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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百科 《中原文化》(文学篇将不会讲述?篇一
山西票号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清代到民初活跃在中国金融业近百年，山西票号有多少，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说法：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其田著《山西票庄考略》(以下简称“考略”)，全国票号有60家，其中山西票号52家。
1985年5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盛慕杰主审的，供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近代金融史》(以下简称“近代史”)称：有票号32家，其中平遥、祁县、太谷23家，南邦2家，地址不祥的7家。
1996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由张巩德主编的《山西票号综览》(以下简称“综览”)称：山西票号有43家，南邦票号8家，共51家。
1982年8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文史资料”)第20辑，杨固之等所写《天津钱业史略》一文称：山西票号盛时达34家，外邦票号3家。以上四种刊物所列的票号名称有一部分是共同的，有一大部分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些刊物所列名号都是有出处的，有根据的，如“考略”提出山西票号是根据《支那经济全书》《支那半月刊》《晋商盛衰记》和范椿年的《山西票号之组织和沿革》以及其它出版物和经理们提供开列的。其它也都有各自的根据。
根据四种刊物综合起来，全国共有票号90家，其中山西票号80家，外省票号10家。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在三种以上刊物都有的31家。
其中四种刊物都有的17家，计有：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乾成亨、蔚长厚、合盛元、元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志成信、协成乾、蔚丰厚。
三种刊物上有的14家，计有：宝丰隆、大德通、大德恒、大盛川、世以信、绵生润、大德川、大德玉、聚兴和、聚兴隆。
其中有外省的4家：天顺祥、义善源、阜康、源丰润。
二、在两种以上刊物上有的7家。在“综览”和“近代史”上有的，有：日新中、大德兴、谦吉升、其德昌。在“综览”和“文元史资料”上有的，有：大庆。在“考略”和“近代史”上有的，有：胡通裕。三：只在一种刊物上有的52家。
“考略”25家：有：中兴和、天德隆、裕源涌、恒隆光、公合全、大美玉、福成德、公升庆、长慎涌、永泰发、恒义隆、长顺涌、蔚丰泰、天盛恒、蔚泰永、乾隆长、蔚成亨、新丰厚、永泰庆、长盛川、自成信、百川达、大德祥。南邦的：浚川源、恒济。
“综览”13家：有：云丰泰、松盛长、义盛长、祥和贞、汇源涌、永泰庆、永泰裕、兴泰魁、三和源、大德源、义成谦。南邦：杨源丰、晋益升。
“近代史”8家，有：广泰兴、聚发源、万成和、承光庆、义兴永、隆盛长、万盛长、光泰永。
“文史资料”6家，有：天成厚、志一堂、源利通、同庆丰、蔚丰长、元顺长。
以上所列票号名单，仍可能有不完善，不准确之处。但可以说是至今为止最全面的一个名单，基本可以反映山西和全国票号机构的面目。
中原文化百科 《中原文化》(文学篇将不会讲述?篇二
唐代晋阳多寺庙
被称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的晋阳，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乃全国佛教活动的中心之一。内外远近众多的寺庙伽蓝集中地反映了唐代晋阳的佛教盛况。《旧唐书·裴休传》“太原……近名山，多佛寺”。元好问《威德院功德记》“并州，唐以来图经所载，佛踏庙处示他郡为尤多。”根据现有古籍记载，唐代晋阳的佛寺庙院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前朝所建寺庙。这类寺庙一般规模大，名气高，香火盛。最早的有东汉建安年间建的普光寺，该寺唐初赐名普照寺，唐中宗时避天后武则天讳而改名普光寺。北魏时在阳曲县西三十里虎狼山建有冶平寺，东魏权臣高欢在晋阳城内建的定国寺等都是唐代名刹。北齐时在晋阳城外建的寺庙有：崇福寺，天保二年(551年)高僧永安建，武则天时御史大夫魏元忠曾为其撰写《崇福寺钟铭》。法华寺，在晋阳城西十五里的蒙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年)建，原名开化寺，寺后依山刻佛像，高二百尺(66.66米)。隋仁寿元年(601年)，建造高大佛阁，以庇尊像。李渊镇晋阳，曾到此寺瞻礼。夜梦化佛，遂起兵建唐。童子寺，在晋阳西十里的龙山，天保七年(556年)弘礼禅师建，寺内有石刻造像，高一百七十尺(63.3米)。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曾于显庆六年(661年)来此瞻礼。
二是由官衙名宅改建的寺庙。晋阳多前朝官衙名宅，唐代为了保存这些建筑，将其改为佛寺，供人瞻礼。这类寺庙有，高欢在天龙山的避暑行宫改为天龙寺;并州尚书省改为大基圣寺;王韶宅先改为百官寺，又改为解脱寺;斛律明月宅，唐改为正觉寺;萧(王禹)宅，改为开元寺;宇文述宅，李渊晋阳起兵于此发端，因此改为义兴寺。
