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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翼城县 翼城 二胎篇一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1985年以前，尽管翼城执行的是“提倡生一孩”政策，但仍有84%以上的妇女生育了二胎，并有近半数的妇女生育了多胎。而在1985年以后，多胎生育大大减少了，约为1985年以前多胎生育数的53.15%。
而到1989年翼城县出生婴儿的一、二、多孩率分别为52.5%、38.8%和8.7%。
到了2000年，这一数据变为59.9%、40.0%、0.1%;而到2006年，这一数据又变为73.3%、26.3%和0.4%。
2007年，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山西省翼城县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在翼城调研时发现，当年翼城已有8430户农村家庭主动放弃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机会，这些家庭约占到已婚育龄夫妇家庭总数的八分之一。而已经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则有5325户。
多位基层计生工作者对早报记者称，近两年申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越来越多，尤其是较年轻的育龄家庭。可以推测，翼城农村放弃生育二胎的家庭比2007年更多。
因计生工作成绩突出，冯才山在1990年至2002年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并一直关注着翼城县的人口发展，他感受到在28年晚婚晚育加间隔生二孩的计生模式下，翼城农村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二胎开始试点后，村民普遍希望生二孩，自愿不生二孩的几乎找不到。彼时翼城仍然将“提倡一胎”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
2002年，冯才山从翼城计生局退休时，村民放弃生育二胎的迹象并不明显，但到2005年，不要二孩的村民数量一下子增多了。“那一年加大了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力度，许多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领取独生子女补贴。村民们也是出于经济条件的现实考虑。”
根据相关数据，冯才山推测翼城有1/3的农村育龄家庭自愿放弃二胎。翼城计生局2012年统计显示，翼城农村家庭的一孩率达到42%。不愿多要孩子的重要原因，是养子的经济压力。
翼城南塘乡符册村负责计生的王成祥，已为100多户村民办了《独生子女证》，其中包括他20多岁的儿子。符册是南唐乡最大的村子，有800多户。
根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父母从领证开始到60周岁，每人每月给予50元独生子女父母奖金;农村符合政策生育条件，自愿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一次性给予不少于5000元的退二孩指标奖励金。王成祥介绍说，申领《独生子女证》就意味着放弃了要二胎的权利，如果领了证还要二胎，就要收回奖励并受到处罚。
“办理独生子女证的都是40岁以下的家庭，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放得开，和老一辈人的生育观念不一样，觉得两个子女负担重。”王成祥说。57岁的王成祥鼓励儿子生二胎，生养一个孩子太孤单，说不定会出什么意外，成为失独家庭。但他也理解，现在生养孩子负担重，“从孩子上学到娶妻生子，少说也得要二三十万元。”
36岁的符册村村民席好明，有一个11岁的女儿，犹豫了一年之后还是在去年申领了《独生子女证》。席好明的父亲想要他再生一个，他对父亲说“再有十万块钱就生”，父亲无言以对。
王成祥对早报记者说，村里还有几十个独生子女家庭在犹豫是否申领《独生子女证》，他们大都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有的是在犹豫是否等生活条件好了再生二胎。
57岁的城南村村民王凌从1997年开始负责村子里的计生工作，从2004年开始，全村384户家庭从她那里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有50多户。“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大多家庭条件困难，自愿放弃要第二个孩子。”王凌说。
45岁的南城村村民马春香在2004年申领了《独生子女证》，如今她16岁的独子在县里上高中。马春香说：“有了儿子之后想再要一个，毕竟可以生，可当时家里困难，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可孩子大了，各方面需要花费，自己年纪也大了，干脆就不生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完整版】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决定”如何产生
<山西临汾翼城县 翼城 二胎篇二
“政策放开了，工作更紧了。”冯才山说。当时翼城县政府颁布的《关于农村计划生育若干规定》规定晚婚晚育间隔生育二胎的试点政策施行至2000年不变，“继续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冯才山说，这个规定在村里分发到户。
冯才山发现，之前的计生工作已经非常紧，二胎放开之后会出现补偿性生育，老百姓担心政策会变，往往不按间隔时间“抢着生”。计生工作者们担心人口会出现爆发性增长，“没人知道控制人口的目标能不能完成。”
为此，翼城县村一级的计生干部挨家挨户讲政策。“主要是进行说服工作，让老百姓相信政策可靠。允许生二胎就有了商量的余地，村民们慢慢接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限制。”冯才山说。
1985年7月27日，翼城计生委规划了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表》，按“晚生晚育加间隔”计划生育措施，该表测算出从1985年到2000年每年的人口总数预期，一次来检测二胎措施的效果，并计划到2000年总人口控制在300331人。
带着控制人口的目标，“晚婚晚育加间隔”在翼城严格执行。当时的规定是，生一胎后要上环，生二胎后做绝育，不按晚婚晚育生要罚款，不按生育间隔生二胎的，早一年罚100元，多早一年罚款增加。
