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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应当包含明确的条款，确保各方都能充分理解和履行自己的责任。双方在签署合同时，可以考虑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审，以提高合同的可靠性。合同的样本可以帮助您了解合同中常见的条款和格式。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一
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签订合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行为。那么我们拟定合同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为借款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人与出借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用来担保借款的情形越来越多。出借人为保证债权的实现，与借款人订立借款合同的同时，另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如果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的，出借人要求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以获得房屋的产权，有的甚至在订立借款合同的同时即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房屋过户给出借人。
这种名义上是房屋买卖，实际却是为借款提供担保的合同，当出借人未获得清偿时，其因此取得的房屋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下面笔者就通过一则相关的实务案例进行分析解读。
20xx年12月12日，姜某虹向崔某丽借款15万，同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姜某虹以15万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出售给崔某丽，并办理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20xx年1月24日崔某丽与熊某伟（系姜某虹之夫）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熊某伟在租此房期间有权随时赎回此房屋，金额为贰拾万元整。
此后，姜某虹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且房屋亦一直由熊某伟、姜某虹占有，崔某丽将该房屋转让给王某宇，现在王某宇诉请熊某伟、姜某虹腾房并交还房屋，本案成诉。
法院审理认为：通过庭审查明，姜某虹与崔某丽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姜某虹与崔某丽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方式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并将涉案房屋登记过户到崔某丽名下，该行为构成让与担保，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具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无效合同。
崔某丽将案涉房屋出售给王某宇构成无权处分，王某宇在庭审中陈述，其购买案涉房屋时并未进房屋看房，只是在外面看了一下，购买涉案房屋只是觉得17万元价格便宜。王某宇的陈述不符合现实中真实买卖房屋的常理。
王某宇在支付房款前才知道崔某丽将房屋租赁给了熊某伟，当时看了租赁合同，因房屋租赁已到期，才购买的案涉房屋。但经法院审理查明，20xx年1月24日崔某丽与熊某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熊某伟在租此房期间有权随时赎回此房屋，金额为贰拾万元整。王某宇认可已看过房屋租赁合同，应当知道涉案房屋权属有争议。
综合以上事实，不能认定王某宇在购买涉案房屋时构成善意，王某宇虽交付房屋价款并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书，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王某宇诉请熊某伟、姜某虹腾房并交还房屋请示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王某宇的诉讼请求。
该案中，法院认定崔某丽将涉案房屋出售给王某宇构成无权处分，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崔某丽与姜某虹为担保借款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一，该案中崔某丽与姜某虹虽然名义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了过户手续，实际是为借款提供担保。双方没有房屋买卖的真实合意，双方真实的`合意是订立借款合同，以房屋买卖的名义办理过户登记，为借款提供担保，学理上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让与担保。物权法第58条第六项（民法典第146条）明确规定，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如果在担保合同中提前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清偿的，担保财产直接归债权人所有的，这种行为是担保合同中的流押或流质条款，物权法第186条、211条（民法典401条、411条）对进行了明确规定，属于无效行为。同理让与担保中，签订主合同时即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这种行为更应当认定为无效。
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人认为以房屋买卖的名义，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应当认定让与担保的法律效力。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存在法律障碍，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创设何种物权由法律明确规定。用房屋为借款合同作抵押担保，可以用抵押权实现，创设这种让与担保物权，违反物权法定原则，并且这种担保无法进行公示，易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
在本案中，催某丽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姜某虹清偿借款，而王某宇和催某丽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已被法院认定催某丽对该房屋无处分权，王某宇不构成善意取得，王某宇可以主张退还购房款及承担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等诉讼请求。
文章中引用的案例是为了更好的解读法律知识，作者已对案例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整理、汇编和删减，案例中的法律观点仅供学习交流所用。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二
出租人和承租人就房屋出租的'租金、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后，租赁合同就成立了。成立后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无法律效力，主要从下面四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 合同主体是否符合规定，即出租人与承租人是否具备有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是否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出租人是否为房屋所有人或合法使用权人等。
(二) 房屋是否为法律法规禁止出租。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出租的房屋，都可以依法出租。根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屋不得出租：
(1)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
(3)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4)权属有争议的;
(5)属于违法建筑的;
(6)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7)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8)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
(9)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
(三) 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在实践中，有些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房客逾期支付租金、水电费等的滞纳金按每日2%计算。从法律来说，这种约定因滞纳金过高有失公平，属于可撤销条款。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用租来的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若属实，则在出租人明知或应当知道的情况下，这样的租赁合同均是无效的，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租金依法没收。
