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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视的叙述视角篇一
;摘 要：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大胆描写性爱，在故事视角下通过出轨爱情表达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取向；
在叙述视角下，出轨爱情兼容了作者的文学使命与表现自我的内心意图，而出轨则是“三恋”的文学叙事法则，通过伸缩的叙述赋予出轨爱情深刻的文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上个世纪70年代，文学界创作的爱情题材小说，仍然以圣洁爱情和精神恋爱作为爱情文学的审美基准，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和人们思想的逐步开放，文学创作终于冲破了“性”的禁区，“打开天窗说性话”，大胆地展开对人的原欲描写。王安忆在1986年4月至9月间连续发表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统称为“三恋”），就以大胆的笔触书写人的生命本能，直接地描写“性”，把人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和探求过程，以独特的形式展现给读者。
一、王安忆“三恋”爱情故事
“三恋”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情欲的海洋里艰难跋涉，探索成长的奥秘，他们在追寻自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任凭心中的魔鬼出来肆虐。
第一篇《荒山之恋》叙述了江苏一个小城四个男女之间的不正常爱恋故事。一个神经过敏、身体虚弱的男大提琴手为两个女人所爱，展开了一场不平常的恋爱。他与第一个女人组建了家庭，当第二个女人出现后，他内心压抑的生命原力却猛醒，大胆、热烈地搞起了婚外情。这段不正常的爱情在当时传统破旧的社会中肯定不为世为所容，最后两人不得已而选择郊外殉情，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悲壮恋爱。
第二篇《小城之恋》跟《荒山之恋》的爱情不同，原本是对能爱的恋人，却被琐碎的生活变成了愚昧的无爱之人。两个在剧团中成长的男女，相互欣赏对方，可是却因练功不成事业失败，而且身体也变了形，最后从艺术中心舞台发展到以纵欲来解怨。失去了上进心当然不可能成功，爱情和事业都一样，这段狂欢并没能提升他们的爱情境界，而是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小说最后被敷衍成了潦草粗糙然而值得深思的人生故事。
第三篇《锦绣谷之恋》故事开始于80年代，而且地点在“省城”，此时已经改革开放了，社会风气初开，人们的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故事讲述了一位女编辑对无聊的家庭生活产生厌倦，在单调的家庭和杂志社之外的庐山寻找一个情人——一位男作家，并与他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婚外”情感旅行上演的是一出爱情泡沫喜剧。王安忆曾说女编辑并不真爱那位男作家，她只爱恋爱中的自己。这是对生命奥秘的一种解释。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作者的意思。
王安忆将人的本能属性即人的原欲带进创作文本中，展示“性”的原始力量，以大胆的刻划性爱场面、性爱心理来冲击人的灵魂，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出男女情爱出轨时的种种欲求与心态。小说中主人公内心的那种不安分情绪使他们在情爱路上磕磕碰碰，在磕碰中成长。
二、故事视角下“三恋”的爱情解读
（一）通过出轨爱情表达强烈的女性意识
“三恋”爱情故事中描绘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正在觉醒，独立。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的性别意识已经开始觉醒，面对传统文化对女性压抑，她们开始反抗，而且是精神和身体双重反抗，对父权话语体系不再是唯唯诺诺，而是大胆地有力的挑战，女性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开始走向独立。女性内心的强烈欲望体现出女性的觉醒已经由社会意识上升到了性别自觉意识。王安忆在一出出轨的爱情婚姻中，描述女性在欲望、情感等方面追求主导性地位的愿望，她们想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及关系，这是女性意識的宣示。“三恋”采用悖论式的两性关系爱情故事，展现作者对女性生存现实意义的深刻思考，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
《小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身为年青的舞蹈演员社会经验不丰富，当练功不利时，便毫无忌讳地放纵欲望，满足性本能的需求。欲望奔放也来，完全淹没了她的理性，传统的淑女与她毫不相干。可是她生了孩子后变得平静，她能够冷静的理性的思考，重获人生。相反，他却沉到了欲望的最底谷，被欲望掌控迷失了自我。《锦绣谷之恋》中的她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她不需要从男人身上获得依靠，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男人的地位只不过与自己同等而已。女人和男人一样，女人需要男人就如同男人需要女人一样，男人女人都是各自人生中的过客。因而那个虚弱的婚外男人必然会成为过去，当她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她就可以脱离男人，坦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荒山之恋》中金谷巷女人对社会规则早已熟知，也知道男大提琴青年有妻子有家庭，但她自有主张，对社会道德不屑一顾，主动挑逗、引诱他，并想方设法不顾一切与之幽会，等到事情暴露，引来种种压力的时候又是她勇敢地提出一起殉情荒山。在男性面前俨然一位成熟独立有主见的女性。
