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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是表达个人对所读内容的独立见解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需要对书中的主题和核心思想进行深入理解，思考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和价值观。其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感受，避免简单地罗列故事情节，而是要表达自己对书中情节和人物的理解和感悟。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些生动的例子或者个人经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增加读后感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欣赏和学习。
伦理学读后感篇一
曾经有人对中国的大学与一些世界名校的图书馆借书榜进行了一个对比，发现借阅前几位的书，中国的大学是《平凡的世界》、四大名著等，而国外大学的则是《柏拉图对话录》、《逻辑学》等著作，这体现了中西间的一种阅读差别，那就中国人更加注重感性和形象思维，而西方则更加注重理性和逻辑思维。当然，这里不是探求优劣，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当然，我们需要更加注重逻辑思维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要说到最近在看的一本书，邓晓芒教授的《康德伦理学：解读、研究与启示》，读完这本书，有这样的几个感受：一是启蒙意义。康德是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在这里，所谓的“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通过要加加上超越的勇气。
二是批判意识。康德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识上的，不是为了相信上帝的教导或者相信某个圣人的教导而遵守道德，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一惯性遵守道德，所以通过他的道德学说唤起了人的理性自觉。要意识到理性才是人的本质，他用这样的一种启蒙的原则反对传统的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反对用宗教教条束缚人的自由意志。
三是逻辑能力。读康德的著作，没有一定的逻辑能力是不可想象的。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读过几十遍，但是仍然似懂非懂。他们缺少的就是逻辑理解能力。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伦理学读后感篇二
合着无比宽广的爱和尊敬。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于1632年11月24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青年时期对《圣经》和犹太教教义的体验和研究中，斯宾诺莎水星冲冥王相位的特质开始初步体现：他精细敏锐的观察总能察觉出疑点并付诸思考。而水星天蝎的旺盛好奇心也驱使他涉足前人屡屡怯步的未知精神领域--他读的经典之作越多，发现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越多，于是对宗教的单纯信仰变成理性发出的疑问和迷惑。在这个阶段，早期接触的神学中给斯宾诺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摩西的"上帝与宇宙同一"的观点。
为了阅读更多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关于命运和上帝这类问题的著作，斯宾诺莎开始学习拉丁文。其中艰辛自不必说，不过斯宾诺莎意志顽强，最终掌握了拉丁文并接触大批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遗产。
其中对他的思想结构产生最终决定性影响的是笛卡尔，不过斯宾诺莎对这位近代主观唯心主义之父的兴趣并不在于引发大论争的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漩涡，而就像海王空位的近似遁世的玄妙沉思一样，斯宾诺莎的这个空相位能够让他总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分析一切知性。所以他关注的是笛卡尔体系中当时略微"冷门"的构想，即一切物质形式和一切精神形势之下，皆有均质的"实体"，斯宾诺莎从来喜欢迎接来自精神世界的挑战，这次更不例外，实际上，笛卡尔在此停下脚步，而斯宾诺莎从此走得更远。
年轻的斯宾诺莎获取的渊博知识令犹太教会长老认定这个晚辈有着异端思想，1656年7月中，犹太教会对斯宾诺莎残酷的处罚--终身革除教籍。1660年，斯宾诺莎迁到莱茵斯堡，他的第一部著作也在此处降生。
在《知性改进论》这部早期的作品中，斯宾诺莎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要从物质当中获取长久幸福是不可能的，永恒的幸福只能从对知识的不断渴求和掌握中获得。那么关于如何知道我们追求的知识是正确、可靠的，斯宾诺莎的解答是，在做一切事情之前我们应该先想办法改进和澄清我们的知性。他又将知识的形式按优越程度区分为三种：
1.靠传闻或纯粹经验得来的知识。
2.直接演绎，通过推理得到的知识。
3.最上乘的，也就是来自推理和感觉两方面共同的知识。
下一部著作《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将直觉知识称为对事物的"永恒状态和关系"的认识，直白一些讲，就是找出具体事物是否和这个事件本身背后的规律，通晓它们共性的永恒关系。
有关于《伦理学》，这样具有几何学形式的被极端压缩的著作的思想，在短短几百字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被完全阐述的，更不必说分析。以至于不少人将这种自成一体的哲学几何斥为人造的棋局。
不过，斯宾诺莎令这部艰深的著作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学或者伦理学命题，这样包罗万象的学术珍品自然不是可以浏览以作消遣，而是供后世所有热爱哲学的人们仔细研究之用。毕竟，如果想要粗浅地了解一些"装点门面的知识"，只消在大百科全书里将有关斯宾诺莎一栏的文字读上两遍便已足够。
1677年2月20日，斯宾诺莎早逝，斯宾诺莎正像他自己在论永生时谈到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这就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间事物那一部分得出的令人安宁的结论，斯宾诺莎的一生有着犹太民族漂泊的投影，人类智慧纯度极高的结晶。他也无愧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
伦理学读后感篇三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让我对生活有了很多新的了解，懂得了很多崭新而深刻的道理。
在这本儿书中，作者谈到了知识。知识分为可以使人生存的知识和使人有德性的知识。后者不能带给你任何钱财，但是他们告诉你怎样做能够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怎样生存才能幸福。所以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我认为也是在谈论人怎么才能活的幸福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人怎么才能幸福的生活呢？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一种实践活动，不是一种品质。也就是说，幸福在于人生的过程，而不是一种结果。具体怎样去做呢？他认为，我们应当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做事。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禀赋与天性。我们应当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自己有天赋可以做好的事情，然后去做。当然，还有一些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需要我们知道并尽力去做到。如果要获得幸福，从总体上讲，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使感情始终主宰着自身，那么就无法通向幸福的道路。
对于人而言，幸福是至善，理应成为所有活动的目的。
在最完善东西的定义上，几乎亚氏的定义成为数千年来的代表，“一种不会因物而值得欲求，而始终因其自身的东西通常称作最完善的东西”。财富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名誉会因为社会的公共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同样我们身体的强健与否以及运气的好坏始终是个不确定的因素，而唯一不会变迁的唯有我们本身拥有的个性，优秀的性格品质具有稳定的德性特征，因此理应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达到了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作为幸福了。
善的事物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外在的善、身体的善以及灵魂的善。
外在的善包括，财富、高贵的出身以及好运等；身体的善包括，健康、强壮、健美以及敏锐的反应等；灵魂的善包括，节制、勇敢、公正以及明智。
接着上面的说，显而易见，为了幸福，为了追求最完善的东西，我们理应将灵魂的善视作最恰当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最真实的善，当然在肯定灵魂的善的同时，一样不能忽略另两种善，因为正是另两种提供了人类追求灵魂善的基础，或者更实在地说，是一种物质基础。
在智者的脑中，始终有着一个递进式，那就是物质永远是为精神服务的，而物质的取得始终不应成为生活的目的地，追求合乎德性，追求高尚事物的行为始终将成为幸福的唯一途径。
看完这本儿书，我更加懂得如何明察地生活，明白了一些社会上的伏在表面却一直没有观察到的道理，也更加懂得怎样使自己幸福的生活。当然，对于古希腊罗马的阅读还会继续。毕竟，没有一本儿书会告诉你所有的道理。我们只能尽力多接触古典，接触大师。然后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体悟人生，不断思考怎样更幸福的生活。
