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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语言工作计划篇一
;【内容摘要】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关 键 词】 语言变革；
保守派；
激进派；
国家意识；
国语。
【作者简介】张向东，文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 史研究，近期研究方向为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与文学转型。
景芳洲，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 与英美文学研究。
一、引言
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是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晚清以降的改革思路，简单来讲，分为保守和激进。在语言变革中，当然也存在这两种思路。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诸如文白之争、汉字存废、拼音文字的创制等方面。保守派的主张，主要是想借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文化载体的文言，作为维系陷入分崩离析的中华帝国的精神纽带，但他们贵族主义的观点，忽视了识字不多的下层民众，而这与现代民主国家的理念产生了矛盾；
激进派不论是创制拼音文字，还是推广白话文，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纳入到现代民主国家体系中来，而国语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最有效的编织物。
但由于受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和现实的制约，两种意见又不断调整各自的立场、吸收对方的观点，最终演化为清末兴起的“国语运动”：既不废除汉字，也不坚守文言，而是以明清以来通行于官僚阶层的“官话”为基础，制定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国语”。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由于文学革命者的大力倡导和白话文学写作实践的推动，使得国语最终在国家制度层面得到确认，逐渐成为文学写作、教育、学术研究的通用语言。
研究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诉求，既有助于我们理解貌似极端对立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趋同点，也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通用语的历史形成过程。
二、保守派——国粹学派的国家意识
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识。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
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夫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1]。
章太炎在对语言文字和民族国家之关系上，也有和邓实类似的观点，他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2]章太炎将语言文字当作国粹来看，并不是纯然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有他作为小学家的学理做依据。他认为汉字有本义和引申义、雅言与方言，有大篆、小篆、隶书等等区别，这些因字义、字形和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语音、语义之间的差别，包含着诸如政教风俗、事物建制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都是维系民族情感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对语言文字中“古音”“古义”的追寻，隐含着他对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的心理认同。
1908年3月，《新世纪》上署名“前行”的文章认为，“中国现有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欲使万国新语通行全国，恐持论太高，而去实行犹远”。所以提出编造“中国新语”作为过渡。《新世纪》同人以进化论和世界主义为其理论背景，认为表音文字符合文字发展进化的潮流，而汉字却是野蛮、落后的象征，造成了教育的不普及，阻碍了中国走向大同世界，从而提出了一系列以西方表音文字为楷模的文字改革策略。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学派，则以复古论和民族主义为其理论背景，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特性及其文化的集中表现，它的形成与特定民族的历史、地域等客观因素紧密相关，因而强调，各民族语言具有差异性是势所必然，认为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是“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并说“所谓世界语者，但以欧洲为世界耳。亦如中国五十年前，称中国为天下”。章太炎以“南至马来，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为体”而文化也很落后的事实，反驳了将中国的文化教育落后归因于象形文字的说法，指出教育是否普及、文化是否发达，在于是否实行义务教育，而与象形文字无关。
与章太炎同为国粹派的刘师培，也将语言文字看作民族的构成要素。1903年，他在《中国民族志》自序中引用意大利人玛志尼的话说：“凡同一人种、风俗、语言者，即可组织一国。”[3]1905年2月23日，他与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刚刚成立的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在该刊连载的《论文杂记》里，他认为通俗之文可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又说：“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所以他对俗语和古文做了二元并置处理：“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
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当《新世纪》和章太炎因世界语问题发生论战之后，刘师培也在《国粹学报》上著文，声援章太炎。他此时之所以认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是因为他认为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字形的演变，反映了华夏民族演进过程中的社会制度、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的变化，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有助于纠正社会学研究中的穿凿附会。为了扩大“中土文字”的影响和使用范围，他建议用世界语翻译《说文》：“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此亦世界学术进步之一端也。”[4]显然，此时的刘师培想以象形文字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来抗衡西方的切音文字。
二次大战期间，正当中国的大半国土沦陷于日本铁蹄之下时，不得已屈身为日本占领者服务的“汉奸”周作人，这位文学革命的健将，又一次回到他的老师章太炎清末的观点。这虽然从时间上看，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它却有助于我们理解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
国粹学派将语言文字诉诸民族国家，一方面是他们将语言文字看作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的维系物，另一方面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以来，尽管中国疆域广大，各地方言殊异，但由于延续几千年的文官制度和教育制度，能将这一统一的书写语言扩展到广大的领域。清末以来，随着切音字运动和废除汉字主张的提出，使国粹学派担心语言的变革，不论是“崇白话而废文言”的白话文运动，还是切音字运动，都会失去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从而丧失国之为国的根本。
三、激进派——切音字运动中的国家意识
