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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一种思考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深化对事物的理解。总结时应注意思路连贯，避免跑题或离题。成功离不开坚持和努力，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潜力，并为之奋斗不止。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一
它是公共管理的特殊状态和特殊形式。严格地讲，公共危机事件管理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策略，危机事件管理中的策略运用应当采取权变的观点，针对不同的危机事件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一切以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正常运行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只要成功达到这个目的的策略就是合理的策略。
就公共管理部门而言，公共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公众对有关政策、法规的不完全理解。有的公众甚至认为一些政策有失公平，这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在政策执行时遇到较大阻力。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改革过程中，由于公众对改革的不理解，出现了多种声音，进而引发成牢骚，甚至有个别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二是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引发危机。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赋予公共管理部门的一种机动权力，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反之则会出现异化现象，给权力寻租创造条件，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三是由于行政人员自身素质低导致的风险。有些行政人员缺乏工作责任心，凭习惯、凭经验随意执法，凭意气盲目执法，论关系、讲人情胡乱执法，从而引起行政相对人不满，引发不必要的纷争，造成公共危机事件。四是公民抵抗执法引发的风险。据报道，目前我国暴力抵抗行政执法事件时有发生。因此抵抗行政执法引发的公共危机，不但给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影响，而且直接危及行政执法人员人身安全，给行政执法人员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并行，传统因素、现代因素与后现代因素并存，导致现阶段是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因而也是各种类型公共危机的易发期。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公众受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网络的出现及普及使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和透明，这些都对公共管理部门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对这些挑战做出积极回应，势必会影响自身的声誉和形象，失去公众的信任。
面对危机，如果行政人员在管理理念上对危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漠视人民的利益以及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欺上瞒下，口是心非、弄虚作假，或公共管理行为和效率上识别能力表现较差，应急机制不健全，对危机反应失当，致使危机扩散，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管理客体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危机治理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而盲动，导致秩序失范；二是由于在非常时期丧失公众的信任，社会矛盾突出，使行政行为关系紧张乃至冲突；三是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而未被有效控制时，媒体可能借机进行负面报道和恶意指责，损害公共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因此，公共管理部门需要通过建立必要的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以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处置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特别是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之后，全国上下迅速行动起来，把加快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升到工作日程，在应急预案体系和机制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8年，面对突如其来的512特大地震灾害，我国的应急管理系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应对巨大灾难的过程中，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应急管理还存在定的问题。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二
摘要:近年来，“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描述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特征的关键词汇。“新常态”最先起源于美国，但在中国语境下具有了新的丰富内涵。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语境下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环境保护、文化建设等不同领域新常态的丰富内涵，结合公共管理实际，探讨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指出了公共管理的出路及努力途径与方向。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
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行为。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
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
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结束语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解除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
[3]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01:5-18.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三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的影响胜过其他任何一种交通方式。综合交通规划既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依据，同时线网规划又对综合交通体系及交通枢纽站点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对各个交通枢纽站点来讲，有着重要的空间引导作用，新的线路及新的交通枢纽站点的建立，极大的调整了人流的方向，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把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旅游景点等区域作为轨道交通枢纽站点，这样的设计不仅缩短了每个站点间的互动空间及时间，也缩短了城市与城市间的互动空间和时间，对于生活在交通枢纽站点附近的居民出行有了保证。通过对城市发展规划、主要客流走廊及集散点的综合分析，整个轨道交通网络形成后，有利于城市发展轴的形成，利于主城中心体系重构，利于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优化将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城市空间体系的宏观层面看，目前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基本实现对城市主要住职空间和通勤走廊的覆盖。轨道交通为长距离的通勤客流提供了良好的支持。新开发楼盘住宅接近60%在轨道交通线路周边750米范围以内，未来的轨道线网与就业中心和居住中心的联系将变得更加紧密，这种发展趋势说明轨道交通的快速网络化使得就业区和住宅区开始有序地向轨道线网聚集，通过依靠轨道交通线路来提高通勤效率，调整城市住职空间的扩散方式，降低机动化出行比率，进而有效缓解高峰期的城市交通拥堵。
