只能停留在事物的外部表象上，不能究其内在含义，于是就造成了自在的现象界与稳定的本体界之间的矛盾。对此，古希腊哲学家另辟蹊径，提出了新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是变化的一；存在主义者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才是本性；作为集大成者的柏拉图则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于理念。至此，对于世界源头的思考，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经验世界而是本质世界，是现象背后的本真；到了近代，哲学理论体系出现分化，一部分是由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者，另一部分是由笛卡儿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者；德国古典哲学时期，代表人物康德在充分理解近代认识论之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人在构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由此，康德完成了哲学由客体论向主体论的根本转变。

但是，对于文化人类学领域内的哲学家来说，康德的批判只是停留在18世纪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文明成果的不断发展，人文科学应运而生。对此，文化哲学家卡西尔首先高度赞扬了康德的理性批判，认可康德所提出的哥白尼式转变以及康德所提出的概念与本体的相互关系，在卡西尔看来，这一逻辑批判过程促使科学相对独立于其他束缚，是对主客体对立的消解。

二、卡西尔符号哲学的三重规定性

《人论》通常被认为是卡西尔文化符号哲学体系的理论总结，是符号形式一书的核心提要，简洁明了的反映了卡西尔晚年时期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即符号的哲学，是具有整体连续性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是一种真正的哲学人类学。其全部哲学实际上就可以演化为这样一个公式：人—运用符号—创造文化。

（一）人：符号哲学构架中的主体及核心

人作为符号行为的功能性主体和执行者，是卡西尔符号学人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其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范畴，因此只有对人的概念和本性深入理解才能形成对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的整体性把握。

1.卡西尔提出人的本质是符号—“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什么”是所有哲学家们必须面临的终极问题和起始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卡西尔并没有将人从其他语境中抽离出来进行剖析，而是从整体出发，引入“符号”的概念进行解答。卡西尔在《人论》中赋予人的概念以明确内涵：“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1]37由此可见，卡西尔将人置于符号的网格之中，认为人处在一个符号的大环境里，符号像一种意识层面的存在一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无时无刻地塑造着人的本质。

2.卡西尔提出人的本质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动物”。卡西尔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并不是人具有自我意识，而在于人的创造能力，人能创造并共享其文化成果，人与文化相互依存。人的本质不能被理解为既定的东西，而必须被理解为不断生成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同文化一样，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化，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和历史性。“人不仅存在于纯粹自然的世界里，更存在于文化世界里，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进程中才能创造自身的价值，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1]87在他看来，创造性就是人特有的文化本性，意味着人通过各类文化形式和手段生成并且完善自己的本质。

3.卡西尔提出人的本性是劳作—“人是‘实践’的动物”。卡西尔在分析人的本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需要将人置于日常生活世界，考察人如何运用符号创造文化。卡西尔认为，人的劳作和人的本质在根源上具有一致性，他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1]95历史上对人的定义始终缺乏一个系统的框架和完整的体系，对此，卡西尔认为应该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活动，即在人的劳动过程中去探寻人的本性，从人的劳动成果中去限定人的概念。马克思曾提出，自由自觉的劳动即人的本质。卡西尔也将劳作视为区别人和动物的根本标志，将人的生存、实践均视为人的劳作，人的本性就在不断的劳作之中、在人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中得以彰显。

（二）符号：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媒介与手段

在卡西尔看来，人的实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分别代表了符号世界、文化世界的外在与内在，它们的结合与区分都是通过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来得以确定和实现的，因此对“符号”进行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尤为必要。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作为客观对象的普遍抽象性标志，具有生成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这种特殊性通过其自身的基本特征表现出来：首先，符号具有意向性，卡西尔把符号理解为由特殊到普遍的一种抽象形式，他认为，人通过符号的手段从外部的感性存在中具有选择性的提取出某些生动的、相对稳定的部分作为指称对象；其次，符号具有概念性，符号超越了存在客体的不同表现形式、消除了意识特殊性与语言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概念集合，具有特殊的指称性；最后，符号具有多变性，“真正的人类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律性上，而是体现在它的多面性上”[1]47。

卡西尔的符号化哲学可以说是卡西尔在沿袭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所开创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他对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具体文化形式的研究不是相对独立的，而是始终贯穿着对人类本质与本性的研究，贯穿着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以及人在意识中如何构建客观存在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说，对人的研究是卡西尔文化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核心内容和最终归属，因此，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在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学。卡西尔试图通过建立符号化人学体系的构架来阐明人是如何在主体意识和实践劳作之中逐步实现自身的本性、实现自身本质规定性的复归的，并借此来论证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人类生命存在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的文化本性，实现人与文化的功能性统一。

（三）文化：人与符号相互作用的根基

卡西尔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首先肯定了康德等人关于人类文化的理解，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哲学家在对文化进行阐释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理性化、实体化的形而上学。卡西尔在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的时候首先充分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论精髓，卡西尔反对将文化看作僵化的、静态的实体性存在，主张将文化视作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的各种形式及其整体，视作对经验世界的构造，视为在人类意识活动领域内不断生成的创造性活动，进一步强化了文化作为有机整体的特性。

1.文化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马克思认为，文化内在于人的特有属性之中，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亦步亦趋，文化起源于类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及文化的生成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实践本性即劳动行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劳动的对象化。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发展，作为一定发展阶段下生成的文化成为人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其实就是关于实践的哲学，所以，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便成了文化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劳动成果即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的普遍的存在方式和核心目标，文化再次被赋予人的含义。

2.文化是人自身超越性的显现。文化作为一种共时态与历时态的统一体，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特征，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同时也彰显着在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的驱使下自然和人文思想的和谐统一。超越性即扬弃，是人在生存活动和创造活动中不断发现自身、利用各种手段逐渐回归自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自身的生存本能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生产劳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们通常所强调的自由和创造性就是人的存在和文化存在的重要价值，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三、卡西尔符号哲学的现实意义及其人学理论的重要价值

