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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和生活中，总结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方法，并取得更好的效果。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是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努力的方向。以下是一些写作中的总结范例，供大家学习参考。
证据规则篇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证据规则一直是司法领域中备受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作为法律人员，我深感研究和掌握证据规则的重要性，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我对证据规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在此，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从中所获得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证据是判断法院认定事实的根据，是案件的“看得见的最后一道屏障”。在法庭上，正确、充足的证据能够帮助法官正确判断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疏忽证据规则则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律师在处理案件时必须要有“证据意识”，善于收集、整理和利用证据，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法的解决。
其次，我深入体会到证据规则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证据规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涉及到众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实践经验，对律师的法律素养和专业技能要求极高。只有深入研究和理解证据规则，掌握其中的要点和原则，才能在实践中熟练运用，并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律师们要不断学习、不断思考，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才能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再次，我意识到证据规则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证据规则并非一成不变的定式，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允许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和运用证据，以便充分展示和证明自己的权益。律师应当善于灵活应用证据规则，掌握各种证据的适用条件，合理利用证据规则的特点，为当事人争取最好的结果。同时，律师也应当注意证据规则的限制和限度，避免片面、过度或滥用证据，以免影响案件的公正和合法性。
最后，我迷信标准的认识到证据规则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证据规则作为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当证据规则合理、公正时，能够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和正确判决；而当证据规则存在漏洞或被滥用时，可能会导致司法误判和不公正的判决，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和强化证据规则，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机制，确保每一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维护。
总之，证据规则是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于法律人员来说，了解和掌握证据规则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证据规则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我深刻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证据规则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证据规则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以及证据规则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更好地运用证据规则，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证据规则篇二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方面，在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方面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就是要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从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兼容的诉讼模式。而在当事人主义下的证据开示制度正是我们所要借鉴的先进的诉讼制度，而且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1）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证据突袭”不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专利，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同样存在。证据突袭可以说是被众多律师所称到的强有力的诉讼技巧，而且我国尚未建立举证时限制度，这更为“证据突袭”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证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外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以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愿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2)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两种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fuller1978,382-383）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3】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话。”【4】。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的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取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举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3）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如何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着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的国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典型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不能将这一制度完完整整的照搬照用，而是应该尽最大限度的取借鉴它。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证据开示的范围。
所谓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哪类案件需要证据开示。二是需要证据开示的案件，哪类证据需要开示。
我们知道案件可以分为简单的也可以分为复杂的。对于简单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往往对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之所以走上诉讼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作为义人一方不愿意向权利人履行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这类案件简单，相关的证据也不多，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和法官就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没必要再把当事人双方拉在一起开示证据。对于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往往争议过大，案件事实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开示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可以使双方逐渐了解案件的真相，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撇开双方都予以认可的证据。这样一来，当事人双方还可以通过对案件事实的了解，进一步审视自己的诉讼要求或者答辩意见，很有可能与对方和解，从而达到息诉的效果。
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是不是各种证据都要无保留向对方开示吗？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并非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方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神职人员和忏悔者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等。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因为虽然这样做可以说是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更好的保护和维护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规定体现了立法价值目标的追求，即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损害某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代价。【5】以此赋予相关人员拒证权，也就是说与当事人一方有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监护和被监护关系，存在医患关系，代理委托关系的人可以拒绝作证。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做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住址。因此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对方就知道了证人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2）证据开示的主持。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留于形式。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笔者曾经到一法院实习，发现法官在庭审中不是交头接耳的聊天，就是坐在上面忙自己的事情，不管下面的双方当事人怎么辩论。一位法官曾直言不讳告诉我，庭审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案子在没开庭之前早有定论。试想，在没有实行证据开示制度时，法官就已经未审先定了，如果我们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时还是由法官主持的话，岂不更能导致未审先定。那么我们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所追求的公正从何谈起呢？西方国家如美国证据开示实行预审制度，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3)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庭前证据交换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庭审程序应是诉讼程序中两个相对对立的阶段。【6】但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做了个一般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规定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如何操作。这主要涉及交换的时间，次数，交换程序等。
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规定明确的证据开示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的证据开示还是应该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也就是说在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书之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告知被告开示证据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在向原告送达被告的答辩状时一并告知开示证据的上述内容，时间长度应考虑具体案件的复杂程度，开示地点应设在法院，可以在主审法官的办公室内进行。这就是第一次证据开示。到了开示证据时，当事人双方到了法院可以当面向对方索要证据，法官只起到指导的作用。当事人双方开示证据，应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说，开示证据是对等开示，互相开示。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证据提出异议，另一方可以当场予以答辩，如果当场答辩存有困难，可以向法官申请第二次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对方的证据没有异议，就可以不在庭审中进行举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虽然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是我认为当事人双方已经在开示证据时进行了提前的质证，我们不能说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质证不叫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当事人已经在开示证据时已经经过质证的证据再一次拿出来再质证一下，这纯粹是多此一举。证据开示的次数以两次为宜，多次证据开示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4）违反证据开示的后果。
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自己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清讼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庭罪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三为不经庭审即可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8】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其他一些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1）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后果。
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20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在法律是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的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3）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
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笔者于假期曾到一法律服务所实习，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说，为了出庭的方便，有些人都是借别人的证件去出庭。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么保障，他们打关系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
