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江门侨乡历史文化(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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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侨乡历史文化篇一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山和开平碉楼之比较分析，认为中山碉楼具有分布集中、格局合理、结构简单、形式多样、中西合璧、文化多元、小巧玲珑、朴素实用的特点。碉楼既是一种建筑文化，也是一个地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中山碉楼既有承袭中原文化，吸纳邻近地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痕迹，又有保持本土文化特点的品质。它集中地折射出中山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积淀着中山的文化思想和民俗风情。

[关键词]中山 碉楼 碉楼文化

中国碉楼产生的年代，上溯当追汉唐。① 西方的碉楼亦可回望到10世纪至12世纪欧洲教堂兴建的塔楼。②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碉楼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侨乡，则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五邑（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和中山县（中山、珠海、澳门）等著名的侨乡，其碉楼的数量、规模、结构、功能、风格、特征等，在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地区可以与之媲美。

侨乡的碉楼和碉楼文化，因时势变迁而成历史，但其价值和意义却在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中渐渐凸显出来。近年来，一些热心于侨史和侨乡文化的专家学者，开始了碉楼文化研究之旅，③ 而五邑中的开平碉楼和碉楼文化，更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人员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同样曾经拥有数以千计碉楼的中山市，其丰富的碉楼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受到社会各界应有的关注，相反，今日硕果仅存的几百座碉楼在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之下，时刻都有被破坏和被毁灭的危险。

从总体上看，中山碉楼在数量、规模、结构、功能、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等方面虽然没有五邑碉楼那样集中和突出，但它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历史、科学及艺术价值。像五邑侨乡碉楼文化那样，中山碉楼也是侨乡历史的一种记忆，是华侨历史文化的一朵奇葩。如今，历史尘埃已经落定，散布在都市和乡村中的碉楼，经历了动荡年代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丰姿绰约，楚楚动人。在当今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中，侨乡中山、珠海等地的碉楼所蕴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一、历史与现状：中山碉楼文化的生态分析

中山地区何时出现碉楼，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规模高密度地兴建碉楼，是在清末民国年间。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受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华侨汇款等因素的刺激，商品经济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外贸易也比过去显得更加活跃。尤其是宁阳铁路（又称新宁铁路）的落成和香洲商埠的建立，给五邑和香山地区（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当时就有外国人预言：“至宁阳铁路已观阙成，香洲开埠亦日起有功，就此二事观之，耽该处人力资财诸臻丰备，能善用之，将来成效卓著商务自必流通矣。”[1] （p110） 1909年香洲商埠开幕之后，亦如宁阳铁路落成一样，对珠江三角洲的香山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工商业受外贸的刺激和侨汇的支持，有了新的起色；另一方面，侨乡侨眷富裕的经济生活，也招来了不少盗匪。而当时政治腐败，官匪勾结，更加助长了盗匪嚣张的气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不保。

中山地处珠三角的南端，毗邻港澳，北连顺德、番禺、广州，古代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中外贸易十分频繁。① 清末民初的中山地处中国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边缘，王权统治和社会控制相对减弱，地方豪强和盗匪因此横行乡里。历代香山县志都有不少关于盗匪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记录。②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山的盗匪危害地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记录更是屡见不鲜。《拱北关十年报告》中就有大量的记述。《宣统三年（1911年）拱北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说：“当夫未靖之际，治人既往，治法潜消，警察暂失秩序，不法之徒难免狡焉思逞，陆路则恐掳拐攘夺，以致多数银款权停交易，转汇港澳，以保平安。复有眷属多人，抛离家乡，暂托外人宇下。各商亦停办新货趸家，即有折阅，亦欲将货脱手。海面则群盗批猖，民船生意大受牵累。”[1] （p124） 到了1915年，中山地区仍然是“海盗批猖，终岁如故，民船多遭劫掠。海外华侨回粤，被掳者数见不鲜。虽政府派委兵舰多艘，四出截缉，而盗匪仍悍然不顾。”[1] （p139） “附近地方，被其侵扰者，则有新会之烂大船，香山之三灶，与广福沙及崖门一带乡落。下四府亦有多处城镇，俱受其害。勒索行水，视船之大小，分别收取，始免攻击。更有无数商民，被掳待赎。……其时内地情形，仍无甚振作。所有丰收之田禾，亦为盗贼掠夺烧毁。田畴之远融在舍者，罹祸弥烈，因农人畏惧掳勒，不敢前往收割地。”[1] （p145） 1923年至1924年，在内河活动的盗匪十分猖獗，港、澳的沿岸及邻近水域也受其威胁，如“竹洲头附近地区乃匪徒之温床，许多船只在那里被炸沉，船员丧生。帆船在我关（拱北关）交纳货税之后，一定要由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汽艇护送，才能够驶往目的地。”[1] （p373） 尽管地方政府也曾试图打击盗匪，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战乱频仍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地方政府也有心无力。

