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智库合作机制 智库发展规划(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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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合作机制智库发展规划篇一

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对北极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具有多样性且全球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特点。其中，北极理事会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包含多种行为体，不仅包括北极八国、非北极国家等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北极理事会对“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有助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北极航行的保障，可以为“冰上丝绸之路”油气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同时为“冰上丝绸之路”有关科学合作提供便利。未来将形成新的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创建法律责任模式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和可提供更为完备信息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规模效益。中国应积极参加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的工作，有效利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

北极； 区域合作机制； 冰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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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经历了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对北极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如何有效利用北极区域合作机制，抓住北极航道开通的有利机会，积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 当前北极区域合作机制的演变与特点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

在这一阶段，北极区域出现了一个区域局部合作机制、若干保护动物的条约和少数有关北极航行的规则。

北极区域局部合作机制主要指《斯瓦尔巴条约》（svalbard treaty，又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该条约构成了一个保证对斯瓦尔巴群岛及其水域的开发与和平利用的北极区域局部合作机制。1596年，荷兰探险者巴伦支试图寻找通往中国和印度的东北航道，进而到达斯瓦尔巴群岛地区。随后欧洲人在斯瓦尔巴群岛及其邻近海域开展了探险和捕鲸等活动。为规制各国在斯瓦尔巴群岛不断增多的经济活动，英国和美国等18个国家于1920年签署《斯瓦尔巴条约》。1925年，中国等33国加入该条约，成为《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该条约在斯瓦尔巴群岛确立了“主权确定，共同开发”的原则：承认挪威对该群岛“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该地区“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各缔约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该群岛，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包括捕鱼和狩猎的权利、航行的权利、开展科学调查活动的权利等；各缔约国船只拥有在斯瓦尔巴群岛及其水域（领海）、峡湾和港口的“自由进入权”。the svalbard treaty， http：///en/kulturoghistorie/svalbardtraktaten/.该条约的适用范围为东经10度至35度之间及北纬74度至81度之间的所有岛屿。该条约使斯瓦尔巴群岛成为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非军事区，在条约区内建立了一种公平制度，保证对该地区的开发与和平利用。

夏立平等：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

保护动物的条约包括《关于保护毛皮海豹公约》、《关于保护北极和亚北极候鸟的协议》、《保护北太平洋海狗临时公约》（interim convention on conservation of north pacific fur seals）、《关于保护北太平洋和白令海峡鱼类的协议》、《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whaling）、《北极熊保护协定》、《关于保护北极候鸟及其生存环境的协议》等。关于北极航行的规则包括20世纪30年代芬兰和瑞典政府颁布的《芬兰—瑞典冰级规则》等。

在此期间，关于北极地区的国际合作是零散的，只涉及局部地区合作、动物保护以及有关北极航行的规则，参与主体也比较分散，北极国际合作机制尚在起步阶段，并未涉及北极地区的诸多领域。

第二阶段：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

冷战的结束使北极地区的美苏对抗消除，安全形势缓和。在这种背景下，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得到发展，成立了北极理事会。

1991年北极八国签署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英文缩写aeps）。这是冷战后国际社会关于北极治理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的首个成果，也为北极理事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96年9月，北极八国签署《渥太华宣言》（the ottawa declaration），標志着北极理事会成立。根据《渥太华宣言》，北极理事会旨在维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应处理军事安全相关事宜，北极理事会的主要工作由六个工作组承担。

北极理事会创立伊始，只是一个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间论坛。随着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北极理事会逐渐成为具有引领作用的区域性治理机制，在北极治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智库合作机制智库发展规划篇二

现代智库发展时间较短，加之智库在组织形态和类型等认识上存在差异致使智库的定义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智库是信息社会化的持续进展过程，是信息海量化与多元化生成与服务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新的信息-知识集合方式，通过多途径服务手段活化静态的知识资源，以提供深层咨询决策服务，其本质在于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思想产品、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公共人才、引导社会舆论，它的工作范畴包括信息报送、调查研究、人才培养、沟通交流、专题培训和决策咨询等。