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要特别注意对律师信用的培养。
（4）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审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必将深化下去，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为期不远。
结语。
证据开示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吸收其优越性的一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建立这一制度，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有了法律上的保证就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也就是说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必须依靠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不能仅仅靠司法解释。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迫切需要重新修订，在修订时应该把证据开示制度，加入其中，以提高我国民事审判的水平，促进司法公正。
主要参考资料：
【1】纪红勇，“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初探”，《法律适用》，.09期。
【3】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版]。
【4】李华，“论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5月。
【7】任铁建，“对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反思”，《政法论丛》第1期，第34页。
证据规则篇三
近年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作为司法实践中的核心要素，证据规则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参与一起刑事案件的实践以及法学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了证据规则的重要性，也对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以下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证据规则对于司法公正至关重要。证据是司法审判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是法官判断案件事实真伪以及做出正义判决的依据。证据规则的权威性和适用性能够确保案件的事实查明和公正裁决。对于起诉、举证、质证、辨证等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和程序，遵循证据规则能够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维护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证据规则是司法公正的基石和保障。
其次，证据规则对于促进制度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规则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和完善证据规则，可以不断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都有明确的规定，保障了证据的真实性和充分性。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制定完善的证据规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和修订，要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司法需求的变化。只有通过不断完善证据规则，才能更好地促进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
第三，证据规则对于科学论证和辩论具有指导意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会进行双方的辩护和论证。而证据规则所要求的证据材料和证明方法，能够使辩论过程更加公正和科学。例如，严格的证据链要求和证人证言的核查程序，能够避免证据的虚假和误导，保证了审判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因此，证据规则不仅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更是引导辩论和推动案件进展的重要工具。
第四，证据规则对于倡导法治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证据规则要求公正、客观、合理、证据确凿，这也正体现了法治原则的核心。遵循证据规则，能够推动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促进社会各界对法律的尊重和依从。而落实证据规则，需要从各个方面提高法官和律师的专业素养以及执法水平，进一步增强司法公信力。只有通过全面落实证据规则，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法律秩序的规范。
最后，证据规则对于司法改革和创新具有推动作用。证据规则的制定和实践是司法改革和创新的重要环节。在推进行政司法、以案释法和终身教育等改革探索过程中，证据规则的制定和实践需根据实际情况和司法需求作相应调整。例如，通过鼓励受理电子证据和视频庭审，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能够推动案件审理程序的规范化和便捷化。因此，只有不断进行证据规则的探索和更新，才能适应司法改革和新时代司法需求的发展。
综上所述，证据规则对于司法公正、制度完善、科学论证、倡导法治观念以及司法改革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充分认识到证据规则的重要性，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推动，才能确保司法公正、司法制度的完善、司法辩论的客观和推动法治建设的顺利实现。相信随着证据规则的深入运用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司法体系将更加健全和完善。
证据规则篇四
在学习行政证据规则的过程中，我深感该规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学习，我对行政证据的收集、保存、审查和运用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总结我在学习行政证据规则中的心得体会。
第一，行政证据规则是保障行政决策的基础。行政决策必须以证据为依据，进行客观、公正、合法的判断。行政证据规则明确了证据的收集、保存和运用等环节，为行政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必须依法收集证据并妥善保存，以确保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第二，行政证据规则有助于提高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行政证据规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必须遵守法定程序，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例如，在行政许可过程中，行政机关必须通过调查取证等方式，明确事实真相，以便做出准确、公正的行政决策。而行政证据规则为行政机关提供了明确的程序和规范，有助于提高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第三，行政证据规则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证据规则明确了证据的运用和披露原则，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行政机关必须将相关证据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并给予当事人申辩的机会。这一规定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决策的公正合法。
第四，行政证据规则有利于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和约束。行政证据规则对行政机关的证据收集、保存和运用等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有利于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和约束。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否则将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无法作为行政决策的依据。这一规定强化了行政执法的监督和约束，为行政决策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证据支持。
第五，行政证据规则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行政证据规则也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证据形式之一，行政证据规则应该更好地适应和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和运用。此外，在行政许可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机关获取证据的监督和审查，避免滥用职权的情况发生。行政证据规则的不断完善和提高，将有助于提高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总之，学习行政证据规则让我对行政决策的依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行政证据规则不仅是保障行政决策的基础，而且有助于提高证据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行政执法的监督和约束。然而，行政证据规则仍需不断完善和提高，以应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我相信，在不断改进和创新的过程中，行政证据规则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行政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证据规则篇五
学习行政证据规则是为了提高执法行政机关的办案效率和公正性。在行政领域，证据规则的遵循不仅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益，还直接影响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决策和执行。因此，学习行政证据规则是每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只有了解并熟练运用行政证据规则，才能在执法过程中严守法律底线，确保公正执法。
第二段：认识行政证据的特点和价值。
行政证据具有重要的特点和价值。首先，行政证据常常不完善和不充分，与刑事证据和民事证据相比更难以获取和确定。其次，行政证据的真实性要求更高，因为行政执法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进行审判。再次，行政证据能够揭示事实的真相，为行政执法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因此，认识行政证据的特点和价值，掌握行政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方法，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效果至关重要。
学习行政证据规则需要系统地了解行政证据的证明对象、证明主体和证明方法。首先，行政证据的证明对象通常包括个人行为和事实、法理和事实推理。其次，行政证据的证明主体主要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当事人和第三人等。最后，行政证据的证明方法主要包括鉴定、调查、询问、检查、勘验等。掌握这些方法和技巧，有助于提高行政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效率，确保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第四段：遵守行政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
在行政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原则和要求。首先，行政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合法依据、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其次，行政证据的真实性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证据运用过程中确保证据真实、可信和完整。最后，行政证据的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证据运用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进行比较和判断，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学习行政证据规则不仅对行政执法人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行政证据规则的学习和运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行政证据规则的适用有一定的灵活性，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其次，行政证据规则的学习需要全面了解行政法、证据法和刑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最后，行政证据规则的学习需要不断更新和提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改进。
总结：
学习行政证据规则是每一个行政执法人员必备的基本素质，关系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通过认识行政证据的特点和价值，掌握行政证据规则的方法和技巧，遵守行政证据规则的原则和要求，以及了解学习行政证据规则的意义和挑战，我们可以提高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水平，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好的保护。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行政证据规则，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为行政执法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证据规则篇六
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的现实危机决定了美术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相应的，如何进行改革，成为当下高等美术教育研究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事业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术教育角色定位的偏差，而美术教育角色定位的偏差从根本又是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未来美术教育的改革如若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对人文精神的吸纳，不能对美术教育的角色定位进行纠偏，所有的改革都只能是局部的、表面的，甚至流于形式，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因此，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要在教育体制、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上实现人文精神的全面渗透。
一、当下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中存在的弊端。
(一)教学定位模糊。
