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信息伦理学读后感（汇总15篇）

读后感是对读完一本书后的个人感受和体会进行总结和表达的一种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内容，同时也是一个分享自己阅读经历的机会。读后感的撰写对于提升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很大帮助，我想我们可以试试写一篇读后感了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有深度和影响力的读后感呢？首先，我们需要仔细阅读、理解和分析所读之物，从中提取出核心观点和主题，明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其次，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思考和感受，展示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和深刻体验。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增强读后感的艺术性和表现力。此外，我们还可以适当引用一些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者其他作品的观点，以丰富和深化读后感的内容和层次。最后，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读后感进行适当的修改和润饰，使之更加准确、精炼和有说服力。随想录中总结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一

一、应该上救生艇的人和不应该上救生艇的人及理由

（一）应该坐救生小艇的6人及顺序如下：

1、精于航海的船长：他拥有航海技术和航海经验，这些经验与技术，是救生艇安全抵达的前提，也是保证救生艇上各成员生命安全和日后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保障。同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有技能之人的推动，老船长在日后还可以将他的技术和经验传授给其他人。

2、青年模范工人：他作为模范工人，对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他的成就；他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高尚，能为他人起榜样作用；他年轻力壮，也正值其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实现其自身价值、回报社会的时候，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3、企业经理：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主体，对促进就业和创造社会财富有着巨大的作用。而企业经理精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他为企业界和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应当予以肯定和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经理的这些宝贵经验与技术，对日后发展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社会财富将起着直接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4、72岁的老医生：救生艇在逃险过程中，随时都可能遭遇突发事件和意外事故，而这时就需要急救。老医生精通医术，可以及时提供相关帮助，从而确保小艇上各人员的生命安全。逃生成功后，他还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医学知识传授给后代，将健康带给更多的人。

5、自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有求生的愿望，都有求生的本能。况且我还是学生，一方面，国家花费了很大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我的学业中、家人也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太多，而这些我都还没有予以回报。并且我也还没有投身社会，我的价值还没有实现。另一方面，我还正值青年时期，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人生中的辉煌时期还没有到来，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留下。

6、天主教神父：他是信仰的代表与象征。人不能没有信仰，尤其是在逃生过程中，信仰的积极作用就更加凸显了。作为信仰象征的神父，可以为处于惊慌和绝望中的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和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他是促进人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二）不应该坐救生艇的6个人及排序如下：

1、精于航海、脱逃的劳改犯：他虽然拥有航海技术，有较高的智商和聪明的头脑，但他却选取了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了与人民和社会背道而驰，在实现其个人价值的问题上，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手段。社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他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错态度，不是认罪伏法，反而逃跑。这种屡教不改的人，始终会威胁到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不应该留下。

基础上，用非法手段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这一行为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现在轮船遇险，也正值他为人民、为社会作出应有回报的时候。

3、妓女：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也尊重妓女的生存权，但是我不赞成她的求生手段。我认为她的职业取向观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也是社会大众所不赞成的。

4、新近的暴发户：也许此人是因自己抓住了某个机遇而大发横财，甚至是未经任何努力而得到的一笔意外财富，而不是通过自身劳动所得。此外，既然他是一个暴发户，那说明之前他是一个一般平民，甚至是一个穷人，这类人在一夜暴发之后，可能不会去珍惜这笔财富，去资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为社会作贡献。反而，他们会将这些资金大笔地消费，以满足自己原本的虚荣心，在别人面前显阔，甚至挥霍掉。这不仅对资源造成学浪费，而且还会对社会风气形成不良影响。如果他在此次风浪中不幸遇难，他的财产还可以为社会所用，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5、弱智男孩：虽然他也有坐救生艇的权利，但社会是发展的，这种发展也是以人的推动为前提的。在这关键时刻，应该衡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贡献的大小，而弱智男孩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同时，如果让他上救生艇，他不仅不会对整个逃险过程起到促进、帮助作用。相反，他还会给小艇上的其他人员带来麻烦。

6、患绝症的女孩：她身患绝症，死亡离她很近。社会在发展，她的存在对整个逃险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起不到促进、推动作用。

二、选择的主要标准及理由

（一）主要标准

1、从个人自身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这里的价值量，既包括这些人在遇险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包括这些人对日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一方面要对这些先前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又要估量这些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大小。

2、从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来衡量。我认为从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他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本案中的妓女，虽然她也是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赞同她的求生手段。

3、从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来评价。在当今多元化道德价值观念的环境下，我主要对这些人道德价值取向是否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进行考查。如这些人个人利益的获得是否合法、合理，对于自身错误的认知是否正确等。

（二）理由

我之所以要从以上几个标准来进行选择，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要从基本的道德规范来对这12个人进行评判，如是否遵守法律法规，所从事的职业是否能为大众所接受，是否遵守职业道德等，这是对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凡是不符合此要求的，我都会予以淘汰；其次，在轮船遇险时，每个人都有上救生艇的权利，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对生命的尊重。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12个人当中选择6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其他方面进行评判。我认为社会是发展的，能上救生艇的人，要符合以下三个要求：

1、他们之前对社会作出过贡献的，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和承认；

2、他们在上救生艇之后，能在小艇逃生过程中起帮助作用；

3、能上救生艇的人，要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三、应有的道德理念

在道德理念上，我认为总体上应该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除了这些，我认为还应该具备以下道德理念：

（一）要肯定和承认他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有其自身价值，不分其岗位的平凡与伟大，不看其付出的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只要他为社会作出过贡献，我们都应该对其价值予以肯定和承认。

（二）不能违背法律法规和基本的道德规范。首先，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每个公民不仅要学法，也要守法，对于违法行为更要严厉查处。这是促使社会有序发展的前提，也是维护个人权利的保障。其次，我们也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如尊老爱幼、真诚相待、善恶分明、有责任心、有孝心等。

（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常言道“行有行规、家有家法”，无论从事哪种职业，我们都应该遵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做到爱岗敬业。

（四）权利与义务并举。权利的取得是以履行义务为前提的，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索取，而要积极地履行义务。一个人可以放弃权利，但绝不能不履行义务。

（五）个人利益的取得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我们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到别人的利益。这是使每个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

四、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价值多元化问题之我见

道德是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基础是全社会形成的共识。一般来说，道德是随着人类历史进步不断发展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人们的内心信念等力量来不断调整、完善的一种公众认可并自觉履行的行为规范。任何道德如果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就会成为一种价值观为人们所信仰。道德价值观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还影响着群体行为和整个组织行为。

处在深刻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的增多、利益来源的多样、利益诉求的公开、利益关系的复杂和利益差距的扩大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利益观念的多元化，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价值观多元化现象？人们可能会站在不同的立场，给予不同的解答。

有人认为，道德价值观念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改革开放以后，政策的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多元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个人利益的取得也更合法、合理。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也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与人们思想文化观念多元化相统一的，也适应了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要求。

也不可避免地和现实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冲突。

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人在获取自己的利益时，从来不会考虑是否对别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了侵害。这些人不仅不会因此而感到惭愧，反而觉得无比光荣，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能力”。此时，我只会为他们用错其聪明才智而感觉可惜。在个人利益的获取上，我认为应该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正如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所写的一样：“如果某种经济变化改善了某些人的境遇，同时又不使其他人蒙受损失，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进步增进。”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我想，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将其作为评价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合理性的一个评判标准。

此外，很多人认为，集体利益总是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但对于这一说法，我并不完全赞同。我我不否认以集体利益为重，但不是说事事都以集体利益为先，时时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当个人利益的追求合法、合理时，我们就不能一味地将个人利益让步于集体利益。试想，如果一个社会的集体利益时时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生活，因为我们的个人利益随时都有被“合法”剥夺的可能。

总之，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是要遵守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不同意别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道德价值理念。只有这样，才能让多元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二

《信息简史》由詹姆斯.格雷克七年磨一剑的著作，讲述了信息具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信息的认知与研究。从非洲土著部落只有高低两个音的鼓声开始，一步步深入，解释信息不无悖论的本质。