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求生求存的本能和求强求富的愿望，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于是在中山一些出外谋生者较多的乡村，于晚清和民国时期迅速崛起了数以千计的、具有抵御盗匪劫杀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新式建筑——碉楼。据说在民国时期中山的碉楼建筑总数达3000余座。目前，中山依然拥有碉楼510余座。[2] （p76、89） 其中碉楼比较密集的村落有南朗的沙边、大岭、濠头、库充、环城等地。如大岭村就有公私碉楼17座，计有“祝祥、少海、沛轩、大只康、保田、桂章、寿欢、泽霖、同昌、天玉、全柳、爱祥、翰芬、可惠洋楼及东区、南区和北区三座公众碉楼，公众碉楼为护寸之用。”[3] （p21） 民国初年，库充村民和华侨侨眷为防盗贼抢劫、标参（既掳人），村民陈余兴、陈万胜、陈驹、陈旺在侨胞的支持下建起了碉楼。随后村民又先后在村子的四周建起了东、西、南、北、中五座碉楼。整个民国时期，库充村在村中各处共兴建了38座大小碉楼。[4]（p13） 沙边村到1949年已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碉楼住宅约99座，数量十分可观。目前，在沙边调查登记的a、b级碉楼仍然有28座。[5] （p47） 建国初的张家边区30个行政村就有372座碉楼。[6] （p138） 在中山的三乡白石村，亦先后建成近30座四五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碉楼，其目的都在于防盗匪抢劫和外敌入侵。

相对五邑地区的碉楼而言，中山地区的碉楼总量较小，分布比较零散，建筑规模不大，建筑的时间较晚。晚清时期中山碉楼数量较少，绝大多数碉楼都是在民国时期兴建的，有的碉楼还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华侨集资共同兴建的。

中山碉楼主要分布在富裕地区和出国谋生较多的侨乡，也与这些地区土匪侵扰频繁有关。中山的南朗、张家边、环城、大涌、濠头、库充、竹秀园、恒美、渡头、三乡等地，是碉楼比较集中的村落。而这些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恰恰是出外谋生人数较多、村民生活相对比较富裕的乡村。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竹秀园月报》复兴版第19期就刊登了《竹秀园的妇女》一文，该文指出：“在中国争雄的几大公司，恐怕要首推‘永安’了。而创设永安公司的人，谁都知道就是竹秀园的郭氏昆仲。因为他们在商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为此，竹秀园的男人出外营商的特别多，这就造成竹秀园的居民女多男少的现象。在妇女群中，有好些是‘金山客’的眷属，她们的儿子或丈夫，都远涉重洋在外国经商，每年汇回来的款子，倒是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钞或叻币。总之，这可以令株守家园的妻儿老母不致冻饿；而且还可以过优悠的岁月，这些有福气的太太们，只要收到一次‘金信’，那就必定做点茶果之类来酬谢神恩。假如是慷慨好客的话，更会来一次家宴。这一种妇女，往往是被人羡慕的。这种家庭保有新建不久的楼房和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两个特点。”[7] （p254） 由此可见，碉楼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华侨是建筑碉楼的主要力量，碉楼则是侨乡历史文化的缩影。

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山的碉楼多被炸、被拆、被荒废。如今中山的碉楼数量没有五邑任何一个县市多。散落在各乡村里的大约510余座碉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被废弃、被人为毁坏的现象比比皆是。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忆和建筑文化载体的碉楼，其未来的命运实在令人担忧。

