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复制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华坪女高张桂梅知乎篇一
张桂梅的故事，透过手机屏幕那一块小小屏幕的光照进了我的心底；字里行间的讯息，也体现出一位一直战斗于一线的知识分子的奉献和担当，这深深触动了我。
作为中交能源的一名加油员，和人民教师一样，我们的岗位平凡，又不可或缺。对于我们来说，加油站便是我们的“战场”，也是我们挥洒汗水、展现才能的舞台。加油站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实践起来便能发现：“化繁为简”，标准规范，靠的是经验积累和学习提升。
首先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垒好“基础”，端正态度。做事先做人，学做人就成了一件最基础的事。刚刚进入中交能源时，公司便开始为我们细致讲解“113311”管理总思路和“保安全、促规范、扩规模、创效益”的工作方针，要求我们将两个红线和三个底线根植于心，将“安全和廉政”“不怕你行就要怕你不行”落实在地。
其次便是，苦练“基本功”，行安全生产事。中交能源作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经营加油站离不开每一位员工的共同努力。作为一名加油员，我们必须学习贯彻加油员岗位安全职责，做到“三不违”。同时，严格落实公司安排的各项安全检查和应急演练的任务，努力学习安全相关业务知识，排查风险隐患，并报告加油站管理人员协助整改。
最后则是文明服务。加油站作为公司面向社会服务的主要窗口，顾客的每一个满意的笑容都督促着我们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文明服务水平，把“加油九部曲”“收银六部曲”操作规程做好、做足、做扎实，并适时为顾客提供必要的帮助。
“麻烦帮我加下油！”一位广西口音的货车司机的声音让我迅速回到现实，本能地起身便拿着加油卡跑去。
陆川加油站外的雨还在下，风也很大，但迈向加油机的步伐依旧稳健。同时，我心中的念头也逐渐明晰：“张桂梅同志执粉笔立于三尺讲台，诲人不倦；同为劳动者，我也会努力将自己理解的奉献和担当精神贯彻到日常工作中，提枪加油，礼貌送行，让每一位顾客无论何时到站都能感受到“中国交建”加油站的温暖和规范，为打造中交能源口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华坪女高张桂梅知乎篇二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建在半山腰上。
凌晨五点十分，天还没亮，公鸡开始打鸣，间或有一声狗叫，一大片虫鸣声压过来，风在山林间回响，野猫、野狗、蝙蝠还有当地俗称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会出现。校长张桂梅从三楼的一间学生宿舍走出来，打开手电筒，一层层打开楼道里的灯，一有光，这些山里的动物就跑走了。
学生们五点半起床，上午五节课，下午三节课，中间午休1小时，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时，11点半到12点之间熄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学习以外，所有其他时间都被尽可能压缩，吃饭不能超过10分钟，跑步往返。张桂梅精心测算过，一分钟约有30个学生打饭，一个年级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钟，最后一个学生也留有5分钟时间吃饭。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周日11点到下午2点，这3小时内，学生们被允许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时光。
乍一看，华坪女高和其他以军事化管理为核心的县中还没有太大差别。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县城里，衡水中学模式被广泛地复制。在高考这个相对公平的游戏中，对于很多出身社会底层的孩子们来说，以时间换机会是目前看起来最成功、也是现实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华坪女高更为成功，或者说更为特殊。在衡中模式里，“名校掐尖”是最关键的前置环节，而女高第一届学生中，很多人中考分数很低，甚至没有达到县城分数线，这些学生在三年后却几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线率达到100%。时任云南省副省长李江感慨，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因为女高的入口极低，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女高在12年内先后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个家庭因此脱贫，连续9年高考综合上线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战绩显示，女高共有159人参加高考，其中150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94.3%。这些数字共同构成了女高神话，也让校长张桂梅在今年成为焦点。
杨文华觉得张桂梅太天真、过于理想主义。2004年9月，他正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和张桂梅一起去北京录节目。途中，张桂梅提出要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杨文华坚决反对。在来到教育局之前，他在华坪县第一中学当过13年老师，很清楚办一所高中有多难，光是资金问题就很难解决。而且，张桂梅没有任何学校管理经验，一直在一线教学，从未进入过学校中层。