在阅读的过程中，作者应用到了许多的专业术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力求对信息的解释近乎准确，这是本书的严谨之处，其中詹姆斯对信息代表的选取也有所考究，以传统的鼓声开始，衔接密码学、麦克斯韦妖、信息论、模因和量子学等书展一部巨著，让一步“简”史厚了起来。

在悠久的以前，我们就与信息遭遇着波澜壮阔的碰撞，如今，更是在爆炸般的信息时代中生存，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复杂、庞大的信息。虽然我们和信息紧密接触，但是最为世界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我们对它的解读可能并不那么完美，而香农的信息论，或许才是我们仔细了解、研究信息的开始，尽管它只有短短的几段。如果说科学革命让“物质”和“能量”占据了我们的世界观，那么自香农创建信息论之后的时代，“信息”已然成为我们世界的核心。

经过大量的科学的转变，信息论的发展已经不再只是当初的含义，它在各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同样作为信息的一种，不能很好得分析，仅仅随着洪流前行，不免会碰到死胡同。这些发生过的事件都作为了一种信息，供后来人解读，但“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同样的信息，接受者的思想水平决定了信息的价值。

村上春树说：“我的反应是以深刻内省和实证精神为坚实基础的，是作为暗喻的回声，是作为信息的游戏——同小孩子单纯的鹦鹉学舌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那不一样的信息理解之一。

大家常说，我们身处一个“信息时代”，现在又有所谓的“大数据时代”。但转念想想，我们对信息的了解有多么深刻，对大数据的含义有懂得多少。“信息”的概念很宏大，也很模糊，更是“碎片化”的存在，究竟以什么样的定义才能解释信息呢？而有这样的一本读物，从中可以学会作者如何找到一根金线，把一盘珍珠串联成精美的项链，同时我们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提升，可以尝试深入浅出地把人类沟通的立体路线图清晰的构建出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待事物，准确的说应该是信息。

作为学习计算机知识的学生，在许多人的`想法中我是更与“信息”靠近的人，但我对信息的理解也是小学生的水平而已，因为它实在是抽象、混乱的，从格雷克的书中（第一次阅读），我也只是觉得：信息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今天的成果是过去一点点积累而来的；我们正走向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会有的事物与信息的发展密不可分。

书的后记这样概括信息：我们是谁，我们哪里，我们去向何方。

而现在，写过的文字也成为了一种信息，存在于纸面上，对它的解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三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88年1月。

工作经验：应届毕业生。

毕业年月：7月。

最高学历：本科。

毕业学院：山东科技大学。

所修专业：基础数学。

居住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籍   贯：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求职概况/求职意向。

职位类型：全职。

期望地点：北京市，山东省青岛市，山东省济南市。

期望职位：生物信息学工程师数据建模、统计软件。

意向概述：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与智能计算，有丰富的系统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以及生物统计学方面的知识，可以熟练的使用matlab编写程序，熟练使用sas、spss等统计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对数据建模有很强的优势，善于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担任班级的班干部，有比较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可以很好的领导和组织团体。

教育经历。

时间院校专业学历。

9月-206月山东科技大学基础数学硕士。

9月-206月山东科技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本科。

工作经历/社会实践经历。

时间工作单位职务。

年7月-2010年9月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富康源消毒配送中心财务。

7月-207月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中学数学老师。

担任时间职务名称学校。

209月-2010年6月学习委员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0年9月-年6月党支部书记研究生学院。

自我评价。

本人性格热情开朗、乐观向上，独立坚强、有毅力有韧性。为人诚实谦虚、待人友好，具有亲和力，平易近人，善于倾听别人。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多年的学生干部工作很好的锻炼了我的组织和与人沟通的能力。社会实践经历丰富，增加了自己的社会阅历，在工作中体会办事方式，锻炼了口才和人际交往能力。四年的大学生涯和两年的研究生生涯，让我的学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等大大提升。

数学建模。

多次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带赛”、“美国数学建模大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其中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一等奖，20参加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并获得三等奖。善于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简历一般性的模型。

科研方面。

组织能力。

本科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学习委员、研究生期间一直担任班级党支部书记，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手机：

qq/msn：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四

作者运用十分诙谐的语言，通过各种所见所闻的故事，将每个时代的发展历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工具或技术或理论——向我们娓娓道来，使千百年间的信息发展史如画卷一般徐徐展现眼前，令人读后不禁感慨于信息与时间的奇妙。

在这幅画卷中，非洲“会说话的鼓”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样一种原始而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承载着非洲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蕴涵。尽管这种代表了非洲文化的传信方式的速度要优于“依靠脚力、束缚于地面”的驿站等传讯系统，然而在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探究时，它有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第一，信息量传递少。用鼓声传递信息，显然其所传递的信息量是极其渺小的。我不得不想象假如不考虑其他词汇发展等因素，而仅仅将现代我们一天所接收到的信息量用鼓声来传递，那么情况会是如何呢？或许一群非洲人不眠不休地击上几个月的鼓也未尝不可能。

第二，传播范围受限。声音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传播到相对较远的地方，然而当绝对遥远的、超过一定传播范围的两方，如非洲的南端和北端，需要传递信息时，击鼓自然就不能适用。

第三，无法留存。声音转瞬即逝，如果没有设备进行记录，那么我们是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证实的。

第四，同一系统内部无法保密。依靠鼓声传递信息在速度上固然要优于地面传讯系统，然而从另一方面考虑，信息的保密性又该如何保障呢？地面传讯系统有竹简封、木牍封、火漆封等多种保密形式，然而声音传播的介质——空气是不能加密的。因而当一群人载歌载舞、声音传达远方时，信息的内容也遭到了极大的泄露。第五，不同系统之间无法交流。鼓声所运用的特定语言、音素等都是该系统特有的，具有特定的意义，其他系统若不深入系统地学习是很难理解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

尽管用现代的'眼光去看非洲击鼓传信时，会发现其中的许多局限性。然而当我们反思现代的信息系统时，却可以发现新的弊端依然存在。一对常见的矛盾便是尽管被海量的信息包围，我们却难以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更加适应碎片化阅读，现代媒体为了适应人们阅读的新特点便倾向于将信息进行“短”处理，而这些零碎的信息却很难使人们窥得事物的全貌。读后感·当这些信息无法给予我们有效的利用时，尽管数量庞大，却依旧失去了它作为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需要以目的为导向，将海量的信息进行检索和整合处理，逐渐还原出事物的整体信息。

当然，我相信随着时代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如今的某些缺陷也会被新出现的技术所弥补，正如现代技术弥补了非洲鼓的缺陷一样。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新的局限性也会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直存在。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五

文章简介：现代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新开拓-读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有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公共行政学的编写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众多专家学者都为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 现代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新开拓-读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有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公共行政学的编写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众多专家学者都为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是一本现代行政伦理学的开拓性著作，它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内涵前卫，但这种前卫并未带有浮华之气，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严谨和历史的厚重。笔者通读此书，感触良深，受益匪浅。