伦理学读后感篇四
——《公共管理伦理学》书评刚刚拜读完张康之教授的巨著《公共管理伦理学》，自己起初对伦理学茫然无知，渐渐被张老师严密的思维、宏大的视角和深刻的阐述所深深吸引，尤其是公共管理中的德制的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虽然现在国家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但是自己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始终缺乏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拜读了张老师的著作后感到深受启发，茅塞顿开。
张老师将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分为三种：权治、法治和德治。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公共管理是一种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老师分别就这三种治理行为模式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人类社会对德制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恰恰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最后，张老师谈到了德制建设问题，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及，将作为治理手段的德治提升为德制。
总的来说，张老师从历史的演化来论述德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张老师的理论与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治国方略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张老师论述的法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德治和我们国家的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但我以前只是望文生义，缺乏理论思考。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不能就德治的内涵做深刻的思辨性理解与阐述，只能就张老师的观点与现实联系起来做一些思考，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悟，希望不会太过幼稚。
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张老师在论及法治时谈到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需要制约，而法制正是出于权力制约的需要。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主要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接着张老师又论述到公共管理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属于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主要是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论及二者的关系，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孰轻孰重则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的治国方略与张老师德治与法治统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关于法律与道德两者何者应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学者有过讨论。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德治国为基础。例如郝铁川在《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撰文认为，（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张老师的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可能会有些出入，但它们当中应该有某些内涵是相通的。德治高于法治，德治能够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联系到现实中和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民主监督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趋势恰好有异曲同工之妙。治者与被治者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会逐渐淡化，道德不再是服从权威。正如张老师说的：他在接受那种体现着、凝聚着法律和道德的管理的时候，其实是在实现着自我治理；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服务型社会与服务型政府。
张老师还论述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只有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张老师的见解不但在理论上很成熟，而且恰与时代特征吻合。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日渐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符合德治的要求，这是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做出的正确抉择。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也必须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国家根据基本治国方略的要求而在操作层面对政府提出的要求。
当然，张老师指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光包括服务型政府，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制度为起点，扩展到个体，当然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化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显然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是一种按照道德要求建设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负责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
可见服务型政府的某些内涵如公民本位思想，政府是服务者、公共服务等思想体现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和公共管理的要求。
当德治被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建设，才会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社会治理方式。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国家提倡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的原因。因为要想德治制度化，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建设德治，而不能单单从个体上也就是从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上来建设。
总之，拜读完张老师的著作，使我对德治这种治理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意识的觉醒，张老师所倡导的以德治为主的公共管理必将能够成为现实，成为一种全新的有效的治理模式。
伦理学读后感篇五
文章简介：现代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新开拓-读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有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公共行政学的编写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众多专家学者都为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 现代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新开拓-读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有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公共行政学的编写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众多专家学者都为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是一本现代行政伦理学的开拓性著作，它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内涵前卫，但这种前卫并未带有浮华之气，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严谨和历史的厚重。笔者通读此书，感触良深，受益匪浅。