二、结构与特征：中山碉楼文化的特质分析

中山碉楼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已经显示了中山碉楼文化的性质、功能和特征。

首先，中山碉楼兴建的动因比较单一，主要是为了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私人财产和生命安全。而开平等五邑地区的碉楼，除了防匪防洪外，还与乡村民众相互攀比，露财显富，标榜荣耀，讲求排场的社会心理有关。[8] （p29-31）《开平县志》中对此现象有很具体的描述：“道咸之际，红客交讧，水灾并作，邑民疲悴至斯而极，然风尚勤朴，工商营业年得百金，可称家肥。是时，海风初开客乱，难民纷走海外，阅时而归，耕作有资，于愿已经足。……至光绪初年，侨外寝盛，财力渐张，工商杂作各有所营，而盗贼已息，嗣以洋货大兴，买货者以土银易洋银，以洋银易洋货，而洋银日涨，土银日跌。故侨民工值所得愈丰，捆载以归者愈多，而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凡有旧俗，则门户争胜；凡有新装，则邯郸学步。至少宣统间，中人之家虽年获千金，不能直支矣。而烟赌陷之，盗贼乘之，掠赎惨杀，樵采不宁，穷民无告，未知与道咸间相去几何也。”[8] （p29-30） 当时曾有华侨对此风气不以为然，并用略带批评的语气说：“勤俭之风本为族人之特色，自族人往美洲及南洋各处经商而后，收入颇丰，此风渐失。至于今日，无论男女老幼，都罹奢侈之病。昔日多穿麻布棉服者，今则绫罗绸缎矣；昔日多住茅庐陋巷者，今则高楼大厦矣。至于日用一切品物，无不竞用外洋高价之货。就中妇人衣服，尤极华丽，高裤革履，五色彩线，尤为光煌夺目。甚至村中农丁，且有衣服鞋袜俱穿而牵牛耕种者。至每晨早，潭溪市之大鱼大肉，必争先夺买。买得者视为幸事……其余宴会馈赎，更为数倍之奢侈。”[8] （p30-31） 但与开平等五邑人不同的是，其时中山人虽喜奢华，但做事比较谨慎，不喜张扬，注重实际，讲求实惠，追求家族和村内的团结和睦，互相攀比之风气尚不明显。更为实际的是其时中山的侨眷并不十分富裕，侨汇也没有五邑地区那么普遍和数额巨大，许多村民生活还处在温饱阶段，奢靡之风因而不易兴起。即使建造房舍，也以满足居住为主，而较少大肆铺张。华侨集资兴建碉楼，目的主要在于防卫和保护，便于生产和生活，而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20世纪20年代，中山的竹秀园东北临山近水，时虞盗贼打劫，于是村民有兴建碉楼之举。在郭顺、郭全等华侨的赞助下，碉楼于民国十年（1921年）建成。当时，碉楼因照明用的煤油灯不够光亮，华侨又在澳洲购置光亮的手灯寄回使用。并组织自卫民团，在碉楼上悬有铜钟，日夜鸣钟报时，若发生火灾或匪劫，则按规定鸣钟示警。后因警钟不够响亮，澳洲悉尼华侨又购赠数百斤重、声音响亮的铜钟一个送回。此外，修桥整路，改变村容，设立洁净局负责清洁卫生，创办阅书报社，设置消防水车等，亦由华侨捐助完成。1920年出版的《良都竹秀园月报》就有报道：“吾乡侨商，素称慷慨，如建筑碉楼，创设街灯，筹办学校，数万巨款一鼓而集。”“月前元板君由澳洲返国，带有建设路灯费八百金之多，于是在石岐定造铁杆玻璃灯，沿街树立。从此，乡中大放光明，无复昔日之黑暗世界矣。”[7] （p255-256） 同时，中山华侨也不像五邑华侨那样人数众多和相对富裕，他们大都是小本经营和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发财致富者亦大都回国寻求更大的发展，受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相继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企业。[9] （p248-268） 因此，他们在经济尚不发达，生活还不够宽裕的情况下，即使有心筑碉楼以自卫，却也因经费不足难圆保家卫国和光宗耀祖之梦。故中山碉楼在楼高、式样、设施、功能等方面，没有五邑碉楼那样千姿百态、富丽堂皇，处处透露出一股中西文化融汇后的现代气息和美学意蕴，① 在功能上也没有五邑地区的碉楼那样“既可防匪徒、防洪水，又能居家生活，办学校”。[8] （p34） 它主要起着防御盗匪的侵袭，保护家庭或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作用，功能上显得过于单一。

