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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一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务处，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摘要：本科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响了本科院校学生培养的质量与效果。当前在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种问题也反映在哲学学科之中。加强本科学位论文的规范性，提高本科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已成为各高等院校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关注点。本文在对本科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词：本科学位论文；高等院校；规范体系；质量；哲学。
本科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科院校学生培养的质量与效果。正是基于对学位论文性质的认识，各高校普遍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尽管如此，基于多种原因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哲学学科学位论文撰写为例，对本科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展开探讨。
本科学位论文作为高等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在完成全部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后进行的重要理论性、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检验。各高等院校普遍重视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并拟定了相应的撰写规范。一般而言，在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内容上主要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论文“标题”是对论文主体思想与内容的高度概括，一般不超过40字。论文“摘要”需简明扼要地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等，一般在100-300字之间。论文“关键词”就词源学而言来源于英文“keywords”，一般要求3-8个词组。论文“目录”一般要求到三级标题，既要层次清晰，(本网网)又要与论文标题所反映的主体内容相一致。论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是对文章所要解决问题的集中表述，正文的论述要求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文字凝练、通顺。“参考文献”一般要求作者将论文中所引用的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列出。此外，各高等院校还对毕业论文的排版模式、注释、附录、致谢等进行了相应规定。
尽管教育部门及各高校一再强调本科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与规范性，如教育部下文指出：“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认真处理好毕业论文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局也同样颁布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颁布的该标准要求学术论文一般由前置部分和主体部分构成，其中前置部分包括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四项内容，而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4项内容。尽管如此，学生们在设计与写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就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第一，正文标题层次设计混乱。尽管在国家标准局所颁发的《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中，已对正文标题从内容到层次做了严格的说明，但学生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标题的内容不够规范，如有的哲学论文标题长达60字，有的标题则直接与论文题目相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章、节”等纲目设计混乱，如有的论文“第一章”与“第2章”、“第一节”与“第2节”等现象并存。此外，最为突出的则表现为标题题目无法准确的表述正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是与正文所要表述的思想无关。
第二，参考文献设计混乱。参考文献一般包括责任者、文献名、文献类型、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等信息。学生们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所存在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参考文献排列标准混乱、参考文献信息不全、参考文献引用错误、外文参考文献相对不足等。例如，本科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特别是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所存问题较大，这种问题集中表现为或是对于外文文献的占有相当有限。与中文文献的引用相比，外文文献引用量明显不足；或是仅仅将外文文献例出而无任何的引用与参考，仅仅是为了充当门面。又如，本科学生在文献排列标准方面也较为混乱，或是将中外文文献混乱排列，或是将马恩著作、研究对象著作等混乱放于文献中而不加区分。
此外，在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如在选题中存在着选题过大、选题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在技术上存在着运用图表、语言表述等不规范方面的问题；在积累上存在着积累匮乏、深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本科学位论文还呈现出抄袭等现象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哲学学科学位论文撰写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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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二
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体育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体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从教育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但没有最终形成统一的定论。体育本质之不清，更是使一线的体育教师一头雾水无所适从，体育教学能做些什么，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应该是什么，增强本质？传授运动技能？传承运动文化？抑或是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激情、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张洪潭教授的一篇文章《从体育本质看体育教学》，从体育的本质出发，对体育概念的要素和体育课程改革进行了考察，认为“体育的本质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体育教学的主旨是运动技术的有序传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更是引发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依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体育，以期能揭去遮住体育本质的那层面纱，厘清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
一、体育是人类自身对象化的实践活动。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的自身自然，并且按照人的方式和在为人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类的实践活动，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能动过程，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什么是对象化呢？对象化就是人通过实践将自己特性和力量在对象上外化或落实。马克思对于劳动的对象化的论述：“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此，马克思以劳动的产品来反证劳动活动，而劳动产品显然是劳动对自然物体加工的结果，这就建立起了劳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劳动的人将自身的自由而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的本质通过劳动加注于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体上，使自然物体按照人的愿望而成为人的产品。
体育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是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以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为目的实践活动。由此，一方面，人类自身的有机体凝结了人的自由而有意识活动的本质力量，即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到自身自然上，另一方面，人也获得了自身自然何以成为人的体育“产品”的性质和规律，这种对象化活动对体育实践的人有着双重的意义，即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改造着自身有机体，如体格、体能、精神等各个方面不断趋向于健康、成熟和完美，又以自己的本质力量去获取体育实践的知识，如体育运动的规律；就前一方面而言，人改变着自身世界，就后一方面而言，人发展着自身的体育能力，这就是人类的体育实践对自身世界的对象化活动，也即体育的本质所在，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育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的统一性。
把人自身作为客体对象来认识和改造的活动，并不仅仅限于体育活动，医疗、教育、战斗等也都可以说得上是把入自身作为客体对象加以认识和改造的活动，在医疗、教育、战斗等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是分离的'。比如，教育活动过程中，主体和客体则是分离的，即教学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教师和学生。和教育实践活动不同（尽管它们有部分重合关系），体育活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人却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在体育活动中，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统一获得了它最真实、最完美的存在形式，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不是两个事物、两种存在，而是一个人自身的两种属性，它们在实践形式上是统一的。
由此可知，体育活动是作为主体的人把自身的存在作为客体来认识和改的造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我改造”的一种具体形式。在整个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始终都充满主体积极能动的作用，从活动的目的、计划、具体方式等都是受主体的控制并按主体的意志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在体育活动中人又具有客体的性质。也就是说，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人的体格形态、运动能力和精神状况等都会随着体育活动的进行而发生改变，通过这种改变使客体趋向和接近于主体所希望达到和追求的某种目标，从而实现人的对象化。体育活动中主、客体的合二为一，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和客体的受动性的统一，既是体育活动的一个特点，又是体育活动所具有的深刻的辩证性质的生动体现。
2、体育实践活动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性。
参与体育活动的人，要在活动过程中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就必须依赖和借助身体运动这一基本手段来实现。这里所讲的“身体运动”，不是指一般的人体活动，而是专指体育中的身体运动。这种身体运动是一种专门化、规范化的人体活动，是实现体育目的的基本手段。因此，身体运动既是体育的基本手段，也是体育实践的目的，其包含有下述两层含意。
（1）身体运动的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现体育的目的。
我们已经知道，身体运动，即专门化、规范化的人体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各种活动中产生、分化、创造以来的，它们一经形成，就不再具备其原型活动的那些实用功能了。例如，人们在运动场上投掷标枪、射箭，决不是为了狩猎或消灭敌人，而是为了实现体育的目的：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自然，如强身健体、提高运动能力、促进身心的共同发展等。
（2）体育必须把身体活动作为自己最基本的手段。
体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特殊对象化活动，即一种旨在全面占有人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活动。由于人的多种本质力量，如各种运动能力、各器官、系统的耐力、协调或反应能力和意志品质等，只有在身体运动中才能够表现出来，进而被认识、改造和发展，可见，体育实践是人类特有的认知外在客观世界的方式——身体性认知，因此，体育也就不能不把身体运动作为最基本的手段。比如，我们在学习“头手倒立”这个动作之前，是不可能通过诸如概念性认识或形象性认知的方式来掌握或学会“头手倒立”动作的，而作为主体的人必须通过客体（躯体）的活动不断去尝试、信息反馈、修正、巩固的方式，达到主体人对客体（躯体）的有效操作的方式来实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体现出了相对于主体的对象性和工具性。
3、体育实践的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的统一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的活动规律进行了比较，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衡量对象”。所谓内在尺度，就是人“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表征，表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活动的创造活动；外在尺度即对象尺度，就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体育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无处不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统一。如体育中的运动学、动力学、转动力学等是机械运动规律在体育运动中的体现；糖和脂肪以及氨基酸的分解代谢、各种供能代谢、肌肉收缩与松弛的分子机理等是化学运动规律在体育中的体现；蛋白质、核酸等生命物质的协同统一是生物运动规律在体育中的体现。人类在体育活动中将外在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内化自己的需要，然后以此为尺度进行改造人类自身世界。因此，人类自身的发展体现了人的内在尺度，凝结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力量，它通过身心状态的改变，使之符合自己的需要，实现两个尺度的统一。
人类的劳动和艺术（舞蹈、杂技等）实践活动虽然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与体育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他们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如劳动的实践对象为自身以外的自然，劳动的结果是创造出生活所需要的劳动资料；而体育实践的对象为人类自身自然，体育活动的结果是自身自然的发展（如身心发展等），因此，两者所遵循的外在尺度（客体运动的规律）和内在尺度（人的需要或价值取向）肯定是不同的。同样，舞蹈等艺术活动虽然实践的对象也为人类自身，并且均以身体运动为特征，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只要从它们实践的内在尺度上即可将两者区分开来。在舞蹈等艺术实践中，以抒发情感为宗旨，以扮演的角色为中心，是“无我”的虚拟世界，要求演员“忘我”地投入艺术创作，价值指向精神世界；而体育实践中是在以人类自身发展为核心，是“为我”的境界，所创造的价值与意义均集中在人类自身（身心的发展）。
二、体育教学的价值追求。
体育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时代性，也就是说，随看时代的发展和体育本身的发展，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也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因此，为了能更清楚、更准确的把握体育教学的价值追求，我们有必要从体育价值出发，逐步地考察体育教学的本质价值追求应该是什么。
1、体育价值的多样性和时代性。