今年67岁的翼城南梁镇西贺水村的老计生员车月莲从1970年就开始负责村里的计划生育，二胎试点开始后，她遇到了难处。“之前按法定年龄结婚就可以生，现在提倡晚婚晚育，1985年必须按照男25岁、女23岁的晚婚年龄才可以生，村里的结婚年龄比较早，不少人违反规定。”车月莲说。
为了保证二胎政策的执行，车月莲和翼城许多计生干部一样与村委会签订了《计划生育承包合同书》，承包了西贺水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合同书规定，承包者必须做到“无女方23岁、男25岁以下结婚”、“无女23岁以前生二胎”、“无不到间隔年限29岁以前生二胎”，有一例违反的，承包者就要被处罚100元。
“村民们不明白为什么让生二胎了，还要控制生育时间。合同签订第一年，全村就有8户不符合晚婚晚育和延迟生孩子的。”一开始，车月莲的工作并不好做。违规生育的8户家庭中包括车月莲的侄女一家，为了起带头作用，车月莲亲自说服侄女实施流产。
车月莲的工作收到了成效，在她的一个记录本里，记录了从1986年到1998年西贺水村的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记录显示，西贺水村的出生人口在十多年内保持在15-20人的稳定水平，1991年和199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在严厉的措施下，翼城县的二胎政策在第二年成果显著，晚育率从1985年的37.3%飙升至1986年的81.24%，第一胎的晚婚率达到93.3%。
“晚婚晚育加间隔”生二胎的政策在最初就体现出了优越性：有效控制了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指某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全国为2.58，山西为2.73，临汾为2.80，翼城则为2.23。
在翼城试点的最初5年，有研究者发现，较宽松的二胎政策也为杜绝多胎提供了便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三孩及以上的多孩总和生育率为0.18，而山西和全国的相同数据则为0.76和0.68，大大高于翼城水平。而实际上，在施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1980年代初，翼城的多孩比例占到20%左右。
试点15年后的2000年，翼城县总人口为303258人，以较小的误差达到了1985年测算的2000年人口达到300331人的预期。
二胎试点20多年后，无论人口增长还是性别结构，翼城的各项数据低于和优于全国。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人口增长情况显示，全国人口增长率5.84%，年均增长率0.57%;山西人口增长率9.98%，年均增长率0.96%;翼城人口增长率2.71%，年均增长率0.27%。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性别比状况显示，以女性100为单位，全国105.20，山西105.56，翼城101.26。
“这说明翼城县的二胎政策同样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满足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冯才山对早报记者说。
山西临汾翼城县 翼城 二胎篇三
1985年7月，时任翼城隆化镇长的冯才山接通知到县里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他准备了充分的汇报材料。“我当时想是不是计划生育工作没搞好，节育率没达标，还怕会受到批评。”
冯才山到县里才知道，他参加的是一个宣讲会，会上一位专家称要在翼城县开展二胎试点。“这个人是谁，敢跟国家政策对着干?”
这位专家是时任山西省委党校理论教员的梁中堂。早在1984年春节，梁中堂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份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另一种人口发展战略：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生育间隔延长八到十年;提倡和鼓励百分之三十的独生子女率。经过计算，他认为“按此发展战略，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还是蛮有把握的”。
梁中堂把这份报告写信呈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报告受到高层的重视，国家计生委的相关学者经过重新测算，认为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可行。1985年夏，经过山西省计生委批准，梁中堂把试点定在位于晋西南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翼城县。
1980年到1985年正是计划生育施行最严厉的时期。1980年9月，中央一封公开信提道，“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彼时，全国施行一胎化政策已有5年，尤其是在农村，计生工作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因违背老百姓的生育意愿遭到情绪上的抵制。
冯才山回忆，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紧张，干群关系不和谐。老百姓一向认为“多子多福”，在农活都是靠手工的时期，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一下子不让生了，老百姓不接受。
冯才山记得，1980年县上给村镇干部派下任务，“限期半个月完成节育率指标，做得了上班，做不了就别来上班。”1980年至1985年间，冯才山所在乡镇90%的15-45岁育龄妇女实施了节育措施，即使是这样，平均每对夫妇生育数量没低于过2.2个，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仍然只有一半。
“控制一胎已经非常不容易，突然让生二胎，村民会不会再生第三个、第四个，国家制定的控制目标怎么保证?”起初，包括冯才山在内的翼城计生干部并不理解梁中堂放开二胎的政策。
试点得到了当时翼城县委书记武伯琴的支持，“成功了给全国引路子，失败了翼城县人民也受益。”“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措施在翼城农村谨慎而严格地执行：晚婚的最小年龄是男25岁、女23岁，已婚女性不早于24周岁生育第一胎，30周岁后可生二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