(四) 是否进行过登记备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及本市的租赁法规均规定，租赁当事人应向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在实践中，对未登记备案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同是无效的，另一种认为租赁合同仍然有效，但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我们应该知道一份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一般是从主体、标的和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判断的。只有三种中任何一个不符合要求，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都是无效的。至于房屋租赁合同是否要经过备案登记，现在存有争议，我们暂时不作考虑。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三
第五十五条 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应注意的问题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
（三）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农业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般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因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需要解除。承包合同解除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就会引发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类纠纷涉及：承包人死亡后其所得承包收益的继承问题；林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等。
（一）因外部承包而引发纠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农民不愿种地，部分农村土地被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在升值，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此时就出现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土地不满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迫于压力只得要求与承包人解除合同。因外部承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因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有的是因订立合同未经民主程序引起的。
（二）因承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承包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拖欠承包费。拖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交纳承包费困难；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有的承包费经发包方同意予以减少，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后不能得到继续认可也是发生纠纷的一个原因。二是承包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三）因发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4、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地。
（四）因合同解除后对承包方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纠纷
在程序方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审查合同的订立是否遵守了有关民主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对采用招标方式订立承包合同的依据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三是关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如果发包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法院应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因此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应特别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在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字面上看，该《规定》只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但笔者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不应因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已无事后调整的必要。
承包合同对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界限）、履行期限、承包费的数额及交纳时间、违约金等内容应当明确约定。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一些合同的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在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二是合同期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而在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中，有些承包期限不足30年。笔者认为30年是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为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遵守。
（三）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法定解除具体包括：不可抗力；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的'；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情形。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发包方常常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符。
在对农村承包经营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被征地农民给以合理补偿，因同时受国家征地补偿法律和承包合同的双重调整而使具体操作变得复杂。根据目前的补偿办法，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常不分到农民个人手中。但对于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耕地来说，其补偿办法应该有所区别，除了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还应当根据承包地的收益情况给予承包人一定的预期收益补偿。这种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两种方法确定：一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方法。
《土地承包法》第43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该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对此类问题应妥善处理，否则既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到新一轮的发包。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得到了依法保护在审理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效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1、流转是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2、流转期限是否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部分应无效；3、受让方是否有农业经营能力，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宽把握，只要受让方不造成承包地长期闲置、荒芜，不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即可，对于其受让后承包收益比之从前降低或明显减少则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4、在同等条件下是否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权；5、流转是否违背平等协商、自愿的原则，违背则流转无效；6、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的是否办理了登记，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应首先正确适用上述规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如调解达不成协议，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范围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分配附有一定条件，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告终止。此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来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可以让已离婚的妇女对土地进行轮耕，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如不从男方处取得责任田，则男方应用管理女方责任田所取得的收益对女方进行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四