这里我想先举个“煤”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对事物价值的认识过程。在原始人类最初不了解它的燃烧性能之前，看它只是一种质地很软没有什么价值的石头，森林大火的发生使人们发现这种黑色石头可以燃烧，但是由于当时干枯的树林较多、而煤不易被点燃，因此，在很长时间煤的燃料功能并没有显现出来，工业革命以后，蒸汽机的出现使人类对能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以后，煤作为一种主要能源被人们所开发和利用，这时煤的燃料价值被人们所认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煤所提供的能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同时煤作为燃料对环境造成污染，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了石油、太阳能等资源。在现代社会，煤的化学成分被人们充分认识和挖掘，它又成为化工原料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煤在现代社会又凸显了其新的价值。
可见，事物的价值体现着现实的人与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事物的价值是人赋予的，是以“以人的内在尺度”为根据的，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的实现。人们通过社会实践逐步认识客体的属性，并据此利用这些属性满足自己的需要，使客体有益于人的方面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被人们所占有。体育运动也同样如此，体育价值并不是静态地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联系中，而是产生于主体积极的体育实践活动中，人们只有通过体育实践才能发现体育活动对自己的实际意义，认识体育活动的价值属性，并利用这些属性满足自己的体育需要，使体育活动能够以有益于人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形式被人们所占有，当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实际投身于体育实践中，这些可能性便转化为满足人的需要的现实性，转化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体育活动的发展程度、主体的体育需要程度和主体对体育活动效用与规律有认识程度。例如，体育运动的健身、娱乐、竞技、社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挖掘，可见，体育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多样性。
2、体育教学的本质价值追求。
（1）强身健体——体育价值的初级认识和取向。
有的学者认为，体育的价值就在于强身健体。诚然，体育的重要功效之一就在于能够增强人的体质、促进健康，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认为，强身健体还只是对体育价值的初级认识。在体育形成的初期，由于人们主要是围绕着生存问题来进行活动，因此也主要是利用体育所具有的强身健体的属性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这时体育的强身健体属性也就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体育活动形式和项目也都是围绕着强身健体的目的而形成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体育运动的强身健体的价值取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人类需要的发展和体育本身的发展，当人类已经从生存的需要发展到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发展到对自身多种能力的追求时，人们的眼光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体育强身健体的价值，而扩展到了蕴含在体育中的其他一些功效上，如通过体育活动来娱悦身心、健美体形、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意志、发掘身体潜力、追求冒险和自我实现等等。人们还不断通过创立更为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或项目来强化这些效用，使之能更为全面地满足人们对体育的多方面的追求和需要，这时再把体育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强身健体则已经不够全面了，势必会以偏概全。事实上，当代许多体育项目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或并不主要在于强身健体，尤其是竞技运动的许多项目更是如此。如果把体育的本质仅仅概括为强身健体，则恐怕有相当一部分运动形式难以称为“体育”，例如赛车、悬崖跳伞或跳水、拳击等等，因为体育的本质属性必然亦是各具体运动的根本属性，必然存在于各具体的运动形式之中，并且通过具体运动形式来体现。
（2）培养学生身体性认知能力——体育教学的本质价值追求。
体育运动作为教学内容被人们引入学校课程，既是社会发展的选择，同时也是学校教育的必须，这既与体育的本质和体育的功能有关，同时也与我们对体育运动认知和价值取向相联系。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层次不同，因此，对体育价值的取向也不尽相同，因此，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课程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时代特征。我国体育课程的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发展，体育教育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使命和价值（体育某些方面的功能被当时的时代所强调和突出）。如癸卯学制和民国时期的“兵式体操”课程、解放初期的“劳卫制”体育课程、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三基”体育课程以及近年来的“健康第一”体育课程。这些体育课程形态将自身的教育目标与社会的要求紧密相联，在内容上和教学方法上也有明显的不同，这既说明了体育学科多功能的特征，也说明了社会对体育功能的多价值取向的特征。
近年来，学生体质健康的部分指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此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体育文件或措施，更是令一些体育专家、学者急躁不安，认为体育课是责无旁贷、难辞其咎，甚至疾呼“体育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强学生的体质”，但是大家也清楚学生体质的下降的原因多方面的，如国家考试制度、家长的成才观、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社会急功近利观念的影响等，如果仅因为学生的体质的下降，就简单的认定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是增强体质，这种非此即彼或盲人摸象式的思维是肤浅的、僵化的。那么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应该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是应该从体育的本质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出发。
日本学者中内敏夫认为，学校设置的各类课程按照认识的性质，可以理解为“概念性认知”、“形象性认知”和“身体性认知”。“概念性认识”主要指诸如语文、历史、数学、物理等借助概念进行认识的课程，“形象性认识”主要指诸如音乐、图画等借助形象进行认识的课程，“身体性认识”主要指借助身体进行认识的课程。体育的本质是人类自身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因此，体育课程应该通过身体运动的方式发展学生的身体认知能力，这就是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身体运动不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认知世界的方法，这里身体运动性认知不能简单理解为运动能力或体能，这种能力的具体表现是：个体能够较好地控制和操作自己的身体，对事件能够做出恰当的身体反应以及善于利用身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由于体育的身体活动性和体验性的特点，必然会衍生出增强体质、娱乐身心、促进交流等功能和价值，例如，体操、武术等项目的意义主要在于发展人操作和控制身体的能力；田径等项目的意义主要在于发展挑战人极限的能力；球类等项目的意义不仅要增强个人的运动或动作技能，同时还要根据对手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变化，可见，体育的价值取决于体育的本质人们对体育的认识程度及个人的需要。
现象是遮在本质表面的那层面纱，但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绝不能以现象替代本质，或以偏概全、或舍本逐末，无论体育运动的形式如何变化，体育的人类自身对象化的本质不会改变，从体育的本质和教育的发展学生认知能力的基本功能出发，我们认为体育教学的本质追求就是发展学生身体运动性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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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科学论文篇三
艺术是人类宝贵财富，也是上天赐给人的礼物。艺术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人们思想的表达，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具有深深的影响作用，而作为研究艺术的艺术学学科，其学科建设不仅对我国艺术和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新形势下，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提高社会的教育水平，进而达到促进个人发展的目的，探索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的探索艺术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寻求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具体分析艺术学和哲学的特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和步骤，在研究了艺术学与哲学的各自所具有的特点的基础上，我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清晰的了解，并能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之间的融合研究，更加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艺术学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首先，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这就决定了艺术学具有理论性。一方面，当一门学科从另一门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时，这门学科为了自身的发展研究，必然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当艺术学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发展使，艺术学就具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现在对艺术形态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我国对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直进行的是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理论的研究，在这种大大的文化和研究环境下，艺术学的研究重点自然集中在对艺术问题的理论探讨层面，从而使艺术学具有了科学的理论性。其次，艺术学也具有系统性的特点。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科学，这就决定了艺术学的系统性。[1]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二是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一方面，哲学是哲学家依据一定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把不自觉、不系统的世界观加以系统化、理论化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人类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知识，如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思维科学知识，哲学对这些具体知识进行概括和升华，从中抽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哲学科学论文篇四
日前，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宣布，由于汽车前灯转换系统存在瑕疵，公司将在全球召回127万辆汽车，此次召回是此公司最大的一次召回案。这也会在公司诚信史上书下重要一笔。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可以说交易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项交易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人们预期的收益是否大于他们的成本。这成本不仅体现在显形成本上，如原材料的价格、工资等，还体现在隐性的交易成本上，即如何保证交易的货真价实。
要保证交易的货真价实，我们可以采取诸多手段，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内控与外控。内控就是自律，双方靠诚信来达成默契，如同自己与自己交易一样放心，这样就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化了，消除了，从而将整个交易的有害“摩擦”降到最低，大大提高交易的速度，从而提高我们每个人的福利。外控就是将交易交于第三方监督控制，如公正处，国家监督部门等，这显然会增加总的社会控制成本，其最终仍然要加于每个交易者身上。
如果在交易的每一个环节上增加一点点的成本，那么，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是交易便利的社会，也是诚信度最高的社会。诚信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去维护，德国公民以诚信著称，德国人乘坐公共交通车辆是无人检票的。任何一个地铁站，若干公共汽车、电车站上都设有自动售票机，如何购票、购什么样的车票，都解释得明明白白。购得车票后，出入口旁设有一个检票机，把车票塞进去，“喀哒”一声就打上了你开始使用这张车票的日期、时间以及购票地点等数据。完成了自觉购票、自觉检票的程序，当然就可以坦然地上车下车，自始至终既无人虎视眈眈地监视你，也没有诸如铁栅栏之类的设备阻挡你，从入口到站台一路畅通无阻。据说这种不检票的制度已经实行几十年了。试想，在城市地铁站的入口处，如果不当地增加一个验票员，不但会降低人流的速度，而且会增加验票员的工资和福利成本。如果错误地配备了许多验票员，不但要增加管理人员的工资，而且还要增加验票员工资与福利发放人员的工资。这样一来，城市地铁票的价格就必然要上涨。又如，如果将无人售票公共汽车改为有人卖票，不但会增加公交系统的支出，而且还会给市民增添麻烦。如果能够减少甚至彻底取消地铁的验票制度，如果能够实行公共交通的自动售票服务，不但可以节约市民的时间，而且还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诚信是一笔财富，一笔通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而增加的巨额财富。
对于企业来说，诚信的价值就更大了。企业既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也是21世纪社会之核心，更是诸生产力的一个综合载体。企业发展离不开资本，而诚信就是重要的资本之一。一个人借钱及时归还，就能再借到钱；一个企业按期还贷，就能再贷到款；一个公司出售的商品货真价实，就不会丧失市场分额。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产，而诚信就是最重要的资产。企业的资产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商誉、商标和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们之所以有较高价值，除了其本身的特点和产品的品质外，其基础也是信用。一个不诚信的企业，不管它的技术力量多雄厚、成本多高、广告力度有多大，也是不可能创出好的信誉和品牌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发展壮大。诚信是一种重要资源，诚信多助，不诚寡助，诚信是企业永远可靠的资本，是企业最有生命力的无形资产。所以维护诚信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可谓是不惜代价的。日前，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公司宣布，由于汽车前灯转换系统存在瑕疵，公司将在全球召回127万辆汽车，此次召回是此公司最大的一次召回案。试想，一个把质量看得如此之重的企业，一个把用户当成上帝的企业，有什么理由不是一个一流的企业。
实践证明，诚信这个资源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对其它诸生产要素具有普遍的制约力，对一个企业、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诚信就像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企业头上贴着的一个标志，是社会交易中的润滑剂。诚信能润滑、开拓市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如果市场缺乏诚信，则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结果不仅会影响社会投资和企业间的正常经营活动，而且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哲学科学论文篇五
摘要：波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其思想自然有很重大的价值。但是我们还可以以其思想作为一种参照系，来帮助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思想，以获得一种也许对双方都有益地理解的促进。