从古至今，纵观哲学领域的众多流派，无论是强调物质对人决定作用的唯物主义，还是强调精神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或者说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以来的人本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都在以某种方式探讨与人相关的问题。哲学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前进发展着的人的认识演变的历史，人的本性在文化与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彰显，文化影响人并且塑造人。卡西尔在《人论》中旨在建立一个深刻理解人类本性和认识能力、认识方法的文化哲学体系，其符号哲学理念和人学学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卡西尔的哲学是“人、符号和文化”三位一体的哲学，其内在逻辑是人通过特定的符号形式创造和表征着属人的文化，其中文化既是符号行为的结果，又是符号化的人的存在方式[2]。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说，“本质”一词是根源的意思，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据，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是指使人成其为人的问题，是人如何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与此不同，笔者认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是在动态性实践论的立场上来考察人类社会的诸多文化现象，他把人作为符号哲学的逻辑起点，符号的功能就是在某种关系上将人和文化联结起来，文化的反作用就是通过被赋予的生命意义来塑造、教化、解放人自身。在这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人与文化互为表里、高度相关又内在一致，人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建立在文化的根基之上才是现实的存在、真实的发展。这一观点是当代西方人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也为我们研究人的本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果想了解人如何认识自然、文化，如何认识人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将目光放在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关系之上，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化诸形态的考察，来把握人的本质和生存样态，判断人与文化、社会的内在关联。

在文化发展成果日新月异的现代中国，其综合国力的提高不仅在于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更在于社会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卡西尔文化人学体系的研究我们发现，文化的前进并不是某种预先的、静止的固有模式，而是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文化的发展也不是急速的、跃进的过程，文化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只有不断扎实文化发展的根基，善于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才能最终得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才能实现文化理论的长足进步[3]。由此可见，卡西尔的符号文化范式为我们呈现了理解文化的多种角度，更强调了作为社会存在力量的人的重要性，如果缺少文化研究的主体，那么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将会出现断裂，文化将不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亦步亦趋。因此，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本国家文化发展基调，创新文化发展模式，增强民族文化多样性，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也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充分发挥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增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价值，才能使社会整体发展更具活力，才能实现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结语

卡西尔毕生所建立的符号哲学体系无论从宏观构架还是从理论细节上来说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卡西尔将作为创造性主体的人和作为精神性产物的文化相结合，以人为理论基点，并结合时代背景及理论境况提出“符号”这一特殊概念，把符号作为主客体沟通的桥梁和传播的媒介将人与文化紧密相联，形成了“人—符号—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哲学模式。

卡西尔符号哲学的理论核心在于对人的本质属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人的创造性与超越性、对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全新阐释，卡西尔充分发掘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的本性，扩展人的劳作能力和能动作用，倡导自由，主张通过劳作来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由此，卡西尔的符号化人学可以理解为“符号、文化创造、自由”的哲学之网。

卡西尔的这种人本位思想与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思想在当代依然闪耀着理论的光芒，使当代人在生存异化的环境下能够重拾自我，超越物质结构的禁锢，充分实现自我认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全面发展。同时，在文化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正确认识其历史性、功能性、实践性，将文化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摒弃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点，赋予文化发展动态性与历史性的统一，进而实现人与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正是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来揭示卡西尔符号哲学的独特之处，意在突出卡西尔以人为本、文化共荣的理论归宿，希望通过对卡西尔符号论人学体系的分析及思考为学术界关于人的问题及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思维范式的理解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保证人的本性、自由和创造能力的真正实现。

[参 考 文 献]

〔责任编辑：崔家善 焉 涵〕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四

[摘要] 轻触和重触思想是当代横断科学如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应有之义。作为当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轻触和重触思想正在管理领域发挥作用。管理实践中,任何管理者都必然兼具这两种管理特征。本文从生态环境、运筹学、模糊控制技术等理性基础科学出发,找到一种轻触管理与重触管理在管理学上的更为合理的存在方式,并对相互之间的关系及渊源做了较为翔实的探讨。另外,轻触与重触思想不仅适用于管理领域,中国传统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都可以呈现其不凡价值。

[关键词] 管理重触轻触

管理不是西方的专利,卓越的管理智慧古已有之。中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从最初的管理思想萌芽逐步发展成为儒、道、法、兵、墨五大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就可以分为国家宏观管理为主的治国学和以微观管理为主的治生学。其中体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顺道、重人、求和、法制、守信、预测”,对提高当代人决策水平提供借鉴。

不同的文化背景诞生不同的管理范式。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是其管理思想呈现明显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中国的管理也就相应地属于伦理型管理。相比较而言,西方传统的管理文化表现出对个人的充分重视。西方近代的管理文化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在这种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了西方平等的契约社会,而将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的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因此,西方国家在管理上就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更注重制度、规范和条例管理,管理有序有效。

纵观东西方管理思想,各有利弊。前者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后者过于注重科学理性和个人主义价值倾向,会造成科学主义的泛滥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继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之后,无论是美国管理学家所认为的“管理理论丛林”中具有代表性的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还是威廉·大内的z理论、企业再造理论,以及查尔斯·m·萨维奇的第五代管理,都没有使这些弊端得到有效缓解。

那么,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假设:有没有一种管理理论既能兼具东西方管理的优势,又能将二者的劣势降至最低,并能将管理效能显著提高?本文试图基于当代一般系统论中存在的基本范式,阐述轻触和重触的概念,并探讨轻触和重触思想在现代一般管理科学中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可能对解决上述存在于管理实践中的普遍矛盾有所贡献。

一、模糊控制技术发展形态中的轻触管理

客观世界的万千现象分为两类: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后者又分为两小类:随机不确定性和模糊不确定性。相应地,出现了三类数学:普遍数学处理确定性现象,概率论和统计数学处理随机不确定性现象,而模糊数学(模糊集理论)处理不确定性现象。

模糊集理论中的“模糊(fuzzy)”一词,源于词根“fuzz(绒毛)”,本意为“绒毛状的”,或转义为“边界不分明的”。模糊集理论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模糊控制是采用模糊集理论对一类不确定性系统(模糊系统)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模糊控制发展史上的第一里程碑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e.h. mamdani于1974年在实验室研制成功锅炉和蒸汽机模糊控制系统。实际上,模糊集理论的奠基者,美国california大学教授l. a. zadeh在此前的1972年和1973年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中,已系统地提出了模糊控制原理。模糊控制的发展,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基本模糊控制、复合模糊控制和仿生模糊控制。

