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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篇一
一、课题的提出
1、今年来，在课堂中应用目标导学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都把运用导学案进行的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来进行研究。理论研究者主要从理论方面探讨目标导学教学模式的特质与理论依据，一线的教师则更多地从自身教学实践出发，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目标导学教学的具体操作进行了探索，围绕着“学案”的设计和学案的实施两方面内容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有效的成果。但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目标导学还有研究的必要，首先是目标导学的内涵及策略都需要进一步丰富。其次，现行教材的目标资料需要进一步明晰。最后，在目标进一步丰富和明确的前提下，如何真正实现导学而不是导教，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2017年我校提出了目标导学教学新模式教学改革，该模式尊重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的思想理念，同时，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主导”地位被充分显现。教师通过确定教学目标、实施教学目标、控制教学目标、检测和评价教学目标等一系列环节，利用课堂内的资源及对问题的讨论、分析与拓展，使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并把学习目标、内容在45分钟的课堂内分步实施完成。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1.课题研究的目的：
(1)教师学习、认可“目标导学”模式的课堂教学优点。
(2)研究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的实效性，真正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
(1)通过实施“目标导学”模式教学，探索、总结出适合该模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案例，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改变我校一些缺乏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方式。
(2)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面向全体学生。通过高效课堂走向高效学习。
(3)以研促教，加快我组教师的专业成长。促进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树立高效教学观，逐步提高我组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进而优化教学，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服务。
(二)本课题的创新之处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围绕“目标导学”本着“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以课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式，采用“案例-评价-反思-交流”的教学流程，深入开展教学专题化研究，组织教师集体攻关。不断提高研究的质量，探索在课堂教学中以“目标导学法”为特点的课堂教学方式。以创新教育理论引领课堂教学的发展，从而促进教师课堂教学能力以及驾驭课堂能力的提升，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不断发展。
二、课题研究的具体目标与主要内容
具体目标：
1、学生成才。学生协作互助能力、创新思维能力、自学质疑能力等得到大幅度提升，形成积极主动、乐观向上、自信自强、克服困难的良好心理素质，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和公平竞争、集体合作的精神。
2、教师成长。通过“学习、实践、评价、反思、交流、合作”的实践策略，不断提高教师在课堂教学方式改革过程中导学、导教、导练以及课后反思的能力。同时，通过这种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促使教师不断钻研业务，提升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理论水平，促进广大教师在改革中成长。
3、学校发展。通过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营造和谐快乐的学习氛围，促进良好学风、教风、校风的形成，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1、通过教师的“目标导学”模式课堂教学示范、现场听课、评课及问卷调查与访谈，总结模式优点，使该模式能被其它教师认可。
2、通过示范课及辅导讲座，使课题组教师基本掌握“目标导学”模式教学的基本流程，并进行实践、创新与总结，实践出适合各章节内容的课堂教学高效教学模式及优秀教学案例。
3、通过不同的目标导入案例，观察学生的学习兴趣及与学生座谈或问卷调查，总结出各章节的教学内容用什么样的目标导入方式才能激发出学生最大的学习动机，获得新课导入的优秀案例。
4、如何组织教学，达成高效课堂。即：
(1)通过教学实践，教师能确定哪些内容适合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哪些内容适合小组合作学习。
(2)通过学习，借鉴及对比实验，教师掌握编“合作学习小组”的科学性。
(3)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总结出教师提出问题的科学性、有效性。
(4)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教师获得采取什么样的讨论方式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从讨论中得到收获。
(5)通过了解、调查、追踪对比，了解各学科、各章节哪些知识需适当拓展。
5、通过该模式的教学实践研究发现和总结出还有哪些不足及困惑。
三、完成课题的条件及人员分工
(一)人员分工：
课题组组长：梁晓英负责整个课题的组织工作，申报课题并对课题进行论证、总结等工作。
课题组成员：曾宪书负责主抓课题实施研究;刘秉义具体负责材料的积累，实施科研课题的过程管理：其他成员参与编写教案，听课、评课，撰写论文等工作。
(二)进行该项目研究具备的基本条件：
1、学校的研究环境
在校领导的重视下，我校的教育科学研究气氛浓厚，科研工作取得良好的成绩。
2、资料准备
学校有多年教育科研管理和理论培训的基础材料和教育科研方法理论等方面的书籍，图书室还有近百种教育期刊，有优越的条件开展课题研究。