其次，中山碉楼在结构、造型、装饰方面，基本上是简单粗糙、朴实无华、缺乏美感和文化内涵。五邑地区的碉楼，尤其是开平碉楼，汇集了东西方多种建筑风格，造型多样，装饰复杂，结构巧妙，富丽典雅，具有审美趣味。而中山碉楼虽然也有砖木结构、有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但碉楼规模不大、造型单一简约，没有太多的装饰。其型制多是三层方形、长方形、梯形、圆形等建筑风格，而且基本上是与原竹筒屋或明字屋等祖屋并连在一起，形成一组庭院，平常碉楼多作为储藏房屋来使用，人们住在祖屋，有盗匪来抢劫时才躲进碉楼。其门窗多为两重门，中间还有粗大的铁枝，每层楼梯都设置有趟铁板作门，防盗防火。在楼顶和二楼的墙壁上，都设有枪眼，可以射击企图靠近碉楼周围房屋的盗匪。在造型和内部结构，以及外部装饰上，中山碉楼没有开平碉楼那样美观、大方、复杂、多样，也没有像开平等五邑地区那样自觉地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据张国雄研究，开平碉楼有柱廊式、平台式、城堡式、泥合式四种不同建筑造型，但它们都汇集了中西方多种古典建筑风格，将中西方建筑的富贵华丽、雄健稳重、轻巧雅致等建筑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与珠江三角洲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融于一体，使开平为代表的五邑碉楼超越了最初的防御功能和居住、防水功能，从而洋溢着传统与现代交融互摄、相得益彰的时代文化气息，具有审美的价值与意义。[8] （p52） 而这些具有文化和美学意义上的特点，在中山却难得一见。

中山碉楼与五邑碉楼的区别还在于，中山碉楼不太讲究选址，但比较重视布局。五邑地区以开平为代表，其碉楼一般是建在整个村子后面地势较高的地方，与整个村子的风水格局相配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碉楼在村落风水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既是优化风水环境的手段，又是村落的文化标志和文化符号。它有安全保护的作用，也是风水文化的象征。[8]（p45-50） 而在中山，碉楼一般分布在村落的东、南、西、北四周和中间位置。如中山石岐东区库充村，归侨及公众集资在村内四周建起了五座坚固的大碉楼。[4] （p13） 这种碉楼选址和布局特点，在中山并不少见。在火炬区的沙边、大岭，三乡的白石，以及环城的北台和竹秀园、沙涌等村的碉楼布局也都是集中分布在村子的四周和中间地带，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碉楼对村民的保护作用，而并不刻意强调碉楼在本村风水格局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中山的碉楼单立的情况较少，尽管比较分散，但大部分与村民住屋和村子的民居建筑连在一起，基本上是就地取势来选择碉楼的位置，使其与祖屋或住房连成一体，方便躲避和逃生，讲究的是实用而不是审美。在建造碉楼时，中山人考虑的仅仅是目前防盗防匪的需要，而缺乏更加超功利的审美追求。因此，中山碉楼虽然最盛时亦达3000多座，但因过于分散而不成规模，过于简约而不成体系。在国泰民安的年代，这种仅仅具有防御功能而缺乏审美意义和文化内涵的碉楼建筑，很容易被人们遗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也就是曾经为数众多的中山碉楼，为什么今天并没有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之一。

江门侨乡历史文化篇二

江门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富饶的珠三角洲西部，总面积9541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江门是著名的侨乡、园林城市、旅游城市和美食天堂。

江门是个著名的侨乡。江门的华侨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捐图书馆、有的捐钱建马路、有的捐钱建大桥、还有的捐钱建医院。他们都为家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

在江门，人们能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如：川菜、湘菜、云南菜、台湾菜和东北菜。本地的菜也有，如：台山的海鲜、古井的烧鹅和外海面等等。

江门还是个旅游胜地呢!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小鸟天堂了。小鸟天堂是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位于会城镇天马河中，岛上有一枝榕树盘龙曲折，覆盖15亩。树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白莺和灰莺，每当傍晚时分，白莺和灰莺一归一出，绿岛上空，万鸟盘旋，嘎嘎而鸣，甚为壮观。1933年，著名的作家巴金先生到新会访友，游览后，发表了散文注鸟的天堂》》。1982年，巴金又为这一景观亲笔题名“小鸟天堂”，自此，小鸟天堂名播天下。