与国粹学派不同，革新者不论是稳健的还是激进的，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文言作为官方通用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贵族语言，它长期以来将下层民众排除在外，从而使得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之间、各区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无法相互沟通[8]；
因而在国粹学派眼中是民族情感维系物的古文，在革新者眼中，却成了将社会分裂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阶层的罪魁祸首。清末以降语言变革中的革新派，在将语言诉诸民族国家时，有两个基本的取向，一是针对言文分离造成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严重分离和隔阂，从而使政令无法畅流、民意无法上达，这与建立在现代民意基础上的民主国家相违背；
二是针对各区域间因方言歧异而造成的地域间的隔阂，这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相违背。
针对言文分离造成的社会分离现象，很多有识之士在清末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创制拼音文字的运动。切音字本是用以拼切方言俗语的，它本身并未成为中国的通用语言，但其倡导者的一些主张，尤其是对语言的民族国家构造功能的强调，使他们的主张最终融入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通用语的改革进程当中去了。
马体乾说：“我国之大，病在不通。智愚不通，贫富不通，朝野不通，北南不通，古今不通，各省不通。究其极，概以文字不通，语言不通二者为诸不通之源。今为串字母特为通此诸不通者欤。”[9]王照认为，世界各国文字，因其言文一致，其朝野自然一体；
而“吾国有力读书者，不过千人之一，朝野如两世界”[10]，从而使得“官府诏令，无论若何痛切，百姓茫然莫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路交通，货物灌输之大概，无从晓譬。是以远近隔阂，上下戾，不可救药”[11]。于是他创制字母，希望于“朝野一体之治化不无小补焉”。
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如果朝廷能够推行王照的官话简字，“从此士农工商均可学习，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传其妻，姊妹妯娌互相传习。不数年间，人人皆能识字，个个口操官音。由家庭而社会，由社会而朝廷，上下通行，文明日进”[15]。在他们看来，“官话简字”这一新的文字形式是能够将国民由个人而家庭、而社会、而朝廷联结起来的精神纽带。
四、“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文学革命”中的国家想象
胡适于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革命宗旨，将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联合起来，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共同语的诞生。
美国当代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国家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宗教共同体、王朝和旧的时间观念的衰微与解体，使得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新的文化因素而非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形成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关键性因素。他将语言看作是编织“想象共同体”的要素，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知识分子何以那样倚重语言文字，并将之诉诸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
到了近代，随着西洋拼音文字的传入和传教士对汉字和拼音文字的比较、批判，从而动摇了文言长期以来享有的威权；
同时，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传入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衰微与解体，民众由“臣民”而变为“国民”，“国民”所使用的与“神圣语言”相区别的“俗语”也上升为“国语”。“国语”正是为了将所有国民不分等级地纳入到国家这个共同体的想象中去的必要工具。所以，“统一语言，以结团体”，几乎成语言变革论述中的一句口头禅[16]。在语言变革的论述中，清末民初创造或引进的一系列概念中，将语言文字与民众、国家挂钩（如国语、国音、国文、国民），充分说明了语言在近代的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想象中所起的作用。若对“国语”一词在近代的引进和传播稍做分析，便能看出这一新词的创制和使用背后所隐藏的丰富的想象内涵。
语言虽然可以沟通情感、维系民族精神，但仅限于上层社会所使用的文言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而且最好的方式是近代兴起的可大量复制的能为全民所通晓的印刷语言（print-language）[18]——白话报刊、白话教科书、白话小说等。这些印刷语言，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因其本身的虚构性更符合以语言这一形式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结为“读者同胞们”——想象的共同体而受到青睐。所以，晚清的语言变革中的国家诉求，因此也常常将文学纳入其论述的范围。这是因为教育、政治和文学，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都是借语言将其国民纳入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去的三种不同方式，而且文学更具“想象”的优势。
陈独秀和胡适是文学革命最主要的两位发起人，他们在清末都创办过白话报，这时他们关于语言的国家想象和五四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国家想象一脉相承。
全国地方大的很，若一处人说一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国语教育，全国人才能够说一样的话[19]。
……无论倡立宪，改共和，只看我们通国的人心联合不联合。我看我们中国的人，隔省隔县，情谊不通，彼此猜疑，争些什么客籍又闹些什么省界，将来恐怕要同室操戈，不知闹成什么样子。如何能够合群爱国，共同富强。这是什么缘故呢？都为是话音不同，性情遂异，生出了无数恶感情来。诸位呀，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人的心。要联合中国人的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语言。这才是变弱为强的下手第一着[20]。
列位知道的，我们中国各处方言，真正不知几千百万种……要想统一起来实在不容易，稍使看了白话报那些普通话，就不知不觉的习惯了，连合团体，振兴祖国，未始不是白话报大大的原动力呢[21]。
梁启超在近代将小说提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也是看重小说这种以通俗语言结缀的文学形式，在唤起国民想象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和优势。他将小说与群治联系起来思考就是基于这一认识的。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23]正是小说的这种人人能理解的通俗语言，将农、工、商、兵、妇女、幼稚全都纳入到“未来中国”的想象中去，从而使维新志士的变法主张最终变为国家的意愿而得以实现。
不独是梁启超将小说与国家想象联系起来思考，在更大的范围内，清末以降的语言变革、文学变革，其最终的目的之一便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而文学所能承担的任务就是对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梁启超有《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但这一诉诸国家的语言变革和文学变革思考模式在清末是非常普遍的。
全国语言杂糅，本于国民相互之爱力大有障碍。各省官话虽亦不无小异，而大致相同，合各省通用之官话，以与各省歧出之方言相较，亦可谓占之大多数矣。欲统一全国语言，不能不对各省方言歧出之人而悉进以官话。欲悉进以官话，不可无教科书。今即以白话报为教科书，而省会之人为教师，求材甚易，责效不难，因以统一一省之语言，而后又进而去其各省会微异之音，以驯致全国语言之统一[25]。