波普尔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体现了突破性，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波普尔思想中的保守性。在科学发展模式中，波普尔的“不断革命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对科学知识累积观的突破。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与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无二致：从逻辑和经验两条途径来对科学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于科学知识累积观也没有完全放弃。
对于科学语言的研究，波普尔并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
波普尔对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理论负载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他仍然不认为人的主观倾向和知识的社会建构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多大的作用。他似乎认为与经验联系的语言还是中性的语言。
可以说波普尔在对科学哲学的研究途径上，对语言的认识上还是坚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本文立足于这几方面，将波普尔与库恩的思想做了初步的比较，在表达库恩哲学与波普尔哲学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展现出库恩哲学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新方向：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视，对于科学累积观的放弃，对于科学共同体的封闭性的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不可通约性的研究体现出其新的哲学观。
科学哲学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这一哲学门类的第一个成熟派别，发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趋势微。波普尔哲学出现。波普尔哲学从时间上介于逻辑经验主义与库恩之间，思想上继承了逻辑传统和经验传统，可以说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新形式。并且由于思想上的相悖，而时间上的相合，库恩与波普尔之间不乏直接的交锋，特别是在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会议上。因此，库恩和波普尔因其思想的各自代表性，成为传统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学派进行比较的对象。
波普尔(,1902-1993)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研究的逻辑》、《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等。波普尔的思想传播较广，为人熟知，在此只略述概要。
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证伪原则，并将理论的可证伪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科学发现方面，提出由猜想创造出理论，由经验加以证伪的科学发生和发展模式，图式为“p1（问题）―tt（试探性理论）―ee（消除错误）―p2（新问题）”，其方法称“试错法”。波普尔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科学理论的逼真度会越来越高，理论的经验内容会越来越丰富，科学是理性、进步的事业。同时他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世界可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或心灵世界，世界3―客观知识的世界，将科学知识的发展作为一个主观知识客观化的过程，客观知识自我发展的过程。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思想也有较大影响，本文仅立足于其科学哲学思想进行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的比较。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其哲学特征的显著表现。如果仅就其发展图式来说，库恩模式和波普尔模式还是很相似的，即都呈现批判及重视变化的形式。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经由证伪而为另一个理论所代替，而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发生危机经由科学革命而由另一范式所取代。如果批评波普尔是“不断革命论”，那么从宏观上看，库恩也是“不断革命论”，只是时间上或促或缓，显然这并非二者区别的根源所在。必须深入到两个模式的深层，才能做出真正的比较。
先看波普尔，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波普尔这不是赞同一个理论代替另一个理论的进步方式，因而理论才是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吗？其实，理论在波普尔这里只是一个经验工具，其意义只在于是否能解决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2]因此可以看出波普尔将科学事业的发展看成一个经验内容不断累积（通过证伪的累积）的过程。其方向是一个确定的矢量。对理论的这种理解，使得理论和理论之间成为可以沟通无阻的状态。因为理论针对的是经验问题，经验是对独立存在的实在的反映，不同理论针对同一经验问题，即是面对共同的实在而进行的探索。所以理论与理论是可以用一个共有标准来衡量的，即可证伪性；也是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理论与真理的接近程度的，即逼真度，用经验内容的含量来指出理论和真理距离的远近。
理论和理论间的这种状态，使得它们所运用的语言也成为共通的，正如波普尔所说：“一个公理系统（例如几何学）的原始概念通常是可能和另一个系统（例如物理学）的概念相联系的，或者为后者所解释。在某一门科学的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陈述系统正在用一个新的（更加一般的）假说系统来解释的时候，上述可能性特别重要。从这个新的假说系统中，不但可以演绎出属于第一个系统的陈述，而且可以演绎出属于其他系统的陈述。在这样的情况下，用原来在某个旧的系统中使用的概念来定义新系统的基本概念是可能的。”[3]这可以说是波普尔对科学理论的语言观再清楚不过的表述。概念的演变不仅合理，而且不同理论之间也环环相扣，实际上仍然坚持一种中性语言观。这样，科学和主要特征自然集中到对经验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没有什么令人捉摸不定的因素。理性而笃信经验的波普尔自信满满。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却缺少了波普尔那种明晰的表达和确定的矢量轨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从一个范式到另一个范式，而且也很难说是向真理步步逼近的。范式是针对经验问题的，由范式结成的科学共同体的常规活动也是解决疑难，但不仅仅是一个经验工具。其中对疑难及其解决的认定、实验方法、理论选择、乃至基本概念等等都是自成体系的。范式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即使大部分概念相同，但某些基本概念的不同就可造成范式间的不可通约。“在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词的意义和应用条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大部分革命前的符号在革命后仍然沿用一致，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它们中的一些词附着于自然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变化。因此，我们说，相继理论是不可通约的。”[4]由于语言而导致不可通约性；由于不可通约性，使得范式不能直接地沟通比较，因此很难象波普尔那样指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
库恩一方面承认理性标准—精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认为“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而共用这些理由的科学家可以在同样的具体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5]也即“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所作选择不仅依赖共有准则……还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应性因素。”[6]这样，库恩就不只考虑经验内容的增减和与客观实在的符合程度。与波普尔方向相异的结果是必须转而考虑理论的构成、范式的转换、个人选择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等等问题。且科学也可以说是进步的，更好的，但不能说是不断向真理进步的。
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语言和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库恩对理论的语言结构采取的是整体论的观点：其一，概念与概念之间是密切联系的。如在学习类概念时(kind-term)时，认为“大部分类概念必须作为一组相互比较的概念中的一个来学习。”[7]假使学习“固体”概念，那么同时就要掌握“液体”和“气体”。而另外的概念，则要在一组相近的概念中学习，例如“力”就要与“质量”、“重量”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因自然定律而结合起来的。其二，单个概念和整个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除了是词语外，还有自然界的意义，如果这种意义与范式针对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相悖，便不能为范式所容。概念与范式整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因此，当某些基本词汇转变时，实际上反映的是范式整体的转变。不能忽视语言的些许变动，而认为大部分词汇相同或相似，并不妨碍理论间的交流。
库恩的这种语言整体观得益于奎因的语言观。“奎因指出了他准备加以批评的两个教条。第一个教条坚持‘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词项为基础的逻辑构造。’……即在对真理的问题以及在修改一个人的信念时需要考虑什么的问题的考察中，不要把一个人的注意力孤立地局限在个别陈述中，而是要注意思想的整个系统。只有考虑了这种陈述的总体网络—规律，逻辑原理和观察报告等的相互联系的网—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接受、抛弃或修改任何单个信念的理由。”[8]这段引文较长，但较完整地阐述了奎因的观点。事实上，语言的整体观从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逻辑经验者那里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奎因，再到库恩，应该说，还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
波普尔语言哲学对此并不感兴趣，“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种种严重错误……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9]对于由语言整体观而引致的不可通约，波普尔同样不以为然：“这正是一个教条，一个危险的教条—不同的框架就象是不能相互转译的语言。事实是，甚至完全不同的语言（象英语和霍皮语或中国话）也不是不可转译的，许多霍皮人或中国人相当好地掌握了英语。”[10]也就是说，语言作为对实在的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相互交流，建立一种科学词典式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难事。
库恩则在此也用了类似的比喻来回击波普尔，即学习语言和翻译是两回事。“学习第二语言的困难不同于翻译的困难，而且远比翻译的问题要少。……总之，翻译总是包含着妥协，致使交流会有些改变，译者必须决定什么改动是可以接受。”[11]学习使用第二语言，是认同到第二语言的语境之中去。这里的语境，并非单纯的上下文关系，而是语言中蕴含的文化背景。此时是暂且放弃了第一语言及其语境的。若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翻译，将有如同奎因所指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起作用，“不能保证一个系统所选择的符号在另一种语言中有一个唯一相称或对应的符号。”[12]库恩解释道：“对于文学和科学来说，在翻译中的困难是同一个缘故，不同语言翻译的经常性失败在于语言中词语间保持的结构性关系，或者在科学中的类概念的结构性关系。”[13]在语言构成上似乎已经找到了不可通约性的根源。
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应从更深层次上进行理解，同时，对于语言的认识也应更进一层。库恩对比分析哲学的做法进行了说明。分析哲学认为两个人对不同概念用了同一个名称，如水，那么就可以区分为“水1”、“水2”。尽管水1和水2在意义上不同，但大部分还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词只是在语言用辞上有所不同，而并非不是指向同一物。
库恩则认为“一些居于两个共同体所在范式内的类概念是不可调和地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再是描述上的，而是所描述的对象不同。”[14]也即两个共同体眼中的世界已经变了。“我们想要说的是，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们是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做出回应。”[15]换言之，“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语言或理论在其中起作用的世界。”[16]不可通约性乃是理论背后的世界观转变造成的，而并非简单的词语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同意范式间可以有部分交流或不完全交流(partialorimcompletecommunication)，也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这蕴含着对语言的观念和真理观念的一个转折。波普尔首先承认“我始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在论者”，肯定了客观实在的存在；其次，又承认客观真理即符合事实。这样就将理论与自然界（实在）联系起来，理论的语言即是对自然界知识的客观反映。知识与自然界（实在）的联系是直接的，语言只是一个载体、工具而已，自身并没有在认识过程中成为一个问题。库恩对自然实在也是认同的，也同意理论是对自然界的知识，“自然界的语言和科学的语言都是设计来描述实在的世界的，而不是任何可以想象到的世界。”[17]但是否科学理论可以达到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真理就难说了。“然而，另有一个或一类步调是很多科学哲学家想采取，而我却拒绝的。即是，他们将理论比作自然的表现，比作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外在’的陈述。”[18]库恩在反对波普尔的逼真性标准指出：“为了在比较两个理论中使用这种概念，就必须假定，同意对于事实上是否雪是白的达成技术性的一致。……它还得假定，所牵涉的客观观察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雪是白的’……我要说明，没有这样的中性语言。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真理’有如‘证据’一样，就会只是用作内部应用的一个术语。”[19]语言成为在自然界和人的认识之间的东西（桥梁或障碍），语言所表述的知识也成为范式内部的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语言共同体。
这里所隐藏的是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转变与带来的知识性质的转变。在传统哲学中，主客分立，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但在库恩这儿，客体也是主体的客体，这并不是走向主观主义，而是对科学图景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一直以来作为客观、理性的最高形式，但被忘记了自然科学也不过是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映或者说是人的存在状态之一种。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也是为人认识而引入人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无论我们把实在叫做什么，它只是通过我们所参加的活动结构而被揭示给我们的。”（普里高津）应从哲学上给予自然科学以人的主体角度出发的真正位置。事实上，自然科学也应是一种主客合一的认识，并在语言中体现出来。但请注意两点：其一，这是在库恩思想中未明确表达的；其二，库恩的这个观点只能说在认识论层次的，而没有自觉地在科学的存在论层次上进行反思。与之相连，知识也是人的知识，尽管自然界（实在）可能是外在同一的，但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却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得到关于自然界（实在）的知识，即使针对同一对象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反对中性语言观，认为不同的理论语言给予了不同的世界。而科学革命与语言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也就不足为怪了：“科学革命的中心特点是它转换了关于自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语言本身，也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0]在库恩的论述中，未能清楚地明确主客体关系和知识的性质，只是在其论点中蕴含着。但如果不如斯理解，只将语言的转向止于不可通约性的语言构造方面，是不足说明库恩全部观点的。
二、两组概念的比较。
下面具体说明不同语言观下，波普尔与库恩的哲学观点的异与同。
1、理论框架与常规科学。