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为司法上认定合同无效的先决条件。笔者理解，除去对某些特殊性合同，法律规定了特别的生效程序以外，一般的合同成立生效并非必须是签字盖章同时具备，应交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决定，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要签字真实性得以确认，就该认定合同具有效力，此时应注重的是双方的合意，而不是形式上的盖章。
二、本案效力认定。
本案中，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均已签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之规定，但合同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需要合同的生效需要双方“签字、盖章”，此时则应尊重双方对于合同生效的特殊约定，认定双方对合同的生效附有条件，则该合同自条件满足后才能生效。但是，本案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已通过竣工验收)，是即成事实合同，且为合格工程，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当事人未订立合同，但从双方行为能够推定有订立合同意愿的，法院可以认定为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精神，不能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本案业绩应认定有效。
三、主体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人的设立机关或股东(大)会、董事会确定的。例如，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而这些人选实际上是由持有表决权优势的股东决定的。换言之，法定代表人行为是法人单位实际控制人意志的体现，在签订合同这一行为中，法定代表人在法律意义上并非仅仅是一个自然人，其代表法人行使职权，体现法人的意思，以法人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理所当然应由法人承担责任。
四、法律行为效力。
笔者认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与加盖公章，两个行为之间法律效力并无实质区别，是等同的，因为法人本身不具体意志，单位公章亦并无意志，加盖公章这一行为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行使，只有加盖公章的人代表单位的意志，加盖公章这一行为才可体现单位的意志，那这个能体现单位意志的“人”无非就是法定代表人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定代表人签字以及拿起公章加盖，其实其法律意义是一致的，代表都是公司的意思表示，所以不能以欠缺公章为由认定合同无效。
五、工程资料签盖。
签字、盖章的法律行为效力一致对等，有一个前置条件，即：必须是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章才适用。笔者接触过很多案例，由于施工、监理、建设等工程相关单位在签证单(或其他工程资料)上签字、盖章不全，最终结算审计时，往往被审计单位认定为签章不全而不予确认。很多朋友就这个问题咨询过笔者，审计这样认定是否合理。笔者观点，工程资料上，签字的往往是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不同环节有不同的人)，而非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之外其他人无授权所签的字，代表的仅是个人意愿，而盖章代表的是单位行为，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方可有效。因此，这类资料上，仅有签字认定无效是合理的。所以，近几年在各地讲学，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工程资料签章必须一致。
六、特别注意事项。
认定合同的效力还有一点就是要考虑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表示，如果从合同的履行行为足以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七条：“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等情形)，且在合同履行过程未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则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这也是从促进交易以及维护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不宜过分拘泥于加盖公章这一形式。《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知对方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而仍与其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而没有盖章的合同对该法人代表的单位没有约束力。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五
案例：1991年6月21日，原告罗女士及丈夫黄某与原某村农民王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王某由于农转非欲出售其房屋，所在村社无人购买，通过村社两级干部执笔，王某自愿将其位于该村的砖瓦房4间出售给拥有城镇户口的罗女士夫妻。黄某交付了3300元购房款，王某也将乡村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了罗女士夫妻。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加盖了村公所、乡人民政府的公章，而且罗女士向县政府缴纳了契税198元，契税凭证上现业主的姓名已经变更为罗女士丈夫的名字，但未到相关部门履行过户手续。此后，罗女士一家人一直居住在该屋。2008年6月5日，该房屋所在的土地被政府征收，罗女士一家的宅基地面临拆迁，巨大的利益导致王某的家人与罗女士发生了矛盾，罗女士无法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6月，罗女士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有效。
原告罗女士认为，1991年6月21日签订的购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经过了当时村公所及乡人民政府的同意，并向县人民政府交纳了契税，且原告已在该房居住近20余年。现因该房屋涉及拆迁补偿，被告得知后，无理要求对该房屋主张补偿利益，被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社会公序良俗，请求依法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有效。
被告王某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农村房屋不能向城镇居民出售，当时将房屋卖给原告，仅是对房屋的处分，并没有涉及房屋所及的宅基地使用权，本案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应为无效。
评析：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主体适格。1991年王某出售房屋时，所在村社无人购买，在征得村社干部同意且由村社干部执笔书写买卖合同后，才卖给城镇居民罗女士，买卖协议上加盖村公所及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就表明所在村社对罗女士取得该宅基地的使用权没有异议，出卖行为是王某的真实意思。事后，罗女士也按照规定向县政府缴纳了契税，并实际支付购房款，被告王某收取购房款后交出了房屋及权属证书，原告罗女士在该房屋居住20年，合同早已实际履行。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怀与郭明华房屋买卖是否有效问题的复函》规定：“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有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定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该复函并未禁止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本案中，罗女士也确实缴纳了契税，且契税票据上已将现户主的名字变更，可以理解为双方买卖行为经过了相关部门的同意。因此，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精神。
本案应当适用双方签订合同时的法律或政策。在1999年5月之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不得购买农村房屋，根据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应当认定本案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有效。