一、视角独特，研究深入。纵观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归结为三种思想倾向，它们彼此各有继承和对前一种思想的批判。一是以威尔逊等人的政治为代表的主流行政学，它是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为前提的;之后是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技术化。这一理论学派回避公共行政的价值考量而变得工具化和实用化，并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暴露出了许多缺陷和弊端;三是60年代以来，以哈贝马斯、布坎南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设推广应用到了政治和公[转载自大秘书网-d]共行政领域，这一理论试图克服现代官僚之理论的弊端，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 《寻找》采用了理论与实践一体性的视角，把对上述公共行政伦理学经典著作的历史研究与对现代中国的行政实践经验总结结合起来，从伦理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同时揭示了公共行政发展中的问题，对如何超越官僚制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体系和全球范围内的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新的伦理化方案，认为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放弃了它的伦理向度。对于公共行政这一缺陷的救治问题，作者作了严肃的思考，从公共行政的制度、程序、行政人员的行为等方面提出伦理化的方案，特别是创见性地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可以拒绝权利这一大胆设想。这表明作者试图寻找建构现代公共行政新范式的理论基础的努力。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无疑是为深入研究公共行政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二、释论相间，立意高远。 《寻找》较深刻地揭示了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内在矛盾，即它的所谓“科学化、客观化、形式化”所构成的工具理性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作为韦伯官僚制理论支柱的合理性、合法性等，使它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而这也恰恰就是它的种种弊端的一个根源。 面对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这一近代行政学说史上有着重大贡献，并且长期以来在西方行政管理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理论;面对因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弊端、成为行政改革试图祛除又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官僚制理论，作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弊端的分析上，而是通过研究如何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有价值成果，超越工具理性，超越现代官僚制的体制设计，把现代行政学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阑释公共行政的缺陷的救治，提出公共行政的伦理化方案时，作者把视角更多地投向现行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其解决的方法，在作者看来，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作用，是“超越官僚制”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在“公共选择”理论指导下的“重塑政府”改革，惟一一条正确的思路是将价值理念引入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中，走公共行政道德化之路。 对于公共行政道德化的畅想，作者更是进行了特别详尽而深入的释解。反思篇与畅想篇叙议结合、纵横相间、理论联系实际的释论方法，更是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建造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的内容。
三、深入浅出，实践性强。 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重视自身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道德取向，这是公共行政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寻找》一书为公共行政道德化提出了两个基本向度。议事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上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体制;同时能对行政人员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激励作用。二是行政人员个体侧面的道德化，即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的关系。这两个基本向度是对立统一的，张康之教授认为，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转载自大秘书网-d]制度道德就会因失去微观层次上的坚实基础而成为空洞的教条。 在制度与个体这两个向度的基础上，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基本框架也为未来的'服务性公共行政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让政府活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成为政府的存在目标。这种行为和活动的性质上是服务性的，是以道德化为特征和以服务为内容的，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服务性政府。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有助于提高政府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对行政机构、行政体制的变革，更应是政府能力的提高。 上述观点，对我们的政府工作无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政府各部门工作者做好工作也大有裨益。
四、高屋建瓴，理论结合实际。 作者在谈到行政改革的问题时，非常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突出反映在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超越官僚制的实践努力，试图描绘出一条克服官僚制弊病的道德化出路。国内外行政改革的实践证明，不注意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就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的官僚制，也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科学的行政体制。所以，作者在探讨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时提出“在道德价值的确立中实现以德行政”。 《寻找》一书的最大的现实意义莫过于为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提出正确的方向。依《寻找》的观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应当走“以德治国”的道路，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德治传统的回归与超越。 “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行政，这需要从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建设开始。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首先，要突出制度道德的内容，为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成长提供充分的空间。其次，要加强和完善对行政人员道德素质的培养和督察，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使用、晋升等各个环节上都引进道德评价的手段，建立起一整套多层次、全方位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体系和机制。这样，既有总体规范，又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具体约束，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行政个体道德与组织伦理的桥梁和纽带。 最后，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行政道德促进法制的完善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矗同时通过行政法制来推进行政道德的生成，从而达到培植养成高水平的行政伦理道德思想素质的目的。 公共管理的实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变革与发展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主题。历史和实践表明，社会前进的动力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样也离不开理论创新包括学术风气的巨大推动。这就必须在理论研究中掌握科学的探索手段，理论联系实际，既坚持历史地、发展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又能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思考;既善于对客观事物的趋势作出预测，又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最佳结论。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一书，所展现出来的编写观念和模式，触涉到了现代行政伦理学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大胆探索和尝试，其成果必将在实践的检验中进一步得到彰显。