清末民初以国家为指向的语言变革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终于结出了正果：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读音统一会于1913年审定的作为“国音”的注音字母；
1920年教育部公布了作为“国字”的《国音字典》；
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科。
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与语言变革相一致的民族国家的指向。1915年9月，胡适在送梅光迪诗中提出“文学革命”时即说：“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儗。”在发动文学革命的《文学改良刍议》里，他就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例，来论述在中国提倡“国语的文学”的必要。他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一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此……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应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26]一年多以后，胡适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一新口号，他再次详细征引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由方言文学演变为国语文学的过程。他特别提到15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以后，对英国“中部土话”提升为国语过程的作用，这也说明胡适注意到了国语与印刷技术的结合在编织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所起的作用。胡适自认他是从语言形式入手来从事文学革命的，批判胡适的人也多以“形式主义”为其罪责。但事实上，从胡适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国语文学的认同上来看，他的文学革命主张绝非是“形式主义”一词所能涵盖的。钱理群就指出：“胡适的卓识在于他并不限于文学本身的考虑，而是要造就言文一致的‘国语，取替往昔言文脱节的状况，以此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27]1935年1月12日，胡适在广西梧州中山纪念堂讲演时说：“我国全国为同一的民族，是应该有同一的‘语言，这就是所谓的‘国语。我们希望‘国语文成为全国的教育和宣传的工具，同时它也就是统一全国应该着手的初步作。”[28]这虽是后证，但也足见胡适的“国语文学”与清末以来的语言变革中的国家诉求有相一致的地方。
当钱玄同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提出“废除汉字”时，陈独秀说：“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柢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29]我们无法确知钱玄同这一惊世骇俗的主张背后的真实用意，因为在1934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否认了这一主张来自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代鲁迅立言[30]。鲁迅虽在给许寿裳的私人信件中说到“汉文终当废去”，但他从未公开著文提倡“废除汉字”。这说明在这一代人的心里，对汉字的态度异常复杂，它也许包含着诸如世界大同与民族认同、现实考量与情感寄托、策略与隐情等矛盾。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未能免俗”就包含着启蒙理念和世俗情感之间的冲突。
可见，从清末开始的语言变革运动到五四文学革命，不管对语言变革的方向和策略如何分歧，但其中的国家想象是其共有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共识，才使得废除汉字使用拼音文字这一西化的主张未能实行，而是采用了折中的方案：既不废除汉字，也不坚持使用文言，而是使用在明清官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白话文，即现在中国大陆所称的普通话，港台所称的“国语”。
五、余论
清末的那场语言改革运动现在过去已经一百年了，现在再回头看那场争论，不论是对文言的坚持，还是对拼音文字的提倡，各方的观点都有些偏激。其原因是那时的中国处在“亡国灭种”巨大阴影之中，持论很难心平气和。整个20世纪，中国人对汉语一直有一种焦虑：一种既要维护汉语自身纯洁性又要和世界接轨的焦虑。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世界对汉语态度也发生了转折，不再认为汉字是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汉语正在借助“孔子学院”在海外得到大力推广。反观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的世界地位和国人对它的认知，有助于我们反思语言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注释：
[2]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载《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20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32页，[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
[4]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国粹学报》第四十六期，1908年10月），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33-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
[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4月第4期），载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第78、85-8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6]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载《药堂杂文》第3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周作人：《十堂笔谈·国文》，载《立春以前》第12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马体乾：《谈文字》，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6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0]王照：《〈字母书〉序》，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2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二）》，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2]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0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3] 严复：《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股员长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5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4]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5]刘照藜、陶枬：《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6]王用舟：《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卢戆章《颁行切音字书之益》，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37、72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7]吴汝纶：《上张管学书》，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9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18]这一术语借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作者认为，没有什么比资本主义更能有效地将彼此相关的方言组合起来。在文法和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这种印刷语言以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
