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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先生祠堂记》篇一
原文：
赠司徒鲁郡颜公，讳真卿，事唐为太子太师，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初，公以忤杨国忠斥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为之备。禄山既举兵，公与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后，贼之不能直窥潼关，以公与杲卿挠其势也。在肃宗时，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为御史唐所构，连辄斥。李辅国迁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请问起居，又辄斥。代宗时，与元载争论是非，载欲有所壅蔽，公极论之，又辄斥。杨彦、卢杞既相德宗，益恶公所为，连斥之，犹不满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惭其言，后卒缢公以死。是时公年七十有七矣。
天宝之际，久不见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动，公独以区区平原，遂折其锋。四方闻之，争奋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为之倡也。当公之开土门，同日归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余万。由此观之，苟顺且诚，天下从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继续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盗继起，天子辄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观望。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故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
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顾回隐，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恶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杀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欤?
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过予之家而告之曰：“愿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至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之者欤!今州县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复议。二君独能追公之节，尊而祠之，以风示当世，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谓有志者也。
(选自《唐宋八大家文选》，有删改)
译文：
被追赠为司徒的鲁郡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为太子太师，和他的堂兄杲卿，都为保持崇高的节气而死。直到今天，即使是平民百姓也都知道颜公的忠烈。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计安禄山必反，为这事做了准备。安禄山叛乱后，他和常山太守颜杲卿攻打贼军的后方，贼军之所以不能长驱直入潼关，就是因为颜公与杲卿阻挡了他们的势头。肃宗再位时，颜公屡次直谏，宰相不高兴，颜公被贬离开朝廷。颜公又被御史唐旻陷害，一连几次遭到贬斥。李辅国逼太上皇迁往西宫居住，颜公首先带领百官请安问候起居，又当即遭到贬斥。唐代宗时，颜公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蒙蔽皇帝，颜公上书竭力陈说自己的主张，又当即遭到贬斥。杨炎、卢杞相继在德宗时担任宰相，更加讨厌颜公的所作所为，接连贬斥他，还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后，卢杞就派颜公到李希烈那里去招抚，李希烈开始还因颜公的言论而感到惭愧，最后还是将颜公缢杀了。这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了。
天宝年间，多年没有战争了，天下太平。安禄山谋反后，天下人无不感到震惊。唯独颜公以小小的平原郡，挫败了敌军的攻势。四面八方听到这个消息，争先恐后地奋起响应。唐朝最终能够振兴，就是颜公在为之倡导啊。当颜公大开土门要塞时，当天归附他的就有十七个郡，军队有二十多万人。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并有诚心，天下人都会服从他。从此以后一直到颜公死去，将近三十年，小人连续执政，天下日趋混乱，大盗接连不断地起来谋反，天子常常外出避难。唐朝在朝中的大臣，大多畏缩观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一件事得罪当世权臣从而丢官却不后悔的人，是很少的。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当世权臣，因而丢官却不后悔的人，几乎是没有的。至于刚起来又跌倒有七八次之多，终至丧命却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混杂道教、佛教的说法，不是都合于儒家的伦理，至于他奋起自立，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大概是由于天性如此吧。所以，仅从颜公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死，并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大势已去，在道义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只有中等才德的人也会努力做到这样，何况像颜公这样自信的人呢!颜公多次触犯大奸臣，遭贬受害七八次，而始终丝毫不顾虑自己的死生祸福，不是笃信大道的人是不能如此的，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
世间安定与混乱不同，而读书人的为官与去职选择也有差异。比如伯夷的清廉避世，伊尹的以天下为己任，孔子在时局动荡中的奔波，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原则。已经把自己与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相比，却还要瞻前顾后、回避隐藏，以讨好世俗，难道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那些鄙陋浅薄的人，认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侍奉君主，而赞扬那些杀身成仁的人。像是颜公(这样的人)，不正是孔子所称道的仁者吗?