伦理学读后感篇六
（一）应该坐救生小艇的6人及顺序如下：
1、精于航海的船长：他拥有航海技术和航海经验，这些经验与技术，是救生艇安全抵达的前提，也是保证救生艇上各成员生命安全和日后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保障。同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有技能之人的推动，老船长在日后还可以将他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其他人。
2、青年模范工人：他作为模范工人，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他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高尚，能为他人起榜样作用；他年轻力壮，也正值其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实现其自身价值、回报社会的时候，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企业经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主体，对促进就业和创造社会财富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企业经理精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他为企业界和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应当予以肯定和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经理的这些宝贵经验与技术，对日后发展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将起着直接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4、72岁的老医生：救生艇在逃险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遭遇突发事件和意外事故，而这时就需要急救。老医生精通医术，可以及时提供相关帮助，从而确保小艇上各人员的生命安全。逃生成功后，他还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医学知识传授给后代，将健康带给更多的人。
5、自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有求生的愿望，都有求生的本能。况且我还是学生，一方面，国家花费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我的学业中、家人也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太多，而这些我都还没有予以回报。并且我也还没有投身社会，我的价值还没有实现。另一方面，我还正值青年时期，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人生中的辉煌时期还没有到来，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留下。
6、天主教神父：他是信仰的代表与象征。人不能没有信仰，尤其是在逃生过程中，信仰的积极作用就更加凸显了。作为信仰象征的神父，可以为处于惊慌和绝望中的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他是促进人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二）不应该坐救生艇的6个人及排序如下：
1、精于航海、脱逃的劳改犯：他虽然拥有航海技术，有较高的智商和聪明的头脑，但他却选取了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了与人民和社会背道而驰，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问题上，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手段。社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错态度，不是认罪伏法，反而逃跑。这种屡教不改的人，始终会威胁到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不应该留下。
基础上，用非法手段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这一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现在轮船遇险，也正值他为人民、为社会作出应有回报的时候。
3、妓女：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也尊重妓女的生存权，但是我不赞成她的求生手段。我认为她的职业取向观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也是社会大众所不赞成的。
4、新近的暴发户：也许此人是因自己抓住了某个机遇而大发横财，甚至是未经任何努力而得到的一笔意外财富，而不是通过自身劳动所得。此外，既然他是一个暴发户，那说明之前他是一个一般平民，甚至是一个穷人，这类人在一夜暴发之后，可能不会去珍惜这笔财富，去资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为社会作贡献。反而，他们会将这些资金大笔地消费，以满足自己原本的虚荣心，在别人面前显阔，甚至挥霍掉。这不仅对资源造成学浪费，而且还会对社会风气形成不良影响。如果他在此次风浪中不幸遇难，他的财产还可以为社会所用，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5、弱智男孩：虽然他也有坐救生艇的权利，但社会是发展的，这种发展也是以人的推动为前提的。在这关键时刻，应该衡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而弱智男孩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同时，如果让他上救生艇，他不仅不会对整个逃险过程起到促进、帮助作用。相反，他还会给小艇上的其他人员带来麻烦。
6、患绝症的女孩：她身患绝症，死亡离她很近。社会在发展，她的存在对整个逃险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起不到促进、推动作用。
二、选择的主要标准及理由。
（一）主要标准。
1、从个人自身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这里的价值量，既包括这些人在遇险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包括这些人对日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一方面要对这些先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要估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大小。
2、从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来衡量。我认为从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他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本案中的妓女，虽然她也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赞同她的求生手段。
3、从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来评价。在当今多元化道德价值观念的环境下，我主要对这些人道德价值取向是否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进行考查。如这些人个人利益的获得是否合法、合理，对于自身错误的认知是否正确等。
（二）理由。
我之所以要从以上几个标准来进行选择，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要从基本的道德规范来对这12个人进行评判，如是否遵守法律法规，所从事的职业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是否遵守职业道德等，这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凡是不符合此要求的，我都会予以淘汰；其次，在轮船遇险时，每个人都有上救生艇的权利，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12个人当中选择6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进行评判。我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能上救生艇的人，要符合以下三个要求：
1、他们之前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和承认；
2、他们在上救生艇之后，能在小艇逃生过程中起帮助作用；
3、能上救生艇的人，要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三、
应有的道德理念。
在道德理念上，我认为总体上应该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除了这些，我认为还应该具备以下道德理念：
（一）要肯定和承认他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有其自身价值，不分其岗位的平凡与伟大，不看其付出的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只要他为社会作出过贡献，我们都应该对其价值予以肯定和承认。
（二）不能违背法律法规和基本的道德规范。首先，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每个公民不仅要学法，也要守法，对于违法行为更要严厉查处。这是促使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护个人权利的保障。其次，我们也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真诚相待、善恶分明、有责任心、有孝心等。