三是唐代新建寺庙，主要有奉圣寺，在晋祠南，武德五年(622年)，鄂国公尉迟恭将自己的别墅指出建佛寺，唐高祖李渊赐名“十方奉圣禅寺”。尉迟恭晚年皈依佛门，在此寺栖居。崛(山围)寺，在阳曲县西三十里崛9山围)山上，贞元二年(786年)建，初名三教堂，后改为多佛寺。此外，唐代在晋阳及其附近新建寺庙还有千佛寺、圆通寺、龙泉寺、华塔寺，闲居寺等。
唐代晋阳大佛寺
唐北都晋阳佛教兴盛，寺庙众多，著名的大佛寺便是其中之一。
大佛寺创建于隋文帝开皇年间。有位名叫澄空的和尚，年二十岁，他在晋阳汾水以西建寺后，誓愿要在寺中铸一高七十尺的巨型铁佛。于是澄空四处化缘，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聚集金炭，开炉铸像，不幸佛像没有铸成。澄空稽首忏悔，继续为铸佛不遗余力。又过二十年，已是唐初，二次开炉造佛又遭失败。年过六旬的澄空和尚仍不灰心，矢志不移，决心再次精心准备，誓在有生之年造成佛像。又是二十年艰辛努力，三次开炉造佛，远近僧俗万人，前来观瞻铸佛盛况。澄空登上百尺炉巅，对观众高声喊道：“我年轻时就发下大愿，铸写大佛，现已八旬，曾两次造佛不就，这次如再遭违心，这辈子恐难以完成夙愿了。今日开炉，我将与金液同铸佛像。如果大佛造就成功，五十年后吾将为佛再建重像。”观众听后无不人人泪下，号泣谏之，但澄空决心以死明志。等到炉口开启，金液喷射，澄空向众人挥手致谢后，飞鸟一般纵身跳入滚滚铁流之中。佛像终于造就，其相庄严端妙，毫发胥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大佛寺遂成晋阳城中著名寺院。唐玄宗开元年间，节度使李(日高)镇守晋阳，看到佛像为风日所侵，便捐资七万缗，建重阁以护之，名曰“平等阁”。此距澄空捐躯造佛正好五十年。此后，大佛寺更具盛名，远近僧俗纷纷前来顶礼膜拜。直到宋初，宋太宗平北汉火烧晋阳城，大佛寺及佛像一起随城焚毁。
中原文化百科 《中原文化》(文学篇将不会讲述?篇三
山西古都知多少
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兴起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中国古都学。中国古都学将古都定义为：凡中国古代独立王朝或政权的都城(含陪都)，有一定的年代，其遗址的现代地理位置确切，距现在有关城市较近，都可叫作古都，都是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
山西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重要，古代曾有19个王朝或政权在其境内建都14处，根据上述古都的定义标准，这些都城都属古都。
山西建都政权最多的古都当属省会太原市。太原古称晋阳，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到前425年赵献子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晋阳为赵国都城29年;十六国时期，氐族所建的前秦政权在晋阳建都2年;唐末五代，沙陀贵族李克用的晋政权以晋阳为都17年;五代十国时期刘崇所建北汉政权在晋阳建都29年。此外，北齐、唐、后唐等政权还以晋阳为“别都”，陪都达百数十年之久。
山西建都时间较长的古都城市还有侯马市、大同市、临汾市和夏县。侯马，春秋战国时期称绛，是著名诸侯国晋的都城，从公元前585年营建到前370年迁都屯留，晋阳以此为都达216年;大同市古称平城，从公元398年到公元493年，此城为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政权的都城96年。此外，大同还是契丹族所建的辽政权和女真族所建的金政权的陪都;临汾市古称平阳，从公元前453年到前416年，平阳为韩国都城38年;秦汉之际，西魏王魏豹以此为都2年;十六国时期，从309年到318年，匈奴左部帅刘渊所建汉政权以此为都10年。夏县古称安邑，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到前365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地为魏国都城89年。
除此而外，建都时间较短(不足15年)的山西古都城市计有：屯留县，公元前370年到前359年，为晋国都城12年。沁水端氏镇，前359年到前349年为晋国都城11年。长子县，从386年到394年，为西燕政权都城9年。朔州市，古称马邑，隋末唐初从617年到620年为定扬可汗刘武周都城4年。长治市，古有黎亭，十六国时期从305年到308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4年。离石市，304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1年;唐初619年到620年为刘王刘季真割据政权都城2年。阳高县，东汉初称高柳，从公元40年到41年，为汉帝卢芳割据政权都城2年。方山县，古有左国城，公元304年到305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2年。隰县，十六国时期称蒲子，公元308年到309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2年。
中原文化百科 《中原文化》(文学篇将不会讲述?篇四
雁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
