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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案例分析论文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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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年判决数量激增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2014年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年判决数量激增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2014年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大一就让你们写这种论文啊，老师脑残啊。伤不起啊伤不起。我这倒是有篇论文比较符合，不过你用不上，老师一看就知道肯定不是你写的。你去中国法院网上找个离婚啊，继承啊，之类的你能理解的了判决看看。然后再搜一些判决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的论文，多看几篇，凑凑字数，交上去就行了。我能帮的也就这么多了。。。。论文是阐述观点，讨论问题，提出解决发放；案例不应过详细，只需写个标题即可，如“xx年x市高官采用专业手法套现3个亿，其手法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xxx”，这些语句，论文不是演讲要大家直白的明白你说的问题，而是研究探讨问题，因此案例的一些特殊性应该加进你的观点阐述中，而不是单独拿来写一篇叙述短文。案例的选材也很重要，因不用详细叙述事情经过，因此一定要用影响力大的，有代表性的案例。
案例在同一家商场里面，居然出现两个“益达”牙膏，通过对比注册商标才知道，原来一家是“益达yida”牌，另一家是“益”+“达”+“extra”牌。工商机关认定生产“益达extra”牙膏的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他人商标权并作出处罚，伊亮公司不服并提起诉讼。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起诉称，其生产的涉案牙膏“益达extra”，产品上集中使用了3个注册商标，分别为“益”、“达”和“extra”。2010年9月13日，广州倩采化妆品有限公司向广州市工商局白云分局 (以下简称白云工商局)投诉称，该公司拥有“益达yi-da”商标，伊亮公司的“益达extra”牙膏侵犯了其商标权。原告使用在牙膏上的“益达yida”商标与被告伊亮公司同样使用在牙膏上的“益达ex-tra”和“extra益达”进行比对，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商标的汉字均为“益达”，从含义来看，两者均着重“益达”两字，对外宣传也是使用“益达牙膏”这一称谓，而且，两者在整体上构成近似。虽然被告伊亮公司在牙膏上分别注册了“益”和“达”两件商标，我国相关法律也并未禁止商标注册人将多件注册商标进行组合使用或并列使用，但该种使用不应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伊亮公司在其生产的牙膏上将“益”和“达”两件注册商标并列使用，组合后突出了“益达”这一内容，与原告的“益达yida”商标构成近似，足以产生混淆，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法学案例分析论文篇二
论文是我们需要写的，各位护理专业的同学，大家看看下面的护理案例分析论文范文吧！
摘要：本为采用随机化分组，将204名高等专科护理专业的学生分为试验组（n=101）和对照组（n=103）。在教学过程中，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法，试验组采用案例分析法。探讨案例分析法在急危重症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成绩的良好率多于对照组（p0.05），且不及格率低于对照组（p0.05）。将案例分析法应用于急危重症护理的教学中可有效增强教学效果。
关键词：案例分析法、急危重症护理学、应用效果
1.1对象
选取我校2010级护理专业4个班共204名学生为实验对象，所有学生均为国家统一招生，女生189人，男生15人，按随机化原则分为对照组（1、2班，共103人）和试验组（3、4班，共101人），两组学生在年龄、入学分数、基础能力、授课内容及教材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干预方法
①授课教师：两组均由同一位具有五年以上的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且该教师具有一定的临床工作经验。
②教材及教学内容：两组学生所用教材均为周秀华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急危重症护理学》。按照学校规定的《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大纲及教学要求进行，教学内容包括急危重症护理的绪论、院外急救、急诊科管理、重症监护及几种常见急症的急救与监护等，教学课时数共为60学时。
③教学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讲授方法，按教材编排的顺序讲解要求掌握的知识点，然后规定学生课后记忆学习的重点。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以一个具体的案例为依托，在建立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真思考和分析，主动建构概念，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①课前准备：在进行相应病例教学前，授课老师应预先挑选出比较典型的病例，收集该病例的相关临床资料，课前做周密的策划和准备。案例分析法以基本案例为依托，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典型合格的案例是案例分析法成功的关键。教师应提前一周将准备好的案例分发给学生，让学生充分了解该病例，并要求学生在案例分析前温习所学病例的理论课的重点内容。