3、经费保证
学校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并在人员、时间、经费上提供保证，按课题计划确保经费投入，进一步改善课题设施和课题条件，创造有利的条件保证该课题的顺利进行。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是属于实践研究的范畴，兼有理论研究。可以采用文献调查、调查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研究文献资料，全面、正确地了解研究的内容。
2、调查研究法：通过问卷、座谈、测试、访谈等多种形式，对实验要素进行科学分析与系统整理，形成一般性结论。
3、行动研究法：在研究过程中，对随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修改和补充。
五、课题的实施
本课题的研究时间为2017年11月--2017年10月，共分为三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7年11月-2017年2月)
1、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组织学习“目标导学”模式的教学基本环节，收集有关“目标导学”的资料。
2、制定课题研究方案，成立课题组，确定个人研究内容，制定研究计划。举行开题报告会。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17年3月-2017年7月)
第一步：(2017年3月-2017年11月)
1、进行集体备课，积极开展“目标导学”模式公开课活动，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实践、反思、学习、探讨、改进、再实践。
2、邀请本组及其他教研人员一起听课、评课、提出意见和建议，完善“目标导学”模式。
第二步：(2017年12月-2017年2月)
1、实验教师依据研究方案，对研究过程进行整理、设计编写“目标导学”教案。
2、制定能指导本学科“目标导学”模式的教学评价表，对实施过程进行可操作性的评价。
3、撰写阶段性论文。
第三步：(2017年3月-7月)
1、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学校及时总结课堂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制定措施，深入开展研究。
2、定期开展“目标导学”模式验收课活动、比赛课活动。
3、对“达成目标”进行研究和总结。进一步完善“目标导学”模式的教学评价表，追求“目标导学”模式课堂教学的“优质高效”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17年8月-2017年10月)
1、完成本方案“研究内容”中规定的各项研究项目，编写“目标导学”模式的教案汇编，撰写论文和结题报告。
2、进一步深化完善、推广本学科的“目标导学”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六、最终完成时间与最终成果形式
(一)完成时间：2017年10月。
(二)成果形式：
1、探索出了有利于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教学成绩得到提高，本课题的研究，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的创新意识明显增强，积极性、主动性显着提高。表现为：课上积极讨论，大胆质疑，课下认真观察，勤于思考，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2、教师教学水平明显提高
(1)教师的教育观念有了明显的改变，在不断的更新中，在课堂教学中进行角色的转换，视学生为学习的主人，引导学生以主人翁姿态投入到学习中去，促使学生合作互助学习，增强了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2)通过课题的研究，教师将教育教学中的点点滴滴，汇集成文，撰写了教学设计、论文等，理论水平提高。
(3)教师的授课水平明显提高，课堂40分钟有质量，教师的综合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4)本课题研究实验带动了我校教育教学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在这个课题研究带动下，我校的教学成绩大面积提高成为可能。
3、“目标导学”模式的教案汇编，“目标导学”模式论文。
历史研究篇二
;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江泽民同志为《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撰写的“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序言。江泽民同志在序言中指出，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得更好，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发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必须注重汲取和运用历史经验，科学把握和正确运用历史规律，正确借鉴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在此前夕，我刊又发起了关于历史教育的讨论，相继发表了闵绪国、龙珏、王志明等先生的文章。其实不仅在历史领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功利主义的问题。对此，我们邀请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就这一问题深入探讨，也期待文学批评界的有识之士加入讨论。
——编者
内容摘要 如果文学研究都能进入历史语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揭示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问题的提出以及文学思潮的更替，那么文学研究就会取得“真实”的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做下去，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切入文艺创作实践，真正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理论说服力会加强，也必然会更具有学理性，更具有专业化的品格。
关键词 文学研究 历史语境 文艺理论困局 历史感