一、视角独特，研究深入。纵观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历史，大致可归结为三种思想倾向，它们彼此各有继承和对前一种思想的批判。一是以威尔逊等人的政治为代表的主流行政学，它是以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为前提的;之后是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技术化。这一理论学派回避公共行政的价值考量而变得工具化和实用化，并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暴露出了许多缺陷和弊端;三是60年代以来，以哈贝马斯、布坎南为代表的交往行为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设推广应用到了政治和公[转载自大秘书网-d]共行政领域，这一理论试图克服现代官僚之理论的弊端，揭示了现代公共行政“思想模型”中的各种缺陷。 《寻找》采用了理论与实践一体性的视角，把对上述公共行政伦理学经典著作的历史研究与对现代中国的行政实践经验总结结合起来，从伦理视角出发，在理论分析的同时揭示了公共行政发展中的问题，对如何超越官僚制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体系和全球范围内的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新的伦理化方案，认为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放弃了它的伦理向度。对于公共行政这一缺陷的救治问题，作者作了严肃的思考，从公共行政的制度、程序、行政人员的行为等方面提出伦理化的方案，特别是创见性地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可以拒绝权利这一大胆设想。这表明作者试图寻找建构现代公共行政新范式的理论基础的努力。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公共行政问题无疑是为深入研究公共行政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二、释论相间，立意高远。 《寻找》较深刻地揭示了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内在矛盾，即它的所谓“科学化、客观化、形式化”所构成的工具理性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作为韦伯官僚制理论支柱的合理性、合法性等，使它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而这也恰恰就是它的种种弊端的一个根源。 面对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这一近代行政学说史上有着重大贡献，并且长期以来在西方行政管理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理论;面对因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弊端、成为行政改革试图祛除又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官僚制理论，作者并未仅仅停留在弊端的分析上，而是通过研究如何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的有价值成果，超越工具理性，超越现代官僚制的体制设计，把现代行政学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阑释公共行政的缺陷的救治，提出公共行政的伦理化方案时，作者把视角更多地投向现行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研究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其解决的方法，在作者看来，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的作用，是“超越官僚制”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行政权力的运行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在“公共选择”理论指导下的“重塑政府”改革，惟一一条正确的思路是将价值理念引入政府及其公共行政中，走公共行政道德化之路。 对于公共行政道德化的畅想，作者更是进行了特别详尽而深入的释解。反思篇与畅想篇叙议结合、纵横相间、理论联系实际的释论方法，更是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建造公共行政的道德框架的内容。

三、深入浅出，实践性强。 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重视自身的价值取向，特别是道德取向，这是公共行政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寻找》一书为公共行政道德化提出了两个基本向度。议事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上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体制;同时能对行政人员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激励作用。二是行政人员个体侧面的道德化，即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的关系。这两个基本向度是对立统一的，张康之教授认为，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转载自大秘书网-d]制度道德就会因失去微观层次上的坚实基础而成为空洞的教条。 在制度与个体这两个向度的基础上，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基本框架也为未来的'服务性公共行政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让政府活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成为政府的存在目标。这种行为和活动的性质上是服务性的，是以道德化为特征和以服务为内容的，这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服务性政府。另一方面，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有助于提高政府能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对行政机构、行政体制的变革，更应是政府能力的提高。 上述观点，对我们的政府工作无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政府各部门工作者做好工作也大有裨益。

四、高屋建瓴，理论结合实际。 作者在谈到行政改革的问题时，非常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突出反映在用了大量的篇幅研究超越官僚制的实践努力，试图描绘出一条克服官僚制弊病的道德化出路。国内外行政改革的实践证明，不注意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就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的官僚制，也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科学的行政体制。所以，作者在探讨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时提出“在道德价值的确立中实现以德行政”。 《寻找》一书的最大的现实意义莫过于为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提出正确的方向。依《寻找》的观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应当走“以德治国”的道路，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德治传统的回归与超越。 “以德治国”的关键是以德行政，这需要从公共行政领域的道德建设开始。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首先，要突出制度道德的内容，为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成长提供充分的空间。其次，要加强和完善对行政人员道德素质的培养和督察，在行政人员的选拔、使用、晋升等各个环节上都引进道德评价的手段，建立起一整套多层次、全方位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体系和机制。这样，既有总体规范，又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具体约束，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行政个体道德与组织伦理的桥梁和纽带。 最后，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行政道德促进法制的完善和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矗同时通过行政法制来推进行政道德的生成，从而达到培植养成高水平的行政伦理道德思想素质的目的。 公共管理的实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变革与发展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主题。历史和实践表明，社会前进的动力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样也离不开理论创新包括学术风气的巨大推动。这就必须在理论研究中掌握科学的探索手段，理论联系实际，既坚持历史地、发展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又能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思考;既善于对客观事物的趋势作出预测，又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最佳结论。张康之教授撰著的《寻找》一书，所展现出来的编写观念和模式，触涉到了现代行政伦理学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因此，可以肯定，这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大胆探索和尝试，其成果必将在实践的检验中进一步得到彰显。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六

——《公共管理伦理学》书评 刚刚拜读完张康之教授的巨著《公共管理伦理学》，自己起初对伦理学茫然无知，渐渐被张老师严密的思维、宏大的视角和深刻的阐述所深深吸引，尤其是公共管理中的德制的部分深深地吸引了我。虽然现在国家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但是自己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始终缺乏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拜读了张老师的著作后感到深受启发，茅塞顿开。

张老师将社会治理行为模式分为三种：权治、法治和德治。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以权治为主，法治和德治只是辅助手段；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是以法治为主，在法制的规范下，也有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德治的治理体系，它把法治与德治统一起来。公共管理是一种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老师分别就这三种治理行为模式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今天人类社会对德制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恰恰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最后，张老师谈到了德制建设问题，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提及，将作为治理手段的德治提升为德制。

总的来说，张老师从历史的演化来论述德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张老师的理论与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治国方略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张老师论述的法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德治和我们国家的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但我以前只是望文生义，缺乏理论思考。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不能就德治的内涵做深刻的思辨性理解与阐述，只能就张老师的观点与现实联系起来做一些思考，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悟，希望不会太过幼稚。

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张老师在论及法治时谈到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依然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这种权力是公共权力，需要制约，而法制正是出于权力制约的需要。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主要是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接着张老师又论述到公共管理是德治、法治与权治的统一，属于以德治为主的社会治理。

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主要是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论及二者的关系，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孰轻孰重则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可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的治国方略与张老师德治与法治统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关于法律与道德两者何者应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学者有过讨论。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德治国为基础。例如郝铁川在《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撰文认为，（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当然，这里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与张老师的法治和德治的概念可能会有些出入，但它们当中应该有某些内涵是相通的。德治高于法治，德治能够使整个社会治理处于一种治者与被治者的互动之中，联系到现实中和扩大基层民主、扩大民主监督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趋势恰好有异曲同工之妙。治者与被治者的治与被治的关系会逐渐淡化，道德不再是服从权威。正如张老师说的：他在接受那种体现着、凝聚着法律和道德的管理的时候，其实是在实现着自我治理；他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服务型社会与服务型政府

张老师还论述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模式。只有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治与法治才获得了统一的基础。

张老师的见解不但在理论上很成熟，而且恰与时代特征吻合。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建设服务型政府。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日渐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符合德治的要求，这是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党和国家做出的正确抉择。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也必须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国家根据基本治国方略的要求而在操作层面对政府提出的要求。

当然，张老师指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光包括服务型政府，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合作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和个体两个层面，以制度为起点，扩展到个体，当然主要还是一种道德化的制度安排。我们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显然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是一种按照道德要求建设的治理体系的一部分。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民主和负责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法治和有效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实现了合理分权的政府。

可见服务型政府的某些内涵如公民本位思想，政府是服务者、公共服务等思想体现了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和公共管理的要求。

当德治被作为一种制度来加以建设，才会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社会治理方式。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国家提倡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的原因。因为要想德治制度化，必须要在制度层面上建设德治，而不能单单从个体上也就是从公务员自身的道德修养上来建设。

总之，拜读完张老师的著作，使我对德治这种治理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意识的觉醒，张老师所倡导的以德治为主的公共管理必将能够成为现实，成为一种全新的有效的治理模式。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七