（二）通过爱情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取向
人类的生命之所以伟大、精彩，是因为其不仅具有动物的原始的本能，而且还渗透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因子。生命的存在必然要有价值的取向。王安忆的“三恋”爱情故事中刻划了几种不同类型人物，展现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价值。为什么要以爱情甚至是性爱故事来表达生命的价值取向？最本真的东西最能反映本质，因为他不经修饰。性爱是人的基本需求，是原始的生命状态，通过性探讨人的生命价值取向，更易于揭示生命本体的奥秘。当社会文化、习俗习惯被抑制，性爱就无所遮拦，如同决堤的河流，具有强大的摧毁力量，作者正是用“三恋”爱情故事来演绎非理性的爱情和不道德的性爱行为对家庭伦理的强大破坏力量，让读者反思现实生活中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对生命创造力的压抑，从而尊重生命。
贵州毕节学院范立红《在“生命意识”的张扬与“身体写作”之间》评论：王安忆在“三恋”中拨开社会政治的迷雾，发现了决定着人性的内在力量，表现出了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的价值取向，丰富了文学对人的全部丰富性的认识。笔者认为无不为过。王安忆的“三恋”正是通过爱情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取向。
三、叙述视角下“三恋”的爱情解读
（一）文学使命与表现自我的爱情叙述
王安忆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女作家。她的叙述使爱情变得更加富有内涵。在《小城之恋》中，作者细微地对主人公的性爱进行描写，如“腿粗，臂圆，膀大，腰圆，大大的出了差错”“两个乳房更高出正常人一二倍”“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摩擦着”。为何？如此的敘述手法可能换来的结果是众多评论家的口诛笔伐。然而王安忆就是王安忆，她不同于一般的作家，作为女性如此“斗胆”地叙述性爱，是对自我内心的映射。在文学创作论上，作者通过小说故事来打开自己的内心是一条无可厚非的定理。正如《锦绣谷之恋》中的女编辑，不仅思想出轨，她的身体也有暧昧的行为，可是她并不回避背叛婚姻的事实。王安忆曾说：“有人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在这里要解释我写‘三恋根本不是以女性为中心，也根本不是对男人有什么失望”“我的经历、个性、素质，决定了写外部社会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题，我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我“对自己总是最清楚的”。①如此，王安忆的“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与“三恋”中性爱描写便产生了关联。
在王安忆之前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对男女爱情有避之莫及之嫌，对性爱更是讳莫如深，到王安忆却是大胆表达，直接描写。难道“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时期的作家就不懂爱情的自我表现？并非如此，而是王安忆与“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时期的作家拥有不同的叙述使命。马克思曾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因为人创造了社会，然后人置身于复杂的社会之中，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王安忆的“身体叙述”是对人性、文化和社会等文学的问题的思考，试图以身体和性别为文学的密码，冲破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对性文学的禁忌，开辟当代文学中的一片新天地。
又要回到“第一主题肯定是表现自我”，如果理解作者只是为“性解放”在叙述故事，那又有偏差。作者为什么要表现自我？那就是比完成冲破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对性文学的禁忌的文学使命更加深刻的与生命欲望关联最深的身体书写。有什么还能比用身体书写式的生命体验更深刻？《锦绣谷之恋》结尾写到“她觉得，其实，确实，千真万确，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不过，窗外梧桐的叶子落尽了”。一种苍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便是王安忆自我表现的叙述艺术，兼容文学创作的新使命和自我的生命欲望的爱情叙述模式。
（二）出轨的文学叙事
何谓“出轨”呢？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火车、有轨电车等行驶时脱离轨道。也说脱轨。比喻言语行动出乎常规之外”。“三恋”里所写的每篇爱情故事，主人公们都如同脱轨的列车，朝着危险地带行驶。