作者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当下文学理论的困局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常被说成比较“空洞”、“不及物”、“大而无当”等。人们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经常搞概念和术语的游戏，不关心现实，也不关心历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过分信赖哲学认识论。哲学认识论当然重要，它对指导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很有用，但哲学认识论运用到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上，就显得很不够了。哲学认识论只能解决文学中的认识问题，超越认识问题的更为复杂和细微的美学、文学问题，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我们经常看到的文学理论研究是：置于认识论的框架内，只注重概念的判断、逻辑的推衍，结果只作出简单的结论。哲学认识论的框架，无非是一系列的二元对峙：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等，这些公式很难切入到文学艺术和美的细微问题中，很难解决艺术与美的复杂问题。文学的版图十分辽阔，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有认识论的问题，又不止于认识论的问题。1987年春天，王蒙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三元》的文章，发表在同年的《文学评论》第一期，认为文学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生命性；1990年代初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他的文章主张“多元”论，是错误的。我对王蒙说，你写的“元”太少，所以遭批评了，要是你写几十元、几百元，人们就不会批评你了。我后来曾写过一篇题为《文学五十元》的论文，我认为文学的版图辽阔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它就像人类的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就像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一样辽阔，涉及的问题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它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认识论就可以解决的。
比如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实、文学的典型等许多问题，都无法用认识论的二元对峙的概念去解决。以前，蔡仪、以群主编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基本原理》（上下卷），最突出的弊病是力图用哲学认识论去解释文学的一切问题，结果是不成功的。如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然后罗列出叙事作品、抒情作品、写自然景物的作品和神话、童话作品，下结论说，“这些作品，仍然不能不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从哲学的观点看，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不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历史等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这样的回答，只回答了文学与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历史的共性问题，没有解决文学的特性问题。当然蔡仪、以群知道这一点，于是又回答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把“形象”当作文学的特征。[1 ]问题在于有一些文学作品，并没有什么形象和图画，如《诗经》里的一些诗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宋代的一些诗歌，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追求理趣，或者说追求哲学意味，可我们仍然觉得它们感染了我们，它们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见用单一认识论来界说文学，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再如文学真实和文学典型问题，长久以来用认识论去解释，也是不成功的。文学的真实被纳入到“现象与本质”的框架中，尽管直到现在仍然有人说，文学真实性就是通过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描写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但这样下定义是没有说服力的。请问，“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类的诗，揭示出什么社会本质？再请问，文学真实性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又有何区别，难道生活真实不也可以这样下定义吗？还有文学典型被纳入到个性与共性的框架中去解释，说：文学典型就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连蔡仪自己也意识到这种解释没有把生活典型与文学典型区别开来，于是就在“个性”前面加上“突出的特点”和“有多方面的丰富性”，在“共性”前面加上“深刻”的形容词，但这样做同样无济于事。
因此，抽象的哲学认识论常常不利于文学问题的解释和解决。那么，我们采用别的哲学理论，情况就会发生转变吗？如我们用唯心主义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和解构主义哲学，来解释文学问题会有什么重大收获吗？实际上，上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人这样做，结果提出了什么新鲜的有突破性的理论吗？或者扎扎实实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都没有。可见文学研究一味与哲学结盟，并不能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摆脱困局的出路
摆脱困局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研究要与现实的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的生动的联系。这一点，我在《冲破文学理论的自闭状态》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一条是文学研究应与历史语境保持关联，追求深厚的历史感。