（一）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房产市场的影响。
地铁对房地产增值的影响有多大？从其大部分城市来看，地铁一旦贯通之后，周边的物业一到两年，慢的话三到五年会升值40%和50%，这在很多城市是屡试不爽的，尤其对市中心城市的物业也有很大的带动，现在城市内圈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土地最近两到三年之内基本上会被消耗殆尽，这样之后按照目前的城市化进程来看的话，这部分土地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的居民的居住所需，所以很多郊县的房产也是未来市场需求的重点。
郊县涉及到公共交通这个问题，因为距离较远，如果公交车感觉比较慢或者比较堵，就需要轨道交通。所以轨道交通对近郊的房产在未来的升值潜力和规划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生活带来了一种蕴含无限商机的“站点经济”，从而带旺一个区域，增加物业升值空间。相关研究表明：广州初建地铁的时候，地铁沿线物业升值15%~25%，地铁开通后，沿线物业再次升值15%~25%。三年的时间涨幅超过200%，商业租金涨幅高达2~5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带来交通环境的改善，从而使其沿线房产价值也会得到较大的提升与认可。
（二）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对商业综合体的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对商业综合体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未来人们出行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现在大家还是喜欢开车，但是交通拥堵的状况会让大家觉得还是乘坐轨道交通更加方便、省时，还剩去了停车的费用和麻烦。这样一种交通方式的转变之后，一定会使人们觉得去那些有轨道站点的商城更加方便，所以会给那些商城带来更多人气和机会。
商业综合体建在轨道站点的旁边，从轨道站点下来后就到了，那么商业综合体的人气可想而知，经过各个城市的分析不难发现，有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的商业综合体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并且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大的商业综合体的开发建筑规划都会与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网络规划来进行融合，找到合适的开发区域，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对城市产业布局的影响。
轨道交通对城市产业的布局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它不是完全的有关系。因为轨道交通解决的问题和路网方面机动车解决的问题还两个方向的。从制造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轨道交通的依赖性不是很高，因为它主要是以生产为主体。
但是中国的大多城市是进行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城市，这种城市的三产的发展要求是比较迫切的。这个三产里面包括了两个方面：和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相关联，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就业人群，而且一般来讲，它的开发密度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开发密度比较高的地区就需要有轨道交通来进行支撑。
毫无疑问，轨道交通的发展其实支撑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两者有非常好的契合，因为开发强度越密，就带来更多的交通流量，需要通过轨道交通来解决。所以轨道交通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地促进这些跟三产有关联的功能拓展，所以与生活性的服务业相关联的场所，需要轨道交通的发展来作为支撑。
（一）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提升城市价值。
1、提升价值的多元化。
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价值的提升，可以是有形的价值，也可以是无形的价值，比如节省时间；可以是直接的价值，也可以是间接的价值，比如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可以是内部价值，也可以是外部价值，比如改善环境。
2、提升强度与多种要素相关。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对城市有积极的影响，但影响作用的大小、价值提升的高低，具体受城市区域位置、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整体经济水平和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但总体来说，城市轨道交通对大城市提升的价值比中等城市大。因为大城市在周围的城市群中处于生产要素集聚的地方，同时城市规模、交通需求、城市平均地价、城市产业结构等受到城市轨道交通产生的影响更加敏感，波动性大。
3、时间的延展性。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持续很长时间，比如一条地铁线从规划、建设到运营一般需5-10年。以直接的经济价值为例，规划期间，沿线土地价值开始得到了提升；建设期间，拆迁的民众、参与建设的各主体单位及产业链上的各企业均受益；运营期间，运营公司提供了工作岗位。从时间的延展性上，我们可以看出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价值的影响或提升是动态的，我们只能尽量从各个方面对其在特定时间进行解构。
（二）从效益到城市价值的评价体系。
1、经济效益对城市价值的提升。
1)经济效益对“宜居”的提升其主要体现为“沿线房地产增值”、“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对“宜居”的提升。“沿线房地产增值”可为沿线居民带不动产收益，“空间布局优化”可为沿线居民及商家提供更多的出行及商业可能性。
2)经济效益对“宜业”的提升其主要体现为“建设运营”、“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对“宜业”的提升。建设运营期间，城市轨道交通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很大的就业机遇，空间的拉伸及调整扩大了商业活动范围，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2、社会效益对城市价值的提升。
1)社会效益对“宜业”的提升。其主要体现为“污染物减排价值”对“宜业”的提升。“污染物减排价值”对城市环境有改善作用，当然，这也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良好的城市形象能吸引就业者的就业选择。据报道，北京的雾霾已成为影响留学人员选择回北京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效益对“宜商”的提升。其主要体现为“土地节约”、“城市活力提升”两个方面对“宜商”的提升。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用地面积的变小，可使其他使用土地的用途增加，比如用于商业。“城市活力提增强”能突出城市特色，塑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对招商引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缩短了城市的空间及时间距离，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带动了经济效益的增长，提升了城市的价值，调整了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点的影响意义非常重大，我们应该不断的探索研究，不断的创新发展，发挥轨道交通枢纽的真正力量，把城市建设的更加美好。
[1]顾汝飞。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空间一体化设计研究[j]。城市建筑。
[2]徐振廷。城市轨道交通市区线与郊区线衔接方式研究[a]。综合轨道交通体系学术沙龙论文集[c]。2015.