高等美术院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高等美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高等美术教育开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略，因而是开办和发展高等美术教育所需解答的首要问题。遗憾的是，针对这一问题，我国高等美术教育研究始终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高等美术教育的实践更是未能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切。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刘大鸿教授曾经试图对高等美术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定位，他指出高校美术教育皆在培养有创造力的人，要使得受教育者在“感受观察思考、时空设计构成、技能材质运用”等方面得到发展，最终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整体艺术素养的实干创新型美术工作者。”以这一标准对我国当下美术教育事业进行检视，现状是不甚乐观的，由于高等美术院校未能明晰其职能定位，普遍不能将教育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和文化素养上。大量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在耗费了时间、金钱之后，所得只是一纸学院毕业证书，他们走出美术学院大门，即使能够在未来的事业中从事同美术相关的工作，至多也只是提供技术服务的画匠，更不用说，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仅仅掌握着绘画技法，却不具备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画匠已越来越难以在艺术事业的领域内生存。
(二)教学体制偏差。
现代教育的功利性向来为人所诟病，这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同样也是十分显见。其一是教学方案设计千篇一律，教学大纲机械、单一，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创新精神。教师在课堂上以向学生传授技术要领为唯一要务，不仅难以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路，甚至扼杀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创新动力。其二是高校对于教师的任选缺乏明确的、严格的、统一的标准，或是单纯强调对教师所掌握的技术、技法的要求，忽视了对教师艺术思想和人文素养的要求。致使大部分美术院校的教师将学生视为流水线上的产品，而不注重对学生思想纵深上的引导。甚至还有部分教师为追逐个人利益，将大量时间放在校外私人业务上，疏于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安排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研究，在基本技法的传授上也无法实现最基本的教学效果。
二、人文精神在高校美术教育中的关键性。
美术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而非仅仅是在形式层面上对美丑进行识别，或者对外界进行客观反映。美术作品如果不能传达某种价值追求或价值理念，就必然失去其作为美术作品的天然意义。因此，传达真善美的意愿在美术创作中极为重要，其必须成为美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指导思想。这种传达真善美的意愿或能力，就是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艺术家正是依靠人文精神，表达其对美的理解的感知，并将这种理解和感知通过美的形式传达给观察者、欣赏者等受众。
三、未来我国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方向。
人文精神同人文知识的差异就在于，人文知识可以通过阅读习得，但人文精神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而生成，人文知识可以速成，但人文精神的养成却是一个长期工程。这就决定了，高等美术院校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不能依靠填鸭式的书本教学，不能指望在短时间通过一两次考试取得成效，而必须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塑造全面融入到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当中，在整个校园内部形成一种浓郁的人文氛围，只有以人文精神和人文追求指导办学思路，才能在受教育者的知识体系中积淀下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素养。为实现人文精神在高等美术院校的全面渗透，从根本上革除当下高等美术教育事业中的种种弊端，本文建议，未来我国高等美术教育事业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明确培养目标。
当下我国高等院校教育在未能树立明确的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多以培养职业美术教师和设计师为取向，受教育者尽管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却欠缺深厚的专业素养，无法适应当下社会分工复杂多变的现实要求。为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明确高等美术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应是当前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核心和关键。以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艺术素质和审美能力为主要培养目标，要求高等教育院校从教学纲领、教学体制、教学内容等多方面由表及里的贯彻人文精神，将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固化于院校办学宗旨、办学规划当中。需要强调的是，对人文精神的重视不应仅仅流于口号和形式，还需通过一系列有形投资体现出来，例如，未来美术院校的建设，应当注重对相关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扩大图书馆及其周边设施，再如，在基础课业之外，积极开办各类艺术活动，增加国际交流机会，打造跨国文化交流平台等等。总之，要改变长期以来匠人教学方式为主导的状况，在切实完成专业素质教育的基础上，为学生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相应的机会。
(二)完善课程设置。
如前所述，现代高等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大多注重对学生技巧的培养，而疏于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要改变这一现状，办学理念的更新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将先进的办学理念融入到教学的基本内容上去，即对课程的设置进行相应的完善。针对当下高等美术院校教学内容人文精神缺失，教学内容杂乱涣散的不良状况，改革策略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是增加开设现有专业课程以外的其他基础理论类课程的比重，并且，这些以人文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类课程应当作为院校考察学生课业完成情况的重点，从而实现学生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的强化。其二可以尝试采用小班实践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最为感兴趣的方向进行选修和深入研究。小班课程的设置要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使其从职业训练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断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小班教学的模式之下，对学生课业情况的考核应当更有针对性，更为尊重个体学生的个性、能力和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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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规则篇七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遗失物立法制度进行深入的反思，指出其存在的弊端和详细分析重构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必要行，并参照国外和国内立法，建议重建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
关键词：遗失物拾得有偿……。
遗失物被拾得后，确立其归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国的无偿归还制度已不能很好地规范这种关系，需要对遗失物拾得制度进行重新思考，在民事立法上确立一种双轨制度，即在遗失物通知、公告经法定期限无人认领时，拾得人附条件地取得拾得物的所有权，使得物尽其用；有人认领时，则适用有偿付酬制度，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从而使失主与拾得人间的关系依照法律纳入有轨道。
一．我国对遗失物拾得的民事立法现状。
(一).遗失物的界定。遗失物是动产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观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遗失物须满足下列条件：1、须为动产。不动产如土地即使时间久远致边界不清也不构成遗失物。除一般动产外，有价证券、银行存折及各种证书等也属于动产范畴。2、须无人占有。遗失物在拾得前必须不为任何人占有。判断占有是否丧失，应依社会一般观念，根据具体情况，考察原占有人是否具有事实上控制该物的可能性。仅一时丧失对物的占有，并不能构成遗失。因此，占有的物品偶然进入他人地内、建筑物内，均不能构成遗失物。在自己房屋遗失的物品，不能视为遗失物。并且占有丧失必须具有确定性。无人占有是一种客观状态，与遗失人的主观认识无关，因此即使失主知悉遗失物的下落，仍不妨碍遗失物的成立。3、须非无主物。遗失物占有的丧失非基于所有人之意。法学广义上的遗失物包括同性质、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动物。
（二）遗失物拾得行为的界定。遗失物拾得行为是指发现且实际占有该遗失物，是发现与占有两者相结合的行为。发现是指认识物之所在，而占有是对物在事实上的支配管领能力。发现与占有缺一均不可构成拾得。需要注意的是，拾得并非一定以拾得人在物理上予以支配，依一般社会观念即可。拾得遗失物为事实行为，拾得人有无行为能力在所不问。即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仍能成为拾得人。
拾得行为通常为无因管理行为，诚实拾得人以为他人利益之意思管理的，构成无因管理，不诚实之拾得人以为自己的利益拾得以及认为是无主物拾得的，不构成无因管理。法律对遗失物拾得的规定与无因管理多有不同，因此，无因管理的规定只有补充适用的余地。
（三）民事立法现状。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定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拒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的本意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这一规定建立的基础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将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与政治国家的公民混为一谈。法律显然提高和夸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现行制度使拾得人没有归还的动力，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作用。
二.我国现行的遗失物拾得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片面强调拾得人之义务，而忽视其权利。
我们知道，法律的内容是通过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表现出来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调整机制，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应当将拾得的遗失物归还失主，“应当”表明拾得人具有“作为”义务。《意见》规定，拾得物灭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拾得人存在主观故意，就得承担民事责任；《意见》还规定，如果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遗失物所有人可以提起侵权之诉。这些规定正是对《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拾得人作为义务”的法律保障。
拾得人负如此“作为”之义务，那么他应该享有哪些权利呢？
《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因将拾得物归还失主所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也就是说，拾得人有权要求失主偿还自己所支出的费用。如果失主偿还了拾得人所支出的费用，那么也只能使拾得人恢复到“拾得”之前的状态，拾得人并未因“拾得”行为和“归还”义务而取得额外的权利（利益）；如果失主不偿还拾得人因此而支出的费用（法律对此未规定相应的民事救济措施），那么拾得人不但因“拾得”行为和“归还”义务未能享受额外的权利（利益），反而遭受物质损失（也有可能同时遭受精神伤害和心灵创伤）。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拾得人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极不平衡的，有违我国民法公平原则的精神。
（二）对遗失物招领、认领程序未作规定“遗失物拾得制度”不仅包括实体问题，而且也包括程序问题。
程序是实现行为人实体权利的保障，如果离开程序，那么行为人的实体权利也就成为“无水之鱼”。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把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的遗失物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由于法律上没有规定相应的程序，因而我们在上交时思想上往往存有顾虑，公安机关在处理时就缺少法定性、职责性和公开性。
（三）对无失主认领之遗失物之归属未作规定遗失物从拾得后到所有人认领前，其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使这种不确定状态一直持续下去，就不利于稳定社会关系，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因此，在遗失物经一定期限公开招领后，仍未有失主认领的情况下，法律上必须对遗失物之所有权归属予以确定。
《民法通则》对无失主认领的遗失物之所有权归属未作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是将无失主认领的遗失物上交国库，归国家所有。这样做有两点不足：
首先，由于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使公安机关上交国库的行为缺少法律依据，从而也就失去法律监督，这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不相符合人。其次，遗失物上交国库，拾得人因拾得行为不但未享受任何利益，而且连为此支付的费用也无从弥补，这就有失公平，与法理精神相违背。
三．重构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一）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
首先应肯定，对于遗失物应归还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内容的正确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据民法理论，拾得不是物权的取得方式，拾得人应当将遗失物归还失主，否则构成对物的权利人的侵权行为，承担不归还的法律责任。然而该项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在现实可能性上，仅仅体现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对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没有多大的约束作用。因为许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时并不为他人知晓，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遗失人的姓名、住址无法人告知，公安机关即使帮忙查寻，也未必能象办刑事案件那样慎重和认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况下例外。在多数情况下，遗失人只有通过“寻物启示”和沿途寻访等自身努力来寻找遗失物，失物能否最终复归的关键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准。就伦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质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报，这就会给失主造成难于挽回的财产损失。而我们在立法中适度引进利益机制，则能把这部分人引导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场上来，最终的结果是使遗失人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而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财产权利。