如果我们把视野转向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研究与历史有着深厚的联系。一部作品是怎样产生的？一个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提出来的？它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得到解释的？这些都与历史有关。文学问题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被提出来的，也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解释。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文学问题的提出，还是文学问题的解答，都与历史语境相关。离开历史语境，孤立地运用概念进行逻辑的推理，不但显得空洞，而且得不到真实的具体的回答。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回到历史语境。
语境本来是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上有“本义”与“语境义”的区别。“本义”就是一个词的字典意义。比如“闹”这个词的本义是什么呢？我们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那里说“闹”就是“喧哗”、“不安静”、“热闹”、“闹哄哄”的意思，还列了“闹别扭”、“闹场”、“闹洞房”、“闹肚子”等词语。但“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中，这个“闹”字获得了独特语境，它的意思已不是“喧哗”、“不安静”等意思，是指春天生机勃勃之意。“生机勃勃”在这句诗的文本语境中就是“闹”字的“语境义”。
这个道理，我们的古人早就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提出了“章明句局”的理论，他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们进行写作，是由单个的文字组成句子。由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积累章节构成文章。但是，文章只有全篇焕发光彩，章节才不会有枝节和毛病；章节明白细致，句子才无差错；句子干净利落，用字才不会虚妄。所以抓住全篇命意这个根本，章节、句子这些枝节才会安置得当，抓住“本”或“一”这个整体，万千的句子、字词（即“从”或“末”）才会有着落。刘勰在这里所说的“振本而末从”的“本”和“知一而万毕”的“一”就是指文本的整体语境，“从”或“万”则是字、词、句而已，即我们阅读文章一定要看语境来解释或理解字词句的意义。反过来，也是一样，意义是从整体语境这个“本”或“一”中看出来的。
以上所述是“语境”的“本义”，后来各个人文社会学科都用“语境”这个词，那就是“语境”的引伸义。或者说人们把语境分成文本内语境和文本外语境。如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很早就把语境的概念扩大，他提出了所谓的“情境语境”与“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的发现与他的学科背景有关，他是在非洲土著新几内亚东部的特洛布兰德群岛做调查时，开始研究语言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先后提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他发现对于那些土著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他们的活动情景，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语。马林诺夫斯基根据大量的例子，得出结论说：“话语常常与周围的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话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无法仅仅依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的意义；口头话语的意义总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2 ]后来他又发现言语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文化语境”的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成为后来伦敦语言学派的重要学术背景。
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已经离开了书写文本内的语境，变成了文本外的语境，即我们正在讨论的文本外的“历史语境”。或者说，文本所描叙的事情，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发生的背景、机遇、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场域等有关联。
比如，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学者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他的经典地位为什么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形成，只有到了宋代，他的经典地位才得以确立，这是何故？刘勰离陶渊明生活的年代不远，可他的《文心雕龙》谈到了历史上许多诗人作家，唯独就没有提到陶渊明和他的诗篇。①陶渊明在唐代虽然已经有影响了，但他在唐代的影响在“二谢”之下。一直到了宋代，到了苏轼那里，因苏轼自身有了独特的经历和隐逸的体验，对陶渊明的诗有情感的共鸣，加上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给予陶渊明以极高的评价，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 ]苏轼为什么这样评价陶渊明，使陶渊明声名鹊起，这就不但要进入陶渊明诗所处的历史语境，还要进入到苏轼所处的历史语境，包括文化语境和情境语境双重语境，并结合陶渊明的作品，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又如，杜甫的诗篇在中国抗日时期特别受到推崇，作为诗人杜甫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这是为什么？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为什么在中国抗战中，似乎他就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就与杜甫诗中的爱国主义情感特别浓烈有关，这不但与杜甫诗歌的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有关，更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这也是双重语境使然。这样的文学现象很多。