（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常言道“行有行规、家有家法”，无论从事哪种职业，我们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
（四）权利与义务并举。权利的取得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索取，而要积极地履行义务。一个人可以放弃权利，但绝不能不履行义务。
（五）个人利益的取得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我们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这是使每个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
四、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多元化问题之我见。
道德是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础是全社会形成的共识。一般来说，道德是随着人类历史进步不断发展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人们的内心信念等力量来不断调整、完善的一种公众认可并自觉履行的行为规范。任何道德如果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就会成为一种价值观为人们所信仰。道德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
处在深刻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的增多、利益来源的多样、利益诉求的公开、利益关系的复杂和利益差距的扩大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利益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人们可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给予不同的解答。
有人认为，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个人利益的取得也更合法、合理。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与人们思想文化观念多元化相统一的，也适应了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要求。
也不可避免地和现实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冲突。
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人在获取自己的利益时，从来不会考虑是否对别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了侵害。这些人不仅不会因此而感到惭愧，反而觉得无比光荣，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能力”。此时，我只会为他们用错其聪明才智而感觉可惜。在个人利益的获取上，我认为应该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正如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所写的一样：“如果某种经济变化改善了某些人的境遇，同时又不使其他人蒙受损失，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进步增进。”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我想，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将其作为评价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合理性的一个评判标准。
此外，很多人认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但对于这一说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我我不否认以集体利益为重，但不是说事事都以集体利益为先，时时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的追求合法、合理时，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将个人利益让步于集体利益。试想，如果一个社会的集体利益时时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生活，因为我们的个人利益随时都有被“合法”剥夺的可能。
总之，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是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不同意别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让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伦理学读后感篇七
近期读《尼各马可伦理学》，还是有很大收获的。人这一辈子受时间、精力所限，能精读的书不多，所以能听到这本书的讲解，实乃一种缘分，更是一种幸运。特别要感谢同学的推荐。
人们生活是为了追求至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每种技艺与研究、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何为善？善是人们在做其他每件事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那个可行的善；如果有几个完善的目的，其中最完善的那个就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那些因自身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比那些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更完善，因此，亚里士多德将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与所有其他事物相比，幸福似乎最会被视为这样一种事物，因为我们永远只是因它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选择它。
那么，什么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品质，而是一种实现活动。对任何一个有某种活动或实践的人来说，他们的善或出色就在于那种活动的完善。更进一步地，由善的定义可知，这种实现活动是因其自身而非其他事物的欲求。因此，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从这个角度看，德性与努斯是好的实现活动的根本，因为这两者并不取决于是否占有权势、金钱等等外物，而是纯净的、自由的喜好，这是与肉体的快乐非常不同的，因而二者本身就是值得欲求的。
思考什么是幸福对理解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具体地说，它是要我们回答：我们究竟是把严肃的工作当做消遣的目的，还是把消遣作为继续严肃的工作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后者是幸福，但这似乎有为现代人的常识：毕竟，大多数人辛苦工作是为了有更多的闲暇娱乐。父母师长也时常“告诫”我们，找一份轻松稳定的工作比辛苦拼搏要好。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不同价值观之间碰撞的问题，将轻松消遣作为生活根本目标是不可能让一个人获得幸福的。一方面，消遣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是要从消遣中获得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快乐、知识。那么是否就可以通过不断地消遣而不断地获得快乐与知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消遣的快乐是一种肉体上的快乐，而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能持续的。这涉及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试想一个本性不那么坏的人以持续获得肉体上的快乐为目的，那么他的生活就是在不断重复之前所为（比如更换不同口味的饮料、品尝不同的美食），于灵魂并无实质提升，最终只能是平庸的循环；而对于一个本性即为恶的人，为了获得持续的快乐，他将做出一件又一件于社会有害的事，又陷入恶之循环；另一方面，为何严肃的工作能让我们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严肃的工作的目的是获得德性，而合乎德性的生活就是幸福；其次，对好人（我理解是指圣贤）显得荣耀的、愉悦的事物才真正是荣耀的和愉悦的，而好人认为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最值得欲求，合乎德性的生活在于严肃的工作而不在消遣；第三，严肃工作过程中的快乐是可以持续的。
至于德性与努斯是否可以涵盖幸福的全部意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自然涉及到如何获得幸福。的确，德性与努斯并不涵盖全部的幸福。因为幸福并不是单靠人的力量就可以获得的，运气、命运有时甚至可能成为主宰。但很难想象一个天命很好的人，什么都不做也能实现所有目标。命运似乎只有当我们经历后回望时，更能显示出某种注定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回答人在获得幸福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努力更有价值也更深刻。
人的活动是灵魂的一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就是良好地、高尚地完善这种活动；那么，人的善就是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如果有不止一种的德性，就是合乎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幸福是学得而非是靠运气获得的。因为幸福在于灵魂的合德性的活动，并且是一生中的合德性的部分。