20世纪中国伦理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创世纪，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才真正拥有了学科化和系统化的伦理科学。20世纪中国伦理学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至新文化运动为形成阶段，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为第三阶段，此后为第四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与学科体系，(2)道德的.本质和类型，(3)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体系，(4)中国伦理向何处去及其道德建设等问题。总结20世纪中国伦理学百年发展的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历史的启示，其中最深刻的启示有三：一是开放的时代需要也离不开伦理学，二是应当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三是伦理学必需面向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为现实的道德建设服务。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八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选择”一节主要隶属于第三卷“行为”这一章中。虽然亚里士多德对“选择”这一章节的文字描述并不多，但是笔者看来“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是应予以其应得的地位与必要的重视。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大章篇幅的所描述的善、德性、勇敢、节制等美德品质都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中来体现，而快乐与幸福也最终将归宿到人的现实生命与实践活动中。由此看来，“行为”这一卷不可忽视。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沉思在合乎德性的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沉思是最完美的活动，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然而沉思固然重要且深得亚里士多德的青睐，但关乎选择所引发的一系列具体活动，不管是心理活动也好，还是身体力行的行为也罢，我们同样不可忽视。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基于选择所体现的行为活动是笔者所关注的，而由此引发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的关系也是笔者试图从《尼克马可伦理学》中对此加以捋清与说明的。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首页便出现了“选择”一词，即“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其译者在注释中说道：“选择的意义为自由选择的、有目的的活动。”由此我们可知，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以追求目的(善)的实践。但值得强调的是，在这种实践活动中，选择主要是对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即在行为的时刻、在可能的范围中，对最能实现目的的手段和使用这种手段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由于不是直接对于目的(正如希望是直接对于目的的，而选择并非如此)，其所包含的目的性意图已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从属性的目的性意图。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的说道：“选择显然是出于意愿的行为，但并非所有出于意愿的行为都是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成为我们的选择，但选择并不完全等同于意愿行为。选择虽出于意愿，但又不能被自我意愿所奴役，因为选择仍需考虑到德性，德性意味着选择，好的选择同实践理性的德性——明智不可分离。因此，选择不能简单等同于欲望、怒气、希望以及某种意见。选择体现于有所取舍，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鱼与熊掌”、“生与义”都是我们出于意愿想要获得的，但是我们在两者之间必须要有所判断，有所抉择，有所割舍。哪种选项更符合我们的愿望，更合于我们内在的德性，我们便由衷的倾向于这种选项，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诉诸于我们自身的行为，这便是一种体现于现实的选择活动。同时，亚里士多德也承认“选择包含了逻各斯和思想，它的意思就是先于别的而选取某一事物。”即选择就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选择不仅像知识与意见一样包含着逻各斯与理智，更重要的是包含着预先的考虑，所以，选择也是包含了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首先，何为考虑?考虑即是考量、思虑。而亚里士多德在“考虑”一节中主要是对考虑的题材作出规定，即我们能够考虑的是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物的考虑，这是行为的始因。汉语里常说的“三思而后行”，其实这也体现出在先考虑对于自身行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也说道：“考虑的对象也就是选择的对象，除非是选择的对象已经确定的……一个人如果已经把行为的始因归于自身，归于自身的那个主导的部分(逻各斯或理性)，他也就不用再考虑该怎么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自身中作选择的也就是这个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考虑其实是逻各斯或理性在我们思维中的外化形式，没有考虑其实也无逻各斯可言，我们的任何行为(包括选择)其实都离不开逻各斯的参与，我们的任何选择都要经过考虑的反复筛选，选择就是一种包含着在先考虑的意愿行为。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主要在第三卷的“德性、恶与能力”这一节中出现了“责任”或“负责”一词，即“私人与立法者都惩罚和报复做坏事的人——除非那个人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他不能负责的无知的。”“所以在身体的恶之中，受到谴责的是由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恶，而不是我们不能对之负责任的那些恶。”由此可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谈论“选择与责任”的关系首先关乎选择的性质问题，即选择是否是真正的出于意愿，违反意愿的行为是被迫的或出于无知的，被迫选择就无所谓责任可言，而自我主动选择的就有责任需要承担。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知”对于选择来说也是一种恶，“无知”在一定场合也要受到谴责，例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醉酒”之例，“如果一个人是应当对于他的无知负责任的，我们还要因这种无知本身而惩罚他。对于醉酒后肇事的人加倍刑量，因为肇事的始因在他自身：他无知的原因是他喝醉，而他本可以不喝醉。”所以无知在一定情况下也不能免去责任的担当，那种因疏忽的无知也是有罪的`，我们也应当为之承担起我们的应有之责。

其实，涉及选择与责任的关系，我想我们更多要探讨的是选择与德性的关系，德性意味着以选择为条件或者做选择，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选择对于德性的获得，对于使活动完成得好至关重要。选择意味着在当下显得令我们愉悦而总体上有害的事物和本身有益于善的事物之间作出决定。在此意义下，选择常是一种困难的决定，但由此也凸显出“责任”之于“选择”的重要性。虽然我们可以出于自我意愿自觉能动的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在选择之前经过理性的思考，作出周全的考虑，作出合乎我们自身德性的选择，由此为善的目的所作出的选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我们人之为人的责任。

在此，笔者只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谈一谈对“选择”的浅显之见以及梳理一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围绕着“选择”而展开的“选择与意愿行为”、“选择与考虑”、“选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文末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梳理，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没有详细论述“责任”这一概念，所以笔者只是略微联系“选择与德性”从而试图给以“选择与责任”更好的说明，但至于其联系是否合理，以及“责任”到底在何种维度下得以展开，基于笔者的能力也难以论述清楚，所以这也是笔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所留下的一个疑问。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九

随着数字电子媒介的蓬勃兴起、计算机与国际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种种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各种不断涌现的信息技术正在迅速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认知渠道、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信息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影响，它同时也以技术负载伦理的方式对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因为表层的技术所掩盖的恰恰是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满足信息社会的伦理需要，作为信息技术与伦理学交叉学科的信息伦理学informatiethic应运而生。按照大家公认的理解，信息伦理学是指以传统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现代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它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

伦理本质上是发端于生活中的冲突和失序，西方学术界对信息伦理的研究是同信息技术应用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冲突和失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把这一研究大致分为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和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三个基本阶段，该研究总的来说是一个从关注具体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西方学术界最先开始了对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研究。计算机的出现极大地改进了人们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较早关注计算机伦理问题的是美国教授w?曼纳，他最先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到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时所出现的伦理问题，从而开拓了一个应用伦理研究的新领域一一计算机伦理研究。1985年，j*h?穆尔在《元哲学》杂志上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的论文，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07随后一个时期，大量关于计算机伦理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为今后丰富和发展信息伦理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

但是，早期的信息伦理研究仅限于计算机现象本身，使得其研究范围十分有限，缺乏研究的理论深度，我们从美国计算机协会早期制定的一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就可以看出这一局限。该协会规定：人们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费的软件;不应未经许可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不应盜用别人的计算机成果;应该考虑所编程序的社会后果;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使用计算机等。分析这些“戒律”我们发现，这些对使用计算机的初浅道德要求，缺乏全面深入的伦理学理论思考，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指出的，这些研究“对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537当然，这种理论研究的缺陷在计算机应用的早期可以说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对某一事物的理论研究往往受制于该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状况，在计算机本身的发展都处于起步阶段时，我们不能对计算机伦理学的研究提出过高的要求。事实证明，随着后来互联网的兴起，这种研究的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弥补。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迅速兴起，网络带来了人际交往关系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全方位变革。相对于现实生活而言，网络空间将人置于“虚拟空间”或“虚拟共同体”之中，给人提供了一个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等的另一种虚拟生存环境。人际交往由直接的现实交流转变成间接的人机交流，网络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identi抑，身份认同是交往活动的基础，它是每个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身份和角色的理解和把握。网络空间使身份认同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在虚拟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制造出多重身份，“在因特网上，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种族和性别，这种肤色盲和性别盲对很多人具有积极意义”。[4]正是这种交往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使人可以在虚拟的生活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也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同时，极具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网络也彻底改观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人们可以随意地从网上获取需要的各种信息，而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任何信息，网络消解了传统的中心观念，就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言，“无处是边缘，处处是中心。”[5]网络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心，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但同时道德他律变得十分松驰，道德自律水平也大幅度降低。