2.1高校图书馆智库定位的可行性

2.1.1拥有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

决策咨询是建立在大量的信息资源基础之上的，而信息资源获取的主要载体是文献信息。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高校图书馆资源的快速发展，很多高校图书馆设施与设备的现代化和先进性已经令人耳目一新，馆藏资源形成了数量与质量的兼顾，专业门类齐全，数字资源与纸质资源的协调建设。如此丰富、多元的文献信息资源促使高校图书馆成为知识的海洋，精华思想的源泉。

2.2.2汇集多学科的人才队伍

高校图书馆培养和吸纳了不少知识广博并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尤其是重点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图书馆。高校本身就是汇集人才的绝佳场所，高校图书馆经常也会接触到各学科的知名专家，可利用这样的优势借助他们力量，邀请或聘请他们担任智库顾问。科学合理地安排这些人才进行智库建设，不仅实现了“人尽其才”，有效地挖掘出他们的思想资源，而且会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2.2.3具有课题调研的成功经验

很多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咨询部门除了日常的检索、文献传递、查新工作外，还开展了定题服务、市场调研、决策分析等服务。更有一些较为大型的图书馆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等还多次参与过国家的很多调研分析课题，能够在成功调研分析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思路，建立更加完善的情报分析调研机制，采用各种分析方法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为学校发展、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各项决策提供详细、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

2.2高校图书馆引入智库的必要性

2.2.1协助相关机构做好决策咨询

高校图书馆智库的影响对象一是本身及它校，另一个是社会及大众。从影响方式上看，对于高校自身及它校，图书馆构建的智库可以通过参与院系专家申报的各种课题、研究项目，参与到其特定的决策小组中，还可以将图书馆作为交流场地定期为院系单位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及交流活动，进而对课题项目进展产生影响，提供智力支持，成为他们的科研、决策助手。而对于社会及大众，图书馆智库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定期出版发行各种出版物、调研报告，更可以多举办各种形式的面向大众的会议、讲座、研究班，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不断强化专业化程度。

2.2.2树立品牌影响力

影响力是时代某因素或诸因素决定人们意识改变大小的力度。品牌影响力是核心影响力和外延影响力的综合反映，是影响力在更高层次上的提升和最集中体现。高校图书馆全面开展信息分析服务，建设智库后，将有效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更进一步改变自身在人们心目中的原有地位，有效构建高校图书馆智库品牌，形成优质服务——扩大影响力——吸引专家队伍——提供咨询决策的良性循环，形成图书馆品牌影响力。

3.1迎合特定用户，开展专题服务

智库服务主要是提供专一性、应用性、前瞻性的咨询服务，信息环境下高校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图书馆参与信息竞争的策略不是“大而全”而是“少而精”。在新形势下，图书馆要转变观念，要从细小处着眼，做好信息提供的精细化与针对性。因此，需要调查、分析、研究市场和读者，从本馆的馆藏实际和馆员的知识结构、能力出发，寻找图书馆与用户的切入点、突破口，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

3.2建立用户档案，提供精准服务

用户档案是指能客观求实地反映高校图书馆用户的内外特征、基本情况及其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产生的与用户行为有关的信息。如用户资源利用信息、用户咨询信息，用户需求信息，用户个性相关信息，阅读倾向，个体的兴趣、爱好、习惯，研究方向及用户的成份。由于信息需求具有动态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因此，用户档案数据库要具备动态跟踪功能，随时记录用户的变化，并及时进行自动添加、修改、补充，以保持用户档案的完备、正确和系统，解决了从大众到窄众,引领精准服务。

建立用户档案需要长期的资料收集与整理。美国许多智库历史悠久，它们曾经关注、搜集与分析过的历史事件浩如烟海，这些经过整理与归档的'材料里含有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一手材料。这些日积月累而成的财富能够帮助智库的研究人员发现一般人难以察觉的知识，细化与升级了服务。

3.3树立增值服务，形成品牌效应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受众主要为教师和学生，而这两方的信息需求欲都较为强烈，且信息需求的质量要求高。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信息化社会的日臻发展，情报信息量也越来越庞大，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反而会造成用户利用困惑，这种情况客观要求高校图书馆在实际工作中要改变服务提供模式，增强增值意识，开展信息增值服务。

信息资源的增值，主要指的是通过对原始信息资源的开发，生产出具有附加值的知识，从而使其自身各种价值得到增长的过程。鉴于信息用户的需求特征高校图书馆需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拓宽原有开发利用途径，更有针对性、深层次地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加工和整理，挖掘，经过深层加工重组的知识内容与传递给利用者高质量的服务，通过信息用户的利用行为实现文献资源价值的相对增长。