对于“历史语境”的理解，我的看法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 ]马克思的话很精辟，人所揭示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都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也就是说，精神产品，其中也包括具有观念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于历史的机遇或遭遇，契合时代的需要才产生的；同时这些精神产品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某个时期流行的精神产品，在另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而不流行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在我们面前首先呈现的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的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和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5 ]所以，历史是一位伟大的法官，在历史语境的变迁下，往往是真理变谬误，谬误变真理，时尚的变得不时尚，不时尚的变得时尚……正因为如此，列宁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程度来把握，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 ]。很清楚，在历史的联系中去把握对象，不是一般要求，而是“绝对要求”。
我们所提出的“历史语境”，有一个思想灵魂，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观。离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伟大“历史感”、“历史性”和历史发展观这一点来理解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语境。
有人要问，你这里讲的历史语境和以前常说的“历史背景”是不是一样的？我的回答是，它们是有联系的，但又是不同的。所谓两者有联系，是说无论“历史背景”还是“历史语境”，都要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所谓两者又是不同的，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历史背景”是“一般”的话，那么“历史语境”则是“特殊”了。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处于哪个历史时期，其间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段历史与文学大体上有什么关系等。历史背景往往无法确切回答某个作家或某篇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历史语境”则除了包含“历史背景”一般性的情况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机遇、遭际、事件、时间、地点和情景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机理里面去，这就是特殊联系了。换言之，一般的历史背景，无法准确地说明文学的实际，只有更具体的、更特殊的历史语境，才能真实地说明文学的实际。进一步说，“历史背景”只讲外在的形势，而“历史语境”则除了要讲外在的形势之外，还要把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状态和情景语境都摆进去。一些评论家只是从外在的历史背景来评价作品，作出的解释和结论是一般的、浮浅的，说不到要点上，而若作家自己来谈自己的作品，他必定会把自己写作时的文化和具体情境摆进去，把“我”摆进去，所得出的解释和结论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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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是历史城市的精髓，对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的研究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最核心的内容，与价值特色相应的文化遗存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对象。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为例，以韩城壮阔的自然景观、多样的人文景观、深厚的人文文化以及丰富的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不同的历史维度和不同的遗存本体，总结梳理了韩城历史文化名城六条历史文化价值和四条历史文化特色，作为韩城名城保护的基础。
关键词：韩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价值;特色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城市文化系统中，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独自创发、自成体系、岿然独存，体现出了千百年来恪守传承的稳定、调和与臻于成熟，其集中体现在了城市的营建理念与方法上。一方面，我国古代城市早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就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蕴含深刻哲学思想与内涵的营建方法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古代城市文化个性殊强，不同的区域与文化圈层孕育了不同的城市文化。这些不同的城市文化正是历史城市价值与特色的不同本源。
历史文化名城，在行政建制上以县级及以上城市存在，由此包含市域文化遗存与历史城区的不同范围和层次;在保护内容与对象上多样复杂，包括了历史城区及其城址环境的文化景观、历史城区镇村等传统聚落、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单体遗产等。时长域广，遗存众多，往往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客观特征。如何在复杂的城市历史文化背景中梳理挖掘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所在。陕西韩城是我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悠久、遗存众多。本文以韩城为例，从价值与特色两个方面挖掘梳理城市的历史文化，作为韩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根本。
1 韩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1.1 毓秀龙门——自然景观、人文传说交相辉映的华夏胜迹
地处韩城境内的龙门，因“两山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名。黄河进入晋陕大峡谷后，被束缚在狭小的山谷当中，抵近龙门，河道愈窄，湍急的黄河在两岸岩石的夹击下拍岸惊起，在龙门有三处急转弯，经过三次大撞击、大跌落之后奔出龙门，浪涛震耳欲聋，似春雷、似战鼓，形成了“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韩邑第一景，万古最为奇”[1]的龙门奇观。
