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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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篇一

：中国画追求气韵生动、笔墨情趣，在美学上达到“形”与“神”的统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两千年来中国哲学极其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宋代理学等哲学派别，均对中国画的审美风格和美学原则赋予了高度的理论指引。中国画之所以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风貌，皆因它从萌芽起就置身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之中，其创作观念、审美取向直接或间接地追随着当时的哲学思潮，这使得中国画在潜移默化的历久渗染下，在立意、为象、格局上都在世界艺术作品中独树一帜。

西方的油画和东方的中国画是屹立于世界绘画艺术之林中风格迥异的两大派别。油画遵循焦点透视规律，忠实地再现造型对象的内外结构和光影变化；中国画则采用散点透视的观察方法，用丰富的技巧、酣畅的笔墨晕染与流利的笔法结合而成，对于形、色、线以及扁平化二维空间的独特处理，加之规则性的、符号化的图像处理，奠定了中国画最富有民族性的特点。曾有学者认为，出现此种结果是因为欧洲国家陆地面积不大，海岸线漫长，人们有出海捕鱼或经商的传统，他们看到的多是一望无垠的海平面或远近不同的海岛城市，于是在绘画的表现里就有对透视的近乎天然的认知。而中国地处东亚大陆，有着五千年的传统农耕文明，人们在平原、水塘里耕作，抬眼望到的尽是农作物、耕牛、村落、茅屋，以至于中国画家用散落的视点观察取景。这样的观点我们姑且听之，但不管怎样，中国画意境邈远，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摄人心魄，展现素雅静幽的东方之美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画家有文人士大夫，有画院画工，有在官场任职的，也有归隐的，终归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美学思想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或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的引领与支配。作为形而上的意识形态，美学深受哲学的影响。倘若把这些画家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创作观念、审美取向直接或间接地追随着当时的哲学思潮，使得中国画在古代哲学潜移默化的历久渗染下，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人物画，在立意、为象、格局上都在世界艺术作品中独树一帜。