宋仁宗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抚州知州聂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苏州林慥，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为颜公曾在此地任职，于是就在抚州建立祠堂纪念他。祠堂建成后，两人来拜访我，并对我说：“希望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我认为颜公的赫赫业绩不可尽说，本来就不在于祠堂的有无，但人们对颜公的向往之情难以表达，如果没有祠堂就不能尽情地表达他们的仰慕之情了。光听到他的忠烈事迹就足以让人感动，更何况到他的祠堂拜祭，亲身感受他的熏陶呢?现在州县的政事，凡不属于法令规定的，世人一般就不再提及了。唯独聂、林二人能追念颜公的大节，尊敬他，建祠纪念他，用以感化当世之人，做法令无法涉及的事，这真可以称得上有崇高志向的人。
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严先生祠堂记》篇二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原文及翻译范仲淹
原文：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④，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⑤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⑥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节选)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严先生祠堂记》篇三
by 院长
严光先生，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老朋友，两个人年轻时因为共同的志趣而相互尊重，关系很好。
到光武帝刘秀登上皇帝宝座后，全天下都是他的臣民，放眼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的地位呢？可严光先生，却因崇高的节操，推高了光武帝刘秀的历史地位。东汉建立后，先生与皇帝刘秀同床而卧，引得天象异动；然后，他归隐江南，不求闻达，真有圣人清静自然的境界。先生视官爵、禄位如泥土，还有谁能比他的节操更高洁呢？可光武皇帝，却降低自己的身份、依礼数对待先生，从而让先生的地位更加尊崇。《易经》里《蛊》卦的“上九”爻说：大家都在入世用事，唯独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的德行，正应了这句话。
《易经》里《屯》卦的“初九”爻说：运势正隆、地位愈加尊崇，却可以“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帝的礼贤下士，正应了这句话。
可以说，先生的节操，高出日月之上；而光武帝的雅量，则能包举天地之外。没有先生，便无人彰显光武帝的的雅量；没有光武帝，也无人来彰显先生的高节！先生的德行，与光武帝的雅量，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怯懦的人变得发奋自立，这真是对名教大有功劳的事啊！
仲淹到此担任睦州（即严州）的地方长官，才建造祠堂祭祀先生，又免除了四家严氏子弟的赋税，让他们专门负责祭祀先生的事。做完这些事，我又写了一首诗歌：
《严先生祠堂记》篇四
苏轼《庄子祠堂记》原文及翻译苏轼
原文：
①庄子，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未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为记。
②谨按《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此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
③然余尝疑《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意，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于世俗，非庄子本意。
④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
译文：
庄子是蒙人，曾经作过蒙地的漆园吏。死了己一千多年了，而蒙地从未有过祭祀他的人。如今当地的县令秘书丞王兢开始为他立祠堂，求我为文作记。