②案例分析：在学生已经熟悉了该病例的基本病史基础上，授课教师根据该病例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护理评估、护理诊断、确定护理措施。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分析和纠正错误的言论，对该病例的重点、难点部分加以补充，并引导学生对同一疾病举一反三。例如患者，女，26岁，汽车撞伤，伤后3h由外院转来，昏迷，血压为零。诊断颅骨骨折、骨盆骨折、左肱骨骨折，失血性休克。
1.2.3教学评价方法
学习结束后，对两组学生同时进行笔试考核，检验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笔试成绩100分，成绩分为优秀（≥90分）、良好（80～89分）、合格（60～79分）、不及格（60分）四个等级。良好率=（优秀+良好）/总例数；不及格率=不及格人数/总例数。
对照组成绩优秀者37例，良好者33例，合格者22例，不及格者11例，对照组良好率为67.96%，不及格率为10.68%；实验组成绩优秀者39例，良好者42例，合格者20例，不及格者0例，实验组良好率为80.20%，不及格率为0。采用χ2检验对两组成绩良好率和不及格率进行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学生成绩良好率高于对照组（p0.05），且不及格率低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见，实验组的教学效果优于对照组。
我国的`高等专科教育目前已成为为我国卫生事业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之一，合格护理人员的培养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急危重症护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科学的理论知识，为学生讲解各种急、危重症的临床表现和护理措施。
由于高等专科教学在对护理人员培养过程中，学制为三年，时间较短但所需掌握的科目较多，教学速度快，学习任务重。很多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对急危重症的相关概念理解能力较差，对急诊或重症监护室的工作存在某些误解，容易失去学习兴趣。因此，针对急危重症护理教学的总设计思想是通过多种开放式的教学活动，构建多维互动的课堂教学形式，努力体现现代学习方式的主动性、独立性和体验性。
综上所述，案例分析法是最近几年教育学家较为提倡的一种教学方法。经过我们急危重症护理教学中的尝试可发现，案例分析法可极大程度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是一种有利于急危重症护理临床课程教学的方法，值得各学校推广应用。
法学案例分析论文篇三
审计是指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国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目和财务收支进行事前和事后的审查的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以下是小编整理好的审计案例分析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通过对医院经济责任内部审计的案例分析，阐述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程序包括审前准备、审计范围和重点、审计过程等，分析医院经济责任审计的启发及成果利用。
案例介绍
2011年8月，县卫生局对下属某乡镇卫生院院长任责期内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卫生局将此项审计任务交由内部审计监察室实施，成立了以分管局领导为审计组长的3人审计小组。
被审计卫生院为县卫生局所属财政差额补助事业单位,设有西医内科、中西医结合科等临床科室。截至2008年10月底医院实有职工32人，固定资产301万元。在审计期间2001年2月至2008年10月账面实现各类收入1470万元（审计调增5万元），同期累计发生各类支出1509万元（审计调增52元），任期收支结余账面数为-39万元，审计调减47万元，审计确认86万元。
在正式实施审计前，审计组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和调查：
组织参审人员学习了经济责任审计有关规定和确定以资金走向为主线的审计思路；主动向组织、纪检书记了解被审对象履职情况和群众来信反映事项；审计组编制了审前调查提纲，设计了相关表格要求被审计单位填列（包括基金变动表、业务收入汇总表、业务支出汇总表、新增固定资产明细表、账户开设等），基本摸清了被审计单位的总体情况；了解被审对象任期内的分工及兼职情况、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情况、卫生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卫生局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完成情况；要求被审对象按规定提交任期内履行经济责任的述职报告，同时要求被审单位进行自查，并对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书面承诺；在审前调查的基础上，编制了审计实施方案。
我们在编制审计方案确定审计范围和重点时，注意把握以下几项原则：一是确定被审计对象任职时间；二是被审计对象应当而且能够负有直接责任或主管责任的有关经济事项。
结合审前调查的情况，审计组确定重点审计被审对象任职期间的后五个年度，即2004―2008年，重大事项追溯以前年度。审计内容：以被审单位财务收支为基础，以公共卫生等专项资金管理、农卫站管理、重大经济决策事项为重点，审查被审计单位财务收支执行情况、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基建投资及资产管理情况、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情况等。