中国的文化从周朝开始渐渐具有一定规模。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中，哲学派别众多，哲学家多如繁星，其思想著作浩如烟海，远可至三皇五帝，不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要从老子和孔子时代开始，这是中国历史界公定的。按照胡适的分法，中国哲学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从老子到韩非子为古代哲学，即我们熟悉的诸子百家哲学；从汉代到北宋为中世哲学；再就是近世哲学，这时的中国哲学渐渐变得佛儒一体。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天道观念。他认知的“道”原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为了便于让人更好地理解，就从具体的方面考虑，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字的性质、作用和“道”最为相像。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无即是虚空。如果车轮没有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这个虚空无形无声，是一个统一体，不可分离却又无所不在。这种由哲学里纯粹生发出来的理论在美学里转化为一种观念，即“计白当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画里很少出现画得绵绵密密、透不过气的情景，反而很多时候是在画面中出现大小、位置不同的空白，这并非画家没有画完，而是有意识地保留，成为画中的“气眼”，让画面产生虚虚实实的效果。笔者小时候学国画时，教师总是强调不要画满了，当时不能理解，后来在国画本科学习期间豁然明白。从西方设计学的角度看，正形和负形相结合将产生更多的`造型语言，从而在有限的画面里产生一种意犹未尽的风韵，给观者以无限的遐想。中国绘画在美学上有它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从最初是宗教信仰的产物，到一路发展下来与哲学思想紧密相连。中国的绘画不仅仅是绘画自身发展的产物，由于它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学基础，在艺术创作的深度上自然而然与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国画不偏向康定斯基等沿袭形式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美学的最高理论和艺术原则是顾恺之提倡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八个字。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拘泥于外在的容貌。他的美学主张其实暗合了孔子的“正名主义”。“正名主义”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如“名不正，则言不顺”。顾恺之在美学理论中虽将“形”放在最后，但强调从外形中要将人物的内涵拓印出来，如，画的是贵族士大夫，而不是农人樵夫，是甲而非乙，万万不可弄错。除了人物之外，如器物礼具、山川庙宇皆要画得端庄正重、气象万千。“正名主义”的宗旨是要建立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根本思想。同时，绘画在当时有教化伦理的重要作用，所以顾恺之的美学理论得以实现。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绘画及书法逐渐展现讲究自身创作规律，追寻独特的审美形式。谢赫总结了人物画的“六法”，除了最重要的也是极为神秘的讲究气韵之外，还首次提到了用笔的要领，可以说这是自觉地总结了中国造型艺术的线的功能和传统，第一次把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在理论上明确建立起来。《历代名画记》曰：“其画山水……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其实在这里还算不上独立审美意义的国画山水。当时作为主要宗教画家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开宗立派，有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独创。“吴带当风”的艺术语言在山水领域开拓出了一个新境界，这种重线条、轻颜色的基本倾向对后世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绘画艺术的高峰开始于宋朝。与阶级基础和现实生活相适应的哲学思潮，可以说是形成这种审美趣味的主观因素。“野桥寂寞，遥通竹坞人家；古寺萧条，掩映松林佛塔”，这样的状况才符合文人士大夫的理想生活和审美观念。从中唐到北宋，禅宗逐渐流行，它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要求心灵跟从于自然，期盼从自然中得到灵感。禅宗喻诗，以禅说画，在当时就有了内在联系，构成了中国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并借此提高了画中的意境及格调。文学艺术到了宋代，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了绘画的发展。如科学的透视方法，对艺术的反映论而言，这一时期是有贡献的。沈括提出了“以大观小”“折高折低”的透视方法适应画面的要求，和现实生活有所区别。郭熙很重视写生，他要求“不严则思不深”“不恪则景不完”。他对构图首先提出构图者的位置因动而变的理论。而“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一条，后来受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很深，这主要归咎朱熹的理学。朱熹说的“理在事先”的“理”就是指“精神”，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由此唯心论的哲学也直接影响到了绘画理论。在其影响下，当时的中国画构图产生了两个极端：一是把“气韵”引向虚无缥缈的境界，要求画面虚幻，不可捉摸；另一个极端就是将“气韵”归于笔墨技法，从而抛弃构图，逸笔草草。从唐代起，绘画强调诗画合一，从积极方面讲提高了中国画的意境。到了宋代，哲学、文学都渗透到绘画中来，有所谓竹是“君子”一说，这个艺术人格化的创作理想，由于唯心主义的影响，发展到否定“形似”，偏离现实。中国的文人画从宋代起渐渐形成流派，值得注意的是写实的工笔画也同时得到发展。在这个争斗中，画论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人物画所反映的社会性、时代性要鲜明得多，体现了更多、更尖锐的矛盾。山水画和花鸟画虽然没有人物画反映阶级斗争的直接性，但仍能反映社会的某个侧面。哲学是时代的灵魂，与当时的文学艺术是在同一块土壤基础上开出的花朵。元代出现了大量的文人画，与宋朝的画风是一脉相承的。元画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突出文学趣味，虽然还是要讲求如“气韵生动”等美学基本原则，但已不再把重心放在客观对象上，而是放在主观意兴上。在元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对艺术的理解和表达自然和前朝很不一样，绘画艺术风格的嬗变也是必然的。元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强调笔墨，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就是说，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仅在于真实地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画面本身的线条、色彩，即所谓笔墨本身。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的相对独立的美，它足以体现画家的情感需求，这种近似符号化、程式化的笔墨追求能够直抵中国画追求的气韵高雅的境界。从元代开始，书法和绘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笔墨趣味，成为中国画的一大特点。这不能简单斥为形式主义，恰好相反，它表现了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有意味的形式”代表了中国艺术这一非常鲜明而重要的特征。如，八大山人的作品豪迈沉郁的风格、气势奔放的构图、简朴雄浑的笔墨令人难忘。明朝的灭亡使身为皇族的他已无容身之地，出家、改名换姓，亡国之殇已刻画在他象形的哭、笑之间。他的文学修养，诗、书、篆刻的成就促成其“诗言志、画传情”的艺术境界。再如，石涛的画作丰富多彩，清秀华滋，变幻莫测，生动厚实，自然传情。他的画常不拘于一局、一格、一调，只要有意境，可以突破一切常规，常常采用一种藕断丝连的构图方法。石涛的艺术成就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虽然他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思想的合一，但其某些论点还是具有辩证精神的。他说：“自一以万，自万以治一。”凡事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是对立统一的，“达则变，明则化”，并且指出理论明白通达了就能变，能变就能化，这是掌握事物的原则。这些画理体现在《石涛画语录》中，都是合乎朴素的辩证法的。

中国画风格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因素。这些因素使其在美学上达到“形”与“神”的统一。“形”的目的是“神”，“神”的基础是“形”，即以“形”传“神”，立“意”为“象”，哲学、文学、绘画三者结合在一起。

1.哲学上的影响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思想，在对立的斗争中同时存在，也存在于一位思想家的矛盾之中。如，老子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变的东西，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随”，以及物极必反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的辩证思想。这些原理在画论和创作中几乎都被直接运用了。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所说的“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他否认“废然之静”，对画理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王船山不仅是哲学家、诗人，而且是画家。中国画正表现了这种静与动的结合、形与神的统一。一幅中国画可以说就是哲学思想的外在物化。当画家的万千思绪通过纸、笔、墨、水呈现出来的时候，总是有无形的力量将哲学的诸多理论先期植入美学形态，最终在图像元素中有意无意地流露。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强大的东方哲思的遗传基因以特有的编码形式被注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画，使得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出类拔萃，并具有永恒的话语权。