雁北地处塞外，是著名的古战场，历史上是中原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互相争夺的地方。一般说来，中原汉族政权比较稳定强盛，雁北即统一于全国范围之内，也比较安定繁荣。中原汉族政权稍弱，雁北一带即成为互相争夺的战场，经济上必然遭到很大破坏。如果中原政权腐败和内战不休，雁北即北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雁北一带一直是汉族人民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足族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往来，逐渐融为一体。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据载，雁北一带上古属冀州，春秋时为北狄所居，聚居的少数民族有林胡、楼烦等部。战国时，赵国的势力扩展到这里，赵武灵王曾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土，傍阴山筑长城，与匈奴、楼烦、林胡为界。当时雁北一带为少数游牧部落居住。
到秦统一时，一直处于北方的匈奴成为秦的强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防匈奴。秦末汉初，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下，武力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强盛。它灭东胡，败浑庚，征楼兰，拥骑兵三十万。西汉初年，连年侵入边境，劫掠人口牲畜，“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成为边境的大患。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北击匈奴，被冒顿骑兵四十万围于平城，用陈平秘计才算解围。至此以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西汉政权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任其在边境地带肆虐。
当时的雁北一带，居民是极其有限的。除平城外，大约只有马邑一座小城。到汉景帝时，由于经济上的逐渐繁荣，军事实力也逐渐增强，汉与匈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匈奴只能“小入盗边”。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讨伐战争。汉兵三十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遣马邑人聂翁壹诱匈奴主力，准备一鼓聚歼，不幸谋泄未成。从此就拉开了讨伐匈奴大战的序幕。之后的二十多年，汉派将军卫青、霍去病连续三次讨伐匈奴，大败之。匈奴内部分裂后，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远逃荒漠。不久首领郅支单于被汉击杀。从此匈奴亲汉，北方边境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塞外高原第一次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匈奴降汉后，汉安置降众于朔方(内蒙)、云中(雁北)一带，称为属围。从此，匈奴在雁北一带定居。
为了发展边疆经济，汉武帝在武力征服的同时，曾大量从关中移民充实塞外，曾一次移民七十万口。并在塞外筑城，设郡县。雁北一带出现了很多城廓。据《汉书·地理志》载：仅雁门一郡，即领县十四，有户一万三千一百七十六，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就这样，从中原北移的汉族人民与降汉的匈奴部落在雁北一带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开始了雁北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汉与匈奴人民互相交流文化，互相学习生产技术，共同为开发雁北奋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的思想一致了，生活一致了，习俗也无多大差异了，经几代人的努力，这两个民族也就渐渐融而为一了。
王莽篡汉，中原兵起，塞外虽被波及，但还比较安定，只是中间曾被据邯郸独立的王郎统治过一个短时期。刘秀统一天下后，塞外人口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不失繁荣景象。南匈奴单于分部屯于云中、雁门、代郡等地，助汉守边，和汉族人民和平相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了西汉、东汉两个时期，约三百余年。这中间，雁北虽然也发生了几次大战，如汉平息卢芳的叛乱，击败乌桓的入侵等。但雁北的整个形式还是稳定的，人民生活也是安定的，生产有所发展，经济趋向繁荣。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黄巾起义后，中原大乱，战祸连年不绝，繁荣的黄河、长江流域，也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荒凉景象。雁门关外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战祸，但在中原朝廷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北部的乌桓、鲜卑乘势而起，由东向西扩展势力。远逃的匈奴又返回扰边。塞外边境又出现了不安定的局面。据《晋书》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三国时，曹魏为了边境居民免遭骚扰，“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置一县领其民，合为新兴郡”(《后汉书》志第三十三)。西晋时，取刘琨议”自胫岭以北并弃之“(《晋书》地理卷十四)，就是说把雁北关外建立的城郭即不复存在了。从此，塞外三百多年的繁荣时期结束。
