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制
学习是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保持不断追求进步的态度。在写总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逻辑性，要让大家清晰地理解我们的观点和结论。以下是一些关于总结写作的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写作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资料。
自然期刊论文篇一
摘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1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10-34j·,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期刊论文篇二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自然期刊论文篇三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语用学解释学叙事重构。
一、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自然期刊论文篇四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知识幼儿园其它领域渗透。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期刊论文篇五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xxx-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xxxxxx-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期刊论文篇六
[论文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理学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发展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xxx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现代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自然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理学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期刊论文篇七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xxx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xxx早在19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从培根起，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期刊论文篇八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xxx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年的数据是年是年是,[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自然期刊论文篇九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诠释学自然科学诠释学。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