2.文人与画家的合一

在西方的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画家是职业画师，他们以卖画为生计，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在中国，职业画家为数不多，相反很多人都是以非职业画家的身份出现的。在中国，许多画家也是文学家、哲学家，如王维、欧阳修、苏轼、王船山等。由于中国画特殊形式的要求，需要诗书画一体，作画者的题款、落章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加强文学修养。同时他们这些文人士大夫很多是当时的官员或名人，由于爱好吟诗作画，民间也就纷纷效仿，代代相传。即便是近现代的职业画家，如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等，也都特别重视对文学知识的学习，强调功夫在画外，认为这是提高画境的要素。笔者在大学的专业课老师曾回忆说，当年他读硕士时，他的老师如冯建吴、李文信等老先生要求他们要会作五言、七绝。由于历代学者的重视，哲学、美学、文学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绘画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画的独特风格。

中国画之所以呈现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风貌，并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向前发展，哪怕当代艺术对它的影响都不足以撼动其生命力，是因为它从萌芽起就置身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之中。几千年来，无论是画家本人，还是当时的统治者、收藏者，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思想、社会变革、文化思潮对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极大地促成了中国画风格的形成，在它们身上永远有割不断的血缘牵绊，这也是中国画的魅力所在。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庆出版社，2013.

[2]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篇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jl011）

摘 要：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既有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多元发展积极的一面，又有排斥阻碍发展的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去意识形态论、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思想严重冲击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福利国家、经济制度等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流派；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会对意识形态产生重要影响，而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观念。如何认识当代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发展嬗变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坚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当前学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西方经济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一）西方经济思想促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多元发展

西方经济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必然会带来价值观的多样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多元发展。

1.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机会。西方经济思想中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只要我们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地接纳吸收人类思想和经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是差别迥异的西方经济思想，我们也能从中吸取养分，为发展政治经济学汲取丰富的素材。

2.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固步自封、僵化不变，都需要在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中提升自身。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中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社会思潮也层出不穷，各国不以意识形态为主要划界标志，这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动走向世界文化舞台，与当代各种思潮开展平等对话、交流并论证自己提供了机会。

（二）西方经济思想动摇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论

西方经济思想从本质上而言，隶属于西方意识形态，它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映，它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服务的。因此，其发展与传播不仅有可能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信仰危机的出现，还有可能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

一方面，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包含了对马克思理论正确性、正义性以及必然性的坚信与敬仰，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经济思想直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他们抓住社会主义在发展和改革中的一些失误，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不和谐声音，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论"等等，就来自于西方经济思想的侵蚀，其在我国的泛滥势必威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日益减弱。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之举，是在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下所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基本出发点。但西方经济思想认为，社会主义之于中国是一种错误选择，同时，西方经济思想还企图鼓动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他们主张中国应废除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与其如出一辙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在政治上，提倡阶级斗争自由化，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企图推进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接轨；文化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全方位抨击我国社会文化政策。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渗透

西方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相遇注定会发生摩擦与碰撞，这对我国政治经济学而言，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例，其渗透的影响可略窥一斑。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如罗伯特·w·麦克杰斯尼所言："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末以来流行于西方世界，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初步完成［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当前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也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3］。

1.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论。就理论主张和意识形态而言，新自由主义大肆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论。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削弱，社会主义已经失去生命力。比如美国学者福山就提出"历史的终结"和"意识形态的终结"［4］。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理论方面主张"三个否定"：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国际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资本主义全球化。

2.鼓吹经济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以实证主义为研究范式，强调价值中立，宣扬摒弃意识形态，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坚持用实证方法来研究经济现象，在西方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基本上所有内容都被科学化、数学化。这种在经济学研究中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思想大相径庭［5］。

3.鼓吹私有制，抨击公有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私有化是一切经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并据此反对公有制，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死敌。这种思潮影响到了我国一部分改革者的观念与决策，认为国企改革就是民营化或私有化，有的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出甚至送给私人，一些地方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4.主张经济全球化，推行国际垄断主义。张才国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这一轮全球化是以信息革命为主要技术特征，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运动。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流动服务的。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产物"［6］。

（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1.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抨击。新自由主义认为由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超越阶级、国家与党派的意识同化，必将带来意识形态界限的消除。"那些试图以某种思想文化为主和出发点，来进行所谓新的思想文化的整合，其实，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7］。而实质上，正如我国学者姜迎春认为"意识形态终结论"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谬误，是"精神分析哲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僭越"和"历史辩证法的缺场"［8］。