[3]张维阳，李慧，段学军。城市轨道交通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地铁一号线为例[j]。经济地理。2012(02)。
[4]石靖，雷汗青。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高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以武汉轻轨一号线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01)。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四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公共管理面对着更为复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机理规律，加强分析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章重点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即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管理当中的行政生态问题与公共管理中公共政策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对公共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概括和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前沿问题；行政生态。
人类具备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而群体的聚集最终产生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无论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的，或是以代表广大人民执行权力的，都应该纳入到一定的群体性协调当中，这种协调就是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包含了权力的施行模式、影响的范围、政策的拟定等。中国的公共权力产生历史悠久，从奴隶社会一直延伸到封建时代，中国的公共权力的归纳和政策施行都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和调整，包括协调中央公共权力和地方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等。新中国建国之后，面对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实际状况，新中国的领导人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公共管理理论，如苏联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模式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探讨，就面临更多新的前沿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前沿核心:公共管理过程中主导者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广泛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在公共管理方面开展了富有意义的研究以及实践。这些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对于具备特质性的公共管理探究上仍然不够。就一般状况上分析，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仍然是社会公共权力集合者实施管理的过程，因此，公共管理在社会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对象主要还是公共事务。面对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则会产生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方式。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本质是逐渐产生变化的，具备了动态性，所以其呈现出的表现更为无限性。因此，社会公共事务的不断变化的状况对于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概念范畴等会产生更多的变化和影响，而这种共存关系当中，公共管理主体仍然还是整个公共管理理论和行为中的核心要素，也就是由谁来主导公共管理的各种行为，这方面存在三种研究情形。
如公共管理行为的实施者是政府，或者是公民其参与的层面的差异，或者是第三部门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导行为当中，非政府性公共管理以及公民参与容易出现忽视政府主导性的状况，虽然在公共管理理论中也有多中心治理的观点，但是这一种研究并不能够忽视或者淡化政府在公共管理的主导性。
第二种状况是针对多元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一种结合的研究方向，即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这三者的结合，认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民众参与以及非政府性的公共组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新颖的公共管理体系。这种研究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不能够和政府的管理划上等号，也不能够把多元主体作为整个公共管理行为的绝对主导。这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行为应该是民众、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组织以及政府三者形成三个公共管理行为的主体进行功能性分析，然后功能性分解之后，由其主导倾向划分出公共管理的模式类型。由政府进行主导的通常有中央集权的公共管理模式，也有民主化或者社会化的管理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平等合作，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自主化的方式，产生多个管理中心。由此可见，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无论是集权式的还是民主式的，都属于一种从上到下的管理，和被管理方相互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而公民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则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从这种方向上看，公共管理的整体面貌更加清晰，整个框架也更贴合公共管理实施过程当中彼此的关系，并且梳理了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公共管理之间的概念范畴，整合了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力量，整体脉络更为清晰。如果从客观的角度上看，这种研究模式主要还是希望走共同管理的模式，和实际的公共管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第三种状况是提出了三元的公共管理体系。第一种就是国家机关对于社会实施的政府主导型的公共管理行为；第二种是非公共性的管理和行政结合之下的公共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关，也就是公共的社会组织所实施的公共管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最终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当中得到统一，整合之后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公共管理行为。不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实际上不能够完全划上等号，更不是一种三等分的结构，其管理领域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第一种类型的公共管理行为是政府以及国家机关所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影响是整个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其具备多样性以及广泛性，在国家的范畴当中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第二种类型是从私人组织的公共管理当中放大而来，它本质上就是政府的组织以委托的形式，或者部分公共权力的让渡，让部分大型私人组织拥有部分的公共管理权力。最后一种类型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除了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之外的公共管理行为。这种管理有时是一种政府性的公共管理，有时是具备较为明显的私人性质，这两种不同性质互相之间交叠在这一种类型之中。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公共权力机关所实施的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具备二元属性的，也就是政府所进行的公共管理是具备政治性和社会性两种特性。因为一个国家权力集合不可能不站在某一个利益立场上，其本身的政治性或者说阶级性代表了这个政府机关的公共管理，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为了让政府的公共管理更加有序化，国家政府机关仍然要趋于理性，这种理性是会促进公共管理的科学性。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政府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而政府就是从社会当中产生的，从表层上分析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和社会互相异化的力量，是某种阶级所掌握的利益集团。因此，公共管理三元发展不可能是超越阶级性的。