历代咏叹龙门雄壮的诗歌也彰显了龙门雄浑壮阔的自然景观，有唐代王勃作《夏日登龙门楼序》、宋代欧阳修作《黄河八韵寄呈圣俞》、宋代司马光作《龙门》、明代顾炎武作《龙门》、明代张维新作《龙门》、清代李书田作《龙门禹庙虎图题诗》、清代康乃心作《九日游龙门》等。
通过相关历史记载，如“奕奕梁山，唯禹甸之”（《诗经·韩奕》），“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水经注·卷四》）， “昔者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所谓龙门矣”（《水经注·卷四》）， “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魏土地记》），会发现梁山、龙门、黄河密切相关。黄河沿岸九省區梁山、龙门有很多处，但梁山、黄河、龙门集中在一个县市，唯有韩城。因此，可以充分证明韩城的龙门就是历史上传说的禹凿龙门之处。此外，历史上从秦朝修夏宫、祭祀先祖开始，韩城即历代修建大禹庙、祭祀夏禹。在诸多诗词中，“龙门”亦有“禹门”之称，并将“龙门”与“禹庙”联系在一起。如金代段克己作《戊申四月游禹门有感》，明代薛瑄作《游禹门》，清代李书田作《龙门禹庙虎图题诗》，清代程仲昭作《题龙门禹庙墙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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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习，现在做一下回顾和反思，我觉得感悟很多，想法很多，现在把这些思考和收获做一个提炼，得到三个关键词：“感恩”“成长”和“责任”。
我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考和一种谦卑的态度，这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当一个人懂得感恩时，便会将感恩化作一种充满爱意的行动，实践于生活中。
首先感谢我们的父母，成为老师接触了这么多学生后，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养育一个孩子成人长才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非常庆幸在我活过的20几个年头里面，我体验到的回忆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积极乐观的事情，父母的教育和价值观，一直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有现在的品行和做人的准则。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为我成长的付出，一直陪伴着我度过人生中重要的时刻。
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通过一份工作去体验和感受人生，用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去争取机会，用行动实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感谢扬大附中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我能够在这里起步和感受我的人生。半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陌生、磨合、迷茫、困惑，到现在已经游刃有余，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找到和谐与平衡。不论是安排有经验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师傅，在工作上对我们进行“传帮带”，或者是安排老师外出交流、学习经验，以及学校开展的严谨求真的教学研讨沙龙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机会和活动都让我们这一批青年实习教师飞速成长。
最后，还要感谢韩老师及在扬大附中共同实习的同学，很多问题在处理上会欠考虑，或者有时会不知如何下手，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老师，向同学请教学习。非常感谢他们毫无保留的帮助和诚恳的建议，在他们那里，我也学习到了一种求真务实、带着感情工作、服从大局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由学校的发展带动教师的发展，用教师的发展提升学校品质，在这样互相带动的环境下，我认为自己不论是在心智和工作技能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首先，我学会了如何为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必须先学会做人，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对于各人来说，并不是一时一事之功，而是一生中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要面对的课题和考验。在学校领导和有经验的老师身上，我发现和学习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态度和哲学，比如：信念坚定、勤于学习、踏实肯干、正直诚信、积极进取、善于合作等等，我也认清教师这一行业，如果没有高尚的人品和师德做保证，就很难成为一个领导同事信赖的人。在工作中，还要时刻保有激情，立足本职，不计回报，勇于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配合领导开展好各项工作。面对重重困难，更要迎难而上、敢于创新，相信如果能够做到做足以上这些，就能在工作中获得成绩。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学习，学习可以从书本上，可以从生活中，可以从老师身上，也可以从学生身上，这也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现今社会是知识社会，学习的社会。因此，教师更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学习如何利用学校的现代化的教育工具去教导学生，学习如何去积极参与教育科研提高教学水平，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学习如何处理师生间亦师亦友的状态，学习如何协调好同事间工作上的关系等等，所以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只有我们学会学习，才能更好的把这个观念传授给学生，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赶上时代的步伐。
