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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篇一
红军长征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和奇迹,是中华儿女一部不朽的英雄史诗。下面是本站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故事精选，供大家鉴赏!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0xx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20xx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1936年12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1937年4月，他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1920xx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照片上的这两位年轻人，是来自英国的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们是重走长征路的众多中外长征爱好者中的两位。20xx年7月，他们决定效仿一下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团从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速度，因为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一昼夜240里!24小时之内，一支队伍怎么能够长途奔袭这么长的距离呢?结果，他们晚到了13个小时。李爱德解释说，“实在是太困了，我们在中途的磨西镇休息了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且不说这晚到的13个小时，即便是他们真的在一昼夜内赶到了泸定桥，和当年的红军奔袭也依然没有多少可比性。红军当年走的崎岖山路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坦的公路。红军还沿途作战两次，消灭了一个营的川军，而现在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阻挡他们的赶路。
1934年11月26日，一个年仅14岁的红军小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冒死写下了这句标语，当时他还不知道，为实现这句誓言，他的战友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座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篇二
在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了许多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士兵还是首长，他们不仅作战英勇、舍生忘死，而且互相照顾、关爱战友，用坚强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敌人无法逾越的战壕。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今天我读了一篇感人的长征故事《死亡线上的新生》：红军在过草地时，谭政委得了伤寒，因为过于劳累，旧伤复发，又加上风雨交加，他的病愈发严重。为了不连累他人，他不愿意躺在担架上让疲惫不堪的战士抬着他，他居然要求战士把自己捆在牲口的背上行军。然而，看着病情越来越严重的谭政委，同志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战士们为他做“可口”的午餐;杨医生冒着掉队的危险为他寻找草药，连贺总也亲自前来看望他。在队友的精心照顾下，在首长的关心鼓励下，谭政委的病终于治好了。
故事中的谭政委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能把严重的伤寒病治好，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战士们对他是多么照顾，宁可自己吃野菜、煮皮带、甚至饿肚子，也要为谭政委煮“可口”的饭;虽然谭政委一再坚持不用担架，但是战士们仍然为他做了担架;吃的药片没有了，杨医生冒着倾盆大雨，冒着掉队的危险，为谭政委采集草药;贺总不仅要带领战士们行军，指导路线，还要带着战士们与敌人作战、周旋，得知谭政委病重，亲自前来慰问、鼓励。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谭政委的病能这么快的好起来，那是因为战士们的关爱和鼓励就是一副副最好的良药，这样的良药一点一滴地渗入身体，不仅驱赶了病魔，也滋润了心田。我想：在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战士们正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以及无私的关爱才赢得了长征的胜利。
看着这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关爱无处不在，生活中处处有关爱。同学的爱，朋友的爱，老师的爱，家长的爱。我们就在爱的海洋中成长。每次看到脚背上那道浅浅的疤痕，我的心中会再一次被温暖所包围。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早上六点多我一个人先起床了，自己用电热水壶烧了一壶开水准备泡面，由于一时的不慎，开水撒到了我的脚背上，当时剧烈的疼痛让我大声的喊叫了起来。爸爸妈妈随着我的叫声赶到客厅，一看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爸爸二话没说，立刻把我抱起，来到卫生间，把我的脚浸在冷水中。妈妈在家里到处找药膏，虽然涂了药膏，但是火辣辣的疼痛一点都没有减少。为了减轻我的痛苦，爸爸把我抱上床，打开电扇，为我伤口降温，但是风太大了，更加疼痛。妈妈找来扇子，不停的为我扇风降温。看着爸爸妈妈这么紧张的忙碌，我的眼睛湿润了。因为是夏天，我的伤口不小心感染了，爷爷和奶奶多次带我去医院治疗，买了好多药，每天坚持四五次给我上药。由于脚伤后行动不便，奶奶每天都陪着我，陪我聊天，陪我玩纸牌的游戏，扶着我行走。
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下，两个月后，我的脚终于恢复了，我又可以穿上鞋子到处玩耍了。一次小小的受伤，让我了解了关爱的力量。
关爱就像一股清泉，洗涤着我的身体;关爱就像一缕春风，温暖着我的心田;关爱就像一壶香茗，芬芳着我的灵魂。
愿世界充满爱，愿生活中处处有关爱!