（四）中国当前的公共管理主导:政府本位。
当前中国仍然是以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本位主体，而且中国政府在各个公共管理领域当中还占有绝对的影响。而公民参与层面，或者是社会非政府性的公共管理行为，则还是一种应然的范畴，并且还要从很多方面去促进和提倡。中国要从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本位转移到社会和公民本位的公共管理模式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还是要依靠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模式改革的主导，发挥出政府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公共管理模式的优化，加强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公共管理虽然强调多元化主体的参与性，但是这种多元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仍然不可以完全等量对待，公共管理并不是多元管理主体联合执政，更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同步管理。政府实际上应该扮演当前以及接下来一个较长阶段当中的重要公共管理角色，不过要进一步开放其自身的监督平台，接受更多的批评以及建议，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够维持公共管理的健康运转。而中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对于自身的改革建设也要参照共产主义的建设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公共管理和政府的行政管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因素，其发展的健康程度是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实践层面所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如果把政府这个公共管理的主体作为一个完备的系统来看，那么政府自身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的，这种生态从政府的行政行为当中产生，因此也可以称为一种行政生态。政府的行政生态变化和政府本身系统的发展以及其生存的环境是密切联系的。这种行政生态的更迭和自然环境的生态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行政生态不是单纯处理环境问题，或者构造环境友好型政府等，而是关注政府自身的系统性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关注行政生态，传统思想主要是关注政府的行政生态，但是实际上这种关注视角仍然是狭义的。对于公共管理过程当中的行政生态，不仅仅要从政府的角度进行关注，还要从非政府性组织的角度去分析和关注，从公民的参与层面去分析。行政生态本身就包含了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行政的自然生态环境，另一个是行政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两种生态环境都统一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对于政府的行政生态的研究要关注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涉及到行政生态的社会因素众多，包括了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包括战争和和平，各个大国之间的政治角力等。而政党的竞争、国家的组成模式、市场经济以及相关的企业等，甚至包括国民性格，对于政府的行政生态都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政府要改善自身的行政生态，不仅仅要参照自身所面对的未来发展趋势，更要关注政府之前所经历的国家历史，以及民族的文化等。这些对于行政生态的转变是起到一种基数式的影响，对于政府的影响更加丰富。政府自身的生态环境当中，自身系统内部发生的调整，对于政府自身的公共管理行为能够发挥出非常大的能动性作用，这种能动性的作用对于政府自我系统化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触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上，就是一种内在行政生态的平衡。行政机关自身是由不同的组织和结构构成的，因此，其行政效能受到了部门和部门之间关系协调效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平行的横向关系，也可能是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包括下级官员的晋升，以及基层干部的福利问题等，都对于行政生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对于公共管理自身的健康可持续运转起到了强大的隐性作用。
（一）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观趋向。
公共管理必须会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抽象公共管理要素。公共管理中的政策都是在一个动态的环境当中，在其实施的过程里会不断自我完善或废除。公共政策本身会具备伦理性，也就是其所采用的价值观落脚点问题，其本身是参照何种准则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所以，不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本身是属于一种什么社会阶层，公共政策本身都应该具备伦理特征，包括对于目标的思考和行动的引导，能够朝着一种方向去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公共政策在伦理价值范畴的界定应该属于其政策的制定者，但是政策的执行者对于公共政策的理解也尤为重要。公共政策在价值取向上能够和大部分的人民群众所尊重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契合的，这种价值观偏好决定了公共政策本身的评价也是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的。从公共管理的实践上看，公共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了多个方面，其中，对于占社会人口数目较多的人民利益的维护以及促进，对于公共有害因素的排除或者降低，促进社会的劳动力得到充分应用，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弱势群体的维护等。这些表现了公共政策本身和美德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美德是透过公共政策这一个途径，转化成为一种可以进行执行的模式。