既然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要研究德性就必须研究灵魂。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中有一部分含有逻各斯、一部分不含逻各斯。而不含逻各斯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与其他动植物共有的、自然的东西，比如睡眠，这一种德性并不属于人的德性；而另一类虽然被称为灵魂的无逻各斯部分，但却在某种意义上分有逻各斯。这一部分其实是指能够服从理性向它提出的逻各斯意义上的欲望。因此，灵魂的逻各斯部分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逻各斯，另一个部分则是在像听从父亲那样听从逻各斯的意义上分有逻各斯。相应的，德性的区分也是同灵魂的划分相应，即包括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
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伦理学研究的中点在于后者，即道德德性的培养。虽然道德德性是非自然的，但仍然有着自然基础，即人性与学习能力。如此一来，人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德性的。这只是这一机制的基础，获得德性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好的本性变成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作用也正在于此。即政治可以通过造就公民习惯使其德性变好。
一个人要成为有德性的人，重要的是要具备三方面的品质：知识、选择、稳定品质。这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学会选择最为关键。因为一个人只是知道而不去做那么便与无知别无二致。在选择问题上有两点至关重要：其一，德性不是感受感情的能力，而是对待感情的品质。不是被动的感情，而是主动的选择；其二，选择的根本在于取中，即要适度，过多过少都不好。
道德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都存在着过度、不及与适度。比如，快乐与痛苦，都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处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
保持适度的困难在于，并不是每项实践与感情都有适度的状态，且很难准确地界定什么才是适度；此外，同一种品质在不同的境遇中适度的概念可能不同；还有就是不同品质之间也存在着张力，比如勇敢与公正、勇敢与节制之间，在某些情况下便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道德德性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确定的伦理标准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
但是，伦理学仍然为我们在做事方面提供了极大的启发。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首先，要做到适度，应学会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即两恶权其轻；其次，我们要研究自身容易沉溺于其的事物，借助我们所经验的快乐与痛苦弄清这些事物的性质。然后，我们必须把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因为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适度；第三，在所有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因为对于快乐，我们并非公正的判断者。正确的做法是，像年长的人对待海伦那样对待快乐，并且在每个这样的场合都复诵他们所说过的话。”对于德性，尽管我们可以在初始时掌握它，但却很难觉察到它的细微的发展，正如我们觉察不到病的发展一样。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要着意培养在逻各斯与感情间建立起关联的习惯。
在讨论了德性的一般性质后，亚里士多德为我们着重呈现了勇敢、公正、节制、友爱、快乐五种具体德性。这五种德性是通往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品质，然而困难就在于每种德性本身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对于勇敢，需要在克服恐惧与对某些事情保持恐惧之间做到适度；对于分配的公正，需要在“强者得到更多”与“弱者平等”之间寻求中道；对于节制，它可能是固执与软弱之间的中道，也可能是放纵与冷漠之间的适度，但从根本上说，有关节制的冲突存在于知识与欲望之间。
关于快乐的讨论很深刻，亚里士多德揭示出快乐一些难以言说的特性。他认为向正常品质回复的快乐不是正常的快乐，比如因饥饿而吃饭感到的愉悦。快乐是人的正常品质的不受阻碍的实现活动。快乐本身是自足的，不依靠时间的积累而增加，因而当我们因做某事而忘记了时间时，我们是快乐的。
伦理学读后感篇八
幸福是古典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现代伦理学始终绕不开的基本问题。在诸多学说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幸福理论最引人注目，尼各马可的幸福学说被称为古希腊哲学史中对幸福认识的最高水平，被冠名为“幸福理论”，这一卓越成就使其成为人类追寻幸福的起点。文章主要从什么是幸福、幸福的特征以及如何实现幸福这几个方面就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问题进行了阐释，进而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幸福作为每个人都追求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关注。但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及社会关系等的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不同看法。在生病时，健康就是幸福；贫穷时，吃饱穿暖就是幸福；孤独无助时，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尽管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幸福具体代表什么也不确定，但从人人都渴望幸福而言，还是可以概括出它的普遍意义。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学的角度考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和第十卷的一些章节当中对关于幸福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将其诉诸于对需要和欲望、快乐、善、道德等范畴的探讨。本文主要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观的主要内容和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归纳，以求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从人活动的特殊性出发，对人的活动和实现活动进行了阐述，抽象地提炼了幸福的普遍要义，这有利于人们加强德性、获得幸福。
（一）幸福是最高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句话可以说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目的，而善是其终极目的。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类实践活动、技艺和科学，它们的目的也许是多样性，有的是因为其他目的而被选择，有的则是因其自身而被選择，然而这些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善，而善也存在着最高善，幸福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善，因为人们做任何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其幸福本身。因此，追求幸福、实现最高的善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
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是无声的感性的欢欣。其中完善是指人们所追求的是因为自己本身而不是因为自身之外的东西去做，称为“目的善”；而自足是指一种事物本身存在人们为其追求而且也能实现，因为它应有尽有，幸福最能够被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事物。所以说幸福是完善的、自足的。
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的角度考察了幸福的伦理内涵，将目的与善联系起来，又得出“幸福就是最高善”这一论断。我们做任何事，从事任何活动都有目的，且最终目的是幸福，所以幸福是我们从事任何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正因为幸福是最高善，是最终目的，所以我们才能过着灵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高善不仅于个人而言如此，对城邦亦如此。为城邦善的获得，让其保持更加神圣，这种善显得更重要、更完满。他还推断出幸福的最高层级即思辨幸福，人不断的理性生活就能不断地离幸福更近，趋于最高级别的幸福。
（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1.幸福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指出，幸福不是一种品质，它也不同于所谓的快乐。假如一个人一辈子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的生活，那么，这个人算不上是幸福的。有些享乐主义者觉得慢慢的消磨时光，无所事事的消遣是舒服的、是幸福的，实则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只能称其为简单的肤浅的快乐，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消遣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在消遣娱乐之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劳动、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践行，从而获得相应的部分，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幸福不是专属于某个人的，它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论出身贵贱，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但需要自己后天的不懈努力，这就是一种自足的现实的实践活动。