3.4选取竞合模式，保障持续服务

数字资源与纸质资源是馆藏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源建设过程中会与传统文献出版发行机构、电子文献数据库出版机构等资源供应商，还会与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射频防盗系统、海量存储系统等软硬件技术提供商以及文献采购、编目等服务提供商打交道，他们为图书馆资源、技术或者服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因此有效地与这些供应商建立竞合关系，结成联盟，可以扩大合作双方共同利益，缩短交货时间，提高资源质量，降低采购成本，获得双赢或多赢。

智库合作机制智库发展规划篇三

思想库（think tank），又称智库（brain tank）、“思想工厂”（think factory）、“外脑”（outside brain）、“智囊团”（brain trust）、“咨询公司”（consultant cooperation）或“情报研究中心”（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等等。不管采取何种名称，智库泛指储备知识和提供思想的“仓库”，它是美国政治中一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力量。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被称为智库的机构增长了几乎三倍，大量效力于思想库的政策研究人员成为美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它们有的成为国会听证会的座上宾，有的则成为在新闻媒体上滔滔不绝的评论员，还会经常以思想库的名义发布数不清的所谓“政策简报”，有的甚至直接上书到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案头。总之，思想库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的各个领域，对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具有非常显赫的影响力，被美国媒体称为“第五种权力”。

一是智库性质倡议化趋势。传统上，智库都在极力塑造政治上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十分看重智库本身的学术性、知识性和思想性，不卷入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更不愿把自己和某一政党捆绑在一起。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都强调给政府提供客观中立的政治和政策建议，布鲁金斯学会甚至将自己定位为“没有学生的大学”。然而，当下美国智库都在向着倡议化的方向发展，大量鼓吹性智库纷纷产生，成为最具活力的智库。比如传统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进步中心等。这些智库极力塑造自己的政治化偏向，极力向政治和政策显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好，把智库存在的理由定位为为某一政党、政治力量提供政策服务。

二是智库结构扁平化趋势。以往的智库更强调等级化的结构规划，比如布鲁金斯学会，采取工业化的一般管理和等级化的研究资源配置。在研究人员数量上追求规模优势，比照大学和学院的模式建设智库。因此，传统智库往往规模庞大，冗员复杂，管理成本较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智库结构向着扁平化发展，大量小而精的智库产生，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进步中心、美国新世纪计划等，此类智库都强调要减少专职研究人员人数，大量吸纳兼职研究员，加强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大量招收实习生和访问学者，以提高效率，减少成本。这一改革与企业的委托合同和分流相关职能部门的改革是一致的。结果，美国智库越来越呈现扁平化趋势，参与智库研发和推广的人员在增多，而真正隶属于智库专职政策研究人员在减少，智库参与政治和政策更加灵活。

三是智库机制项目化趋势。以往的智库建设带有传统学科建设的思路，智库对政治和政策事务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的特点，几乎要对一个国家政治和政策关注的所有问题都进行研究。比如兰德公司，研究内容涵盖了经济、科技、军事、安全、政治、社会、环境等众多领域，此种全覆盖的无所不包式研究使得智库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隐形政府”，陷入了事无巨细的泥潭，结果反而制约了智库服务政治和政策的优势。近年来，智库政治和政策机制更加强调项目化，按照政治和政策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进行项目设置，根据项目临时招聘研究人员或者招聘访问学者，组建由少数课题负责人领衔，各学科、各领域参与的研发团队，通过活动驱动研究，在提出新理念的同时，注重社会影响力和媒体曝光率，进而增强智库服务政治和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等，都强调以项目驱动政策专家，根据政策要求确定项目，按照项目进行资源投放。

四是智库发展网络化趋势。传统上，智库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就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彼此固守营盘，运转高度独立，争夺向政府建言献策的机会，甚至有的智库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委托合同和业务，不惜抢占其他智库的资源，对某些部门实施垄断，在人脉关系、政党派别、机构偏好等方面，展开恶性竞争。近年来，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垄断政府部门已经不可能，智库之间开始发展战略性合作关系，共享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机会，特别是很多智库相对集中于首都地区，各种政策对话十分频繁，往往相互开放资源，创造互利双赢的机制，智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也在不断加强。智库的网络化发展不仅限于国内，还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拓展，很多美国智库开始在海外设立办事处，比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竞相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合作研发中心，开展跨国联合研发，成为智库新的发展战略。