对模糊控制较大规模的研究是从1980年开始的。1985年,模糊推理控制在许多国家如美国、西欧、中国等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受到国际控制理论学术界的关注。1984年,国际模糊系统学会成立。1985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模糊系统学会的学术交流会,各国相继成立了模糊控制系统工程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上一些大公司开始了模糊产品的开发。

模糊控制的应用始于1973年,以日本为例,在80年代进入了模糊控制实用化时期,1987年,在模糊控制成功用于仙台地铁之后,各种采用模糊控制技术的家电产品,如电视机、摄像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相继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其中三菱公司研制的使用模糊技术的空调器,控制性能稳定,节能达24%。另据日本电器公司(nec)1991年9月份统计,松下、三菱、东芝等公司在空调、全自动洗衣机、吸尘器等高档家用电器中普遍应用了模糊控制理论,到1994年,其普及率超过了50%,有的高达80%。

模糊控制技术能够被广泛重视,根本在于它反映了人类的经验与思维原则,并且能够将人们用语言表达的知识予以量化,使模糊环境下的控制技术通过计算机实现成为可能,它排除了建立复杂数学模型的艰难。

就管理学层面来看,模糊控制理论的应用同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比如,模糊优选考核方法可以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较好的应用。它能有效克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指标权重确定缺乏科学性和考核过程中人为因素占主导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模糊优选数学模型的考核办法,体现出模糊优选模型在确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各项指标权重过程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科学确定管理体系各项指标权重,从而达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简便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二、精确化管理时代中的重触管理

有研究表明,如果要对一个抽象系统施加控制,理论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其一是基于对系统内部结构和组织单元关系的精确描述,实现“精确控制”;另外一种则是建立系统内部运行的数学规则,通过系统的自适应和自学习过程来完成系统的“模糊控制”。前者的直接管理行为表现方式之一就是重触管理,后者则着眼轻触管理。对于现代复杂非线性系统而言,模糊控制是必然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轻触管理应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出其在工程技术、环境科学、运筹学等诸多领域相等同的效用。

然而,在这样一个已经步入精细化发展的时代,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战略思考能力,同时要求有一种重视细节,明察秋毫乃至事必躬亲的更为体贴、更为亲民的管理方式,公众舆论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者以尊重、赞扬,认为是人性化的标识,是管理者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种层面上说,没有节制的“重触管理”也让管理对象无所适从。因此,找到轻触管理与重触管理的最佳结合点,并进行适度把握,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才会更加有效。

三、现代管理中的重触管理与轻触管理

对于一个高层管理者而言,重触管理反映出的是一种管理过程的全面介入并具有一竿子插到底的态度。比如战略的谋划与实现就需要高层管理者在目标确定后,坚持不懈地贯彻实施。但是,战略实施并不要求决策者亲自参与,而是要具体发挥组织、指挥、协调、沟通、激励、考核等方面的作用。战略实施的每一个步骤都能适当授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对授权对象的“扶上马再送一程”,管理者只要做好目标的敦促与监督即可,要有效避免“既是教练员又是运动员”的尴尬局面;轻触管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忽视对控制对象的精确描述,而通过一种整体的大系统观使控制对象具有“智能”特征,就是前面重触管理授权内容所体现的全部。这里所说的轻触,是一种“从流漂荡,任意东西”的自在把握,目标是通过一种近乎“无为”的形态达到一种“有为”。法国管理学家d·l·福克兰就指出:“没有必要作出决定时,就有必要作决定。因此说,当不知如何行动时,最好的行动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理想化的轻触管理,需要建立在大系统下每一个小系统充分的独立性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上。

随着现代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国际跨国公司,国际间竞争都呈现出集团化态势。集团管理所具有的多行业、多元化、多产业链特征,使任何管理者在宏观管理上都不能有更多精确化表现,这就越发考验每一个组织单元的独立作战能力。与此同时,也就要求管理核心人员要练就一种“分身术”,如同孙悟空身上的汗毛,每一根都有独立作战能力。

现代企业正在呈现出一种“小国寡民”的体制特征:完整的结构,团队、考核系统相对独立,很快可以做大。优点在于考核清晰、责任明确,一个小系统的崩溃不会对全局造成影响。其主要通过管人来管事,通过调整人来调整事,对下层的管理主要靠制度,对上层主要靠文化。这就需要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易经》中讲,“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载:宋衷曰:用九,六位皆九,故曰“见群龙”。纯阳则天德也。万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为首。先之则凶,随之者吉,故曰“无首,吉”。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讲,就体现出轻触思想。

这种“小国寡民”模式正是轻触与重触管理实践相互适应的结果。就科学管理而言,重触管理与轻触管理的合理结合正在成为一种必然,显示出管理走向生态化的更新的举措。

1.重触管理与轻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1)适度管理原则。管理活动中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选择,比如战略决策中的专业化和多元化问题、管理幅度的宽窄问题、组织结构设计中的集权和分权问题等。

适度管理原则要求管理者进行适情管理和适时管理。适情管理是指管理者应根据组织内外的环境和能力特点来进行选择,就是管理者在管理时要审时度势,管理制度和措施要适应组织的环境和特点,不能超越条件约束去做管理;适时管理则要求管理者根据环境和能力的变化来对这种选择进行调整,只有恰当的时机、合适的条件、又符合自身能力的管理才是有效管理。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管理学应该而且能够广泛运用数学知识,凭借多种数学运算,以实现更高程度的科学化与精确化。管理学不仅借用了数学中各种现成的运算方法,而且创造了许多适合管理学研究的专门的运算方法,这些就构成了管理学定量化的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管理学所涉及的众多因素中,人具有核心地位,而人这种因素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它有很多不能量化的东西,人组成的组织更是如此。因此,很多时候只能进行定性的分析,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因此,管理学任何时候都将是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科学。

2.管理学组织结构基本类型的变化体现重触管理向轻触管理的渐进性

重触管理还是轻触管理,体现的是高层管理是技能还是智慧的问题。哈佛商业评论曾评选出7种最没效率的劣质管理者:一是教父型主管;二是鸵鸟型主管;三是自己动手型主管;四是巨细无遗型主管;五是政客型主管;六是仲裁型主管;七是拼命三郎型主管。80%都是对事必躬亲、事无巨细重触型高层管理者的否定。因此,在主张人性化管理的今天,管理学结构的变化在使管理科学化的同时,也包含更多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要素,呈现出一种从重触管理向轻触管理渐进性的过渡。