人是具有理性，通过思辨的理性主观能动的追求幸福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善”就是特殊功能所发挥出来的，这一部分被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包含逻各斯意义的实践，我们的生命也因努斯的运用而别于其他物种。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这是现实中悲催的一种扭曲价值观，收获的不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而是伪装的表面“幸福”。说白了，就是虚荣的体面。幸福不是不劳而获，有些幸福看似得来容易，实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无论是付出实际的劳务还是精神上的体贴关爱，必须通过自身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拥有幸福，否则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假幸福。简言之，幸福就是自身符合道德律令、精神需求的理性的现实实践活动。
2.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德性也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中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德性是幸福实现的前提，是构成幸福的首要因素。“一旦没有了德性，他就会极其邪恶和残暴，就会无比地放荡和贪婪。”“只有那些有德性的人、行为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幸福。”这里的德性是灵魂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德性分为理智德性（智慧、明智等）和伦理德性（节制、勇敢等）。人活动目的的实现要借助人的理性思维，我们只有在实践理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如果人们一生都实践着合乎德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人才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是自足的，是最高善的，所以这种实现活动应该是合德性的，这种德性是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的结合。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章第七节中写道：“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的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而这种实现活动，如已说过的，也就是沉思。”这段话说明沉思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完满的幸福在于更长久的自足的沉思活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说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关爱与温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喜悦，是沉思后的自足和完满，是合乎德性的一种抽象，但又是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的。
之前新华公布过一个“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比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这一结果说明物质上的富裕对幸福而言，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2016年百合网发布的《2015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不同年代群的幸福感均值在6—7之间，而“90后”、“95后”的幸福感和其他年龄层相比最低，而且调查还表明学历较高者幸福指数也高，学历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得出“95后”幸福感最差这样的调查结果一个原因是出于社会转型时期，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外在缘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世俗影响，认不清自己，看不透名利，境界和格局小。而学历越高者幸福感越强说明在幸福感受的体会上，精神比物质更重要，进行沉思现实活动的生活更幸福，这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论断。为了追求更大更完满的幸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述了几条通往幸福的途径，结合其方法途径和現实生活写出几点有关幸福的思考。
（一）加强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和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幸福观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追求幸福，就需要提升自身的德性。所以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信息呈爆炸性态势的今天，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随波逐流。在道德养成方面要加强德性的规范，遵守社会公德，做到诚实守信，成为一个文明人，使自己变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尼克马可伦理学》里讲到：“幸福是一种善的无目的的自觉行为，如果只是追求物质上获得，那就成了有目的的行为，这就不是内心的善行，就不称之为幸福。”在公交车上看到老人上车不由自主就会让座，之后内心会有一种自足感，这种感觉就是一种淡淡的幸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以追求物质为目的的内心善行的外现。相反，比如现在总有极其个别老人倚老卖老或者讹诈碰瓷，使得一些年轻人不敢实施自己的德性，以致由此类现象衍生出来的晕轮效应使得整个社会变的越来越冷漠。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人们德性在当今社会的缺失，德性的缺失自然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体验。人们开始通过对物质利益毫无节制的追求，开始被不好的风气影响，仿佛只有物质的满足才能获得内心的富足和欢欣，实则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幸福，真切地感受到幸福。人们只有合理追求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保持正义、勇敢等各种美好的德性，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加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这样才能摆脱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诱惑，成为一个有德性的道德主体，并追求到真正的幸福。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必定是合于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同时，这种实践活动是合于人的灵魂的有逻各斯的部分德性——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因为它是我们身上的最好部分——努斯活动。沉思比其他活动更为连续和持久，其本身就是目的并且它是因其自身而被人们所欲求，除沉思本身不产生任何其他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是最令人愉悦的，越沉思越幸福。
（二）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
在谈及何以获得幸福时，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不是品质，并不能像拥有财产那样地占有；幸福也不是某种神的恩赐或纯粹是机遇的礼物。幸福是通过学习、某种习惯或训练而获得的，只有进行合德性的现实活动才能获得幸福。”行为主体只有通过合乎德性的道德实践，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所进行的活动，才能体感幸福，实现幸福。幸福是一个人既要具备德性的品质，又要求人们自觉地在德性的引导下，以积极主动的心态践行现实活动。总之，人们想要获得幸福，就要主动践行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就会与你不期而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身上具备的最好的德行就是努斯，努斯被亚里士多德赋予丰富的内涵，是高尚的、神性的抽象，是理论层面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亚里士多德将思辨活动作为首要幸福居于道德活动之上，这一点忽视了人性的现实性，也因此遭到人们的质疑。我们需要肯定的是获得幸福是必须将理论和具体的、多变的实践相结合。