《荒山之恋》中，大提琴手与金谷巷女子，他们均有各自的婚姻家庭，是行驶在不同轨道上的两列车，但偶尔的一照面，使他们挣脱原有婚姻轨道，迈向婚外恋这条不归路上。男主人公的“好故事”在文化宫被发现后，于是把出轨转入“地下”。在单位人多口杂，于是到城外继续出轨。当“调令”即将来临，立即加快了见面频率。作者誓要将出轨叙述到底；
《小城之恋》中的“她”和“他”，只是由着自然冲动支配自己，主宰自己，使本应有价值的生命变得毫无价值，“性”成为连接两人的唯一链索，他们这种赤裸裸的性行为已经脱离了人之为人的文明的约束；
《锦绣谷之恋》中已婚的女编辑在踏上庐山路途时就开始了她的婚外恋，平庸的婚姻生活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而庐山之旅让她重新发现了自我，继而思想上也出轨了，背着丈夫与男作家展开一段庐山恋。这段出轨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作者通过控制小说叙述的节奏和变化层次，赋予出轨的行为深刻的文学内涵。“三恋”以其新鲜、独特、大胆的形式书写了人们在情欲面前作出的种种出轨行为，同时也细腻地展现了主人公们在欲念的诱惑下的种种逆反心态和背叛爱情的心理，写出了各人在成长中追求自我、寻觅新生的过程。三篇小说的共同点在于文中的主人公都有种叛逆心理，都通过出轨寻求新的刺激，摆脱现有的状态。《荒山之恋》男主人公以出轨来改变生活的被动状态，但却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无名烦躁与骚动使他们挣脱道德束缚，寻求发泄的出口。《锦绣谷之恋》中的女主人公出轨希望摆脱烦琐的生活，寻求自我，寻求完美生活，却不可能摆脱社会文化的制约。王安忆是多么聪明的作者，以出轨的爱情成就其叙述的极致。
四、结语
王安忆创作的“三恋”某种程度上揭露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社会人性的某种特殊性质，是对爱情的一种特别的诠释与原始生命力的思考，兼容了她的“文学使命”与“自我解释”的理念。作为一种文学叙述，出轨的爱情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这是一种高明的文学叙述。
（本文审稿 黄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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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访中，哈金告诉记者，《南京安魂曲》是他的第10本小说，来了美国以后，华人作家每年都要举行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缘起于此，哈金开始深入关注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让他很吃惊。
《南京安魂曲》基于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真实的故事进行创作，开始的时候哈金以魏特林的角度，以第三人称叙述展开，但发现后来写不下去了，最后才引入一个虚构的人物，故事中魏特林的女助手，以一个中国妇女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既讲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以后中国人的故事，也讲了美国人的故事。
历史 上，身为金陵女子学院教导主任的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将金陵女子学院改造成国际安全区，收容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也目睹了日军种种暴行，返回 美国以后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自杀。作为基督徒，她的这一行为是不为西方教会接受的。所以在西方，关于她的出版物也是少之又少。
哈金说，《南京安魂曲》中关于战争场面，叙述的很少，主要叙述的是人们心中的苦难，包括中国人和美国人的。
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令他非常沮丧，常常控制不住感情。想着那些血淋淋的画面，就觉得难受。他惟有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去，书出来的时候才好了一些。而另外一位写作南京大屠杀书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就是在作品问世后患上抑郁症而自杀的。
哈金举了一个例子，由于杀人太多，当时南京没有干净的水，做出来的米饭都是红色的，这是在日本人自己的日记里都有记载的。“这都是真的，不是我想出来的。”哈金说。
仰视的叙述视角篇三
;摘 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263-p264）二十世纪意识流文学的杰出代表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采用心理描写方法极力展示和刻画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开创了现代小说的新时代。他们在创作《尤利西斯》、《达洛卫夫人》以及《喧哗与骚动》中运用了飘忽不定的视角转换，纷乱复杂的叙述者等意识流小说的技巧，通过比较三个文本叙述视角的异同，进一步阐释小说在运用叙述聚焦表现主题方面的差异，进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和领悟意识流小说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叙述视角；内聚焦；零聚焦；外聚焦；意识流小说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263-p264）
