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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让我们反思并获得进步的重要方法。科技领域如何进行总结？有没有一些科学的方法和步骤？从这些范文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提炼关键信息，突出重点。
历史文学论文篇一
文化意识的增强，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同时领悟文化的内涵和接受文化的熏陶，并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一种追求文化的情感（英国学者泰勒）。而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及教学中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自身的文化素养，则是21世纪的老师所应研究的课题。
1．增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东西方文化知识的了解对一个老师来说是必备的精神食粮。而东西方的文化名著则是获取正是最好的素养来源。正所谓“腹中有书气自华”。要想游刃有余地驾驭课堂，首先拓宽的就是自己的知识面。当然每个人的文化涵养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古训云：耐住寂寞，静下心来，潜心读书。现在各种媒体的“文化快餐”接踵而至，“文化快餐”附以图画，形象而生动，观赏性强但感悟不够；读书则不同，尤其是名著，它用深刻的文字对人们的思维进行启迪，引发人们对所描绘的事物进行感悟，使人得到了美的熏陶，极大地开拓人们的想像空间。日常生活中波涛的汹涌，绝不会胜过你读王鲁彦《观潮》所领略到的壮美；电影中巍峨的泰山，绝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歌剧othello，绝没有你静读莎士比亚原著的韵味……这些语言的韵味，深厚的人文底蕴，非借读书不能提高。为此，只有读万卷书，才能行万里路，才能造就学识宽厚的大智者，才能带领学生从语言学习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2．加强对本族文化的掌握
母语是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把生动感人的语言文字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情感世界中，让学生在感受汉字奇妙人文历史论文，语言壮美的同时，沉浸在与高贵的灵魂对话时的那种纯净，让课堂充满母语的内涵和气韵，让学生的文学素养悄然流淌！“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英语老师同样应该不断地探索与尝试，利用阅读名著去彰显母语的魅力。同时将两种文化进行沟通、融合，以此来激发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的认同感。
1．从方法上引导
面对众多的文学作品，如何让学生学会鉴赏，学会品读？一要强调文本阅读，并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在阅读、理解、概括、表达、交流等综合能力。二要引发学生的思考，以问题的形式促使学生去寻找动情点，引发学生与作品的共鸣。三要引导学生明确鉴赏评论的切入点，并能以文本内容为有利证据，展开鉴赏、评论。
2．从内容上拓展
英语课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阅读来提高阅读能力，既可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又可增强认知能力，培养美感，阅读是吸收和积累的过程杂志网。在阅读活动中，对于同一篇作品的理解而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个读者的理解都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心中都有一个自己所理解的“哈姆雷特”。但是，任何理解都应该是相对理解与绝对理解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差异当中包含共性。因为理解者的个体性差异，不同的理解结果之间也有差异的存在，但都不能游离于文本的本意之外。所以，在课堂阅读教学中，我们首先要提倡个性阅读，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达到“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境界。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索金梅也曾表示，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和人文思想的灌输，向学生讲述“人生而平等”这样的人文思想，使学生在获取文学知识的同时，思想认识也得到升华。用时代的、发展的眼光读名著，我们才能将名著读活，读出其中韵味。
文化意识是指在文化的知识、理解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文化意识是文化交际的重要基础和保证，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识，才能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根据话题、场景使用得体的英语，才能理解英语所蕴藏、承载的社会文化。才能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这也提醒我们向学生推荐作品时，要更关注作品的经典和代表性，同时也要关注到时代性。
1．文学作品
当今世界，好的中外文学作品千千万，值得我们研究和研读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雨果，泰戈尔等的作品，以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为例，一般说来，《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即以人为本，歌颂人的尊严和理性，当然也揭示人的缺点乃至弊端。400多年来，莎士比亚作为文学巨匠，语言大师人文历史论文，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观众，在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呼吁大家能挤出点时间来回味莎翁作品，重读经典名篇，陶冶情操，加深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也能增强学生对人生，对生活更强烈的求知欲。
2．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具备了场景以及文化内涵的真实性，能被大家广泛接受，给了观赏者了解各种人物生活的机会。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了解西方的生活习惯、民族风情、人文历史和地理环境。经典的英文影片不但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有效激发学习英语的兴趣，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传播，作为语言学习者，观赏西方影片是为了接触地道的西方文化，累积跨文化的意识。学生在欣赏的同时，教师穿插些影视的评论，如对语言、作品内容、文化、时代背景及人物的分析等待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在欣赏影片时，我们不能单用语言去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必须同时运用文化知识，对存在的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并加以总结，用心体会中西方的价值取向以及逻辑思维的差别，从而提高西方文化的学习。总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样式，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承载着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的任务，提高语言学习动力，让英语学习更具备实用性。
[1]林红颖.影视欣赏中的英语文化教学[j].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12.