華坪县给了女高最大的办学自由。张桂梅有两个要求，一是只招贫困女生，不设分数线;二是学杂费全免。按照她的录取标准，无论分数高低，首届报名的学生全部被录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后辍学4名，剩下96名。在听说女高之前，这些学生中很多都因分数过低而即将辍学，有一个学生中考数学只有6分。但这样差的成绩进入女高后，高考上线率竟达到百分之百。在越来越多家长的眼中，进女高就约等于上大学。
于是从第二届开始，报名人数开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后一年比一年多。县城的学生也想挤进女高，实际上，这些学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张桂梅很快发现无法按最初的设想筛选出学生，因为贫困无法量化。
杨文华现任华坪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4年之前，华坪县还没有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家家都来说自己贫困，后来有了制度性规定，又家家都能开出贫困证明。女高怎么筛选贫困生？最终只能是择优录取。每年，华坪县根据张桂梅的需求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据招生指标将报名的学生分数线从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虽然理论上不设分数线，但最后仍自然出现一个分数线。
女高成立之初就来到学校任教的张红琼将其称之为参考分数线。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县城学生在女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张桂梅每年招生时会尽量把控县城学生的比例，比如她现在带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县城学生只有10个。虽然有分数线，但张桂梅每年仍会破格录取一些学生。女高每届有三个班，基本上每个班上约有10多个学生没有达线。
但对于破格录取的标准，《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后发现，除了张桂梅本人，无论是女高老师还是华坪县教育局领导都并不清楚。两轮摩托、房、车，这些都能成为她评判的参考标准。
“一些父母带着孩子来学校找张老师，说家里确实特别困难，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残疾，她听了后就会去实地走访，了解学生家里的情况，发现的确贫困就会录取。”张红琼说。据她观察，这些年女高录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家庭相对贫困的。
在杨文华看来，中国国情不平衡，上海的“穷”和华坪的“穷”不可同日而语，华坪县北部地区的穷和南部乡镇的穷也没法比较，所以张桂梅只好自己去决定。“她亲自去看各家的具体情况。你家里有没有洋房，有没有车，她觉得你不穷就不应该来女高，有一阵她规定，家里只要有两轮摩托就不穷，”他说。
据女高2015级学生郑珍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其实比华坪县普高统一划定的分数线要高一些，一般在县城分数线与华坪一中的重点班录取线之间。比如她那一届，华坪县的统一线是410分，女高的参考分数线是480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则是510分。
张桂梅身患骨瘤、肺纤维化、小脑萎缩等23种疾病，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贴满止疼膏，否则手无法弯曲。
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虽然张桂梅数次强调女高不搞培优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届比一届好，这也是女高成绩越来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据杨文华介绍，华坪县仅有的两所公办高中，就是女高和华坪县第一中学。华坪一中是全县最好的高中，其重点班吸收当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质量在县城高中里处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开设18个班共900人。但学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届学生，每年只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数时候，女高的校内承载学生都没有超过500人。对此，杨文华指出，女高一直无力扩大规模，并非不想，而是资金不够。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算过一笔账。女高每年花在一个学生身上的学杂费大概就要3～4万，包括课本费、资料费、试卷费、高考报名费等，甚至还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费和水电、绿化、维修等维持基本运转的花费至少就要300万元。
在这个位于金沙江山谷间的云南小县，县财政自身就很紧张。2019年，全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5亿元。据杨文华介绍，12年来，仅女高教师工资一项，县财政的总投入就有1.1亿元。
和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一样，华坪县也经历了转型。1990年代，华坪因煤矿带来了个体经济的繁荣，一度被誉为云南的温州，在2013年之前，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达到7个亿，但此后因大量关停煤矿，财政收入直线下滑。此后，华坪县尝试过很多发展经济的办法，最终选择芒果产业作为出路。目前，华坪已经成为中国纬度最北端的芒果产地，年产值超过10亿元，种植芒果的农民一户年收入可达10万元。但芒果属于农业，在农业税取消后对地方财政并没有贡献，也因此，近年来县财政一直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芒果对气候水土条件要求很高，只适合种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区地带。华坪全县97%的地区是山区，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积只占22.4%。在广泛分布着傈僳族、彝族等少數民族的高海拔地区，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贫困。