五是智库二轨化趋势。在早期的西方智库中，锁定政治和政策事务，以处理对外关系为根本任务的智库当属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是对美国政府最有影响力的无明显党派倾向的思想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早期活动也更多作为政府的外脑，不愿意替代政府开展政治和政策工作，智库参与政治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政治和政策是同轨的。近年来，美国智库政治和政策二轨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国家政治和政策事务中，政府十分重视吸收思想库和学术界的资深专家参与政治和政策谈判和对话，他们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协助开展工作。最初，美国和平研究所是 “由国会授权并资助的一个独立、非党派的联邦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压力，但是能够对政府部门、国会以及其他部门提供研究、分析和信息方面的帮助”。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和平研究所并不是它所标榜的那么“独立”，它更像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研究室”，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随着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发展和壮大，越来越发展成为独立的运行机构。另外，许多智库还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同行的“第二轨道外交”。比如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就先后发起了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学者对话项目，与来自中国学术界和思想库的专家对话，就当前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势交流看法，增进理解，扮演两国官方政治和政策的“第二轨道”角色，多次在纽约召开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三边的圆桌会议，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六是智库服务个性化趋势。智库在参与政治和政策的同时，政策服务功能越来越专业化和个性化，扮演着政治和政策信息的“处理器”、政治和政策理念的“实验室”、政治和政策官员的“训练场”、公众教育的“布道所”、国家政治和政策的“第二轨”等诸多角色，很多专业化和带有很高技术含量的新方式、新方法层出不穷。比如加州大学全球合作与冲突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举行了一系列由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学者参加的就军控与地区安全合作、水资源、环境难民和经济发展等政策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开始运用一些专业化的手段服务政治和政策。

参与政治和政策的比较研究

美国智库在参与政治和政策上并非完全一致，在机构性质、角色定位、参与机制、方法技术和绩效表现等方面，也均具有各自的特点。相比较而言，有的智库更具独立性，遵循市场化的运行机制，更强调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更注重实证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力上更具持续性和实战性。有的智库更具个人或者政党依赖性，更多遵循社会关系的运行机制，更强调对领导人和政党政治及政策的阐释和佐证，更强调提供新理念和新思维，在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力上时断时续。当然，尽管不同智库存在许多差异，但从根本上都是政治和政策系统的“智囊团”，更多作为“影子政府”影响美国政治和政策，具有显赫的影响力。

比较之一：机构性质

在美国，智库一般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甚至大学）之外、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非赢利性学术机构，隶属政府的研究机构和大学院系是被排除在智库范畴之外，它们在性质上属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外的所谓“第三部门”，在法律上属于独立社团法人，在功能上是社会公共议题的“知识掮客”或者“大脑”，专门为包括企业、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提供思路、对策和建议。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也存在着诸多差异点。有的智库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比如传统基金会、美国进步中心等，都具有明显的政党偏好和意识形态色彩。有的智库更强调政治中立，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始终强调开展客观中立的研究，以科学精神处理政治和政策研究。有的智库强调社会影响力，比如美国新世纪计划，不仅强调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影响，更强调对美国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有的智库偏重知识和思想研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中心，特别强调制定指导战略和政策规划的思想。有的智库强调战略和对策研究，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传统基金会等，非常强调政策规划和设计，其主要目标就是对政府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比较之二：角色定位

作为一个影响各国政治和政策决策者的群体，智库与智库之间跨国交往本身也开辟了政治和政策的一条重要管道，这一管道往往被学者称之为“第二轨道”政治和政策。当然，在具体政治和政策参与过程中，不同智库在角色定位上也存在差异。有的智库将自身定位为“批评者”的角色，永远对政府政治和政策行为持批判立场，参与政治和政策采取外部施压的模式，比如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公共政策研究等环保类、人权类、反战类思想库更多采取外部施压的行动模式，永远作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相形之下，有的智库则将自身定位为“建言者”和“谋士”的角色，帮助政府出谋划策。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始终以服务政府政治和政策作为自己的宗旨。此外，有的智库仅仅强调自己是“政策专家”，而有的智库除此之外还强调自身也是“政治和政策专家”。