在计算机网络中，人际交往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现实社会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使传统伦理学在面对网络时显得力不从心，传统伦理学已无法容纳和概括在网络中发生的直接和间接的道德关系。因此，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网络生存的伦理的迫切性显现出来，这就是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网络伦理阶段。网络伦理虽然突破了早期计算机伦理的局限性，将研宄的对象明确定位于信息领域的伦理问题，并直接使用“信息伦理”这个术语，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研宄网络伦理，将视点集中于网络的伦理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伦理规范也更多地关注网络的不道德行为，如“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连的系统;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盜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作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为;伪造电子邮件信息等。”!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关注的如侵犯个人隐私、浏览黄色网站、发布不健康信息等不道德现象。总的说来，网络伦理学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伦理学的研宄内容，对促进信息伦理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这一阶段信息伦理学所研宄的范围已不再仅仅限于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所产生的伦理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斐尔?卡普罗教授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的研宄主要偏重于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探讨信息研宄、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他强调信息伦理学应是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而不是计算机伦理，也不仅仅是网络伦理。他在论著中详细地列举了信息伦理学应研宄和探讨的内容：信息领域的道德价值观的发展;信息领域新的道德权利的建立;信息神话;信息理论和实践中隐藏的矛盾和意识;信息领域道德冲突的发展等。1]卡普罗之后，众多信息伦理研宄专家都开始把目光转向整个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这一转变将信息伦理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水平，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信息伦理学。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一直以来都是信息社会的重要内容，尽管现代信息伦理学已把研宄领域扩展到了信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对网络伦理的研宄仍是其主要内容之一。

现代意义的信息伦理学的形成是满足信息社会伦理需要的结果，它用传统伦理学的观点审视现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信息社会中产生的伦理问题，除了继续关注计算机伦理、网络伦理外，它还广泛研宄信息社会中诸如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应用等方面的伦理准则和规范，涉及信息犯罪、信息滥用、个人隐私、知识产权保护、信息传播以及国家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现代信息伦理学以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为依托，已经发展成一门由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哲学、社会学、传播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

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兴应用伦理学科，信息伦理学旨在以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为基础，通过建立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协调信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信息社会中人的行为，从根本上塑造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促进信息社会的良性发展。

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一个分支，它把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和原则运用于解决当代信息社会人类生活和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信息伦理学仍然是一种伦理学研宄，它对传统伦理学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信息伦理学所致力于解答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问题，所致力于确立的是信息社会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它的整个研宄属于价值领域而非事实领域;其二，信息伦理学立足并着眼于信息社会人类自身的需要构建伦理体系，它的理论主要不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而是导向性的、规范性的;其三，信息伦理学的生命和活力在于批判和反思精神，它始终坚持对信息社会的现实生活持反思、批判的态度，不断致力于现实的新创造和构建。

与此同时，信息伦理学研宄作为应用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并不只是伦理理论的单纯应用和推广，而且是一种创造和构建的过程。它通过这种新的创造和构建把伦理理论具体化，正是这一具体化过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了理论伦理研宄，使伦理学成为富有活力和现实感的完整理论价值体系。信息伦理学拓宽了伦理学的研宄范围，开辟了伦理学研宄的新领域。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信息伦理学已经具备了自己特有的研宄对象和研宄要素。首先是信息社会道德意识。信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选择机会，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同传统社会的道德意识相比较，信息社会的道德意识摒弃了以往的各种限制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显得更加淡薄。这种淡薄的道德意识要求行为主体增强道德自律性，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学识。其次是信息社会道德活动。信息社会的道德活动因其活动背景(如网络空间)的特点而呈现独特性、多样性和随机性。这种新型的道德活动为信息伦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宄素材。第三是信息社会道德关系。这是一种不确定、简单和互动的新型道德关系，它是信息社会在伦理学上提出的新问题，那就是人们之间有时虽然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现实交往，却仍然可以产生现实交往的基本元素，如情感、信任等。总的来说，信息社会的新型道德意识、道德活动和道德关系使信息伦理学有了独特的研宄对象，使之具有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完备的理论依据。

信息伦理学相对于传统伦理学而言，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看，信息伦理有其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

其一，信息伦理具有开放、多元性。信息伦理的开放、多元性是由其研宄对象的开放、多元性决定的。开放与现代化同步，现代化的社会必定是开放的社会，可以说信息社会就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更是扩大了信息社会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的社会背景使得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整个信息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互动发展中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开放的信息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信息社会的多元性为人们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评价标准。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特伦理道德习俗，随着国际信息交流而进入信息伦理领域，也使得信息伦理呈现多元性。信息社会展示了一个由多元伦理文化组成的开放道德世界，使人们通过选择，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准则，从而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

其二，信息伦理具有普遍、共享性。在全球化盛行的时代，信息具有公认的普遍价值，信息资源是世界范围的共享资源，信息的跨国界、跨地域传播，日益彰显其普遍、共享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传播，势必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不同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一般来说，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伦理道德往往具有异质性，但如果仅仅局限、束缚于伦理道德的这种异质性，就会否认或丧失异质文化之间交融互通的可能性，也显然不利于信息的无国界传播。信息的无国界传播，要求不同主体在认识伦理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不同伦理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与同一性，这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今天人们谈论较多的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即是基于这一基础而提出的。因此，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伦理形态，信息伦理与信息的普遍性和共享性相适应，必然会包含某些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成分，必然具有普遍、共享性。

其三，信息伦理具有自主、自律性。与传统伦理相比较，信息伦理更注重道德自律。在传统的面对面、直接的伦理关系中，对个体行为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强大的外界道德舆论压力，或者称为他律。而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社会，由于以数字化的信息为中介，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和自由，对自己的行为拥有极大的自主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凸现出间接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直面的道德舆论抨击难以进行，而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盛行之后，由于网络行为主体的匿名性、面具化，道德舆论的承受对象就变得更为模糊，对于道德自律的强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另外，在信息社会，人们都强烈意识到，只有遵循自觉性，遵守一般道义原则，才可能顺利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自主、自律性可以看作一种最终的道德诉求并和其他特点共同构成信息伦理的基本特征。如果说传统伦理学也强调这一特点的话，那么，信息伦理无非是更加突出这一特点罢了。

信息伦理是信息社会的伦理反映，信息社会是由于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兴起而出现的包括信息、知识、情感的一种崭新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全新的生存环境中，各种异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相互交汇、碰撞、融合，拓宽了传统伦理学的研宄视角。信息社会人们的交往和伦理关系主要是间接的、多元的和符号化的，超越了传统社会的限制，其广度和深度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预示了伦理学的研宄在信息社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注信息社会的信息伦理，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学科构建，我们的目的是明确指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来看，尚未进入信息社会。!我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做双重跨越。这种跨越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发展快的地区，信息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初显端倪。在这种多元社会背景下，伦理的内外冲突、传统与现代冲突更剧烈，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更深远。构建当代中国的信息伦理学，对于我们应对信息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加强信息伦理问题研宄和信息伦理建设意义重大。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分析和解决我国当前社会因信息技术而导致的伦理失范问题。我国当前社会，计算机已经大众化，计算机网络发展迅猛，随之产生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行为方式，导致的一些伦理失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信息责任的归属、信息技术的非法使用、信息的授权、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等。如何规范我国现阶段人们的行为方式，引导人们正确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处罚不道德的信息行为，培养人们良好的符合信息时代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等，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能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适当的伦理规范。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息领域的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是精神文明建设在新时期的新发展，研宄信息伦理学是信息社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不仅能帮助我们占领计算机网络这个新兴的宣传阵地，充分运用其信息传输迅捷、量大的特点，全方位、多角度加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宣传和建设，而且能通过适应网络的独立性和开放性，改进传统的宣传方式和手段，加强对信息的甄别和优化，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此外，构建当代中国信息伦理学，可以为信息工作人员提供涉及信息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行为的伦理准则，为社会提供规范和监督信息工作的标准。信息伦理的研宄也有助于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通过加强和完善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还可以为将来信息社会的完全到来提供完备的理论准备。