(二)有助于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只强调了对失主权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利益的考虑，不仅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还使同一类失主或同一类拾得人间的利益悬殊，反映出无获酬规定的弊端，暴露出该项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学。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具有权利义务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得承担无权利的义务。在民事权利义务方面，这种一致性反映得更为突出。而我国遗失物立法有关拾得人义务的规定，脱离了权利的对应性。立法将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从原来的道德规范上升至法律规范，而受褒奖的权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规范之中。对于拾金不昧的行为的评价，仍停留在“口头感谢”和有关部门及传媒表扬阶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质方式的肯定评价。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既然规定了拾得人拒交遗失物的强制性责任，那么对拾金不昧的拾得人应给予奖励性报酬。这才使法律规范体现出公正和严谨。诚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遗失物的费用支出享有请求失主给予补偿的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同拾得人实际劳动、费用支出相对应的，而并非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和酬劳，因此单靠此规定无法体现对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评价，若给拾得人一定的酬劳，显然有利于拾得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有助于我国遗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三）．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设立“遗失物拾得制度”有利于稳定社会关系和保障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的安全。当遗失物经过法定机关公开招领一定期限仍无失主认领时，我们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权利归属。若拾得人对于拾得物将永远无取得所有权的可能，这样显然不利于财产的充分利用，导致资源浪费，有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可以比照“死亡宣告制度”，遗失物如果经法定机关公开招领一定期限仍无人认领，我们就可以推定其为“无主财产”，其上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全部消失，又根据“无主先占理论”，拾得人即先占人，从而取得遗失物（“无主”财产）的所有权，这样有利于物尽其用，利于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有助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完备。
有的学者认为，对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国“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势必产生见利忘义、世风日下的不良后果。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应大力发扬和倡导，对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风、模范之举应予肯定和颂扬。但从另一方面看，设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碍这种高风亮节的继续发扬。因为它并不是强制拾得人非接受遗失人的酬谢不可。获酬既然是一种民事权利，象其它民事权利一样，就可由权利人处分和放弃，拾得人仍然可以谢绝酬谢。其次，获酬制度并不违背拾金不昧的本质特征。因为获酬的前提是归还遗失物，而归还本身就是不昧的体现。对不昧行为的积极肯定，也是推进文明、促进道德建设的方式之一。再次，从本质上讲，法律规定权利义务不对等也是对进步道德观的一种违背。最后，我国传统美德有“知恩必报”和“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说，作为因自己的过失丢失财物的失主，对拾得人使财产复归的返还之恩，也有按道德规范的要求表示酬谢的义务。因而从立法上确认归还遗失物的获酬，正是倡导“拾金不昧”美德的继承和发扬。
（五）有助于公平调整涉外法律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人来我国或我国公民去外国考察、学习、经商、旅游等相互往来的情况剧增。这些往来中，难免发生拾遗和遗失的情况，由于住所地和发生地的法律不同。调整这类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这往往产生对我国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现象。如我国公民在国内拾得外国人遗失物应无偿归还，而在国外遗失了物品则需付酬取得，对同一主体来讲，这是不公平的。当然，这种假设似乎缺乏逻辑上的缜密性：即未考虑外国人成为我国境内的拾得人和我国公民成为外国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况。诚然，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定量分析，我们就会得知，拾得人的机遇是同发生地国籍人的数量成正比的。本国人到外国去，与当地人的比例悬殊，拾得人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实际的不公平。显而易见，外国人来我国后的遗失风险减少，我国人去外国后的失物风险增大。二者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对我国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国公民在国际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设立获酬制度，则可通过调整涉外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消除这种差别。
四.对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立法参考。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即在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失主应付酬的义务，即拾得人获酬的权利。
上对遗失物拾得也有规定，如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
证据规则篇八
第一段：引言（150字左右）。
在司法领域中，证据规则是确保案件公正审判的基础。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关于证据规则的心得体会。本文将就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及展示等方面，结合个人经验来进行探讨和总结。
第二段：证据的收集（250字左右）。
证据的收集是案件顺利进行的第一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与各方当事人联系和沟通，了解案情，并通过调查、勘验、访问等手段，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同时，我们还需要根据证据的重要性、可靠性和可获取性的考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丰富的事实信息和清晰的证据链，将为案件的后续审查和辩论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段：证据的保全（250字左右）。
证据的保全是确保原始证据不被篡改、毁弃或丧失的重要环节。在收集证据的同时，我们要及时采取必要的保全措施，例如封存、备案、拍照、鉴定等。与此同时，应当注意保存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避免其受到干扰或损毁。科技手段的发展也为证据的保全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可以借助电子邮件、云存储等技术手段，将证据保存在电子格式中，以确保其安全可靠。
第四段：证据的审查（250字左右）。
证据的审查是案件调查和诉讼的核心环节。在进行证据审查时，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评估、甄别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首先，需要加强对证据的司法解释和判断，根据法律规定对证据进行权衡和评估。其次，要善于发现证据的不足和漏洞，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补充和弥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证据的及时更新和完善，以维护案件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第五段：证据的展示（250字左右）。
证据的展示是控辩双方辩论和法庭审判的重要环节。在证据展示中，我们应当注重证据的图文并茂、语言清晰、逻辑严密。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和审判程序，合理选择证据展示的方式和方法。在口头陈述中，以简练和有力的语言，将证据的要点和关键信息表达清楚。在书面文书和陈述材料中，应当注重文辞的规范和逻辑的连贯，以增强证据的说服力和可信度。此外，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各类视听素材和技术手段，以提高证据展示的效果和效益。
结论：（150字左右）。
证据规则是司法活动的基石，同时也是公正审判的保障。通过对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和展示的总结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需要保持专业敬业的态度，不断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和操作能力，以做到公正、高效地应用证据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案件的公正性和司法的公信力。
证据规则篇九
自从1994年深圳颁布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来，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制定了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各地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和行业管理规范，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对促进各地的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我国港台地区物业管理立法，很多法律制度不符合当地物业管理发展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有些条款还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并且过多强调了政府的行政主导地位，而对本应重点保护的业主权利却不够突出，本文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对策。
一、各地立法口径不一，规范相互冲突。
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大多出台在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由于各地物业管理发展的水平不一，立法者对物业管理立法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制定出来的物业管理条例五花八门，在名称上有的称为“物业管理条例”（如杭州），有的称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深圳），有的称为“居住物业管理条例”（如上海），有的称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湖南）等。在内容上也是大相径庭，对很多事项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杭州规定“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职权属于业主大会，而深圳则规定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的职权属于业主委员会，两市对业主委员会职权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业主投票权的计算方面，广东规定住宅按每户计算投票权，而深圳则规定各类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十平方米计算为一票，省与市的规定相互冲突。就是地方条例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如深圳物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中产生”，同条中却又规定“业主委员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那么聘请的'委员以什么身份担任委员？其在业主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类委员行使什么职权？多种问题随之产生。同样，深圳条例在第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区进行物业管理，但在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住宅区开始入住后两年内……业主委员会应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但不得终止委托合同；开始入住两年后……原开发建设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管理”，后者是对前者的明确否定。类似的矛盾几乎每一部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不仅造成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相互冲突，就是同一部条例内部也难以协调，并与《条例》的规定明显不一致，破坏了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统一性。
二、强制性规范过多，业主自治原则体现不够。
与《条例》相比，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一般都明确规定“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保障业主的自治管理权利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往往用强制性条款限制业主的权利。如上海规定“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湖南规定首次业主会应当讨论“确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其他省市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但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方面，很多省市的条例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召集首次业主大会或者负责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业主自己却没有权利组织成立自治组织。在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方面，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和管理，如深圳在业主管理委员会规则中就规定：“各区主管部门应经常检查考核各管委会的运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管委会人员学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及时派员出席或主持业主大会或管委会的重要会议；纠正或撤销业主大会或管委会作出的不符合法规政策的决议、决定；对运作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工作或侵害多数业主权益的管委会，应当及时主持改组或重新组织选举。”此外，深圳市、区主管部门还有权决定管委会委员及执行秘书的停任、任免、撤换、增减（深圳已经几次发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发文免除业主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案例），并且业主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应当“应当报请市、区主管部门派员出席并指导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却都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主导，这能说不是对业主自治权利的干涉吗？在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强行性规范过多，如各地普遍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必须聘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必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根据“示范文本”制定的格式、内容缺乏灵活性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等。