比较之三：参与机制

美国智库参与机制均具有法律和制度支撑，按照法律精神运行，具有较高的公信度。即便是规模较小的“迷你”智库，也特别强调制度驱动。比如在人员选拔与管理、财务管理、项目管理、出版物管理、营销推广等方面，都具有明确的制度规范，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彼此分工明确、业务区分细致。

在参与机制上，不同的智库也各有其战略路线。有的智库强调“内部战略”（insider strategy），通过与政党和政治家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参与政治和政策。比如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布鲁金斯学会，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该学会人员充任要职，故又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它是卡特总统的智囊机构。

有的智库则强调通过“外部战略”（outsider strategy），通过鼓动舆论、选民和利益集团等外在力量向政府施压而参与政治和政策。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还使用意见杂志、期刊、通讯和书籍向其目标客户推广思想。例如，传统基金会出版的《政策评论》，内容主要由知名保守主义者针对当前政策问题撰写的短文组成。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学会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美国企业》，哈德森研究所的《美国观点》都是类似的杂志。传统基金会差不多是对媒体投入时间、资源最多的智库。

比较之四：方法技术

美国智库在参与政治和政策的方法与技术上均鼓励重数据、重实证、重定量的科学方法，推进智库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建设。尽可能淡化学术研究色彩，鼓励政策辩论和战略争论，在争论中检验政策观点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有的智库强调走政策倡议路线，向智库提供新理念、新日程、新政策，通过提交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和“政策简报”等方式，向政府表达政治和政策主张，至于政府是否采纳，则不予考虑。有的智库强调走人际关系路线，不注重影响政府领导人的思想，更强调影响领导人本身，借助“旋转门”向政府提供人才，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建立政策社群。

比较之五：绩效评估

美国智库在参与政治和政策的绩效上都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为用”的效果，不仅有力地服务了政府政治和政策，也大大拓展了公共政治和政策的新空间。 有的智库在政策影响方面比较突出，很多能够很快转化为政府政策，对舆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引导效应。有的智库的政策影响并不直接，但在政治思潮、意识形态的长期效应比较突出。 就智库自身绩效来看，越来越多的智库开始注重私有化、小型化、网络化和资源共享，大规模智库的竞争力开始受到挑战。

中国智库参与

政治和政策的借鉴

虽然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情不同，政治体制各异，文化传统不一，在智库参与政治和政策的形式与机制上不一定完全模仿西方智库参与政治和政策的模式，但是西方智库的一些成功经验对中国智库参与政治和政策还是具有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借鉴之一：保持智库相对独立

欧美智库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独立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尽管西方也有偏向某一党派的智库，但此类智库基本上只有当该政党执政时才可能有影响，而且即便该政党执政也不见得就一定更青睐此类智库的政策建议。

中国智库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上一点也不比西方差，但真正的民间智库很少，且大多不成气候。有研究表明，规模并不是决定智库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中小型智库和民间智库比官方智库更有活力。官方智库缺乏活力的关键在于不能独立。

改善中国智库的首要之举在于推进官方智库“科学办智库”的战略，大力加强智库与政治和政策系统的互动，大力发展民间专业智库。作为政策部门，要尽可能开放政策研究空间，鼓励创新性研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事实上，如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相同的观点，反而可能会令政府闭目塞听而害了政府，智库更多表达与政府不同的声音，才能提醒政府重视可能的另外思路，刺激政府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

借鉴之二：鼓励政策研究和智库之间的交流

美国智库创造了“政治旋转门” 、“战略辩论” 、“舆论操作” 、“委托-代理”等机制，在人员、信息、资料、身份等方面进行频繁的交流，特别是在中低级智库专家与政治和政策官员交流的基础上，加强中高级政治和政策官员和智库专家的交流，让智库政策专家增加政策实践经验，让政府官员增加政策研究背景，此种战略互动使得智库不说政治和政策事务的外行话，大大增强了智库政策产品的实战能力。

