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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的解析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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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此诗可分为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长恨歌全篇赏析，希望大家喜欢！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开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1、时代背景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统治前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措施，使人民获得近四十年的安定，唐王朝的兴盛达到了顶峰。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骄傲放纵，黩武贪功，耽于淫乐，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广大人民带来很多痛苦。但是，唐玄宗前期给人民的良好印象是深刻的，即使到了天宝后期，人民生活总的来说也还是比中唐时期好得多；而且唐玄宗在事变发生后乃至仓皇奔蜀之时，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没有完全忘怀百姓。所以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一度受奸臣蒙蔽的英主，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无道昏君。再加上此后一连几个皇帝都昏庸无能，长期不能平息战乱，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自然就产生了对唐玄宗的怀念。人们对唐玄宗晚年在李辅国和唐肃宗监视下，身边无一旧人、郁郁而终的凄凉境遇感到同情。同时，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对一个妃子过分宠爱本不算一回事，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也绝不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那么，杨贵妃的惨死就不是罪有应得，而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同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寄托人们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怀念与同情的传说也就产生了，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流传，最终演变成为“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的悲剧爱情故事。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元和初年，正是安史之乱后百弊积结的中唐，当时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凋弊，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侵扰。中唐人民目睹时代沧桑巨变，不满于社会分裂、动乱和凋弊的现实，怀念盛唐的统一、安定与繁荣。因此，上至君臣之间，下至文人聚会、歌楼酒馆、街谈巷议，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爱谈论开元天宝遗事的风气，探讨由盛转衰的教训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唐时代普遍存在的怀念盛世、不满现实的社会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中，就相应产生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即以回忆开元天宝时代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文人们收集开元天宝时代的种种传说，写成了杂史或传奇小说；另一方面，这些广泛流传的传说，又为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诗人们或回忆盛世、盼望中兴，或抚今追昔、感伤国运，或借昔讽今、针砭时弊，创作了不少兴寄深切的诗歌。白居易的《长恨歌》即属于后者。
2、个人背景
白居易“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及第为官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在艰难的生活中，他勤学不辍，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以第四名及第。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思想体系是儒、释、道三家杂糅，他奉行“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处世原则，二者的矛盾性与互补性构成了他思想的鲜明特征。其中既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有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但有时又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禄奉公的官吏。黑暗腐败的时代环境与穷困的家庭环境限制了诗人的发展，形成了诗人心理上的灰暗色彩与消极因素；早年长期不顺的境遇、艰难的生活使诗人产生了悲哀自怜的情结；儒家的“入世兼济”与佛道的“出世独善”构成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并导致了他的双重人格。这就为《长恨歌》的创作提供了特殊的心理情境。
《长恨歌》实际也是诗人长达十几年不幸爱情的艺术概括。白居易正式结婚很晚，直到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才与杨氏完婚，时年三十六岁。白居易晚婚的原因是他年轻时在符离（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有一个感情甚笃的女子，“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长相思》）。女子名叫湘灵，因为社会门第等级观念，白居易没能和这个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正式结婚，所以两人的爱情是饱含着血泪的。白居易三十二岁那年离开符离，与情人再无相见机会。《长恨歌》写在白居易与杨氏结婚的前几个月，诗人这一阶段的感情是相当痛苦的，因为失去了与湘灵相会的任何可能。当陷入相思痛苦深渊不能自拔时，一旦涉及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诗人的痛苦之情便凭借这个“易传之事”，以“绝妙之词”抒写出来。
《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当时白居易三十五岁，任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成，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诗叫《长恨歌》，称传叫《长恨歌传》。
白居易把他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而将《长恨歌》列在感伤类。诗人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在他看来，《长恨歌》与讽谕诗《秦中吟十首》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这是不合原意的。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所以，把《长恨歌》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谕说，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观内容。
《长恨歌》与一般叙写爱情悲剧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悲剧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主人公是重合的。诗的前半部分主要叙写唐玄宗重色误国和杨贵妃恃色邀宠。由于唐玄宗“春宵苦短”不理朝政，导致安史之乱的发生。在这一部分里，诗人流露出明显的讽谕，如“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对唐玄宗的批判，“姊妹弟兄皆列土”数句是对裙带关系的针砭；然而也为之讳饰，如杨贵妃原为唐玄宗之子寿王妃，陈鸿《长恨歌传》就写到“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但在《长恨歌》中却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可见白居易对唐玄宗的态度与陈鸿有所不同，是有意护短的。诗的后半部分主要叙写马嵬驿兵变后，唐玄宗和杨贵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离别的悲剧。此时的主人公身份发生变化，一个是失败的帝王，一个是仙山的太真。在这一部分里，唐玄宗的性格已经由“好色好淫”为主转化为“情痴情种”，诗人的态度也明显由讽谕为主转向同情了。诗人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按照人间理想的爱情模式进行艺术提炼，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演绎为普通人的爱情悲剧，寄托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的赞颂之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全篇虽有对悲剧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批判倾向，但也有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遭遇的同情态度，对“比翼鸟”“连理枝”的赞美歌颂。
《长恨歌》的主题具有复杂性，既有批判、讽谕成分，又有同情、歌颂成分。《长恨歌》主题的双重性并不是缺点，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纵观中国叙事文学史，在《红楼梦》诞生以前，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单一化的，正如《红楼梦》脂评所指出：“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缺少活生生的丰富内涵。《红楼梦》则不然，如贾宝玉就“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他身上体现了多种性格元素的综合。在《红楼梦》问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创造了一个集多种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他身上也确实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灵与肉、可怜与可憎、坚贞诚挚与昏庸鄙俗、情痴情种与好色好淫。白居易在诗中不但揭示了这种多重性，使之相反相形，而且使之在情节发展中浑然一体地显示出来，有其令人信服的逻辑。《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浑然一体的多重性格之中。
《长恨歌》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还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和诗人的创作心理依据。历史上的唐玄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而且更是有所作为的贤君，青史垂名的开元盛世就与他分不开。白居易在《策林》中不止一次地写到”太宗、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唐玄宗还是聪明才俊的乐舞鉴赏家、创作家和倡导者，对艺术事业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白居易也是乐舞的理论家和倡导者，对此容易产生同感共鸣。他在多首诗中赞及《霓裳羽衣曲》，这一作品的创作、欣赏和流行不仅与唐玄宗有关，还因杨贵妃擅长此舞而更负盛名。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开元盛世的艺术象征，在《长恨歌》中还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或爱情之梦。“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于是爱情及其美梦一去不复返，开元盛世更是烟消云散了。诗人虽颇有针砭之意，但同情遗憾之心也跃动在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霓裳羽衣曲》是亡国之音的象征，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有违事实。白居易说：“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歌》）明明是并不贬抑《霓裳羽衣曲》，由此也可见他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有一定好感，这可看作他创作《长恨歌》的重要心理依据。总之，白居易对唐玄宗是既有好感，又有反感，故在诗中既哀其不幸，又讽其昏庸，而在这双重主题中，同情其爱情悲剧则是主要方面。
回看全诗就会明显地感到，前半部分基本是写实的，后半部分则逐步转到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前半部分以批评为主，带有讽谕的意味，后半部分则以同情为主，带有感伤的意味。这本来是相互矛盾的东西，却通过马嵬驿兵变联系起来了。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并没有统一，诗人也无法统一。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诗人来说，既要批评，又要同情，二者难以统一。诗人思想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作品主题思想的复杂性也表现在这里。也许正是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悲剧性结局，以及白居易对两人故事的矛盾态度，所以才以“长恨”命题，以“长恨”作结。
白居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与元稹常唱和，世称“元白”。有《白氏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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