公共政策需要通过一定的工具促进自身实现，这样的途径也称之为政策工具。政策工具如同一座桥梁一样，是嫁接在公共政策的拟定目标和公共政策的结果之间的途径。当前中国对于公共管理的政策工具研究和甄选方面还是处在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所以，对于常见的公共政策工具应该有所了解。市场化的工具是一种常见的政策工具。通过市场经济本身的自由竞争，能够更好地提升政府在颁行公共政策方面的效率。这种过程包括了权力的下放，以及市场内部的交易等。比如政府在进行企业的民营化政策施行的过程当中，就采用了市场的这个公共政策的工具，对一些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从奠定方向到最后让企业能够进入到竞争的自由市场当中，极大程度地降低了政府在企业民营化过程当中的行政政策的成本。此外，管理类技术工具，通过管理类的软件和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公共政策的综合效率。政府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要适当结合当前信息化时代的各种技术优势，改善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例如引入一些战略性的管理，或者是行为的流程化。中国的公共管理主体在管理类技术工具的应用方面还是相对落后，所以应该进一步的开展以及调整，加强对公共管理行为的绩效考核等。近代公共管理学说的兴起，最终结合各种新型的社会学说，如马克思主义等进入到中国。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在民国时代就有进行试点实施，而真正形成具备普遍社会实践的公共管理行为，应该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当前的中国正处在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这个改革的时期需要更多调整。公共管理作为公共权力施行过程当中的重要行为模式，能够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影响。公共管理趋向于多元化过程当中，仍然要把握好主体的主导性作用。而政府的多元化管理下，对于公共政策的甄别，对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使用等，都能够促进政府在新时期过程中把握到公共管理的实质，最终促进本身公共管理行为的不断优化和发展。面对当前公共管理所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应该积极求索，构建更为完善的公共管理机制体系。
[4]林尚立。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j]。公共管理学报，2006，(2):1-6.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五
摘要：作为管理学独立为一门学科以来的开山之作，《管理的实践》一书将管理剖析为三项任务并作了整体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本文旨在阐述个人对此书的读后感受。全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管理的实践》一书的主要内容做出概括和简要评价；第二部分则主要结合读后感受提出对现在公共管理中与目标和责任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公共管理目标公共部门目标新公共服务理论。
一、内容概括与评价。
《管理的实践》全书将管理看作三项任务：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但是全书的特点又正在于并非单纯的分析每种管理任务，而是将管理作为一项整体进行思考的。我们了解到，这三项任务贯穿管理工作的始终，任何一项管理行为都会同时影响到这三项任务。所以，全书将管理分为三项任务只是全书的主轴。在主轴的引导下，全书主要分为了几个部分对管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到了一系列的管理成果。对于企业和管理者的管理，我们收获了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创造顾客和市场，我们明白了目标管理对企业和管理者自身的重要作用；在企业结构一部分我们知道了组织发展的不同时期需要怎样的组织结构；在员工管理部分，我们认识到了如何考评企业以及怎样设计合适的绩效标准等等。全书在不经意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管理学中的种种成果。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进一步其思考其管理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全书的三条主线下面各种管理思想互相交织，密不可分。其管理都是建立在一种清晰的企业目标下的，即使在作者看来企业的目标有很多，包括：市场地位、创新、生产力、实物和财力资源、获利能力、管理者绩效、员工绩效和工作态度、社会责任。[1]以上八点均可以说是企业的目标，但是其基础始终是建立在终极目标：创造顾客的细化之上的。可见，管理是一项有清晰目标的行为。在明确了最关键的管理灵魂的条件下，下面我就将结合书中的观点对现在公共管理中涌现的问题做出一些个人的分析。
二、结合实情的分析。
（一）《管理实践》的分析框架。
首先，有人会说《管理的实践》从头到尾强调的都是企业，而企业和公共部门是存在显著区别的。诚然，我们必须承认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区别，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统一性：一、作为传统公共行政的发展，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主要涵盖了关乎公平的行政学和政策学部分，同时它也涵盖了关乎效率的治理工具方面的部分。而后者正是逐渐引进市场化管理手段的结果；二、德鲁克所指的管理并非通指企业管理，他说过“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在了企业”。[2]结合这两点，我们可以肯定：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的观点去分析现在社会下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是有理论依据和实际意义的。
新公共服务理论公民、市场、政府三者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在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变迁后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了“公民掌舵，政府划桨”的管理定位。进一步说，政府及公共部门就是为公民利益服务的工具，是公民和市场关系的调节器。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的目标是公民利益和公民公平。
尽管德鲁克也将企业的目标归结为八大方面，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所有的目标均是为企业终极目标：创造顾客服务的。所有的目标都是终极目标的细化产物。而在公共管理中，却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将创造公民利益作为终极目标，那么在gross设计的目标框架下，许多的目标诸如获得投资、获得资源等都是和维护公民利益大相径庭的。有可能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目标都是能为公民造福的，但是在目前来看有的目标如成员利益是和公众利益完全违背的。我们都知道，在管理中，效率和公平是很难平衡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考虑公共部门的效率也应该建立在维护公民利益的前提下，单纯强调效率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损失效率，也要首先保证公民利益和公平，这才是公共管理的初衷。连自己的终极目标都不明确的公共部门是很难将自身组织目标和公共管理目标联系上的，而其结果无疑是公共管理的失败和政府形象的损失。
分析我国实际情况不难看出，当今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化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从公共资源的分配到公共决策的制定，最后到决策的执行都极强的反映出公共管理向部门管理演化的趋势。各公共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最大化，忽略公共管理的公共目标，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至上，其作出的公共决策最根本的政策目标视为部门争取资源和利益。而这种现象不只是个案，在行政机关的各个部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公共管理部门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公共利益的丧失，长此以往必会导致各部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分崩离析，难以保证公民基本的权利。导致部门管理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目标的不统一。在管理者的眼中，公共管理的目标不再是公民利益、社会里最大化，而是部门利益最大化。将行政者作为利益分享者的公共选择理论很好的解释了管理者的选择偏好。如果难以实现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的统一，妄图希望行政者发生偏好的转变是不现实的。作为国家和公民的责任，一方在于正确引导和正确激励，保证公共利益和部门利益在最大限度上有交集，另一方则要在公共管理中从被管理、被服务者转变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地位，通过多方主体自制，实现对相关部门的监督。
我国公共管理有着跨越式的发展，由于没能实现循序渐进的发展，导致当前理论和管理现实的严重脱节，在诸多问题中公共管理目标不统一是根本的障碍和困境。努力营造多元主体自制的管理模式，是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并经之路。
[1]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52—73.
[3]程惠霞。公共部门管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283—293.