相比西方智库，中国智库呈现“两极化趋势”：一个极端是有的中国智库流于领导人论断的阐释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是已有政治和政策的注脚，或者提出一些不着要害的措施；另一个极端是没有充分考虑政治和政策可行性，完全从概念、理论和逻辑推理出发，提供了一些大而空的泛泛之谈，缺乏实战性。总体上，中国不缺乏经院性的纯理论研究，也不缺乏实践性的对策研究，最缺乏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要想弥合中国智库政策研究的两极鸿沟，最根本的出路在于促进学界和政界的交流，彼此取长补短，促进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的紧密结合。比如鼓励官员到智库担任客座研究员、鼓励智库专家到驻外使领馆挂职锻炼、鼓励学界和政界的对话和讨论等，通过机制化的交流对话刺激实践性知识的增长。

借鉴之三：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

智库小型化和专业化是美国智库参与政治的一个趋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大量倡议型智库往往都明确宣布自己的自由或保守倾向，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必须从“全能主义智库”迷雾中走出来，鼓励“小而精”的专业型智库。

建设“小而精”智库，需要从五个方面努力：一是精准定位。智库要克服贪大求全、泛泛而论的误区，在创特色、创品牌、创声誉上做足文章。政策部门要尽可能向智库定期发布政策议题，鼓励智库做小问题，做一线调研，提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比如在南海问题上，要鼓励专门的南海研究机构，瞄准政策部门急需的政策咨询要求，将问题研究向细化方向研究转变。二是科学方法。鼓励智库尽可能运用科学定量研究方法，重情报、重实证、重数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到有理论、有比较、有案例、有数据、有经验支撑，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三是项目管理。“小而精”智库不追求人多势众，更强调精确制导，鼓励智库围绕某一政治和政策议题，联合国内外专家学者，以项目为驱动，以论坛为平台，实施网络化管理，及时捕捉智库舆情变化，提出有时效性的政策建议。四是团队运作。“小而精”智库不重视机构管理，重视团队运作，鼓励智库构建政策团队，扩大智库、学界、政界、媒体和商界的人员交流，将各方面的资源和信息整合起来，形成重点突破的发展格局。五是舆论先行。“小而精”智库需特别重视舆论引导，对国际舆论中的议题要积极参与辩论，配合相应的会议和活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国际话语权。

借鉴之四：支持智库的基础建设

建立发达的信息收集系统。努力做到信息收集、加工、传递、储存、输出、反馈等诸环节密切联结的“一条龙”，多渠道收集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今后要在官方信息收集系统基础上，积极开发民间信息收集体系，积极推动民意调查机构、数据统计机构、网络信息共享系统的建设，利用现代高科技，搭建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网络平台，建立政治和政策决策信息的“高速公路”，提高信息流转的速度和效率。

建立高科技含量的决策支持系统（dss-decision support system）。积极推进中国政治和政策决策的智能化，已经成为时不我待的重要举措。充分利用信息时代带来的机遇和便利，中国的决策部门应该协力合作，对落后的决策方法从技术上进行必要的革新，建立中国决策数据库、决策模块数据库、政治和政策危机预警系统、创办中国政治和政策决策实验室等支持系统，不断提高中国政治和政策决策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

支持基金会、民调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外围组织建设。智库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民意数据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相互配合。政策部门可尝试探索建立政治和政策部领导下的一系列外围组织，作为政治和政策部门向智库延伸的重要支持资源。

借鉴之五：完善智库政治和政策的制度性渠道

中国智库不仅在法律体系上尚不完善，广大智库都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大多隶属于某一党政军机构，或者从属于某一行政主管单位，难以做出独立的决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智库起步较晚，缺乏经验，智库运作更多采取项目化管理，过于依赖某一知名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运作中更多依靠项目负责人的人格力量，而非制度性力量，长期存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问题。因此，提升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还需要转变“个人驱动”下的项目运作，走向“制度驱动”的机制化运作，这是打造百年智库和千年智库的根本所在。

从制度建设来看，智库参加政治和政策，无非是“一进一出”。进，就是智库向政府进思想，进政策咨询，包括向地方领导人，他们也借助各地的大学，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但还是要加强。出，就是部委要委托智库开展各类政策调研，政府咨询会开的不少，但是委托研究还是不够。我们要从智库吸收建议还是要加强，委托课题的力度还应加大。