三、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不规范。
在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方面，各地也有很大区别，没有理顺业主委员会于业主大会的关系。如上海、杭州规定“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湖南、天津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会的办事机构”，江苏在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后进行了修改，因此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与《条例》一致，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说法”，但是从业主委员会的职权来看也明显与《条例》不一致。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力非常集中，而忽视了业主大会的作用。如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物业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等。这些事项属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理应由业主自治的最高机构――业主大会来做出决定，并且《条例》也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大，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以致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力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下位法，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各地的物业管理立法不得与《条例》相抵触，否则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所以，对各地的物业管理法规进行修改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修改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统一条例的标题和基本法律概念。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各地的条例统一称为《xx省（市）物业管理条例》为宜，这样有利于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性，()也有利于地方法规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种物业形态保持普遍的的效力，还有利于法规的名称与内容相一致（各命名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地方都规定其他物业形态的管理参照条例执行）。物业管理法规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如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等也要进行统一，并与《条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我国政府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放权”，其目标就是要科学设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在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应体现这一趋势，裁减强制性条款，而增加对业主自治的授权性条款，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行政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负责对物业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三、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因此各地的立法应当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业主对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为实现业主自治创造条件。另外，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召集的程序方面也应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规定业主有权自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四、理顺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确立业主大会法律主体地位。鉴于各地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定位相互矛盾，要与《条例》相一致，就应当规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调整，增加业主大会的职权，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业主大会日常工作。因为《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业主大会的业主自治组织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以便于其行使自治权利。
证据规则篇十
由于受历史传统、诉讼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证明证据是否合法，特别是控诉证据是否合法的责任主要由控方承担，并且，控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其所提出的证据将会被推定为不合法的排除。
证明控诉证据是否合法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是现代法治国家原则的基本要求。法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要求一国法律效力范围内的所有主体，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普通公民，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特别是国家机关在实现其公务职能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规则和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和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犯罪追诉权的，其所进行的活动理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和要求，当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当然应由其自身承担证明其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因此我国在立法时也应明确规定，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主要应由控方承担。而事实上，我国现行立法的有关规定已体现了应由作为国家机关的控方承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这一规则的基本要求。如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明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责任由作为被告方的行政机关承担，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其行政行为是合法的，法庭就会推定其行政行为是非法的，而予以撤销或变更。
在我国，由控方而不是辩方承担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比在其他国家更为必要。在西方许多国家，虽然绝大多数侦查活动辩护方无权参与，但随着刑事程序公开性的加强，已有相当一部分侦查取证活动被告人或辩护律师是有权参与的，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勘验现场等，并且西方许多国家立法还普遍赋予了被追诉者，特别是其辩护律师比较广泛的调查权。而在我国，几乎所有控方的侦查活动辩方都无权参与，被追诉者本人无权调查取证，被追诉者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也受到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几重限制，被诉方几乎没有任何手段来获悉控方的取证行为是否合法，因此在我国要求由辩护方承担证明控诉证据合法性的责任是缺少立法基础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由控方承担控诉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这一规则的确立也会给我国侦查和追诉犯罪的活动增加一定的难度。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在侦探犯罪时不仅要注意收集和保全证明所指控的实体事实存在的证据，而且要注意制作和收集证明侦查和起诉的程序活动合法的证据。否则，就有可能导致控诉方所提出的证据即使是合法的，也会由于没有必要的证据来证明而被排除。为此，我们必须注意相关的制度设计。参考国外的成功做法，可以考虑设立或完善以下制度：
首先是扩大辩护律师对侦查程序的参与范围。可考虑由法律明确规定，只要律师的参与不会给犯罪侦查带来过于不利的影响，绝大多数侦查活动，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辩护律师都有权参与。参与侦查活动的辩护律师有权对侦查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提出异议。如果辩护律师对侦查活动没有异议，就应当在侦查笔录上签名，以便在法庭审判时作为证明控方侦查行为合法的证据。
其次是强化对侦查过程的记录和保全。主要方法是扩大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在侦查过程中的应用。可考虑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一些重要的侦查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关键性证据的收集过程，必须用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加以记录和保全，以作为日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如英国法律即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两盘录像带，以证明警察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再次是建立司法人身检查制度。即侦查机关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被害人、证人后，应依职权或应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证人的要求对其进行人身检查，以作为证明讯问或询问过程中是否合法的依据。
最后是扩大见证人的使用范围。由法律明确规定，只要不会给侦查活动带来过于不利的影响，侦查机关在进行调查取证时就必须邀请见证人到场，这样既可以监督侦查活动依法进行，又可以作为开庭审判时证明证据合法的依据。
证据规则篇十一
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确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标志着我国逐渐将国家的部分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体系中。20多年以来，行政法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群众在行政法中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司法救助，公民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一些弊端也逐步突显，最为突出的就是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问题，其认定规则设计的科学性不断遭受质疑，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也较为复杂。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以行政主体理论为依托，与行政诉讼被告对应的是行政主体。社会进步的同时，行政主体也呈多样化发展，不断出现各种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而行政诉讼制度中强调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必备条件，即要么是行政机关，要么是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此一来就排除了部分公共行政组织成为被告的可能，其后果是行政相对人无法将这些组织不当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诉至法院，人民权利的保障遭遇瓶颈。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有效解决理论和实务界中存在的疑惑，构建新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
一、何为行政诉讼被告。
在我国，公权力一方独大的局面往往导致的是行政公权力有意无意地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力，在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行政救济作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最后屏障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行政相对人会选择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行政诉讼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予以救济。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需要在庞杂的行政组织系统中确立某一行政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整个诉讼程序能否继续进行的前提。任何诉讼中的原、被告都不可或缺，如果无法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形式上就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因此，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认行政诉讼被告。本文囿于篇幅，并未深入展开对行政主体理论的论述，仅以该理论为基点探讨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问题。
(一)我国的适格行政诉讼被告分析。
行政诉讼程序中缺少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法正常启动行政诉讼程序。日本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适格应当是具备法律规定能够参加诉讼程序的一种资格。也就是说，符合法定条件的即为适格，反之则不适格。法院对于被告不适格，通常的做法是建议原告重新起诉确定正确的被告，或者直接作出驳回起诉的决定。我国对行政诉讼被告下的定义是：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在法律层面上赋予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出告诉后，被通知参与应诉的具有行政权力的机关或得到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文规定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我国对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可以参见相关学者的观点。简单来说，我国对被告资格的确认往往与行政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