此后，便是西晋时期的十六国大乱，雁门一带又被一部新起的少数民族——鲜卑部占领。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
东胡鲜卑族本来是居住在辽西的一个少数民族，东汉桓帝时，檀不愧建国。檀不愧死后，部众离散。魏晋时，鲜卑部宇文氏，慕容氏，拓拔氏相继兴起，这些部落乘中原大乱之机，纷纷出兵侵占中原，建都立国，如慕容部建前燕，宇文部建北周，拓拔部建魏。当时的雁北一带较长时间都为鲜卑拓拔部占领。拓拔部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阶段，完全是游牧部落，居并州塞外。此时黄河流域正经受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塞外高原在这些游牧部落的统治下的经济也不可能发达。
西晋初期(310)晋朝封鲜卑首领猗卢为代公，割刭领以北地(代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314年进封代王，建都盛乐(呼市南)。之后鲜卑内部混乱，互相残杀。直到333年什翼犍即代王位，统一诸部，又开始强盛起来，但不久被前秦苻坚击败，逃漠北。386年什翼犍孙拓拔圭继代王位，改国号魏，他东攻西掠，南伐中原，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军，占领了黄河以北，398年建都平城(大同)。次年称帝(魏道武帝)，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朝。从此，鲜卑部又在雁北定居。
北魏建都平城后，雁北一带出现了第二次经济繁荣时期，桑干河两岸又开始建立城邑。天兴中(398-404)置恒州(雁北一带)领八郡、十四县。
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据《魏书》载：跋谓毗曰：“垒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甘，各相劝励”(《北史·和跋传》)。燕风出使前秦时对苻坚说，魏：“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云中川自东川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这些片段的记载说明，处于畿内地的雁北地区生产是大发展了，这一时期，鲜卑族又与汉族人民逐渐融合，这种状况大约维持了一百多年。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北魏的衰落，雁北一带由畿地再次变成了边疆，处于鲜卑北方的柔然逐渐强盛。魏在外长城设怀荒等六镇防柔然。孝昌中年(526)柔然陷恒州。魏只好把雁北各州、郡、县寄自肆州(忻州)，从此，塞北经济再次遭到破坏。北齐时，虽然再次统一北方，但由于时间短促(仅20余年)，经济未来得及恢复。恒州一带又被灭柔然而起的突厥部占领。公元563年，突厥与周通婚，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关，合周兵攻齐晋阳，突厥沿路大掠，人畜不留。雁被各州县再次名存实亡。综合这一时期，雁北一带又融合了鲜卑族，氏族等诸多的少数民族。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中原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到南北统一的社会繁荣时期——隋王朝时，雁北一带仍为突厥占领。隋文帝离间突厥内部，派兵出朔州道大破突厥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突厥分东西两部。隋再次收复塞外。这时雁北一带仅有马邑、定襄两郡，马邑郡统县四，户四千六百七十四，定襄郡统县一，户三百七十四。(《隋书》)人口如此稀少，可见其经济状况了。但这种状况也没有维持多久。隋末，中原大乱，突厥再次成为北方强国。荒淫无耻的隋炀帝曾到北境游玩，遭到突厥始毕可汗骑兵的袭击，慌忙逃回雁门，突厥兵围雁门，城中兵民死守，等待援军到来方才解围，突厥望北撤去。之后，雁门各郡虽属隋，但实际为突厥所占据，隋末大乱时，马邑刘武周起兵反隋，就是依靠突厥起兵的。
唐初，李世民兼并割据，打败据并州称帝的刘武周和割据朔方作乱的梁师都，击败突厥兵。630年，突厥被唐灭，从此雁被一带再次为中原所有。此后的三百年，塞外虽然仍是边防要帝，但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沙锅内进入了第三此繁荣时期。
天宝初，默啜兴起，经常深入内地掳掠人畜，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破默啜，再次巩固边防。据《新唐书·王忠嗣传》的突厥军作战。“天宝元年，北讨奚怒，战桑干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并“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自朔方至云中袤数千里，据险要筑城堡，斥第甚远。”据说唐时的金城县旧城即是王忠嗣所筑。这说明唐中叶以后，雁北的经济又逐渐趋向繁荣。 但是，唐末至五代后晋天福年间，雁北一带又换了主人，经济也再次繁荣。这与李克用父子在此经营多年是分不开的。