2.对市场自由化的追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直以市场自由主义和去意识形态化的自我标榜，大肆宣扬中国的国有企业应该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积极鼓吹股份制，故意混淆视听，企图将股份制和公有制概念混同，用股份制来取代公有制。西方经济思想的这一政策主张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造成了混乱，也影响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正如季小江所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在建设市场经济中应避免过多地受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侵扰"［9］。

3.对中国经济公有化的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从自身利益出发，一方面，在其本国以竭力主张国家对经济的主动干预;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宣扬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和运营模式，批判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协调。把矛头指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机制，旨在迫使其开放国内市场。"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复辟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10］。

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借鉴与发展

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同时也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1936年，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新理论的产生意味着经济领域"凯恩斯革命"的开始，并对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

一是强调对经济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观点会扩大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当中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国家在政治治理和民主制度下发生危机。国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这一角色，应当发挥国家在经济社会当中的积极作用，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予以必要的干预，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而避免"市场失灵"［11］。

二是主张建设福利国家。在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完全的市场机制根本就不具备自我调节与修复的功能，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盲目且混乱无序的，自由放任主义无法避免导致贫困产生的失业与低福利问题。因此，应当扩大福利政策所涵盖的范围，由政府为促进民众的共同幸福而提供公共福利，建立起福利国家，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平稳运行［12］。

三是主张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凯恩斯主张在维护私人资本和私有产权的前提下，发展由国家或政府进行调节干预的公私合作的经济，新凯恩斯主流经济学进一步宣扬私人经济（市场经济）和国家调节（控制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制度，认为混合体制能够把市场决定与政府决定、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13］。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引发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讨论及思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前进。

一是关于国家干预主义的意识形态。黄新华认为，凯恩斯主义把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责任完全赋予国家或政府，这种倾向值得批判，国家对经济与市场的干预不是万能的［14］。李爱民、刘晓林认为，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基于这一基础，国有经济的制度势必需要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仍居于核心地位，政府应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导向作用，承担起公共管理和社会事务的职责［15］。

二是关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黄丽蓉认为，凯恩斯思想中的国家干预主义，"总体而言是一种相对和谐的体制形式，这种体制形式在保护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和效率的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保证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有参考与借鉴意义［16］。

三是关于混合经济的意识形态。陈招顺认为，"所谓"混合经济"并不是一种什么新的社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垄断阶段继续发展所必然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7］，垄断组织与国家干预的不断发展，只会增加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蒋敦福认为，"混合经济在减轻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震荡等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的灵丹妙药［18］。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1.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1937年科斯在其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思想以后，新制度经济学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迅速发展，这一学派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尤为明显。

该学派提倡以意识形态促进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流派，其尤为重视作为非正式制度存在的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重视集体主义对经济创新的推动。诺斯认为，"大集体行动确实存在并且是导致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18］，并且指出，个人利益与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共同作用，构成了集团行动的基础。格雷夫则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19］。奥斯特罗姆则从博弈论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针对"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难"等公共行动的困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合约理论［20］。

2.新制度经济学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传入我国后，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厉以宁、林毅夫等经济学者也开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其必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是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语境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思潮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我国学者讨论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了分析工具。孙凤仪对于意识形态影响在日益渐长的竞争与挑战中逐渐弱化的现象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而姚洋则以"国有企业改制"这个中央与地方相互作用为例，展现了意识形态和民营化的多重均衡博弈［21］。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集体主义在中国的讨论。徐晓海认为，"个人的力量与行动是受集体行动制约的，也即是受制度制约的，需要集体主义来指导集体行动"，是一种意识形态［22］。卢现祥指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学不能超脱于集体行动和社会组织之外，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应当首先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仅仅对个人行为进行解释与预测［23］。

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与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曾宏志认为，必须坚持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24］。黄少安认为，科斯定理本身并没有揭示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谁更有效率的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评价的标准。实际上私有产权并不一定比公有产权效率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分田包干就是例证［25］。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姚德权)

liu xingeng，xiao ji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篇三

摘 要：中国绘画作为中国艺术群体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特有的绘画美学观念、创作风格和技法。道家精神作为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对中国绘画有着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主要是通过老子观点中的“有无论”、“道法自然”等哲学思想来具体阐述道家精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表现。

关键词：中国传统绘画 绘画创作技法 创作风格 创作理念

先秦时期，我国的传统绘画艺术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直到秦朝，儒家、道家等一系列主流思想开始统一全国，绘画艺术也随之深受其影响。中国传统绘画的意识形态和特点受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的哲学学说的影响最为深刻，很多传统绘画的原则和美学理论都有老子思想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三个方面来具体阐述老子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一、有无论——“留白”的绘画创作技巧