热奈特[2]在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叙事话语》一文中提出聚焦三分法，对传统的视角理论进行了升级改造，用“聚焦”替代“视角”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1） “零聚焦”或“无聚焦”，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叙述者知道的比任何一个人物都多。（2）“内聚焦”，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信息或内心活动。它又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固定式内聚焦；转换式内聚焦；多重式内聚焦。（3）“外聚焦”，叙述者所说的比人物所知的少。
作为二十世纪意识流小说家的杰出代表，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在创作过程中使用意识流技巧，在刻画表现小说内容与主题上可谓煞费苦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和结构方法，叙述视角上则使用了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的方法，其中以内聚焦为主体，他们弱化了对客观世界的临摹，而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真实，尤其擅长表现人物的意识流程，用心理逻辑去组织故事。
2、《尤利西斯》的叙述聚焦
《尤利西斯》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力作。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三种叙述聚焦，即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这三种聚焦方式相互融合、交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揭示现代社会人们扭曲异化的内心世界和污浊混乱暗淡迷茫的现代社会。
零度聚焦叙述表现在小说第一章穆利根裹读宗教仪式的开场白，它为整部作品展现一个荒诞的客观世界。在第三章[3]的尾部，零度聚焦观察者把目光聚焦在了污浊混乱的海滩上，零度聚焦特有的上帝的双眼把海滩周围汹涌的海浪和散发恶臭的死尸观察得细致入微。
内聚焦叙述表现在小说第十八章[3]在长达几十页的内容中，没有任何标点，完全是以莫莉为视角，以莫莉的意识流为内容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占据了整章的篇幅。乔伊斯旨在通过聚焦人物的视角，借助莫莉内心独白内容的污秽淫荡和形式上的逻辑混乱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反英雄主题。[4]小说第五章布卢姆在教堂长时间的意识活动也属于内聚焦叙事，他完全破碎、馥凝、跳跃万里的意识流充分展示了人物扭曲的意识活动。
外聚焦叙述不是《尤利西斯》叙述的主体，在文本中也不多见。第十五章中描写了一群小人物在斯蒂芬和布卢姆出场前混乱拥挤在一起的景象。这段场景描述中叙述者以亲历者的旁观视角像摄像机一样细致入微地记录下人物的动作举止但不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综上所述，《尤利西斯》中的三种聚焦方式相互交叉配合从不同层面和多重角度全方位地刻画外部客观环境和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叙述者运用多种聚焦方式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客观环境进行观察和投射，使多重聚焦方式对文本形成立体全方位的透视，并在主题上达到高度的统一，既避免了叙述和聚焦方式的简单组合又为主题展示开辟了视野。
3、《达洛卫夫人》的叙述聚焦
《达洛卫夫人》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小说主要采用内聚焦叙述，以达洛卫夫人为主要聚焦者叙述事件并不时转成其他人物的视角。伍尔夫将内聚焦的渗透性和零聚焦的整合性进行了优势互补，从多角度展现人物的个性，使人物性格更加栩栩如生、更加丰满。
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主要描写议员达洛卫夫人一天的活动过程。小说以达洛卫夫人为核心，以她的生日晚宴为枢纽，塑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典型：代表上流社会和习惯势力的“大医师”布雷德肖和出身寒门的史密斯，同时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中、上层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零聚焦叙述在小说开篇便用一个不足10个单词的短句， 简洁明快：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伍尔夫为读者阅读提供的暗示和引导，为展示小说中人物内心思想活动而设计的外部支点。
4、《喧哗与骚动》的叙述聚焦
二十世纪小说家大多使用传统“零聚焦”叙事方法来叙述小说情节，然而福克纳将小说分成4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共同勾画了美国南方社会生活的图景。小说由4个人物从各自的角度来叙述康普生家族的衰败过程。福克纳不仅成功地让4个角色根据各自的特点叙述本人感受最深的经历，而且还使这些角色相互映衬，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小说的中心人物显然并不是康普生家的3个儿子或女佣迪尔西，而是他家的女儿凯蒂。全书始终以她为主线，书中每一部分都叙述她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