总之，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晚，与西方国家的智库不同，中国政治和政策智库绝大多数隶属于政府部门的专门研究机构和隶属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智囊”和“顾问”。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研究机构与行政机构一样，都是从事党和政府分派的革命工作，区别仅仅是在决策系统中的分工不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治和政策事务越来越复杂，“多谋”和“善断”相对独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越来越成为政治和政策实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很快，很多参与政治和政策的智库也不再仅仅是隶属于政府机构的政策研究机构，而且隶属于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乃至其他民间机构的政治和政策智库大量产生，并在政治和政策事务中日益活跃。如何借鉴西方经验，充分调动中国智库参与和服务政治和政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中国政治和政策能力，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和政策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郑东超）

智库合作机制智库发展规划篇四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金砖国家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金砖国家经济的强势崛起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金砖国家合作逐渐机制化，它必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了金砖国家机制的特点和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对印度支持金砖国家机制的缘由进行了阐述，最后分析了金砖国家机制对中印关系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金砖国家印度中印关系

“金砖四国(bric)”的概念首先由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2001年的报告《建设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四国》中提出，用以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此概念的提出象征着全球经济权力正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吉姆·奥尼尔最初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提出了这个概念，而没有对其进行政治角度的考量。他更不会想到报告中的这一术语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现实的国际合作平台，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重要力量。

高盛公司预测，由于金砖四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50年其经济总量的总和将会使现在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总和相形见绌。这四个国家的领土面积总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40％。高盛公司认为四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到2050年均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预计到2050年中国gdp将达到44.5万亿美元，印度的gdp将是28万亿美元，美国gdp为35.4万亿美元，中印两国的gdp将是美国gdp的125％和80％，205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则是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居第二位。经济力量的强大是政治力量强大的序曲，在2050年之前，金砖国家将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2011年4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中国三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罗塞夫和南非总统祖马共同参加了这次领导人会晤。从2009年第一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开始，金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每次会晤都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特别是2011年南非首次成为会议的正式成员，使得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成为新兴国家组成的国际机制的典型代表。由于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领导人会谈的成果将不仅仅惠及这五个国家，还将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金砖国家机制的特点

金砖国家机制并不是与其他国际组织相竞争的合作机制，而是公开、透明和包容性的机制，是在共同一致原则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金砖国家机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合作机制。

一般来说，任何国际机制都是建立在某些共识的基础之上，或者是宗教性联系或者是地区性联系，或是某些共同的动机导致这些国家形成一个集团、论坛或者组织。世界上大部分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础是各国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性，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合性是建立国际组织的重要特征。如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是一个以宗教背景建立的国际组织，它建立的目的是寻求伊斯兰国家的联合，在全球化时代保护穆斯林的文化和利益，致力于提高全球穆斯林的地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协调和统一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的政策、保证国际石油市场稳定、为石油消费者提供高效、经济、稳定的石油供应，为石油生产者提供合理的收入，为石油投资人提供合理回报的国际组织，宗教因素和地缘因素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盟和南盟从组织机构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于地缘相近而建立的地区性组织。

相比之下，金砖国家则是全新的合作机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地理上相隔十分遥远，五个国家分布在世界上四个大洲：巴西属于拉丁美洲，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印度和中国属于亚洲，南非则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它们没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政治体制不同。各国的人口分布也有巨大差异，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高密度国家，而俄罗斯和南非人口密度较低。金砖国家在资源与能源的分布上也相当不均衡，中印由于国内经济发展对石油等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则是资源储备大国。尽管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如此巨大，金砖国家还是基于共同的国际诉求、各国之间的经济需要等因素走到了一起。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三亚召开的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更具有典型意义。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对金砖国家机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首先，金砖国家首次吸收南非加入，“bric”转变为“brics”。南非拥有5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等收入群体拥有巨大潜力。其次，论坛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和凝聚力来表达五国在全球经济与政治问题上向前看的态度。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砖国家走向了前台，使金砖国家在国际问题上持相似的立场。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合作、气候变化议题上，金砖国家合作的效果非常明显。此外，三亚宣言还发出一个重要声音，即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金砖国家。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金砖国家在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刺激全球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调整的今天，金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与要求，希望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国际新秩序建立的垄断。

自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堡举行首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以来，金砖国家的合作已经有了很大提升，金砖国家共同致力于建立公平、民主、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现在金砖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信任和实际行动来相互协调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只有金砖国家统一立场，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西方国家对金砖国家机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