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分工采用切块给小组成员的做法，每个小组成员分别负责不同的审计事项。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全面掌握和熟悉审计业务、便于加快审计速度。
(一)查找收支结余是否真实
查找收支结余的真实性不仅要核对收支有否错报、漏报，也应注意是否有在往来款中列支从而造成收支结余不实，特别要关注其他应付款科目。其他应付款的发生一般与医院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无直接联系，因而性质上属于非营业应付项目。由于其他应付款从会计科目设置角度类似一个“杂物箱”，所以有部分卫生院将各类应付款甚至是支出堂而皇之地往里装。通过日常审计发现乡镇卫生院近几年其他应付款数额呈现出急剧增长，虽然这种现象不能确定为假帐，但这应该值得监管部门的注意。其他应付款业务比较零星，一般情况下，在卫生院流动资金和应付债务中所占的比例不应过高，占压也不能太长，如果比例太大，需进一步查证。就被审计单位而言，期初其他应付款余额不出万元，到审计期末出现了其他应付款借方34万元，后经审计主要是直接列支造成的。
(二)检查存货盘点是否制度化
卫生院中的存货包括药品、卫生材料、低值易耗品等，其中占比最大的存货是药品。对于存货的保管和计价一直是医院内部会计制度建设的重点。由于存货涉及数量和金额一般比较大，存货的变动也比较频繁，因此对存货的`关注是内部审计的重要部分。存货属于流动资产的范畴，存货中的药品在医院活动资金中占有很大比重，流动性弱，种类杂、数量多、收发频繁，在医院中滞留时间长，变现能力慢，在管理和核算上存在一定难度，容易产生薄弱环节，所以建立规范的存货盘点制度成为十分必要的内控环节。内部审计要关注卫生院是否建立有效的存货定期清点制度并定期盘点。此次被审单位虽然有盘点制度但不够完善，比如未将药品盘点清单装订进会计凭证，对于盘盈、盘亏也没有申报审批制度，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在以后工作中加以改进。
(三)从资金流向中查找缺陷
资金流向可以从银行对帐单上寻找痕迹，银行对帐单是一种很强的书面证明，因为银行对帐单上的收支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确定性。对银行对帐单的审计可以注意：资金来源、资金去向、未达帐项、等额进出款项、进出款项的类别、开户和清户业务、开户银行及帐号、内容的衔接性、核对往来款核实以期发现违纪线索。审计时应对支票开具的内控制度进行测试，如有漏洞，应进一步对支票存根与银行对帐单进行详细审计。在卫生局组织的内部审计中曾经发现有个别乡镇卫生院支票保管、使用、报帐由院长一人统包，这给卫生院资金的安全性造成较大的威协，针对这一现象卫生局根据有关财务规定及时进行了统一规范。
在审计资金流向时还要注意审计银行对帐单余额与银行帐余额是否一致，然后根据不同情况确定重点审计内容和项目。如果银行对帐单余额大于银行帐余额，要看其是否有收入不入帐、出租出借银行帐户问题。如果银行对帐单余额小于银行帐面余额要重点审查票据等凭证，审计其是否公款私存、挪用公款等问题。此次内部审计发现被审单位帐面数大于银行对帐单数3.4万元，被审单位财务人员查找不出原因，在帐务上作直接冲销。内审人员通过逐笔核对对帐单、原始凭证、银行存款明细帐、银行存款总帐查找出主要是明细帐与总帐的过帐过程中存在问题。
(四)关注固定资产的帐务处理
医院的固守资产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由于医院固定资产规定的核算单位价值较小，在内部审计中发现有的医院将属于低值易耗品的物品列作固定资产，有的医院将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列作低值易耗品，造成核算上的混淆不清，也造成了二者的价值在向医院业务支出转移形成和水平上的不合理、不合规，这种混淆划分还会导致医院资产结构发生变化，使固定资产和存货之间发生此长彼消的关系，使会计信息产生错报。
企业固定资产通过折旧的核算对成本进行分摊，医院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不计提折旧，而是根据固定资产的原价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修购费，提取的修购费设置专用基金，专用基金可用于采购购置设备。要引起注意的是截止目前，财务检查发现各医院帐面上专用基金出现大量的负数，也就是说购置设备大大超出备提基金水平。包括这次审计的卫生院也不例外，专用基金审计期初数为零，审计期未数为-61万元，这样的帐务处理使业务支出、事业基金均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应该在向主管部门申报审批后作以调整。
通过本次内部审计，对被审对象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作了基本评价，对被审单位财务处理方面违反财务规定的问题依法作出了审计处理。被审计对象对审计处理意见无任何异议，被审单位对审计决定和审计建议积极整改，重新调整结余47万元，并调整事业基金等相关账目。卫生局审计部门向局主要领导汇报了被审对象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领导充分肯定了本次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认为此次审计基本搞清楚了所反映的问题，为加强干部管理和廉政建设提供了依据。
(一)做好审前准备，提高审计效率
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是完成审计工作任务的保证，做好审前准备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有效途径。审前准备越充分，审计工作越顺利。否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产生阻力，或延误工作时间。审计组人力、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审计方案内容、步骤或人员分工不当，就会偏离审计方向，制约审计人员业务专长的发挥，对被审计单位情况不清楚或收集文件不到位，在审计过程中就容易出现费解。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通过设计有关“审计表格”要求被审计单位如实填报的方法，可以摸清被审计单位的总体情况，避免漫天撒网，以提高工作效率。