组织结构类型的变化往往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从传统的直线结构、职能结构、直线-职能结构、事业部结构、模拟分权结构、矩阵结构到委员会组织、网路结构,以及多维立体结构,可以看出组织结构变化呈现四个方面的趋势:横向化、网络化、虚拟化和柔性化。近年来,随着虚拟制组织结构、h型组织结构、水平型组织结构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职能制、事业部制等机械性结构灵活性和适应性差的不足,而呈现出一种员工参与度高、灵活性和适应性强的有机性的结构范式,管理更具人性化。“小才是美”的现代管理规模诉求开始取代“越大越好”的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管理模式。

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从管理学上看,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重触。不可否认,重触行为可以做比较大的事情,但是,在特定时期,所有精力只能专注于某一个目标,不能同期兼顾其他战略目标,顾此失彼而难以使企业得到全面可持续发展,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从某种层面上讲,轻触管理更像是一把汽车钥匙。高层管理者不必事必躬亲去做每件事,而只是需要打造一个“电动系统”,智能性的促动让管理永续而高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轻触不是不触,而是决定实施轻触行为的精确判断,这种略显含混的“忘记精确”的概念恰恰是管理概念的一种没有目的的目的性策略。卓有成效的管理不再是一种短暂疗伤的暂时性手段,而应该是开阔、外放、高瞻远瞩的具有长效作用的“既治标又治本”的长远规划战略。当前组织结构的变化正在体现管理从重触到轻触的一种可实施的渐进性,这种渐进性正在使我们的管理从规范走向科学。

3.轻触管理的哲学内涵及存在风险

通过上述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轻触管理很大意义上就是对管理对象的一种模糊控制,重触管理则体现一种高度的精确性。模糊控制与精确管理,轻触管理与重触管理,从哲学层面看,没有绝对的好坏及优劣。模糊控制尽管是一种较之过去明察秋毫的精确管理有一定优越性,比如高层管理者可以脱身于繁重的事务性决策,管理开始变得简单有效,然而索罗斯的“易错性(fallibility)”和“反身性(reflexivity)”却揭示出轻触管理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

索罗斯对世界可变性的哲学分析让轻触管理的风险不可控制。他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总是存在一定的扭曲和误解,这就是认知的“易错性”,而这种扭曲的观点又会对现实的发展造成影响,即“反身性”。一方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程度取决于种种微妙的可变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也取决于这无数的可变因素。所以,这个世界不可能处于一种常态,它往往受制于两种功能的共同表现。因此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所谓的知识。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所参与的事态都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二者之间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决定,不存在任何对称或对应,也就是反身性。

因此,轻触管理实施条件就鲜明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存在高不确定时、极少有先例存在时、变化难以科学的预测时、事实不足以明确指明前进道路时、分析数据用途不大时、当需要从存在的几个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而每一个的评价都良好时。轻触管理的实施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而存在风险。

4.轻触管理实施及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

不同的管理层级对管理者素质有不同要求。基层管理者处于管理层级的最底层,其主要职责是对从事产品生产和服务等特定活动的非管理层员工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基层管理者领导下属直接进行生产训练、开展业务活动,管理目标精确,责任明确,有普遍的管理经验可以遵循;高层管理者主要工作在于制定战略、沟通组织与外界的交往联系。在很多情况下,组织的成败往往取决于高层管理者的一个判断、一个决策或一项安排,因此,高层管理者很少从事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组织全局性或战略性问题的考虑上。基层、中层管理者以重触管理为主,高层管理者则要有更好的轻触技能,见图。

由此可见,对于高层管理者而言,他们面临更庞大和复杂的管理对象,而由于种种不确定风险的存在,扮演“管理管理者”的角色需要更为出色的“轻触”思维和技能。

四、轻触与重触思维在医学与社会学层面上的实际体现

1.中西医学中的轻触与重触

从本质上讲,治疗就是治理,治理也是管理应有之义。所以在医学领域,轻触、重触的概念也无处不在。西医治疗风格是最为典型的重触,属于介入式治疗,特点是见效快,但是传统西医缺乏对人体整体性的关照,治疗难免出现中医所说的“治标不治本”的可能;中医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包括具有极强的整体观念和朴素系统观的易学思想,以及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这种整体性观察人体运行和响应的思想体现在中医的治疗手段上就是轻触。

从药效上看,西医讲究“药到病除”,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也使许多顽症无法彻底治愈;中医有自身的纠偏机制,通常讲究食疗、药疗。如中医常讲“扶正祛邪”、“祛湿袪燥”等。其中扶正祛邪(strengthening body resistance to dispel pathogenic factors)即扶助正气,祛除病邪,是指导临床治疗的重要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过程就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彼此消长的一个过程。如正气渐盛,邪气渐衰,疾病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正气渐衰,邪气渐盛,疾病就会恶化。因此治疗时,须扶助正气,祛除邪气,促进疾病痊愈。《内经》中说:“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正气不足的疾病为虚证,虚证须要用补法,所以补法即有扶正的作用。邪气偏盛的疾病为实证,实证须要用泻法,所以泻法即有祛邪的作用。“扶正祛邪”是典型的利用人体作为独立系统具有自适应即自愈能力的治疗思想。

2.轻触与重触思想在社会学层面上的反映

也可以将轻触、重触思想放置在整体社会运行机制上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不管是传统上的“无为而治”治国思想还是革命“破与立”的哲学命题,都在顺应一种无意识的轻触与重触之间的权衡。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在古代,中国在国家治理、军事思想、工程建筑等诸多方面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中国古代也形成了非常丰富而完善的管理思想及流派,这些流派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示出一定的轻触与重触的概念。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善利万物而不争”体现出道家管理哲学的最高境界——“道”。道法自然是道家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对“无为”管理的形象概括。认为国家首先要治,即管理,同时,管理者要保持适度的原则,不能采取过多的干预活动,这就有了轻触管理的模糊雏形。