波普尔承认科学认识中理论框架的存在，“我确实承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理论框架的囚徒。但我们又是匹克威克式的囚徒；只要我们愿意干，就可在任何时候打碎自己的框架。诚然，我们又会为自己找到一个框架，但这一个会更好，更宽敞些，并且我们能在任何时候打碎它。”[21]尽管波普尔一直强调理论的不断证伪，但也不否认理论有其稳定性。“在我们的背景知识没有发生革命变革的限度内，我们对t1和t2两种理论的评价将保持稳定。”[22]另外，根据世界3理论，客观知识具有自主性。“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尽管第三世界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是它也象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23]这样，科学不可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天几次革命，而为世界3本身的规律所制约。这种稳定性反映在波普尔对证实的接受上，“我的第三个要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我们要求一种好的理论应在它的某些新预言中获得成功；二是我们要求它不要太快地被驳倒，……”[24]“在我看来很清楚，只有通过我们理论的暂时成功，才能相当成功地把我们的反驳归因于理论迷宫的一定部分。”[25]理论框架是证伪和证实的统一体。
常规科学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严格根据一种或多种已有科学成就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这种为科学共同体所认同的成就是范式。“一个范式和一种更秘藏的研究方式的取得，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已经成熟的标志。”[26]科学家在常规科学时期进行的往往就是验证预期，使理论更精密等非创造性的工作。波普尔认可常规科学的存在，并认为是库恩给自己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对常规科学和常规科学家进行大力批判，更加反对将常规科学作为科学成熟的特征。“对此我只能说在这中间，在它成为常规的那种可能性中我看到了一种相当大的危险……一种对科学，而实际上是对我们文化构成的危险。”[27]此处的“危险”指一种对科学的无批判态度。
如果将库恩与波普尔的分歧只置于两人所达到的层次的话，是不够的，即“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不仅是波普尔承认科学的合理发展是批判进步的，库恩则认为科学受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影响而自洽于共同体中。还应看到是二者对知识本质的理解不同造成的这一差别。
波普尔的知识观将知识看作纯经验的东西，更好的知识就是经验内容更丰富，又更容易被证伪的知识。因此经验知识的不断增长，便不断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架，而经验内容是科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革命就在于经验知识的更新，无怪乎波普尔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世界观所决定。科学通过实践的经验知识的增长，不过是在范式所规定的实验条件下，对理论预期的验证。也就是说，科学在常规科学时期，在范式的领域内，得到范式所预期的知识，同时，常规科学又与科学革命相对，只有达到范式的转换才能称为革命。这样，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虽在形式上都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又全然不同。
具体地说，不同在于理论框架直接与经验相连，知识内容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影响理论框架的破与立。如果发生破与立，则表明了知识的增长。常规科学与范式相连，范式的转换造成的是知识的根本不同，经验也纳于范式之中。理论框架和常规科学的不同，在于其变化性质的不同知识观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波普尔与库恩语言观的不同。
2、背景知识和范式。
波普尔早已认可观察渗透理论，“我们的日常语言是充满着理论的，观察总是借助于理论的观察。”[28]也就是说，在科学认识中充斥着背景知识。“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暂时地并且针对讨论这个特点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29]背景知识出于实用的目的而保持不受怀疑，成为科学可以在此基础上进步的台阶。这与上文对理论框架稳定性的看法是相符的。但背景知识也并非永远免受批判，因为毕竟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这里的背景知识无疑指的是经验知识。观察渗透理论，也就是在已有的确凿而中性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观察，并不因人而异，而是因经验知识本身的发展而不同。
库恩也同意“观察渗透理论”，只是此处的理论指的是范式。范式所含和知识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客观知识，而是在规定的，或者说共同体认可的，概念、理论、仪器和方法论之内所得到的知识。范式包含了一个共同体的世界观，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的观察渗透理论才会出现“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之后成了兔子”的结论。而在波普尔的观察中，是鸭子总是鸭子，也许有的差别就是长大了或是更肥了。
波普尔和库恩也都认为语言受了理论的污染，才达到观察渗透理论的结果。但出于上面的讨论，请不要忽略语言的不同意义。波普尔所说的语言是指对自然界客观知识的载体；库恩指的语言则是某一共同体对自然界知识的载体，这里的客观性只能指共同体的一致同意，即非私人性。
库恩认为语言既然是非私人性的，又是非普遍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具有团体性的特点？这是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必然导致的结论。并且库恩进一步提出他的科学观：“（科学不是那种能把参与者组成共同体的唯一的活动，但它却唯一地使每一个共同体仅以自身作为听众和裁判。）……就绝大多数学科而言，一个封闭的专家共同体形成是其走向成熟的一部分。”[30]这也可看作语言的转向所带来的影响。
库恩的这种科学观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且不说科学是自我封闭的，单说科学内部是由封闭的科学共同体组成的，便已令波普尔为代表的传统科学哲学家难以认同。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以经验为基础，将科学事业不论从其共时性还是历时性都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深入了解语言所负载的含义后，对库恩的这种离经叛道的论断便不以为异了。
科学理论是一个历史事件，凝聚着世界观、技术水平、研究目的、方法等一系列为当时文化所决定的因素。从历时性看，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从共时性看，不同的科学共同体由于采取不同的世界观、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相互之间难以交流，在科学内部造成了封闭状态。科学本身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与人们其它生存方式存在着世界观的差异，如巫术，甚至日常生活等，也使科学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加之科学将自己作为理性的化身，当代世界的最高评判，而置于其它生活方式之上，也更加深了隔阂（这里相当大地涉及到在文化间及文化内部进行评价的问题）。语言作为文化的体现，科学语言体现了科学的上述特点。而库恩的语言观在体现了语言历史性的同时，集中反映了科学语言封闭的一面。此前的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的语言观将语言和经验做中性的连接，而未能通过语言探索到科学历史性的一面。
三、小结。
库恩哲学语言观的转向是指在科学哲学中确立了语言的根本性地位，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人所理解的世界都是在语言中把握的世界。这个转向具有的意义：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令理论的表达更易为人把握；另一方面，将知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否定了中性知识，使人在科学探索中能够吸了所得知识的过程和限度。总之，对科学认识有直接的指导。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意义”、“真理”、“客观”等概念的否定，蕴含着对科学存在论的思考，引向了对科学本身性质的反思的可能性。由语言而指向科学的历史性，这既是发掘了科学的有限性，又是其开放性的前提（科学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将人的科学活动和整个文化活动联系起来，体现的是理性历史化。
科学理所当然的基础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具有有限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31]科学相对于外在世界是有限的，更由于它的外展性指向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能力。科学哲学就是对科学的一种反思。科学是人的科学，作为人对自然界图景的一种反映，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客观”等观念都是可疑的，人建立在科学上的对真理的步步逼近的进步过程也是可疑的。科学赋予人的对认识的自信也应是有限的。应该看到自然界始终对人来说都具有神秘性。
库恩哲学的转向分析其原因，不外两种：其一，内因可归纳为a、对科学史研究的注重，b、语言整体观的发展，c、对科学认识研究的进展，如格式塔心理学、观察渗透理论的提出等。其内部原因较为易见。
其二，外因则要联系西方哲学的潮流来分析。自二十世纪以来，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发生了语言的转向，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辩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语言问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在这种潮流下，对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在具体表述上出现了种种分歧，但其文化精神，即对语言与存在、语言与认识的关注却是一致的。
哲学科学论文篇六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这样告知：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体。“在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总的来说，内容居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形式必须适合内容，有什么样的内容，就必须具有或者必然要求具有什么样的形式。”这一哲学理论运用到语文教学中，就是言语内容决定着言语形式，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这一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也非常吻合：我们说话写文章都是先“情动于衷”再“形之于外”，先有想法、感触再考虑怎么说怎么写。在我们的观念里，内容总是比形式重要。
事实果真如此吗？余应源先生主编的《语文教育学》对“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哲学命题提出了异议：“其他学科的教学目的、任务，都是立足于言语的内容，言语内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形式为言语内容服务。只有语文科与众不同，言语形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这一观点打破了那种看似全面而实质上流于肤浅的庸俗辩证法的观点，发现了“言语作品”与“言语作品教学”的本质差异。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作为大千世界的一个“事物”，它无疑既有内容又有形式，且必然是内容决定着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但是，一个既定的言语作品的教学，其对象已不是那个被教学的作品，而是那个作品的教学。作品一旦进入了教学领域，就如同产品进入了流通渠道变为商品一样，其性质和功能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一个事物的“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与作为一个事件的“教学”的内容与形式，不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一定的教学环节中，有时可以甚至应该向对方转化，否则，教学就不成其为教学。
鲁迅的小说《故乡》所反映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流露出来的对逝去友情的伤感，对未来美好新生活的希望，均可视为作品的内容；而这篇小说的抒情的语言、对比的写法、插叙的结构等，可以看做是作品的形式。对教学环节以外的人而言，他阅读这篇小说时一般主要关注作品所反映的事实和流露的情感，并可能被深深打动，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而对于教学的人来说，前者固然重要，但他不会仅仅局限于此，而一定会在适当时机把前者作为手段，用来达到对语言技巧和写作方法等形式方面的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说作品的内容成了达到某个教学目的的手段，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
那么，“言语内容为言语形式服务”是不是关于语文学科本质的一个普遍命题呢？总的来看，这个观点揭示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本质差异，概括了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本质，但在特定的教育阶段和特定的教学环节中，我们不能总是拿抽象出来的认识与每一个具体的现象、要素对号入座，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师大教授王富仁先生说：“工具性，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没有工具性这个概念，我们就无法说明小学语文教学的本质。小学阶段学习的不是小学生不知道、不了解的事物，而是让他们掌握文字符号这个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读、能够写。但到了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掌握文字符号这个书写工具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教学任务，工具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即使这个工具的问题也是人文的问题。想到写到，想不到便写不到。”
王富仁先生的话涉及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长期以来，语言学界有一种几乎一统天下的观点：“人们不但在相互交际、交流思想的时候运用语言，就是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的时候也要运用语言。所以，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仿佛语言是为思维和思想而存在的，语言是思维和思想的附属物，语言可以从意识中剥离出来。这种说法与哲学上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不谋而合，延伸到语文教育中来，就是思想内容重于言语形式的观念的确立，就是阅读和写作教学中一再强调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思想积极的习惯的形成。
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说：“思维不是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言语中实现出来的。”这里，“表现”与“实现”是有差异的。浙江师大钱望圆先生对此作过生动的解说：“表现”是指用a去展现已经存在的b，a和b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个体；而“实现”则是指随着a的逐步完成，b也随之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一起生成的动态过程。a与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它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谁也无法离开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对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思想与使用语言乃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他认为既然思想与语言是同一回事，那么一个思想只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形式。修改文章，并不只是为原来的内容换一种言语形式，穿上另一件外衣，事实上，在改变言语形式的同时也改变了言语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个说法而意味仍然完全不变的。如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里的一句“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被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不仅仅是改动一个字，其中蕴涵的思想感情也跟着变化了。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好，还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好，这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同时也是意境和内容上的区别。
由此反思，“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或“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肤浅的和不恰当的，因为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语言运用的结果就是思想本身，二者不存在谁先谁后和谁主谁次的关系。钱望圆先生说：“我们可以从自己居住的房间里走出来，站在房间外审视房间的一切，但我们无法从语言的世界里抽身出来反视语言的一切，就像我们无法从自己的身体里走出来观察自己一样。”