[19] 三爱：《国语教育》，载《安徽俗话报》第3期，1905年6月17日（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
[20] 大武：《论学官话的好处》，载《竞业旬报》第1期，1906年10月28日（丙午年九月十一日）。
[21] 汉卿：《论白话报》，载《竞业旬报》第32期，1908年11月4日（戊申年十月十一日）。
[22] 杨度：《游学译编叙》，载《游学译编》第1期，1902年11月。
[23]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载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第37-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4]此文发表时未具名，万仕国编：《刘师培年谱》（广陵书社2003年版）中认为是刘师培所作；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该文。根据文中所提“旧作《小学释例》言之最详”，即为刘师培所作；
该文“斯宾塞言世界愈进化文字愈退化……”也与《论文杂记》篇首一段相同。由此断定此文为刘师培所作，应无疑义。
[25]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26日。
[26]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27]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 胡适：《中国再生时期》，载《胡适全集》（第13卷）第188、1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15日。
[30] 熊梦飞：《记钱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载《文化与教育》旬刊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31]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载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影印本。
[32] 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的演说（九年六月十三日》，载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1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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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约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教授现任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国际公认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研究专家。1987年，他主持编写了澳大利亚第一部国家语言政策文件；此后，为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制定语言政策；2002年前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教育委员会主席；201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获得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杰出成就奖。此外，他担任了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主席、欧盟语言政策咨询专家、联合国语言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等职务。2014年，他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聘请为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密切合作，为中国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帮助和支持。为了解世界语言政策的概况与发展趋势，本刊对比安科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语言政策需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处理好大原则和细节的关系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约瑟夫·洛·比安科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刊的专访。您作为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重要制定者，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政策制定的情况。
比安科：语言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意识地采取明确措施去解决已出现或者预防将要出现的语言问题。首先，澳大利亚最初的语言政策目标旨在使整个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处于一个合理、全面、公平、均衡的状态。这种语言规划需要精细地制定出大原则，指导各种细节问题和规划资源分配。比如，1987年的《国家语言政策》主要确立了四条基本原则：第一，确保英语的主导地位；第二，保护和发展其他语言；第三，提供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服务；第四，提供第二语言学习機会。作为全国性的语言规划政策，需要协调各方利益。首先，要对本国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及外交关系有积极作用。其次，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通过政策实施，要可以克服因语言导致的歧视等问题。再次，为澳大利亚少数族裔提供界定性特征，承认并支持澳大利亚本族语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符号的工具，提高公民口语和书面语的沟通能力，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使公众对于语言有清晰的认识。最后，应鼓励和引导语言使用和学习带来的技术性改变，使语言政策更清晰、更全面。总之，澳大利亚的历史和地缘因素使其语言状况很独特、很复杂、很丰富。本政策将语言视为需要发展的资源，使澳大利亚可以从既复杂又丰富独特的语言环境中获取最大利益。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在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比安科：语言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比其他很多问题都复杂。很多国家的语言政策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语言政策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二是没有处理好大原则和细节之间的关系。首先，语言政策的制定涉及很多主体。在语言方面，每个人都是专家，每个人自认为了解语言，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和考量。所以，制定语言政策需考虑各方利益，通过协商对话得到各方折中意见，根据各方意见确立大原则。其次，大原则处于语言政策的核心地位，用于各方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实施的细节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必须保证遵守最基本的大原则。
二、制定语言政策要对语言有深刻认识
《世界教育信息》：据了解，您承担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各国语言、教育与社会和谐问题的研究项目。请您结合这些项目，谈谈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实践意义。