法家则强调制定规则的重要性。崇法思想是其思想的中心,反对“人治”,认为法律之外无善恶,注重公平的社会环境。

兵家则强调用人和奖惩的重要性,重视奖惩、激励机制。墨家用贤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将管理机制进行了一种完善补充:“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首先,要给人高官,否则人们就不会尊敬他;其次,要给人才以厚禄,否则人们就不会信任他;再次,要赋予人才相应的政务上的权力,否则人们就不会畏惧他。职位、权力、金钱,是事业成功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机制。

一般而言,大的群体的轻触管理是以群体无意识为理论前提的。群体越大,个人意志的影响力越小,社会发展的客观力量越强。对于相对较大的国家,如果出现大的问题,同时又没有自我治愈能力,就要推翻,即实施重触行为,如同革命的“破”和“立”。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资本主义发展新的一页。伴随着雇佣劳动、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浪潮很快地席卷了其他行业。当英国的机器工业生产在18世纪以后相继蔓延到法国和德国后,一场深刻的变革便在欧洲开始了。以工业革命为先导的18世纪的经济变革,使欧洲从过去的礼俗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工业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封建政治制度的彻底破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升为欧洲政治的主宰者;而如果群体不大,是“小国”,就只需要去干涉、干预就能达到目的,至于其具体内化形式,都是后话,不题。

参考文献: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五

作者简介：曹京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级职称。

（一）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學？英语单词是philosopher，由philo-（爱、爱好）和-soph（思考、智慧）两个词根组成。无独有偶，汉语的“哲”也是智慧的意思，早期的金文中“折”是一分为二，“口”则是心的变形，既可说是折中以求和谐的世界观、方法论，也可理解古人以“知人知心”为最难，要打开心房以明鉴朴素的思想。19世纪日本学者用日语中的汉字将philosopher译成“哲学”，并传回中国。可见中西哲学发源都是服务于生活生产而产生的，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理论思维的重要基石。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它的创立和发展是对到当时为止全部人类认识成果的不断批判吸收和利用的过程，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去改造旧哲学，这其中就体现了批判、吸收和自我不断进化的自身优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我党的革命实践证明：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无论是延安整风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拨乱反正都是我党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功典范。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搭建起中国共产党哲学体系的大厦。邓小平同志创造性的以方法论形态发展了“应用哲学”“实践哲学”，活学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把实践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解决了如何使实践既符合规律又符合目的的问题。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我党主动适应时代变化，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青年博士生党员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的印证领悟理论，才能将基本的观点与具体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做到真学会用。

（一）学习运用认识论，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谋划推动工作和学习

认识源于实践，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遵循这一观点，就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际”是客观存在的，本质就是“社会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大到国家，小到个人，要明白当下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去想问题、干事情，否则就会“歧路亡羊”。必须深入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更好的学习、领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学习运用矛盾论，坚持问题导向认识和破解工作、学习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矛盾着的事物是普片联系的，矛盾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困难是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学习运用矛盾论，就要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认识到矛盾是普遍、客观的存在。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既要讲两点论，也要讲重点论，学会“弹钢琴”、牵“牛鼻子”，达到“秉纲而目自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要把握矛盾的个性和共性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三）学习运用辩证法，坚持辩证思维应对复杂局面和问题

马克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就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法治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实际工作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作为博士生党员，做好工作的根本一条就是掌握运用好辩证法的方法论，坚持对立统一的原则、普遍联系的观点指导系统性改革方法去解决“两难”问题，处理好“学”和“思”的关系，善于从学术考察思想，从思想思考学术，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考虑各方面利益和承受能力，积极稳妥推进思想变革，稳扎稳打，确保实效。

（四）学习运用实践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全局和局部实质是事物联系的整体性，他们是对立统一。全局是由局部构成，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局部又隶属于全局，必须服从于全局。但是，全局不是各个局部的简单组合，而是按照一定内在逻辑、联系形成的有机体，全局高于局部、统率局部，对局部的变化发展具有决定作用。而局部作为全局的基础“细胞”，又影响或制约着全局，特别当某个局部成为主要一环时，对全局就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党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道理”，“对全局不利的事，再‘合算也不能去干。”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首先要树立全局的观点，不能拘囿于局部一隅，要“大处着眼”，善于把自己摆在全局、大局去思考。对全局来讲我们是局部，对我们内部来讲我们就是全局。每个青年博士生党员作为个体在局部的作用就是“小我”，对全局的贡献才是“大我”。每个“小我”都是整个链条的必要组成，成就“小我”是每个青年博士生党员的责任与义务，这就是我党“螺丝钉”精神的实质内涵。而全局则是为“小我”赋能让其成为“大我”，这个过程就是“小我”摒弃个人之私、部门之利，而服从大局、成就全局，把全局和局部协调起来。其次要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在服从全局的前提下，个体作用的发挥往往能左右全局甚至改变全局。每个青年博士生党员都要识大体、顾大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力戒本位主义、搞小圈子、小团伙，切不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造成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二）处理好干和说的关系

实践和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干是“实践”的载体，而“说”一定程度上是认识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清晰的说明干和说的辩证对应及内在联系。处理好干和说的关系，首先，要认识到干和说都是个人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的外在表征，他们的关系就像道路和方向，因此言行一致才是正人之道，具体到青年博士生党员身上就是始终对党保持朴素的感情，始终说实话、办实事，时刻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三国志》中刘备白帝托孤曾讲“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街亭一站失察，后患无穷。其次，要深刻理解“干”是一切的前提和基础。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邓小平同志则更为通俗的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要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成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政策部署切切实实落到实处。有了“干成事”的基础，才有了通过“说”宣传工作、提炼工作、争取更多支持的必要。没有工作实绩，吹上天也没用。说的越多，吹得越大，牛皮就会破。再次，在其位谋其政，在干中说，以说促干，只干不说，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政策意图和工作经验就没有办法推广，就难以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也要靠在“说”的过程中总结经验、规律，把工作从日常上升到经验，从经验到理论。我们反对的是夸夸其谈，鼓励的是言之凿凿、一言兴邦，从这个层面讲，不仅要给青年博士生党员创造干事创业的条件，更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