那么我们说话写文章为什么是先有思想感情等内容要表达，再考虑怎样表达这个形式呢？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在一定环境的刺激下，人们首先会产生一种表达的欲望或意向，但这时意识犹如一团飘浮不定的云雾，还不能称之为内容；后来这飘浮不定的意识云雾逐渐被注意，并在语词的不断介入下，逐渐清晰起来，最终成为真正的思想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言语内容）明确之际，就是怎样表达（言语形式）的完成之时。索绪尔早就指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可见，言语内容并不是明确地预先存在着，等着穿上言语形式的外衣，而是与言语形式同时生长直至最终完成的。语言和工具的根本不同点是，后者始终客观地存在于人之外，语言则在人之内，就是人本身，即使已经通过人为的手段被物质化和外化了的语言也是如此。
上述分析拿到教育实践中来印证，在学生的整个知识建构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而是“形式重于内容”；后续阶段的学习不是“只有内容没有形式”，而是“内容重于形式”。比如教小学生“地球是圆的”这句话，孩子虽然也学习了“地球是圆的”这条地理知识（言语内容），但这条知识的含义在孩子的头脑中是模糊的，不可能非常精确，远没有“地球”“是”“圆的”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这个句子结构（言语形式）来得重要。教高中生“劳动创造语言”这句话，学生虽然也学习了“劳动”“创造”“语言”这几个词和“主语+谓语+宾语”这个句式（言语形式），但相比之下，远没有学习“劳动创造语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言语内容）来得重要。在每一个阶段的初始环节与后续环节，也有类似情形，即先是形式重于内容，后是内容重于形式，或者说先是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后是人文性因素重于工具性因素。比如教高一学生怎样阅读理解，教高二学生怎样鉴赏文学作品，我们首先就得把关于阅读理解和鉴赏评价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作为知识陈述给他们，再为他们创设足够的迁移情境，让他们不断地训练巩固，直至内化为稳定的语文能力。起初这些方法和技巧可能是极具功利色彩或工具性的，但却非常重要，训练掌握它们是为了学生今后能够独立、成功和高效地解读作品，最终获得知识和受到熏陶。如果一开始就架空讲人文性的东西而不讲工具性的东西，那么人文性的东西再重要也难以落实。只有当我们在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一个环节的教学中，循序渐进和踏踏实实地帮助学生实现了从言语形式到言语内容、从工具性到人文性的不断跃进的时候，我们的学校教育才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我们的教育才不会白费劲，我们的教育才可能称得上是成功的教育。王富仁先生说：“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工具性是主导的，人文性应融化到工具性中，而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人文性就成了主导的，工具性应融化到人文性中。”这个论断从总体上把握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学科的规律。这个规律可以归纳为：教育的初始阶段和初始环节，言语形式重于言语内容，工具性因素重于人文性因素；随着教育进程的向前推进，言语内容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言语形式，人文性因素越来越显重要直至超过工具性因素。从语文教育的全程看，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在总体呈动态平衡的态势中互补、转化和整合。
可见，语文学科并不是“工具性”因素与“人文性”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多元层级系统，它的底层是工具性的，它的上层是人文性的；它的初期是工具性的，它的后期是人文性的。语文教育首先要解决工具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问题，要使学生具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能在此基础上解决一些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涵养的问题、人格的问题、精神的问题等，即人文的问题。工具性因素是人文性因素的前提和基础，人文性因素是工具性因素的升华和归宿。没有落实工具性，人文性全是一纸空文；不讲人文性，工具性也无法实现。我们坚持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因为这是语文学科与其他所有学科根本不同的地方，是语文立科之本；我们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因为这不仅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而且是语言与意识的同一关系决定的。工具性使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人文性使语文学科的独特价值得以实现。
一言以蔽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动态平衡与互补整合就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哲学科学论文篇七
[摘要]“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召开。首先，与会者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其次，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以及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此外，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艺术的通识教育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会者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云南大学艺术美学研究所、《文艺研究》编辑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于6月1日至3日在东南大学榴园宾馆隆重召开。会上，来自文化部艺术教育司、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和东南大学等国内近30所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首先，专家们就艺术学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凌继尧(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应该理清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关系问题。区分学术研究与学科研究的方法是确立学科的研究对象。二级学科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最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艺术一般，或者艺术普通。艺术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是研究艺术的一般原理。如果研究家具设备发展的趋势，这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如果以家具的设计为例研究艺术与科技的关系，这就是艺术学的研究，因为它研究了艺术的一般原理。第二是跨门类艺术的研究。现在韩剧在我国青少年中很流行，研究韩剧是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研究韩国服装是设计艺术学的研究。这两者都属于门类艺术学的研究。而如果研究韩流，这是跨门类艺术学的研究，因而是艺术学的研究。彭吉象(北京大学)提出目前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应该与门类艺术学并列并区别开，并建设性地提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根据国别的不同可以区分为中国艺术学、美国艺术学、俄罗斯艺术学等。
就学科构架而言，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艺术通论、通史的建议应该基于艺术理论专题、部门艺术特征、艺术风格与形式等问题的基础研究成果之上。徐子方(东南大学)以世界艺术史的原始艺术、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三大历时性板块为立足点，确立“三段(原始、古典、现代)七期(蒙昧、巫术、神话、宗教、人生、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史分期构架，从而为人类艺术发展脉络的把握提供了一个宏通式的认识架构。陶思炎(东南大学)以民俗艺术学的研究为例，说明了学科的概念界定、研究体系、理论支点和研究视野。曲春景(上海大学)针对目前艺术学学科的分类方法的弊端，提出艺术研究应有新的分类方法。何平(东南大学)提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模式正在经历一场转变，由过去的单向逻辑的演进变为艺术与各要素间复杂互动的综合研究模式。
在艺术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上，黄惇(南京艺术学院)指出，清醒地、适当地、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成果、思想、观念和方法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缩短艺术学学科的建设时间。蒋永青(云南大学)提出艺术学学科可通过内在研究、外在研究、历史的研究、理论和历史的交叉研究而将学科的研究深入下去。刘道广(东南大学)认为，掌握若干个相近文化圈的艺术欣赏倾向的田野调查资料，可以超越个案本身，清楚理出相对广阔的地方文化圈艺术欣赏情趣的发生原点、发生影响的关捩点，流布脉络，变化外因等等一系列逻辑关系。艺术逻辑发展的研究，是需要不断的补充实证资料才能逐步完成的。王廷信(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史在观念和体例上都非常难以打通，关键是要找到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作为力度支撑点，否则只能是空谈。杨道圣(北京服装学院)提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建构艺术理论并提出四个方面的尝试性方案。贾涛(河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的研究需要从艺术学科本身的规律出发作更为专门化的研究，因此需要艺术创作的技术背景作为支撑。高兴(山西大学)围绕艺术史学及其研究领域提出建立广义的艺术史学。张曼华(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明确及应用将极大地推动美术理论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反过来，艺术学方法落实到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同样有助于艺术学学科的完善。
专家们还就艺术学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周星(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四种新的学科设置方案，争取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以促进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徐子方(东南大学)认为艺术学学科建设必须科学、合理地整合各门类艺术，同时应重视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考虑到培养目标、学识基础和就业前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建议设置本、硕连读的七年制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专业。田川流(山东艺术学院)探讨了艺术学学科范围内专业方向的设置和建设问题。朱存明(徐州师范大学)就教学的审美属性问题深入进行分析。马卫星、李颖(哈尔滨师范大学)针对我国二级艺术学研究生教育中的考试制度、生源质量、教学体制、课程与课题、毕业生就业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古兰丹姆(上海体育学院)结合自身教学实践，阐发了全国体育学院艺术学专业办学的现状。
此外，艺术学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在会上得以探讨。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提出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我国普遍遇到生源、教材等方面的难题。目前艺术学的生源有两类：门类艺术学的学生和非艺术学学生。无论哪一类学生都不能立即从事宏观的、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艺术学缺乏经典文献，这些问题都是我国艺术学建设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周华斌(中国传媒大学)以“大众文化时代的广播电视”为题，提出广播电视艺术学应本着雅文艺为本，俗文艺为用的原则，为专业艺术留有一席之地。
此次大会有若干专题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第一个专题是中国传统艺术、民俗艺术的拯救问题。金丹元(上海大学)提出，中国的文论、诗论、画论、舞论都具有共通性，要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拯救和学理上的总结。王亮(山西大学)结合山西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了我国民间艺术总体衰微的原因。第二是艺术的通识教育问题。蓝凡(上海大学)主张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出有风度、有教养、有意趣的人。王宁(苏州大学)结合自身高校艺术通识教育的实践，以高校戏曲通识教育为例，提出艺术通识教育首先要解决“兴趣”的问题。林少雄(上海大学)从独特的视角，阐释当代艺术教育对教师素养的要求，把艺术学科教育纳入到素质教育和新时期教师素养全面提高的整体框架中。朱恒夫(同济大学)探讨了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问题。主张通过“民族艺术教育”推动和谐进程。
专家们通过反思和总结，提出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表达了进一步深化艺术学研究的迫切愿望。刘纲纪(武汉大学)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刘先生总结出中国艺术史观不同于西方艺术史观的几个基本特色，主张通过借鉴西方的理论，系统地整理、分析、研究中国的理论，并把它具体应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去，通过对中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追溯和对艺术学发展的趋势的科学展望，提出“未来世界艺术学研究的中心在中国”的命题。彭吉象(北京大学)指出中国艺术学的特点和中国艺术学的独特精神，它们是：“道”、“气”、“兴”、“舞”、“悟”、“和”。因此，中国艺术学的研究显得特别重要。陈池瑜(清华大学)认为中国古代书画、诗文、音乐理论都是丰富而精辟的.，我们必须重视和重审中国的古典艺术学，从中吸取营养，研发与转换及建立新的艺术学学科。立足于中国艺术及理论基础的中国艺术学应成为发展中国艺术学学科的主力军。凌继尧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问题为例，说明：当下艺术发展的状况为跨门类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李荣有(杭州师范学院)对艺术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提出切实的建设方略。黄悼(南京艺术学院)指出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三条建议：第一，从理论和思想上，作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新贡献；第二，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中国传统艺术，开拓思路，丰富研究视野；第三，从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的主体来认识中国艺术的特征，避免中国艺术成为研究的客体、一个完全由别人替代自己说话的他者的状况。张伟(鲁迅美术学院)论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视域中的艺术理论创新问题，他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艺术需要创新，艺术理论更需要创新。张敏(上海大学)则将艺术符号问题作为切入点，提出：艺术符号学需要克服纯粹化抽象化倾向，走向历史具体；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在逐步规范中坚持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学需要独立思考，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姜耕玉(东南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的发言。通过“韵趣”、“神趣”、“意趣”等中国古典艺术独特的艺术形态理论阐发了中国艺术质之趣的形态特征。以深入的理论研究阐发了中国艺术学学科所具有的特色。与此类似，郁火星(东南大学)阐发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说明：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廷信(东南大学)提出，只要艺术存在，只要“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存在，艺术学就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梁玖(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审艺学”的概念和论证。康尔(南京大学)提出艺术文化学的发展应该接受社会需求的引领，并以此对艺术学的发展方略给予借鉴。社会需求的引领包括：无处不在的社会表述、普遍开展的素质文化教育、比比皆是的另类表述(如胡戈“一个馒头的血案”)。