[4]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六
的参与性，能够实现自治式的管理。除了社区组织外，还包括一些下属的部门机构，包括环卫、物业、经济等职能部门，同时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学校、机关单位等。社区组织的管理可用资源众多，能够有效的对社区进行管理，这与以往社区行政管理存在根本差异，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往主要是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管理，而管理任务也是根据上级的具体要求，社区管理则是实现了多方的管理，尤其是自治组织以及居民本身，并且社区组织的管理占主体地位，同时社区管理的对象是管理主体，因此可以极大程度的调动管理主体的可用资源，提高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最终实现社区管理的最终目标。另外，对社区管理机制的影响还包括市场机制、社区机制以及法律机制的影响，其中社区机制较为重要，主要包括社区声誉、社团制度、道德制度以及自治原则等。结合以上所述，社区管理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包括社区组织的建设、工作内容、工作目标和最终取得的成果，例如向居民讲述选举的具体事项，公平、公正的建立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然后再完善事物机构以及职能要求，从而实现社区的有效管理。行政管理的主要工作就是代表本社区的居民与外部政府部门或者其他社区组织进行交流，同时还要进行社会统计工作，对社区人口数量进行普查，协助计划生育和征兵等工作顺利开展。
党建工作是社区管理必不可少的工作内容，是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重要课题，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社区，都应该坚定共产党的领导，配合基层党员的工作，推进党建工作能够充分体现基层党员在社区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将我党严明的自律机制融入到社区管理当中，让社区组织的管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提高管理效率，保持与时代发展的先进性。
这一部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解决居民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并依靠社区居民共同的价值观念开展调解工作，另外在社区内宣传安全教育，让居民们在生活中做到防火、防盗，对社区进行巡视检查，以全面保障社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另外利用治安管理机构与制度约束居民的行为，这为和谐安定社会有重要意义。
为了使社区呈现和谐互助的良好氛围，社区组织应该培养居民们相互合作的良好习惯，建立一个互助性的友爱社区，让社区服务产生最大的效益。首先是便民服务、社区福利服务等，就是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内心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其次还应该大力发展公益事业，例如完善社区内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学校、体育、卫生保健等设施，同时照顾到社区内的孤寡老人和弱势群体。
文化管理是活跃社区气氛，增强小区居民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主要包括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健身活动等，而社区组织就是负责相关文化活动的组织和执行，让居民们都参与到文体活动中来。同时社区组织还应该完善教育机构，从而对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居民遵守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公共道德，消除居民思想上的困惑，以积极的精神面貌感染居民，使其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以及道德素质。
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的经济和居民力量，从而为其提供高水平的社区服务以及公共物品，同时改善公共环境，铺设绿地，使道路交通系统更加完善，居民用水用电更加稳定，乡镇村委会还应该及时对农田水利、防汛抗旱等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与居民紧密联系，优化社区的环境建设，让居民能够踊跃参与到环境建设当中，对此还可以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奖惩体系来提高居民的积极性。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区管理的管理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即将管理权力由政府转给社区组织，只有提高社区组织管理的有效性，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社区管理的水平。第一，政府以及企业开始从社区管理中的退出，而管理责任就交给了社区本身，因此有必要进行社区公共管理；第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使得社区管理的中必须将市场方法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第三，社区的公共管理是社区机制得以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第四，社区未来的发展必须以社区公共管理为基础；第五，社区安全和稳定的基本前提就是实施社区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以及国家公共管理，社区管理属于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是不同等级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因此其也属于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在公共管理相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中，社区管理体现出的特征与其发展方向相迎合，可以利用众多的管理方式对公共管理的理论、方法以及未来发展进行创新。结合以上社区管理的内容不难看出，社区管理本质上是属于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并且其以一个类似于微观公关管理的模式在运作，社区管理对于公共管理产生了众多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在新时代下，公共管理具有明显的市场化以及社会化，相比以往的公共行政管理而言，市场以及社会成为其主要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较为先进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社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区以居民为管理对象和管理主体的自主管理机制，将这种理念引入到公共管理当中，能够使公共管理的水平得到质的飞跃。社区特有的这种机制很好的解释了公共管理的创新实践，主要是由于社区管理是以较为完善的社会学理论为依托的，其相关理论已经趋于成熟，除此以外社区方式在经济学中也得到的应用，在解决经济问题或者进行经济实地考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社区管理理论被引入到公关管理之后，能够促进公共管理中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全面发展，使公关管理理论得到实践的机会，因此社区管理对公共管理理念的创新有深远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往行政管理模式开始向新公共管理进行转变，其中主要是对市场方法的应用，市场机制以及社会化的应用使得传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民众参与的管理方式为公关管理方式的拓展提供了依据，充实了公共管理的内涵，社区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出较强的效果，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有存在血缘、地缘以及业缘等众多的联系，这使得社区本身就有一股较强的凝聚力，因此自治管理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因此，让社区居民形成较为抑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能够保障社区管理的顺利开展，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
社区管理作为公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水平的管理必定也让公共管理在社区这一部分的研究更加透彻，并且这也是未来公共管理主要的发展方向，以往的公共管理主要利用国家以及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但而没有发现基层的社区中也存在公共这一特质，同时忽视了除政府外其他组织同样具备进行社区管理的能力，并且这种非政府的社区管理正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未来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社区管理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逐渐与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社会化相兼容，社区管理活动的对象是社区居民，并且与居民的根本利益相挂钩。以社区契约和社区机制实现管理，并且运用市场方法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因此社区管理的性质是不受到政府行政治理的管理模式，这一特征与新公共管理理念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在社区管理中存在一个微观的。公共管理，在以往这一点被忽视，实际上利用公共管理理论对社区进行管理具有可行性，能够打破社区管理的瓶颈，同时社区管理又使公共管理理论得到了更新，拓宽了公共管理的办法，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有效性，最后社区管理正逐渐成为公共管理未来主要的研究方向，只有深入了解两种管理制度的的特征才能够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的不断进步。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七