老子曰：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认为天地间充满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片虚空，犹如一个大风箱，其内部空空无物，而它的作用却无穷无尽，一旦运动起来，就会生生不息，永不枯竭。正是有了这种虚空，才给了万事万物成长的空间，天地之气才能正常升降，天地之间才能顺畅交通。老子又曰：
“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此，万事万物都是既有“实”也有“虚”，有时候无形的东西也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不易被人察觉罢了。因此天地万物都产生“有”，“有”生于“无”。？譹？訛在大自然中，“实”为“虚”的载体，“虚”为“实”本质，虚实结合，有无相生，天地万物才能运转和流动。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运用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形式技法——“留白”。所谓“留白”，不仅是中国传统诗学和中国传统美学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在中国传统绘画中，也是个极其重要的绘画创作技法，它是指绘画创作中一种表现虚实的方式，创作者想要在视觉上营造层次感和空间感，就需要在作品的适当位置留出空白，用以增加作品的意外之韵和意外之境，丰富绘画本身原有的意义。而这与老子的“有无论”不谋而合，“无”便是指代画面中的“空白”之处，老子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来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除此，老子也认为“有”和“无”是和谐共生、相辅相成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老子这一“有”和“无”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留白”成了中国传统绘画和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中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技法、形式语言表达以及某些物象的表现方法。通过“留白”，可以拓展画面的空间感、立体感和层次感，丰富观者的想象空间，将绘画中的“实”和具有想象再创造的“虛”相结合，营造出绘画作品的意境和气韵，从而产生一种“景外之景”、“象外之景”。其次，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的艺术创作手法，与老子“知白守黑”的辩证观也有莫大的关联，“白”显“黑”，“黑”显“白”，黑白相生，也就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所谓的“计白当黑”。最后，中国传统绘画“留白”的绘画创作技法与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运用都是旨在营造意境、表达主题构思，？譺？訛留白中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它所包含的可能性，才将传统绘画灵动飘渺的意蕴和回味无穷的诗意推到极致，得自然之趣。因而中国绘画的画家的用心和画中妙处所在往往是在无笔墨处。画面中无墨的空白处处理得恰当，才更能唤起观者的想象力让观者参与进来，进行画作的互动，这才是一副绘画作品的真正的成功之处。马元的《独钓寒江图》的精彩之处就得益于“留白”这一绘画形式语言。整个画幅只有中心的一叶扁舟和一位老者，其他部分都是空白，将虚景和实景进行完美的搭配，虽然整幅作品没有华丽的色调与复杂的勾勒线条，却给观者呈现了无限空旷的寒景。

二、“道法自然”——平淡、朴素的绘画创作风格

“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认为“道”是一种亘古就有的东西，他摸不着，看不见，却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所谓“自然”，佛家称它为“法尔如是”，也就是宇宙之本源，道之性本自然。？譻？訛“道”依据自然之性，顺其自然，回归本性。“法”便是学习、效仿、法则的意思。大道运化天地万物，无不是遵循自然法则之规则和自然本源之功。“道法自然”作为哲学美学范畴，是指客观自然世界和社会现实生活应用于艺术领域的表现。老子提出的这一哲学美学定义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和中国传统诗学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传统绘画观念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确定一个较高的绘画标准。历朝历代很多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得之自然”、“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等都是古代画家提倡的绘画理念。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最高的创作境界便是追求绘画于自然，从自然中取材，用自然的手法和笔墨，创作出自然的感觉。一幅绘画作品，如果脱离了自然，带有很明显的人工的痕迹，则无法保证作品的档次感，只有抹去人为的痕迹，才算得上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

中国传统绘画中对“淡”的运用与发扬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小农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小农经济衍生出来的“自然”、“朴素”、“平淡”等一系列哲学思想自然而然也影响到绘画的创作。另外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昔日以儒家思想“忠”、“孝”、“礼”、“义”为标准的察举制和征辟制的选官制度已土崩瓦解，各方诸侯军阀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采用摒弃道德、名义的用人政策，严重污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态，致使一大批有志之士和闲情雅客归隐山林，过起了与世无争的生活，因此他们的艺术作品也会呈现一种尚“淡”的风格。陆探微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画中的几位隐士在树林里或把酒言欢、或坦胸露乳、或坐或卧。

三、“对立统一”思想——“中和”的绘画创作理念

老子也强调“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大体意思是讲道是独一无二的，包含阴阳二气，二气相交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万物而生，阴阳就是所谓的矛盾，矛盾双方对立且统一，因而能够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将从着色、线条方面着重分析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对立统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体现。