闭幕式上，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社科处陈迎宪处长作了主题发言。她从全局性的高度指出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发展态势和广阔前景。如随着国家指导思想方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政策措施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等建国方略的提出，相关部门对艺术学科的投入和十几年前相比有数倍乃至十几倍的增加，艺术学课题的设置、申报量、立项量也大幅度增长，这一切都显示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国家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支持力度。她的讲话在与会者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反响。此外，这次大会还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们大多是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艺术学博士生。他们的发言或提问体现了当代青年思维的敏锐性、活跃性。
2007“全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艺术学学科发展的新向度，会议决定由东南大学牵头筹建中国艺术学学会，对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哲学科学论文篇八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哈尔滨师范大学教务处，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摘要：本科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响了本科院校学生培养的质量与效果。当前在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种问题也反映在哲学学科之中。加强本科学位论文的规范性，提高本科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已成为各高等院校提高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关注点。本文在对本科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了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词：本科学位论文；高等院校；规范体系；质量；哲学。
本科学位论文是高等院校学生四年学习成果的总结，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科院校学生培养的质量与效果。正是基于对学位论文性质的认识，各高校普遍重视学位论文的质量。尽管如此，基于多种原因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哲学学科学位论文撰写为例，对本科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相应对策展开探讨。
本科学位论文作为高等院校学生的毕业论文，是高校学生在完成全部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后进行的重要理论性、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检验。各高等院校普遍重视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并拟定了相应的撰写规范。一般而言，在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内容上主要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论文“标题”是对论文主体思想与内容的高度概括，一般不超过40字。论文“摘要”需简明扼要地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主要内容、理论意义等，一般在100-300字之间。论文“关键词”就词源学而言来源于英文“keywords”，一般要求3-8个词组。论文“目录”一般要求到三级标题，既要层次清晰，(本网网)又要与论文标题所反映的主体内容相一致。论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是对文章所要解决问题的集中表述，正文的论述要求层次清晰、结构合理、文字凝练、通顺。“参考文献”一般要求作者将论文中所引用的主要中外文参考文献列出。此外，各高等院校还对毕业论文的排版模式、注释、附录、致谢等进行了相应规定。
尽管教育部门及各高校一再强调本科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与规范性，如2004年教育部下文指出：“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认真处理好毕业论文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与此同时，国家标准局也同样颁布了《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颁布的该标准要求学术论文一般由前置部分和主体部分构成，其中前置部分包括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四项内容，而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4项内容。尽管如此，学生们在设计与写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就总体而言，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
第一，正文标题层次设计混乱。尽管在国家标准局所颁发的《学术论文写作的国家标准和写作方法》中，已对正文标题从内容到层次做了严格的说明，但学生在具体写作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标题的内容不够规范，如有的哲学论文标题长达60字，有的标题则直接与论文题目相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章、节”等纲目设计混乱，如有的论文“第一章”与“第2章”、“第一节”与“第2节”等现象并存。此外，最为突出的则表现为标题题目无法准确的表述正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甚至是与正文所要表述的思想无关。
第二，参考文献设计混乱。参考文献一般包括责任者、文献名、文献类型、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等信息。学生们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所存在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参考文献排列标准混乱、参考文献信息不全、参考文献引用错误、外文参考文献相对不足等。例如，本科学生在撰写学位论文过程中，特别是对外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所存问题较大，这种问题集中表现为或是对于外文文献的占有相当有限。与中文文献的引用相比，外文文献引用量明显不足；或是仅仅将外文文献例出而无任何的引用与参考，仅仅是为了充当门面。又如，本科学生在文献排列标准方面也较为混乱，或是将中外文文献混乱排列，或是将马恩著作、研究对象著作等混乱放于文献中而不加区分。
此外，在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如在选题中存在着选题过大、选题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在技术上存在着运用图表、语言表述等不规范方面的问题；在积累上存在着积累匮乏、深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此需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本科学位论文还呈现出抄袭等现象愈演愈烈的趋势。
二、哲学学科学位论文撰写的复杂性。
尽管各个高等院校普遍重视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但基于多种原因，学生们在写作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哲学学科中，而这种出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学科性质相关。首先，与其它学科相比，哲学学科无论就研究内容、对象等而言，都具有相对的多变性。虽就词源学而言，哲学（philosophia）在古希腊语中的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者说是“爱智慧”。但这种词源学上的明确性，并不代表对哲学本身理解的明确性。就此点，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哲学史画卷清晰地看到，就作为个体的哲学家而言，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给予了不同的理解，我们发现从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安瑟尔谟、奥古斯丁到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再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等，他们对哲学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另一方面，就大的哲学流派而言，以现代哲学为例，我们看到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他们对哲学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
那么，为什么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言说对象，人们会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为什么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如此的大相庭径与充满歧义？在我看来，哲学理解的复杂性，一方面源于哲学本身的复杂性，而哲学本身的复杂性又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说到底，哲学的谜底就是人自身的谜底，当我们把惊奇与探索的目光投放出去，我们会发现，实则最大的谜就是我们自身。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那个在德尔菲神宙中发出的神喻才说，那个生的很丑而死的却很美的苏格拉底是当时最智慧的人。另一方面则源于哲学的特性，哲学的问题常常是无解的，它不会像科学那样随着研究和争论的深入而日益明晰化，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解的、无“标准”答案的问题。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学科的性质决定了他会使你随着知识的增多而怀疑同步增长。也正是基于哲学的这种特性，导致学生经过大学四年级的学习很难形成对哲学的深入理解。而这种对学科本身理解的难以深入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哲学学科的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呈现出要比其他学科更为复杂的诸多问题。
三、本科学位论文质量提升的措施。
可以说，造成本科学位论文水平日益下滑的趋势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这些原因中确有一些不容置疑的客观因素，如随着近些年大学扩招的加剧，师生比例一再扩大；又如学位论文设计时间与就业时间、再深造（攻读研究生等）时间等相冲突。但尽管如此，鉴于本科学位论文的重要性，我们仍应从多方面人手，以提高本科学位论文的水平。面对着本科学位论文特别是以哲学等为代表的文科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可以说提高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质量已刻不容缓。
第一，加强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指导力度。可以说，近年来学术道德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趋势，这种下滑不仅仅表现为高等院校的学生身上，甚至也表现在某些专家学者身上。这种不正常与道德的学术现象也反映在了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上。而要克服这种现象，一方面要加强学位论文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加强指导教师对学位论文的指导力量。可以说，这种指导力度的加强是双方面的，这种加强一方面要求相关指导教师加强对学位论文重要性及其指导标准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则要求指导教师严把质量关，使学生树立良好的规范意识。
第二，加强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信息化管理日益被应用到企事业单位的各个领域。而大学作为信息化产业的重要孵化基地，也应运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对学位论文进行管理。而这种信息化管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这种数据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利用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可以将历年学位论文形成系统的数据资料与资源，从而为日后的学生甚至相关研究领域的人员提供理论参照。另一方面，利用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形成“反剽窃”、“反学术不端”等行为的重要参照，以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第三，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建立，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与节省资料。每年的本科毕业生在撰写论文与打印论文的过程中，既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又要消耗大量的办公用品。而实现学位论文数据库化管理后，则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这些浪费的产生。当然，学位论文数据库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其不但需要对系统进行规范的、统一的管理，而且还需要对数据库录入内容及模式进行合理的设置。
第三，加强学生学术意识的培养。这种对学生学术意识的培养，首先，要求在四年的本科教学过程中，相关任课教师不断向学生灌输与渗透学术意识，从而提高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其次，要求形成相应的监督与反馈机制，对于不合格的论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从而促进论文水平的提升。再次，要求形成相关的奖惩机制，可对学位论文设置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量化指标，通过对学位论文撰写者与指导教师的双向奖惩机制，从而提高学位论文的写作质量。
总之，本科学位论文水平的撰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高等院校学生的培养质量，因而应从多方面加强与提高本科学位论文的科学性、规范性。除上述措施外，我们还应从平时的论文写作训练等源头抓起，不断强调与强化论文写作的规范性与道德性等，从而促进本科学生学位论文水平的提升。
哲学科学论文篇九
摘要：科学与技术在当今时代不仅发展迅猛，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也不断加强，并在工业运用方面结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拓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也为其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途径。科学—技术—生产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融合、循环往复与加速转化的一体化系统。当技术规则的完善远远滞后于技术手段的发展时，科学技术的“非理性”因素就会急剧膨胀，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控制力也会随之减弱。
关键词：科技；“双刃剑”；忧思录；生态价值。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随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问题上的作用不再盲目乐观，而是抱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环境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认为，生态问题的加剧归因于人们普遍遵循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简称hep)，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科学与文化的累计可以使进步无限延续下去，并最终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假设直接导致一种错误的观点，即环境的负荷能力可以无限制增长，愈取愈得，从而否定了匮乏的可能性。面对“杰文斯悖论”对“科学技术”的质疑，科技乐观者辩解道，所谓资源有限论和生态危机加重论都是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静态观点，这只是现阶段生产方式和技术体系条件下出现的暂时的生态失稳现象，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开发出新的可利用资源，并推广使用新的廉价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一论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否定“临界自然资本的存在”，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依然是对自然界的攫取，只是从匮乏资源向相对丰富资源的转移，使用“可再生资源”也并不意味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超出自然资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围，依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匮乏，科学技术该如何回答“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临界自然资本”问题；二是“所谓的科技发展观”，把资源与生态问题看作科技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顾自然法则，不顾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唯科技主义”的狭隘发展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环境问题非但不能有效缓解，反而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体”的论断，科技的发展确实可以开发出经济有效的环保技术，但从当前的世界形势看，这些技术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围内解决某个具体的能源或环境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范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这其中有技术壁垒问题，有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污染转移问题，还有“片面技术化”导致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良药，使用不当将会造成无法预计的严重后果。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强调：“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对于科学技术应用的风险性评估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