(二)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诉解释》采用了总结式和列举式的方式规定了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最初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以及经过复议而被列入被告的范围。并且从《行诉解释》的相关规定来看，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应是行政诉讼的被告，而行政机构和组织在得到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后，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根据《行政诉讼法》，具备三个条件即为法律上的行政诉讼被告：1.有法律意义上的行政主体资格(具有独立的财产、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2.原告的合法权益因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而受到侵害;3.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向其发出应诉通知。具体来说，我国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主要有两个规则：1.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才能是行政诉讼法上的被告;2.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同时还必须是行政主体。即是说，我国在行政主体理论支持下确立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导致的问题是某一主体做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律上未必就是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而未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在某些条件下却又能够成为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
二、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应是何关系。
(一)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关系。
1990年的《行政诉讼法》在颁布伊始就面临如何设定行政诉讼被告的难题，面对这一个新鲜事物，当时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比较茫然。在发展过程中，行政诉讼被告制度以行政主体的角度进行切入，学术界慢慢认同了这一观点。可以这样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受到实用主义动机的影响，自《行政诉讼法》纳入国家法律发展体系之始，行政主体也就等同于行政诉讼被告。由于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发展在前，而后才有了行政主体理论，加之我国理论界对行政主体的研究不够深入，进而导致了行政诉讼被告制度的畸形发展，其理论基础并不坚固。行政主体理论认为，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须是法律上认可的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能够在国家范围内实施行政行为，并具有能够为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独立责任的能力，即权、名、责相统一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被告必须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如果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主体，无论其通过何种手段，都不可能成为行政法律制度中的行政诉讼被告。但是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应该能够清晰辨别出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两者之间的区别：行政主体理论需要解决的是实体法上的分歧，需要明晰的是法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为了确定主体的法律性质，如何确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以及其所享有的法律权限问题，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集中在程序法上，关键解决的是主体的行政行为及其导致的法律后果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要找出不合理行政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这两者一个是实体法问题，一个是程序法问题，是有着本质上区别的。行政诉讼被告并不必然就是行政主体，司法实践中适格行政诉讼被告标准以行政主体标准为准，将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
除此之外，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规则以行政主体理论为依托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实体与程序的矛盾：行政主体属于实体法问题，程序法解决的是被告资格的问题。在审查起诉阶段所要解决的是程序法的问题，也就是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行政主体的问题更应该是放在后面的实体法适用来解决，这种将行政主体放在审查起诉阶段的模式，已经超出了程序法的权限，这就造成了实体与程序的矛盾。
(二)国外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关系。
面对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两者模糊不清的情况，我们须通过一定的方法使这两者的关系明晰开来。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需要明确的是，行政诉讼被告并非完全等同于行政主体。如耶林所说，从别国借鉴来的法律制度仅仅是简单的适用和必要的手段。我国发展的行政法理论不可否认是受到域外成功经验的影响，如果能够深入了解域外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必将对我国此类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与国外不同，我国在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上较为复杂。受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文化的影响，当今世界划分为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两大法系在法律体系的设置上各有不同，但行政主体并不与行政诉讼被告捆绑在一起。“谁行为，谁被告”主要是指某一组织只要在行使公共权力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不论其组织性质如何，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只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出诉讼，均可以成为法律上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行为主体规则是指，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只要存在对外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公权力的情形，一旦这样的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权益，在被提出诉讼时均能够成为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适格被告。“谁行为、谁被告”实现了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笔者通过研读国外资料，认为国外在行政诉讼被告认定上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不是一码事，作为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其成为行政诉讼被告是基于其行为，而不是基于其行政主体的身份，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先决条件并非是否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在日本，行政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主体。在德国，行政诉讼被告可以是具有公法性质的行为主体。2.行政诉讼被告必然是实施了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或者组织，这样能够迅速找到适格被告，方便当事人进行诉讼。在法国，行政法院采取对被告资格宽松的解释方式，就是为了给他人带来便利。英国大部分的机构都可以成为被告，英王除外。3.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或组织具备法律上的被告资格，但最终法律责任的归属者是行政主体。换句话说，即使行政机关或组织被撤销或者被合并，但是行政主体却是稳定的，法院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总能找出行政行为的最终责任者。
(三)行政主体不应等同于行政诉讼被告。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是“谁主体，谁被告”。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法律实务层面上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行政主体固然要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其成为适格被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行政诉讼程序中的适格被告仅仅是形式上的被告，这样设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原告的诉权能够尽快的得到法院的支持，而法院最终裁判由谁来承担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才是实质上的被告，程序法所要解决的仅仅是程序上的被告。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是舶来品，在引进之初仅仅是用了行政主体这一法律术语，而将其本来的内容剥离出去，塞进的却是我国自己的东西，对其原来的内容作了实质性的改变，这就导致了国内理论不同于国外。国外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制度中规定的适格被告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用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了。国外采用的是“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确认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并不要求适格被告一定要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但行政主体并不因此而无需承担终极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我国将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混为一谈，缩小了被告范围的同时也意味着能够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权力也很少。而行政相对人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难以对哪一机关或组织是适格被告作出正确认定，这无疑导致了诉讼程序复杂化。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行政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谁主体，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不断凸显其弊端：1.按照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做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组织并不一定是适格的被告，如果需要诉讼的话，则由其背后的行政主体出庭应诉，行政主体忙于应付完全不了解的诉讼，无疑对是对行政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的广大民众还是不想到法院打官司，行政诉讼复杂的程序让人民群众无所适从。2.行政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同时，行使行政公权力的主体也朝多元化发展，不仅机关、组织可以行使行政公权力，而且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个人也可能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一味的坚持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一旦非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那么受害者的权益保护就无从谈起。3.“谁主体，谁被告”的制度易导致行政相对人诉讼无门，对那些违规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实施者就没有了法律上的监督，司法监督的缺失就有可能导致行政权力的滥用，行使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就难以实现。
正如费希特所言，真正的.学者应该是高度重视人类的，并能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表率。现代社会中，对于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不适应当代需要的制度，适时引进国外“谁行为，谁被告”的理念，重构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
第一，“谁主体，谁被告”这一理论主导了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20多年，不可否认这一理论引进之初为我国行政法领域做出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理论需要实践，更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行政审判案件也趋于复杂。笔者认为，应适时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采用一种新思路来解决行政诉讼被告认定难的问题———采用“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即以行政行为的实施者为行政诉讼被告。
“谁行为，谁被告”要求将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相分离，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将这两者等同起来，不但使得行政主体受制于程序法的条条框框，导致其无法促进我国行政公权力的理性发展，而且受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影响，行政诉讼被告被披上了实体法的外衣，其程序法的色彩无法突显出来。实施了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行政争议行为的实施者能够成为法律层面的被告，是否得到授权均不影响其是适格的被告。虽然不排除个人行使行政公权力侵害他人权益行为的出现，但从我国传统法治文化来看，将自然人列入行政诉讼被告不具有可行性。
笔者认为，采用“谁行为，谁被告”的模式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牵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必要时需进行一定的制裁。法律具有滞后性的特点，作为事后司法监督机制之一的行政诉讼，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有效制裁，保护合法权益，也牵制着行政权力使用者的欲望。确立“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将使得行政权力的实施者在运用公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的时候，不得不认真审视自己的行为，必将会更加注意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在做出某一行为时做到“三思而后行”，尽量避免因为不当的行政行为把自己推向被告席，如此一来，这必将能够有效遏制滥用行政权力现象的出现，也有助于我国建设责任型政府。