必须认识到，中国的信息伦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其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思考，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信息伦理学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广泛借鉴国外信息伦理研宄的理论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国外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尽管它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展，如信息伦理学的定义、研宄对象、理论原则等，足以为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宄提供借鉴。这就需要我们在立足我国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外成熟的信息伦理学理论成果。

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系，这种伦理规范体系产生于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土壤之上，依赖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作用于封闭的文化环境之中。它以人的非功利性道德自觉为行为的动力和依靠，重私德胜于讲公德，因而较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道德规范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复杂化，传统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因此，如何整合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吸收和发扬传统伦理中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合理元素，是当前我国信息伦理学研宄的重点之一，也是构建我国当前信息伦理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加强信息伦理教育。国外信息伦理学的发展是伴随着信息伦理教育的开展而不断发展的，国外不少知名大学很早就开设了相关的课程，如因特网与伦理学、电子前沿的伦理与法律等，通过对涉及信息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评价，有效地促进了信息伦理学的发展。当前国内大众对信息伦理的认识和了解还不够，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宄也还不够深入，如果能在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信息伦理相关课程，不仅能促进信息伦理学本身的研宄，而且能为大众在遭遇具体信息的伦理问题时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因此，加强我国信息伦理教育意义重大。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宄尚处在信息伦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网络伦理阶段，这主要是由我国信息社会的发展与成熟状态决定的。信息社会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动态性，随着我国逐渐步入信息社会，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宄将会有更多的研宄内容，形成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作为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科，信息伦理学在中国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

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亚里士多德写了一百七十本书，其中仅剩四十七本被保存至今。并且这些作品都不够完整，大部分都是一些他演讲的笔记，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中，哲学的主要活动还是集中在与人进行一种口头的辩论这一形式上。他的著作中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并且通过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老师的许多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包括：“没有天生的观念”、“一件事物的形式乃是这一事物的特征”、“自然界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目的因、‘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等，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突出表现。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谈的“友爱”一词与我们今天所谈的“友爱”一词大不相同。在今天，我们谈到友爱，大多情况下都是指朋友之间的感情，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友爱却有着更加广泛的含义：它既可指朋友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关系等。亚里士多德这里友爱，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所提的“爱欲”有所区分，柏拉图所谈的“爱欲”更多的强调的是肉体欲望，而亚里士多德所谈的友爱“是一种德性或包含一种德性”、“是生活最必须的东西之一”，同时“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因为“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如果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如果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生活就是为了追求幸福，人们的技能、选择与决定，都是将善作为最高的目标，友爱更是善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善呢？我认为善就是人的一生所追求的东西，生活中我们用一生去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可行的善。亚里士多德将那些因永恒的自身价值而非物质欲求的东西称之为善的最高层级，与其它方面相比，幸福是善的最显著表现形式，我们总是因为幸福自身而非其外在物质条件而选择和追求它。友也爱是善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它也带有善的特性，因此，真正的友爱也是源于内在真我的感受，本我的自足，自身的价值而非外在的物质，这也是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又根据三种可爱的事物将友爱分成了三种类型，其中三种可爱的事物即：善的事物、令人愉快的事物和有用的事物，因此三种友爱便为：基于快乐原因的友爱、基于有用原因的友爱与完善的友爱。基于快乐与有用这两种原因的友爱双方，他们之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彼此自身所具有的德性而爱对方，只是因为对方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或者对方能为自己所用而已。但完善的友爱确实“好人和在德性上相似的人之间的友爱他们相互间都是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他还根据政治共同体的政体形式区分了不同种类的友爱，在此不做多说。

友爱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是一种生活的选择。现代西方所倡导的利己主义观念，更加强调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忽视了共同体存在的作用，但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延续，共同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显的尤其重要，因此在生活中倡导友爱这一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倫理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友爱，可见其对于友爱观的重视。他还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城邦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关系进一步扩充了柏拉图对于“友善”这一概念的定义，并将“友善”延伸至“友爱”，同时还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这三种友爱观对于我们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从道德层面提出了不同等级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们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步以及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我们个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为我们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了条件。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一

斯宾诺莎生活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的时期，那是一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哲学家表现出来的“野心”比政治家还要大，他们把知识和理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方面是欧洲人对于中世纪宗教时代的一种反思，但是确实经过启蒙运动与理性经验主义洗礼的欧洲人，变得更重视科学、知识和技术，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代短短两百多年取得成就远远大于过去两千年。对于直接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来说，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长期洗礼，各种非科学现象在当代中国社会总是层出不穷。

斯宾诺莎将人的各种追求协调起来，建立起一个包容的理性伦理学，其伦理学还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他一生就是在践行自己的伦理学，对金钱的需要只限于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不贪恋荣誉和权力;他详细分析了人的各种情感，比如：快乐、痛苦、嫉妒、自卑、骄傲等，最终指出这些情感都只具有想象性，最有价值的生活是用知识和理性来滋养心灵，不是用感性来毁坏心灵，这符合那个时代精神。所以学习和研究斯宾诺莎伦理学，有助于使科学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重知识的价值观，有助于人们形成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追求。

形成对科学知识的信仰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后，国家越来越重视知识和创新。江泽民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对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进一步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斯宾诺莎理性伦理学有利于落实上述的国家大政方针，有利于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其思想在以下三方面促进青年进步：

第一，有助于遏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现象的蔓延。当前中央集中解决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归根到得四风产生的根源就是对财富、荣誉权力和感官快乐的过度追求;对青年来说，即使在思想上认识到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不应该成为人生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将来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并不一定按照这些认识原则来行为，但是就像斯宾诺莎的名言所描述的，“人对于情感的理解愈多，则我们愈能控制情感，而心灵感受情感的痛苦也愈少”，人在控制物欲方面的意志就会增强，理解本身就是进步。

第二，有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西方文明经历理性和科学的洗礼，直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与西方人重视科学，很多人把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目标的社会氛围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使得中国人思想还有封建社会的某些特征，整个社会求真的氛围还没有形成，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评价知识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到是否求得真理是社会发展和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标准。斯宾诺莎思想使人相信，追去真理会得到他人的诚服，而不是追求感官快乐带来的他人怨恨;追求真理会获得他人的敬重，而不是追求权力带来的他人嫉妒;追求真理会收获真正稳定的幸福，而不是患得患失的财富感;总之，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树立对知识和真理的信仰是道德的最高标准。

第三，斯宾诺莎不是简单的否定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的追求，而是把它们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有助于我们协调人的世俗追求和崇高向往，这对青年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今中国必须鼓励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创造财富，要鼓励大学生去追求梦想，这梦想最主要的就是好生活，而好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获得财富、荣誉和感官享受;虽然年轻人都需要经历这一阶段，但是年轻人不应该停留在这个阶段，人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求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求真。所以斯宾诺莎在肯定青年追求世俗之梦的同时，为真理的追求留下空间，青年不可能立刻认识到知识真理的价值，但是随着其人生经历的丰富可能最终会认识到真理最值得去追求，过上最有价值的生活，“绝对遵循德性而行，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即在寻找自己的利益的基础上，以理性为指导，而行动、生活、保持自我的存在(此三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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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二

《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尼》）堪称西方第一部拥有完备体系的伦理学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想多梳理一些问题，但是我对西方伦理学史还很陌生，无法将每一个问题放到它们的发展脉络里去考察。于是只好草草地做一些漫谈。

亚里士多德（以下简称亚）的伦理学构建于其人性论之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世界里的所有生命物，构成一个系列。在这个系列里，植物是最低层次，高于植物的是动物，最高的层次是人。有一种东西贯穿于这个生命物系列之中，它就是灵魂。植物的灵魂主要功能是营养和生长；动物的灵魂除了包括植物灵魂的营养和生长功能外，其独特功能是感觉和欲望；而人的灵魂在包含前面两种灵魂的功能之外，其独特功能是逻各斯（以下一般地用理性来代替逻各斯）。实际上，在这个生命物系列之上，还有一种存在，即神。人的灵魂中最高的一个部分——努斯——是神的灵魂的全部。神超越于植物、动物和人之上，存在于一个努斯流行的世界。