（三）处理好一个积极性和多个积极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无论是家庭、单位都是由活生生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与众不同的作用，形成了历史前进的合力。一个人在集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是领导者、主力军、预备队甚至服务员，但每个人的作用都可能影响别人、影响结果，必须保护好引导好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培育好团队氛围让大家积极性得到充分融合、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恶性竞争，产生零和效应。一要树立集体品牌，增强青年博士生党员归属感。“集体”是个人情感的依赖，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已成为我们精神寄托的“家园”，我们希望他好，为他添彩争光。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选择与集体的未来相统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有大家都为了成就集体而努力，那么才能消弭个人间的竞争不当，才能相互催化产生“1+12”的效果。二要强化系统思维，增强青年博士生党员协同能力。工作越复杂越需要分工配合，要求越严格越需要绝对信任，这是组织构成和有效黏合的内在要求。足球比赛中，球星都具有改变比赛的能力，但如果不顾全队战术，只想表现自己，就会被割裂出来，个人踢得越积极，越会打乱全队节奏。每个学生要把组织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在自己的岗位上出类拔萃，也要在配合协同中充分信赖同事，相互补位、相互促进，依靠“信任链”提升“工作鏈”。三要抓住关键个体，增强组织建设聚能效应。充分认识个体差异，分类施策激发党员积极性。学生党员这个“关键少数”要发挥关键作用，干事创业要带头，见红旗就扛，见荣誉就让。能证明队长实力的不光是你的对手，还有你的队友。同时，要保护年轻党员积极性，处理好自身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关系，为敢于担当的年轻学生撑腰鼓劲，最大程度地保护年轻学生的士气和锐气。

（四）处理好忠诚干净与自律他律的关系

对青年博士生党员来讲，对党绝对忠诚是第一位的要求，个人干净是做人的底线，而这都需要纪律作为保障。忠诚干净是要求、目标，而自律他律则是途径、手段。十九大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特别是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明确了六项纪律，并外延至党的建设各个方面。这不仅提升了组织执纪的理论和法治能力，更为个人自律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青年博士生党员“忠诚干净”不能停留在口头，表现在纸上，必须时时事事以党的纪律划红线、明底线，善于以小见大，时刻筑牢廉政防线。自律是基础，他律是保障。某种意义上讲，无论在校园还是社会，我们都是党员，这是政治属性。做到忠诚干净、对自己负责：一要克己自律，不断修身明德，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对待错误要亡羊补牢，不搞讳疾忌医，下不为例，在防微杜渐上不舍尺寸之功，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说话不出格，行为不失范。二要习惯他律，自觉置身于党纪国法和各项纪律制度的制约管束，虚心诚恳接受组织或他人的监督批评，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查找自律的盲点，打通认识的堵点，认真对待他人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三要敬畏纪律，把守纪律作为忠诚干净、尊崇党章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当成个人避险求全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在党言党、在党有党、在党为党，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时刻准备为党付出一切，而不是当“两面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同党离心离德。

（五）明辨任劳任怨和斤斤计较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就是人对自己、他人甚至社会需要的满足。个人价值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前提和条件，实现社会价值也是直接和间接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任劳任怨才能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斤斤计较只能加剧分歧。我们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越是关键岗位、核心环节，越要发挥个人能动性，担子越重，压力越大。青年博士生党员做事要讲党性，以对国家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任劳任怨、动心忍性上不断历练提升。一是清醒认识压力和获得。有为才能有位，“为”的过程必然是危机并存、玉汝于成的磨练，只有守住平常心，“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才能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个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扮演某个角色是偶然的，但对其作用的要求是必然的，只有不辜负历史，历史才会眷顾你。二是任劳更要任怨，做到善始善终。“任劳”是职责所在，“任怨”是更高追求，更显担当。人的力气再大也不能揪着头发把自己提起來，只有组织赋能个人价值才能提升。确保组织利益最优的方式，往往不是把最强的人放在最好的位置，而是把最合适的人放到对的位置，把埋怨客观因素转化为挖掘主观潜力，把消极情绪转变为积极行动，体现青年博士生党员的胸襟和境界。

（六）明辨墨守成规与改革创新

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无产阶级提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博士研究生，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的印证领悟理论，才能将基本的观点与具体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做到真学会用。学习哲学永无止境，运用哲学大有天地，我们一定要自主学、坚持学、实践学，学到大智慧，明白真事理，提升生活、学习、工作的幸福感、满足感。

参考文献：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六

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与20xx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紧密衔接，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使命担当，深切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殷殷期盼与厚重嘱托。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根铸魂，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与时代同行

时代是思想之母。与时代同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活力所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如此，学术亦然。唯有踏合时代的节拍、因应时代的变化、把切时代的需求、应答时代的发问，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与不竭的源头活水相贯通，才能有常新常青的精彩。正因如此，马克思将“真正的哲学”称之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游离于时代、落伍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便无以兴盛，更无以为用。

与时代同步伐，最根本处在于对时代问题的准确把握与自觉回应。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创见、有所新获的起点。哲学社会科学史上那些至今引人反复研读的名篇巨制，哪一个是游离于时代的喃喃自语呢?它们无一不因其对所处时代重要问题的精深省思、不懈求解而跨越时空、生辉流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永葆青春，也正在于其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性，其对时代发展新课题永不停顿的敏锐关注和创造性探索。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书写时代答卷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史。

经过长期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是一个回首令人动容，展望催人趋赴的时代，也是一个吸引世人越来越多眼光的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而言，这是一个提供了空前丰富素材与题材、空前复杂命题与试题、空前广阔机遇与空间的时代。记录、书写、讴歌我们的民族开创这一时代的百折不回和雄奇壮丽，揭示并讲清楚我们的民族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中国智慧中国逻辑，生于斯时、历于斯世的当代中国学人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与此同时，“新时代”之谓，表明了我们的发展所处的新阶段，也提示着我们的奋斗所处的新境遇。在新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面对着复杂交织的新题和难题、各种各样的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接连用五个“面对”、五个“如何”、五个“迫切需要”，高度凝练地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批评过一种现象：“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客观而言，这种现象，于今仍不乏存在。称职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绝非空头的评论家，更非袖手的旁观者。哲学社会科学与新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研究新时代。唯此，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奋进提供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精神的激励。