江门，美丽的侨乡，富有魅力的人间天堂！

江门侨乡历史文化篇三

旅游品牌是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旅游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高度概括和特色展示，拥有一张靓丽的旅游品牌对旅游宣传、旅游包装、市场推广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江门市作为中国第一侨乡，侨文化在当地旅游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打造江门市旅游品牌，提升江门市旅游竞争力，本文结合江门市的实际情况将从品牌理念、寻根旅游、亲情文化、侨乡风貌、旅游建设、基础设施以及营销宣传等方面浅谈如何将侨文化融入到旅游开发中当中，打造江门侨乡旅游品牌，体现出江门市的旅游文化特点，促进江门市旅游业发展。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各地区各城市间的旅游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旅游品牌的打造无疑成为各城市旅游宣传和旅游竞争的重点。旅游品牌是指旅游经营者凭借其产品及服务确立的代表其作品及服务的形象的名称、标记或符号或它们的相互组合，它体现着旅游产品的个性及消费者对此的高度认同。江门市素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侨文化历史悠久，丰富多样，在当地旅游文化产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江门市如何打造侨乡旅游品牌，如何将侨文化旅游产品和特色展示出来才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特色所在。

一、树立侨乡旅游品牌理念，以认识深化引领理念更新

切实深化对旅游品牌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进旅游品牌打造中的主导作用，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优化侨乡旅游板块整体布局。充分挖掘各景点在内涵、外延上的有机联系，串点成线、连线成面，集中打造侨乡美食文化品味区、侨乡世界遗产旅游区、侨乡古建筑游览区、侨乡商务休闲区、侨乡名人文化展示区、侨乡现代农业生产区等各具特色的精品旅游板块。二是创新侨乡旅游发展机制。继续理顺体制，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投入机制，在体制机制上为侨乡旅游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入，为侨乡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与保障。三是拓展侨乡旅游景区，打造侨乡旅游特色品牌。把三区四市（县）作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来打造，积极探索和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景点，增加江门市旅游资源数量，提高旅游景点质量，把旅游发展融入江门城市建设，力争在视觉上“处处是风景”，在环境上“处处可休闲”，实现旅游在广度、深度和空间上的延伸。

江门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近400万人，遍布全球107个国家和地区。一是做好侨情修志工作，积极搜集历史材料，编写好有关江门五邑地区华侨的《侨乡志》文史，客观反映广大华侨华人的祖籍、宗祠、宗族迁移线路以及外出创业、发展的历史，填补侨乡侨情的研究空白。二是丰富完善江门五邑华侨博物馆，展现侨胞在本籍国和祖籍国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展现海外侨胞“吃苦耐劳、合群随众、团结互助、恋祖爱乡”的侨乡文化。提升侨胞在家乡和社会的声誉，调动和保护好侨胞的爱祖国爱家乡热情，强化侨胞故乡的归属感，鼓励侨胞返乡祭祖和返乡旅游，激励侨胞回到家乡创业投资，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三是强化对新生代华侨华人的凝聚，就要构建起侨乡文化对外推介的长效机制，持续发挥侨乡文化的吸引作用。四是积极推动侨乡文化“走出去”。通过密切海外传媒联系，发挥海外华文媒体的独特作用，开展新闻介绍，信息互动、专题专栏活动等方式，充分展示侨乡江门的人情风俗，促进侨乡文化在海外的弘扬和传播，服务海外侨胞对故乡文化的需求，同时通过深度挖掘宣传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典型材料，积极弘扬海外华侨“敢为人先、拼搏图强、念祖爱乡”的侨乡文化。五是积极推动侨胞文化“走进来”。通过有组织地邀请境外华文媒体来江门采风观摩，利用他们手上的媒体宣传、介绍侨乡江门，宣传江门，向世界展示江门。积极组织开展华裔青少年“江门五邑寻根之旅”以及“祖籍探索旅游”，让华裔青少年们在行走中感受家乡，在倾听中认识家乡，在观察中了解家乡，在联谊中增进友情，体现侨乡的特色，增强侨乡文化对海外侨界青少年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通过侨乡“寻根文化”的有效弘扬，进一步了解侨史，掌握侨情，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强化侨胞对家乡的关注，激发侨商投资家乡的热情。六是强化海外侨乡文化的基础传播工作。通过在海外资助建设华文教育学校、整理故乡文化图文资料、培养教学管理队伍，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活动教学管理体系，使之融入侨乡文化产业的范畴，强化侨乡“亲情文化”的亲近感与归宿感。同时，启动教育、民政、经贸等部门联动的机制，强化政府侨务与民间侨务的联系，使侨乡文化传播工作的领域更宽，手段更多，社会参与度更高，通过“亲情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有效提升侨乡文化的软实力，进一步凝聚侨力资源力量。