在实习的过程中学到了一种对待事情认真严谨、有原则、有想法的态度，在语言表达，组织管理能力上得到了培养和训练，学到了处理突发问题时临危不乱，有条不紊的思维模式，在待人接物、与人沟通、生活礼仪上的一些技巧，更学到了一种从长远、从大局出发的意识，这一些都是我认为非常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责任是一种承诺，只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实现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才能展现人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学会了感恩，收获了成长，所以更加认清了自己肩头上背负的责任。首先对父母，要尽到做子女的责任，争取为他们减轻负担，并可以用自己的能力给他们足够舒适的享受。还有对工作对学校的责任，学校是一个大舞台，是我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有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才能以工作取得的实效来赢得组织和领导的信任，更要用不计回报、爱岗敬业，勇于创新，面对重重困难，迎难而上的精神，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去配合他人开展好各项工作，才能不愧对别人的信任，不愧对这些难得的机会。同样，对学生，我们更加具有责任，在教学上，我们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不歧视、放弃任何一个学生，让他们在知识技能上得到进步。但这份责任还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这么简单，每一位学生都是一条生命，一个个体，除了知识上面的教导，我觉得更要把主流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感恩，明白事理更能培养学生良好品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不一定要让所有学生成为专家、教授，但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是一个思想心理健康成长的孩子。教育无小事，事事见真理，因此有了这些责任，我更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争取能够以高尚的人格去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去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去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去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去爱护人。
过去的这一年是充实，丰富，多彩的一年，我觉得我们这一批青年实习教师也是充满希望、拥有活力的团体，但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才刚刚起步，以后一定会拥有许许多多的机会，也会面临不计其数的困难，但在这一个成长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学会感恩，学会做人，学会学习，认清责任，会是我们的立足之本、发展之机，力量之源。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在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能够顺利的走向成熟，变成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历史研究篇五
;摘要：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关于魏源的历史学说，在历史发展学说方面强调天地人物变而治也要变，善恶皆人性、人有“六根”就有六欲，社会历史是相互联系变化发展的、辩证的;在历史编纂理论方面，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六经为文献汇选、讲求史例、史法。
关于魏源的生平与著述，前贤多有阐述，兹不赘述。关于魏源的历史发展学说（历史观或历史哲学），学界尚未论及;至于他的历史编纂理论，学界大多集中于史书体例等方面。关于《海国图志》和《元史新编》的编撰方法，已经有人写过，因此本文不再述及。本文析论魏源历史学说，从狭义史学体系出发，以求教与方家。
一、魏源历史发展学说
《春秋公羊传》说，孔子写《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发挥了这一学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东汉何休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衰世——升平——太平。清嘉庆、道光年间，“公羊”学说重新兴起，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人重新阐发“公羊”学的“张三世”等等，魏源师从刘氏，着重阐发“公羊”学的变易的主张。而在其诸多史论中，则包含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诸多思想。
（一）存在决定意识
在《默狐下·治篇五》中集中阐发天地人物变而治也要变，“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所以后来车战变为骑战，井田变为阡陌，封建变为郡县;因此“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者日变而又不可复者也”所以不能“诬古”与“诬今”，“古乃有古，执古以绳斤，是谓诬今;执今以律古，是谓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租、庸、调变为两税法，两税法变为条编，因此“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因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善治民者不泥法”[1]p47-49。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主张回复“周礼”，遵守统治者的意愿，恪守祖制;后来董仲舒提出因革改制，但是儒家关于改革、顺应发展的思想没有得到贯彻;倒是法家看到社会在发展，主张因革变法，顺应历史潮流。魏源能够坚持天地人物变而治也要变，并且在鸦片战争以前提出来，是很大胆而且超越时贤的。
（二）历史发展主体论
善、恶皆是人性，“善固性也，恶固不可不谓性”[1]p317。孟子主张人性善，片面强调教化，并占据了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荀子主张人性恶，强调用礼法来限制约束人的行为;后来告子提出善恶混。今天在我们看来，应该理论上承认人性善恶混，用道德和法律、教育和惩戒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
应该说，魏源关于历史发展主体论中对于人性的探讨是相当深刻的，人身欲壑难填，苦乐各半，后来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强调人生进化是善恶并进、苦乐并进，这是得到佛家的启发;无怪乎魏源老年时出家。