三、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1、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主要表现为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满足人们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质需要，而对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反而被忽略了，这就直接导致人类生产行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科技竞争”等口号的感召下，各个国家无不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发展科学技术，似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引领文明进步的方向，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带给人类光明美好的未来。科学技术已不只是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产力”本身，这就意味着发展科学技术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反之，就是逆生产力的前进方向而行。
在人们大谈特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为生产力的主体的“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体现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客体化程度、使用技术手段的水平，劳动强度与获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潜在的规则约束。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动的拓展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无法代替人类自主的理性思维，当它脱离人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就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机器伦理”与“人类伦理”交锋的时候。
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4]。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5]。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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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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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阿江。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j]。学海，2007,(1)。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
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可以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参与度；化静为动，揭示内在规律；联系生活，体验知识生成；及时巩固新知。
一、教学目标。
1、使用信息技术，解决过去存在的、在各学科教学中难以实现的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师生互动等问题。
2、提高教师应用媒体的教学水平，能够促进课堂教学结构、教学方法及学习方式变革。
二、教学内容。
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配备录音机、录像机、光盘等声像资料，配备适量的幻灯机、投影仪、电视机、收录机、录像机、计算机、白板及其他辅助器材，这对教学的现代化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新课程强调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倡导建立具有“主动参与，乐于探究，交流与合作”特征的学习方式。而我们应用现代技术所编制的多媒体课件就能够很好地来体现新课程的一些理念，即应用现代技术能够促进我们的课改顺利进行，为我们的课改提供一个平台。在教学中，将教师讲授的内容与多媒体计算机的形象化处理相结合，使教师的讲授与多媒体的演示融为一体，将教学中抽象的问题具体化、枯燥的问题趣味化、静止的问题动态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
三、教学活动。
以《松鼠》教学课件为例来说明现代教育技术对教学的影响。该课件为存储于服务器上集文本、声音、图像、录像、动画于一体，用html和java语言编写的超媒体教学软件。课文朗诵配上松鼠的照片和生活习性，以增加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以gif小动画作点缀，营造生动的画面效果。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切换到讨论系统bbs、在线测试、e-mail帮助上。为支持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探索，课件提供了丰富完整的教学资源。运用网络自主探究知识和协作研究问题的能力，加速了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同时也能解决个体差异的教学问题，即能满足不同基础不同水平，甚至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的学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在线测试，了解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及时地按要求调整学习，自由进退，自主构架，从网络广泛的'信息源中选择需要的学习材料，实现真正的个别化教学，使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主体。
该多媒体课件用音乐陶冶学生情操，用动画激发学生兴趣，用图片激活学生情感，用动感文字引起学生注意，这样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对情绪智商的提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即挖掘了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正面效应。
四、教学评价。
5、能充分开发学生的右脑潜能，使左右脑的潜能得到平衡的发展；
6．能克服教师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减轻教师的劳动强度，进而促进教学深化改革，推动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基于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合理运用，将彻底变革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无论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都不可能置它于不顾，而必须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的渗透。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一
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前身)发布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查》文告，首次使用了“内部控制”这个名称。此时对内部控制的定义侧重于内部牵引，内部牵引在会计制度中的应用从而有利于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评测。
1972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于内部控制的定义进行了改进，以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来综合表述内部控制的概念。
1988年aicpa发布sasno.55中用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之前的“制度二分法”定义。我们目前大多数学者定义的概念coso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美国coso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以及其他员工影响实施的，旨在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
本人无意于讨论内部控制的明确定义，但从管理学理论看待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仅仅是实现某种目标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是一种机制、一种策略甚至是一项明确的政策。当然这个工具是动态性的，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的。
一、内部控制的管理定位。
从成熟期的内部控制理论来看，学术界受到coso和sox法案的影响最大，几乎是每个研究内部控制的学者必须提及到的内容。但是无论是coso还是sox都仅仅是在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件之后，相关部门所做出来的合理的反应而已。coso报告和sox法案仅仅是这一系列案件后果中的一小部分成果，从公司制的发展历史上来看，财务造假与反财务虚假报告就从未停止过，内部控制仅仅是他们两派斗争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内部控制作为世界任何国家审计部门或者相关财务政策管理部门密切关注的焦点，从本质上来看仅仅反应了两个方面内容：(1)对于受托责任的监控，公司所有者要求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不希望管理者有太大的冒险行为，更不希望看到虚假的受托报告。
(2)决策有用，无论是“安然”“世通”还是“银广夏”等公司的失败，最终买单的都是投资者，内部控制有利于保证投资者的权益。而本人认为，公司造假事件带来更大的作用就是投资者的不断理性，以及对于未来投资的慎重和风险意识的加强。
内部控制仅仅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的工具，其服务于企业的总体目标，而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壮大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他的作用。在我看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其发展状况，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若一个企业没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何谈其内部控制的优劣呢?有关统计我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7年，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或许应该是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活得长一点。
二、管理学基础理论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理论相对于管理学理论，仅仅作为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微小的补充。公司制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石，，我们的管理理论无不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生存要求企业必须合法，其中当然包括规范其资本市场行为的法案(sox)，发展就要求企业不断的资本增值，有盈利。内部控制作为管理工具，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可以说是无形的。
我国学者比较推崇孔茨的管理过程学，管理是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事、控制等职能来协调组织资源，优质高效的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用管理学相关理论解释内部控制。
(1)控制论看内部控制，控制论是研究如何利用控制器，通过信息的变换与反馈作用，使系统能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最终达到最优目标的学问。内部控制就是以控制论为基础，分析研究具体过程，对各个管理环节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具体来说，任何组织的运行，都必须有激励与约束机制，然而控制似乎侧重于约束，但是只有有了约束才有激励，同样有了激励也就必须有约束有控制。控制客体的行为就会产生动机，动机形成行为，而任何行为都会体现激励与约束。行为的合理产生激励，行为的不合理产生约束，此为控制的两个方面。
(2)从系统论来看内部控制，任何控制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整个过程，而整个管理可以看做一个系统。内部控制作为系统自身不断循环和提升的必要机能，类似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如市场行为失效，财务造假案例之后的内部控制可以看为系统的正常机制。
如大病之人，病愈后其免疫力自然提高，下次不会害怕同一病毒的侵犯。我国学者宋良荣对于内部控制的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内部控制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单位)对内加强管理和对外满足社会需要而逐渐发展起的自我检查、自我调整和自我制约的系统，其中凝聚了世界上古往今来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经验。此定义就强调了现代企业系统中内部控制的自我调节作用。
(3)从权变理论来看内部控制。权变理论认为没有什么事一成不变的，管理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一个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方法。管理方法必须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如早期阶段内部控制主要集中在内部牵引，之后伴随着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制度二分法，之后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内部控制结构论，再之后由于管理工具的日益现代化和一系列新现象的发生促使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理论的发展。从权变理论看，内部控制必须根据各种新情况，不断的调整和完善。由于社会、经济、管理环境的变化，内部控制的职能也随着变化，从而引导内部控制理论的演化。
三、内部控制中的“人”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管理中应该对人有正确的认识，而对人的正确认识与一定得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内部控制中的一和实施也同样离不开人的因素，对于人的认识不同我们的内部控制理论也会有差异，对于人的认识可以看做是控制环境要素也可以看作为控制对象要素。
管理理论中首先对人进行人性假设，并且根据假设设定管理理论。对于人的认识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麦格雷戈提出了“x”“y”两种相反的假设:一种是消极的x理论;另一种是积极的y理论。西蒙的《控制》一书中指出，若没有监督和激励措施，将会有70%的人会逃避责任，因此必须进行控制。许多管理学者认为，在没有监督措施和惩罚措施的情况下，关注自我利益的人会怠工和逃避责任。心理学家和行为管理学派更关注人的情感、激励、自我实现和个人及集体的行为。西蒙认为:有效的控制既不能抑制创新，又要确保员工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标，并且基于此设置控制机制。本人认为，从管理学两大人性假设的角度回顾内部控制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在内部控制产生的早期，主要通过授权审批、职责分离、资产接触控制、核对记录等强制约束手段达到防止差错和舞弊的目的，其基于的人性假设是x理论的人性消极理论。随着管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内部控制中必须以人为核心。这也符合超y理论对于人的认识，人的动机与需求的多样性和权变性，就要求我们的控制理论也有一定的弹性，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正如coso报告中对于控制环境与控制对象中增加了对于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评估，sox法案可看做是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机制和关键管理者行为和责任的控制。
