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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一
摘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abstract:westernizationmovementwasthefirstphaseofmodernizationinchina,resultinginthebeginningofmoderntimesinchinaandthefirstwaveofindustrialization.it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motionofchina'smodernmilitary-industrial,civilianindustry,scienceeducationandthedevelopmentofideologyandculture。thathadcausedaseriesofprofoundchangesinmodernchinesesociety.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至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二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三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四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五
每当提到孙中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振奋，是热血，虽然他所在的年代离我们很远，但他对我们国家、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是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的。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也想发表一下个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感受，斗胆对这位伟人做一下评价。
一、伟大历史地位。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这段话已经大概反映了孙中山的部分伟大贡献。具体来说，他的伟大贡献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3、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是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人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努力！
二、高尚的思想修养。
孙中山先生常以“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自勉；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而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修身以齐家，治国。胡适先生曾说过，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着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可见中山先生是很重视自身的思想修养。
命也是救人。治病只能救少数的几个人，而革命能救千千万万的天下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正需要有人站出来，而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危难之时，无人知晓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敢于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他敢于站出来，这是挺身而出的精神，这种敢于担当历史国家重任的宝贵精神值得学习。他启迪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必要时候挑起国家重任。
孙中山先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然而革命道路总是充满曲折的，极其需要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成功。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而，挫折面前，孙先生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愈挫愈勇。孙先生在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道：“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不能屈，穷途之困苦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风潮。”他的政治遗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他的信念有多么的坚定。他这种坚定不移，不达目标势不摆休，屡败屡战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
中山先生的良好思想修养是很有口碑的。他的崇高思想修养让世人折服，让后人深深感动，让我们都敬仰万分。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的全部优良品质可用“天下为公”四个字来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正以国家、社会、民众、民族利益为重的人，一个真正以建设性的立场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人，一个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三、不足与缺点。
在我看来，每个历史伟人都摆脱不了众多正、负面的评价。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
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
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心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更近！更加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奋斗与救中国。他具有乐天的人生态度，博爱的人生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人民出版社。
2.《中山书信手迹选》，1986年，文物出版社。
3.《伟人孙中山》,2001年，出版社。
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5.《孙中山选集》。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六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张可明学号：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以此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开始了一段令国人振奋，悲哀，无奈的不可磨灭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一个耻辱的开头，世界就这样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认识了当时的时局，认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当时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大堆的条约，使得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还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人构成的威胁，但是这样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刺激了中国人民的醒觉，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实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主义形态。帝国主义势力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由于外强的进入，大量倾销商品使得中国本身的自然经济迅速崩溃，白银外流严重，人民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发展到商品经济，然而过程却是异常艰苦的，当人们意识到仍旧依靠单纯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已经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经太迟，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现更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19世界70年代终于开始转变，中国的民族资本兴办的形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却因为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过小，设备落后，受到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867年，台湾人民也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奋起反抗，《马关条约》签订时更让他们鸣锣罢市，表示抗议，1884年，中法战争时，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国军舰，爱国商人也罢工，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900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朦胧意识到的民族醒觉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醒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主用，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务运动有封建性，加上对外国的依赖最终难免失败。由此给人民心中一个重击，寄予的希望都无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新政的失败更是让国民对未来的飘渺的希望一个迎头重击。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人民首尽了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当然地以为会迎来新生活的时候，人民艰辛取得革命成果却袁世凯窃取，虽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得五四运动，依然是人民心中对自由、幸福无限追求的体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共逐渐扩大，却形成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对峙，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企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坚持着的它，一直相信它，坚持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再坚持了十年，直到内战结束。
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十年内战时期。期中中国出现短暂繁荣的现象，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中国人民开始作出坚韧的反抗斗争，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从而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经历了长征的洗礼，一步步的走向中国革命的心局面。
刚开始，在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后，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国民党变成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息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政权性质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国民党实行***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同时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广大人民的行动。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个的控制手法，正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
不过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使得中国的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轻工业发展显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可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不成熟，也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很快就被国民党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人清醒了，也开始站起来了。无论在国民党的追杀，摧残下，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还是独立高举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可是当时无论中外，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而且中国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进行过革命斗争，但不成功。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问题，他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提出进行农村的武装斗争，还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一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由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让我们革命时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大大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且根据地也慢慢的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在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而且“左”倾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再加上红军战士秉着长征精神，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拼搏一战，展现了长针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经历过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心中，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都满怀信心的去斗争、去奋斗。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确立了中国的性质，找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人民也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他们明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经历了109年的不断战火后，中国人民终于都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忆当中的战火烧得依旧猛烈，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谨记历史的教诲，谨记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强，不再受辱。
而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并不彻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遇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依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心的局面，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尽管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以毛泽东未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定以此为戒，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自由、富强的时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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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七
摘要：“鸦片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清朝统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务运动”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统治权在内外压力下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临界点”时期，制度替换行将发生，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维新派却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最弱的政治集团，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基础力量的缺乏、光绪皇帝的无权状态、未全盘考虑和计划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它仍然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和以制度救中国的道路，时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没。
关键词：戊戌变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二、路径危机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戊戌变法和制度变迁的流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维新集团的弱势状态。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五、结语。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ulpierson.increasingreturn，pathdependence，andthestudyofpolitic.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0.