女高是边建边招，从2008年到2016年，先后分五期建设，共花费6000万元，其中，云南省财政投入约2000万元，丽江市财政投入几百万，其他约4000万元全部由县财政负担，但资金筹集过程非常艰难。杨文华说，女高规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华坪县关注的核心，义务教育才是财政必须兜底的重点，是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全县共有70所中小学，县财政资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迁合并上。
县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经费来源还有社会捐助。2020年7月，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过1000万元，主要用于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但这些钱如果用来持续扩招，仍然不足。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透露，张桂梅目前暂时没有扩招的打算。
由于招生规模不够，女高一直没有进入到云南省一级完（高）中榜单。这是由云南省教育厅评定的一个重要排名，虽然名为完全中学，即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学校，但纯高中也在评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学校入选，相当于公认的100强。排名靠前的学校，每年会得到中央和省级层面一定的资金奖励。
据杨文华介绍，这个排名有一套考核机制，在教学质量上，最重要的五个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学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学业水平和统测通过率。如果仅依据这五个指标，女高早就应该进入榜单，且位居前列。但入选还有两个硬指标，一是教学规模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是学校高级和中级教师占比至少达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轻老师居多，职称晋升比较缓慢。华坪县教育局希望女高能进入排名，但实现的前提是女高扩招。
杨文华认为，女高无法扩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费办学，不但免除了学生全部的学杂费，还经常要补助困难学生的生活费。他多次建议张桂梅适度收费，在他看来，女高一些学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难，适度收费既能减轻学校的资金压力，也能扩大招生规模，相当于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坚决不干。”杨文华说。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张桂梅性格的最大特点是坚定，一旦认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对都要做成，绝不妥协。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说，最初要办女高，县里担心只办女子高中被说成封建，社会影响不好，建议张桂梅先在高中办一个女子班，试验一下，她坚决反对，说要办就办一所学校，多救一些山里的女孩。杨文华建议她不要边建边招，张桂梅坚持，她说，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来，杨文华觉得张桂梅的教学理念和办学思路逐渐成熟，但在她理想主义的一面，仍葆有不变的天真，“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
张桂梅一开始就很明确，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要想出成绩，学生必须要“苦学”，老师更要“苦教”。她面试张红琼时，反复对她强调，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张红琼同去的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也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张桂梅看她们瘦弱，摇摇头。
女高老师流失超过一半，学校面临崩溃。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发现，剩下的8名老师中有6名都是党员，于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说：“如果是在抗战年代，这个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剩6个党员，我们能把这块扶贫的阵地给党丢掉？”会后，老师们在教学楼二层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然后面向党旗，宣誓。所有党员都哭了。