就目前来看，虽然各种研究公共管理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区域公共管理既不同于公共行政以及行政管理，也与区域行政存在不同之处。我国学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并综合区域、区域行政、公共行政以及行政管理等各种理论知识，最终将区域公共管理概述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为解决存在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其他领域的各种公共问题，区域内的多元主体利用调解、协商的方式与手段对区域内横向以及纵向层级之间的重叠交叉的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
gdp是评价区域公共管理好坏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衡量一个官员政绩如何的重要标准。这样就造就了一些不顾一切官员盲目追求gdp的增长，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现象的出现。同时也很容易在地方政府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形成恶意竞争的局势。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其权限牢牢掌握在区域政府的手中，区域政府肩负发展本区域经济的职责，因此往往打击一切影响本地经济发展的行为，而实行一套保护本区利益的经济保护制度。这样一来，虽然本区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不符合国家所倡导的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
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行政化的处理方式有助于促进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保障组织的顺利运行。行政化虽然能够帮助实施区域公共管理，但是也要谨慎预防泛行政化现象的出现。如果组织目标与运行方式以及权力来源都采取行政化的手段，一旦行政化泛滥，将丧失行政化原有的效力，从而扭曲解决区域问题的宗旨，区域公共管理中平等、合作的精神也将受到严重破坏，地方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也会难以实现。所以，行政化手段是把双刃剑，善用者能够发挥效力，滥用者只能收获适得其反的结果。
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的整体性极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流域内的自然要素一旦受到破坏，势必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影响。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划分，因此它又是不完整的。而不同的区域基于不同的立场考虑，很难达成一致实现区域间的合作，往往是自己污染自己治理。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与流域治理的公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从而也导致区域环境的污染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
政府的制度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区域公共管理高效、合理、合法的重要一环。但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政府制度在这一环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与缺失，主要表现在：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以及区域政策的制度框架尚未成形。例如，地方保护主义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区域整体经济效益的发展与提高；流域治理中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弊端频现；宏观以及中观区域治理的制度框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另外，行政区行政的治理理念依然存在。这种颇具等级层次的治理方式，将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排除在等级治理的层次之外，因此有待进一步的健全与完善。
在全球化以及区域化迅猛发展的势头下，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新区域运动勃兴，国家民族间原有的区域形态被打破，由封闭形态向着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迅速转变，促使国际间的宏观区域公共问题日益明显。这种跨国性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一旦引爆，单纯依靠国家内部的力量已难以应对，必须借助洲际间的团结协作才能顺利完成。例如，国家安全、环境治理等。另外，全球化以及区域化推进，增强了相邻国家间所形成的“次区域”的相互依赖感，因此引发了一些无法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例如，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印尼三个相邻国家的合作供水问题。
中国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引发了诸多形式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变革问题。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在多股动力的助推下显得格外频繁，同时也充分显示出政府体系间的再分配过程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激烈角逐。另外一种区域公共问题是由中国几千年农耕历史所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的农民人口众多，为农村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是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的差异问题，需要在这两种区域之间进行必要的制度协调与重组，才能弥补公共管理之间的制度差异。因此，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尤为值得探究。例如，村改居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等。
从清末、建国、改革开放到近代，我国经历了西学东渐、四个现代化建设、区域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这些艰辛的经历换来了我们迄今令人瞩目的现代化业绩。然而较之西方国家，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依然很低，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差别甚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在发展水平与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严重的落差，极易引发一系列区域公共问题。典型的有：一些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区域与沿海发达区域间所形成的差距逐渐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中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所逐渐呈现出的发展困境，使得“问题区域”的态势愈加明显；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内部区域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东、中、西部之间发达、次发达以及欠发达区域的发展差距日益突出。
政府官员的绩效观与其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密不可分。官员所持的正确的绩效观应该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公众受益才是衡量官员绩效之所在。而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有助于提高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与质量。只有建立科学的绩效管理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使政府运行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有关学者指出，全球性的最突出特点是网络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出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其治理机制应该是网络性的，而不能单纯采用划分等级层次的机制进行治理。我国在区域公共管理的问题上应该针对不同的组合方式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例如，在治理行政区政府的公共管理问题时，多采用网络主义、多元主义等。对于抽象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而言，传统的科层制已经无法适用于不同类型及层次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需要在此基础上借助特定的市场机制来实现综合治理。