根据《史记》的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个时期的，他的学问见识无所不到，但最根本的大旨归结于老子的学说。所以他著书十万余字，大多都是寓言。他写《渔父》《盗跖》《胠箧》等文，来诋毁孔门弟子，阐发老子的学说，这种看法只是对庄子粗浅的看法。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帮助孔子的人，只是不能效法他罢了。楚国有一个公子，穿着普通的衣服逃亡，守城的士兵为难他。公子的仆人举着鞭子骂道：“你这个家伙真没用。”守城的士兵才放他们出去。办事本有倒行逆施的情況。说仆人不爱公子是不对的;但把他当作侍奉公子的法则，也不行。所以庄子的言论都是实际上赞同，而文字上不赞同;表面上排挤，而暗地里帮助;正面的言论很少。至于诋毀孔子，也未尝不略带此意。在评论天下道术的时候，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等人，以至于说到了自己，认为都是一家，而没有说到孔子，这说明对孔子尊重到极点。
但我常疑心《盗跖》《渔父》两篇，好像真的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两篇皆浅陋而不合乎道。反复阅读，知道它们合于《寓言》一文结尾的意思：“阳子居向西到秦国游学，遇到老子。老子说：‘你是那样高傲、目中无人，谁会同你相处。最洁白的好像有污点，有高尚道德的人，往往好像不足的样子。’阳子居听了之后愧然变色。当初阳子居来的时候，旅舍的人都迎接他，主人为他安排坐席，女主人为他拿毛巾梳子，先坐的人让出位子，烧饭的人都不敢当灶。等到回去的时候，旅舍的人都和他争席位了。”(下面如果)去掉《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让《寓言》结尾)直接与《列御寇》的首段相接：“列御寇到齐国去，半道就回来了。说：‘我感到惊骇，我曾到十家卖浆店饮食，而有五家先白白赠送我浆水。’”我读完之后才领悟到，于是不由地笑着说：“这本是一章啊。”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蒙味无知的人就将它强行割裂开来，以便插入自己的作品(言论)中去。对此我不能不辩驳清楚。凡是把《庄子》一书分开章节、加上名称的都出于世俗之手，并非是庄子的本意。
元丰元年十ー月十九日。
苏轼《庄子祠堂记》
《严先生祠堂记》篇五
北宋•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
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
又从而歌曰：
《严先生祠堂记》篇六
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原文及翻译范仲淹
原文：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尚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京师交游慎于高议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固得免祸。
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
青春何苦多病，岂不以摄生为意耶?门才起立，宗族未受赐。有文学称，亦未为国家所用，岂肯循常人之情，轻其身丧其志哉!
贤弟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请多著功夫看道书，见寿而康者，问其所以，则有所得矣。
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人好事，以光祖宗。
译文：
我穷的时候，和你母亲赡养我母亲，你母亲亲自烧火做饭，而我亲自预先代尝咸淡，从来不曾充裕过。现在有了丰厚的俸禄，想用它赡养母亲，母亲已经不在了。你母亲已经早早去世了，我最遗憾的是，不得不让你们享受富贵之乐。
吴中亲族很多，和我固然有的血缘关系亲近有的疏远。然而以祖宗的角度来看，就都是祖宗的子孙，当然没有亲疏之分。既然在祖宗看来无所谓亲疏，那忍饥受冻的我怎么能不去救助?从祖先到现在积德一百多年，而实现在我的身上，得以做了大官，如果独享富贵而不体恤宗族，将来死去了怎么去地下面对祖先，今天有何面目到家庙里去呢?
在京师与人交游，不要高谈阔论别人的是非短长，因为你不是谏诤之官，不在负责进言的位置。姑且去温习文字，清洁自己的心灵和行为，以求自立自强。一辈子的评价，应当从大节中显示出来，不必私下谈论是非曲直，以免因求取小名而招至大辱。
少来往于京师，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应想到可能存在忧患。我多次经历风波，就是善于在困穷时忍耐，因此得以免除祸患。将要参加殿试，
大参就任官职后，必然受到了解和信任。要一心勤学奉公，不要担忧前途。千万不要写信求人推荐提拔，只有充实自己是最好的。将要参加殿试，诚恳地展现我们的思想和文才，应该谦虚诚恳，心存敬畏，这样才符合士人的名望。
青年时期不应陷于多病之苦，怎么能不注意养生健体呢?门户才刚刚立起来，宗族还没有受恩赐;有文学上的声名，也还没被国家任用，怎能按照平常人的情志行事，而放纵自己的身体任自己的志向泯灭呢?