在张桂梅事后的多次叙述中，这件事被视为女高办学的转折点。从这一刻起，红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虽然在教学中有一些红色教育，但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老师的流失让她意识到，面对女高的艰苦办学条件和诸多客观局限，要想留住老师，就必须激发她们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献精神。与其说这是女高办学的转折点，毋宁说，这是张桂梅在办学逆境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锚点。
她说：“两者都有。”
从效果看，这种策略是成功的。在张红琼的回忆中，这次会议之后，张桂梅开始带领老师们唱红歌。每天下午五点半，学生们在吃饭，老师们在党旗下集体唱《红梅赞》，这是张桂梅最喜欢的歌剧《江姐》的主题曲。她一句一句教给老师，“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最初，张红琼觉得很尴尬，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唱这么老掉牙的歌曲，后来慢慢进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觉得奇怪了。“学生一开始都在围观，后来甚至会跟着唱。我们老师学生随口哼出来的都是红歌。”她说。
张桂梅在日常的每个环节渗透红色元素，力图在女高构建出一片红色净土。她不允许老师学生听流行歌曲，学生去食堂吃饭时，她把手机放在小喇叭旁放红歌。音乐课上大部分时间也在教唱红歌，课间操时间则是红歌会。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点半，记者在现场看到，女高学生列队集合后，先集体朗诵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然后大声喊出口号：“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好女儿”“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热身环节结束后开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赞歌》，这是电影《英雄儿女》的主题曲，第二首是《红色娘子军》。此前还曾跳过《南泥湾》和《红梅赞》。这些歌曲都由张桂梅精心挑选，旋律由专人改编后节奏感很强，既有年代感也有时代感，再请专人以此设计出系列动作。今年，为了让学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轨，在跳第三套操时，张桂梅特意选择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乐是近几年的广场舞金曲《山里红》。这种舞蹈节奏感很强，整个场景看起来大型蹦迪秀，有一种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红色信仰还以一种更具象化的方式体现于整个校园。最初，教学楼里有一面手绘党旗，后来在新建的足球场上新增了一面“巨无霸”党旗，旁边立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几个红色大字。“非常壮观，站在这里你会很震撼，这么大一面党旗，你站在下面，想说句脏话都不可能了。”张红琼这样感慨。
和学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师的一天也从早晨五点半开始。地理老师张红琼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习，她要五点多起床，脸来不及洗就骑车赶往学校，中午11点下班后，吃个饭，12点就要回来，下午课从2点开始，五点半结束，老师可以吃饭半小时，6点继续上晚自习，直到11点半，天天如此。张桂梅要求，无论有课没课，老师都得全天在女高，这样学生有问题就可以及时找老师解答。
2011年，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成绩出来后，震惊了整个县城，县委和县教育局在华坪县各中学组织了一轮又一轮“学习女高精神”，在全县推广女高党建工作的经验，要求其他学校校长每学期都去女高听张桂梅讲思政课，向女高学习教学管理经验。
现任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的潘兴陈曾在华坪一中任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华坪一中学习女高，要求老师在晚自习前、后一小时内都不得离校，要给学生义务答疑。虽然不算作课时工作量，但和上课一样严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旷课，进行处罚，“结果收效很明显，老师对学生的成绩、心理状况都能更准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针对性的管理和教学。”他说。但这只是复制了女高的一个具体措施。更多学校只是短暂地尝试过女高做法，便很快放弃。
9月2日晚，华坪女高学生临睡前在宿舍楼道里复习。图/新华
9月3日，华坪女高学生列队进入操场参加活动。图/新华
实际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们的校长。张桂梅丈夫早逝、没有子女、没有房和车，也没有任何个人财产，每个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或给老师发奖金。她事必躬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身实践自己的理想。
张桂梅只有一个，从这个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复制的。作为旁观者，华坪一中的老师对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军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条红色教育的模式来统领全校，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贯穿高中三年学习的全过程。而能够将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灵魂人物，就是张桂梅。