根据这种混合的人性，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划分为有理性的和无理性的两部分。其中有理性部分又包含了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可以分为三个种类的理性。有理性部分包含的两个部分为科学的、理论的部分和推理的部分。理论部分的对象为不变的、必然的事物，这一部分的理性为理论理性；推理部分的对象是可变的事物，这一部分的理性分为将可变材料变成产品的创制理性和处理生活与交往事务的实践理性。这些部分的出色的实现活动被称赞为德性，所以有理性部分的德性称为理智德性。

灵魂的无理性部分也包含两个部分，即分属植物和动物灵魂的营养和欲望两部分。营养的部分无可观之处，亚里士多德考察的是欲望部分。欲望这个部分较为奇特，它处于一种或上或下、可上可下的状态。它经常反抗理性，总是与理性背道而驰。不过，我们能够在自制者或拥有其他道德品质的人身上，发现欲望并非在与理性作对，而是听从理性的支配而行动。这就是说，欲望这个部分在不服从理性控制的时候，与理性毫无关系；但在听从理性指引（就像听从父亲或朋友的劝诫）时，它就分有了理性。所以，欲望部分具有双重性，既可以归于理性，又可以归于无理性。这一部分的德性，称为道德德性。在书中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多数时候是将欲望作为无理性来考察的，但即便如此，它也并非与理性毫无关系。

在苏格拉底那里，善这个概念就被用来泛指事物自身的本性和它们追求实现的目标。到亚里士多德，善成为了一事物的质料之外的形式，即是指使这一事物成为这一事物的“什么”，同时也包含了这个事物能够达到的最好状态。所以《尼》开篇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在这里，善被作为事物所追求的目的。每种事物都以善为目的，因而目的会有很多种，根据“无穷倒退不可能”原则，存在一个最高目的，这个最高目的不再以更高的目的作为它追求的目标。这个最高目的，就是最高善。

最高善是什么？对于人来说，最高善应该是人的灵魂所能达到的最好状态，即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人灵魂的最好状态是什么？根据前文的划分，灵魂的最高部分是理性，理性的最高部分又是努斯，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善应该是努斯的活动。努斯的活动被称为沉思，它已经是半人半神的存在状态，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达到，这是第一好的。在这最高善中，除了第一好的状态，还有第二好的状态。第二好完全属于人，它是人理性中的实践理性和无理性（或听从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中的习惯结合，进行出色的实现活动，并配以足够的外在善，从而获得的善。最高善被称为幸福，因此，幸福就包括第一好的沉思的幸福和第二好的德性的幸福。

伦理学的核心是德性，从上文可知德性分为两种，一为理智德性，二为道德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可以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道德德性则需要通过习惯养成。相比之下，道德德性成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体。德性（本段中仅指道德德性）是什么？亚里士多德采用“种加属差”的定义方法，给德性下了一个定义。在种上，德性既不是灵魂状态中的感情，也不是能力，因而只能是品质，即以某种方式对待感情而形成的倾向；在属差上，德性是两种恶即过与不及的中间适度状态。因此，德性即灵魂的在两种恶即过与不及中间取得适度状态的品质。当然，这种适度由理性——准确地说是实践理性即明智——规定。那么，如何成为有德性的人？亚里士多德非常注重德性的实践性，认为进行合德性的活动就成为有德行的人。更进一步落实到人身上，就是怎样行为的问题。我们出于意愿，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进行选择从而做出的行为，构成德性或恶。如果我们意愿并选择高尚的行为，我们就拥有德性；如果我们意愿并选择卑劣的行为，我们就染上恶。所以，我们能够并且必须为自己的德性或恶负责。

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尼》讨论了勇敢、公正、自制、友爱等具体德性，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伦理学体系。

《尼》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知识和德性的关系是怎样的？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作为德性的充分条件的作用，但他并未否定知识，只是在谈实践的时候没有提及知识而已。第二卷第一章里说，即便从类技艺的角度上看德性，德性也与技艺一样，是需要他人教授的。他人教授，就涉及怎样是好怎样是坏的问题，这里虽然侧重于“怎样”去“做”，但似乎也避不开关于什么“是好”的前提。否则，人似乎就是盲目地做事情，而不知事情的价值。在这一章里亚还举了城邦立法的例子，认为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而使他们变好。如何塑造习惯？倘若不是利用权力强制公民遵从法律规定的条文，那么就只能利用法律指出什么是善，引导公民遵守，从而塑造出习惯。如果法律的内容在于指出什么是善，那么这里就有关于善的认识前提。再往前一步，立法者也就需要具备关于什么是善的知识。这就连接到了后面第六卷所讲的明智。明智虽然是属于理智德性的，但它区别于理智德性中的沉思理智（对不变事物的知识），而是实践理智。实践理智是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明智作为理智知识，是关于善恶的知识，它所追求的是“真的善”，或者说理性意义上的善。总体看来，似乎是作为善的知识的明智和作为以善为的目的德性一起，造就了有德性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德性与逻各斯（此处指明智）一起发挥作用。显然，离开了明智就没有严格意义的善，离开了道德德性也不可能有明智。”

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导向是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命题的否定。亚里士多德认为，苏的“德性即知识”命题“在把德性看做知识时，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转引自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也可以说，人性中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欲望，而苏的“德性即知识”论预设了人性之中只有理性，取消了欲望的存在。这也即是“知”在形成德性上的局限。至于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进行合德性的活动是形成德性的充分条件，“德性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那么，知识和实践的结合，大概便真的能够成为形成德性的充分条件。正如《尼》书中明确指出的，研究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了解德性，而是为了使自己有德性。至于单独意义上的“行”，容易被理解为规训之后的机械行为，即便符合德性的要求，这样的人是否就有德性了，似乎值得怀疑。仅就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看，确实很好；但若就动机来看，则没有意义。若就尼采所提出的“细节”来看，则似乎缺少判断的具体依据。

而《尼》这本伦理学著作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显然是思辨的。只不过亚里士多德声明“我们现在的研究与其他研究不同，不是思辨的，而是有一种实践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了解德性，而是为使自己有德性，否则这种研究就毫无用处），我们就必须研究实践的性质，研究我们应当怎样实践。”他所说“不是思辨的”并不是指研究本身远离思辨，而是要强调“为使自己有德性”这一实践目的的存在，以此区别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概念论”和“理念论”的仅仅强调抽象概念或理念的做法。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为了指导实践的，所以思辨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应当如何去实践的手段存在。因此，似乎也并不意味着德性不适合用思辨的方式进行研究，而是说对德性不能止于思辨，进行实践才是目的和价值所在。

《尼》书中，德性与幸福关系的问题，大致是这样的：德性的幸福本身只是第二好的，而这种幸福的获得不仅需要德性，还需要足够的外在善作为条件，所以德性在这里似乎只是德性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或者主要条件，却并不构成充分条件，因为外在善即便重要性低于德性，但毕竟还是一个必要条件。沉思的幸福则更与德性没有关系，因为前者是灵魂最高部分的生活，而德性是低于这一部分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与获得沉思的幸福没有关系。

如果离开亚的这种灵魂最高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划分，来到一般意义上的德性与幸福关系的问题上，那么需要问的可能应该是：什么是最高尚的生活，什么又是最完满的生活？这两者有所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撇开沉思的幸福不考虑，他盛赞有德性的人，但他似乎很担忧有德性的人遭遇某种外在的不幸。因而，他所认为的幸福不但需要高尚的德性，还一定要过上完满的好生活。这种完满的幸福是值得敬重的。德性只是作为获得幸福的条件而值得称赞，幸福却因为本身的完善而受到崇敬，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幸福不但比德性完满，而且比德性更高。