区域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需要紧密结合现实实际，破除传统的落后的管理理念，传承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区域公共管理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以及时代的发展，其区域经济带在建立的同时，它的管理主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转变管理理念。其次，在管理理念上，应该改变专项的行政理念，树立团结协作共同治理的先进理念。这样一来将能够有效缓解因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对特定经济带的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作用。再次，需要分散公共管理的权限。通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多元、互动、分散的权利运行机制，以此实现管理理念的转变。
区域政策的完善，是解决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重要保障。与时俱进的区域政策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管理制度的创新。传统的单边、内向型的区域政策，为区域经济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出努力。即尽量避免管理机制所引发的负面影响，加强区域协作精神，充分实现政策一体化以及结合时代发展趋势，努力实施区域的功能性政策。前者在扩大了市场、降低了成本、收获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后者有利于缓解政府间的不正当竞争，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发展间的差距。
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化的大趋势下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凸显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在绩效管理体系、区域公共管理机制、区域公共管理理念以及区域公共管理政策方面实现突破与创新，以此才能实现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
公共管理的参考论文篇八
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的社会历史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下，各种新思想，新技术都从四面八方传进我国，因此，我们不能只把目光锁定在光鲜亮丽，迅猛发展的一面，更要看到这些新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共管理部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公共管理伦理是产生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并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他一经产生便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起到能动的反作用。公共管理伦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巨大的，2000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它是“国家中人们的粘合剂”，现代英国学者沃拉斯声称，它“能够影响政治力量的倾向”。从而公共管理伦理具有引导、规范、维系以及选择的功能。这些功能要想实现，最重要的莫过于“公忠”所起到的作用。在公共责任上，“公忠”思想主要体现为：
1、引导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必须对国家权利主体负责，提高自身职责，为国家谋利益。“公忠”精神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具有社会普遍性，行政行为具有公共性。又因为行政系统掌握着一定的社会政治资源并处于特殊地位，其行为和风貌不经为大众所关注，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巨大的影响，直接对社会大众起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2、以“公忠”为标准来认识、评价和把握行政过程中担任行政角色的行政行为，通过外在的舆论评价和内心信念的体验以及一定的制约制度，形成强大的规范场，引导和约束行政系统的运行和行政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即通过伦理规范限定行政活动范围、行为模式，是行政过程趋于程序化、规范化。
3、“公忠”从某种角度上它直接影响着统治的稳固和国家的治乱兴衰。行政人员是否具有这种思想，势必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行政官员都能克以奉公，秉公办事，秉承“公忠”思想，也许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的到根本性改变。
4、因为有“公忠”思想的存在，当出现不同的价值或出现善恶冲突时，行政主体能够根据该思想自觉自愿的做出能对国家、人民实现最大利益的选择。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确确实实是中国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行政体制的价值选择。这个选择无疑会对整个行政体制、道德观念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公共管理伦理有许多失范的表现，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类型有：(1)权力交易。权力交易是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以权换权，即谋求权力的最大化。政治腐朽和司法腐朽就常常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和非法的交易。(2)渎职失责。渎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不尽职责；失责是享有一定权力的人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无视和糟蹋。(3)权钱交易。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形成和发育时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经济腐朽、寻租行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4)渎职犯罪等行为，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公共管理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的典型反映。义务和责任是公共管理的表征。服务意识、责任意识是公共管理伦理的核心。
2、加强公共管理伦理建设中“公忠”的作用。
（1）加强“公忠”思想教育。良好的公共管理伦理，有赖于正确的“公忠”思想的确立，行政意识、行政理论、行政认知、行政情感、行政态度等行政文化的诸多要素，构成了行政模式取向，直接决定着公共管理伦理的状况。因此，加强“公忠”教育，使行政系统各层级人员树立正确的公共管理伦理观，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
（2）强调以“公忠”思想为准绳立法。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监督、执法权力的法律效力和作用。道德良心作为软件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再好的道德体系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公忠的观念的发生和影响，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公忠的观念的源起与流变，是一种社会历史存在。今天提倡的公忠，与传统的忠君是根本不同，但的确是对传统的尽心竭力、忠贞不贰的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精神的发展。公忠这一传统道德规范，仍然在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道德价值。第一，公忠观念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实基础。第二，公忠观念是增强社会责任感的道德力量。第三，公忠观念是构建道德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传统的公忠思想还是今天提倡的公忠，我们都应该一如既往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几千年来总结流传下来的经验，是在国际化潮流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观念。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公共管理伦理依旧与公忠思想紧密相连，在公忠思想的指导下，用我们最坚定的理念，最执着的信念，一起努力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表达意见的组织，真正成为公共责任履行的评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