张桂梅现在耿耿于怀的，是女高学生中还没有一个考上北大、清华。她在学校不断强化着这个目标，每天课间操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学生要齐喊：“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围墙上写着“北大清华我来了！”背景是列队整齐的学生在操场跑步，尽头处则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门。
但这些行动能起的实际作用有限。张桂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学生们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不是她们不努力，而是成绩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无法更进一步，够不到最顶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绩最好的学生考上了浙江大学，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学生也是如此，一本课本5、6遍地背，遇到不会的题就干着急。“现在这个节我们死活打不开。”她着急地说。
于是，张桂梅意识到，女高学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知识教给她们”。无论是外地名师，还是名校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无法从外部来解决一所乡村中学面临的困境。“请进来”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会遭遇水土不服。
与“请进来”相比，杨文华认为，“走出去”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他指出，女高的问题是自己的老师培训跟不上，外出培训不够多。相比之下，华坪一中就更重视教师的外出培训，并有一套严格的监督制度。
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乡长潘兴陈在华坪一中任教时，曾去临沧市参加培训。他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外出培训也并非是为了简单模仿或达到其他老师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视野的同时，激发教师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质。
华坪女高的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女高老师外出培训确实不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学校老师数量少，缺席就会影响教学进度，且女高老师不仅要管学习，还要管生活。杨文华则认为，这虽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无法克服。实际上，在师生比上，华坪一中的老师要比女高更加紧张，平均每个老师要教14名学生;而女高由于学生数量少，在编40位教师只需负责457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老师对应的学生不超过12名，比一中还少一些。
女高的“死结”折射出当代乡村教育的典型困局。核心问题指向两个，一是学生的基础太差，二是县中师资匮乏。这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在女高教师张红琼的地理课上，过于尴尬的安静已经持续了五分钟。半小时前，她在黑板上写下这节课的讨论主题：如何在现实中理解热力环流？将学生分组后，她们“讨论”得很热烈，但轮到发言环节，组长站起来，一个字都挤不出来，这是2011年前后。
不久前，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丘北中学的老师来到女高，提出“自主讨论”的教育改革理念，张桂梅于是将每节课从45分钟延长到一小时，规定老师只讲半小时，剩下半小时由学生自主讨论，借此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举一反三能力。同时，这也被视为女高由传统教学模式向素质教育短暂靠拢的实验。
但张红琼在实践中发现，女高学生基础差，缺乏自主讨论的能力，即使给她们足够的时间，也只会在课堂上聊天，并不会真的去碰撞和思考问题。她发现，“很多学生进到高中后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础，小学初中仿佛没有学过，连经纬线都不懂，更别提七大洲四大洋，你问她们美国在哪儿，根本指不出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两个月后，张桂梅叫停了改革，失败让她更加坚定了“苦学”的教育理念。“没办法，我们学校只有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去教，人家学校是三年高中，我们还要把初中甚至小学九年的知识都补回来。”张红琼无奈道。
2015级女高学生郑珍珍是村里第一个女高学生。她所在的村叫左岔村，是一个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位于华坪县通达傈僳族自治乡。通达乡距离县城50公里，山路曲折，开车大约要2小时，海拔在1562～3198米之间，下属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贫困。《中国新闻周刊》在左岔村走访时发现，一直到今年，全村只出过三个高中生，都考上了大学。其他村的情况也是如此，考上高中的孩子凤毛麟角，很多村尚未走出过一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在这些高中生中，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孩子辍学的原因多数是因为成绩太差，考不上高中，而并非因为贫困或观念落后。即便是在还没有通路的村寨，教育观念也已经有很大改变，以前村民们觉得读书没那么重要，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现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但小孩读不进去，父母干着急，一直催他，给他压力，也没用，”多位通达乡村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无奈地说道。