2.认定有效的社会效果利大于弊。
首先，要坚持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原则。由于农村私有房屋买卖纠纷主要发生在村民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房屋买卖行为多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时隔10年以上，大多买卖行为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出卖人交付了房屋，买受人入住并给付了房款且入住多年，甚至房屋已经过装修、翻建、改建等添附行为。本案中，房屋买卖发生在20年前，经过多年的经营，房屋买受人对涉案房屋已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认定本案无效，就会造成房屋出卖方在违规出卖房屋获得利益后又因房屋增值、拆迁补偿等原因主张合同无效，无疑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直接后果是违反诚实信用卖房者获益，而恪守诚实信用买房者却蒙受损失。买房者最后虽获得了一定的赔偿却要面临腾房搬迁，在其居无住所的情况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甚至遭遇执行难题，如此判决的结果是损害社会的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的社会根源。
其次，注重实现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判决要以“有利于妥善解决现有纠纷、有利于规范当事人交易行为”为指导，起到制约农民审慎处分自己房屋的积极效果。对城镇居民在购买农村房屋后进行了依法登记或履行了契税手续的;对出卖方已经转为城镇居民的;对那些买卖行为发生的时间较长，购买方已经在农村长时间居住，且房屋已经翻盖或者重建的，从保障当事人居住权和稳定社会关系的角度认定合同有效，这样更能为社会大众从情感上所接受，充满人文关怀的裁判也更能为社会所认可。
：购房合同、售房合同。
：购房合同、售房合同。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六
第五十五条承包合同中违背承包方意愿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不得收回、调整承包地等强制性规定的约定无效。
（一）承包合同纠纷。
（二）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
承包经营权是公民、集体对于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纠纷是指因发包人、承包人之外的第三人，违反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的规定，侵害承包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引发的纠纷。此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方式流转。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纠纷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因转让、转包、出租和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履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过程中而发生的纠纷。
（四）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
农业承包合同履行期限一般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因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需要解除。承包合同解除后，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问题达不成协议就会引发纠纷。
（五）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
此类纠纷涉及：承包人死亡后其所得承包收益的继承问题；林地承包人死亡后其继承人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其他方式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或者权利义务承受者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问题等。
（一）因外部承包而引发纠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农民不愿种地，部分农村土地被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些地方的土地在升值，农民又开始愿意种地，此时就出现了农民对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承包土地不满的情况，一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组织迫于压力只得要求与承包人解除合同。因外部承包引发的纠纷，有的是因承包人违约引起的，有的是因订立合同未经民主程序引起的。
（二）因承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承包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承包人拖欠承包费。拖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发包方在履行合同义务方面有意见；有的是因为经营不善，交纳承包费困难；有的是故意不交纳承包费。有的承包费经发包方同意予以减少，但由于没有书面证据，发包方负责人更换后不能得到继续认可也是发生纠纷的一个原因。二是承包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三）因发包方违约而引发纠纷。
4、没有按合同约定交付承包地。
（四）因合同解除后对承包方的补偿问题而引发纠纷。
在程序方面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审查合同的订立是否遵守了有关民主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对采用招标方式订立承包合同的依据我国关于招投标方面的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三是关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的承包合同是否应认定无效。我国法律对重要承包事项都规定了民主议定原则，其法理依据是土地的'经营管理者必须依照所有权人的集体意愿行事。如果发包方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越权发包，法院应认定该承包合同无效，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责任。由于农产品生长周期长，季节较强，因此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时，基于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考虑，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应特别慎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承包合同签订满一年或虽未满一年，但在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法院不因发包方违反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越权发包而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但可对该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单从字面上看，该《规定》只适用于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效力而提起的诉讼。但笔者认为，最高院此项规定对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法院对同一事实关系的法律认定须保持一致，同一份承包合同效力的认定结果不应因诉讼主体或诉讼请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高院就承包合同违反民主议定原则的无效请求设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只要在承包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以内没有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再以此认定合同无效，所谓“进行适当调整”也是以法院确认合同有效为前提，对无效合同已无事后调整的必要。
承包合同对承包地的面积（四至界限）、履行期限、承包费的数额及交纳时间、违约金等内容应当明确约定。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利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在审理中发现一些合同的内容不合法主要表现在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二是合同期限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为30年，而在发生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中，有些承包期限不足30年。笔者认为30年是倡导性的法律规范，为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事人应当尽可能遵守。
（三）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充分。