[2]孙玉红.汲取甘泉烹香茗——找准指导学生阅读名著的角度[j].山东教育，2009，32.
历史文学论文篇二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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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文学论文篇三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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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学论文篇四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文学论文篇五
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
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
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文学论文篇六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万上升到22500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最盛时达到6000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1000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历史文学论文篇七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文学论文篇八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历史文学论文篇九
对于中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国内高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针对以往注重知识积累的弊端，为适应时代对人才要求的变化，提出要以培养人文素养和提高应用实践能力为教学目标;二是教学内容，针对以往重史和重理论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要读文本、读经典、重本轻史;三是教学方法，探索了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总之，学界基本是在宏观上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教材)体系与模式、课堂改革、教师风格化教学等不同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加以研究和尝试，以期提高教学效果。然而，这些改革，总的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
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对地域文化资源的整理归纳利用，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问题，以期在微观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然目前已有之研究，基本停留在微观层面，即主要探讨引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诸种意义和作用，论述也较为简单。
总的来说，对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学界的研究仍是尝鼎一脔。因此，本文试图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实践考察，以解决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这一难题。
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发挥高等学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加快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等要求，广西高等教育应将中华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融合到教学和学术创新活动中，注重人文素养的培养，确立培养“创新文化人才”的教育理念，发挥高校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大学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优秀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价值观念的变化，在科技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很多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在现代高校教育中日益“边缘化”，课时也在不断压缩。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普遍存在“学习古代文学有什么用”的疑问，认为学习古代文学没有前途，学生的学习目的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并不是为了获得文学修养，因此，学习的积极性普遍较低。学生中不仅对于古代优秀的作家作品不甚了解的大有人在，如许多大学生都没有看完四大名著，而且他们对于地方文化特质和文化名人等更是茫然不知。这样的现状显然不利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对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但是文化建设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进行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教育，将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广西文化建设。尤其是，自 2012 年以来，广西重点培育打造“14+10”产业体系，全面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国家战略，推进广西—东盟经济圈的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是文化的建设，广西需要大量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的人才，这就要求广西高校培养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人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探讨地方历史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长期以来，教育界只注重古代文学的基础课功能，而忽视了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众所周知，文化和文学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故对古代文学这门课程进行了重新定位：既强调其基础课的功能，又要突出其文化传播功能。因此，古代文学这一门课程，应该改变以往的定位，而重新定位为要为广西培养适合的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以服务于广西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另外，广西各历史文化名城是广西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中心，若以学生身边的地方文化为突破口，将容易集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若能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将是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措施。而且，作为传统课程的古代文学得益于传统而又囿于传统，从教学内容上来说，普遍遵循的套路是注重重点词、句的解读，并没有注重对其内在的文化内涵进行理解性教学;而从教学手段来看，也主要采用的是背和记相结合的模式。因此，课程改革极易流于形式。而若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融入古代文学的教学任务中，将地方文化作为古代作品理解的图释者和人文素质教育的承载者，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培养学生热爱乡土的情怀，教学改革则较易操作，而且也符合高校目前专业课程设置趋于实用性和多样性的时代趋势。