贤弟请放宽心好好修养，虽然清贫，但求身体安康为重。家庭生活贫苦平淡，是士人的正常状态，省去多余的仆人就可以了。请多花时间在读佛道典籍，见到长寿又健康的人，问人家是怎么做的，就会有所收获了。
你做官不可办欺骗之事，要与同事和睦多礼，有事要与同事商量，不要同上司官吏商量，不要纵容乡亲到属下兴贩取利。自己一定要做清心之官，切不可营取私利。你看老叔我一向如何，曾经谋求过私利吗?一家有好事，家家都有好事，来光宗耀祖。
范仲淹《告诸子及弟侄》
《严先生祠堂记》篇七
沈德潜《范文正共祠堂记》原文及翻译沈德潜
原文：
人当穷时，必有固穷之节与兼善者天下之志，而不以富贵贫贱、荣辱得丧一毫蒂芥于心。夫然后可以处，可以出，可以历颠跌顿踣之境，而建不世之大功。即至没世以后，俎豆尸祝于名山，而其名不敝于天壤。无他，所守者坚，所操者有本也。
范文正公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观其之南都，入学舍，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扫室诵读，隐然抱“一夫不获时予之辜”之志。故其出也，自秘阁校理以迄参知政事，总离不于先忧后乐，尧舜君民之素心，凡他人之所重，远莫胜者，皆公所取诸其怀者也。窃尝综其生平之遭际计之，无往而非足以催挫其志，而挠败其功者。伏阁争郭后之废，坐贬斥;触吕夷简怒，高若讷辈僭毁之，再贬斥;以祸福顺逆之故擅复元昊书，辄贬斥。即至罢政府，为陕西四路安抚时，言者以危言中公，而有司奏罢公前所施行之事。究其设施，未尽公之大用矣。然历台谏，则功在极言;任州郡，则功在抚辑;镇边境，则能寒西人之胆;官枢密，参大政，则能课实效，减任子，兴学校，以革弊于久安，而兴起德行之士。迄今奏议勋业，彪炳史书，虽山林妇竖，无不知文正公之忠义者。惟其立志于困厄之时，经百变而未尝少为屈抑也。
昔诸葛忠武淡泊宁静，自定其志于畎亩之中，卒能跨有荆、益，业分鼎足，危难受托，不惧不疑，为三代以后之王佐。若文正公者，其忠武之流亚与?且讲明正学，延安定胡先生为教授，而以《中庸》授横梁张子。其于理学，能开先矣。宜百世以下，奉祀日隆。而圣祖仁皇帝命从祀庙廷，位列欧阳子之右，凡以见功业之所从出也。呜呼!隐居求志，斯能行义达道;士之身处草茅而以天下国家为量者，尚以文正公为师法哉。
公本吴人，又尝出典乡郡，有功于吴。故祠堂在吴县天平山之阳，依公祖墓也。壬子夏五，议修故祠，桐城张公命作文正公祠堂碑记，因特揭其大节之不朽者著于石。
(选自《归愚文钞》卷八)
译文：
人在困窘时，一定要有安于困窘的气节和兼善天下的志向，不能因为一丝一毫的富贵贫贱、荣辱得失而内心郁结。这样以后，可以凭此退隐、出仕，经历困顿坎坷的处境后，建立非凡的功业。即使到了他去世以后，(后人)在名山之中祭祀他，他的名声在天地之间也不会凋敞。没有其他的原因，只是他奉行的原则坚定，操持的品行有根本罢了。
范文正公还是一介书生的时候，就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看他到南都(商丘)，进入学校，生活起居和饮食的条件，别人不能忍受，但他打扫房间读书，秉持着“一个人处境不利就是我的罪过”的志向。所以当他出仕后，从秘阁校理一直做到参知政事，没有违背“先忧后乐”的原则。致君尧舜、治理百姓的初心，只要是别人所推崇的，远远比不上的，都是他的胸怀抱负。我曾经私下里梳理他一生经历加以考量，发现处处节节都是足以摧折他的志向挫败他的事业的遭遇。趴伏在殿阁下，为郭后的废黜而争辩，获罪被贬谪;触犯吕夷简的怒火，高若讷之类的人诽谤他，又一次被贬谪;因为祸福顺逆的缘故擅自回复李元昊的书信，就又被贬斥。等到从_中罢免(指庆历新政失败)，任职陕西四路安抚时，言官因为他正直的言行而诋毁他，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也上奏停止施行他之前所实施的政策(指庆历新政)，考察朝廷的设置安排，并没有充分发挥范文正公的大用啊。但是，担任台谏之官，他就充分表达自己的政见:担任州郡之官，他就安抚和睦百姓;镇守边境，就能使西方之人(指西夏)胆寒;在枢密院任职，参与国家大政，就能督促政治的实效，裁减官员的子弟，兴办学校，来革除在长久安定之中积聚的弊病，重用有德行的士人。到现在，他的奏议和功业，辉耀史书，即使是山林之人、妇人小孩，没有不知道范文正公忠义的。这都是因为他在困顿之时树立志向，经历众多变故却不曾稍徼因此而屈服的缘故啊。