对于已生效的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违约，更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解除分为协议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协议解除一般来讲不会发生纠纷。法定解除具体包括：不可抗力；合同期限届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不能实现合同承包目的；承包方全家搬迁且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承包方无力经营且本人自愿解除；承包方在承包期内死亡且无人继承其承包经营权；承包方长期不予经营，造成承包地闲置的；承包方在承包期内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而导致合同解除；承包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经劝阻无效的；合同的继续履行将影响一方重大利益的等情形。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上述情形方可解除合同。实践中，发包方常常以合同约定的承包费偏低为由要求解除承包合同，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不符。
在对农村承包经营地征用过程中如何对被征地农民给以合理补偿，因同时受国家征地补偿法律和承包合同的双重调整而使具体操作变得复杂。根据目前的补偿办法，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般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通常不分到农民个人手中。但对于存在承包合同关系的耕地来说，其补偿办法应该有所区别，除了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外，还应当根据承包地的收益情况给予承包人一定的预期收益补偿。这种预期收益的补偿标准可以依据两种方法确定：一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计算方法；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合同中约定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方法。
《土地承包法》第43条规定，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该条规定可以理解为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要求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对此类问题应妥善处理，否则既侵害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到新一轮的发包。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否得到了依法保护在审理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时，首先要审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效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1、流转是否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2、流转期限是否超过了承包期的剩余期限，超过部分应无效；3、受让方是否有农业经营能力，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宽把握，只要受让方不造成承包地长期闲置、荒芜，不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即可，对于其受让后承包收益比之从前降低或明显减少则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4、在同等条件下是否考虑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优先权；5、流转是否违背平等协商、自愿的原则，违背则流转无效；6、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的是否办理了登记，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问题。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已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法院在审理中应首先正确适用上述规定，采取调解优先的原则。如调解达不成协议，可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范围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这样的分配附有一定条件，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告终止。此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来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可以让已离婚的妇女对土地进行轮耕，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如不从男方处取得责任田，则男方应用管理女方责任田所取得的收益对女方进行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为止。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七
相信大家都知道，农村土地是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而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可以承担本这种的土地进行耕作、开辟的。由此双方之间需要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认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效力呢？请阅读下文了解详情。
对于无效合同法律后果的处理，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已做了规定，即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具体处理时应注意的是，在判决互相返还时，不能只判决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土地返还给发包方，还应处理好属于承包人的财产。由于承包合同的特殊性，除生产工具可移动性的东西承包人可自行带走外，对处于生长期的作物具有不可移动的特点，还有与发展生产有关的基础设施如灌溉用的水井，进入承包地修建的道路、电路、方便承包人开发居住的房屋等均属不能移运的附着物，应作价补偿。如果一方有损失，则应根据引起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大小来承担赔偿责任。发包方不能利用无效合同获得被返还土地的同时，而无偿获得所有权属于承包人的地上附着物。
此类纠纷的提起首先要审查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已明确规定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提起诉讼的原告属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被告为发包方，承包人作为第三人。对于如何从证据的角度确认是否经过民主议定，如果召开全体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或以户为代表参加大会，制作会议纪要，那么，全体村民是否同意均签名摁手印所统计出来的人数是最直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
而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把形式要件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来照搬硬套，还是要根据案件本身全面系统地进行审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居住分散地处偏僻或外出人员较多的地区，家庭只有老人和孩子，而老人也无参政意识不愿参加会议，集中起来开会确有不便也不容易，村组干部通过广播、集市或公告形式将承包的标的、条件公布于众，在招标期间集体成员对标的和发包条件未提出异议，就应视为一种认可。由此而形成的承包合同就应认定符合民主议定原则，确认合同有效。此种认识亦符合《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或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作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承包农村集体土地的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那么其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就是有效效力的。而对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则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未经此程序则合同无效。为你整理本篇文章，希望能帮助你解答疑惑。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八
简介:基层法院法官,法律本科,2008年取得法律资格证书,现工作于安徽省芜湖县人民法院,曾从事过民事,行政,商事,立案等工作.能守住清贫,善于孤独.业余时间擅长写点理论研讨文章,许多不太成熟的观点在实践中未得到应用,但仍然坚持把它写出来,以待时间检验.本博所有文章除特别说明外,皆为原创,若需转载,请与本人联系.