第二，确立“谁行为，谁被告”的认定规则，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诉权。行为者为被告首先就解决了原告状告无门的窘境，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找哪个部门为被告更为适宜，更加不用担心错列被告。行政诉讼被告是属于程序法上的范畴，而法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是行政主体，将行为者列为被告，并不会影响法律责任的归属认定，原告的诉权并不会受影响。同时，行政相对人与行为实施者对薄公堂，双方当事人都能更好地陈述事实，法院也能够更好地还原事实，进而作出正确判决，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三，“谁行为，谁被告”意味着行政诉讼被告范围的扩大，行政相对人也能够迅速判断何者为被告，无需再考虑行为者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法院也不需要因被告不适格而驳回原告起诉，这就提高了诉讼效率。行政行为实施者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创造者、实践者，其对这一行政行为因何而设非常清楚，由实施者到法院参与庭审能够避免由其他主体来应诉却不懂涉诉行为设立的目的，导致需延长举证期限、休庭请示等尴尬情形的出现。
总之，将“谁行为，谁被告”确立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资格还原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原本之意，不但方便了行政相对人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能够让不当行使行政公权力的主体遭受到法律上的惩罚性评价，也有利于遏制行政公权力的滥用。
四、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笔者相信，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基本上对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有了初步的构想，这说明我国已经有了确立“谁行为，谁被告”认定规则的土壤。第一，从我国近些年的行政理论和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重新构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内在条件。在行政法理论发展之初，行政主体理论满足了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的需求，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行政主体理论仍然与行政诉讼被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行政主体理论的发展带来的功利性同样也导致我国法律在确定行政诉讼被告存在漏洞，人们逐渐发现了行政主体理论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陷，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司法改革的讨论。人们在探讨如何确立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时，更加注重实用性，而“谁主体，谁被告”这一旧有的判断标准在实践操作中不断遇到困难，人们急需新的确认规则来指导实践。实践中，在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上，法院也在不断进行着创新，最高人民法院甚至专门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给予肯定，这无疑是在实践中给了提示———“谁主体，谁被告”的标准已经无法解决当今社会不断出现的新型行政争议，需要进行革新。同时理论界也在不断为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规则献言献策，以薛刚凌教授、杨伟东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也不断在对我国的行政主体进行反思，呼吁尽早确立“谁行为，谁被告”这一新的标准。
国外关于“谁行为，谁被告”认定规则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理论界也对国外的先进理念做出了合理性的分析，引入新标准并非不可行。从国外的做法来看，适格的行政诉讼被告并非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为了给行政相对人提供诉讼上的便利，往往把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分离开来，这样就减少了法院在确认被告的时间，提高了诉讼庭前效率。理论上说，行为实施者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是具体行政行为最为直接的接触对象，如此也能够方便行政相对人针对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出合理请求，行政相对人也能够更加准确地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而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来说，也更了解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是依据哪些法律法规作出哪一具体的行政行为，由行为实施者参加庭审更加了解行政争议的缘由，如此就大大缩短了案件的审批期限，节约了司法资源。
从国外的审判实践可以看出，法院通过判决认定适格的被告需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这个适格被告却没有法律承担能力，但通过一定方式，总能将隐藏在适格被告背后的“行政主体”找出来，让这个“行政主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前文已经分析了国外运用“谁行为，谁被告”标准的经验，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用于实践，改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认定标准。可见，现行采用的“谁主体，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认定标准在实践中缺乏科学性，适时引进“谁行为，谁被告”的认定规则能够方便当事人起诉，也能够保障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者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质证，新认定规则能够解决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混淆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帮助我们厘清两者的关系，能够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程序，为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贡献绵薄之力。
证据规则篇十二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的是在开庭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至于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unitedstatesvproctorand案中指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判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1】由此可见美国确立的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是其他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trcp）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2】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
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代理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作到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以节省诉讼资源，有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很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因此一些法院，例如19广东省高院就在全国率先制订了《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明确规定了庭前交换证据的形式和程序，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说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证据规则篇十三
证据规则是指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结论等证据的采信、鉴定、推定和规则化的一系列规定。在我的实习经历中，我深刻意识到证据规则在保证司法公正和证据的真实性方面的重要性。在这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证据规则的认识和心得体会。
证据规则的基本原则包括证明责任原则、法定证据原则、自由证据原则和评价证据原则。证明责任原则指的是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真实性。法定证据原则是指法律对一些特定事实的证据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自由证据原则强调的是当事人在举证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提供何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评价证据原则强调的是在对证据进行评价时，应该注重证据的证明力和可信度。
在实践中，我发现证据规则的操作方法对于诉讼案件的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应当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第二，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存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规范的收集和保存，才能保证证据的有效性和可采信性。第三，对不同类型的证据应采取不同的鉴定方式，如书证需要进行鉴定、物证需要进行实验检验等。最后，评价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明力，应充分考虑证据的来源、采集过程、鉴定结论等因素，确保作出的评判符合事实。
在实践中，我也发现了一些证据规则的问题。第一，现行证据规则对于新技术和新类型的证据缺乏明确的规定，无法很好地适应现代化的审判环境。第二，证据规则在操作中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和繁琐性，导致一些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于证据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困难。第三，证据的采信和评价可能存在主观因素的干扰，会对判决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五段：对证据规则的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证据规则进行改进。首先，应该加强对现代科技手段产生的新类型证据的规定和处理。其次，可以在实践中加强对证据规则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于证据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此外，可以设立专门的证据规则评价机构，独立评估和监督证据规则的执行和运用。最后，应加强司法人员对于证据规则的培训和专业素养的提升。
综上所述，证据规则在司法审判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事人、法官和律师来说，理解和运用证据规则是提高诉讼效率、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通过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对于证据规则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并对其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在未来的实践中，能够不断完善和优化证据规则，为实现司法公正和公平提供更好的保障。
证据规则篇十四
内容摘要：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在文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由此提出一些重构我国侦查程序的设想。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程序是一个备受重视的诉讼阶段，起诉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然而，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享有了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可这种权力一旦行使不当，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所说“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2]事实上，社会各界对当前存在的侦查权滥用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与不满，充斥于各大媒体的，经常是这里的警察随意施暴，那里的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甚至还有嫌疑人惨死在审讯室里或者被讯刑后跳楼自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非法羁押一再出现，最近报道的孙志刚事件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问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不能不让人去审视我国的侦查程序整体构造，反思制度设计自身是否存在着缺陷？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西方现存的制度与发展趋势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获得改革的灵感。
一、西方各国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及诉讼价值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两大流派。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诉讼民主化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侦查程序的设计上开始不断借鉴与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融合。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西方各国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表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1、广泛建立了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授权与审查制度。侦查行为直接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益，对其实现司法上的监督是各国都极其关注的，认为有必要将“诉讼”的观念引入侦查程序，以加强对侦查行为的控制。有鉴于此，普遍建立了由法官颁布许可令的“令状制度”，要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都要事先向法官或法院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认为符合法定的'条件后，才能许可进行上述侦查活动。
2、建立了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作为侦查程序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审前羁押会导致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的限制和剥夺，为此，西方各国对审前羁押实施严格的司法控制，将逮捕的行为与逮捕后的羁押予以区分，前者被设计成保证嫌疑人到场或到庭的手段，只能带来较短时间的羁押；而后者作为一种羁押状态，则一律要由法官或法院在双方同时参与下专门加以确认，两者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加以严格分离。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尤其是广泛采用保释制度。嫌疑人有权随时向法院提起申诉或者上诉，以期引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的司法审查。