发时代先声

发时代先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就是要拿出原创性和引领性的成果，推动思想进程，引领时代发展。发出时代的先声，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信和勇气。一方面，一个国家和民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不是由其论著的厚薄累成的，而是由其原创性、引领性成果的多寡标示的。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文化强国之强，奠基于原创性和引领性成果的繁富。另一方面，“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在这里，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独创性的实践要求中国人自己写出原创性的教科书，也为写出原创性的教科书积累了丰富深刻、独一无二的实践经验。增进创新的勇气、形成原创的成果、发出时代的先声，我们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发出时代的先声，前提在于放开胸襟、广纳博收。不立于人类思想智慧的高处，不系统考察历史上各种曾经的时代先声，不可能发出新时代的学术先声。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继承、借鉴与创新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包括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与我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对域外文明的正视与汲纳是分不开的。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不难发现，我们正是在打开国门中，赶上了时代。新时代的我们，拥有了更充沛的自信，但不能因而自负、自闭，而是要有更大的博采中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从容和努力。

发出时代的先声，关键在有会通超胜的自觉追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为的是更好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既要勇于执守、善于吸收，同样要敢于超越。满足于止步已有的思想资源，最多只是“融”而非“通”，最终只能“随人作计终后人”，无以形成具有自己原创性的成果、确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在对域外文明和历史传统的采借中，如若失去当下自我的主体性，陷入“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迷局，淡忘“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古训，不仅原创性无从谈起，也解决不了我们当下的实际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同样也要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立足时代特点，守正出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为时代明德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培根铸魂”一语，清晰点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国民心性塑造、民族精神弘扬中的独特作用，启示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做好著书立说的工作，更要尽到为时代铸魂立德的责任。

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发挥好为时代明德的作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要求，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涵养大格局、弘扬好学风。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这种志向和传统，滋养着一代代中国学人的心胸和格局，鼓舞着中国学人为着民族和国家而上下求索的赤诚和担当，至今仍当为我们所承扬。在新时代，涵养治学的大格局、弘扬好学风，关键在于真正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有了这样的学术理想，就能够自觉地将个人兴趣和社会需要统一起来，将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笔端富有深情和穿透力、感染力。有了这样的学术理想，一个学者才会有治学的定力、推敲的耐心、出新的勇气，沉潜得下、奋发得起，炼得出精品。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曾写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种“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著文观和治学观，至今仍应成为所有学人的座右铭，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为时代明德的当循法则。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七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思想宣传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弘扬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为此，他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目的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学哲学、用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意志品格、精神境界、领导能力如何，同他的哲学修养密切相关，同他能否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关系极大。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哲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它们发表之后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哲学思想的运用、发展和证明。

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进入新时代，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努力认识和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前进。一直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所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

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通篇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例如，他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他又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他强调，“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这些重要论述，都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智慧。

当前，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必须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学哲学、用哲学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行，知行合一，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上下功夫，防止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指出，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我国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制定、遵守和实施的好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奠定了宪法根基，提供了根本法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为坚定道路自信提供根本法保障

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9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定道路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制建设。我国现行宪法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我们理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充满自信，这既是中国人民对于自身革命、建设、改革历史和伟大胜利的自信，也是中国人民对于自己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自信，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成果，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了根本法制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为坚定理论自信提供根本法保障

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表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动指南。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坚定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实践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法制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之所以是一部管用的好宪法，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坚持了正确的理论指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深深根植于我国实际。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宪法都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践基础，并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倘若不顾本国实际情势，势必会陷入南橘北枳、邯郸学步的境地。这就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引。但在世界立宪史上，由于受错误理论指导的影响，一些国家的宪法文本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实际、实践基础薄弱的问题，导致其宪法即使勉强制定出来，也无法与现实产生对接而成为空中楼阁，最后为历史所否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成果，使其由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坚定理论自信奠定了宪法根基。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以宪法保障使我们的理论更加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根本法保障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事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为我国的根本制度，并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有力地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正如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在当代中国，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宪法，适合本国国情、为本国人民所衷心拥护的宪法就是好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制定和实施的宪法，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是中国人民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开辟了一条发展中国家运用立宪和行宪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发展道路，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国问题，而且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也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宪法根基和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根本法保障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如果不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灵魂和精神家园。在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正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文化内涵和内在支撑的宪法。它既有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文化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文化内涵和内在支撑，是因为宪法本身并不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东西。如果没有相应宪法文化的培育，只通过照搬照抄等简单移植的方法，将一国宪法落地于另一国，只能导致水土不服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宪法文化建设，通过培育和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形成自觉遵守、自觉维护宪法的公民自觉。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不断确认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强的宪法保障。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入宪法，为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奠定了宪法根基。

指出，我国宪法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既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宪法根基。我们应深刻理解宪法文本的精髓，严格实施宪法，真心尊崇宪法，以宪法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共识和时代伟力。

内容提要：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为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入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整体。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必须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加强党的建设、做好组织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首先明确的重大问题。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中去，转化为加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行动。

把握“一个重点”和“两个着力”。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把握这“一个重点”和“两个着力”，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这是我们党的强大优势。没有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运转高效、联系广泛、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全部工作就会失去依托。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最大限度激发广大人才的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努力建设一支矢志爱国奉献、勇于创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一个重点”和“两个着力”密切联系、相互支撑，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必须统筹把握、协同推进。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选什么人、怎么选人，历来是组织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并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纳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是我们党选人聚才的优良传统，关系党的建设成效和党的事业发展。

明确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目标。“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深刻揭示了党的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内在关系，明确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组织建设历来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历史任务而确立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和确定的目标任务固体系打基础、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确保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深入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对党的建设97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党的xx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成功实践的理论升华。指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我们要深入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不断开创党的组织建设新局面。

从理论上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强调了党的组织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组织路线问题，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就明确使用了“组织路线”的概念。不过，对于党的组织路线，我们一直没有明确而完整的表述。科学总结97年来特别是党的xx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宝贵经验，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并对其内涵进行科学概括。完整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在实践中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好落实好。党的xx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成功实践，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于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路线就是“王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通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贯通党的自我革命与党所领导的社会革命，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纲”。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明确党的组织建设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方针原则、建设什么样的组织体系、培养什么样的干部、集聚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重大问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组织力量，着力把好干部选拔上来、把优秀人才集聚起来、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并明确指出，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这是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党的政治建设重大命题、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重要地位作用、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重大部署的进一步重申，是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重要遵循。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继承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从组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伊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将政治先进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他还讲：“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政治上的先进性，决定了它的成员首要地从政治上看问题，才能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各项任务。正如列宁指出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组织原则、政治纪律等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共产主义政治理想、先进理论武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集中统一领导和铁的纪律，等等。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要讲政治、讲什么样的政治、怎样讲政治等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