（三）需要外部条件的支持。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必须有外部条件的提供。尽管幸福是自足完满的至善，但仍需要外在的善为补充，如拥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以及朋友的相伴、一定的财富或权力等外在条件，甚至包括运气的成分。如果一个人仅有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而没有机遇和运气，也是不可能实现幸福的。亚里士多德对好运是幸福的外部支持这样表述道：“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但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过度，受到钱财他物的强制或挟持所生活着的状态都不是我们追求的善和幸福。财富不应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拥有，还应是精神层面上的富足，物质财富只能起到保障作用，处于基础层次。而合乎德性的精神财富才是高级别的，人们应追求幸福的源泉。这也给我们青年以一定的启示作用，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可以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的支持和补充，但是也不能过分地依赖外部条件。
梭伦曾表示过人们在物质生活的追求上不应太过，中等水平节俭点就好。亚里士多德认同他的观点，认为大多人们都是拥有中等水平的外部条件，这样做一些高尚的事情就可以享有幸福，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太过看重物质。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所谓的遵循中庸原则。因为幸福也不是无本之源，它也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是需要外部机遇善或者其他外部善。不可能说一个出身卑微贫穷家庭的人是幸福的，当然也不能说不幸，因为真正的不幸是精神的潦倒。所以幸福既需要自身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得借助于外在的幸运对其进行补充。一般来说，有物质财富比没有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也比心理感受层面上的幸福来的确定。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幸福基于自足的生活资料，不需要过多的财富，因为幸福更多的来源于精神层面。
（四）倡导集体主义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不仅研究个人的幸福，而且还关心致力于城邦（集体）的幸福，并把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关联在一起。个人幸福和城邦幸福的关系亦如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位青年才俊都应致力于国家的利益和集体的幸福，才能获得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是以国家和集体的幸福为依托的。试想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是没有个人幸福可言的，有的只是人人自危。所以要想实现个人幸福就要有集体主义原则，关乎国家和集体的幸福和利益也要尽自己所能，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城邦幸福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它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告诫人们只有加强德性，以中庸之道行事，才能在实践中创造幸福、实现幸福。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有利于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通过实现国家的利益达到个人的幸福。
伦理学读后感篇九
斯宾诺莎生活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的时期，那是一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哲学家表现出来的“野心”比政治家还要大，他们把知识和理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方面是欧洲人对于中世纪宗教时代的一种反思，但是确实经过启蒙运动与理性经验主义洗礼的欧洲人，变得更重视科学、知识和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代短短两百多年取得成就远远大于过去两千年。对于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来说，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长期洗礼，各种非科学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总是层出不穷。
斯宾诺莎将人的各种追求协调起来，建立起一个包容的理性伦理学，其伦理学还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自己的伦理学，对金钱的需要只限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不贪恋荣誉和权力;他详细分析了人的各种情感，比如：快乐、痛苦、嫉妒、自卑、骄傲等，最终指出这些情感都只具有想象性，最有价值的生活是用知识和理性来滋养心灵，不是用感性来毁坏心灵，这符合那个时代精神。所以学习和研究斯宾诺莎伦理学，有助于使科学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重知识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形成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追求。
形成对科学知识的信仰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和创新。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对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进一步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斯宾诺莎理性伦理学有利于落实上述的国家大政方针，有利于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其思想在以下三方面促进青年进步：
第一，有助于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现象的蔓延。当前中央集中解决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归根到得四风产生的根源就是对财富、荣誉权力和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对青年来说，即使在思想上认识到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不应该成为人生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将来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并不一定按照这些认识原则来行为，但是就像斯宾诺莎的名言所描述的，“人对于情感的理解愈多，则我们愈能控制情感，而心灵感受情感的痛苦也愈少”，人在控制物欲方面的意志就会增强，理解本身就是进步。
第二，有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西方文明经历理性和科学的洗礼，直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与西方人重视科学，很多人把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目标的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使得中国人思想还有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整个社会求真的氛围还没有形成，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评价知识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是否求得真理是社会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斯宾诺莎思想使人相信，追去真理会得到他人的诚服，而不是追求感官快乐带来的他人怨恨;追求真理会获得他人的敬重，而不是追求权力带来的他人嫉妒;追求真理会收获真正稳定的幸福，而不是患得患失的财富感;总之，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树立对知识和真理的信仰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第三，斯宾诺莎不是简单的否定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的追求，而是把它们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有助于我们协调人的世俗追求和崇高向往，这对青年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今中国必须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创造财富，要鼓励大学生去追求梦想，这梦想最主要的就是好生活，而好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获得财富、荣誉和感官享受;虽然年轻人都需要经历这一阶段，但是年轻人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人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求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求真。所以斯宾诺莎在肯定青年追求世俗之梦的同时，为真理的追求留下空间，青年不可能立刻认识到知识真理的价值，但是随着其人生经历的丰富可能最终会认识到真理最值得去追求，过上最有价值的生活，“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在寻找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