《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7]透过傻子班吉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印象以及他愚蠢的行为，讲述了凯蒂的童年生活和康普生家族衰败的历程。小说第二部分[7]通过凯蒂的大哥昆丁的视角，展示了他因为凯蒂的沉沦和堕落而绝望自杀前的思绪和行为。小说第三部分[7]则从杰生的口吻述说了他当家后的家境，从“恨”的角度讲述了他对凯蒂以及其私生子小昆丁的诋毁，暴露了他极其丑恶的灵魂，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嘴脸。小说第四部分[7]以康普生家的女佣迪尔西冷静和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周围的世界以及康普生家族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凭着她自己的同情心来为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收拾残局。
《喧哗与骚动》小说前三部分采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模式，第四部分则采用了外聚焦的叙事模式，由于小说人物视野或视角的限制，内聚焦叙事视角总无法深入地了解其他人的生活，难以把握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在有些情况下它不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甚至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空白和悬念。[8]福克纳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用外聚焦来弥补内聚焦所留下的缺憾，使小说从朦胧的精神世界转向清晰的外部世界，读者也从混沌迷乱的人物内心世界进入了清晰的客观世界，读者通过班吉→昆丁→杰生→迪尔西这条人物线索，对于康普生家族的败落史有了更为详尽的认识。
5、结论
首先，内聚焦叙述是意识流小说叙事的主体。内聚焦叙述者从人物的视角展现其所见所闻，透过小说人物的双眼和意识感知世界，他可以尽情地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展现人物思想矛盾和情感冲突。三部小说中内聚焦显而易见是主要的叙述方式，叙述者巧妙地运用内聚焦叙述在主观和客观世界中的转换移动，不仅把人物深刻的内心思想通过内聚焦展现出来。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把内聚焦叙述完全固定在人物的感知层面上，并能够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主要采用内聚焦叙述，以达洛威夫人为主要聚焦者叙述事件并不时转成其他人物的视角。《喧哗与骚动》前三部分均使用了内聚焦的叙述方式。
其次，几种叙述聚焦方式相互结合，交叉使用。三种聚焦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客观和内心两个世界进行立体全方位的透视，力图在多角度、多层面的描写中揭示主题。《尤利西斯》中的三种聚焦方式相互交叉配合，从不同层面和多重角度全方位地刻画外部客观环境和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将内聚焦和零聚焦叙述方式结合，使内聚焦的渗透性与零聚焦的整合性产生优势互补，交替使用内聚焦和零聚焦的多焦组合模式， 构成了《达洛卫夫人》叙事结构的重要特征。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将内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通过叙述者的位置的频繁变换或者叙事视角的变换，逼真地获得不同的情感和价值判断，具有空间结构的整体感，增强了故事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改变了传统的叙事艺术的结构。
最后，叙述视角的转换对表现小说主题至关重要。单一聚焦方式很难全面地把握人物内心思想的变化，运用多种聚焦方式的频繁转换交叉可以从多角度更有效地表现这一主题，避免了叙述的断裂和转换的生硬。《尤利西斯》中不同聚焦方式，尤其是零度聚焦和内聚焦之间在整部小说中频繁地转换过渡，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人物的言行举止和内心思绪。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通过叙述视角的流畅转换，用外聚焦来弥补内聚焦所留下的缺憾，使小说从朦胧的精神世界转向清晰的外部世界，读者也从混沌迷乱的人物内心世界进入了清晰的客观世界。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也为了保持叙述的完整性和衔接性，设计了一些特殊的场合，让两个或多个聚焦者相遇，在读者尚未觉察到的时候，叙述焦点的转换瞬时完成。（原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赵国龙，男，1977年生，河南南阳人，信阳师范学院大学外语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文学与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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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刘震云在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采用了多种叙述视角，是小说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叙述者在讲述往事时常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从而形成权威感。而在一个新的人物出现时，故事往往会由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隐蔽地转向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述，以形成叙述空白，营造悬念。在对权色交易这一核心事件的叙述中，多重式人物限知视角的运用则较好地表现出人物不同的特征，从而揭露社会的荒唐本质。