比安科：我曾为近20个国家制定过语言政策。在我的研究中，我把语言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分成两种：一种影响是快速的，显而易见的；一种影响是缓慢的，逐渐渗透的。强制推行某种语言政策，人们的反应可能会很激进，会爆发冲突，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战争。缓慢的影响表现为语言政策实施的不恰当会导致贫穷。例如，在学校，如果老师忽视少数族裔的本族语，不能熟练地使用通用语，通常会导致代际贫穷。具体讲，父母一代饱受贫穷之苦，他们坚信自己的后代通过受教育及自身努力，就可以改变贫穷命运，这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他们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在后代身上也看不到希望，长此以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快速影响还是缓慢影响，语言与经济差距、政治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比安科：制定语言政策，要对语言有深刻的认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最精密、最基础的交流方式，实际上，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和语言密切相关。在对个人的研究中，语言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儿童思维发展和社会化的核心，是学习和概念形成的基础，是个人的成长方式，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在对人类群体和文化的研究中，语言同样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文化演变的基础。在对人类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中，语言依然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没有语言将无法想象。语言是人类传承知识和经验的重要载体。在社会研究中，语言是权力的工具，是霸权的工具，也是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的工具。语言研究结果表明，若语言相似，语言的使用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若语言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有不同之处。世界语言千差万别，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也各不相同。语言是文化、艺术、经济和思维的产物，也是重要的表达方式，是人类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因此，语言政策在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跨文化语言学习的优势、挑战因素及破解之道
比安科：澳大利亚的多文化政策基于本国两大基本国情。一是澳大利亚有很多原住民，二是澳大利亚有很多外来移民。首先，原住民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若不能传承下去，就会消失；但外来移民若不使用他们的本族语，他们的语言并不会消失，因为语言会在原来的移民母国使用。虽然两大国情有所不同，但是还应寻求两者的共同之处。我们要保证所有澳大利亚公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无论是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还是越南移民。作为公民，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应无差别，这就是我所说的平等。但是，在社会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差异，允许保留、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政治和经济上，要保证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文化上，要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这是澳大利亚多文化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做法很值得赞赏，虽然汉族人口远远多于少数民族人口，但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却享有与汉族一样的权利。多文化问题若解决不好，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很多人忽视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在多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的融合，具体来说，公民既享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又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依然有些人只强调共性，有些人只强调差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共性和差异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基于自己的文化现状制定多文化政策。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世界，不能回到以前的封闭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倘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融合的时代，在经济上早已成为了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共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找均衡点，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此问题，各国应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包括语言情况、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等，因地制宜，确立原则，制定出相应的多文化政策。
比安科：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三语政策。首先，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北京，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也就是中国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其次，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最后，中国各地区的方言也应受到保护，在一定区域内，应当支持和鼓励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当地方言，这一点在中国仍需加强。这在澳大利亚是语言政策中的功能特殊化。具体来看，在澳大利亚，作为通用语的英语、原住民语言、外来民的社会语言各有各的功能，共同存在，互不矛盾。中国在处理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上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功能特殊化”政策。
此外，语言政策应该在全国和地方层面共同实施。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制定基本原则，可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但是原则须全国统一，无论是在小学，大学，还是在公司，原则始终如一。语言政策的制定应通过各方协商共同完成，包括语言专家、政府部门官员、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从而确立语言政策。其次，语言政策的设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无论是大原则还是具体到地方的实施步骤，都要先试行，根据试行的结果进行调整，然后再试行、调整，在最终确立之前，要进行反复试行、调整。确立的语言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根据现实变化，每隔几年进行相应的改进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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