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篇三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只见她身背一条线毯、腰别一把横笛，手拄一根木棍，一路歌唱、吹奏为大家鼓劲，她就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王新兰。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长征故事演讲稿篇四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纪念长征,重温那些红军长征路上感人的故事吧。下面就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红军长征简短感人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人物档案：谢振华，1920xx年出生于江西省崇义县上堡镇甲子村。1920xx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北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兼军区党委书记，中顾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2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万寿路一座静谧的院子，见到了敬仰已久的老前辈。听这位传奇将军讲述了70年前长征路上爬雪山的故事。
“长征是人类史上一个伟大的壮举。我们能够翻越大雪山、穿过沼泽草地，就是因为我们红军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老将军90岁高龄，身材魁梧，思维清晰，眼睛里充满着睿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
1935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始翻越夹金山。夹金山是一座海拔4500米高的大雪山。它横亘于四川西部的宝兴与懋功交界处，山岭逶迤，终年积雪，空气稀薄，行人呼吸困难。
年仅19岁的谢振华由团政委改任红三军团保卫分局执行科长，负责军团的收容工作，主要是把掉队人员和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妥善处理，并随时报告敌情，还要保证自身和部队的安全。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2、6军团会合，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1月中旬，薛岳兵团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懒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西南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演出了一幕军事史上着名战例——四渡赤水。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
2月2日，我右纵队红一军团先头第二师进攻叙永不克，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3日至6日，我军在继续西进中，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
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乃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鸿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予成立了中同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
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一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二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部5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
2月7日，龙云命令第三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以南之大湾子推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1935年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人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分别从南北西面迫近扎西，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地区向古蔺、叙永方向追击。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之侧击，中革军委于10日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以开展战局。11日，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
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之黔敌，乘胜夺取遵义。
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我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激烈战斗，击溃了进攻娄山关之敌，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向遵义逃跑。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之董公寺粉碎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黔敌王家烈率残部两个团逃向忠庄铺。
这时，由黔西、贵阳地区北开之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进至新站，第九十三师进至忠庆铺地区，一部前出至遵义城南五里之枫落桥。中革军委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求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28日上午，敌以第五十九师主力及第九十三师的1个团为左路，经桃溪寺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敌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1个团控制于忠庄铺为预备队。11时许，第五十九师攻击我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攻老鸦山并占领了制高点;但右路黔敌观望不前。我红一军团主力乘隙从水师坝地区向忠庄铺猛烈反击，直插敌第一纵队指挥所。吴奇伟慌忙率残部约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跟踪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了滥板凳，残敌逃过乌江。此时，滞留在老鸦山地区之敌第五十九师已被迫转入防御。黄昏，我干部团进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口了老鸦山制高点，歼敌第五十九师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窜。
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粹、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我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三渡赤水
敌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急忙于1935年3月2日由汉口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以阻止我军东渡乌江。5日，蒋介石发现我军西移后，又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新调来的上官云相部两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二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第三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防堵;第四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我军向西发展;第一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蒋介石还命令第五十三师由镇远向石吁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我军东进。
1935年3月5日以后，我军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粹、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自腊坎、长干山，寻歼敌人第二纵队，未能得手。蒋介石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遂命令各路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11日，川敌3个旅进占遵义，乌江南岸之敌第一纵队也以一部兵力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根据当时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部和王家烈残部为主要作战目标。15日，我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二纵队，因敌3个师挤在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敌第一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我军遂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以北的茅台地区机动。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俞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9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xx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四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乘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迅速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兰山、临武地区。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