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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读书的习惯可以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阅读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下面分享一些阅读的方法和技巧。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总结范文，希望能激发大家对写作的兴趣和灵感。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一
对于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敦煌莫高窟，所有人一定不陌生。
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
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莫高窟，作为中国给予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物，却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消逝。而这个叫樊锦诗的姑娘，在最青葱的岁月选择来到大漠深处，倾尽一生的时间守护敦煌，为莫高窟带来了永生。
她是永远的敦煌的女儿。
她在《永远的敦煌》里写道：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我几乎天天围着敦煌石窟转，不觉寂寞，不觉遗憾，因为值得。我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无怨无悔。对于她而言：做一个像样的人，度过一个像样的人生。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也不为虚度年华而羞耻，那你就可以好骄傲地跟自己说：你不负此生。
一辈子，一颗心，一件事，足矣。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二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
20xx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称号，20xx年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并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
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敦煌女儿樊锦诗也经历过同样的纠结，她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因为她深知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
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莫高精神，其实有16个字：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第一就是守住文化之根。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只要对文物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在樊锦诗眼中，敦煌确实了不起，一千年的古代艺术家的创造，他们默默无闻，给我们留下这么内容丰富的一份遗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文物的保护、弘扬、传播和传承，都需要后继有人。让我们共同为祖国悠久的文化尽一份力量！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三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四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王吉德指出，“莫高精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要大力践行“莫高精神”，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五
樊锦诗：文物管理既要考虑全局，又要谋取未来，要把各项保护研究和管理制度串起来，综合协调处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社会上不能正确理解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动不动就有人跟我讲旅游规划、讲捆绑上市。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只有把文物保护搞好，把文物保护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全过程，才能形成两者的良性循环，才能保证文物的可持续利用。我始终提倡负责任的旅游，既对文物负责，也对游客负责。一方面，我们积极落实“互联网+中华文明”的战略部署，通过数字技术，上线了30个精品石窟。游客可以在电脑、手机上畅游莫高窟，进行视频、音频互动。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莫高窟旅游承载量研究”项目，在所有的洞窟都安装了监测器，监测游客进洞之后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等，确定了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但敦煌的游客量每年都在增加，要保护，也要让游客尽兴，怎么办?还是要打破旧思想，开发新思路。我们想到了敦煌的数字资源库，建立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请来导演，将这些数字资源制作成数字电影，一部是4k的高清宽屏电影《千年莫高窟》，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一部是8k超高清实景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主要讲述洞窟的历史。“数字电影+预约参观洞窟”既让游客得以尽兴，也让我们能够控制日游客总量。这一模式很成功，游客非常欢迎。有了这两部电影，敦煌莫高窟就“活”了。可以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重要论述的成功范例。
樊锦诗：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达到“四有”，其中“一有”就是得有档案，可是莫高窟当时没有。首先就是要给莫高窟建立科学的档案。当时虽然有一些照片，但是照片终究是要变质发黄，最终慢慢消失掉。莫高窟的很多洞窟及壁画正在逐步退化和病变，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独一无二的敦煌石窟艺术逐渐消亡，建立能长期保存的洞窟文物真实信息档案刻不容缓。
那时，我对电脑没有感觉。通过演示，我了解到只要保存成数字，它就能永远保存下来。经过不断琢磨，一个大胆的构想在我脑子里逐渐明晰起来，就是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一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对壁画做了数字化实验，但效果与最初的构想存在较大距离。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出多视点拍摄与计算机结合处理的数字化方法，但当时采集用的还是柯达胶片，不能满足高质量数字档案要求。2006年4月，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成立，在与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不断试验、探索和研究，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2016年5月1日，第一期“数字敦煌”平台终于上线，可在世界任何地方登录敦煌数字资源库。应该说“数字敦煌”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的最终形成，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数字敦煌”的意义就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可以说是与时间赛跑，具有抢救文物历史信息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樊锦诗：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突出矛盾，在外部环境、政策不断变化的时代，要做到莫高窟的长期保存，稳定保护机构，稳定保护管理和研究人才队伍，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障。于是，我们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有目标、分目标，也有原则和措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护文物所在的环境，包括寺庙、舍利堂等人文环境和植被、树木、沙漠、水流、森林等自然环境。如果只保护石窟本身，而无视周围文化、环境氛围，那等同于破坏。《条例》和《总体规划》的颁布与实施，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是进一步做好莫高窟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里程碑式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认为保护文物只是文物部门自己事的错误观念，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遗址保护规律的认识和对保护本质特征的理解。
樊锦诗：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国外文物保护的技术，萌发了开展国际合作的想法。敦煌研究院在西北一隅的山沟里，本身就特别闭塞，必须要把大门敞开，让全世界的专家学者都关心、关注它。从那时候开始，莫高窟就不断开展国际合作。在合作中我们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合作机制也从最初的单向引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发展到双方平等对话合作解决莫高窟文化遗产重大疑难问题，培养专业人才方面。其实最初的动机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后来发现，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理念更值得学习。再后来又发现无论管理还是技术，总得有人来掌握吧!此后在国际合作中锻炼、培养人才成为最重要的事，让年轻人介入每一个环节。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六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从小在上海长大，1963年北大毕业后，把大半辈子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为了敦煌，樊锦诗和丈夫两地分居长达19年，两个儿子出生后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但她却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和创新管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断代、构建“数字敦煌”等重要文物研究和保护工程。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七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1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樊锦诗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坚毅。
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新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不禁让人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曾说，“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为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好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但终究她还是回来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这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不能让莫高窟消失“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自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八