关键词：叙述视角 全知 限知
2017年刘震云发表了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是一部有90多万册发行量的反腐题材小说，也是继《手机》后又一部关注网络科技下社会信息传播的批判性小说。与巨大发行量相反，关于该小说的研究则屈指可数，这其中又分出两个批评方向。一是批评该小说属于新闻拼接，并无新意。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小说故事不过是对网络事件的翻版整合，整部作品体现出随波追流的弊端，缺乏真正的思考，造成了对文学的伤害。二是从主题方面肯定了该小说批判人性和社会荒唐性的深刻意义。持此观点的人则认为网络上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围观，最终导致素不相识的官员落马，底层人物与上层官场的碰撞，吃瓜群众在其中的狂欢行为等，恰恰体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以上研究多从故事内容和主题入手，而从叙事技巧入手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只有两篇
仰视的叙述视角篇五
;在中学语文教学解读一直相对沉寂的时期，我国的文学理论却有着巨大的进展，有学者指出，“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文本分析的知识框架落后于文学理论界20年”。王荣生教授也认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远离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对我国的语文课程与教学造成了伤害。在中小学语文的教学中，小说教学，往往除了拧干了的小说三要素以外，已没有什么要讲的内容，学生对语文课也越来越提不起兴趣。
首都师大附中的李卫东老师也提出，“再编排《我的叔叔于勒》一课时，能否在教材助读系统中引入些与解读本文有关的叙述学方面的知识”[1]。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叙事学是比较成熟的学科，叙事学理论进入中学小说教学是有典型意义的，尤其是“叙述者”、“叙述视角”等新知识为小说的解读开辟了新的视野。
莫泊桑是世界级的短篇小说大师，可以说对短篇小说技艺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他大大提高了小说叙述艺术的水平。《我的叔叔于勒》就显示着独特的叙述艺术魅力。小说就是讲故事，正如小说家詹姆斯所说的那样“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种方式”，选用不同的视角，故事讲述的效果就会大相径庭。珀西·勒伯克先生说：“在写小说的技巧方面，我认为整个复杂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叙事的角度问题——这就是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叙述者和被叙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就是叙述的角度，即叙述视角。
新课程标准对于初中学段小说的阅读目标，在前三个学段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能够区分写实作品和虚构作品”[2]。小说这种叙事文学就是用话语来虚构艺术世界，小说的本质是叙述和虚构。但从目前的中学语文教学情况看，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教授认为，小说教学“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忽视小说虚构的文体规定性，混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几个关键的叙述学概念。这种混淆使中学语文教学在小说文本的理解上长期停留在比较粗放的层面上。而事实上，‘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处在不同叙述交流层次之上，将它们作适当的界分是对小说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3]。何平教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取的外国小说多是来自现实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往往出现了重叠的现象，这就使得教学者很难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说，由于对二者的重叠不加以区分，不会影响对文本的解读。但是，如果将“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搞混就值得注意了。叙事学将小说视为叙述和虚构行为的成果，尤其是对于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参与到故事的文本中这样的小说，教师更应该区分清楚想象的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只有真的有了小说是“叙述和虚构”的意识，才会在阅读视野中有了“叙述者”的问题：这个故事是由谁来讲述的？正如每一个文本中都存在着一个属于该文本的“隐含作者”，“叙述者”所涉及的是一个具体的文本是“谁在说”的问题，它是“真实作者”假想虚构出来预设了“看”的位置和角度来“说”故事的文本参与者。