对于企业中“领导”的认识也经历了领导性格理论、行为方式理论、现代理论和新理论的阶段。目前我们的内部控制理论符合现代理论对于领导的认识，对于管理高层的控制不仅考虑领导主体、客体，还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控制理论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过程、信息与沟通、控制活动及对控制的监督，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各个岗位中人的能力的评估与自我认识的评估。
四、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
我们目前的内部控制理论受西方相关理论的影响很大，有的方面几乎是照搬。但是，本人认为由于各国历史和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内部控制的引进能够解决我国的一些问题，但长远来看必须建立适合我国特殊经济情况和传统文化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如sox法案对于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描述及对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是基于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较为理性的投资者。我国1314号审计准则中也几乎全面性的引进了sox法案404号和302号得规定，然而我国企业在内部治理和法律环境等方面都与美国企业有很大的差别，本人认为在执行效果上会有差异。
中国人口众多，有50的历史文化，其传统思想和人们的处事方式会和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移民性国家美国的文化基础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我国的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儒家、道家崇尚仁政，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德治，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认为人在合理的条件下会有自律意识，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要求全力阶层权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好利的本性使人无法做到自律，认为道德伦理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必须用严密的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显然，这两种学说的出发点和依据几乎是相反的，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x与y理论。根据法家思想，内部控制必须建立刚性的制度;根据儒家思想，内部控制应该以柔性管理为基础。本人认为，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必须与企业所处环境的文化结合起来。用控制性制度与软性的企业文化结合起来，激发员工的自律行为，容易实现和必须的控制问题采用制度约束，更高层次的需要用文化引导，现实中一味的规范性内部控制制度往往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需要企业文化的柔性引导。另外，从中国文化历史来看，始终是儒家文化占据主流，本身就说明了柔性管理问题。因此，在我国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过于刚性、管束的应该得到改善，可以构筑由“控制制度+企业文化”两大要素相互补充的内控体制。
五、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coso内部控制理论建立在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而我国的公司自理模式是属于大陆模式，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与大陆治理模式差别较大，英美模式以股权之上为原则，股权高度分散，资本市场发达外部约束力强。而我国的治理模式类似于日德的大陆模式，法人持股比例大，股权集中股票流动性差，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外部监督能力差，依赖政府管理职能。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公司治理存在问题较多。如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授权投资人”的制度缺陷、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不规范、监督机制薄弱、老三会与新三会、代理人缺位(经营者的选拔问题)、管理权责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等等问题，尤其是国有改制股份公司有其形无其实的现代治理机制问题。
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公司治理解决各个所有者与管理者，管理者内部之间的权责利的划分问题，而内部控制本身并不约束最高管理者当局本身。公司治理解决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而内部控制仅仅是企业运作过程中的管理工具，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有人认为现实中，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是相互促进的，但是本人认为好的内部控制必须以好的公司治理为基础，基础问题不解决难谈内部控制优劣。
六、结论。
只有合理的内部控制定位，在适当的企业发展阶段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在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上，结合特殊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通过以上粗浅论述，本人总结如下：(1)内部控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工具。
(2)明确内部控制在管理中的定位，不能夸大其作用。
(3)内部控制理论以管理理论为基础。
(4)内部控制中以“人”为核心。
(5)我国内部控制应该重视文化的作用。
(6)只有根本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才能达到理想的内部控制效果。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二
摘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对哲学的不断丰富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哲学的发展也制约和影响着科学的发展，两者具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与哲学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对两者关系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
关键词：科学；哲学；辩证；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与哲学呈现出分离的发展状态：哲学家认为具体的科学家总是被限制在某项具体的技术研究范围内，研究总是限于很小的领域内，而哲学则是统筹整个世界；而具体的科学家则认为哲学家无所事事，一直局限于某种空想的理论当中，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而具体的某一项科学技术则能够直接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两种思想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无疑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没有真正的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对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
一、哲学与科学分别什么。
1、哲学是什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philosophia”，是“爱智慧”的意思，最早使用这一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哲学即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西方的哲学最早始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判断依据是其区别于迷信，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后来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等进一步奠定了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了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哲”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哲”或“哲人”是指善于思辨以及学问精深者。我国的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还有法家，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的《易经》一书中易经讨论了诸多的哲学问题。1874年，日本的启蒙家西周最先在《百一新论》中用汉子字“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后经康有为等将这一译称带回国内，并逐渐通行。在十九实际末二十实际初，“哲学”一词在我国书报杂志上频繁出现，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
2、科学是什么。
“科学”英文翻译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是“知识”、“学问”的意思。科学一词在我国古代汉语中解释为“科举之学”。在明治时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用汉字“科学”来翻译“science”，之后由我国进步人士康有为等带入国内，并且被广泛的运用。“science”主要是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科学总是在人们的“争议”中，一次次地取得胜利。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总结和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与哲学的区别。
1、科学与哲学的内涵不同。
科学与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把握、观察和体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所表示的是人的存在的两种不同的状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为本源，主要依据是是否承认物质的第一性；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大部分的哲学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阵营在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上各有不同。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构成了哲学的主要内涵。从古至今，人们对科学内涵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一书中这样写道：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同时也有人说科学是获取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怎么办”。这与哲学的内涵具有着较大的区别。
科学与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即科学是线性运动，随着时间的发展，现代科学必定超过古代的；而哲学则是钟摆式的运动，它以一个中线为轴回来摆动，这个中线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哲学不存在现代优越于古代的问题，现代人也不比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聪明，甚至现代人比他们离那根中线更远。
2、科学与哲学的地位及作用不同。
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科学进步是哲学发展的基础，而哲学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指导。哲学是统筹整个人类、甚至整个世界真理的知识体系。普遍理性体系构成了高层哲学体系，哲学对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都具有指导作用，应用范围广泛。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始终是在正确的哲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哲学在指导科学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的指导着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是获取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活动，是哲学发展进步的基础。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界，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最终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某一方面技术上的服务，因此科学的使用范围与哲学相比要小的多。科学的发展能够更加直观的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为人类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
3、科学与哲学属性不同。
科学始终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无论出于怎样的地域或时代背景，它的成果属于全人类，科学没有阶级性，它具有中立性的特点。科学主张通过经验和理论的结合去探索客观世界各种食物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以不断的追求真理为目的，为全人类服务。而哲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哲学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例如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而我国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都以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主。另外，哲学的发展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西方哲学的天赋人权思想，主要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我国古代著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
三、科学与哲学的共性。
作为理论的科学和哲学，都具有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三方面特征，都具有解释性、规范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四种基本功能。
科学与哲学在理论上都有三个基本内涵：1、两者都是由诸多的概念、范畴和原理组成的知识体系。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类了解现实世界，又为人类提供了改变世界的理论。2、两者的知识体系在构成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方式。3、作为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科学和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人类智慧力量的体现，两者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哲学科学论文篇十三
在了解艺术学与哲学的特点与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艺术学科与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到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有效融合，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教育事业的深层次拓展，进而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中国伟大的复兴梦，我国不仅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不仅能够给予艺术学学科以思想和理论指导，给哲学带来新的活力，为人们对世界与自身的思考带来新的思辨方式，也能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和理论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当前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为了给人们带来深层次的文化需要和文化盛宴，填补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空虚，将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进行融合发展，促进社会的文化气氛，使人们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下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
（二）艺术学学科与哲学学科的融合发展是双方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