[案例]:原、被告于2004年元月5日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契约，契约约定，被告将自己所有的四间房屋、猪笼、厕所等房前屋后的宅基地全部出售给被告，价款为人民币13000元；契约还约定，被告将其户所承包的4.83亩农田全部永久性无偿转让给原告承包。此后，原、被告双方按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原告从此开始在受让经营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原告还将户籍从宣城市迁入芜湖县某组。原告将户籍迁出后，原告原籍村里将其原来承包的土地收回并已发包给本村其他村民承包。
4.83亩土地共分三块），并在其中二块土地上播种小麦，导致原告无法耕种，诉争的4.83亩土地，现原告实际占有其中一块，被告占有其中两块。原告认为自己已经取得该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原、被告达成房屋出售及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在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登记簿上，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亦未发生转包备案事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提出反诉，请求解除原、被告于2004年元月5日签订的农村土地转让条款。[审判]: 芜湖县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变更原告与被告2004年1月5日签订的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无偿转让条款。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内，原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一块地约1.2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享有4.83亩农地中的两块约3.6亩地承包经营权。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条款的效力存在三种意见：
一、转让条款有效。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履行了主要义务，原告也因此将户籍迁入成为承包土地所在地集体组织成员。此后，村里的承包地分户登记表，农业纳税证明通知书、农民负担监督卡及种粮补贴储蓄卡都登记于原告名下，并履行了相关农业税费交纳义务。虽然原告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能作为认定原告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但是鉴于被告在村里任书记这一特殊职务，作为发包方应该知道原被告之间转让承包地的行为，以承包方未经发包发同意为由否认转让合同的效力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双方的转让条款未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二、转让条款无效。承包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应当遵循依法、有偿的原则。而对于承包经营权转让的规定更加严格，只有在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前提下，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才可以转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本案被告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原被告虽然签订了转让条款，但原告未能举证证明事先经过发包方同意或者经过申请，发包方拖延表态，虽然原告直接向发包方交纳各项费用，这只是发包方为便于收取土地税费，简化缴费程序的一种方式，而且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证明诉争土地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未进行任何变更。因此转让条款无效。三、转让条款可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承包土地流转后，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导致合同内容显失公平的，经双方协商可以对合同条款作相应的修改。协商不成的，按照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在土地流转合同纠纷中，因情势变更而导致合同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公平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签订无偿转让承包地条款后，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但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变更登记，合同仍在履行之中。2004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国家“一免两补”惠农政策的出台，使原本在农业税不免不补，而且还要交纳统筹和提留费的合同基础发生了不可归责当事人意考虑到本案原告已将户籍迁入争议土地的村民组，因此适宜对合同进行变更。根据原、被家庭成员状况，原、被告对现在所占有的土地分 [评析]:笔者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款（协议）成立，但还没有生效。理由如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两者之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合同成立是解决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合同生效是解决合同效力的问题；
第三，合同不成立的后果仅仅表现为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一般为缔约过失责任。而合同无效的后果除了承担民事责任之外，还可能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第四，合同不成立，仅涉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问题，当未形成合同时，不会引起国家行政干预。而对于合同无效问题，如果属于合同内容违法时，即使当事人不作出合同无效的主张，国家行政也会作出干预。《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形式要件上要签订书面合同，实质要件上还要经发包方同意后，才能生效。发包方同意的方式也即是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作为土地承包主管部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人变更登记，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视为发包方未同意。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农民失去土地即意味着将失去生存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决定了发包方是否同意转让必须谨慎，发包方的同意必须采取明示的态度，不应采取推定、默示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规定，采用转让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的，未经发包方同意转让合同无效。也就是未经变更登记不发生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效力。
《物权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本案中，原、被告达成土地转让协议后，村委会的临聘文书王某虽填写了一份与被告编号相同日期相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该证除了将承包方户主姓名变更为原告外，其余记载事项与被告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同，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也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转让合同后，至今承包经营权人（户）未进行任何变更。王某也作为本案的证人证实，当初为原告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未征得村委会同意，也即是说原、被告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故该土地转让条款未生效。
本案争议的解决方式。原告要想诉讼请求得到支持，必须先要求被告履行土地转让条款，征得村委会明示同意后，共同到镇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户）变更登记。若被告拒绝，可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被告以本案土地转让条款未经登记，要求解除转让条款的理由也不成立，被告可以情势变更为由，与原告协商变更条款内容，原告若不同意，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可采取第三种意见作出本案判决。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篇九
2008年10月29日，韩某与詹某就韩某为户代表承包的3亩菜地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韩某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詹某，转让期限为10年，詹某一次性交付转让费人民币12万元。双方当事人以及证人陈某在协议书上签字按印。协议签订当日，詹某交付转让费用人民币12万元，韩某将土地交付詹某使用。2010年4月，韩某以该合同没有经过发包方同意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并在詹某已经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詹某多次要求停止侵害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韩某停止侵害并继续履行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性质，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均已履行主要义务。被告要求解除合同没有法律根据，双方应当按照原合同履行。遂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五十六条规定，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
韩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上诉方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发包方出具的证实虽未以此为不同意的理由，但该理由是客观存在的，故可以认定发包方不同意转让具备法定理由。因此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对被上诉人詹某提出的继续履行合同、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故二审法院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民事诉讼法》 判决撤销原判，确认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协议无效。
本案中两审法院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其原因在于两审法院对于本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认定不同，即本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韩某与詹某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是从合同的构成要素来进行判定的，认为其符合合同法对于合同的有效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定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审法院认为该合同没有获得发包方的同意，而发包方又具有不同意的合法理由，因此该合同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笔者赞同二审判决的认定意见，其理由如下：
1.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