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创始人和领袖总是强调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党的政治和组织原则的有效贯彻、党内政治生活的健康开展以及党的纪律得到严格遵守执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国际性政党国际工人协会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时就指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列宁在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过程中，确立了党的团结统一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铁的纪律、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自我批评和纠正错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党的政治建设基本原则。把这些宝贵的原则同各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的一条最根本经验。曾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宝贵经验和原则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同我们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始终保持鲜明政治品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具有优良政治建设传统和优势，并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先进性，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政治建设始终占据极端重要的地位，并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在1920xx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政治原则，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把党的队伍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要与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要掌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提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明确要求。我们党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不断深化党的政治建设并积累经验。

党的xx大以来，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反腐从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也要看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严峻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长期的、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发生有许多原因，归根结底来说，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抓实、抓好。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政治上的要求，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明确提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首要地位和统领作用，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要求，也是对党的xx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党的十九大以来，多次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这是对党的政治建设总要求、总布局、总部署的深刻阐发，也是对党的政治建设经验及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总的来看，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以下方面是长期的、主要的任务。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炼就一双政治慧眼。在政治方向上要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的核心内容之一。加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8900多万名党员和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勠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通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让党内正能量充沛，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提升政治素质，提高政治能力。政治能力就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就是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自觉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40年来，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要在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回顾总结其历程和成就的基础上，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有力的举措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改革开放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要遵循这个客观规律。面对生产力条件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国只有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自我调整和完善的途径就是改革。

40年前，面对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放眼世界，当时的中国已落后于时代，“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决断。

1978年春，发端于中央党校的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改革开放使中华大地焕发出巨大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满怀豪情地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全面探索、开拓创新的基础上持续发力，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揽“四个伟大”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征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经过4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如今，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正在崛起，已经从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推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时代潮流的追赶者变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回顾40年的不平凡历程，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在举国上下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40年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启示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不忘改革开放初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要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新时代的改革进程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可以说，现在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不亚于40年前。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准确的把握。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增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直面各种矛盾和挑战。破除改革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阻力，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

全面深化改革，根本在改革，重点在全面，关键在深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只要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必须充分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重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项宏大工程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必须充分认识到，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然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要坚持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实践充分证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是国家变革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但逆全球化趋势依然暗流涌动。当今中国，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一系列问题也无法回避。在新时代，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层次、结构、布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开辟深层次全方位开放新局面。

全面扩大开放，最重要的是打造全局性、体制性开放，为深入参与全球化提供制度支撑，为全球提供开放合作的国际平台。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部署。全面开放体现在开放布局上，是要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进而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开放方式上，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提高引进来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支持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在开放内容上，在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重点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促进深层次结构调整。在开放举措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在治理规则上，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的哲学内涵篇八

准确把握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内涵

时政解读之家

一、物质生活与精神境界的双重提升

人无精神不立。贫困现象从表象上看是物质贫困，从根子上剖析往往也伴随着精神贫困。我们看到，有的群众脱贫主动性不足，对政策依赖性太强，“等靠要”思想严重；一些群众脱贫之后，物质上富裕了，文化生活却单调贫瘠。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如果只注重物质层面的扶贫帮困，而忽略精神层面的励志益智，往往治标不治本，管一时难管长远。摆脱贫困并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还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减贫脱贫，注重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治贫先治愚、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教育引导和政策引领举措，有力调动和激发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与主体作用，也极大提振和重塑了他们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加强学习、创新创业的精神追求和风貌。新时代脱贫攻坚要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辩证把握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充分尊重和挖掘贫困地区群众的强大主观能动性与主体创造性，既重视物质脱贫、物质文明建设，更重视摆脱精神上的落后与封闭，以精神引领物质，实现精神和物质联动发力、同向用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双重脱贫。

二、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双重变革

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程度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生活方式和谋得社会生活必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具有决定性意义。改变生活方式、变革生产方式，是解决贫困问题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我们要加强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管理融合，以科学技术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科技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减贫脱贫，一方面，通过大力改造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贫困家庭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深刻改变着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依托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加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和生态扶贫等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贫困地区群众的劳动形式、生产方式。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直接使贫困人口实现了由农村到城镇、由村民到居民、由开山种地到工作上班的转变。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时代脱贫攻坚要依靠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日益进步的科技实力和坚实雄厚的综合国力，持续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实现生活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生产方式由落后向先进的变革，既提升生活幸福感，又提高劳动生产率；既解决眼前贫困，又能有效防止未来返贫。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双重保障

生存权和发展权关系、象征着人格与尊严，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而贫困严重制约着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是人们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需求的障碍和壁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实现人民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减贫脱贫，立足于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不断加大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等保障力度，尤其是建立健全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群体的健康医疗体系，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与此同时，坚持把受教育权力作为发展权的重要体现，注重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等方面提供多样性的制度供给，实现技能脱贫和教育脱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新时代脱贫攻坚秉持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使贫困群众充分享有生存权、共享发展成果，享有发展权、拥有发展机遇。

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双重实现

我国贫困问题具有区域性特征，在客观条件上，贫困的产生往往是由地理位置偏远、自然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等原因导致的，并与人们长期相对封闭、同外界脱节、文化素质不高，以及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滞后、抗风险能力不足等因素相互交织，由此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落后和地区、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当前，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减贫脱贫的过程，也就是向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不断迈进和积极融入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发育滞后，社会文明程度低”是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之一；必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减贫脱贫与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尤其注重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统筹推进网络覆盖、农村电商、网络扶智、信息服务和网络公益向纵深发展；加大“区块链+”在民生领域运用力度，推动这一新技术进入精准脱贫、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加快推进“快递下乡”工程，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加强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设施建设等，不断缩小城乡差别。新时代脱贫攻坚应该紧跟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着眼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改造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