据《五代史》载，唐德宗时，有一部号“沙陀”的突厥部落归顺唐朝，被当时唐朝的河东节度使范希朝安置载“定襄神武川之新城”(《中国通史》考在大同南百里)，后来首领朱邪赤心助唐讨藩叛乱，因军攻被封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姓李国昌。世居雁北，其子李克用生于金城天王村(应县城北)，李国昌把金城县治迁到天王村(即今应县城)，李克用英勇善战，尤善骑射，一眼眇，人称“独眼龙”，有骑兵一万，号沙陀军。878年，李克用杀唐大同防御使段父楚，占领云州。后被唐击败，逃于鞑靼。881年黄巢起义军入长安，唐德宗诏任李克用出兵破黄巢，后封为晋王，占据太原。李克用死后，子李存勖继晋王位，灭后梁建后唐，即后唐明宗。因为李嗣源是应州人，所以改应州为彰国军，并在应州城建立祖庙，当时的雁北外无强敌(契丹势力还未触及)，内拥皇室，况且李嗣源政治较清明，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这样，雁北一带又为沙陀族所居，后来，这一部分少数民族也与汉族融合了。
辽、金、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的大融合
五代前期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李嗣源死后，代唐而立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李嗣源女婿)，为了取得中原政权，拜北方契丹主为父，出卖国土，换取儿皇帝名号。936年，石敬瑭即皇帝位。派桑维翰为使，割幽、蓟、瀛、涿、檀、莫、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给契丹。此后的三百多年，雁北一带长期与中原分离。
北宋初年，赵匡胤曾试图夺回被辽割去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成功。986年，宋太宗分三路取燕云。西路军潘美、杨业曾收复云、应、寰、朔四州。但是由于东、中两路失败，西路军也只好收兵回雁门。这期间，雁北归宋仅三个月时间。但是宋兵撤走时，将云、应、寰、朔四州部分人民迁回雁门关内。
宋辽大战后，辽主派礼部侍郎刑抱朴(应州人)镇抚州民。经辽统治者的多年经营，经济才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期间也正是辽王朝的鼎盛时期，边境也相安无事。这从辽清宁二年建筑的、耗资巨万的应县木塔和清宁八年建筑的大同华严寺可以看出来。辽主敢于在边境地带大兴土木，说明这时期的雁北一带生产有了发展，经济趋向繁荣。
此后又经过六十多年，女真族金兴起，辽朝衰败。公元1124年，金灭辽。从此，继契丹之后，女真族又成为雁北的主人。
金朝末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兴起，从1271年开始，连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每过一地，大肆掳掠，处于边陲之地的雁北又遭到了战乱的祸害。这次战乱一直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1230年7月，蒙古军窝阔台部攻下天成堡，经西京(大同)至应州，在雁门关与金兵激战，破代州，占领山西。从此雁北又归属蒙古。蒙古族在与汉族人民的共同生活中，由于元统治者实行民族高压政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民间流传的夜灭元朝的传说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烈。但是，尽管这样，各族人民却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逐渐融合了。
由于金元以来统治阶级对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上当时连年发生的水、旱灾荒，雁北的经济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逃亡。明初，明成祖为了发展边疆经济，曾从山西腹地大量移民充实塞外。据洪洞古大槐树碑文记载，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燕、赵、齐、鲁之境，并在洪洞广胜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至今，雁北一带很多家谱记载，祖上是由洪洞大槐树迁来。这说明，明朝初年，雁北的居民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北方边境的鞑靼、火筛屡次侵入雁北一带，明朝统治者也多次出兵整套。但外患终未解除。明朝末年，兴起的后金兵也曾进入雁北灵邱、应县一带。清朝，雁北没有经过大的战乱，经济由所发展，而且逐步移来一部分满族人民。使几千年以来的民族大融洽更稳定地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雁北历史上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以，自秦以来的二千二百多年，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区。从现在的许多地名、语言和人民习惯中，仍可看到许多痕迹。譬如应县的村庄明名称就有：“鞑子营”(大营)、胡疃、胡寨等。但是，“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生产关系落后的少数民族在和汉族人民的不断交往中，很快被汉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他们在和汉族人民相处中，发展了经济，交流了文化，逐渐与汉族融合，形成了我们今天人口繁衍的中华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