[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八
摘要：19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洋务运动，但最终归于失败。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自强求富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注定了它的最终失败，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封建传统观念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同时又促使了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
关键词：洋务运动；民族工业；近代化；现代化。
前言。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政权定鼎于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金陵，建立了与大清分庭抗礼的政权；又过了三年，英法联军在美国、沙俄的帮助下，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赶跑了咸丰帝，留下了暴行。清朝的统治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为了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为了镇压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封建统治，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
一、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
1、洋务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
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近现代化工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
2、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
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
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开端。
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相当自足的社会体系，生产主要靠人力。中国自古有较多的科技发明，并长期在世界占领先地位，但自14世纪后科学技术一直处于僵滞、停顿的状态，以致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的科学革命。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以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
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进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从一开始就与外国在华企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它们经营不善，管理落后，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近代化的开端。
三、洋务运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新阶级的诞生和发展。
1、洋务运动促使中国诞生了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投资洋务企业的多数“商股”，后来成为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基本成分是官僚、买办、商人及地主。依经济力量的强弱，这个阶级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一般说来，由官僚、买办、地主转化而来的，其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发展，优于出自普通商人和手工工场主的资本家，前者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后者则属于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之间，都是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只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它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尽管有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它所进行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2、洋务运动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与壮大。
中国无产阶级是晚清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数十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五口通商地区，使当地的自然经济日遭破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求生计，或入外资在华企业做工，或充口岸码头工人及外国轮船海员，第一批产业工人即由此诞生。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它自诞生之时，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与压迫。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不断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或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欺压，或针对本国业主及封建势力的压榨与凌虐，显示出强烈的革命性。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及五四运动前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四、洋务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洋务运动失败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行为或生产行为，而忽略了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要求与之紧密相连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使某一单一因素的发展失去了各社会因素的配合。
首先，政治上，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的不独立就注定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启示我们：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前提保证。
第二，经济上，在当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控制不允许中国民族工业的生存，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下是很难发展的。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同时要积极进行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国民素质，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第三，文化教育上，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它虽然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但这种只追求短期效益的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人才，教育要从孩子抓起。实践证明“科教兴国”战略才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伟大的决策。
结论。
清政府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遭到了失败，但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从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中国人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也逐步被打破，尤其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从失败中汲取深刻的教训，以利于我国更好的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对洋务运动，我们应该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九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十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十一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国际背景。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十二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篇十三
首先第一点洋务运动不管有没有成功都是中国人民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处，开始希望用这种改革的方式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让他们获得自由。所以在思想的层面上来讲，洋务运动是一场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从政治上来说，洋务运动的性质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这一场运动原本就是由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人发起的，他们希望从这一场运动中让当时的中国人民不再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这一次运动之后的中国虽然并没有使广大的人民群众从封建的牢笼中完全解放出来，但是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让人们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第三个方面来讲，洋务运动除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改革作用之外还在军事上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洋务运动的性质中也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一场军事改革运动，因为它使当时的中国军队从刀剑时代中解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