三、充分展现侨乡的自然美景与现代风貌，精心经营“旅游特色品牌”

江门不但有“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而且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等。区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8个国家aaaa级旅游区、2个国家森林公园、2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和利用有价值的侨乡文化符号，保持和弘扬原生态侨乡文化。以传统旅游六大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使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品牌附加侨乡文化内涵，打造“中国第一侨乡的侨乡”的文化大环境。通过高起点、高规划，积极向国内外华人华侨推介江门五邑地区经典旅游线路，并通过举办多年的“中国（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新会陈皮博览会以及江门摩托车博览会等各种大型节事会展活动向世界推介和宣传江门，以提升江门知名度，从而促进江门侨乡旅游发展，打造侨乡旅游品牌。

四、加大旅游建设投入，以侨乡旅游品牌建设带动整个产业发展

一是完善和升级现有旅游资源。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以及圭峰山国家4a级景区的完善和包装，使之早日升级为国家5a级景区。修复江门长提路骑楼风貌建筑区，升级赤坎古镇影视基地，改造其他现有旅游资源和景区，使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增加其吸引力，提升江门旅游的整体竞争力，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二是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加快礼乐水乡文化体验区的建设，开发西江沿江旅游带，丰富侨乡旅游景点，壮大侨乡旅游实力，提升侨乡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体验丰富多彩的侨乡文化。三是打造高标准的侨乡节庆活动。在现有的“中国（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其形式和内容，扩大对外形影响力，增加其互动性、参与性、娱乐性以及观赏性，使之成为全世界华侨华人共同参与的顶级节庆活动，牢固树立江门“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打造侨乡旅游第一品牌。

五、完善旅游环境配套设施，以设施整合促进接待提升

加快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步伐，延伸旅游产品链、服务链和经营链，不断提升旅游产业层次。一是加紧完善旅游接待设施。加快通向景区的公路建设，完善旅游交通网络，增加公共交通工具和线路，提升旅游景区的的交通通达性。监督和指导江门星级旅游酒店的设施和服务，注重引进品牌连锁酒店，积极引导家庭旅馆、乡村农家旅舍和特色休闲客栈的建设，满足不同层次旅游消费群体的需求。二是加快培育旅游休闲产业。把培育休闲产业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大力发展咖啡酒吧、餐饮购物、文化娱乐、康体疗养等特色休闲产业，以休闲产业的壮大来支撑侨乡旅游品牌的打造，促进旅游综合发展，实现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的转变。三是健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和自助服务设施建设，在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尽可能完善周全，让游客有宾至如归的感受，努力树立侨乡景色优美、功能齐全、服务一流的旅游好形象。

六、强化侨乡旅游品牌营销，以品牌塑造赢得市场拓展

积极运用现代营销理念和手段，强化策划宣传、市场运作和精细化推介，打响独具特色的“中国第一侨都”旅游品牌，不断扩大国内外客源。一是深化节庆营销。江门可利用自身举办的大中型会展活动以及定期策划举办的大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把旅游宣传与经贸、文化、招商等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掀起旅游发展的热潮，宣传和打造侨乡旅游品牌。二是采取多样化的营销手段。除了举办旅游节、旅游产品展销会以外，还可以借助各行业交流会、缔结友好城市、组织友好访华团和各种图文并茂的印刷宣传品等形式，积极包装推介侨乡特色旅游，打造侨乡旅游品牌。在当代信息社会背景下，还要注意运用网络媒介开展营销活动，如借助国内知名网站、全球华人网站、微博等加强网络旅游形象宣传、旅游线路推广，满足旅游个性化、信息化的需求，努力让世界了解江门，让江门走向世界。

总之，江门市旅游品牌的打造必须立足于江门市丰富而深远的侨文化，通过政府、市场、资源、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融合，借助多种多样的宣传手段和媒介，将江门市独特的侨乡特色和侨乡旅游品牌推广开来，才能被市场认识和接受，从而推动江门市文化和旅游的长远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南方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