首先，中国画在着色方面，讲究追求画面整体色彩的搭配，要求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古代画家早就认识到：“设色不以深浅为难，难于彩色相合，和则神气生动，否则行迹宛然，画无生气。”每一幅绘画作品中总会有一个主色调，有的色调庄重肃穆，有的色调活泼明朗，关键在于色彩的用法。敦煌壁画多采用黑色或土红色，并且经千百年的氧化之后，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与宗教的神秘庄重感，达到了色彩与题材的完美融合;青山绿水是古代文人骚客描述最多的景色之一，绘画中多用墨绿色与石青色的色彩，两种意向不同的颜色相融合，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具有强烈的色彩和谐感。其次在上色时我们要做到淡而不薄，艳而不俗，浓而不浊。追求以适当为主，反对过而不及。着色时一定要沉稳，不可着急，经过“三矾九染”式的调整，宁可着色薄淡，也不可过于浓重。因此，未染的充足的地方在后续的工作中可以再加以复染，但是如果染的颜色太重的地方却不易修改，因此，中国画在着色方面要求把握“度”，浓淡适中，颜色搭配适中，厚薄适中，只有把握好这个“度”，才能使画面呈现和谐之美感。

其次，在线条的运用方面，也体现了此特点。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刻画的人物到宋代画家创造出代表中国画线条结晶的山水画皴法，都体现了线条的流动性。其中青铜器上的绘画表现出稳重和谐的美感，在青铜器上出现较多的造型是饕餮纹、云雷纹，线条简单粗细均匀，却庄严肃穆显得威武平实，使整个画面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气氛;皴法是山水画的一种表现手法，主要刻画对象为山石、草木表皮以及山峰丘陵。国画中所画之山石，为了显示山石上的阴阳面和纹理，勾出轮廓后，再用淡干墨侧笔而画，就叫做皴。据统计，皴法有二三十种，并且大部门的皴法的名称都是从自然中来，像钉头、雨点等，正表明了自然与绘画技法的联系，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为与造化的和谐存在。

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吴带当风”，他独特的驾驭线条的能力，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传统绘画中的线条美。《八十七神仙卷》中，每个人物都姿态轻盈，飘飘欲仙，列队前行，都是由遒劲而有活力的线条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线条完美组合体现了和谐之美，也表现了画家自身丰富的精神境界与艺术追求，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结语

中国绘画史，是一部时代发展史，也是哲学思想演变史。从“有无论”到“对立统一”再到“道法自然”的老子思想，从“虚实结合”到“中和至美”再到“平淡朴素”的绘画风格，中国绘画艺术思想与传统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处处散发着古典哲学的光辉，尤其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给传统绘画的发展指明方向、开辟空间。

注释：

参考文献：

注：本文系湖南省社科青年项目，项目名称：中国现象学美学接受研究，编号：15yba290。

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篇四

摘 要： 中国老子和罗马塞涅卡都属于世界历史上奴隶制时期的哲学大师，哲学思想都是想挽救刚刚没落或正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命运，并为此开出了相似的哲学药方，这就是：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从而全真保生。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老子和罗马塞涅卡哲学作简单的比较研究：同样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哲学，但前者批判现实，后者则美化现实；同样是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二者的理论基础有所不同；同样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不过二者的政治目的有别；同样主张“顺其自然生活”的宿命论，但理论依据各异。

关键词： 老子 塞涅卡 道 顺其自然 宿命论

引言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地位和作用不亚于孔丘。塞涅卡是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古典哲学时期最大的学派——斯多亚哲学学派的最大代表，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推崇的“红人”和“精神道德导师”。这两位哲学大师，虽然所处的地域差异很大，可是他们的哲学却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当然其中也有东西方各自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的差异性所造成的一些理论观点的差异。笔者在此只想就老子和塞涅卡哲学中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特征对二人的哲学作比较研究，意在推动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一、同样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哲学，只是前者批判现实，后者则美化现实。

老子是中国春秋末期人，作为奴隶主贵族出身的老子是不甘心奴隶主阶级就这样下台的，他总想东山再起，推翻现存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恢复他们奴隶主阶级往日的统治地位，所以他的哲学总是批判现存的封建制如何如何的不好。例如，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1]意在批判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不符合天道。

二、同样是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只不过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

如果说中国古代哲学绝大多数只是在研究伦理学，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的话，那么唯有老子哲学才真正是一部完整的哲学体系，因为老子哲学中，既研究了伦理学，又研究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政治学和辩证法等。例如，老子在本体论上主张“道”是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出自“道”，最后又回归于“道”；认识论上，老子主张，“道”是无名的，对“道”的认识是人的语言的匮乏，只能靠直觉去体会；辩证法方面，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而且事物变化总是朝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伦理学 上老子主张“为道”，即照着“道”去生活等。