（三）历史发展模式论
分析事物要寻找原因，“必知弊之所由”[1]p442，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弊不同，防弊亦不同”[1]p439。
另外，魏源富含辩证法思想。“有以兼听而得，有以兼聽而失;有以独断而成，有以独断而败”[1]p52。“动极必静，上极必下，耀极必晦”[1]p256。“弊乎利乎，相倚伏乎？”[1]p438“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1]p18。
魏源能看到社会历史是联系、变化、发展的、辩证的，这很不容易;当然，《易经》包含着联系、发展、变化的道理，《道德经》充满辩证法思想，然而，在僵化的清末王朝末期，魏源能保持清醒，确实难得。
而且，在历史发展动力论方面，魏源表达过“人定胜天”[1]p21的思想;甚至说“国以一人兴，一人亡”[1]p58，但是同时又说“倾厦非一木之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1]p56。
二、历史编纂理论
（一）史学目的论：“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作为清末著名的今文经学家，遵从“微言大义”的治学旨趣，主张“经世致用”。早在《圣武记》中就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后又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提出“转外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关于魏源的史学目的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说的很明白：“曰：彼以中土谈西洋，此则以西洋谈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p207那么这个“长技”指的是什么呢？1842年12月在《海国图志》50卷本指的是“洋炮”;伴随认识的加深，在1847增补60卷本《海国图志》扩展到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在1852年增补100卷本《海国图志》中增加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初期民主政体包括联邦制和议会制等[2]。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代，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有其积极意义，而且在魏源这里没有“体用”之分，随后中国掀起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众所周知，中西文化交流旨在相互学习促进发展，《三国演义》传入欧洲，西方人发明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天演论》的翻译和《国富论》的翻译，我们经过努力取得独立和富强。今天我们看中西文化交流，更多的是学习西方而不是“制夷”。
（二）史学性质论：经为“诗文之汇选”和“本朝前之文献”
宋代适和明代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清代章学诚明确提出“六经皆史”，到“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经”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进步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在变化，社会意识（道德）也必然随之改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儒家文化牢笼千古，当然由于当权者的强迫，但是前喻文化对于后喻文化的桎梏，伴随西方普世价值的输入，“经”必然会被淘汰，我们不能迷信古人。况且儒家仅仅以道德来衡量和看待世界，以现代学术分科而论，一定是以偏概全，而且，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
（三）写作论
魏源除去撰写长篇《圣武记》和《元史新编》外，还有大量史论、碑传、序、记和叙等。他讲求“史例”，反对为人人立传，应别有选择;讲求“史法”，主张“剪择”和详略得当[1]p221-222。主张秉笔直书，反对“阴蓄”，私有所好不行，回护同乡不行。反对“伪撰”与“增窜”，批评《明史稿》“曲笔深讳”[1]p222-224。
魏源多次提出写史需要“左图右史”，沿用古史撰写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附有很多地图，在介绍洋炮、火轮船、地雷、攻船水雷、望远镜等器械时，关于制造和使用方法，有很多插图，以便了解、仿造和使用。
肯定《春秋》“笔法”，“称某臣弑其君，罪在臣;不书何人弑而书通国弑其君者，罪在君;罪在君，人人得而诛之。”[1]p216-217但是，魏源同时又叹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历史真相会被淹没不彰。
批评纪晓岚因不喜宋儒，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多所发挥”[1]p217;批评杨用修回护同乡，“桑梓之重如山”;批评动辄“赝其书，臆其事，鼓噪后生，诡误来学”[1]p219-221。反对“入主出奴”[1]p259。批评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和他人成果[1]p224-226。
在《元史新编…凡例》中，魏源提出《元史》12项不足并改进其中11项，这12项不足分别是“元史本纪之弊”、“何以知边徼之情形”、“元代臣僚则名字侏俪、文武错杂，自非以事叙人，何由一目了然”、“列传其疏冘重复，而其在臣数篇又讳其所短，与他传抵牾”、“列传有当补者、有不当补者”、“元代功臣多与宋金史出入，元末遗老降臣多与明史出入，亦有宋元明三史皆不载而其人实足廉顽立”、“至其表志之谬陋更有出情理外者”、“元代人名重复冘俚，本无定字，亦由修史者不谙翻译、不定体例所致”、“元经史大典100卷，文宗天历所修……而顺帝一代事实徒抄吏牍、毫无剪裁”、“元承辽金入中原，从无变制之事……故其官服制度亦无可考”、“诸史皆以表志列本纪之后列传之前”。
（四）史料论
魏源擅长考证，做五篇专文，《孟子年表考》。书写自己在考二戴礼记时有三大遗憾，“去所不当去”、“复佚于后世”和“沿流昧源，积非成是”[1]p121-122。在讲《书古微》写作目的时说：“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義，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提出“五不信”，并于校经有四得，“补亡”、“正伪”、“稽地”和“象天”[1]p109-114。
参考文献：
[1]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3.
[4]刘兰肖，魏源的编撰思想与实践[j].求索，2007，3.
作者简介：秦文（1971-），汉族，河南固始人，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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