原文开头是：
原文结尾是：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目前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课文都经过了一些删改，有些是考虑到政治和道德等的禁忌，有些则是出于篇幅的考虑。但《我的叔叔于勒》一课的删改使小说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删改前，《我的叔叔于勒》是一个故事套故事的叙述结构。删改后，从“叙述者”的角度看，《我的叔叔于勒》由“故事外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变为了“故事内人物叙述者/人物叙述者”。这样课文节选部分的叙述者就只能由未成年的若瑟夫一人承担，由他来讲述“于勒叔叔”的故事，读者也只能跟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听他讲述故事。由于故事叙述者变得单一，因而叙述的角度也缺乏变换。
从原文的开头可以看出，小说是由“我”的视角来讲故事的，“我”因为看到同伴若瑟夫给了一个白胡子穷老头五法郎的银币，觉得很奇怪，于是引出若瑟夫讲的故事来。之后小说是以“若瑟夫”的视角来讲故事的，但课文节选部分的叙述视角却不是成年的若瑟夫，而是回忆中的未成年的小若瑟夫——“我”、于勒的侄子，这是小说主要的叙述视角，小说结尾又转回到成年若瑟夫的叙述视角。删去了原文的开头和结尾，使这篇小说的叙事艺术大打折扣，也使得小说的解读变得平庸化和单一化。
何平教授也特别强调了教学中要注意第一人称“人物——聚焦者”所讲述的故事。《我的叔叔于勒》就是这样的文章，小说回忆的是多年以前的往事，小说中出现了两个自我———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即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叙述者的双重视角交替使用，“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知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8]。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开篇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小说的开篇就像开始进攻那样，觉得有必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量。开始写小说就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进入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物理性能、感知性能和逻辑规律的世界。”[9]《我的叔叔于勒》的开篇和结尾也显示作者驾驭小说这种叙事艺术的功力，整篇小说的结构是首尾相衔、浑然一体的，去掉了原文的开头和结尾，就破坏了小说的完整性和艺术性，也使小说缺少了原有的更为深刻的意蕴。
《教师与教学用书》提供的答案：此题意在让学生了解小说叙事手法的效果。保留开头和结尾，能使小说以故事叙述人的角度述说，故事套故事，增加可信度。可以使读者对人物心理有进一步的了解。删去开头和结尾，能使小说情节线索清晰，不枝不蔓，主要人物关系表现得更清楚。这种说法仔细想来不能令人满意。删去了开头和结尾，使得小说的解读变得单一，失去了从多个层面进行解读的土壤。由此看来，在小说选入语文教材的时候，建议编者不要随便对文章进行删改，要保留小说的原貌。只有如此，读者才可能体会到小说家在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意蕴。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十分娴熟地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他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就是运用如《我的叔叔于勒》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碰到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将自己过去的往事讲给他听，结尾又回到了开头的场面。莫泊桑认为，亲口叙述故事能得到直接感动人的效果，这是用第三人称写作的短篇所做不到的。因而在这样的短篇结尾，文中的听故事者往往会泪如雨下或捧腹大笑。《我的叔叔于勒》叙述视角的多重转换，使小说的叙述层面不再单一，使读者能够跟随它去更深入地认识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从而给小说的解读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多重意蕴。
注释：
[6]同上.
（史培民 陈静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4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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