与中国古代哲学相反，西方古代著名的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基本上都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塞涅卡继承了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例如，本体论上他主张万物是由“火-神”而产生的；认识论上，塞涅卡认为唯有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并主张人不能有激情，否则会做错事；辩证法方面，塞涅卡主张，万物从火产生之后，不断地运动变化，最后又回归于火；政治学方面，塞涅卡主张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君主专制是最好的政体；伦理学方面，他主张人们应该追求美德，认为唯有美德才是幸福和至善，并且主张世界主义的友爱和顺其自然的宿命论等思想。

虽然老子和塞涅卡哲学都是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是二者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老子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道”基础上的。老子的本体论是论述天地万物如何从“道”而产生，辩证法是论述天地万物的变化都遵循着“道”的法则，认识论是阐述如何才能达到对“道”的认识的最高境界，伦理学是论述“为道”，即照着“道”那样生活才会幸福和成功等。塞涅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火”、或“神”基础上的，例如他的哲学本体论是论述世界万物是从火产生的，神是最初的原始的火；辩证法部分是论述世界万物如何从神即原始的火那里产生之后周而复始地运动变化的；认识论是论述人只有凭借理性认识才能领悟到神的存在；伦理学是论述人只有听神的话，服从神的意志的安排，才会获得幸福和成功等。

三、同样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生存哲学，只是二者的政治目的有别。

老子上述这些话的意思是在教导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们，面对当时已经掌握政权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强大，不能采取强硬的攻势打倒他们，那样做只会是死之路；相反，只有采取柔弱的方式才会最后打倒强大的敌人，这样做才是生之路。很显然，老子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哲学理论的政治目的是希望他们奴隶主阶级东山再起，从地主阶级手中重新夺回政权。

远在西方的塞涅卡也主张类似中国老子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生存哲学，只不过他的语言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例如，塞涅卡曾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干脆也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接着打。”塞涅卡写过许多政治伦理学著作，在这些政治伦理学著作中，他处处教导人们对待别人一定要宽容、忍让。他在《论发怒》中曾建议过素有“野蛮刚强”之称却屡屡被软绵绵的东方人战败的罗马人，应该学习东方人的“以柔克强”。

不过，塞涅卡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与中国的老子是不同的。塞涅卡是出于巩固罗马帝国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假装柔弱感动他们的被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希望他们不要造反。而老子的政治目的恰恰相反，是想被统治阶级暂时保存实力，以待自己强大时再东山再起，从统治阶级手中再夺回政权。

四、同样主张“顺其自然生活”的宿命论，只不过二者的哲学理论依据不同。

中国老子和罗马塞涅卡的生活年代都是各自国家很不太平的年代。老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战国初期，那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即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时期。作为奴隶主贵族出身的老子，是不甘心奴隶主们就这样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让位给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但是又深感自己本阶级的没落，面对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和已牢牢地掌握了政权而无能为力，于是老子只好主张“顺其自然”而生活以求自身的精神安慰。

老子的“顺其自然生活”的哲学依据是“道学”理论。他认为，天下万物，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出自“道”。“道”是天下万物的本原，又是天下万物的最后归宿。“道”又分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是指支配自然界的“道”。“人道”是指支配人类社会的“道”。天地万物只有照着“道”而生活才会善，这就叫做“为道”。“为道”就是按照“道”那样去生活，即顺其自然而生活。

结语

中国的老子哲学和罗马的塞涅卡哲学同是世界历史上的奴隶制时期的哲学家。前者是代表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阶级利益，想为奴隶主阶级如何从新兴的地主阶级手中夺回自己的政权提出自己的道家哲学攻敌之道：“顺应自然”、“以柔弱胜刚强”等；后者则是代表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还在垂死挣扎的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希望自己的江山不被别人推翻而提出的顺其自然神学命定论。

注释：

[1]老子.老子（第77章）.

[3]老子.老子（第78章）.

[4]老子.老子（第76章）.