总的来说，古代文学在教学中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这是改变古代文学教学中只重“史”之文学历程，而忽视古代文学史之空间地域特色之弊端，让学生从时空两维度立体了解古代文学的重要途径。古代文学教学与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结合，既让古代文学教学更具实践性与现实性，又让学生参与地方历史文化宣传与保护，对推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无疑有着示范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学改革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今日中国高校众多，教材繁杂，然本人在多年的教学中，发现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大致还是延续写作背景、作家生平以及作品介绍等教学模式，这就极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探索该课程教学改革，应主要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转变观念，引入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从教材、课程、教法上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教学改革。
(一)教材改革
目前的古代文学教材普遍使用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及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很难体现地方文化特色。有学者指出“教学研究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它需要理性思维的力量，它要求研究者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编写一本题为《广西历代作家作品选》的纸质本教材。该教材当是一本既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特色，又能培养人文素养的作品选读教材。教材编写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选择作品的标准要能体现广西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及适应教学的需要，选择具体标准有：(1)与文化名胜古迹有关;(2)为广西历史文化名人所作;(3)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4)具有乡土情怀。
2. 作品的编写体例拟遵循以下原则：(1)作家传记类资料。主要包括作者列传、传主与广西有关的论述以及后人的若干评价等。(2)文本原文。通过查阅地方志、地方诗文词集、地方民俗文化、地方历史文献等，精选经典作品。(3)研究资料。提供学界不同学者所撰写的关于作品或作家的论文，一篇作品选择二、三个不同的代表性看法即可，以为教学提供多元理解的资料。(4)思考与练习。选择某篇作品，涉及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引导学生去深入思考理解作品;练习的形式多样，包括读书笔记、文学评论、文学创作、文学采风等等。(5)作品数量控制在 100 篇以内。不限于广西籍作家的作品，与广西有关的作家或作品均可入选。
(二)课程改革
1.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设置广西地方文学教学的专题版块。依照《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西卷)》等著作，将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渗透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如讲述先秦神话传说时，可引入广西壮瑶等族的'“布洛陀”、“莫一大王”、“一幅壮锦”、“百鸟衣”、“盘瓠王”、“密洛陀”等民间故事;又如讲述唐宋代文学时，可重点讲述客桂文人的文学活动，如柳宗元、李商隐、苏轼、秦观、黄庭坚、范成大等;又如在讲述明清文学时，可重点介绍桂籍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如蒋冕、戴钦、吴廷举、岭西五大家、临桂词人群体等。
2.重新设计实习实训环节中的“文学创作与采风”的课程。通过与广西各地景区的联系与合作，让学生前往实习，以宣扬广西地方文化为主题进行文学采风与创作，将课堂理论知识的教学转为实地考察，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调研、作业检查等方式，丰富古代文学教学方式。
(三)教法改革
古代文学的教学历来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自学、课堂讨论、课外作业等环节。以往的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是从理论到理论，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改革应转变观念，在教学方法上跳出传统模式，从单纯的讲授型教学转变为研究探索性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发现的能力，提高授课效果。具体改革措施有：
1.在教学环节中实现广西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相融合。主要形式有：
(1)将“寻找古代文学中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如唐宋文人与桂林山水)”以作业任务形式布置给学生，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及地方文化名胜，改变学生的被动学习局面，促进学生的创新型、主动型学习。这样，课外学习古代文学与文化便从“规定”变成“需要”乃至“必要”，有助于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协作意识、创新精神，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2)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中，让学生通过撰写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形式，在广西地方文化典籍、广西历史文化名人、广西地方文化程的一种娱乐，“听”“、说”进而被忽略。认知评价理论注重学生的内在激励，即内部动机的形成，强调满足个体的自主、能力和归属需求来达到内在动机的形成。在认知评价理论的指导下，将学习动机的培养纳入课堂，通过教师对课堂的操控满足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以此增强学生在英语视听说课堂上的参与动机，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以此达到有效教学的效果。这为当前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教学改革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机遇，同时也存在新的挑战。
历史文学论文篇十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