从前诸葛亮淡泊宁静，在田地间定立了自己的志向，最终能够拥有荆州和益州，建立鼎足三分后的功业，在危难之中受刘备的托付，不惶恐不疑虑，成为夏商周三代之后的王佐之才，像文正公这样的，大概也是诸葛亮这类的人吧。并且，(他)讲述辨明正统的学问，邀请胡安定先生(胡瑗)做教授，把《中庸》讲授给张横渠(张载)，他对于理学，能开风气之先啊。难怪在百代以后，祭祀一天天隆重起来。圣祖仁皇帝下命让他陪祀在宗庙之中，位置在欧阳修之上，大概能从此看出功业的传承。哎呀，在隐居中追求远大的志向，这样(为官时)就能够依照大义贯彻自己的主张;处身民间(草野)胸怀天下(把天下国家放在心上)的读书人，希望(他们)能把范文正公作为学习榜样(老师和法则)。
范文正公本来就是吴人，又曾经外任掌管吴地，对吴地有功，所以祠堂在吴县天平山的南边，依靠着他的祖墓。壬子夏五月，乡人商议修葺旧祠堂，桐城张公命我写文正公祠堂碑记，于是特地揭示他不朽的节操彰显于石碑之上。
沈德潜《范文正共祠堂记》
《严先生祠堂记》篇八
范仲淹《清白堂记》原文及翻译范仲淹
原文：
一日，命役徒芟①而辟之，中获废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观其好恶，曰：“嘉泉也”。乃扃②而澄之，三日而后汲视。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渊然丈余，绠③不可竭。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咀轻冰，凛如也;当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其或雨作云蒸醇醇而浑盖山泽通气应于名源矣。又引嘉宾，以建溪、日铸、卧龙、龙门之茗试之，则甘液华滋，悦人襟灵。
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④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⑤其名哉。(节选自范仲淹《清白堂记》)
译文：
有一天，我命令衙役清除杂草开辟成平地，(发现)中间有一口废弃的水井。于是立刻喊来工匠清理出井中的淤泥，观察这口井的好坏，(工匠)说：“是好泉啊。”于是就将进口关闭，使水中杂质沉淀。三天之后取水，看到这泉水清澈而白净，品尝井水，(味道)十分甘甜，水深有一丈多，提水没有穷尽。酷暑的时候饮用，就像是吃白雪一样，品尝着像薄冰一样的泉水，冰冷爽口。在寒冬时节，遇上有太阳的日子，这泉水又如同阳春三月，一片温热。这眼泉水或许是雨水降落、云气蒸腾，上下醇厚，浑然一体，大概是山泽相通，在名源相互呼应吧。我又邀请了嘉宾，用建溪、日铸、卧龙、龙门等地的名茶试这里的泉水，果然甘甜滋润，品尝之后，让人心旷神怡。
我喜爱它的清白和有德义，(它)可以成为官吏们效法的楷模。于是就在这里修建一座厅堂，叫“清白堂”，又在厅堂的旁边修建一座亭子，叫“清白亭”。希望我居住在这座厅堂，登上这座亭子的时候，没有玷污它的名声。
《严先生祠堂记》篇九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初年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357篇诗文► 94条名句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