在和村里的辍学儿童交谈后发现，在外界看来，大山里的孩子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却相反，很多都非常厌学，哪怕逼迫自己在心里重复“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却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勾连。即使是女高学生，在读高中前也非常懵懂。2009级女高学生陈法羽选择去女高，只是因为不想回家种地。“读书能干什么，读书对你有什么影响，也没有想过外面是什么样子，对什么都没有意识和概念。”她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通达傈僳族自治乡潘兴陈总结女高模式时，特别指出，张桂梅的聪明之处，通过红色教育让学生对未来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给自己一个更明确的定位。这点对大山里的孩子尤其重要，是想办法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让她们产生内生动力。
在潘兴陈看来，华坪的学生基础差，主要是因为小学和初中的师资匮乏。
通达乡丁王村民族小学（简称丁王民小）是乡镇里最好的小学，来自附近四个村子的278名学生都集中在这里就读，学生以傈僳族为主。
丁王民小校长蔡文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的老师以本地人为主，大多是考出去后出于“回报家乡”的心理回来任教。事实上，通达乡这些年考到丽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不少，但回到华坪县城的都很少，更不用提乡镇。他指出，工资少只是一方面原因，山区的老师都要有点奉献精神，“撤点并校”后，学生家离学校太远，很多小学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老师既要负责学生的学习，还要操心生活，负担很重。县城的老师每天还可以回家，乡镇上的老师则要和学生一起同住，每周只有一天可以回家。也因此，乡镇学校教师流失的情况非常严重，“越优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优秀的老师都想要往县城调，或者是去丽江和昆明这种大城市。”他说。
蔡文璐还表示，目前学校能招来的正课老师以二、三本为主，音乐、美术和体育老师则根本招不齐，很多副科老师都是身兼数职。事实上，对于整个华坪县的所有中小学来说，招聘老师难是个未解的“死结”，且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
杨文华指出，县中招老师，“985”“211”的学生根本不考虑，因为招不来。以华坪一中为例，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后来门槛降到了二本，现在三本也可以录取，一降再降。女高则不愿妥协，只招一本以上的老师，因此招聘难的问题格外突出。
从2008年成立至今，华坪县给女高的老师编制47人一直没有招满，目前学校在编教师共有40人。今年9月，女高再次面向全国急招教师7名，具体包括语文、英语、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和地理教师各1名。招聘要求則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双一流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一旦聘用，在女高的服务期要不少于六年（含试用期一年），且六年内不得调出。在华坪县教育局党工委书记胥国华眼中，这个条件极其苛刻。
女高办公室主任张晓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招聘信息挂出去半个多月，来报名的只有1个，后来又陆续有一些报名，但都不符合条件，最终录取的只有1名。杨文华认为，包括女高在内，县城中学现在最缺的还不是硬件，实际上，所有硬件的升级和更新换代最终都要靠老师去操作。整个县城的教育生态要想有质的变化，关键还在师资。
“读书不好玩。”
“那干活好玩？”
“干活也不好玩。”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比如外出打工？”
“不出去打工，打工会被骗。”
“那你现在每天做什么？”
“打游戏、种地、放羊、喂猪。”
相关热词搜索：;华坪女高张桂梅知乎篇三
这里出来的女孩后劲非常足，学校师生的付出得到了回馈。2011年，华坪女高向社会输送第一届毕业生，96名学生69人考取本科，综合上线率100%。这个成绩让华坪女高在县城站住了脚跟。
周云丽考上大学后，父亲总是笑嘻嘻，做什么都有劲，“觉得再读4年就出头了。”父亲让她和姐姐背着装满菜和鸡肉的筐子，当面感谢张桂梅。
踏上前往昆明的火车，周云丽第一次认识大山以外的世界，也体会到不同成长环境带来的差距。
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周云丽发现他们能歌善舞，自己没有才艺可展示。舍友问她用什么乳液护肤时，她还不知道乳液是什么东西。父亲不愿女儿落于人后，听女儿说班里同学都有电脑，他跑到县城，花费4000元为女儿买了一台电脑。
差距显而易见。一位华坪女高的毕业生说，大学的口语课上，自己蹩脚英语口音一出，很多同学忍不住笑。还有人说，自己沟通力欠佳，不主动，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张桂梅不断收到这样的反馈，一位浙大毕业生打电话对她倾诉，自己不如别人，英语也说不清楚。
这样的反馈是张桂梅不曾预想的。张桂梅意识到，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她开始让学生跳鬼步舞、穿黄色校服裙，让儿童之家的孩子吃汉堡、披萨，将生活习惯改成“洋式的”，“免得出去让人瞧不起。”