(二)加强与审计单位的沟通，提高审计效率
延长审计报告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的时间，按时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保证。审计报告形成后，应与被审计单位交换意见，只有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配合默契，审计业务核对及交换意见等工作才能顺利完成。经济责任审计应注意处理好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处理结果矛盾，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反映成绩、揭露问题，降低审计风险。
[2]卫容.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0
法学案例分析论文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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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现状分析
1、我校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教育部规划课题实验点，自20xx年10月起成为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主持的国家级“中小学学生学习策略与创造力培养的应用研究”课题实验协作学校，并于20xx年4月起成为厦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实验学校。在过去两年的课题实验中，教师已能主动在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部分教师根据教学实践、研究写出的论文、活动方案、个案辅导分别获得全国第二届、第三届课题实验成果评选一、二、三等奖，部分论文发表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出版的《心理科学进展》刊物上，学校被授予全国第二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成果评选“先进学校”荣誉称号，这表明我校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已经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已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具有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科研的能力。另外，我校于暑假期间外派教师参加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b证培训和心理健康教育夏令营，也为我校顺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增添了理论基础保障。今年学区提出“把心理健康教育建设成我学区的一大品牌，一大亮点”，明确地表明了学区领导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以及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的决心，这给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的春天，也为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适宜成长的大环境。
2、由于我国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大多数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尽管我校已经致力于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的研究，但在师生中未能正确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在学生群体中，对心理健康持有不正确观念，或者知之甚少的例子还比较普遍。如何消除部分教师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不正确认识，加强教师对心理健康的了解;如何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心理健康，甚至主动参与心理健康教育，是本学年应该重视、优先解决的问题。
二、发展方向分析
1、让教师更了解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者，当然更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功能、实施途径与方法，否则心理健康教育只能成为一纸空谈。虽然我校教师对心理健康已有一定的了解，但缺乏理论指导和深刻认识的教育是无法使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的，因此，本学年的一个重心应放在教师的理论学习和正确认识上。
2、让学生也认识心理健康教育
一提起心理健康教育，人们的脑海中就浮现出变态、神经病、心理治疗等字眼来，内心极不舒服，下意识地排斥。其实心理健康教育的范畴很广，心理治疗(矫正性功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对象更多的是心理健康的学生，发展性功能、预防性功能更为普遍和重要。因此，让学生正确认识心理健康，了解心理健康教育，进而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形成健康的心理，是本学年的重点。
3、形式灵活多样，真正把心理健康教育开展起来