关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康德有不同的观点。康德的伦理学中有两种善，一种是来自纯粹实践理性的形式的善，即德行；一种是来自经验世界的实质的善，即幸福。《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德行是至上的善，不过至上的善还不是理性所欲求的全部而完满的善，完满的善还需要有幸福。德行加幸福，便成为至善。康德的伦理学以形式的道德律令为核心，他强调人应该按照道德律的命令行动，至于经验世界的幸福，仅仅是德行配得的结果，亦即说幸福并不高于德行。在对德行的态度上，康德举例说，当我看到一个有德行的人，即便他地位低下，我的身份让我不能向他鞠躬，但我的精神向他鞠躬致敬。康德对德行保持的态度，是敬重，恰恰与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态度相似。而对经验世界里的幸福，一贯轻视主观经验的康德恐怕无从对之产生敬重。由此可见，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的价值高于幸福。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三

曾经有人对中国的大学与一些世界名校的图书馆借书榜进行了一个对比，发现借阅前几位的书，中国的大学是《平凡的世界》、四大名著等，而国外大学的则是《柏拉图对话录》、《逻辑学》等著作，这体现了中西间的一种阅读差别，那就中国人更加注重感性和形象思维，而西方则更加注重理性和逻辑思维。当然，这里不是探求优劣，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差别，当然，我们需要更加注重逻辑思维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要说到最近在看的一本书，邓晓芒教授的《康德伦理学：解读、研究与启示》，读完这本书，有这样的几个感受：一是启蒙意义。康德是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对后来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这种启蒙意义，首先表现在对理性的运用上。

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在这里，所谓的“知性”大致相当于理性，通过要加加上超越的勇气。

二是批判意识。康德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在于，交给每个人一件锋利无比的思想武器，让他们学会开展纯粹理性的批判，对任何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采取批判的眼光，不盲从，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问一个何以可能。

康德的伦理学、道德哲学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识上的，不是为了相信上帝的教导或者相信某个圣人的教导而遵守道德，而是出于自己理性的一惯性遵守道德，所以通过他的道德学说唤起了人的理性自觉。要意识到理性才是人的本质，他用这样的一种启蒙的原则反对传统的宗教对人性的束缚，反对用宗教教条束缚人的自由意志。

三是逻辑能力。读康德的著作，没有一定的逻辑能力是不可想象的。有的人把整本《纯粹理性批判》抄下来，有的读过几十遍，但是仍然似懂非懂。他们缺少的就是逻辑理解能力。康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严格逻辑方式发挥到极致的产物。由于心中有坚强的逻辑支撑，他不怕走得更远，这往往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丢失了逻辑线索。但正因为如此，康德的著作在今天就是中国读者最好的思维训练营。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四

《尼各马可伦理学》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毕竟它只是尼各马可根据父亲——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是这本堪称西方伦理学开山之作的真正作者，而尼各马可只能算是编者。

亚里士多德其人履历惊人、师从名师、桃李满园，其中不乏当时雅典最有权势的人。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师傅。他还是最伟大、最博学的科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几乎对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写作涉及到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等多个方面，是西方哲学第一个广泛系统。

那这样的一个亚里士多德，讲义中的伦理学究竟是怎样的呢？很多评议不是说“这本书探讨了道德行为发展的各个环节和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等问题，是西方伦理学史上第一部伦理学专著，书中系统阐述的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等观点，成为西方近现代伦理与思想的主要渊源之一。”就是说“在书中，作者系统地阐述了善、道德德性、行为、公正、理智德性、自制、快乐、友爱、幸福等概念，其中不乏精辟的思想和精彩的论述。”但我觉得，虽然思想精辟、论述精彩但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方式实在令人不喜，使人读之无味，理解起来也稍显困难。可能是因为这是他授课讲义的缘故，很多思想不显于表，需要深入探讨和详细讲解。这也是他所创的一种特殊文体——亚里士多德式论说文体。然而，亚里士多德既非我们的讲师，又已逝去多年，却是不能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了。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现实的德性活动”，并在第一卷和最后一卷都对其有所论述。他先用苏格拉底的“善”来引入，并用其作为自己研究幸福的逻辑起点。苏格拉底的“善”是具体多样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中，以研究人的善为主要内容，并从人的行为着手。在他看来，“善”分为外在的善、身体的善、灵魂的善三类，而“至善”则是这三类“善”的有机结合，是善的顶点。这些善的行为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体现，所以只有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人们才能拥有完满的幸福，而每一次善的行为，就是靠近幸福的机会。

行为是一种实践性的现实活动，所以幸福又是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所谓“德性”，既有后天教育培养出的理性德性，又有后天风俗习惯熏陶而来的伦理德性。人通过德性而享有的幸福生活才是最持久、最具荣耀的，也是最为巩固的。所以，只有养成并实践良好德性的人才谓是达到了人的善，才能获得真实而非虚妄的幸福。

那通往幸福的途径除了至善和德性外还有哪些呢？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德性。”这句话虽然有点矛盾，有点奇怪，甚至在逻辑上也有概念的包含错误，但却明明白白的展现出了亚里士多德对公正的重视。没有公正，人们就没有了获得幸福的前提保障，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然后是快乐，幸福不等同于快乐但绝不排斥快乐。快乐的人能感到幸福，但前提是这种快乐是高尚的，融合了德性、理性的本性上的快乐。还有一个途径是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思想，这个翻译颇有内涵，但说白了就是要懂得适度原则。感受和行为中有不及、中间、过度三种情况，不及会造成失误且破坏规范，而过犹不及。那么，只有保持适度的理性，才能获得幸福。因此中庸也成为了亚里士多德辛福观的重要原理。

至善、德性、公正、快乐、中庸，这五个通往幸福的途径加上其对幸福的理解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也构成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公正的环境下，做一个至善之人，持中庸的人生态度，行合乎德性的行为，知足常乐，你就会是那最幸福的人。然喜怒哀乐愁，爱恨嗔痴怨，我们的平凡人生，有着小烦恼却也因这五味俱全而有平凡的幸福。

信息伦理学读后感篇十五

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用最贴近我们最困惑之处的问题去开展论述。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真切的收获，那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联合scanlon关于desire和reason的区分，可以这样考虑：假定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伦理学去指导我们的行为――即做个好人，你需要的行为应当服从reason而不是desire，你是有自由去选择这两者的。

确实我可以去选择对什么人付出，并且往往，让我们决定选择“这一个”的，并不是reason，而可能是desire或者cause。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恋爱行为和其他行为在模式上彻底区分开来：一切的行为都包含着desire和reason的选择，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天性使得desire的比重变得很大，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坚持做一个好人，那么至少要在reason和desire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尊重对方的自由，也就是规定自己的言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一种非常吃力且痛苦的工作，但是我明白我自己选择做一个好人。请我的良心原谅我难以自控的时刻。

正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也就是可以寻求自己需要的、更好的事物，所以我们才会面临选错的可能性。选择是获得幸福的`权利，而尊重是保障他人可以自由选择的义务。这两者是在选择的先天性质中被规定的。也是“应当”所存之处。我多想可以不遵守这么强势的理智主义立场，但是问题是我很难反驳自己。虽然我知道自己在自己地盘自说自话不算什么，但我无法回避它的可能读者会有谁，因此我还必须遵守规则。

《伦理学的邀请》没有说过做好人很累。但是实际上，按它的立场，人都得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才行。它通过我们队事物的经验和博弈来处理“对”“错”的判断，所以人必须积极进取地与世界进行交流，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发现做好人真的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的弊端。

好人是否幸福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使承认去做一个道德正确的人有一种内在的公正感，但是又有谁说这里的全部decisions比一个大情大性的人来得更有满足感？怎么证明好人的幸福感比起一切都值得追求？一个好人意味着放下武器，被自己的错误选择伤害之后，他还必须把自己放在理智的火炉上反复思考。他的困惑真的得到了解决？oh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