3、普遍确立了嫌疑人的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侦查机构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陈述的自由，否则整个讯问程序无效，由此获得的口供也将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与沉默权同等重要的是律师帮助权，嫌疑人在被逮捕时或第一次讯问时，都要被告知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无力委托，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1][2][3][4]。
证据规则篇十五
自从1994年深圳颁布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来，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制定了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各地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和行业管理规范，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对促进各地的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我国港台地区物业管理立法，很多法律制度不符合当地物业管理发展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有些条款还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并且过多强调了政府的行政主导地位，而对本应重点保护的业主权利却不够突出，本文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对策。
一、各地立法口径不一，规范相互冲突。
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大多出台在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由于各地物业管理发展的水平不一，立法者对物业管理立法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制定出来的物业管理条例五花八门，在名称上有的称为“物业管理条例”（如杭州），有的称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深圳），有的称为“居住物业管理条例”（如上海），有的称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湖南）等。在内容上也是大相径庭，对很多事项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杭州规定“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职权属于业主大会，而深圳则规定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的职权属于业主委员会，两市对业主委员会职权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业主投票权的计算方面，广东规定住宅按每户计算投票权，而深圳则规定各类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十平方米计算为一票，省与市的规定相互冲突。就是地方条例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如深圳物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中产生”，同条中却又规定“业主委员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那么聘请的'委员以什么身份担任委员？其在业主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类委员行使什么职权？多种问题随之产生。同样，深圳条例在第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区进行物业管理，但在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住宅区开始入住后两年内……业主委员会应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但不得终止委托合同；开始入住两年后……原开发建设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管理”，后者是对前者的明确否定。类似的矛盾几乎每一部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不仅造成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相互冲突，就是同一部条例内部也难以协调，并与《条例》的规定明显不一致，破坏了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统一性。
二、强制性规范过多，业主自治原则体现不够。
与《条例》相比，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一般都明确规定“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保障业主的自治管理权利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往往用强制性条款限制业主的权利。如上海规定“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湖南规定首次业主会应当讨论“确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其他省市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但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方面，很多省市的条例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召集首次业主大会或者负责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业主自己却没有权利组织成立自治组织。在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方面，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和管理，如深圳在业主管理委员会规则中就规定：“各区主管部门应经常检查考核各管委会的运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管委会人员学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及时派员出席或主持业主大会或管委会的重要会议；纠正或撤销业主大会或管委会作出的不符合法规政策的决议、决定；对运作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工作或侵害多数业主权益的管委会，应当及时主持改组或重新组织选举。”此外，深圳市、区主管部门还有权决定管委会委员及执行秘书的停任、任免、撤换、增减（深圳已经几次发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发文免除业主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案例），并且业主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应当“应当报请市、区主管部门派员出席并指导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却都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主导，这能说不是对业主自治权利的干涉吗？在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强行性规范过多，如各地普遍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必须聘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必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根据“示范文本”制定的格式、内容缺乏灵活性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等。
三、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不规范。
在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方面，各地也有很大区别，没有理顺业主委员会于业主大会的关系。如上海、杭州规定“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湖南、天津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会的办事机构”，江苏在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后进行了修改，因此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与《条例》一致，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说法”，但是从业主委员会的职权来看也明显与《条例》不一致。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力非常集中，而忽视了业主大会的作用。如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物业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等。这些事项属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理应由业主自治的最高机构――业主大会来做出决定，并且《条例》也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大，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以致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力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下位法，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各地的物业管理立法不得与《条例》相抵触，否则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所以，对各地的物业管理法规进行修改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修改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统一条例的标题和基本法律概念。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各地的条例统一称为《xx省（市）物业管理条例》为宜，这样有利于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性，()也有利于地方法规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种物业形态保持普遍的的效力，还有利于法规的名称与内容相一致（各命名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地方都规定其他物业形态的管理参照条例执行）。物业管理法规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如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等也要进行统一，并与《条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我国政府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放权”，其目标就是要科学设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在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应体现这一趋势，裁减强制性条款，而增加对业主自治的授权性条款，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行政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负责对物业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三、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因此各地的立法应当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业主对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为实现业主自治创造条件。另外，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召集的程序方面也应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规定业主有权自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四、理顺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确立业主大会法律主体地位。鉴于各地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定位相互矛盾，要与《条例》相一致，就应当规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调整，增加业主大会的职权，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业主大会日常工作。因为《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业主大会的业主自治组织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以便于其行使自治权利。
证据规则篇十六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行政证据规则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作为法治社会的基石，行政证据规则不仅在司法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也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权益保护。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应用行政证据规则，我积极参与学习行政证据规则的课程，并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
在学习行政证据规则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行政证据规则对于司法公正和行政公信力的重要性。行政证据规则旨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决策的公正和合法性。它强调公正的取证程序以及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只有遵循行政证据规则，才能保证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行政决策不受个人的主观意识和偏见的影响。
通过学习行政证据规则，我深刻认识到了证据的重要性和证据收集的复杂性。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合理、合规的证据收集是确保行政决策公正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我学会了如何正确鉴别和运用证据，以及如何提出和反驳证据。这对于我未来从事行政工作或参与行政决策来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遵循行政证据规则是公正行使行政权力的必要条件。行政机关在决策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被诉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决策依法合规。只有遵循行政证据规则，才能减少错误决策的发生，有效维护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行政原则。同时，遵循行政证据规则也可以增加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增强公众对行政公信力的认可。
为了更好地应用行政证据规则，我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加强对行政证据规则的学习和理解，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其次，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提高应用行政证据规则的能力。再次，加强与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结合实际情况，形成更科学、更合理的行政证据规则。最后，不断总结和反思自己的工作，及时修正错误，并积极参与相关培训，提高行政证据规则应用能力。
总结：
学习行政证据规则不仅是提高自身能力的需要，也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通过学习行政证据规则，我深刻认识到证据对于行政决策的重要性，意识到遵循行政证据规则的必要性。今后，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并积极应用行政证据规则，为行政工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作出自己的贡献。