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影响篇五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这里的“中国话”是指更加符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话语。从语言学语境视角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方式，通过从话语逻辑、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的等方面的把握，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提供新的视角，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语境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注重从本体论“追问世界的本原”，随着哲学的发展近代转向认识论提出“我如何认识世界”，现代哲学转向语言论要求哲学家关注“语言的意义分析”，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现实需要和人生终极价值的足球。基于语言学的语境视角分析马克思哲学言说中国话，进一步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体系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助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二、基于语言学的语境视角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

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思想把握，但思想必须通过语言去传达，话语是语言的具体形式。一定时代的哲学思想一定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内涵，马克思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对当时所处的时代语境之中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语境之中，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符合中国的语言语境，遵循中国话语语境的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话语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话语逻辑更加符合中国哲学话语的语境。哲学话语逻辑是人们哲学思维方式的体现，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集中于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哲学在人类现实实践中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必须要实现话语逻辑与现实生活话语的切入和转换，以此来指导和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遵循马克思哲学的话语逻辑的方式，然后映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逻辑，以此来建构用中国话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识和实践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两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使用“知”和“行”来阐述实践的辩证统一。“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口言之，身必行之”，到“知行合一”，“行先于知”，知行观的演变蕴含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折折射出中国的话语逻辑。实践与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中的表达，但是毛泽东将其用知与行来言说认识与实践，更能够体现中国特色，也更加符合中国的话语范畴体系，这样的话语逻辑范畴也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话语内容

《大众哲学》提到，把哲学当做“一块干烧的大饼”供一般普通群众来食用，而哲学并非是“美丽的西点”仅仅为少数人服务，使用一些语言写作技巧来表达哲学观点，这种言说方式更符合中国人民的话语方式和逻辑，话语内容是哲学思想的展开及其阐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中国话”要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话语内容采更贴近中国广大人民的哲学话语表达，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大众哲学》中使用“无风不起浪”、“不是变戏法”、“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岳飞是怎样死的”等等这一系列中国话语内容的表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更加符合中国的话语体系。这些具体事物和人物都是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运用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话语内容，通过这样的哲学话语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最突出的就是用一系列历史典故、神话故事来论理。这种话语表达形式符合中国话语的表达形式，更注重于话语与现实的相互联系，也能够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实践的内在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话语形式

哲学话语的形式对于哲学思想的传达和把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在话语的表达形式上也必须体现出带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话语形式不仅仅要与文本相挈，而且要与当下时代的语言表达方式相融。物质与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当代，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现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

“用照相機做比喻”通过照相机操作的原理及其结果，以此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论的思想。例如“七十二变”，这样的话语形式融入中国神话故事，以这种形式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易于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在《矛盾论》中，运用“三打祝家庄”、“只见树木，不见深林”、“夸父逐日”、“羿射九日”、《聊斋志异》等历史故事、俗语、神话故事，这样的哲学话语形式有利于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中国话不仅体现能够体现中国话语形式，同时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新的创新精神。

三、基于语言学语境视角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示

本文从语言学语境视角出发，通过对语境中的话语逻辑、话语内容以及话语形式的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表达，用中国的话语逻辑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充实“中国话”的内容，助力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提供理论的指导和方向的把握。

（一）运用中国的话语逻辑方式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必须要以符合现实的哲学话语逻辑来言说哲学，才能更好地体现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底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中国话语语境中遵循中国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实现中国话的转变，才能符合当代中国人民的话语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哲学功能。

中国话语一般采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言说哲学思想，通过大量的事例从而达到论理的目的。避免采用抽象的语词去言说，注重从直观出发，逐步向理性直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哲学思想的言说必须符合哲学言说的方式，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話语表达融入其中，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又蕴含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才符合中国的哲学话语方式。从中国哲学话语的语境出发，才能体现当代中国人民的哲学思考，才能体现中国智慧，从而助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

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实践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创立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一伟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随之不断发展并且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内容之中，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更加凸显中国特色，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因此在汲取其内容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要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采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众所熟知的历史典故、俗语、谚语等话语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精神统一，同时注重“古为今用”，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内容，融合新时代哲学话语的时代特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彰显中国特色，还能够体现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精神也蕴含着关注现实的人文关怀。

（三）采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形式来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采用抽象的哲学话语形式表达，使得广大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把握陷入了困境。因此，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体系进行创新，采用大众通俗易懂的哲学话语，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这样的困境，让广大人民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价值指向，指导当代中国广大人民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奋斗的决心以及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诉求。

哲学作为对人类思想的高度把握必须借助于语言的形式来言说，通过哲学话语来传达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形式的分析，我们应该采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形式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话语形式与广大人民的生活话语形式相互切入和转换，从而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的话语形式，以便其能够被大众所深入的解读，与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相互结合，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四、结语

语言就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就是思想的最直接现实。而一个民族要想真正地消化并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拥有最准确、最生动、最鲜明的民族语言表达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促使人们真正地理解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指向，必然要运用贴近中国广大人民的哲学话语形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加其新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寻求符合当代人的哲学话语，从而赋予哲学新时代的时代使命和时代精神。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张维（1991- ），男，汉族，甘肃礼县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