对于小学生来说，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把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在课堂中、渗透在游戏中、渗透在生活中，才能真正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因此，本学年学校的各种教育途径都要行动起来，发挥自身的优势，让心理健康教育深入人心。
三、具体措施
2、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和课题研究结合起来;结合学科教材内容，渗透有机专题教育，如语文课，课文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可以直接成为心理健康教育素材;体育课竞技项目教学同样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心理品质。
4、设立心理咨询室，真正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矫正性功能;
咨询室设“星星知我心”信箱，专人解答学生来信
咨询室设“星星和月亮”谈心区，专人辅导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做好心理咨询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5、编辑心理健康小报
每月一期，每期一个主题，至少每班一份
发动学生采、编、出稿，办成学生展示认识成果和交流心得的平台
6、把心理健康教育和班会、队会结合起来，落实发展与预防功能;
国旗下讲话主要围绕心理健康展开
9、注意收集活动材料，如照片、稿件等
四、月份安排
学生：
(一)低年级
1、目标
通过帮助学生适应学校学习生活，培养学生的良好适应能力，与他人良好相处的能力，使其初步具有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良好的学习习惯、合作意识，初步形成积极正确的自我概念。
2、内容
九月、学生角色意识(如“我是小学生”)
十月、学校环境、集体生活适应(如“我们的校园”;“集体生活真快乐”)
十一月、基本学习技能、行为习惯训练(如“好习惯交朋友”)
十二月、体验合作、体验友情(如“大家一起来”;“我和同学手拉手”)
一月、学习成功体验(如“我能行”;“成功体验真好”)
二月、学习兴趣(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到兴趣乐园去”)
三月、自理、自立意识(如“今天我值日”;“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四月、排除不良情绪方法(如“情绪气象台”;“让自己更快乐”)
五月、正确处理同伴人际冲突的方法(如“沟通化解小矛盾”;)
六月、自我保护方法(如“披着人皮的狼”;“自护在我心”)
七月、时间观念(如“做守时的好学生”;“时间的妙用”)
(二)中年级
1、目标
初步具有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能初步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具有爱心和集体责任感，初步具有自我完善意识、生活强者意识和创新意识。
2、内容
九月、自我控制策略(如“智斗难题真快乐”;“当天功课当天清”)
十月、基本学习策略(如“巧学苦练无难题”;“学习要得法”)
十一月、如何交朋友(如“谦让、友善朋友多”;“让我们走到一起来”)
十二月、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如：“优点轰炸”;“缺点轰炸”)
一月、应对挫折的方法(如“批评不可怕”;“我也曾失败过”)
二月、正确的消费观(如“巧用零花钱”;“小会计”)
三月、体验创新、创造(如“我不同意这个想法”;“创造就在你身边”)
四月、如何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如“当我难过的时候”)
五月、集体意识、集体责任感(如“我爱我班”;“集体力量大”)
六月、什是理解、宽容、原谅、信任(如“与我同行”;“握住我的手”)
七月、什么是死亡(如“热爱生命”“珍惜每一天”)
(三)高年级
1、目标
能进一步认识自我并悦纳自我，使其心理变化与生理变化相适应，初步学会分析自我、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竞争意识和正确的性别观念。
2、内容
九月、学习计划的制定(如“订好学习时间表”)
十月、应考策略(如“考试前的我”;“考试中的我”;“考试后的我”)
十一月、工作神圣而平等(如“职业大舞台”;“条条大路通罗马”)
十二月、家庭观念(如“家庭小帮手”;“爸爸妈妈和我”)
一月、心理防御机制的运用(如“学会说不”;“使自己感觉好起来”)
二月、如何与他人沟通(如“当小朋友难过的时候”;“怎样赞美别人”)
三月、什么是竞争(如“同学进步我高兴”;“正确竞争好处多”)
四月、正确认识社会不良现象(如“做遵纪守法的小公民”;“攀比之风不可长”)
五月、调节情绪的方法(如“做情绪的小主人”)
六月、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筑起防范恶习的城墙”)
七月、什么是心理学健康及其重要意义(如“健康的一半是心理健康”;“心理健康不神秘”)
教师：
九月、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内涵、功能
十月、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内容、途径
十一月、教师心理健康
十二月、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一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
二月、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
三月、心理健康档案的建立
四月、心理健康测验
五月、心理训练
六月、家庭心理健康教育
七月、学生社会活动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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