一位女孩考上大学后，向张桂梅倾诉，说自己跟同学相比又小又黑，穿得不好，说话也土气，常受排挤，7个舍友同去宿舍楼底抬水，不许她喝，还经常留她一人扫地，不过自己没哭过。张桂梅夸奖她好样的，还对她说，“欺负我，就给我揍回去，别看你长得小，不怕。”
还有考入北京的学生跟她说同学来自人大附中、衡水中学，张桂梅鼓励学生不要惧怕竞争，迎头上。她相信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后劲非常足”，不会被轻易打倒。
女孩们不可避免审视过去。一位2011级的毕业生说，自己曾有一段时间充满沮丧，上大学后，她发现同学在高中阶段就出国旅游，考上大学顺理成章，而自己的高中生活被枯燥的学习生活填满，拼尽全力只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公平感会在某些时刻冒出来，但她也因此看到奋斗的价值——大山走出来的她能通过高考同优秀同学站在一起，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欣喜。
张桂梅在教学楼外墙上贴了几个字：刚强、慈惠、质朴。她常鼓励学生，哪怕落榜了，也不要怕失败，“天塌不下来”。但有毕业生结婚后回来看她，带着孩子，又没有工作，张桂梅会面露忧虑。
张桂梅希望，女孩们走出大山，不要再回来，也不用回母校。有当医生的毕业生想捐工资，张桂梅没有收，她不愿拿学生的钱。如果未来实力允许，她希望学生能把钱捐给没钱治病的穷人，而母校和她本人都不需要报答。
张桂梅常说，女子高中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一个人奋斗不是为自己和父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如果看到有人落水，张桂梅觉得，不管自己是否自信有能力救人，都应该伸手拉一把。
她知道被人拉一把的感觉。来华坪县任教前，她在中甸子弟学校当老师，在那里与丈夫相识、成婚，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
1995年，为了给身患癌症的丈夫治病，张桂梅花光了全部积蓄，最后给丈夫立碑的钱也没有，又借不到钱，她在大马路上撞车寻死，被司机破口大骂。那一刻，张桂梅体会到，“人需要帮忙时，只要有人提一把，真的感激不尽。”
华坪女高张桂梅知乎篇四
学习张桂梅同志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的高尚师德。她为了不让一名女孩因贫困失学，坚持家访11年，遍访贫困家庭1300多户，行程十余万公里。她长期拖着病体工作，超量的付出透支了原本羸弱的身体，换来女子高中学生学习的好成绩。她不遗余力践行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用实际行动铺就贫困学子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圆梦之路。多年来她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陪伴学生学习生活。她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潜心育人的敬业精神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
学习张桂梅同志执着奋斗、无私奉献的至诚情怀。她心怀大我，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节俭，却把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款100多万元全部投入到贫困山区教育中。
长期义务兼任华坪福利院院长，多方奔走筹集善款，20年来含辛茹苦养育136名孤儿，被孩子们亲切称呼为“妈妈”。她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教育和福利事业，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以德施教的仁爱之心和至善至美的师者大爱。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永远忠诚于党和人民，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自觉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坚定的职业信念，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珍视教师职业荣誉和肩负的职责使命，始终保持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将满腔热忱献给党和人民教育事业。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积极投身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努力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
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精心部署、认真组织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活动，要将学习活动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相结合，与庆祝第36个教师节相结合，通过组织专题学习、集中研讨、座谈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及报刊、展板橱窗等宣传阵地，线上线下和校内校外联动，迅速掀起学习张桂梅同志的热潮。
要把学习活动同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和教育师生厚植家国情怀，要深入宣传张桂梅同志先进事迹，大力弘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赤诚情怀，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