天下可能没有比樊锦诗更专注、更长情的“学生”了。
只因为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了“敦煌莫高窟”，“也不知道是注定有缘还是什么，我读了那篇课文，就一直忘不了。”樊锦诗说。
在戈壁荒漠的漫天风沙里，她用将近一甲子的时光将敦煌这本“书”一读再读，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永远是才疏学浅的小学生。”
这位“敦煌女儿”在这不毛之地一待就是56年，保护了735座千年洞窟，并致力于传承敦煌文化。
金秋十月，刚刚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来到香港，获颁第四届香港“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10月3日，在香港会展中心的颁奖礼上，樊锦诗说：“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事业。”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九
12月18日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回望几十年风雨历程，有这样一位女性，她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敦煌文化领域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人们真正读懂了半边天的意义。
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的女儿。出生在繁华大城市——浙江杭州，青年时考取了北京大学，本是前途似锦的她，却在25岁那年千里迢迢来到了漫天黄沙的大漠深处，从此与敦煌莫高窟厮守长达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扎根西北荒漠守护敦煌半个多世纪，55年的坚守，是对敦煌的热爱，也是祖国的需要。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樊锦诗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最好传承者，她曾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其实，她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十
莫高窟记录了自十六国，北朝，隋唐等至清朝，近代的兴衰。它记录这王朝的繁盛，记录着文化的交融，记录着清末近代的屈辱。莫高窟像一个阅历深厚的老者，为我们慢慢讲述着这历史长河，这荣辱兴衰。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莫高窟的兴衰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作为中外交流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莫高窟大量的壁画中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后日本，俄国，美国都曾盗窃了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
藏经洞的发现是因王道士，损毁也因他。藏经洞内文物的遗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忘怀的。这屈辱的教训更加让我们自强自立。
飞天壁画。
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
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事融合为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是不长翅膀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云而不依靠云，主要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飞天壁画虽然人物不带翅膀但从其飘忽的衣袖，人物轻盈的姿态，婀娜的动作即可感觉到其飞翔之感。这也与中国传统的绘画特点形似相符合。
敦煌飞天舞就是根据其壁画上女子的人物形象，动态，衍生出来的一种飘逸自然的舞蹈。有机会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除南北大像是依山而建的石胎泥塑外，其余多为木架结构。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彩塑形式丰富多彩，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左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17窟唐代河西都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都惟妙惟肖，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十一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20xx年4月8日晚，央视《朗读者》第八期迎来勇气的主题，节目现场，与樊锦诗同奋斗在敦煌的研究人员们朗读了余秋雨的《莫高窟》、季羡林的《在敦煌》、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均为节选），献给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敦煌人。
提起樊锦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可说起敦煌，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3年，刚从北大考古系毕业的25岁上海姑娘樊锦诗，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54余年樊锦诗以敦煌为家，走过了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她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莫高窟，季羡林先生都赞她功德无量，她为永远的敦煌倾尽了一生的心血，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她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五十余年扎根大漠，倾全力保护、研究与利用敦煌石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边陲儿女、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面对戈壁黄沙，她无怨无悔；面对荣誉掌声，她不骄不躁。她说：我觉得我很平凡。我不能说我真的做好了一件事情，从历史辩证法来看，当时觉得做好的事情，以后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只能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今天的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0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基层干部，我们要学习樊锦诗先生这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莫高精神，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服务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放飞自己的青春理想！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十二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1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樊锦诗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坚毅。
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新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不禁让人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曾说，“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为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好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但终究她还是回来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这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不能让莫高窟消失“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自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樊锦诗事迹学习心得篇十三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呆就是47年，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做出了杰出贡献。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已经十分脆弱，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文物，樊锦诗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才智。在工作中，她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她带领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在古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文物保护方面，樊锦诗同志和她领导的团队，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在管理上建立一整套遗址管理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人为因素对石窟的破坏，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我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同志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中始终意识到文物保存环境的重要性，她首次提出将考古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敦煌石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的关系研究，主持申请了国家文物局项目《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并亲自调查洞窟、崖面现状，根据考古断代第一次提出莫高窟南区中段在历史上有过不同规模的三次坍塌的观点，并初步复原了历史上崖面原始形态。
她注重安全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提出“数字敦煌”理念，利用数字技术储存和展示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樊锦诗同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协调有关科研单位，申报并完成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的科研课题;主持完成了《曙光天演power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项目，该项目也已通过“863”计划专家组的鉴定。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到人们面前，并在敦煌壁画的艺术复原与艺术创造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樊锦诗同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对我有利，为我所用"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莫高窟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在她的组织、领导下，中外友好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